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报 | “把脉定向”的11场评估会
近期，北京协和医院连续召开了11场学科高质量发展评估会，邀请国内百名医学专家对该院54个临床医技和平台科室进行学科评估，通过高级别“会诊”，给自己来了一番“体检”，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下一站。
“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哪里？我们应该怎么走？”每一场评估会开场时，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不拼规模拼质量
对北京协和医院而言，中国医学界排头兵的定位，历经百年而愈加清晰。先后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棠等一批医学大家，协和医院为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
然而，展望未来，医院内部对学科发展的讨论也有不少。综合医院的学科发展普遍存在规模小、床位少、人员少、资源受限的情况，如何以小博大、以科博院？
评估会上，该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向阳直言不讳，当前欧美国家仍然引领着妇科肿瘤学科发展的风向，大多数新药、新疗法都由这些国家来牵头研发，“相对较少的临床研究使我们无法产出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的短板”。
北京协和医院曾在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步。“但医院在领导全国乃至全球临床多中心研究方面，在创新转化医学研究方面，还是有短板，这也是我们要补齐的地方。”向阳表示，在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整体诊治策略研究、生殖细胞肿瘤规范诊治，以及妇科肿瘤基于病理、分子和免疫特征的综合诊疗体系的建立与优化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争先，“我们要坚持看别人看不了的病，引领妇科肿瘤疑难病症的临床诊疗方向发展”。
“我们希望在今后3～5年内，提出1～2个新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更改、更新国内艾滋病诊疗指南，建立艾滋病全国规范化诊疗协作网。”在评估会上，该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提到，感染内科在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比较小的科，只有40名员工、38张床，年门诊量约5万人次。
这么“小”的科室，迎战的是诸多医学的难题。21世纪初，李太生及其团队开展了“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研究”项目，不仅证明了国产仿制药的疗效与国外原研药相当，同时提出了治疗领域的“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多中心队列研究，力争实现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的突破。”李太生说。
参加评估会的“大咖”还对李太生提出了更大的难题。“在新冠病毒相关研究中，中国还需在世界上增强声音，非常希望北京协和医院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如果明年、后年再来一个大的感染性疾病，我们能否更加高效地予以应对？”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科李小鹰主任医师发问。
“大咖”敲响了桌子
内分泌科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传统优势强科，收治的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大查房记录甚至被同行“抢购”，被视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近年来，内分泌科年门诊量不断攀升，科研领域涉及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流行病学、临床诊疗和基础研究各个层面。站在如此高的平台上，肩负众多患者治愈疾病、维系健康的期待，用“千钧重担”来形容内分泌科所面临的压力，恰如其分。
站上讲台前，内分泌科主任夏维波先在讲稿上画了重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分泌代谢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前，我们已经在糖尿病、肥胖和骨质疏松症等方面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网络和相应研究队列，今后要形成社区、医院以及协作网共同合作的诊疗和研究模式，通过社区筛查、风险分层、精准治疗、长期随访干预，最终减轻代谢疾病患者长期的疾病负担。”夏维波说。
此处该有掌声，“大咖”却敲响了桌子。解放军总医院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香美院士举例说，国内医生普遍还是用1型糖尿病的临床分期标准判断2型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这是不科学的，“需要突破糖尿病的科研瓶颈，改变科研滞后于临床的现象，希望全国的专家能够一起努力，尽快拿出2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分期标准以指导临床”。
在另一场评估会上，了解到该院重症医学科（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比例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原院长席修明犀利地指出，未来大型城市三甲医院的ICU床位数应占医院总床位数的8%～10%，西方发达国家已达到20%，“ICU床位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应在十万分之三十，而我国才十万分之三。如果大型城市的ICU得不到充分发展，那么在面对重大灾难抢救的时候就无法冲在最前面，所以一定要把ICU的资源测算好”。
“盛景”下提出“发展四问”
一场场评估会，不是给各科室用来展示成绩的。该院邀请医学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分批次听取学科建设专题汇报，提出咨询指导意见。一大批学术泰斗与资深专家从学科发展总体规划的角度出发，从国内国际前沿高度出发，为各科室“把脉定向”。有的评委语重心长，提到北京协和医院不能有技术、能力、学术、人才上的短板；有的专家直言不讳，指出有些学科发展方向还不够明确；有的学者一针见血，指出排名前列的学科在“盛景”下的隐忧……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学科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岩提出了“发展四问”：“哪些是本领域里重要的疾病？哪些是本科室传统的优势？哪些是医院里其他学科非常有优势的工作，又能够交叉融合形成自己的新优势？哪些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参加了4场学科评估会，强调“别太在乎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要在乎的是继续努力”；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赵玉沛院士认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传承与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对北京协和医院各学科如数家珍，提出“让突破点成为学科制高点”；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表示“各学科应立足本院，广泛开展院内外、国际合作”。
“不以发表论文为目标，而是把临床需求凝练为科学问题，认识疾病、解决疾病。”与会专家一句句语重心长的话，汇成了共识：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推进高质量发展，应对标国家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和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结合我国疾病谱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疾病，在公共卫生、预防医学、重大灾难抢救、精神心理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布局，发挥医疗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路径是党建引领、学科带动、人才强基、管理增效。学科评估的目的是注入发展新动力，转变发展新方式，实现发展新格局。看清历史方位才能走向未来。”在总结中，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吴沛新表示，评估会全面、前瞻、动态、务实，各学科明辨了形势、清醒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强化了协同。对于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要以解决大科学问题、书写国际指南、牵头国际国内多中心研究、引领医学发展范式为己任。对于蓬勃发展的学科，要进一步凝练聚焦优势方向，内培外引优秀人才，合纵连横优势学科，作出具有显示度的科学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拥有54个专科、2000余张床位，与国外一流医院相比规模大致相当，在国内却只是中等体量。近40个小时的头脑风暴，让北京协和医院“如何建设一流医院”的方案更为明晰。
“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于医院的综合实力、学科交叉、学科群的整合与重构，立足于国家医学中心、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水平平台建设，聚焦临床治病需要，从临床问题入手，积极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重视成果转化和临床应用，在改善临床结局上力求新的突破。”张抒扬表示，“学科规划要落地，要明确定什么项目、做什么题、建什么平台、靠什么人、结什么果。为此，我们在规划当中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5项清单：平台清单、项目清单、人才清单、技术清单和成果清单。”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张抒扬表示，工作专班正紧锣密鼓将意见建议梳理总结并反馈给科室，科室在此基础上制订完善学科高质量发展规划。医院也将根据学科评估结果，通过机制、资金、平台等条件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来源/健康报
文字/叶龙杰、崔芳、陈明雁、陈恔、徐琨
近期，北京协和医院连续召开了11场学科高质量发展评估会，邀请国内百名医学专家对该院54个临床医技和平台科室进行学科评估，通过高级别“会诊”，给自己来了一番“体检”，以明确高质量发展的下一站。
“我们是谁？我们将走向哪里？我们应该怎么走？”每一场评估会开场时，北京协和医院院长张抒扬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
不拼规模拼质量
对北京协和医院而言，中国医学界排头兵的定位，历经百年而愈加清晰。先后培养出张孝骞、林巧稚、曾宪九、吴阶平、诸福棠等一批医学大家，协和医院为中国建立起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
然而，展望未来，医院内部对学科发展的讨论也有不少。综合医院的学科发展普遍存在规模小、床位少、人员少、资源受限的情况，如何以小博大、以科博院？
评估会上，该院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向阳直言不讳，当前欧美国家仍然引领着妇科肿瘤学科发展的风向，大多数新药、新疗法都由这些国家来牵头研发，“相对较少的临床研究使我们无法产出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的短板”。
北京协和医院曾在妊娠滋养细胞肿瘤、恶性生殖细胞肿瘤的诊治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步。“但医院在领导全国乃至全球临床多中心研究方面，在创新转化医学研究方面，还是有短板，这也是我们要补齐的地方。”向阳表示，在中国女性子宫内膜癌整体诊治策略研究、生殖细胞肿瘤规范诊治，以及妇科肿瘤基于病理、分子和免疫特征的综合诊疗体系的建立与优化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争先，“我们要坚持看别人看不了的病，引领妇科肿瘤疑难病症的临床诊疗方向发展”。
“我们希望在今后3～5年内，提出1～2个新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方案，更改、更新国内艾滋病诊疗指南，建立艾滋病全国规范化诊疗协作网。”在评估会上，该院感染内科主任李太生提到，感染内科在北京协和医院是一个比较小的科，只有40名员工、38张床，年门诊量约5万人次。
这么“小”的科室，迎战的是诸多医学的难题。21世纪初，李太生及其团队开展了“中国艾滋病患者的抗病毒治疗研究”项目，不仅证明了国产仿制药的疗效与国外原研药相当，同时提出了治疗领域的“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继续推进多中心队列研究，力争实现艾滋病功能性治愈的突破。”李太生说。
参加评估会的“大咖”还对李太生提出了更大的难题。“在新冠病毒相关研究中，中国还需在世界上增强声音，非常希望北京协和医院在这方面能有所突破。如果明年、后年再来一个大的感染性疾病，我们能否更加高效地予以应对？”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第八届主任委员、解放军总医院心血管科李小鹰主任医师发问。
“大咖”敲响了桌子
内分泌科是北京协和医院的传统优势强科，收治的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重症患者，大查房记录甚至被同行“抢购”，被视为临床诊断的“金标准”。近年来，内分泌科年门诊量不断攀升，科研领域涉及内分泌代谢疾病的流行病学、临床诊疗和基础研究各个层面。站在如此高的平台上，肩负众多患者治愈疾病、维系健康的期待，用“千钧重担”来形容内分泌科所面临的压力，恰如其分。
站上讲台前，内分泌科主任夏维波先在讲稿上画了重点：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内分泌代谢疾病已经成为严重威胁人民健康的疾病，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控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此前，我们已经在糖尿病、肥胖和骨质疏松症等方面形成了全国的协作网络和相应研究队列，今后要形成社区、医院以及协作网共同合作的诊疗和研究模式，通过社区筛查、风险分层、精准治疗、长期随访干预，最终减轻代谢疾病患者长期的疾病负担。”夏维波说。
此处该有掌声，“大咖”却敲响了桌子。解放军总医院国家慢性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陈香美院士举例说，国内医生普遍还是用1型糖尿病的临床分期标准判断2型糖尿病肾病病程进展，这是不科学的，“需要突破糖尿病的科研瓶颈，改变科研滞后于临床的现象，希望全国的专家能够一起努力，尽快拿出2型糖尿病肾病的临床分期标准以指导临床”。
在另一场评估会上，了解到该院重症医学科（ICU）床位数占医院总床位数比例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原院长席修明犀利地指出，未来大型城市三甲医院的ICU床位数应占医院总床位数的8%～10%，西方发达国家已达到20%，“ICU床位数与人口数的比例应在十万分之三十，而我国才十万分之三。如果大型城市的ICU得不到充分发展，那么在面对重大灾难抢救的时候就无法冲在最前面，所以一定要把ICU的资源测算好”。
“盛景”下提出“发展四问”
一场场评估会，不是给各科室用来展示成绩的。该院邀请医学领域的“战略科学家”和学科带头人，分批次听取学科建设专题汇报，提出咨询指导意见。一大批学术泰斗与资深专家从学科发展总体规划的角度出发，从国内国际前沿高度出发，为各科室“把脉定向”。有的评委语重心长，提到北京协和医院不能有技术、能力、学术、人才上的短板；有的专家直言不讳，指出有些学科发展方向还不够明确；有的学者一针见血，指出排名前列的学科在“盛景”下的隐忧……
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学科高质量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沈岩提出了“发展四问”：“哪些是本领域里重要的疾病？哪些是本科室传统的优势？哪些是医院里其他学科非常有优势的工作，又能够交叉融合形成自己的新优势？哪些是未来一段时间内能够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巴德年参加了4场学科评估会，强调“别太在乎谁排第一、谁排第二，要在乎的是继续努力”；北京协和医院名誉院长赵玉沛院士认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传承与创新”；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对北京协和医院各学科如数家珍，提出“让突破点成为学科制高点”；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表示“各学科应立足本院，广泛开展院内外、国际合作”。
“不以发表论文为目标，而是把临床需求凝练为科学问题，认识疾病、解决疾病。”与会专家一句句语重心长的话，汇成了共识：以北京协和医院为代表的公立医院推进高质量发展，应对标国家高水平科技的自立自强和卫生事业发展的迫切需求，结合我国疾病谱的变化和中国特色疾病，在公共卫生、预防医学、重大灾难抢救、精神心理等方面进行前瞻性布局，发挥医疗国家队的示范引领作用。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
“高质量发展的四大路径是党建引领、学科带动、人才强基、管理增效。学科评估的目的是注入发展新动力，转变发展新方式，实现发展新格局。看清历史方位才能走向未来。”在总结中，北京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吴沛新表示，评估会全面、前瞻、动态、务实，各学科明辨了形势、清醒了认识、明确了方向、强化了协同。对于有国际竞争力的学科，要以解决大科学问题、书写国际指南、牵头国际国内多中心研究、引领医学发展范式为己任。对于蓬勃发展的学科，要进一步凝练聚焦优势方向，内培外引优秀人才，合纵连横优势学科，作出具有显示度的科学研究。
北京协和医院拥有54个专科、2000余张床位，与国外一流医院相比规模大致相当，在国内却只是中等体量。近40个小时的头脑风暴，让北京协和医院“如何建设一流医院”的方案更为明晰。
“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于医院的综合实力、学科交叉、学科群的整合与重构，立足于国家医学中心、疑难重症及罕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高水平平台建设，聚焦临床治病需要，从临床问题入手，积极开展基础与临床研究，重视成果转化和临床应用，在改善临床结局上力求新的突破。”张抒扬表示，“学科规划要落地，要明确定什么项目、做什么题、建什么平台、靠什么人、结什么果。为此，我们在规划当中提出了以目标为导向的5项清单：平台清单、项目清单、人才清单、技术清单和成果清单。”
“专家的意见我们照单全收。”张抒扬表示，工作专班正紧锣密鼓将意见建议梳理总结并反馈给科室，科室在此基础上制订完善学科高质量发展规划。医院也将根据学科评估结果，通过机制、资金、平台等条件支持为学科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来源/健康报
文字/叶龙杰、崔芳、陈明雁、陈恔、徐琨
【出土2600余件文物！#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入选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3月18日，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出土的2600余件套文物再一次为世人揭开了“越文化”的神秘面纱。国字山战国墓葬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提供新思路？又何以刷新中外对“越文化”的认识？东周时期的“吴头楚尾”曾上演怎样纵横捭阖的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江西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2019年度、2020年度发掘领队徐良高和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樟树国字山墓葬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王意乐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从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对重新认识越文化的意义、国字山墓葬出土文物中的多元文化因素等角度，讲述了“越文化”一个新的历史面貌。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江西樟树市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能否为西方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历史提供新思路？
徐良高：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当然可以为国外学者及学术界了解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过去中外学者对中国北方历史认识较多，尤其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历史与文化了解较多。过去一般认为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地区古代是蛮荒之地，这些地方没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并结合过去对江西这一带吴城文化的发现，可以证明中国古代的东南地区，实际上很早就有高度发达的文化，而且也与中原文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正因为江西有这样一个发达的文化基础和与中原文化悠久的联系，所以到秦汉以后才会成为华夏文化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成了秦汉以后的“豫章郡”，这都是早期已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掘，给中外学者认识东南地区早期文化面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于先秦时期的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江西地区的记载是很不充分的。在《左传》和《战国策》等书中只有只言片语，《吴越春秋》《越绝书》等记载吴越历史的也没有多少内容，且成书较晚。因此，对以江西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地区先秦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材料来源主要是不断的考古发现。比如湖北随州曾国墓地，它的考古发掘几乎还原了一个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曾国历史。国字山墓葬的发掘也提供了深入认识南中国这一段历史很好的材料。
国字山墓葬并不是孤立的一个墓，它与筑卫城关系密切。筑卫城聚落群是由筑卫城城址、六七座小型城址、五座以上大型墓葬及六十多个同时期小型聚落组成。若将国字山墓葬本身及出土文物，与江浙、湖南湖北、两广的类似材料做类比，会发现有特别多联系。一些器物的来源、制作工艺和原材料，如出土的一些琉璃制品和香料，甚至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关。这些都给理解东周时期江西和中国南方地区历史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
中新社记者：国字山墓葬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的文物有何特点？有哪些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因素？是否会刷新中外对于“越文化”的认识？
徐良高：首先，国字山墓葬出土的文物等级很高。包括漆器、青铜器、原始瓷等非常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当时很高的工艺制作水平，也反映了江西樟树这一带当时有高度发达的文化；再者，这些文物有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以越文化为主，也包括楚文化、中原文化及江淮地区群舒文化的一些因素，这跟该区域处于一个多元文化交汇地有关；另外，可以看到该墓葬主人是当地地位非常高的一位统治者，他跟当时周边很多地区有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这种多元文化的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技术水平、工艺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交流等。
在可以看到的多元文化里，越文化因素是该墓葬多元文化中的主流因素，这跟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关。这个地域应该是传统意义东南地区，属于百越文化区域。国字山墓葬并结合筑卫城城址可以发现，当时这个地方是越文化西部地区的一个区域政治中心，并且等级地位非常高。所以该墓葬的发掘对我们认识越文化的范围、楚越关系、越文化如何控制它的西部区域、如何面对楚文化，以及越文化如何往南经营，都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早期虽被严重盗扰，但仍出土2600余件套器物。出土器物特点一是“全”。材质全，包含金属、玉石、陶瓷、漆木等；器类全，礼器、乐器、兵器、日常用品、装饰物等基本都有。二是规格高。该墓葬是带兆沟的中字形多室墓，墓室面积230平方米，不管是放在吴越贵族墓还是同时期楚墓里都首屈一指。随葬品数量多，体量大，制作工艺复杂，体现了很高的工艺水准。三是文化因素多样，越文化、楚文化、江淮一带的群舒文化、本地文化甚至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因素在同一座墓葬里共存。但主要还是越文化因素，墓葬形制和结构有很多越国贵族墓特征。大部分青铜器如跪坐人镦、铜镇、铜盘，原始瓷盂、瓷杯，玉器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越文化器物。
江西自古就是百越之地，对于“百越”的理解也是多样。这次在樟树这个远离越国中心的地区发现国字山这样一个与越国王室有密切关系的越文化贵族墓，对于研究越国的政治结构、统治方式、历史演变都是很好的资料。而且樟树所在清江盆地在江西中部、赣江中游，正是沟通江浙和两广、湖南等百越地区的要道，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可以将整个百越地区串联起来研究，所以说它对于越文化和百越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新社记者：东周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形成的关键时期，国字山墓葬的发掘将为探索江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提供怎样的证据？国字山墓葬何以形成多种文化因素交融共存的格局？
徐良高：东周时期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时期。秦帝国大一统的出现有历史基础，是东周时期各区域国家之间文化、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互动的结果，这种交流互动奠定了秦大一统帝国的基础。东周时期的各地域文化中就包括了东南地区的吴越文化，如“吴越争霸”，以及吴越与中原诸国之间密切的互动交往。正因为“吴越”这个阶段，东南吴越文化与周边楚、中原各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才将东南文化彻底融入华夏文化之中，成为华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文化、历史阶段奠定了后来作为秦汉帝国的“豫章郡”的历史基础。所以国字山墓葬的发掘，提供了这段历史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和考古学的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历史遗存的发现。
为什么国字山墓葬中会出现多元文化融合的格局?这跟它特定的环境有关。因为樟树所在的清江盆地东边是越文化核心区，西边是到春秋以后形成的楚文化区，北边是中原文化区和江淮群舒文化区，南边是广东、广西、福建一带的百越文化区，清江盆地处于这几大文化区的交汇地带。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化区域和地理位置，它自然就形成国字山墓葬多元文化因素交融共存、兼容并蓄的局面。
王意乐：国字山战国墓的时代是战国中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的前期。“统一”在这个时期已是大势所趋，各诸侯国为占得先机，都采取不同措施。像秦国商鞅变法、赵国胡服骑射、楚国任用吴起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出现。人员物资的流动和思想的交流在这个时期特别频繁，哪个诸侯国文化包容性强，哪个诸侯国就会有更大优势，大规模的兼并战争也为文化融合提供了条件。
国字山墓葬所在的清江盆地是楚越分界区，筑卫城是本区域越文化的中心城市，周边考古发现了大量越、楚、徐等文化的分布，这些文化因素必然在筑卫城遗址及其统治者的墓葬中体现。国字山墓葬之后，楚越兼并战争就爆发。随着秦汉建立，江西地区从一个具有独特考古学文化地域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豫章郡”。国字山墓葬的时代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关键节点，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最好实证。
中新社记者：在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地区发现了国字山战国墓葬，将为探索“吴头楚尾”的文化变迁提供怎样的全新视角？
徐良高：所谓“吴头楚尾”，就是吴越文化区与楚文化区的交汇地带。这里不仅可以看到越文化、越统治的一个区域范围，还可以看到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也可看到，越文化或越的统治者是如何面对楚文化和楚国的，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加强自己的区域控制，如何对“吴头楚尾”这个区域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国字山墓葬的发现在这方面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这个资料是过去在文献里完全没有记载的。
过去我们所有对越文化的研究，对于越文化的文献记载，从文献角度看，主要都是从北方地区、淮河流域等看楚、越之间的来往，看越文化跟北方有什么样的关系。但是在南方地区，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国字山墓葬的发掘给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资料和视角，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越楚关系。
王意乐：从历史文献记载可知，“吴头楚尾”是概括先秦时期江西历史状况的标志性称呼，但人们对“吴头楚尾”的认知有限，其时空背景和变化过程不是很清楚，甚至有错误。实际上，江西很早就有吴越青铜器出土，发现的楚文化遗址和墓葬也有不少。以往，对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孤立的观察，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历史背景。
现在国字山战国墓葬的发现，让我们知道，继吴楚之后，越楚成为东周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势力，筑卫城是越楚对峙的前沿，越国为加强这一带的控制，派出了重量级人物在此处。同时从国字山墓葬出发，将以往考古发现联系起来，可以考察吴楚越等各方势力进入江西各地的时间及其消长过程，动态地还原“吴头楚尾”这一概念的形成。（中新社，图为国字山战国墓葬以及受访者）
【记者探访海口部分文物保护单位】前年，我省公布了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其中，古遗址5处、古墓葬2处、古建筑12处、石窟寺及石刻1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0处。自去年12月份起，本报记者分头探访了位于海口的达士巷古道、钟芳井、吴元猷故居、石室仙踪摩崖石刻、国仓村石桥等多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发现部分文物保护单位破损较严重，亟待修复。
【吴元猷故居】
海口灵山镇道郡村
房檐围墙破损，部分建筑毁塌
2021年12月9日，记者驱车来到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大林村委会道郡村吴元猷故居，故居砖墙两侧分别悬挂“提督军门”、“水师世家”木质牌匾。故居相关材料介绍显示，吴元猷故居始建于清嘉庆15年（1810年），坐西朝东，现有30多间配套的厢房、书房、账房、伙房、马房等建筑，是我省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建筑群之一，2020年1月8日被列为我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庭院前是一汪池塘，池塘外是成片的庄稼地。道郡村一名村干部介绍，吴元猷当年征战粤琼海域，剿杀海盗，战绩辉煌。在对其功劳的评定上，咸丰帝称其为“海疆镇将”，道光帝赞叹“削平海盗皆卿之力”，琼州府志赞其“有功粤海”。
记者参观过程中发现，故居庭院房屋的外墙出现了斑驳的痕迹，庭院中部分建筑已经毁塌。位于庭院东部一房间内，一些房瓦掉落在地，而最东面房屋的房檐、围墙均出现了破损。该村干部称，庭院原北侧有一间房屋，但由于年久失修及受台风影响，出现了倒塌；房屋最东面原本有一栋小洋楼，也由于历史原因，被大火烧毁，楼内杂草丛生，长满藤蔓。
“上个世纪90年代，吴元猷的后人曾居住过一段时间，小时候我们曾到院子里玩耍，后来这位后人年纪大了，再加上房屋年久失修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就搬离了。”该村干部介绍，目前该故居由吴元猷后人管理，他们都在海口生活。
此外记者注意到，故居北面一处废弃的房屋破败。该村干部称，此处房屋同样属于吴元猷故居的一部分，但目前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记者看到，房屋周边杂草丛生，房顶上的瓦片部分掉落在地。
【钟芳井、达士巷古道】
海口北胜街
游客稀少，井口已被铁网遮盖
钟芳井因纪念明代“岭南巨儒”钟芳而得名，井深9.6米，井口内圈被井绳磨出75条槽沟，井口目前已被铁网遮盖。一位阿婆告诉记者，来往玩耍的儿童较多，井口长期敞开，考虑到安全问题，街道办工作人员便将井口盖住。“钟芳井水非常甘甜，在没通自来水前，这条巷子的人都来这打水喝。”
从小喝钟芳井水长大的陈阿公今年85岁，6岁便搬到海口北胜街，住所与钟芳井一墙之隔。陈阿公介绍，北胜街内文物保护单位，除了钟芳井，还有达士巷古道、郑存礼故居，“目前达士巷很多古建筑已被楼房替代，钟芳遗址仅剩钟芳井了。”
达士巷古道始建于明代，全长116米，路面主要用长方形玄武岩石块横直铺设。“平时没什么游客，一般元宵节会有一些人造访。”附近一名居民告诉记者。
陈阿公带着记者走进郑存礼故居，故居内仍有人居住，正屋后院堆放着椅子、木桌、锅、儿童玩具等物件，略显凌乱，院子内晾晒着衣物，鸡笼内圈养着几只鸡。
“我是郑氏家族的后人，目前仍有几十人居住在老宅内。祖先郑存礼为继母守孝6年，孝心被上报后，得到‘孝友公’的表彰。”走访当天，郑存礼后代郑振峰告诉记者，希望有关部门对故居进行系统管理。
【净禅院】
海口龙桥镇挺丰村
房梁遭腐蚀存隐患，村民盼保护
净禅院作为海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挺丰村，建于清乾隆早期，2002年重建，净禅院五屋两院，墙面为火山岩石堆砌而成，正堂有三房，由南至北依次为观音大士庙、符圣地君庙、孔夫子庙。
“净禅院是村民祭祀的庙宇。”村干部王宝泉表示，净禅院大门常年敞开，所有人都能来祭拜，“每逢正月十五，附近村民都会到净禅院上香求平安。”
王宝泉介绍，受台风影响，净禅院部分瓦片损坏，村民们自发捐款进行修补，但资金有限，房梁、墙体等长期不维修，房梁已被腐蚀，存在一定的隐患，“净禅院承载着一个村的文化底蕴，是一种信仰，也是历史的传承和见证，希望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国仓村石桥】
海口龙塘镇国仓村
曾火极一时，如今游客越来越少
位于南渡江边上的海口市龙塘镇三联村委会国仓村的石桥，历经500多年风雨，无言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据介绍，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丘濬，在为母亲守孝的三年期间，即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至七年（公元1471年），引领当地群众修建了石桥。由于河岸也是用石板铺成的台阶，连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头桥，一直伸向新旧沟田洋中，石桥水涨则没，水退则显，被当地人称为“蛇桥”。
2021年12月9日下午，记者通过地图导航无法找到石桥，随后在村干部带领下前往石桥。路上，记者发现沿途未设指引路标，在靠近石桥50米处才看见相关路标，顺着石道台阶往下走，两旁绿树成荫，但由于年久失修，石阶出现断裂、倾斜、陷落等情况，面目全非。
“石桥一般在早春时节水位下降后才露出水面，早稻收割前后即被水淹没，现在这个时节几乎看不到石桥。”村干部介绍，每逢春夏季节，石桥露出水面后，会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主要以海口市民为主，“石桥在2019年‘火’了一段时间后，受季节性影响，再加上村里周边设施跟不上，这几年游客越来越少了。”
【石室仙踪摩崖石刻】
海口迈瀛村
地处偏僻杂草丛生，鲜有人造访
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摩崖石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摩崖石刻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在海口市美舍河畔，已有750多年历史的海口市迈瀛村内，也有一处石室仙踪摩崖石刻，村民称其为“仙人峒”。
2021年12月8日，记者前往迈瀛村了解情况。由于路况复杂，记者询问多位村民，踏过泥泞的土路，在美舍河河畔的一处偏僻位置，找到了“石室仙踪摩崖石刻”，一块巨石上刻着“石室仙踪”四个字。
石室仙踪摩崖石刻于2019年10月被列为海口市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范围，2020年1月被列为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为以文物本体向外四至延伸，向北30米，向南30米，向西30米，向东30米，面积为4.6亩。
据相关资料介绍，该洞口上方刻有“石室仙踪”四个大字，是明万历年间（1573至1620年）任广东琼崖等地方副总兵邓钟所提笔。“小时候，老人们和我们讲述了这里的传说。”村民李先生介绍，邓钟来到这里，听说了“仙人峒”的传说，认为这里是一处风水宝地，便在洞口上方题“石室仙踪”四个字。
记者注意到，此处杂草丛生，距离仙人峒洞口处，种上了不少农作物，一些塑料袋等垃圾丢在地上。“石室仙踪摩崖石刻地处偏僻，除了本村村民，很少有人知道此处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先生说道。
海南民俗博物馆馆长：
部分文物竟被拆除
海南民俗博物馆馆长高永南对海口历史文物有着20年左右的研究，他常年走访了解海口文物保护情况。他告诉记者，海口有的文物价值被深挖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大部分文物在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后，未得到有效的保护，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坍塌了，有的古墓石碑因保护不得当，甚至被全部翻新遭受破坏。
“由于宣传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部分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出现被拆除的情况。”高永南称，走访过程中，他向村民打听不可移动文物时，村民们基本一脸茫然，不知道村里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建筑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承载着人们的乡愁，文物如果消失了，历史的印记就会被逐渐淡忘。”高永南说，为更好保护文物，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具体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要从小培养文物保护的意识，只有走进文物，感受文物，才能热爱文物，从而更好地保护文物。”（由记者 符小霞 吴佳穗 ）
【吴元猷故居】
海口灵山镇道郡村
房檐围墙破损，部分建筑毁塌
2021年12月9日，记者驱车来到海口市美兰区灵山镇大林村委会道郡村吴元猷故居，故居砖墙两侧分别悬挂“提督军门”、“水师世家”木质牌匾。故居相关材料介绍显示，吴元猷故居始建于清嘉庆15年（1810年），坐西朝东，现有30多间配套的厢房、书房、账房、伙房、马房等建筑，是我省保存较为完好的清代建筑群之一，2020年1月8日被列为我省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庭院前是一汪池塘，池塘外是成片的庄稼地。道郡村一名村干部介绍，吴元猷当年征战粤琼海域，剿杀海盗，战绩辉煌。在对其功劳的评定上，咸丰帝称其为“海疆镇将”，道光帝赞叹“削平海盗皆卿之力”，琼州府志赞其“有功粤海”。
记者参观过程中发现，故居庭院房屋的外墙出现了斑驳的痕迹，庭院中部分建筑已经毁塌。位于庭院东部一房间内，一些房瓦掉落在地，而最东面房屋的房檐、围墙均出现了破损。该村干部称，庭院原北侧有一间房屋，但由于年久失修及受台风影响，出现了倒塌；房屋最东面原本有一栋小洋楼，也由于历史原因，被大火烧毁，楼内杂草丛生，长满藤蔓。
“上个世纪90年代，吴元猷的后人曾居住过一段时间，小时候我们曾到院子里玩耍，后来这位后人年纪大了，再加上房屋年久失修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就搬离了。”该村干部介绍，目前该故居由吴元猷后人管理，他们都在海口生活。
此外记者注意到，故居北面一处废弃的房屋破败。该村干部称，此处房屋同样属于吴元猷故居的一部分，但目前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范围。记者看到，房屋周边杂草丛生，房顶上的瓦片部分掉落在地。
【钟芳井、达士巷古道】
海口北胜街
游客稀少，井口已被铁网遮盖
钟芳井因纪念明代“岭南巨儒”钟芳而得名，井深9.6米，井口内圈被井绳磨出75条槽沟，井口目前已被铁网遮盖。一位阿婆告诉记者，来往玩耍的儿童较多，井口长期敞开，考虑到安全问题，街道办工作人员便将井口盖住。“钟芳井水非常甘甜，在没通自来水前，这条巷子的人都来这打水喝。”
从小喝钟芳井水长大的陈阿公今年85岁，6岁便搬到海口北胜街，住所与钟芳井一墙之隔。陈阿公介绍，北胜街内文物保护单位，除了钟芳井，还有达士巷古道、郑存礼故居，“目前达士巷很多古建筑已被楼房替代，钟芳遗址仅剩钟芳井了。”
达士巷古道始建于明代，全长116米，路面主要用长方形玄武岩石块横直铺设。“平时没什么游客，一般元宵节会有一些人造访。”附近一名居民告诉记者。
陈阿公带着记者走进郑存礼故居，故居内仍有人居住，正屋后院堆放着椅子、木桌、锅、儿童玩具等物件，略显凌乱，院子内晾晒着衣物，鸡笼内圈养着几只鸡。
“我是郑氏家族的后人，目前仍有几十人居住在老宅内。祖先郑存礼为继母守孝6年，孝心被上报后，得到‘孝友公’的表彰。”走访当天，郑存礼后代郑振峰告诉记者，希望有关部门对故居进行系统管理。
【净禅院】
海口龙桥镇挺丰村
房梁遭腐蚀存隐患，村民盼保护
净禅院作为海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挺丰村，建于清乾隆早期，2002年重建，净禅院五屋两院，墙面为火山岩石堆砌而成，正堂有三房，由南至北依次为观音大士庙、符圣地君庙、孔夫子庙。
“净禅院是村民祭祀的庙宇。”村干部王宝泉表示，净禅院大门常年敞开，所有人都能来祭拜，“每逢正月十五，附近村民都会到净禅院上香求平安。”
王宝泉介绍，受台风影响，净禅院部分瓦片损坏，村民们自发捐款进行修补，但资金有限，房梁、墙体等长期不维修，房梁已被腐蚀，存在一定的隐患，“净禅院承载着一个村的文化底蕴，是一种信仰，也是历史的传承和见证，希望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国仓村石桥】
海口龙塘镇国仓村
曾火极一时，如今游客越来越少
位于南渡江边上的海口市龙塘镇三联村委会国仓村的石桥，历经500多年风雨，无言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据介绍，被明孝宗御赐为“理学名臣”，被史学界誉为有“明一代文臣之宗”的丘濬，在为母亲守孝的三年期间，即明成化五年（公元1469年）至七年（公元1471年），引领当地群众修建了石桥。由于河岸也是用石板铺成的台阶，连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石头桥，一直伸向新旧沟田洋中，石桥水涨则没，水退则显，被当地人称为“蛇桥”。
2021年12月9日下午，记者通过地图导航无法找到石桥，随后在村干部带领下前往石桥。路上，记者发现沿途未设指引路标，在靠近石桥50米处才看见相关路标，顺着石道台阶往下走，两旁绿树成荫，但由于年久失修，石阶出现断裂、倾斜、陷落等情况，面目全非。
“石桥一般在早春时节水位下降后才露出水面，早稻收割前后即被水淹没，现在这个时节几乎看不到石桥。”村干部介绍，每逢春夏季节，石桥露出水面后，会有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主要以海口市民为主，“石桥在2019年‘火’了一段时间后，受季节性影响，再加上村里周边设施跟不上，这几年游客越来越少了。”
【石室仙踪摩崖石刻】
海口迈瀛村
地处偏僻杂草丛生，鲜有人造访
摩崖石刻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石刻艺术，指在山崖石壁上所刻的书法、造像或者岩画。摩崖石刻起源于远古时代的一种记事方式，盛行于北朝时期，直至隋唐以及宋元以后连绵不断。摩崖石刻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史料价值。在海口市美舍河畔，已有750多年历史的海口市迈瀛村内，也有一处石室仙踪摩崖石刻，村民称其为“仙人峒”。
2021年12月8日，记者前往迈瀛村了解情况。由于路况复杂，记者询问多位村民，踏过泥泞的土路，在美舍河河畔的一处偏僻位置，找到了“石室仙踪摩崖石刻”，一块巨石上刻着“石室仙踪”四个字。
石室仙踪摩崖石刻于2019年10月被列为海口市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范围，2020年1月被列为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范围为以文物本体向外四至延伸，向北30米，向南30米，向西30米，向东30米，面积为4.6亩。
据相关资料介绍，该洞口上方刻有“石室仙踪”四个大字，是明万历年间（1573至1620年）任广东琼崖等地方副总兵邓钟所提笔。“小时候，老人们和我们讲述了这里的传说。”村民李先生介绍，邓钟来到这里，听说了“仙人峒”的传说，认为这里是一处风水宝地，便在洞口上方题“石室仙踪”四个字。
记者注意到，此处杂草丛生，距离仙人峒洞口处，种上了不少农作物，一些塑料袋等垃圾丢在地上。“石室仙踪摩崖石刻地处偏僻，除了本村村民，很少有人知道此处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李先生说道。
海南民俗博物馆馆长：
部分文物竟被拆除
海南民俗博物馆馆长高永南对海口历史文物有着20年左右的研究，他常年走访了解海口文物保护情况。他告诉记者，海口有的文物价值被深挖后，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但大部分文物在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名录后，未得到有效的保护，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坍塌了，有的古墓石碑因保护不得当，甚至被全部翻新遭受破坏。
“由于宣传不到位，重视程度不够，部分文物保护单位甚至出现被拆除的情况。”高永南称，走访过程中，他向村民打听不可移动文物时，村民们基本一脸茫然，不知道村里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古建筑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承载着人们的乡愁，文物如果消失了，历史的印记就会被逐渐淡忘。”高永南说，为更好保护文物，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政策，但具体实施效果并不明显，“要从小培养文物保护的意识，只有走进文物，感受文物，才能热爱文物，从而更好地保护文物。”（由记者 符小霞 吴佳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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