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吴越国钱氏王族“官”、“新官”款白瓷器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白瓷执壶
白瓷官款海棠杯
白瓷官款花口碟
白瓷官款花口盘
白瓷釦银瓜形执壶
白瓷釦银花口盘
白瓷釦银云龙把杯
白瓷釦银大碗
小水注
自唐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茶文化的兴起，刺激了瓷业的发展，以南方越州瓷窑为代表的青瓷窑系和北方定、邢、磁州窑为代表的白瓷窑系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新格局。
定窑是我国北宋至金代北方地区声誉最高、影响最大的窑场，以烧造白瓷为主。窑址位于今河北省曲阳县，因该县在唐、五代、北宋时曾隶属定州管辖，故其境内窑场名曰定窑。明、清时文人士大夫将其与柴、汝、官、哥、钧等著名瓷窑并称，继而又演绎出汝、官、哥、定、钧宋代“五大名窑”的说法。
定窑烧制瓷器始于唐代，北宋至金代达到鼎盛，元代以后渐趋式微。定窑素以烧造白瓷而闻名天下，产品造型规整、胎质洁白、釉质温润，多以刻、划、印花和描金等技法进行装饰，尤以印花装饰最为突出，构图严谨、图案清晰，被后人推为“印花之冠”。定窑除大量烧造民用瓷以外，从晚唐到金代还曾烧造宫廷用瓷和官府用瓷。北宋至金代，定窑瓷产量巨大，影响深远，以致在河北、山西等地形成庞大的瓷窑体系。宋廷南渡后，曾在景德镇设窑，完全取法定器，遂形成了北定与南定之分。唐、宋时期定窑瓷器还曾作为贸易瓷远销海外，在今天亚洲及北非一些国家的古代遗址中，有定窑瓷器标本发现。
1978年11月、1980年7月临安相继发现了吴越国缔建人钱镠父母亲墓——钱宽墓、水丘氏墓，两墓同茔异穴。钱宽墓发掘出土白瓷十九件，其中有十五件精细白瓷，器型有碗、碟、壶、杯、盘，器物内外满釉，釉色白中泛黄或白中闪青，胎质洁白致密，胎体轻薄，瓷化程度较高，器物素面，除一件无款外，其余器物外底皆行刻“官”、“新官”款识。水丘氏墓出土随葬白瓷十七件，皆制作精美，造型轻盈别致，釉色莹润明亮，胎体极薄，透光性极好，富有脱胎之感，胎质精细洁白，瓷化程度相当高，器物外底亦刻“官”、“新官”款，且器口、圈足大多鎏金银釦。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造型丰富、品类多样，具有以下特点：（1）器物多带款识。钱宽墓出土白瓷多落“官”款，水丘氏墓多落“新官”款。（2）器型风格鲜明。以瓜、花为题材创意，皆以素面呈现，通过简洁的模压、线条压棱、等距内凹等工艺造型，形制生动，构思精妙。（3）器形规整、品质上乘。白如雪、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胎骨坚实而致密，釉面滋润而匀净，其质量和造型炉火纯青，代表了晚唐定窑产品的最高水平，堪称薄胎瓷生产的巅顶之作。（4）器物用途明确，实用性强。碗、杯、碟、壶、注或为饮具，或为食具，皆为日常饮食用器，器物规格与实际用途相符，当为主人生前使用之物。
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窑口认定和烧制时间。钱宽墓志载：“有唐乾宁二年，钱府君以寿薨于临安茅山衣锦……，年六十有一。光化三年庚申十一月己酉始卜吉于本县义成乡清风里之南原也。”说明钱宽卒于唐乾宁二年（895），窆于光化三年（900）。水丘氏墓志载：“子镠今镇海镇东两军……九月四日薨于浙西府。”《钱氏家乘》记：“天复元年辛酉九月四日王妣秦国夫人水丘氏薨于杭州大都督府。”“王父宽与夫人水丘氏合葬衣锦南乡清风里之南原。”文献记载与墓志可辨识文字基本一致，说明水丘氏卒于唐天复元年（901），并于是年与钱宽并葬于衣锦南乡清风里。这就明确了钱宽墓随葬的白瓷器下限是公元900年，水丘氏墓随葬白瓷器的下限是公元901年。《钱氏家乘·武肃王年表》记：钱镠生于唐宣宗大中六年（852），唐咸通十三年（872）从军。唐乾符四年（887）授镇海军副使。光启三年（877），因平定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而授杭越管内都指挥使、上武威大将军兼杭州刺史。景福二年（893）授镇东镇海节度使、浙西道观察处置使、润州刺史。乾宁二年（895），钱镠奉诏剿灭董昌，唐昭宗赐铁券以示褒奖，并敕授检校太师、定乱安国功臣。后梁开平元年（907）受封吴越王。龙德三年（923）封为吴越国王。钱镠以三十五年的戎马征战、平定两浙战乱，创建吴越国。僖宗光启三年（887）以后钱镠逐步被中原皇室赏识和倚重。由于当时浙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并不具备烧制如此高质量白瓷器的条件，因而其烧造窑口、烧制时间、钱镠拥有这批精致瓷器的时间就成为了学术争讼的悬谜。
为破解这些问题，我们从以物证物和科技检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一是研究分析钱宽夫妇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造型、纹饰、胎体、釉色、烧造工艺和字体款式特征并与各地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作比较研究，从形和色上确定其为晚唐时期定窑烧制的产品。二是采用无损成份分析法对瓷器的胎釉成份作半定量检测，用成份微量元素的构成，科学界定其为北方窑口产品，且数据含量与定窑产品相吻。对钱鏐获得这批白瓷器的时间和瓷器的烧制时间我们也作出了相应的判断：钱宽夫妇墓“官”、“新官”款白瓷器极有可能是中原皇室赐予钱鏐的物质奖赏，也即是说钱鏐拥有这批珍瓷的时间是在唐乾符四年（877）至唐天复元年（901）之间短短的二十几年间，其烧制时间亦基本可确定在此期间。
“官”、“新官”款的涵义和钱宽、水丘氏墓白瓷器的金银釦。“陶成先得贡吾君”，宫廷用瓷是古代瓷器生产时代水平的标志，元代以前国家尚无专门烧制御器的窑场，唐代宫廷用瓷源于民窑，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贡奉和自上而下的派造两种形式。窑口烧制的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用于民间销售，至精至美之瓷才能作为贡品进奉朝廷。譬如作为南方最著名的青瓷窑口越窑，从唐代开始就不断地向宫廷进贡“秘色瓷”器，五代时期越瓷输贡不绝且数量巨大。宫廷用瓷的另一种形式是窑场受宫廷指派烧制瓷器，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白瓷就属于这种以派造方式烧造的产品，唐代的定窑、邢窑、越窑、磁州窑都曾为皇室以这种方式烧造御用瓷器，但它们均不是官窑，而是官派民烧或官监民烧。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官”、“新官”款同出，说明唐代执行官样标准制度上的不同，即“新官”新标准是相应于“官”旧标准而出现的。钱宽墓白瓷以“官”款居多，水丘氏墓则以“新官”款为多，两墓出土的白瓷器器型、纹饰、胎质、釉色上似无本质的差异，当是同一窑口、相近时期制作的产品，只是烧制具体时间上略有先后而已。国内有准确纪年墓葬“官”字款白瓷最早为唐景福二年（893），水丘氏墓“新官”款的出现，也不晚于天复元年（901）。水丘氏墓出土的十四件器物在口沿、足沿、流、钮等部位作鎏金银釦，而晚唐定窑瓷器的装烧工艺采用的是匣钵仰烧，与宋代采用的覆烧工艺迥然不同，非“芒口”，不加金银釦也不影响其使用，器物多釦的成因：一是延袭皇室崇尚金银器的传统，在唐金银尚不作货币流通，而一直为皇室及权贵制作器物使用。晚唐瓷业的空前发展，仿金银器造型薄胎精细白瓷的烧制直追金银器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在精白瓷上嵌釦金银，无疑是金银器与白瓷器产品融合的产物，为珍贵白瓷器再赋予更高的附加价值取向的结果。二是在晚唐“南青北白”的瓷业生产背景下，钱氏王族拥有中原皇室赏赐之物，既稀罕、也极其珍贵，在获得这些制作精湛、造型优美的白瓷后，采用金银釦工艺，对其做了加工，以显殊荣和奢华。考钱宽水丘氏夫妇墓以降经发掘的多座钱氏王族墓，随葬器物均未有精细白瓷器的再现，也说明“官”、“新官”款白瓷器绝非吴越国钱氏王族易得常用之物。三是在珍贵瓷器上加釦金银是吴越之地的一项特殊技艺，晚唐时进贡中原皇朝的越窑秘色瓷就有了这项工艺，钱氏王族将这项工艺发挥到了极致，三世五王将秘色瓷择作方物并加金银釦源源不断地向中原朝廷进贡。
钱宽水丘氏夫妇“官”、“新官”款白瓷器的特征。钱宽墓出土的十九件白瓷器中除一件执壶无款识，一件碗落“新官”款外，其余十七件均落“官”款。水丘氏墓出土的十七件白瓷器中除一件瓜棱执壶、一件花口碗、一件水注无款识，一件釦银瓜棱执壶、一件海棠杯、一件葵形花口碟落“官”款外，其余十一件均落“新官”款。器物落款的位置都在器外底，均为行书体，除钱宽墓出土的四瓣菱形花口盘呈阳刻“官”款外，余皆阴刻。
从刻字工具来看，分两种，一种较尖细，字迹细深而有力，钱宽墓的“官”款花口碟，水丘氏墓的“新官”款花口碟、盏、托和“官”款执壶皆以此类划刻工具题款。另一种工具较圆钝，运笔圆润而饱满，钱宽墓、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钱宽墓的“官”款菱形花口盘均以同类工具落款。从刻写笔法来看，题刻出自多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海棠杯、“官”款菱形花口盘，笔法相同应出自一人之手。钱宽墓、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款花口碟，明显带有两种不同的书写风格，当非一人所为。水丘氏墓出土的“新官”款云龙纹把杯、杯托、“新官”款花口碟，不仅书写风格相同，笔法一致，甚至于直书“新官”两字的布局上均呈现出“新”字靠左，“官”字靠右的特点，故可断定为同一人题款。所有款字皆系器物成型后，施釉前题刻。题刻款识风格是研究器物烧制窑口的重要途径之一。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官”、“新官”款白瓷器的制作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轮制坯体，碗、壶、注、碟等器物的内外壁均有清晰的旋纹。另一种方式是模制，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菱形花口盘，钱宽、水丘氏墓的“官”款海棠杯，水丘氏墓的云纹把杯均体现出模制器物的典型特征。
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白瓷器多仿唐中期以前流行的金银器皿，钱宽、水丘氏墓的海棠杯、连托把杯、执壶、菱形盘、花口碟等，在造型、纹饰、装饰技法上或多或少地带有模仿金银器的痕迹，是运用瓷器制作不同材质同型器物的工艺创造。
水丘氏墓出的“官”款葵形花口碟与钱宽墓出土的“官”款葵形花口碟型制相同，皆为十瓣花口，但水丘氏其他“新官”款菱形花口碟，均为十二瓣花口，工艺上“新官”款白瓷碟比“官”款白瓷碟更精致，器型更规整。
如同秘色瓷研究一样，定窑白瓷的研究在学术界亦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如定窑的创烧时间 ，定窑的分期研究，“官”、“新官”款瓷器的产地含义研究，定窑的装烧方法研究，定窑覆烧工艺的研究等等均未得出最终的结论，而钱宽水丘氏墓出土的晚唐时期的定窑白瓷器无疑为上述课题研究的破题和深入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
我可太厉害了都看完the final快半年了才反应过来小木船喝酒那段都是我哥自己想象的……以前居然没想过这段是怎么来的小木船樱花花瓣 真的好纯情啊 像遗世独立的桃源乡，静静地看着爱人捡起花瓣就像蝴蝶一样飞走……太寂寞了哥你的后半生是不是也要靠这样想象 想念着嫂度过[单身狗]“不要飞到离我太远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在大银幕看到的国产动画，不是以西游封神为代表的神话人物，就是各种相对子供向的直立动物？因为家喻户晓、自带流量、娱乐属性强、观影门槛低、容易赚取票房，所以没有多少厂商愿意去触及那些吃力不讨好的冷门领域，导致聚焦现实生活的动画题材几乎在大银幕销声匿迹。换言之制作一部写实风国漫，就得承担大得多的亏钱风险，单凭这份魄力，就足以让我对一部国漫产生兴趣并去看了点映。它就是《雄狮少年》，豆瓣刚刚开分，8.3分。这部动画写实到什么程度？人物写实，场景写实，剧情写实，内核写实，连彩蛋也写实。完完全全摆脱了传统神话束缚，视角回归到最真实的生活，放在中国南方最底层的农村年轻人身上，他们没钱没颜值没背景没超能力，就是一群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平民百姓。《雄狮少年》故事主线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三名被人看不起的留守青少年，在退役狮王的训练和带领下参加了舞狮比赛，最终通过比赛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简言之：一个“咸鱼翻身”的励志故事。这种故事比较俗套，已经不新鲜，不过元素运用上却别出心裁，将社会“留守”和国潮“舞狮”巧妙地结合起来，既让人捧腹大笑，热血沸腾，又让人感同身受，心灵震撼。男主叫阿娟，父母都在广州打工，而他则和爷爷留在农村，其貌不扬，骨瘦如柴，个子也不高，经常被舞狮队的村霸欺负，还被调侃为病猫。阿娟由于童年时期在父母陪伴下看了很多舞狮，所以从小就对舞狮这一华丽而灵动的民间艺术产生憧憬和向往，在他18岁那年，乡村举行舞狮抢青活动之日，全程目睹盛气凌人的村霸被一名技艺精湛的神秘人耍得团团转。这名神秘人是舞狮高手，有趣的是名字也设置为阿娟，要说为什么两人同名，我个人理解不是随性而为，应该是蕴含了主创的精心设计和其他用意。男阿娟外表邋遢，精神颓丧，内心自卑，代表一条被人瞧不起的废柴咸鱼，女阿娟光鲜亮丽，自信张扬，拥有打败村霸的厉害实力。她有可能是男阿娟内心深处的投射，是他未来渴望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且女阿娟在全片没有多少戏份，更多只是起到引路明灯的作用，所以我觉得她也许只是一个意象。实际上我最开始也以为她是女主角，深入剧情后却得知，全片塑造得最饱满最立体的女性角色，是退役狮王咸鱼强的老婆阿珍，也就是少年舞狮队的师母。主创花了不少笔墨刻画阿珍和阿强的感情线，她可以说是少年舞狮队得以走上追逐梦想之路的定心丸。三人参加舞狮比赛的动机说起来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男主是为了去广州见打工的爸妈，阿猫是为了见到漂亮的女阿娟，阿狗是为了包吃包住。所以这部动画所谓的梦想说白了，不是什么令人肃然起敬的豪言壮举，完全就是底层小人物最真实的生理冲动以及最迫切的情感愿望罢了。只不过由于男主从小到大都喜欢舞狮，所以舞狮也就成为了他平凡人生中唯一看到咸鱼翻身希望的方式。《雄狮少年》应该是我国第一部宣扬舞狮文化的院线动画电影，影片开头用了一个水墨画形式简要介绍了舞狮历史，一开场就充满中国风 。舞狮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助兴艺术，有南北之分，本片讲述了南狮文化，南狮又称醒狮，主要以广东为代表，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方的朋友可能对舞狮没有那么浓烈的认知度 ，但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广东人，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无数广东人从小到大在这种文化精粹中耳濡目染，尤其很多农村孩子从小就学舞狮学敲锣打鼓，这种文化就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昌盛不绝。北方朋友如果来广东生活一段时间就可以发现，广东地区每逢新业开张、节日活动、张灯结彩之际，几乎必有舞狮队的身影。舞狮文化往小了说是一种有驱邪避害寓意的仪式，往大了说是海外华人扬民族之威、认祖归宗的文化桥梁。相信很多人看过由徐克导演、李连杰主演，在1992年上映的《黄飞鸿3：狮王争霸》，那应该就是知名度最高、以舞狮为主题的商业电影了。我查了查这部《雄狮少年》的主创团队，原来编剧就来自佛山，而佛山可是狮艺之乡，是南狮的发源地，电影的舞狮元素给得如此饱满，细节如此考究，一看就知道对舞狮文化有深入研究。据称主创深度采风了广州佛山两地，难怪片中的街景建模几乎就是一比一还原了南方水土乡村。那蔚蓝的天空，那泥泞的道路，那熟悉的大排档，光影效果堪称精雕细琢，美艳绝伦又充满烟火气。导致我观影过程中一度模糊了这到底是虚拟动画还是真人电影？特别是纤毫毕现的狮头在人的摆动下毛发随风飘荡，把南狮头霸道又可爱的气质建模得惟妙惟肖，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细腻程度。而本片音乐的搭配堪称一大加分项，用了很多恰到好处、能让南方年轻人DNA颤动的音乐。比如开头五条人的《道山靓仔》，比如中间粤语名歌《世间始终你好》，再比如比如片尾九连真人《莫欺少年穷》，话说我还是第一次听客家话的歌曲，没想到这么带感。而配音对白方面是普通话、粤语、闽南语混合使用，多方言带来的搞怪效果让人忍俊不禁。此外，《雄狮少年》有不少情节致敬了周星驰电影，尤其是《少林足球》。师傅咸鱼强带三人魔鬼训练一段时间后，为三人组织了跟另外一支舞狮队的切磋，瞬间令我联想起《少林足球》锋哥带少林队第一次比赛的段落。因此不夸张地说，这是一部能让南方观众产生共情、倍感亲切且唤起回忆的动画。不过该动画由于几位主角相貌建模不符合主流审美引起了较大争议，我个人觉得预告片要背一些锅，因为我在看正片的时候基本就没有被眼睛问题分散注意力。有一说一，不是大眼眸的主角团的确不美，不过全片看下来真正算得上丑的我觉得只有那个阿猫，其实主创明显有意将其建模成猴子一般滑稽（出场吃香蕉），片中两次强调了他长得丑。至于负责打鼓的阿狗我只觉得他很憨厚很爱吃。这么看下来，《雄狮少年》的人物阵容还挺有《西游》那味，男主是唐僧，阿猫是大圣，阿狗是八戒，开场身穿洁白上衣的女阿娟则是观音菩萨，电影中还出现了男主在佛像面前诉苦，似乎更加证明了主创有意向西游靠拢，当然以上纯属个人过度解读。男主阿娟虽然前期土得要命，但中后期离开乡村到外面打工剪了一个清爽寸头后，精气神立刻提拔上来。其实不用到中后期，只要男主一套上狮头，整个人的气质就180°大转变，从垂头丧气变得飒爽帅气，从低沉失落变得狂放灵动，眼神再也不见一丝一毫的自卑，有的只是无尽的凌厉以及对于胜利的渴望。一套上狮头，给我感觉宛如变了身，他不再是一条浑浑噩噩的咸鱼，而是一条气势惊人的鲨鱼，不再是任人欺凌的病猫，而是威风凛凛的雄狮。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动画在动作设计上太干脆利索了。舞动时的马步，上肩、上杆、跳椿、爬桩等一系列动作既好看又迅疾，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稳而不乱，猛而不急。尤其是男主在大赛紧急关头华丽登场，通过努力训练而来的精湛技艺力挽狂澜，配合上有节奏感的鼓点BGM，全片高潮点和情绪点在那一刹那宛如山呼海啸般顷刻引爆，看得我热血澎湃、大呼过瘾。如果《雄狮少年》仅仅停留在让观众看爽看笑的程度，那么它充其量只是一部合家欢爆米花。这部电影真正让我感动的，是深入阐释了“留守”这一个社会议题，延展出了带来情感共鸣的现实意义以及思想深度。男主的梦想是通过舞狮来实现自己的魅力和价值，他的初衷就是让在外辛苦赚钱的父母，知道自己很了不起，不用父母担忧。然而残酷的是，舞狮不能解决吃饭问题，不能带来收益，一针见血戳中了“理想很性感，现实很骨感”这一个平凡人在追梦道路上永远绕不开的痛点。片中就用了咸鱼强这条线来佐证。咸鱼强年轻时就是舞狮界王者，由此吸引了阿珍的爱慕，可因为经济原因，最终只能当上一名平庸无奇的咸鱼小贩。年仅18岁的男主阿娟同样遭遇了这个残酷困境，一个出身农村的平凡少年抵抗不了这样的命运。他甚至连跟现实博弈的机会都没有，只能挥洒泪水，用弱小的身躯承担起重任，那奋力挣扎的样子见者为之心疼和叹息。所以该片节奏在前期轻松活泼搞怪滑稽甚至有点无厘头，但在中后期就逐渐揭开社会最真实的一面，让观众抛开浮躁，冷静下来思考。为什么梦想如此可贵？普通人难道就不配拥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吗？《雄狮少年》从头到尾都在努力传达一个观念，那就是持有梦想的人，他们的坚持和执着，一定是值得肯定的。只要肯拼搏，病猫照样也有蜕变成雄狮的可能，照样也能有在万众瞩目之下仰天咆哮、骄傲怒吼的高光时刻，影片结尾通过这样的精神升华，完成了角色弧光闭环。然而正当我以为全片立意就此终结的时候，彩蛋又将我高涨的思绪拉回了现实，将我那一颗行将上天的心又安抚到了地面。这部电影的主创给我的感觉很理智很克制，即便是允许夸张化的动画艺术，他们也极力控制在符合现实主义的逻辑之内，很难得没有假大空，做到了不虚浮不混乱。如我开头所言，这是一部写实到极致的现实题材动画，紧紧贴合生活，处处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反映，与此同时又柔情地鼓励观众，要勇于追逐梦想，梦想与现实不是必然会产生冲突的，一定存在一个既能照顾现实、也能让梦想发光发热的平衡点。《雄狮少年》一方面用了搞笑而热血的方式，将传统舞狮文化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又用了感性而浪漫的方式，治愈了在社会工作、可梦想之火几乎被浇灭的打工人。用了最潮最泪目的形式传达了最普世的精神内核和价值观。如同片中一句台词所说：“只要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我们就是雄狮。”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