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深度：劉兆佳談中策組必要性
香港特區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在即，香港社會普遍關注新一屆政府的架構重組，近期不少聲音呼籲重設“中央政策組”等政策研究機構，以加強政府的戰略和政策研究，研判內外形勢，及把握社情民意等能力。
從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近日正式公佈的參選政綱來看，他提出的“四大政策綱要”中，首要是“強化政府治理能力”。而強化政府治理能力的首個“核心政策” 是“提升管治能力”。李家超表示，會研究政府架構重組，強化戰略謀劃、政策硏究和整體統籌能力，提升施政效能。又提到會廣泛吸納人才，加入政府委員會、諮詢架構等；同時善用智庫的研究能力，建構優質、多元的智庫生態，提升社會整體政策研究的活力。
相關內容雖然細節有待公佈，但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社會對政府架構重組方案的關注。那麼符合社會期望的中央政策組（中策組）或者其他名稱的研究機構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功能？對政府施政可帶來什麼作用？在現時新的國際、國內環境下，中策組又承載什麼新的功能？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近日接受中評社專訪，深入剖析設立中策組之必要。
劉兆佳認為，縱觀海內外，每個政府都應該有自己的政策研究機構來協助政府從宏觀、長遠的戰略角度來分析問題。尤其當今香港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國家發展態勢瞬息萬變，香港內部亦面臨許多挑戰，多種制度及政策改革亟需推行。新一屆政府不僅需要設立一個可以從“務虛”角度研究思考整體、長遠發展問題的類似“中央政策組”的機構（無論其最終命名為何），協助政府更好地駕馭變化中的內外形勢，找准香港發展的方向和定位，指導整個政府重大政策的制定實踐，而且需要擴大這個政策組的規模和提升它在政府架構之內的地位。
具體來說，設立的“中央政策組”需要做到以下幾方面：
第一，能專門深入研究越來越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
現時國際局勢越來越複雜，整個國際格局在變化，並逐漸分為兩大陣營——西方陣營及中國所領導的反西方霸權的陣營。而這一格局的變化，特別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不斷崩塌，對於香港一直作為中西方橋樑的角色會造成什麼衝擊。尤其要考慮及研究美國和西方遏制中國崛起、不斷打擊香港的形勢下，對香港會造成的影響。
第二，要關注及研究國家機遇。
隨著世界經濟中心的向東移動，尤其是中國正在構建一個以“一帶一路”為主體的區域經濟合作體。香港要研究思考如何協助國家構建區域經濟合作體，又可以從中抓住什麼機遇發展自己。這其中必須要掌握國家發展的趨勢、中央的大政方針、尤其是國家對香港的政策能給香港帶來的機遇和影響等。
第三，要研究香港內部情況。
包括掌握香港經濟狀況、政治局勢、社會變遷、香港民意變化等。從而考慮如何提升管治能力和水平，推動香港經濟、產業發展，如何破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包括土地房屋問題、醫療、貧窮及青年人上游等問題。
要做好應對未來危機的準備。
未來一段時間，香港會發生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危機，例如國際金融動蕩，去全球化特別是貿易和金融去全球化加快、去美元化、區域戰爭、海峽兩岸衝突等等，都可能給香港帶來通貨膨脹、民生困頓、失業率上升、社會動蕩等衝擊。
劉兆佳還強調，中央政策組能發揮多大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首及領導班子的重視程度。因此，發揮好中策組的功能，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必須得到特首和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的充分信任及支持，並要求其他政策局與之密切配合。中策組提出的跨部門、跨政策局的政策建議，能夠由特首及領導班子統籌、協調及推進。研究機構的地位也應該與政策局看齊。中央政策組不應該只為行政長官服務，而應該是整個特區政府的智庫。
二，日後的中策組規模要比以前的中央政策組更大，有更多的人員及更足夠的資金支持。因為現時國內外形勢更複雜，要處理的問題更多，因此研究機構的人數必定不能少；同時中策組需要與香港、內地及國際的機構、智庫合作，確保更全面的研究成果。因此需要充足的資金支援。
三，需要積極招覓人才，尤其需要招攬熟悉亞洲事務的人才。研究人員現時在香港非常短缺，中策組應該在香港、內地及海外招覓相關人才。
四，要重視對外和政府內部的合作。
對外方面，中策組應該跟香港內外不同的機構、智庫保持緊密聯繫，定期交流研究成果、經驗，拓寬知識層面，瞭解更多香港及相關地區的發展情況。
對內，要與政府內部緊密合作。中策組必須跟政策局建立密切合作關係，不但能夠向各政策局提供研究建議，也能夠吸收政策局的工作經驗，瞭解其各自在制定、推行政策中可能遇上的情況等等。
另外，對於社會熱議的政府發言人及新聞統籌員制度，劉兆佳認為，政府確實需要一個專門領導和分管政府公關宣傳策略的部門，來制定和處理政府的全盤對外宣傳策略、通過公關策略影響媒體和塑造民意，包括幫助政府在施政過程中得到公眾的瞭解和支持，並能夠有效應對各方的批評意見、特別是一些不懷好意的攻擊和批評。
劉兆佳還強調，在研究和把握民情民意部分，政府不能認為只靠中策組就可全面掌握輿情。中策組可以收集政府和社會上各方面資訊加以整合分析，但政府各部門包括特首及主要官員其實亦擁有自己對民意的溝通與瞭解渠道。在收集和分析社情民意時，民政事務局應該擔當主要的角色。
劉兆佳，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研究領域涵蓋社會及政治發展、比較政治、政治制度、中國政治發展以及香港社會政治發展，著有《思考香港一國兩制的未來》、《香港人的政治心態》、《香港社會的政制改革》、《香港社會的民主與管治》等。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香港特區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在即，香港社會普遍關注新一屆政府的架構重組，近期不少聲音呼籲重設“中央政策組”等政策研究機構，以加強政府的戰略和政策研究，研判內外形勢，及把握社情民意等能力。
從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近日正式公佈的參選政綱來看，他提出的“四大政策綱要”中，首要是“強化政府治理能力”。而強化政府治理能力的首個“核心政策” 是“提升管治能力”。李家超表示，會研究政府架構重組，強化戰略謀劃、政策硏究和整體統籌能力，提升施政效能。又提到會廣泛吸納人才，加入政府委員會、諮詢架構等；同時善用智庫的研究能力，建構優質、多元的智庫生態，提升社會整體政策研究的活力。
相關內容雖然細節有待公佈，但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社會對政府架構重組方案的關注。那麼符合社會期望的中央政策組（中策組）或者其他名稱的研究機構應該具備什麼樣的功能？對政府施政可帶來什麼作用？在現時新的國際、國內環境下，中策組又承載什麼新的功能？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近日接受中評社專訪，深入剖析設立中策組之必要。
劉兆佳認為，縱觀海內外，每個政府都應該有自己的政策研究機構來協助政府從宏觀、長遠的戰略角度來分析問題。尤其當今香港面對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國家發展態勢瞬息萬變，香港內部亦面臨許多挑戰，多種制度及政策改革亟需推行。新一屆政府不僅需要設立一個可以從“務虛”角度研究思考整體、長遠發展問題的類似“中央政策組”的機構（無論其最終命名為何），協助政府更好地駕馭變化中的內外形勢，找准香港發展的方向和定位，指導整個政府重大政策的制定實踐，而且需要擴大這個政策組的規模和提升它在政府架構之內的地位。
具體來說，設立的“中央政策組”需要做到以下幾方面：
第一，能專門深入研究越來越複雜、嚴峻的國際形勢。
現時國際局勢越來越複雜，整個國際格局在變化，並逐漸分為兩大陣營——西方陣營及中國所領導的反西方霸權的陣營。而這一格局的變化，特別是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不斷崩塌，對於香港一直作為中西方橋樑的角色會造成什麼衝擊。尤其要考慮及研究美國和西方遏制中國崛起、不斷打擊香港的形勢下，對香港會造成的影響。
第二，要關注及研究國家機遇。
隨著世界經濟中心的向東移動，尤其是中國正在構建一個以“一帶一路”為主體的區域經濟合作體。香港要研究思考如何協助國家構建區域經濟合作體，又可以從中抓住什麼機遇發展自己。這其中必須要掌握國家發展的趨勢、中央的大政方針、尤其是國家對香港的政策能給香港帶來的機遇和影響等。
第三，要研究香港內部情況。
包括掌握香港經濟狀況、政治局勢、社會變遷、香港民意變化等。從而考慮如何提升管治能力和水平，推動香港經濟、產業發展，如何破解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包括土地房屋問題、醫療、貧窮及青年人上游等問題。
要做好應對未來危機的準備。
未來一段時間，香港會發生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的危機，例如國際金融動蕩，去全球化特別是貿易和金融去全球化加快、去美元化、區域戰爭、海峽兩岸衝突等等，都可能給香港帶來通貨膨脹、民生困頓、失業率上升、社會動蕩等衝擊。
劉兆佳還強調，中央政策組能發揮多大作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首及領導班子的重視程度。因此，發揮好中策組的功能，需要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一，必須得到特首和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的充分信任及支持，並要求其他政策局與之密切配合。中策組提出的跨部門、跨政策局的政策建議，能夠由特首及領導班子統籌、協調及推進。研究機構的地位也應該與政策局看齊。中央政策組不應該只為行政長官服務，而應該是整個特區政府的智庫。
二，日後的中策組規模要比以前的中央政策組更大，有更多的人員及更足夠的資金支持。因為現時國內外形勢更複雜，要處理的問題更多，因此研究機構的人數必定不能少；同時中策組需要與香港、內地及國際的機構、智庫合作，確保更全面的研究成果。因此需要充足的資金支援。
三，需要積極招覓人才，尤其需要招攬熟悉亞洲事務的人才。研究人員現時在香港非常短缺，中策組應該在香港、內地及海外招覓相關人才。
四，要重視對外和政府內部的合作。
對外方面，中策組應該跟香港內外不同的機構、智庫保持緊密聯繫，定期交流研究成果、經驗，拓寬知識層面，瞭解更多香港及相關地區的發展情況。
對內，要與政府內部緊密合作。中策組必須跟政策局建立密切合作關係，不但能夠向各政策局提供研究建議，也能夠吸收政策局的工作經驗，瞭解其各自在制定、推行政策中可能遇上的情況等等。
另外，對於社會熱議的政府發言人及新聞統籌員制度，劉兆佳認為，政府確實需要一個專門領導和分管政府公關宣傳策略的部門，來制定和處理政府的全盤對外宣傳策略、通過公關策略影響媒體和塑造民意，包括幫助政府在施政過程中得到公眾的瞭解和支持，並能夠有效應對各方的批評意見、特別是一些不懷好意的攻擊和批評。
劉兆佳還強調，在研究和把握民情民意部分，政府不能認為只靠中策組就可全面掌握輿情。中策組可以收集政府和社會上各方面資訊加以整合分析，但政府各部門包括特首及主要官員其實亦擁有自己對民意的溝通與瞭解渠道。在收集和分析社情民意時，民政事務局應該擔當主要的角色。
劉兆佳，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前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研究領域涵蓋社會及政治發展、比較政治、政治制度、中國政治發展以及香港社會政治發展，著有《思考香港一國兩制的未來》、《香港人的政治心態》、《香港社會的政制改革》、《香港社會的民主與管治》等。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通告！泉州台商投资区第一阶段工业企业复工复产闭环管理导则
泉州台商投资区第一阶段工业企业复工复产闭环管理导则
一、分类组织企业复产增产
封控区、管控区按有关规定执行，严格对照企业防控新冠肺炎应急处置导则，督促辖区内工业企业切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闭环管理，分类推进工业企业复产增产。
（一）对于连续生产的，以企业（园区）为单位“企自为战”“闭环管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一是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机构。企业（园区）实行闭环管理，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机构，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担任疫情防控机构负责人，明确各层级具体负责人和防疫工作职责。二是落实员工防疫措施。督促员工自我健康监测，做好个人防护，按频次进行核酸检测，每日早晚测量体温，每天做一次抗原试剂测试。引导体温异常或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员工，第一时间到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排除新冠肺炎感染可能后方可上岗工作。严格实行分批错峰，排队分餐，间隔一米，同向而坐就餐制度。三是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企业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报属地乡镇防控疫情应急指挥部备案，并签订承诺书，约定一旦企业出现疫情，防控费用自行承担。四是建立人员出入制度。企业原则上实行“人不出厂、严禁聚集”，实现行政管理、生产工作人员与仓储人员双闭环管理，实行分时间、分区域作业。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本单位生产办公场所，督促外来人员进入厂区配合“福建健康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二码联查，做好测温和信息登记工作，开工后48小时内由企业再组织一次核酸检测，疫情期间实施两天一检。五是规范环境卫生消杀工作。企业要严格落实每天一次卫生环境消杀，对生产车间、物资仓库、办公区域、会议室、卫生间、食堂、宿舍等公共活动场所以及物品的清洁消毒，做到“人、物、环境”同防。
（二）受影响而停产的，开展企业管理能力提升行动。在符合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条件下，组织员工开展操作技能、安全生产等知识培训，或进行设备检修、技术改造，提升员工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同时，组织督促企业做好员工健康管理、闭环管理。
（三）创建“无疫企业”和“无疫园区”。企业要结合市级要求，对照“无疫工厂”和“无疫园区”创建标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提升疫情防控能力，争创“无疫工厂”和“无疫园区”。
（四）严格落实干部挂钩规上工业企业制度。挂钩干部要及时了解掌握企业需求，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和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配齐防疫专员，确保安全有序。
二、落实企业闭环管理
依托交通检疫组成立交通物流协调机构，及时协调解决企业运输畅通问题，根据车辆、司机的实际行程实施通行管控，原则上企业要有稳定的运输车队，相对固定车辆，固定驾驶员，严禁简单以车籍地、户籍地作为限制通行条件。
（一）保障企业货运闭环畅通
1.企业货车区域内通行：按照泉州台商投资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关于启用台商区企业生产生活物资运输及紧急就医等车辆通行证的通知》（泉台防控指〔2022〕13号）要求核发通行证，并按泉州台商投资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交通查验保障物流畅通工作的通知》（泉台防控指办〔2022〕36号）查验车辆通行。
2.企业货车区域外（非疫区）通行：一是推行“泉通行”程序，切实提高运输车辆查验效率和通行速度。二是持续开展健康码“白名单”申报，确保工业企业物资运输车辆运输畅通。各乡镇要抓紧收集符合条件的驾驶员信息及时报送科技经济发展局汇总，科技经济发展局主动靠前服务，即收即审即报。
3.物资运输驾驶员管理：一是企业要落实物资运输司机每24小时内核酸检测，确保非运输需求驾驶员不得离厂，驾驶员要居住在通风条件良好的单人宿舍，有条件的企业要驾驶员宿舍单独一栋。二是企业货车出行需全程封闭行车，原则上不得下车、不得接触他人。三是进出车辆不得搭乘非驾驶员。
（二）保障员工闭环出行
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非必要通勤严格落实“人不出厂”。一是落实企业员工闭环管理，企业要通过防疫专员（组），为所有员工建立健康档案，含记录员工体温、核酸、重点地区旅居史等信息；有条件的企业，员工原则上要住厂区。二是确需通勤的，以所在乡镇为管控单元，允许凭统一的“人员通行证”在通勤时间（早上7点—9点，下午6点—8点）“点对点”通行，其余时间不得外出，员工在通勤期间不得随意逗留、闲逛，经查实不按要求通行的，取消所在企业通行证。三是复产的员工必须是24日以来在我区连续三次核酸检测阴性的人员。四是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根据泉州台商投资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关于启动台商区企业生产生活物资运输及紧急就医等车辆通行证的通知》（泉台防控指〔2022〕13号）要求，申请企业员工闭环管理接送通行证，在通勤时段专车“点对点”接送员工，专车需配备防疫专员。
三、扎实抓好安全生产
一是制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方案，企业要针对开工复产中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制定开工复产工作方案。二是开展全员安全生产培训，企业根据各自安全风险特点，召开安全生产动员会，特种作业人员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方可上岗作业。三是组织应急处置演练，企业应根据复工复产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类别和危害特点，结合全年应急演练计划，组织有针对性的应急救援演练。四是组织全面安全“体检”，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带队，组织开展一次全面自查，对照泉州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检查清单》，严防设备设施带病运行。行业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将开展现场督导检查，不符合条件要求的企业需整改到位才可开工。
本通告自4月4日至4月7日期间实行，将根据疫情形势进行动态调整。
泉州台商投资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
2022年4月4日
来源：泉州台商投资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
泉州台商投资区第一阶段工业企业复工复产闭环管理导则
一、分类组织企业复产增产
封控区、管控区按有关规定执行，严格对照企业防控新冠肺炎应急处置导则，督促辖区内工业企业切实履行疫情防控主体责任，闭环管理，分类推进工业企业复产增产。
（一）对于连续生产的，以企业（园区）为单位“企自为战”“闭环管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一是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机构。企业（园区）实行闭环管理，建立疫情防控工作机构，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担任疫情防控机构负责人，明确各层级具体负责人和防疫工作职责。二是落实员工防疫措施。督促员工自我健康监测，做好个人防护，按频次进行核酸检测，每日早晚测量体温，每天做一次抗原试剂测试。引导体温异常或有发热、咳嗽等症状的员工，第一时间到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就诊，排除新冠肺炎感染可能后方可上岗工作。严格实行分批错峰，排队分餐，间隔一米，同向而坐就餐制度。三是签订疫情防控承诺书。企业制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报属地乡镇防控疫情应急指挥部备案，并签订承诺书，约定一旦企业出现疫情，防控费用自行承担。四是建立人员出入制度。企业原则上实行“人不出厂、严禁聚集”，实现行政管理、生产工作人员与仓储人员双闭环管理，实行分时间、分区域作业。严禁无关人员进入本单位生产办公场所，督促外来人员进入厂区配合“福建健康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二码联查，做好测温和信息登记工作，开工后48小时内由企业再组织一次核酸检测，疫情期间实施两天一检。五是规范环境卫生消杀工作。企业要严格落实每天一次卫生环境消杀，对生产车间、物资仓库、办公区域、会议室、卫生间、食堂、宿舍等公共活动场所以及物品的清洁消毒，做到“人、物、环境”同防。
（二）受影响而停产的，开展企业管理能力提升行动。在符合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条件下，组织员工开展操作技能、安全生产等知识培训，或进行设备检修、技术改造，提升员工技术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促进企业提质增效。同时，组织督促企业做好员工健康管理、闭环管理。
（三）创建“无疫企业”和“无疫园区”。企业要结合市级要求，对照“无疫工厂”和“无疫园区”创建标准，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提升疫情防控能力，争创“无疫工厂”和“无疫园区”。
（四）严格落实干部挂钩规上工业企业制度。挂钩干部要及时了解掌握企业需求，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和复工复产安全生产工作，配齐防疫专员，确保安全有序。
二、落实企业闭环管理
依托交通检疫组成立交通物流协调机构，及时协调解决企业运输畅通问题，根据车辆、司机的实际行程实施通行管控，原则上企业要有稳定的运输车队，相对固定车辆，固定驾驶员，严禁简单以车籍地、户籍地作为限制通行条件。
（一）保障企业货运闭环畅通
1.企业货车区域内通行：按照泉州台商投资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关于启用台商区企业生产生活物资运输及紧急就医等车辆通行证的通知》（泉台防控指〔2022〕13号）要求核发通行证，并按泉州台商投资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交通查验保障物流畅通工作的通知》（泉台防控指办〔2022〕36号）查验车辆通行。
2.企业货车区域外（非疫区）通行：一是推行“泉通行”程序，切实提高运输车辆查验效率和通行速度。二是持续开展健康码“白名单”申报，确保工业企业物资运输车辆运输畅通。各乡镇要抓紧收集符合条件的驾驶员信息及时报送科技经济发展局汇总，科技经济发展局主动靠前服务，即收即审即报。
3.物资运输驾驶员管理：一是企业要落实物资运输司机每24小时内核酸检测，确保非运输需求驾驶员不得离厂，驾驶员要居住在通风条件良好的单人宿舍，有条件的企业要驾驶员宿舍单独一栋。二是企业货车出行需全程封闭行车，原则上不得下车、不得接触他人。三是进出车辆不得搭乘非驾驶员。
（二）保障员工闭环出行
在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序推进复工复产，非必要通勤严格落实“人不出厂”。一是落实企业员工闭环管理，企业要通过防疫专员（组），为所有员工建立健康档案，含记录员工体温、核酸、重点地区旅居史等信息；有条件的企业，员工原则上要住厂区。二是确需通勤的，以所在乡镇为管控单元，允许凭统一的“人员通行证”在通勤时间（早上7点—9点，下午6点—8点）“点对点”通行，其余时间不得外出，员工在通勤期间不得随意逗留、闲逛，经查实不按要求通行的，取消所在企业通行证。三是复产的员工必须是24日以来在我区连续三次核酸检测阴性的人员。四是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根据泉州台商投资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关于启动台商区企业生产生活物资运输及紧急就医等车辆通行证的通知》（泉台防控指〔2022〕13号）要求，申请企业员工闭环管理接送通行证，在通勤时段专车“点对点”接送员工，专车需配备防疫专员。
三、扎实抓好安全生产
一是制定复工复产安全生产方案，企业要针对开工复产中存在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制定开工复产工作方案。二是开展全员安全生产培训，企业根据各自安全风险特点，召开安全生产动员会，特种作业人员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方可上岗作业。三是组织应急处置演练，企业应根据复工复产可能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类别和危害特点，结合全年应急演练计划，组织有针对性的应急救援演练。四是组织全面安全“体检”，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带队，组织开展一次全面自查，对照泉州市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检查清单》，严防设备设施带病运行。行业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将开展现场督导检查，不符合条件要求的企业需整改到位才可开工。
本通告自4月4日至4月7日期间实行，将根据疫情形势进行动态调整。
泉州台商投资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
2022年4月4日
来源：泉州台商投资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指挥部
#美历史学家称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美历史学家接受《环球时报》专访：#美国正进行秘密生物武器项目# 】 美国德特里克堡军事基地和设在乌克兰等近30个国家的300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干了什么？美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凯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我认为美国正在进行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杰弗里·凯长期致力于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黑历史，退休前在旧金山开设心理诊所帮助遭受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虐待的人。他著有《关塔那摩的掩盖》一书，揭露美国使用酷刑的恶行。他告诉记者，美方近年来公布的文件已“实锤”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而且，作为唯一在多场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国家，美国仍表现出继续使用相关武器的危险倾向，令世人担心。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一直试图掩盖真相，为所欲为，反对《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建立核查机制。而国际社会需要做的就是敦促美国公开更多信息，并组建由高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的调查团。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同侵华日军731部队高度相似的生物武器”
环球时报：您长期研究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的史料，并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公布的与细菌战有关的文件称为“能证明美国实施细菌战黑历史拼图中的最后一块”。在查阅CIA的解密文件后，您发现了什么？为什么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了细菌战？
杰弗里·凯：我们可以百分之百确定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进行细菌战。这是基于多年来数百名目击者向不同调查人员提供的证据、美国国防部未经审查的可以查阅的文件、CIA已解密的朝鲜战争期间美方截获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络记录，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陆战队军官关于细菌战行动的一些近代声明。
2010年，也就是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CIA决定解密一些高度机密的文件。我发现其中有20多份中朝两军内部通报遭遇美国细菌战打击的实际内容。这些文件由美国安全部门拦截并进行翻译和分析。我从这些文件中找到很多中朝军队向他们的指挥官报告受到细菌武器攻击的情况，如需要滴滴涕来帮助杀死被感染的昆虫、供给遭到破坏、因生物武器攻击部队无法行动等。这些美方实时获取的联络记录，证明了细菌攻击的发生。
环球时报：提到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使用生物武器，我们想知道，为什么直到近些年，美国的战争罪行才被CIA解密的文件所证实呢？
杰弗里·凯：在美国，很多关于朝鲜战争的资料都属于机密，而且有的至今仍未脱密。我也是近期才非常震惊地发现，在冷战期间，从1951年到1965年，美国海关等部门截获大量来自苏联、中国、朝鲜以及东欧国家的材料，包含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事实。但美国方面宣称，“这些都是相关国家的政治宣传”，并将材料销毁。
环球时报：二战接近尾声时，美国加紧改进细菌武器，并与侵华日军731部队这样的恶魔勾搭在一起。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与侵华日军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曾是德堡的生物武器顾问。您认为，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可能同日军731部队有关联，并提议国际社会应组建调查团对此进行调查。为什么推动调查这样难？阻力在哪里？
杰弗里·凯：美军在细菌战中使用的生物武器同日军731部队当年研究的生物武器高度相似。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完全相同，因为很多文件是机密的。但对任何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两者有关联是非常可能的。美国陆军化学兵团主要负责美国生物战计划，该兵团在1953年的一份内部文件中提到朝鲜的“有限战争”，以及如何为了提高短期战斗效能把使用生物武器作为“临时政策”。我认为这些“临时政策性武器”就是日军731部队采取的武器类型，比如羽毛炸弹（让鸟类的羽毛沾染病毒），以及在中国使用的昆虫武器等。在美国与日军731部队和石井四郎签订协议后，朝鲜战场实际上成为美国从日本手中“继承”的生物武器遗产的大规模实验地。
至于说为什么推动对美国的调查这么难，或者说为什么让人们对这件事感兴趣这么难，一部分原因是冷战遗留问题，美国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对任何揭露自己罪行的人都非常敌视。我们可以看看朱利安·阿桑奇的遭遇。阿桑奇曝光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罪行，下场是他今天仍在英国的监狱中，正与拒绝被引渡到美国做斗争。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很令人震惊，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就像是一个已将控制渗透到学术界和媒体的极权政府，一些人担心如果推动美国公开使用生物武器的资料或呼吁对此展开调查就会葬送他们的职业生涯。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说。人们害怕采取行动，这一幕我见多了，这很可悲。
“美国不敢公布全球生物实验室真相”
环球时报：最近几年，国际社会对美国本土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以及美国设在全球，特别是俄罗斯周边（独联体国家）的大量生物实验室存在质疑。哈萨克斯坦等多国曾出现怪异的生物病毒灾难，有关让美国将这些实验室真相公之于众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规定？对美国在全球搞300多家生物实验室的做法，您是否感到担忧？
杰弗里·凯：是的，很多人担心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国家，正在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这些实验室里有很多秘密——俄乌冲突升级后，乌克兰实验室的有关文件被销毁、带走或者移除。美国政府或许会说他们在海外的生物实验室主要是为了与各国合作监测现存的生物威胁，这些威胁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可能来自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攻击。但实际上，每个对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生物武器计划进行过深入了解甚至稍有认知的人都知道，研究是出于防御的目的，比如监测生物病原体，还是用于攻击的目的，这之间通常只有极其细微的界限。事实上，我在研究朝鲜战争时发现，不止一次的生物武器研究被确认打着所谓“防御性生物武器研究”的旗号。早在1948年，美国陆军化学兵团顾问委员会主席就曾说过：“利用昆虫作为媒介投放生物制剂的进攻性应用被所谓‘控制昆虫’的防御性研究所掩盖。”
我们现在没法确切地说美国在掩盖什么，但我们确实知道美国一直以来在反对什么。长期以来，美国在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这导致该国际公约“没有牙齿”，美国可以为所欲为，不会被审查。
环球时报：美国政府最近就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的问题发出混乱和自相矛盾的信息，您觉得美国在乌克兰境内的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美国为何一再拒绝国际社会调查其海外生物实验室的要求？他们在担心或害怕什么？
杰弗里·凯：美国需要公开能说明这些实验室在干什么的有关文件。但问题是，他们不会这么做。我认为美国也需要公开七八十年前生物战计划的全部真相，因为除非你了解美国生物战的历史和秘密，了解生物战计划与CIA及学术界的关系等，你才能真正了解这些实验室到底在干什么。但现在，你在美国听到的都是关于俄罗斯的坏话，因为俄罗斯指责美国利用鸟类传播生物病原体。美国长期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直有研究鸟类迁徙模式和病原体的计划，并将其作为生物战计划的一部分向德特里克堡报告。美国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公开所有的档案，我们需要解密可以追溯到包括二战末期、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时期的文件，以便我们可以弄清楚美国在数百个生物实验室中所做的事情。但他们不敢这么做，是因为害怕一旦这么做会被证明美国违反《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早在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政府就决定将其所有正在进行的生物武器研究高度保密，这种保密性一直持续到今天。我仍在尝试收集信息，但我认为一个秘密的生物武器项目正在进行。
“美国有再次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
环球时报：让我们再谈谈德特里克堡。您曾表示：“德特里克堡过去曾是、现在仍是美国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早在上世纪50年代，他们就与CIA密切合作，在德特里克堡成立‘特种作战部’，专门从事生物武器制造。”您还注意到，美军在朝鲜战争中实施细菌战后，德特里克堡多名生物武器研究人员接连暴毙，而美国军方从未公布对此事进行的调查情况。美国民间对此为什么保持沉默？
杰弗里·凯：美国公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德特里克堡发生的一切。美国公众被告知谎言，或者他们只是不想知道——总相信政府是好的，没有做坏事或犯可怕的罪行，这是人类的基本心理。这是一种盲从，而美国文化一直鼓励这种盲从。多年来，德特里克堡一直是美国生物战研究的中心。其他一些地区和地方，比如犹他州的达格韦试验场也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计划相关，现在又加上这些海外实验室。德特里克堡的一切都是保密的，这种保密文化已延续好几代人，而且整个美国的政治文化都在强化它，很难被打破。
环球时报：从朝鲜战争看，美国细菌战得到“实锤”，有了这样的黑历史，加上各种证据不断被发现，国际社会如何才能对美国在全球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您又有什么建议？
杰弗里·凯：首先，我们需要曝光更多的信息。如果人们不知道信息，就不会对美国政府采取行动或施加压力。（美国）没有理由对几十年前发生的事情隐瞒，除非曝光当时发生的战争罪行会令其感到尴尬。一切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相关的信息都应公开。日本否认731部队使用细菌战的情况，这非常糟糕。美国几乎同样糟糕。美国（过去）不承认自己也使用过生化武器，而且多年来一直掩盖他们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联盟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曝光他们，需要对这些战争罪行进行调查。据我所知，中国1952年邀请科学家到中国调查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东北地区使用细菌战的情况，他们成立了一个细菌战国际调查团，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这个调查团由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带领。我们需要这种级别的权威人士参与调查，这样世界才能相信调查的结果。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要求美国公开相关信息。
环球时报：美国在二战中对日本使用过核武器，在朝鲜战争中使用过生物武器，在越南战争使用过“橙剂”等化学武器，可以说，美国是唯一在实战中使用这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您如何定义美国的这些行为？
杰弗里·凯：仅就现当代历史而言，最先为人所知的是德国在一战期间用鼻涕虫和病原体来攻击敌方的牲畜，比如马和羊。日本则是第一个大规模使用生化武器对付人类的国家。从上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日本通过侵华日军731部队和相关军事单位使用细菌作为武器。后来，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也使用生物武器。美国还被指控在古巴和东德使用过生物武器。
显然，无论是对朝鲜、中国、古巴等国使用生物武器，还是对越南使用化学武器，这些都是犯罪。虽然我主要致力于揭露美国使用生物武器的罪行，但其他武器同样可怕，都是危险的。美国已表现出使用这些武器的危险倾向，世界上很多人担心美国会再次使用它们。（《环球时报》3月23日7版文章，作者于金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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