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道# 【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
所谓道教法物，简而言之即道教持道、护道、做法所用之物也。道教法物历史久远，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谓丰富多彩。有的做工十分精细，堪称上品。道教法物来自原始宗教以及早期礼乐祭天敬祖活动，早在南北朝刘宋时陆修静就已对道教法物做了严格的规定，《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四中的《奉圣仪制章》中就有关于“圣像宝座”、“龙牌”、“龟鹤炉”、“幡”、“盖”等道教法物规范制作的详细记载。道教法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教神仙信仰、灵魂永在、祈求大同、和平、普济度物等思想观念，它的形成是研究道教宫观建筑、教制、戒律等多方面历史的有力佐证。道教法物文化又同传统的绘画、书法等艺术相结合，体现了道教独特的审美及世界观。道教法物是道教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试以分类介绍之。
一、道场用物
道教斋醮来自古代的祷神祭祀。宋玉《高唐赋》说：“醮诸神，礼太一”。道教斋醮正式形成可以追根到祖天师的“三官手书”和寇谦之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到了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演成大型分类斋仪，陶弘景又因斋设醮，制定出醮仪。从此道教法事绵延不断，斋醮日臻繁多，道教法物也日渐丰富多彩了。
（一）、法器
道教将用的打击乐器称作“法器”，即做法用之乐器。道教迄今用的法器一般为铛子、钗子（当击铰子）、铃子、木鱼、引磬、翁子、磬、鼓、钟、铙钹等。属纯粹的中国古“钟鼓之乐”。钟鼓文化我们在《道教钟鼓文化内涵》中谈过，此处不再介绍。
1、磬
道场所用的磬有大磬、单磬及引磬。大磬置大殿的左上方。一般除监院、方丈叩首时用，平时很少用。单磬是放在经单上的小磬，一般用于交板连接及诵“天尊”处击一响。单磬及大磬口上方边多有图案，称为“万不断”。有的磬同忏钟一样，均铸有铭文或经文，以示庄重。引磬是上单主经者或殿主上供时引道、引叩所用之物。大一点的引磬称为“翁子”，一般只有方丈或监院的使者持用。
2、木鱼
是道教重要法器之一，古时称其为木鱼鼓、鱼鼓、或者木鱼板。显然是古人敲击空木所发现的打击乐器。道教刻之鱼形，相传鱼类目不合睛，昼夜常醒，所以玄门用木雕刻成鱼形，以便敲响时警惕大家不要昏沉懈怠。木鱼作为敲击乐器何时出现在道教，已无可考。
3、铙、钹
辞源说：铙，中乐器也。周礼以金铙止鼓。有称小钲，浮屠氏所用，出西域。钹，即铜盔，本西域南蛮之器。
辞源记载说：铙钹，乐器，本名铜钹，南齐穆士素所造，其园数寸，大者出扶南、南昌、疏勤等国。其圆数尺，隆起如浮区，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者，今通称铙钹。按《道藏·天皇至道大清玉册》卷五中言：“铙钹，蚩尤驱虎豹与黄帝战，黄帝作铙钹以破之……唐武后时……令道门亦有建阴阳醮者皆用之。”说明铙钹用于道教斋醮历史颇早。
按《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记载，道教上等乐为“三清天乐”，为“黄帝祀三清之乐也”。其法器达十九种，其中有包括吹弹乐器十四种。其为：震天集灵之鼓（丰鼓）、碧霄震空之钟（洪钟）、万金铮从之钟（架上十六应候之钟）、群玉琳琅之磬（架上十六应候之磬）、瑶池灵明之鼓（扛鼓也）、达悃通真之磬（手磬）、玉霄紫金之钟（金钟）、玉清天球之磬（玉磬）、太昊咸和之琴、琅霄遏云之管、湘灵空清之瑟、太虚仙音之簌（似箜候而奏弦）、瑶台夜月之阮、檄龙命鸦之愫、青华瑶天之笙、玄洲洞灵之箫、啸风凌云之笛、灵龟啸风之鼓（即札）、枸台碧玉之板、震空册霄之璈、叶和众音之埙、保合太和之箎、五音翕和之祝、八音九成之敔。并说：“凡升坛朝真谒帝则用之，其行道诵经只用常日之仙乐”。
（二）、法物
法事中高功做法祈请神将、召将、敕鬼等用物也称之为法物。试举例几种。
1、笏板
古时没有纸张，人们要简单地记点事情，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写在竹木削成的竹片和木片上，狭长的叫简，宽厚的叫牍。古人把随身携带的竹、木牍专称为笏。大概从春秋战国开始广泛使用。一直到唐宋，不过六朝以后，笏也称手板。唐代，官吏都要持笏，这已成制度，公卿也不例外。一方面是为了议事时记事，一方面是为了遮面以防惊了圣驾。这种文化一直留传到道教传统中。古时笏分为“简”、“圭”、二种。
道教在祭祀五岳时要“投龙玉简”，简上有符。有《救苦简符》、《九幽玉简符》、《神霄玉简符》等，其书符皆有咒，如《神霄金简》书符咒曰：
明梵玄景，开度穷魂。阴阳交象，火炼成人。大帝阳堂，号人灵君。魂生摄炁，九转成仙。元炁归身，混合百神。九门禄道，胎炁上玄。得澄无为。身腾紫云。
其简文皆有告文，如《九幽玉简》中《告文》曰：
太上玉简，九幽符命告下。罗丰九垒，五岳重幽。据吏考官，冥司典吏。牛头狱卒，监牢大神。拔度某神魂，永离长夜。出离九幽，得睹慈光。心神明了，证品仙阶。冤仇和释，上生大有之天，一如诰命。年岁次某月某日告下。
一般用玉或金做成的简称为圭。圭的档次要高贵些，一般多为天神用物。《道藏·灵宝玉鉴》卷十九第四有《圭上朝真符》，为高功朝真谒帝时专用之圭。这样的圭符一直流传到现在。全真、正一二教在《玉皇大表科仪》中高功变身谒帝时则用此种圭符。
2、香炉
香炉的种类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龟鹤炉”的记载：“丹陛上两旁宜用，铜铁铸成，龟鹤二对为炉，凡建醮事焚香于内可以通仙灵，香气可达上苍。”
3、灯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有“日月灯”，言：“凡殿两楹之间必用鱼鲀为灯，以云霞覆之，高耸于楣枋之间，左用红以象日，右用白以象月。”
4、神尺
按《道藏·道法会元》卷之一百五十七之《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中有《神尺秘旨》言：“造尺之法，用福地桃木或雷震枣木为之，择甲子日造。准尺长一尺二寸，厚八分，阔一寸二分。正面三台七星罡，星指下书元帅……背上刊七星隐讳，三台北斗，星下元帅有令……左侧太乙力士，右侧二十四神，雕造毕，写天蓬咒，用水调朱填篆，以降纱囊盛。”
5、铁鏆
道教《全真青玄济炼铁鏆施食全集》中有《铁鏆图式》，相传为铁师传北宋道士萨守坚，萨守坚传流至今。道教施食中以铁鏆装米，通过高功作用，将铁鏆内的米祭成琼浆，进而饱食幽魂众。其鏆上还须帖上封鏆符，据说怕众饥饿之鬼来抢食。
6、印篆
道教印篆有佩带及章表传神二种功用。《道藏·道法会元》称《雷霆都司符玺》：“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飞仙五岳丈人，其符玺皆玉为之。黄帝得之佩印登天，雷公风后二君得之相继仙去”。在《魁台宝玺式》中言：“斯印在处，将吏护持，久久行持，鬼神不敢正视，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庙，城隍社令悉来迎拜，宜佩受之，以求灵焉”。道教印篆，乃五天真文，篆而成印，非世间印也。可除身中秽毒、令人聪明、保命护身、诸患无侵、名系仙籍、神异无比。
道教章函用印来自上古书简用泥封以为信的传统。如《道藏·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中称：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可印符箓牒状。其有投江河中，起龙发雨，印牒请风，能使舟航快急、发雷电，请晴雨雪、照千百殃出，感动天地神明，役风使雨，驱除神怪，诛斩妖魅。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道藏》中关于印的记载很多，如《九天上章灵官印》、《飞玄三炁玉章印》、《三天内讳印》、《三天太上印》等。现通行正一教的印有《灵宝大法师印》、《正一大法师印》等，全真教多用《混元宗坛印》、《道经师宝印》、《雷霆都司印》等。
7、令尺
令尺也称令牌，《道藏·道书援神契》中言：“周礼，牙璋以起军旅。汉，铜虎符，上圆下方，刻五牙，文若垂露状，背文作一坐虎形，铭其旁曰，如古牙璋作虎符，今召将用令牌，此法也”。《道教全真秘旨》中对令尺作法有严格规定，其一是选料，不可用槐木，枣木、柏木、松木、黄阳木均可，古人选雷击木。一般长四寸，厚七分。
8、规、钵
道教全真派传戒时传衣钵，衣即戒衣及规，钵即饭钵。
三坛大戒的戒衣各不一样，即初真戒衣、中极戒衣及天仙戒衣。规是规范道人行为的尺度，戒规是戒子礼神、礼师时跪拜之物。一般用黄色或红色，四周用黑边，长方形，四角中一角内有红色或黄色三角者为规头。
9、戒尺
《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清规戒尺式》：“用木造阔一寸四分，厚四分，长三尺。”戒尺上有铭文曰：“法非此不行、礼非此不齐、德非此不修，人非此不耻。”
二、教事用物
道教在大型教事活动中用仙仗，如方丈、监院升座，传戒授箓等活动。按《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十七种，其为肃清黄道之旆一对、昭告万灵之幡一对、震摄百魔之幢一对、九皇万龄之缕一对、三清神霓之旌一对、太微命灵之麾一对、太清极玄之幢一对（一面画龙，一面画虎）、五灵绛霄之节一对、九天伏魔如意一对、九霄云翰之扇一对、玉罗庆云之扇一对、神飚飞霞之盖一对、破暗烛明之灯一对、丹霄神焰之灯一对、天衢玉霄之灯一对、丹凤呈祥之辇（香亭是也）、神龙捧圣之辂。并说：“以上仙仗用硃竿宝盖珠绸绵帛缕彩为之，务在装尽整肃列于外坛，四面每朝步虚旋行之际，则道童各执仙仗和华夏吟，随班旋绕皇坛之上。”如幡，道教的用法及式样就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言：“道教所用之幡以表天地人三才之象”。并说：“幡顶用桐梓之木为之上，用日月星辰云霞内，画天尊像于二，以表天也，腹书天帝之名，脚具用龙凤，雨边带取象于手，皆以云龙飞凤为副之，取象于人也。脚亦用桐梓之木，画山河大地，五岳四渎，取象于地也。
道人日常所持之物，也称法物，如云游用的棕薄团、便铲、缘瓢、引磬等，道人所戴的冠如黄冠、五岳冠、星冠、莲花冠、五老冠皆为道教法物范围。
现在国外学术界很看重道教法物，道教法物往往体现了某段历史时期的道教文化现象。王宜娥老师的《让美国民众步入道教艺术的殿堂》一文中就详尽地介绍了道教法物在美国成功举办艺术展的盛况。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任宗权
文章来源：北京白云观
所谓道教法物，简而言之即道教持道、护道、做法所用之物也。道教法物历史久远，形式多样，品种繁多，可谓丰富多彩。有的做工十分精细，堪称上品。道教法物来自原始宗教以及早期礼乐祭天敬祖活动，早在南北朝刘宋时陆修静就已对道教法物做了严格的规定，《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卷四中的《奉圣仪制章》中就有关于“圣像宝座”、“龙牌”、“龟鹤炉”、“幡”、“盖”等道教法物规范制作的详细记载。道教法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道教神仙信仰、灵魂永在、祈求大同、和平、普济度物等思想观念，它的形成是研究道教宫观建筑、教制、戒律等多方面历史的有力佐证。道教法物文化又同传统的绘画、书法等艺术相结合，体现了道教独特的审美及世界观。道教法物是道教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我们试以分类介绍之。
一、道场用物
道教斋醮来自古代的祷神祭祀。宋玉《高唐赋》说：“醮诸神，礼太一”。道教斋醮正式形成可以追根到祖天师的“三官手书”和寇谦之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到了南朝刘宋时陆修静演成大型分类斋仪，陶弘景又因斋设醮，制定出醮仪。从此道教法事绵延不断，斋醮日臻繁多，道教法物也日渐丰富多彩了。
（一）、法器
道教将用的打击乐器称作“法器”，即做法用之乐器。道教迄今用的法器一般为铛子、钗子（当击铰子）、铃子、木鱼、引磬、翁子、磬、鼓、钟、铙钹等。属纯粹的中国古“钟鼓之乐”。钟鼓文化我们在《道教钟鼓文化内涵》中谈过，此处不再介绍。
1、磬
道场所用的磬有大磬、单磬及引磬。大磬置大殿的左上方。一般除监院、方丈叩首时用，平时很少用。单磬是放在经单上的小磬，一般用于交板连接及诵“天尊”处击一响。单磬及大磬口上方边多有图案，称为“万不断”。有的磬同忏钟一样，均铸有铭文或经文，以示庄重。引磬是上单主经者或殿主上供时引道、引叩所用之物。大一点的引磬称为“翁子”，一般只有方丈或监院的使者持用。
2、木鱼
是道教重要法器之一，古时称其为木鱼鼓、鱼鼓、或者木鱼板。显然是古人敲击空木所发现的打击乐器。道教刻之鱼形，相传鱼类目不合睛，昼夜常醒，所以玄门用木雕刻成鱼形，以便敲响时警惕大家不要昏沉懈怠。木鱼作为敲击乐器何时出现在道教，已无可考。
3、铙、钹
辞源说：铙，中乐器也。周礼以金铙止鼓。有称小钲，浮屠氏所用，出西域。钹，即铜盔，本西域南蛮之器。
辞源记载说：铙钹，乐器，本名铜钹，南齐穆士素所造，其园数寸，大者出扶南、南昌、疏勤等国。其圆数尺，隆起如浮区，以韦贯之，相击以和乐者，今通称铙钹。按《道藏·天皇至道大清玉册》卷五中言：“铙钹，蚩尤驱虎豹与黄帝战，黄帝作铙钹以破之……唐武后时……令道门亦有建阴阳醮者皆用之。”说明铙钹用于道教斋醮历史颇早。
按《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记载，道教上等乐为“三清天乐”，为“黄帝祀三清之乐也”。其法器达十九种，其中有包括吹弹乐器十四种。其为：震天集灵之鼓（丰鼓）、碧霄震空之钟（洪钟）、万金铮从之钟（架上十六应候之钟）、群玉琳琅之磬（架上十六应候之磬）、瑶池灵明之鼓（扛鼓也）、达悃通真之磬（手磬）、玉霄紫金之钟（金钟）、玉清天球之磬（玉磬）、太昊咸和之琴、琅霄遏云之管、湘灵空清之瑟、太虚仙音之簌（似箜候而奏弦）、瑶台夜月之阮、檄龙命鸦之愫、青华瑶天之笙、玄洲洞灵之箫、啸风凌云之笛、灵龟啸风之鼓（即札）、枸台碧玉之板、震空册霄之璈、叶和众音之埙、保合太和之箎、五音翕和之祝、八音九成之敔。并说：“凡升坛朝真谒帝则用之，其行道诵经只用常日之仙乐”。
（二）、法物
法事中高功做法祈请神将、召将、敕鬼等用物也称之为法物。试举例几种。
1、笏板
古时没有纸张，人们要简单地记点事情，最方便的方法就是写在竹木削成的竹片和木片上，狭长的叫简，宽厚的叫牍。古人把随身携带的竹、木牍专称为笏。大概从春秋战国开始广泛使用。一直到唐宋，不过六朝以后，笏也称手板。唐代，官吏都要持笏，这已成制度，公卿也不例外。一方面是为了议事时记事，一方面是为了遮面以防惊了圣驾。这种文化一直留传到道教传统中。古时笏分为“简”、“圭”、二种。
道教在祭祀五岳时要“投龙玉简”，简上有符。有《救苦简符》、《九幽玉简符》、《神霄玉简符》等，其书符皆有咒，如《神霄金简》书符咒曰：
明梵玄景，开度穷魂。阴阳交象，火炼成人。大帝阳堂，号人灵君。魂生摄炁，九转成仙。元炁归身，混合百神。九门禄道，胎炁上玄。得澄无为。身腾紫云。
其简文皆有告文，如《九幽玉简》中《告文》曰：
太上玉简，九幽符命告下。罗丰九垒，五岳重幽。据吏考官，冥司典吏。牛头狱卒，监牢大神。拔度某神魂，永离长夜。出离九幽，得睹慈光。心神明了，证品仙阶。冤仇和释，上生大有之天，一如诰命。年岁次某月某日告下。
一般用玉或金做成的简称为圭。圭的档次要高贵些，一般多为天神用物。《道藏·灵宝玉鉴》卷十九第四有《圭上朝真符》，为高功朝真谒帝时专用之圭。这样的圭符一直流传到现在。全真、正一二教在《玉皇大表科仪》中高功变身谒帝时则用此种圭符。
2、香炉
香炉的种类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龟鹤炉”的记载：“丹陛上两旁宜用，铜铁铸成，龟鹤二对为炉，凡建醮事焚香于内可以通仙灵，香气可达上苍。”
3、灯
《天皇至道太清玉册》有“日月灯”，言：“凡殿两楹之间必用鱼鲀为灯，以云霞覆之，高耸于楣枋之间，左用红以象日，右用白以象月。”
4、神尺
按《道藏·道法会元》卷之一百五十七之《上清天蓬伏魔大法》中有《神尺秘旨》言：“造尺之法，用福地桃木或雷震枣木为之，择甲子日造。准尺长一尺二寸，厚八分，阔一寸二分。正面三台七星罡，星指下书元帅……背上刊七星隐讳，三台北斗，星下元帅有令……左侧太乙力士，右侧二十四神，雕造毕，写天蓬咒，用水调朱填篆，以降纱囊盛。”
5、铁鏆
道教《全真青玄济炼铁鏆施食全集》中有《铁鏆图式》，相传为铁师传北宋道士萨守坚，萨守坚传流至今。道教施食中以铁鏆装米，通过高功作用，将铁鏆内的米祭成琼浆，进而饱食幽魂众。其鏆上还须帖上封鏆符，据说怕众饥饿之鬼来抢食。
6、印篆
道教印篆有佩带及章表传神二种功用。《道藏·道法会元》称《雷霆都司符玺》：“元始上帝付授三洞飞仙五岳丈人，其符玺皆玉为之。黄帝得之佩印登天，雷公风后二君得之相继仙去”。在《魁台宝玺式》中言：“斯印在处，将吏护持，久久行持，鬼神不敢正视，凡所遇山川社稷神庙，城隍社令悉来迎拜，宜佩受之，以求灵焉”。道教印篆，乃五天真文，篆而成印，非世间印也。可除身中秽毒、令人聪明、保命护身、诸患无侵、名系仙籍、神异无比。
道教章函用印来自上古书简用泥封以为信的传统。如《道藏·道法会元》卷五十七中称：紫光丹天之文……可奏上帝……可印符箓牒状。其有投江河中，起龙发雨，印牒请风，能使舟航快急、发雷电，请晴雨雪、照千百殃出，感动天地神明，役风使雨，驱除神怪，诛斩妖魅。凡一切疾病以印印之立愈。《道藏》中关于印的记载很多，如《九天上章灵官印》、《飞玄三炁玉章印》、《三天内讳印》、《三天太上印》等。现通行正一教的印有《灵宝大法师印》、《正一大法师印》等，全真教多用《混元宗坛印》、《道经师宝印》、《雷霆都司印》等。
7、令尺
令尺也称令牌，《道藏·道书援神契》中言：“周礼，牙璋以起军旅。汉，铜虎符，上圆下方，刻五牙，文若垂露状，背文作一坐虎形，铭其旁曰，如古牙璋作虎符，今召将用令牌，此法也”。《道教全真秘旨》中对令尺作法有严格规定，其一是选料，不可用槐木，枣木、柏木、松木、黄阳木均可，古人选雷击木。一般长四寸，厚七分。
8、规、钵
道教全真派传戒时传衣钵，衣即戒衣及规，钵即饭钵。
三坛大戒的戒衣各不一样，即初真戒衣、中极戒衣及天仙戒衣。规是规范道人行为的尺度，戒规是戒子礼神、礼师时跪拜之物。一般用黄色或红色，四周用黑边，长方形，四角中一角内有红色或黄色三角者为规头。
9、戒尺
《道藏·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清规戒尺式》：“用木造阔一寸四分，厚四分，长三尺。”戒尺上有铭文曰：“法非此不行、礼非此不齐、德非此不修，人非此不耻。”
二、教事用物
道教在大型教事活动中用仙仗，如方丈、监院升座，传戒授箓等活动。按《天皇至道太清玉册》中有十七种，其为肃清黄道之旆一对、昭告万灵之幡一对、震摄百魔之幢一对、九皇万龄之缕一对、三清神霓之旌一对、太微命灵之麾一对、太清极玄之幢一对（一面画龙，一面画虎）、五灵绛霄之节一对、九天伏魔如意一对、九霄云翰之扇一对、玉罗庆云之扇一对、神飚飞霞之盖一对、破暗烛明之灯一对、丹霄神焰之灯一对、天衢玉霄之灯一对、丹凤呈祥之辇（香亭是也）、神龙捧圣之辂。并说：“以上仙仗用硃竿宝盖珠绸绵帛缕彩为之，务在装尽整肃列于外坛，四面每朝步虚旋行之际，则道童各执仙仗和华夏吟，随班旋绕皇坛之上。”如幡，道教的用法及式样就很多。《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言：“道教所用之幡以表天地人三才之象”。并说：“幡顶用桐梓之木为之上，用日月星辰云霞内，画天尊像于二，以表天也，腹书天帝之名，脚具用龙凤，雨边带取象于手，皆以云龙飞凤为副之，取象于人也。脚亦用桐梓之木，画山河大地，五岳四渎，取象于地也。
道人日常所持之物，也称法物，如云游用的棕薄团、便铲、缘瓢、引磬等，道人所戴的冠如黄冠、五岳冠、星冠、莲花冠、五老冠皆为道教法物范围。
现在国外学术界很看重道教法物，道教法物往往体现了某段历史时期的道教文化现象。王宜娥老师的《让美国民众步入道教艺术的殿堂》一文中就详尽地介绍了道教法物在美国成功举办艺术展的盛况。道教法物的文化内涵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作者：任宗权
文章来源：北京白云观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元刻本）
宋代的“卖药所”及其以后的“医药和剂局”，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由国家开办并经营的药店和制药厂。据《宋会要》载：卖药所创设于公元1076年，后又称为熟药所、赎药所，属宋“太医局”管辖。“元丰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三司言，太医局熟药所，熙宁九年六月开局”。当时宋代正实行王安石的新法，根据“市易法”的规定，药物的贸易也被纳入国家控制之下，国营的卖药所也因之而创。起初，卖药所仅在汴京开办一所，至崇宁二年（1103）增加为五处，另设“修合药所”两处。至政和四年（1114）后，卖药所改名为“医药惠民局”。修合药所改称为“医药和剂局”，专门加工制造成药供医药惠民局出售。.
宋代创办的国营制药厂和药店，虽然主要是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但在初期，客观上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一，为了使各种成药的制造有据可依，编定了国家的制药规范专书《和剂局方》，使各种成药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因而它成为我国医学史上一部比较完备的国家药典。第二，根据《和剂局方》所制的药物多为丸，散、膏、丹、酒剂之类，各种成药因之而空前盛行，对后世成药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迄今不少成药的配方是沿用《和剂局方》的规定，或者是在《和剂局方》的基础上发展制出，如苏合香丸、逍遥散、霍香正气散、至宝丹等。第三，熟药所的某些规章制度，如轮流值班日夜出售药物的制度，便利了病家购药治疗。第四，遇到自然灾害与战争动乱发生传染病时，国家免费供应成药治疗，也是有利于病家的。总起来看，宋代卖药所、和剂药局的创设，《和剂局方》的编辑出版，其历史功绩还是主要的，不仅在临床治疗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国医学史、药学史以及药政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宋陈师文撰，元大德八年（1304）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版框高20厘米，宽12.8厘米，此部不附许洪《指南总论》，从题名、版式来看，似由两种不同的版本拼接而成，即卷一和卷三是一个版本(甲)，卷二和卷四至卷十属另一个版本(乙)。按(甲本)左右双栏，版心题“和方几”，其卷端题名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乙本)四周双栏，版心题“和剂局方卷几”，卷端题名作“增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但二者字体十分接近，且同为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四字。由于卷十末页记有“大德甲辰余志安刊于勤有堂”一行，故很可能是勤有堂不同时期所刻。第二册卷二缺叶二至四，第四册卷四缺叶十和十一，第五册卷五缺叶七、八及三十五。收藏印记有：杨守敬印，飞青阁藏书印，宜都杨氏藏书记，星吾海外访得秘籍，星吾七十岁小像，森氏开万册府之记，墅间氏藏书印。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由国家药局颁布的方书，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宋徽宗诏令通医刊正药局方书。当时任职尚书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的临安人氏陈师文，与陈承、裴宗元等人将太医局所藏药方加以校订，编为五卷，类分21门，收方297则，名《和剂局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此书经太医许洪重校和增补。当时，药局已改称“太平惠民局”，因以此作为书名。卷帙由五卷增至十卷，析为诸风、伤寒、诸气、痰饮、诸虚、痛冷、积热、泻痢、眼目疾、咽喉口齿、杂病、疮肿伤折、妇人诸疾、小儿诸疾14门，共788方。后附许洪撰《（用药）指南总论》三卷、《增广和剂局方图经本草药性总论》一卷。它是“和剂局”的制药法规，具有药典的基本特征和功能。1151年通令全国仿设官药局时，《和剂局方》亦颁行各地。当时官办药厂不但以《和剂局方》为制造依据，且有检验制度，及时销毁变质失效药品，又设“官监”，监督成药制造和销售，所刻“和济局记”印记，是世界最早的药品标签上的法定标记。此书所收多为民间常用有效方剂，每方之后详列主治的疾病，并介绍药物炮制方法，颇便医家掌握运用，成为此后医家临床施治和药局配方的重要依据，此书也因此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方书之一，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存均为十卷本。现存最早的是元代刻本，共有五种不同的版本，其中四种为建阳刻本。即元大德八年（1304）余氏勤有堂刻本、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高氏日新堂刻本、元郑天泽宗文堂刻本、元陈氏留畊书堂刻本。四种刻本版式相同，均为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三字，黑口，左右双边。卷前均有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进书表，高氏、郑氏两种刻本后有《指南总论》三卷、《药性总论》一卷，现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陈氏留畊堂刻本则为天津医学情报所珍藏。此余氏刻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宋代的“卖药所”及其以后的“医药和剂局”，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由国家开办并经营的药店和制药厂。据《宋会要》载：卖药所创设于公元1076年，后又称为熟药所、赎药所，属宋“太医局”管辖。“元丰元年四月二十四日三司言，太医局熟药所，熙宁九年六月开局”。当时宋代正实行王安石的新法，根据“市易法”的规定，药物的贸易也被纳入国家控制之下，国营的卖药所也因之而创。起初，卖药所仅在汴京开办一所，至崇宁二年（1103）增加为五处，另设“修合药所”两处。至政和四年（1114）后，卖药所改名为“医药惠民局”。修合药所改称为“医药和剂局”，专门加工制造成药供医药惠民局出售。.
宋代创办的国营制药厂和药店，虽然主要是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但在初期，客观上曾经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第一，为了使各种成药的制造有据可依，编定了国家的制药规范专书《和剂局方》，使各种成药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因而它成为我国医学史上一部比较完备的国家药典。第二，根据《和剂局方》所制的药物多为丸，散、膏、丹、酒剂之类，各种成药因之而空前盛行，对后世成药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迄今不少成药的配方是沿用《和剂局方》的规定，或者是在《和剂局方》的基础上发展制出，如苏合香丸、逍遥散、霍香正气散、至宝丹等。第三，熟药所的某些规章制度，如轮流值班日夜出售药物的制度，便利了病家购药治疗。第四，遇到自然灾害与战争动乱发生传染病时，国家免费供应成药治疗，也是有利于病家的。总起来看，宋代卖药所、和剂药局的创设，《和剂局方》的编辑出版，其历史功绩还是主要的，不仅在临床治疗上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我国医学史、药学史以及药政史上，也有重要意义。
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十卷，宋陈师文撰，元大德八年（1304）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版框高20厘米，宽12.8厘米，此部不附许洪《指南总论》，从题名、版式来看，似由两种不同的版本拼接而成，即卷一和卷三是一个版本(甲)，卷二和卷四至卷十属另一个版本(乙)。按(甲本)左右双栏，版心题“和方几”，其卷端题名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乙本)四周双栏，版心题“和剂局方卷几”，卷端题名作“增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但二者字体十分接近，且同为半页十三行，行二十四字。由于卷十末页记有“大德甲辰余志安刊于勤有堂”一行，故很可能是勤有堂不同时期所刻。第二册卷二缺叶二至四，第四册卷四缺叶十和十一，第五册卷五缺叶七、八及三十五。收藏印记有：杨守敬印，飞青阁藏书印，宜都杨氏藏书记，星吾海外访得秘籍，星吾七十岁小像，森氏开万册府之记，墅间氏藏书印。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由国家药局颁布的方书，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宋徽宗诏令通医刊正药局方书。当时任职尚书库部郎中、提辖措置药局的临安人氏陈师文，与陈承、裴宗元等人将太医局所藏药方加以校订，编为五卷，类分21门，收方297则，名《和剂局方》。南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此书经太医许洪重校和增补。当时，药局已改称“太平惠民局”，因以此作为书名。卷帙由五卷增至十卷，析为诸风、伤寒、诸气、痰饮、诸虚、痛冷、积热、泻痢、眼目疾、咽喉口齿、杂病、疮肿伤折、妇人诸疾、小儿诸疾14门，共788方。后附许洪撰《（用药）指南总论》三卷、《增广和剂局方图经本草药性总论》一卷。它是“和剂局”的制药法规，具有药典的基本特征和功能。1151年通令全国仿设官药局时，《和剂局方》亦颁行各地。当时官办药厂不但以《和剂局方》为制造依据，且有检验制度，及时销毁变质失效药品，又设“官监”，监督成药制造和销售，所刻“和济局记”印记，是世界最早的药品标签上的法定标记。此书所收多为民间常用有效方剂，每方之后详列主治的疾病，并介绍药物炮制方法，颇便医家掌握运用，成为此后医家临床施治和药局配方的重要依据，此书也因此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方书之一，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所存均为十卷本。现存最早的是元代刻本，共有五种不同的版本，其中四种为建阳刻本。即元大德八年（1304）余氏勤有堂刻本、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高氏日新堂刻本、元郑天泽宗文堂刻本、元陈氏留畊书堂刻本。四种刻本版式相同，均为半叶十四行，每行二十三字，黑口，左右双边。卷前均有陈承、裴宗元、陈师文等进书表，高氏、郑氏两种刻本后有《指南总论》三卷、《药性总论》一卷，现珍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陈氏留畊堂刻本则为天津医学情报所珍藏。此余氏刻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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