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藏月做这九件事，诸佛欢喜，福慧双增！
华严家风
知一切法，皆是自心，而无所著；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佛教一直提倡农历七月为僧信孝亲报恩、祈福修善的“吉祥月”“功德月”“报恩月”“孝道月”“福田月”“僧伽月”。而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更是孝亲报恩、供养僧众的“盂兰盆节、佛欢喜日”。所谓“佛欢喜日”，源自于佛陀时代的古印度。比丘们经过长达三个月的“结夏安居”，到了七月十五日这天，也就是安居结束之日，所有比丘一一把自己的修行体悟向佛陀报告，等待佛陀的认可，所有这一天也叫“僧自恣日”，又名“佛欢喜日”。在2000多年后的今日，在这一殊胜之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居家善信们可以做以下这九件事培植福德、智慧两种资粮，使佛欢喜，共度“盂兰盆节”！
盂兰盆节，佛欢喜日，做这九件事 福慧双增！
第1件 - 供佛 -
《长阿含经》云：天及世间人，唯佛为最上，
欲求大福者，当供养三宝。
“供养诸佛菩萨”有两种深意：
一为报恩：从无始劫以来一切众生都曾有恩于我们，而恩德最大的莫过于诸佛菩萨了。
佛陀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接受佛的教诲，才能得到真正觉悟，从而成就法身慧命。
所以供佛是为了报恩，感念诸佛菩萨从久远劫来就于五浊恶世救拔我们，以大慈大悲大愿之力，令我们出离苦海，走上解脱成佛之菩提大道。
二为见贤思齐：成佛不是一句虚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从凡夫而得成就的。
所以供养佛的形象，意在提醒我们要见贤思齐，我们也要像他一样解脱成佛！
第2件- 斋僧 -
《盂兰盆经》云：
若能以饭食、卧具、医药供养十方僧众，藉此十方僧众清净共修，功德回向之力，能使供养者，往昔七世父母、六亲眷属得远离三恶道，现世父母及其本人，长寿无病无恼，衣食自然具足，身心安乐。僧宝是一切世间人供养、布施、修福的无上福田。如有人发心供养十方僧众，以此供养之功德，回向给供养者的七世父母及六亲眷属，被回向者便可远离三恶道。如回向给现世父母及本人，也能使现世者长寿无病无恼，衣食具足，身心安乐。供养僧众不仅能超拔七世父母，使现世人得到利益，还能与梵行者结下善缘，长养供养布施的喜舍之心，深植出世的菩提善因。
第3件- 诵经 -
《法华经》云：
如果有人受持、读诵、正忆念如是经典，解其义趣，如说修行，当知是人行普贤行，
于无量无边诸佛所深种善根。
佛陀所说之经典，是开示后人悟入圣道、解脱成佛的法要。若有人能虔诚诵持佛经，不仅可得诸天护法和诸天善神的护佑，更能增长世出世间之智慧。
第4件- 放生 -
《梵网经》云：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
古人云：“救人一命胜造七层浮屠。”救护、爱护每一个众生，也是我们佛弟子们应该做的。
每一个生命无论贫富贵贱、庄严丑陋、聪明愚痴，无论于六道中以何种形态存在，都值得被尊重！
何况生生世世以来，六道众生可能都做过我们过去世的父母双亲，我们又何忍杀害、圈捕它们呢？对于一切众生，我们都应平等待之、爱护之！
第5件- 抄经 -
《金刚经》云：
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
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抄写佛经是修行中的方便易行门。抄经之人不仅赞法、亲近诸佛菩萨、更趋向解脱之道，更能摄取福德，开增智慧。此外抄经者还会受天神护法的庇佑，消灾免难。
第6件- 来寺礼佛 -
《业报差别经》云：
礼佛一拜，从其膝下至金刚际，
一尘一转轮王位。
寺院是佛弟子们培福修慧的场所，也是天下之人与诸佛菩萨结下善缘的场所。
在盂兰盆节、佛欢喜日来寺院礼佛，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份喜悦的清净法喜，更能于未来解脱成佛之路上种下善因。
第7件- 做场佛事 -
《地藏菩萨本愿经》云：
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力救拔，当告宿世骨肉，使作方便，愿离恶道。孝亲报恩月，很多善信选择在此农历七月超拔过去世父母师长、历代六亲眷属、冤情债主。超拔过去世父母师长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为现世父母师长、六亲眷属消灾延寿，为现世人做功德，祈愿他们吉祥安康、福慧增长！
第8件- 做次布施 -
《杂宝藏经》云：
如果有人以清净心，向佛陀、僧众、父母、病人布施一掬水，以此功德，在数千万劫中都会感受无穷的福报。贫穷从悭贪而来，富贵从布施中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从过去世的修善积德中来。常言道“越布施，越有福”，无论是从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皆是如此。
第9件- 吃顿素食 -
《梵网经》云：
若佛子一切肉不得食，食肉断大慈悲佛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佛陀慈悲，常劝世人戒杀护生，而戒杀护生中最简单易行的，便是食素了。在此佛欢喜日，盂兰盆节期间，大家可以吃素为现世父母及家人，累生累世父母及家人祈福，食用蔬菜、谷类等食物。食素一天，用一种朴素而虔诚的行动，来表达内心深处的那份铭记与感恩！在盂兰盆节、佛欢喜日无论你做了如上哪件善事或哪几件善事所做善行的最后一定不要忘记将此日所做善事的功德回向给自己或家人或累世家人或冤亲债主
有缘众生、乃至法界一切众生
愿以此功德生生值遇诸佛教诲愿正法久住愿众生一切罪障、病障悉消除愿众生离苦得乐、证得真实法性
愿众生自利利他、速成佛道！
华严家风
知一切法，皆是自心，而无所著；知一切法，即心自性，成就慧身，不由他悟。
佛教一直提倡农历七月为僧信孝亲报恩、祈福修善的“吉祥月”“功德月”“报恩月”“孝道月”“福田月”“僧伽月”。而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更是孝亲报恩、供养僧众的“盂兰盆节、佛欢喜日”。所谓“佛欢喜日”，源自于佛陀时代的古印度。比丘们经过长达三个月的“结夏安居”，到了七月十五日这天，也就是安居结束之日，所有比丘一一把自己的修行体悟向佛陀报告，等待佛陀的认可，所有这一天也叫“僧自恣日”，又名“佛欢喜日”。在2000多年后的今日，在这一殊胜之日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居家善信们可以做以下这九件事培植福德、智慧两种资粮，使佛欢喜，共度“盂兰盆节”！
盂兰盆节，佛欢喜日，做这九件事 福慧双增！
第1件 - 供佛 -
《长阿含经》云：天及世间人，唯佛为最上，
欲求大福者，当供养三宝。
“供养诸佛菩萨”有两种深意：
一为报恩：从无始劫以来一切众生都曾有恩于我们，而恩德最大的莫过于诸佛菩萨了。
佛陀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接受佛的教诲，才能得到真正觉悟，从而成就法身慧命。
所以供佛是为了报恩，感念诸佛菩萨从久远劫来就于五浊恶世救拔我们，以大慈大悲大愿之力，令我们出离苦海，走上解脱成佛之菩提大道。
二为见贤思齐：成佛不是一句虚言。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从凡夫而得成就的。
所以供养佛的形象，意在提醒我们要见贤思齐，我们也要像他一样解脱成佛！
第2件- 斋僧 -
《盂兰盆经》云：
若能以饭食、卧具、医药供养十方僧众，藉此十方僧众清净共修，功德回向之力，能使供养者，往昔七世父母、六亲眷属得远离三恶道，现世父母及其本人，长寿无病无恼，衣食自然具足，身心安乐。僧宝是一切世间人供养、布施、修福的无上福田。如有人发心供养十方僧众，以此供养之功德，回向给供养者的七世父母及六亲眷属，被回向者便可远离三恶道。如回向给现世父母及本人，也能使现世者长寿无病无恼，衣食具足，身心安乐。供养僧众不仅能超拔七世父母，使现世人得到利益，还能与梵行者结下善缘，长养供养布施的喜舍之心，深植出世的菩提善因。
第3件- 诵经 -
《法华经》云：
如果有人受持、读诵、正忆念如是经典，解其义趣，如说修行，当知是人行普贤行，
于无量无边诸佛所深种善根。
佛陀所说之经典，是开示后人悟入圣道、解脱成佛的法要。若有人能虔诚诵持佛经，不仅可得诸天护法和诸天善神的护佑，更能增长世出世间之智慧。
第4件- 放生 -
《梵网经》云：
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即杀我父母，亦杀我故身。故常行放生，生生受生，常住之法，教人放生。
古人云：“救人一命胜造七层浮屠。”救护、爱护每一个众生，也是我们佛弟子们应该做的。
每一个生命无论贫富贵贱、庄严丑陋、聪明愚痴，无论于六道中以何种形态存在，都值得被尊重！
何况生生世世以来，六道众生可能都做过我们过去世的父母双亲，我们又何忍杀害、圈捕它们呢？对于一切众生，我们都应平等待之、爱护之！
第5件- 抄经 -
《金刚经》云：
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
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
抄写佛经是修行中的方便易行门。抄经之人不仅赞法、亲近诸佛菩萨、更趋向解脱之道，更能摄取福德，开增智慧。此外抄经者还会受天神护法的庇佑，消灾免难。
第6件- 来寺礼佛 -
《业报差别经》云：
礼佛一拜，从其膝下至金刚际，
一尘一转轮王位。
寺院是佛弟子们培福修慧的场所，也是天下之人与诸佛菩萨结下善缘的场所。
在盂兰盆节、佛欢喜日来寺院礼佛，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份喜悦的清净法喜，更能于未来解脱成佛之路上种下善因。
第7件- 做场佛事 -
《地藏菩萨本愿经》云：
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恶趣，未得出离，无处希望福力救拔，当告宿世骨肉，使作方便，愿离恶道。孝亲报恩月，很多善信选择在此农历七月超拔过去世父母师长、历代六亲眷属、冤情债主。超拔过去世父母师长的同时，也千万别忘了为现世父母师长、六亲眷属消灾延寿，为现世人做功德，祈愿他们吉祥安康、福慧增长！
第8件- 做次布施 -
《杂宝藏经》云：
如果有人以清净心，向佛陀、僧众、父母、病人布施一掬水，以此功德，在数千万劫中都会感受无穷的福报。贫穷从悭贪而来，富贵从布施中来。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从过去世的修善积德中来。常言道“越布施，越有福”，无论是从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皆是如此。
第9件- 吃顿素食 -
《梵网经》云：
若佛子一切肉不得食，食肉断大慈悲佛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佛陀慈悲，常劝世人戒杀护生，而戒杀护生中最简单易行的，便是食素了。在此佛欢喜日，盂兰盆节期间，大家可以吃素为现世父母及家人，累生累世父母及家人祈福，食用蔬菜、谷类等食物。食素一天，用一种朴素而虔诚的行动，来表达内心深处的那份铭记与感恩！在盂兰盆节、佛欢喜日无论你做了如上哪件善事或哪几件善事所做善行的最后一定不要忘记将此日所做善事的功德回向给自己或家人或累世家人或冤亲债主
有缘众生、乃至法界一切众生
愿以此功德生生值遇诸佛教诲愿正法久住愿众生一切罪障、病障悉消除愿众生离苦得乐、证得真实法性
愿众生自利利他、速成佛道！
#阳光信用##每日一善# 关一云神色郑重，言语间对炼狱充满着畏惧：“炼狱，在东大陆特别存zài的一个地方，在东大陆二十八州都有连接点，而每一个州的大门派中，有直接连通炼狱的古阵，可以通guò古阵，直接将弟子传送到炼狱内，但很少有人真的到炼狱内去历练，炼狱，几乎是死亡的代表，传闻里面环境恶劣，妖魔鬼怪横行，乃是真正的灭绝之地，以我现在的实力，进入炼狱，那是九死一生，莫说是我，就算是神丹境的高手，进入炼狱也是九死一生。”
这就是炼狱，东大陆一个特别存zài的地方，是整个东大陆二十八州上百个大门派弟子的历练之所，但正如炼狱的名字一样，对于每一个进入炼狱历练的人来说，都象征着走了一场地狱。
一般人是绝对不敢轻yì踏入炼狱的，凡是进入炼狱的，都是狠人中的狠人，一些大门派中，有弟子犯了大错，有时候会被送到炼狱去，这基本上是最残酷的惩罚。
而同样的，能够从炼狱里面走出来的人，无不是经历了生
这就是炼狱，东大陆一个特别存zài的地方，是整个东大陆二十八州上百个大门派弟子的历练之所，但正如炼狱的名字一样，对于每一个进入炼狱历练的人来说，都象征着走了一场地狱。
一般人是绝对不敢轻yì踏入炼狱的，凡是进入炼狱的，都是狠人中的狠人，一些大门派中，有弟子犯了大错，有时候会被送到炼狱去，这基本上是最残酷的惩罚。
而同样的，能够从炼狱里面走出来的人，无不是经历了生
【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治学首要在于读书，不要以找材料的态度读书，而应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种类型的材料。
所谓以读书的态度看各类材料，首先，治学必须经过放眼读书的阶段，不预设藩篱，尽量不受现在分科的局限以及后人成见的制约，不以分科的眼光看待所谓专门史的界域，不以后出的观念生出专题的问题意识，努力把握学问的基本和大体及其渊源流变。
不读书而治专题研究的流弊之一，就是专而偏，误以当时的系统为历来的系统。所谓研究历史学术文化，实际上是按照后来的架构重新条理解读。抗战结束后，有学人针对当时学界的流弊指出：“晚近治史者，喜称专家。凡治某朝者，即只知某朝之一二事物，而不识某朝一代制度所以损益及其演变之故，其著述论证，多所附会穿凿”。后来钱穆进一步批评道：“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循至返读古籍，格不相入。此其影响将来学术之发展实大。”主张以既有的分科门类，参融旧籍，求其会通。时过境迁，风气流转，专家先是成为学界的尊称，继而畸变为坊间的调侃，影响学术事业何止是大而已。分科教育之下，未经放眼读书，则起步阶段已经偏于一端。不要说放不进学科体系的经学无从解读（望文生义的门外文谈不在考虑之列），即使近代经过对应重新条理的文史哲等科，若是按照今日通行的分界观念，不仅所读之书大为局限，解读之法更是格义附会，越有条理，去古人真相越远。
“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而要做到这一层，必须放眼读书。这虽然与现时的教育体制及知识系统不无矛盾，很难在上学阶段实现，至少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否则终身参野狐禅，很难踏上正轨，登堂入室。治学不读书而一味找材料，只由教科书接受一些常识套话，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迫于环境，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如果只是为了写书而翻书，等于不读书一味找材料。而做什么只看什么，所写不出所读范围，著书不是所知的冰山一角，而将内囊尽了上来，犹如日暮时分盲人骑瞎马行险道，实在是万分危险的事。
其次，应读书以发现问题，不要悬问题以觅材料。否则先入为主，难免偏蔽。不读书而做学问，所研究的问题只能依靠后来预设，治学的顺序前后颠倒，先有论点，再找论据。不仅问题本身或非前人所有，或为自己生造，挑选、取舍和使用材料往往演变成为预设的观念填充作注，而不会从文献中读出历史本相，用事实说话，顺时序地重现史事的发生、联系及其演化。由于读不懂前人著述的意思，便以为前人无意思，总是要将各种文本史事原有的时空联系割裂，打乱成为任意取舍的材料，以便纳入后设的框架，曲解附会。如果遵循固有联系，则反而无法连缀，不能通解。就所撰写的文字看，似乎前后照应，自圆其说，实则断章取义，削足适履。即使稍高明者，能够言出有据，面对材料史事的繁杂，也很难入木三分，力透纸背，容易误入前人所设陷阱而不自知。如此这般被构建出来的历史，自然不可能呈现历史的本相，只能流于作者自己的思想史。所以王国维说：“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
读书以发现问题，所要发现的主要不是书的问题，而是研究对象的事实问题。不要仅仅限于读书得间，一味找漏洞钻空子，而应关注历史发展变化的枢纽大节和线索脉络。最好同时关注多个问题，不要终生固守一个方面甚至孤立的一点。
不读书而只是找材料，必然有材料范围难以捉摸的问题，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也很难穷尽史料。以索引找资料，则会遗漏大量从题目、关键词不可见的重要史料。况且关键与否，也要出自泛读博览，而不能单凭后设。因为不知研究对象的范围，也就难以把握所治专题的史料边际及其关联度究竟何在。由此出现相反相同的两种情形，或是动手动脚找不到材料（实则往往视而不见），或材料太多而不能驾驭。犹如秉烛夜行，灯下黑与不远见均不可免。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究竟要掌握材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而且能够保证大体不错，将来材料进一步发掘披露，可以补充，可以局部调整，甚至可以个别细节正误，但基本的判断和用力的方向大致正确，后续研究只是加强，而不至于颠覆已有结论，而且所论不仅仅是发表见仁见智的议论，便成为难以拿捏捉摸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学艺术一面的奥妙所在。不能掌握书的规模条理脉络而专题治学，无异于学术上的冒险赌博，成败只能听天由命。
其三，熟读基本书，熟悉旧材料，才能有效运用新材料。近代以来，提倡扩张史料而不读书的流弊之一，是人所共知的书都不看，一心只找前人未见书。殊不知不熟悉旧材料，则不可能恰当地利用新材料。结果往往问题和材料就在眼前，却视而不见，就算找到前人未见的材料，因为不知大体全局，也无法认识得当，只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导致研究流于凿空蹈隙。虽然看似有扩张领域之利，其实不过是图立说容易之便。
片面强调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不读书而一味扩张材料，造成对资料的迷信和垄断，产生两种看似相反而实相同的偏颇，一是不看身边易见书，专找人所不见的材料，不知历史的大体已在一般书中，熟悉旧材料，才能恰当解读新材料；二是过度依赖材料的独占，只看自己拥有的秘笈，不与其他资料比勘互证。如果研究某人某事只看直接资料，以其人的所见所知为全部事实，等于以其是非为是非。或以某一类资料为直接可信，以为材料即事实，于是只看这类材料，甚至排斥其他资料，不能相互参证，非但事倍功半，也容易错解误判。而在打洞式的专题研究之下，学术成果很难被重新验证，使得不读书但找材料，用看得到来掩饰读不懂的偏向不断加剧。今人能够看到的文献远过于前人，而读懂文献的能力则远不及前人。于是价值越高的史料，因为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愈少，即使查阅，也只是从中挑选自以为“看懂”的东西。正因为找不到看不全弄不懂，研究者干脆不顾史料的全体、异例及反证，敢于断章取义，强材料以就我，以举例为归纳，凿空逞臆，轻率立论。不读书而只是动手动脚找材料，“上穷碧落下黄泉”的结果，自然是“两处茫茫皆不见”。
其四，应如严耕望所说，治学要读人人常见之书，说人人不常说的话。此意与黄侃所说发现与发明有异曲同工之妙。1930年，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专程到金陵拜访黄侃，后者针对学界的时趋，“诰以治学之法曰：‘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此说可以吉川本人的亲身经历为证。吉川在北京期间，对于《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百思不得其解，先后请教过包括章门弟子在内的诸多先生，均不得要领。而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及此，黄侃便立即指示此处是夹入了宋人的校语。闻言之下豁然开朗的吉川觉得第一次遇到真正的学者。对于一味追求发现新材料的学术趋向，哪怕是各方一致赞誉有加的王国维，黄侃也予以尖锐批评。1928年6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国维少不好读注疏，中年乃治经，仓皇立说，挟其辩给，以眩耀后生，非独一事之误而已。始西域出汉晋简纸，鸣沙石室发得臧书，洹上掊获龟甲有文字，清亡而内阁档案散落于外，诸言小学、校勘、地理、近世史事者，以为忽得异境，可陵傲前人，辐辏于斯，而国维幸得先见。……要之经史正文忽略不讲，而希冀发见新知以掩前古儒先，自矜曰：我不为古人奴，六经注我。此近日风气所趋，世或以整理国故之名予之，悬牛头，卖马脯，举秀才，不知书，信在于今矣。”并进而评判道：“近世之学，沟沈优而释滞拙，翻案出奇更拙。”发明是接着说，发现则容易流于对着干，温故知新与不破不立，虽然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都有所贡献，毕竟高下有别。
将重心由找材料转向读书，由看得到转向读得懂，改变以外国义理为准则的趋向，由借助外力条理材料转向理解文本史事的本意本相，通过比较而近真并得其头绪，透过表象探究史事背后的内在联系，以免进一步误读错解前人言行。如此，解读文本，重现史事，才能领会本意，查知本相，得其所哉，立于不败之地，从而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
本文原载于《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转引自“墨香学术”公众号，旨在知识分享，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转引自：墨香学术 春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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