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丨考古知今·透过文物看河南之二 车驾里的河南
引子：从一车一马到通达天下
　　在安阳殷墟博物苑车马坑展厅内，六辆商代“马车”完整有序地排列着，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车马坑遗迹。
　　车马坑的最南边，是一条8.35米宽、两边设有1.8米宽辅路的大道，其上，4条车辙痕迹清晰可见。仿佛带我们回到3000多年前商王朝的王公贵族驾着“香车宝马”，浩浩荡荡出行的场景。
　　3000多年后，2022年6月20日，一个载入史册的日子。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在全国率先成形，“横”贯东西、“竖”连南北、“点”通晋鲁、“撇”向川府、“捺”指江南，进一步厚植和巩固河南的全国交通重要枢纽地位。
　　联八方，通九州。目前，河南全省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7216公里，位列全国第一方阵；郑州机场国际（地区）通航城市增至42个，全货机航线增至48条，形成横跨欧美亚三大经济区、覆盖全球主要经济体、多点支撑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钢铁驼队”来往奔忙，中欧班列畅行欧亚。河南，一个内畅外联、协同高效的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正加速成形。
　　从前车马很慢，路途遥远。而今车轮滚滚，一日千里。
　　奚仲制舆
　　任重材惟美，多工制不僭。七香参鹤驾，五色间鸾轩。
　　——宋·丁谓《车》
　　《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可见夏代已出现了适应不同用途的交通工具。
　　古代文献中，记载有黄帝、伏羲氏、奚仲等造车传说，也记述夏启曾动用战车征伐有扈氏，商汤伐夏桀时曾动用不少战车，说明夏代造车及用车制度已相当发达。
　　关于“奚仲造车”，《左传》《荀子》《墨子》《说文解字》等均有记载。管仲《管子·形势解》一文中，盛赞奚仲的造车水平，“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机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认为，奚仲所造的“车”应该是具有一定技术标准、具有重大创新的马车。
　　有史料记述奚仲因造车有功，被夏王禹封为“车正”封地为薛国，在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
　　奚仲造车之地在今驻马店平舆县。平舆历史悠久，夏商时期为挚国。
　　平舆县有个流传甚广的故事。相传挚国国君奚仲看到族人拖曳重物靠肩扛手抬，很吃力。他观察后发现，把东西放滚木上移动会省力很多。他选择当地盛产的质地坚硬的槐木，做出圆木轮子，轮子中间掏孔，两轮孔中间穿一根横木，世界上第一辆靠两个轮子转动的木制车辆就这样诞生了，他命名为“舆”。他的这一发明创造，是人类解决交通问题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奚仲，堪称“大国工匠”。
　　因车称“舆”，又因当地地势平坦，后人以“平”字冠名，这也成为“平舆”地名之由来。平舆成为“中国车辆发源地”，名传古今。2008年1月，平舆县被中国民协公布为“中国车舆文化之乡”。
　　车舆无语，历史有痕。
　　穿行平舆县城，车舆文化元素满满。奚仲公园内，由著名画家、雕塑家娄家本设计的巨大雕塑“车舆创世”，令人印象深刻。
　　挚都民俗文化博物馆里，数十辆古老太平车引人注目。太平车由车厢、轸木、车轱辘、车轴等组成，古朴实用又足见巧思匠心。
　　“奚仲在平舆发明的车辆，经两千多年改进，宋代演变为太平车，一直沿用到近代。”我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车舆文化的专家张振立说，太平车是中国古代造车工艺成熟的标志，因其保留夏代“车辀”雏形，有“中国车辆活化石”之誉。
　　太平车，中原一带称“轱辘头车”，亦称“牛车”，坚固耐用、行驶平稳，故曰“太平”。这是我国特别是中原地区古代最重要的农业生产、生活交通工具，农耕、播种、收获时，处处可见其身影。它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堪称我国古代造车史上的瑰宝。
　　随着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太平车逐渐被胶轮马车、架子车、拖拉机、汽车等交通工具取代。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其造车技艺被保留了下来。2006年，平舆县“太平车手工制作工艺”，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平舆地方政府加大经费投入，运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组建工匠队伍复制太平车，对太平车制作技艺抢救和保护。当地还规划了车舆文化园、奚仲宫、舆侯祠、古车舆博物馆等项目，全力打造“车舆文化”品牌。平舆，正成为游客争相奔赴的“诗和远方”。
　　车辙重现
　　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未见君子，寺人之令。
　　——先秦·《车邻》
　　史料记载夏代发明了车辆，却至今未发现夏代车的遗存。截至目前，中国最早的马车见于商代晚期的安阳殷墟遗址，其结构牢固，工艺复杂，距发明时间很久远了。但中国车辆到底起源于何时何处？具体什么模样？至今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真相也在一点点揭开。
　　周口淮阳平粮台遗址，继20世纪80年代发现中国最早的排水管道后，2019年又有了重要发现。考古人员在遗址南城门附近早期道路路面上，发现有车辙痕迹。其中一段车辙双条并进，间距0.8米，被专家推测为“双轮车”车辙印迹。
　　“经碳14测年，其绝对年代距今4200年。这是我国到目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双轮车车辙痕迹，对研究中国车轮的发明、车的起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这一发现，让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淮阳平粮台遗址项目负责人曹艳朋兴奋不已。
　　这表明，中原先民4000多年前就有了使用双轮车的传统，这为商代车马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此前，200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辙，将中国用车历史上推至距今3700年左右。淮阳平粮台遗址车辙的发现，将中国用车的起源至少提前了500年。
　　走在二里头遗址宫殿区南侧大路上，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清晰可见。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赵海涛说，最近又新发掘出超过5米的车辙，两辙间的轨距为1米左右。目前的车辙主要在宫殿区附近，可见双轮车只有最高贵族才能使用。
　　相较于安阳殷墟遗址发现的马车轨距为2.2米至2.4米，无论是平粮台遗址还是二里头遗址，发现的车辙轨距显然窄得多。考古专家许宏认为，这基本上可以肯定它不是马车，而是有某种特殊功用的车子，至于它是用人力还是畜力拉动，目前不得而知。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皂角树遗址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陶盆残片上的“车”字形契刻符号——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中间由“十”字交叉直线串联，上方连接一个椭圆，从上往下看，类似车厢、两只车轮的样子。
　　这个刻符与甲骨文、金文中的“车”字颇相似，同样也有两个类似车轮的圆圈，以及类似车轴和车辀的交叉直线。有学者认为，考虑到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了双轮车留下的车辙痕，刻符出现应非偶然，它应当是二里头时代的“车”字。
　　车辚辚马萧萧
　　天子乃驾雕轸，六骏驳。戴翠帽，倚金较。——东汉·张衡《西京赋》
　　殷墟车马坑、洛阳天子六驾车马坑、三门峡虢国车马坑、郑韩故城车马坑、徐阳墓地车马坑、南阳夏庄墓地车马坑……河南考古屡屡发现不同年代的陪葬车马坑，令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等级分化、礼仪制度，更为世人揭开一段由畜力车开启的漫长交通史。
　　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商代车马坑。这是华夏考古发现的畜力车最早的实物标本。
　　很早以来，我们的先祖们就开始驯化动物为人类交通效劳了。古文献中多有商人先祖“乘马”、“服牛”的记载。《管子·轻重戊》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据专家考证，帛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是驯服。善迁徙和经商的商人，很早驯服牛、马等牲畜驾车。这一创举，对商人大规模迁徙和频繁的经商活动如虎添翼。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在商朝，马车主要是贵族出行代步工具。到了周朝，马车是王公贵族权力的象征。到春秋战国时期，马车成为战争中最重要的武器。当时国力计算以“乘”为单位，有了“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区分。
　　这一切，在河南皆“有迹可循”。
　　虢国车马坑遗址博物馆展厅内，原地陈列虢国国君虢季墓、虢季夫人墓和虢国太子墓三座陪葬车马坑，这是目前中国最大、最早的地下车马军阵，规模庞大、气势恢宏。这让前来参观的游客们惊叹，如置身军阵，仿佛能听到战马嘶鸣。
　　随着车之结构形式逐渐固定，古人开始发挥“创新创造力”，比如加装伞盖、帷幔、防雨防晒等装置，不断提升体验感、舒适感。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历经战争洗礼后，车辆结构和性能日臻成熟。有的车，可立、可坐、可卧，乘用舒适，装饰奢华……
　　2017年7月，2400年前春秋时期郑国国君出行的“豪华房车”，呈现在新郑市郑国车马坑景区3号车马坑内。新发掘出的1号车，车长2.56米、宽1.66米，车舆顶部有防雨防晒设施，顶部周边装饰管状铜器、骨器，车篷上有彩席遗痕，车轮辐条多达26根，足见墓主人身份的尊贵。
　　主持发掘工作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马俊才说：“这是迄今为止郑韩故城内所见形制最大、装饰最奢华的马车，为郑国国君出行的‘一号公车’”。
　　“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时礼制森严，出门坐马车要讲究礼仪规矩的。天子到底有没有“驾六”？天子如何“驾六”？自汉代以来，因缺乏实物佐证，夏商周三代天子是“驾六”还是“驾四”，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2002年，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现，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馆长贾中宝说，当年考古工作者在洛阳周王城广场，发现397座东周墓葬和18个车马坑，震惊世界。这支“豪华车队”由北向南摆放，其中一辆马车车辕两旁成排对称摆放6匹马尸骨，正是天子之乘。
　　汉朝时，“贵者乘车，贱者徒行”，在南阳汉画馆，展厅有一幅极为壮观的车骑出行图像：图中心位置为两驾装饰华贵的马车，车前有七人骑马先导，车后又有八人骑马随行，再现了汉代贵族出则连车列骑的气派场景。
　　蒲轮辟四门，双縠似雷奔。唐宋明清的漫长历史时期中，马车成了出行、货运的主要交通工具。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就有多处太平车身影。
　　车辚辚，马萧萧。“马车”驰骋中原数千年，催生了璀璨的文明，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它见证了交通方式重大变革，为现代交通大发展大繁荣埋下了重要伏笔。
　　通九州联天下
　　大道南北出，车轮无停日。
　　——南宋·陆游《路傍曲》
　　晚清以后，随着火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马车功能进一步弱化。
　　清朝末年，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京汉铁路应运而生，为中原腹地增添了便捷大通道。据《郑县志》记载：“郑州为古东里，自铁路开通后，粉华靡丽，不亚金陵六朝。”此后，随着陇海铁路通车，郑州成为全国铁路枢纽，商业日渐繁荣，快速发展成大城市。
　　“奚仲造车”数千年后，随着新中国成立，河南交通运输事业迎来历史性变革。1959年，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在洛阳诞生，至今它仍是中国农田耕作的主力军。
　　进入21世纪，河南的交通运输业更是走入蓬勃发展新时代。河南顶尖“王牌”宇通客车，全国市场占有率30%，是全球最大的商用客车生产基地。今年4月，在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上，宇通客车再次担纲重任，连续17年向世界展示中国制造实力与民族品牌魅力。
　　无独有偶，上汽集团郑州发动机分公司一期项目4月份在郑投产。该项目年产能60万台，年产值超过50亿元，郑州成为上汽集团全国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基地。
　　郑州日产主销车型皮卡，多年稳居国内皮卡市场前三位；比亚迪去年落户郑州，主要生产新能源整车和零部件。
　　目前，河南有整车生产企业17家，产能145万辆左右。对于汽车产业发展前景，河南“志存高远”。到“十四五”末，河南乘用车产量达到300万辆，新能源汽车占比30%以上，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今年我省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800公里以上，通车总里程将突破8000公里。
　　6月16日，郑州东站迎来了“复兴号”家族中技术最前沿的新成员——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它们已伴随全国铁路新列车运行图的实施，投入到京广高铁京武段常态化时速350公里高标运营中。
　　6月20日，随着济郑高铁濮郑段的开通，河南“米”字形高铁最后一画终于完成，河南也率先在全国将“米”字画成。
　　车行天下，路通八方。构筑立体交通大格局，河南，将为交通强国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孙勇
　　（成员：温小娟张体义张冬云刘春香胡春娜）
　　图①郑州航空港站。王玮 摄
　　图②2003年，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双轮车辙印。本报资料图
　　图③游客在河南安阳殷墟宫殿宗庙遗址内的车马坑参观（2018年10月14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来源：河南日报

故事只会越来越重，言语却越来越无。重复的图片，重复的文字，就像达叔一样，没有人生的重复，过了就会等着死亡。年时喜欢看飞碟探索，还有画报版的山海经，相信目前的世界里该有一个平行的世界，相信记载的神话总有它的初衷。于是这么一些年年的过去了，该若花一样的那般灿烂,，想沉静在念念不忘，花又为谁怒放。应该若女娲把天补，至于漏下的，就交给有男女的人间吧。

【哲学禅语】如何理解仁与孝的关系这一问题，在汉、宋儒学史上都被

明确提出过。相关的经文首先是《论语·学而》第二章所载孔子弟子有若的话:“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记载“时人或疑仁孝前后之证”，而延笃“乃论之曰”:
　　观夫仁孝之辩，纷然异端，互引典文，代取事据，可谓笃论矣。夫人二致同源，总率百行，非复铢两轻重，必定前后之数也。而如欲分其大较，体而名之，则孝在事亲，仁施品物。施物则功济于时，事亲则德归于己。于己则事寡，济时则功多。推此以言，仁则远矣。然物有出微而著，事有由隐而章。近取诸身，则耳有听受之用，目有察见之明，足有致远之劳，手有饰卫之功，功虽显外，本之者心也。远取诸物，则草木之生，始于萌牙，终于弥蔓，枝叶扶疏，荣华纷缛，末虽繁蔚，致之者根也。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然体大难备，物性好偏，故所施不同，事少两兼者也。如必对其优劣，则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可无讼也。或谓先孝后仁，非仲尼序回、参之意。盖以为仁孝同质而生，纯体之者，则互以为称，虞舜、颜回是也。若偏而体之，则各有其目，公刘、曾参是也。夫曾、闵以孝悌为至德，管仲以九合为仁功，未有论德不先回、参，考功不大夷吾。以此而言，各从其称者也。1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汉代的仁孝之辨主要集中在仁与孝哪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上。这里的优先性问题主要是指仁与孝孰轻孰重、孰优孰劣的德目排序问题，也可能涉及仁与孝孰先孰后的施为次序问题。基于延笃的论述，我们大概可以勾勒出汉代仁孝之辨中可能存在的两种对立看法:一种认为仁优先于孝，主要是就其功而言，如《论语》中所说“博施济众”，以爱而言则呈现了爱的普遍性;另一种认为孝优先于仁，主要是就其心而言，如《孝经》中所说孝为“德之本”，以爱而言则凸显了爱的差等性。延笃试图提出一个调和的观点，即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两者并没有轻重、优劣之别。
　　在具体论述其观点时，延笃首先从命名的角度说明仁与孝的分别，即“孝在事亲，仁施品物”。这大概能代表汉人较普遍的观点，即以爱论仁与孝的共性，而从施为之所及说仁与孝的分别，这与后来宋儒明确以性论仁形成鲜明对照。不过，既然后面延笃说仁与孝“同质而生”，再结合前面所说的“二致同源”，大概可以断言，延笃仍然承认仁与孝有共同的来源，两者只是因所施之不同而有分别。其次，延笃以四体与心之关系、枝叶与根之关系说仁与孝之关系，且正是在此处引用了《孝经》“三才章”的话和上引有子所说的话。这就是说，延笃认可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并引经、譬喻以说明之。再次，延笃指出，孝为仁之本的观点只是表明仁与孝各有所重，即“仁以枝叶扶疏为大，孝以心体本根为先”，并不能由此推导出仁与孝有必定的轻重、优劣之别，如有些人错误认为的“先孝后仁”，正与孔子“序回、参之意”不合。2最后，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延笃基于体性之分别区分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性纯而体之者，如虞舜与颜回，前者以孝见称，后者以仁见称，在孔子那里两者只是“互以为称”，并未因施为路径之别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另一种是性偏而体之者，如公刘与曾参，前者以仁见称，后者以孝见称，在孔子那里亦并未因施为之“各有其目”而有轻重、优劣之别，只是“各从其称”而已，如孔子论德必“先回、参”而考功必“大夷吾”一样。
　　对于上引《论语·学而》第二章，朱子在《论语集注》中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并继承程子的理解将“为仁”释为“行仁”，即以“孝悌为行仁之本”理解有子所说的“孝悌为仁之本”:
　　程子曰:“孝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德有本，本立则其道充大。孝悌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悌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悌之本。”或问:“孝悌为仁之本，此是由孝悌可以至仁否?”曰:“非也。谓行仁自孝悌始，孝悌是仁之一事。谓之行仁之本则可，谓是仁之本则不可。盖仁是性也，孝悌是用也，性中只有个仁义礼智四者而已，何尝有孝悌来?然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故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既然有子在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之前说“本立而道生”，那么，由此文脉而提出的合理的诠释要求就是:应当从本与道的关系去理解孝与仁的关系。如皇侃的疏解就直接将这两种关系对应起来:“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释道也。”程子的新解也不可能不满足这个合理的诠释要求，其新意则在对仁的论说。程子阐发子思、孟子等人的思想为以性论仁，此即“仁是性”。以性论仁仍可以说“仁之道”或“仁道”，由此而有“率性之谓道”之说。在“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性与道之关系，也可以说是本与道的关系，在其中，作为天命之性的仁就是道之本，或者说仁之性是仁之道之本。于是就出现了两个“道之本”:一个是以仁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行;另一个是以孝悌为“道之本”，隐含的是以道为仁之功。要基于前一个“道之本”而恰当地安置后一个“道之本”，就只有将后一个“道之本”中的“本”完全限定在行为领域，即将孝悌理解为作为天命之性的仁的发用，而这一点又与经典中常常以行论孝的实际情况相合。此即程子提出孝悌为“行仁之本”的大体脉络。
　　可见，从“仁是性”与“率性之谓道”的意义关联中呈现出来的是性与道的关系，也就是体用关系，因此我们看到，朱子明确以体用论仁与孝悌，即认为“仁是体，孝悌是用”:“论性，则仁是孝悌之本。惟其有这仁，所以能孝悌。仁是根，孝悌是发出来底;仁是体，孝悌是用;仁是性，孝悌是仁里面事。”6创于程子而为朱子所继承的“仁体孝用论”，实际上成了理学的一个定见。从经典诠释的历史脉络来看，只要承认孟子以性论仁思想在儒门教理中的重要性，就应当承认程子的辨析和新解是符合经义的。相比于汉儒如延笃的看法，程朱的“仁体孝用论”显然更为精当。简言之，“仁体孝用论”以体用方式将仁与孝统一起来，即将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这看似不可兼得的二义统一起来，从而也就将在汉儒那里发生过的仁孝之辨彻底消解了。
　　既然爱的普遍性与爱的差等性并非仅仅出于主观情感，而是由存在之本然秩序(天理)而来的客观要求，那么，要深入理解“仁体孝用论”就不能不引出其背后的支撑性观念，即“理一分殊”。以张载《西铭》中的思想来说，“理一分殊”表现于人伦，即天(地)人之伦与父(母)子之伦的关系。具体来说，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这是理一;而每个人各自有各自的父母，这是分殊。这里隐含的意思是，统一的理呈现为特殊的分，特殊的分收拢于统一的理，理一与分殊在关联中相互成立。“理一分殊”表现于成就人伦的情感，就是爱能博施与爱有差等的关系。质言之，爱能博施正是基于理的普遍性与统一性，爱有差等正是基于分的特殊性与差异性;在“理一分殊”的观念下，博施与差等二义不仅相即无碍，而且相得圆融。反过来说，没有“理一分殊”说，“仁体孝用论”难以成立。“仁体孝用论”是以仁为性、以性为体，但仁体在发用时为何首先指向父母，这一点仅仅以体用观念是无法说明的，而只有基于“理一分殊”说才能说明。
　　在本文中，我选取了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探讨仁与孝的关系。在《仁说》中，朱子以“爱之理、心之德”释仁，其前提是仁为天地之心，且又在论“仁之为道”时特别提到“‘事亲孝，事兄弟，及物恕’，则亦所以行此心也”，这自然与《论语集注》中“孝悌为行仁之本”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仁说》中又以仁为“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这乍一看似与孝为百行之本的传统看法不一致，反倒与前引延笃论仁与孝“二致同源，总率百行”的说法可相互发明。但其实只要澄清此处的“本”正与上引程子的话中的“论性之本”相同，可能的误解就会被消除。将《仁说》中“仁为天地之心”的思想与《论语集注》中“孝为行仁之本”的思想关联起来而能够提出的问题是:既然仁为天地之心，而孝为行仁之本，那么，孝与天地之心有何关系?
　　这个问题完全是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提出来的，所以我们有 理由在朱子的思想脉络中展开分析与推论，以求得出恰当的结论。既然“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天地之心为仁”，那么，生生就是天地之仁心的具体表现。既然天地与万物之间的生与被生的关系类同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那么，天地之心所包含的那种爱也类同于父母对子女的那种爱，也即我们一般所理解的慈爱。9换言之，“天地之大德”从事上说是生生，从心上说是慈爱，这正是“仁为天地之心”的确切含义。既然以爱而言天地之心乃是慈爱，而孝与慈是彼此关联但方向相反的两种爱，那么，我们就应当从孝与慈的关联中去理解孝与天地之心的关系。
　　从我们的实际生活经验来说，基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应去理解孝与慈的关联最为恰当。为人子女者感受到来自父母的慈爱于是油然而生孝敬之心，因此子女的孝乃是对父母之慈的回应。既然天地是所有人的大父母，那么，当一个人感受到出自天地的慈爱时，会有何种自然的回应呢?这是我们能够顺着这个思路所提出的一个正当问题。从儒教以往的历史来看，这个问题似乎难以被提出 ，因为天地作为人的大父母并不像人的亲生父母那样具有一个直观的身体性维度，从而难以出现在日常经验中。在“仁为天地之心”且“仁为人所禀赋于天地之性”的双重观念下，仁直接关乎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孝则关乎人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基于天地之仁与父母之慈的对应关系，既然仁的经验是一种指向天(地)人之伦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与指向父(母)子之伦的慈、孝经验就可能存在一种理解上的平行。这一点也是不难想到的。既然儒教传统中并没有关于天人直接相感的灵性经验描述，再结合前述理一分殊的观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理解。
　　天地以生物之仁感人，人在此感念中思及己身，明父母生我之慈即天地生我之仁，故对天地生物之心有所回应而对父母生爱敬之孝心。人被天地生我之仁爱所感通才有孝，故孝以爱为主;对于天地生我之大恩大德，人怀着感恩之心领受之，故孝以敬为要。10这样，我们对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回答:孝就是人对天地之心的切身感应。理解这一回答的要点首先在于:天地之心乃是孝的终极根源。天地之心流向人心，即人心体会到天地生生之仁;“感而遂通”，天地之心再从人心流回父母，此即孝。人心之所以具有感应天地之心的能力，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人之性禀于天地。11人心对天地之心的感应之所以是孝，关键在于这种感应是切身的。概言之，孝并非一般人所认为的自然情感或仅仅基于血缘的情感，而是人直接“对越天地”产生的一种超越的觉情。天地以仁感人，而人以孝应之，这个在朱子思想脉络中对孝与天地之心之关系的回答，我们称之为“仁感孝应论”。
　　从经典儒学和历史儒学的眼光看，感应思想有明确的经典依据，且无论在汉代还是宋代都颇受重视。《周易·咸》卦之“彖辞”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礼记·乐记》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这都是从气上言感应。汉儒如董仲舒最重视天人感应，这为我们所熟知; 即使作为反动者的王充，也承认天能感人。12北宋五子皆言感应，而以程颢说得最为彻底: “天地之间，只有一个感与应而已。更有甚事!”13相比于前人多从气上说感应，朱子则从心上、理上说感应，如他说: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