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名学看村落与宗族的关系】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手机摄影[超话]##北京故事[超话]##北京南城#
民国初在北京南城香厂路一带建设的新市区里，有两处仿上海石库门里弄的海派建筑泰安里和华康里。新市区中心点在万明路与香厂路相交位置，东北角新世界商场【已无】西北角东方饭店【图9】和西南角的仁民医院即现在的宣武中医院。是当时南城最西化最繁华之地。
【老照片来自网络】 https://t.cn/RI7nYAL
民国初在北京南城香厂路一带建设的新市区里，有两处仿上海石库门里弄的海派建筑泰安里和华康里。新市区中心点在万明路与香厂路相交位置，东北角新世界商场【已无】西北角东方饭店【图9】和西南角的仁民医院即现在的宣武中医院。是当时南城最西化最繁华之地。
【老照片来自网络】 https://t.cn/RI7nYAL
【#中国航海日# 郑和下西洋：中国史上最大的海上冒险】
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使团远航，这是郑和下西洋的开端。从1405年到1433年里，郑和下西洋的远航活动一共进行了七次。
郑和船队从中国刘家港（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出发，沿东海、南海、泰国湾，绕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安达曼海及孟加拉湾，再绕过整个南印度至阿拉伯海、波斯湾，从亚丁湾进入红海，最远航行至东非马达加斯加北部，到达沿海30多个国家及岛屿。
这次航行跨越了东亚地区、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各地，总里程相当于绕地球三圈，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航。《郑和航海图》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这次远航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了70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80年。
此外，郑和下西洋不仅仅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探险，还是中国古代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
那么，郑和的这一壮举，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第一，保持并发展了明朝的朝贡体系。
郑和下西洋使明朝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保持并发展了朝贡体系。郑和船队在保持和平外交的同时，打击了斯里兰卡锡兰山国王的统治，消灭了篡位的苏门答腊君主苏干剌，并在东南亚扶植华侨统治的旧港宣慰司（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
郑和下西洋，向各国展示了明朝的强大武力，使明王朝在东南亚建立起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体系，也就是朝贡体系。
第二，开拓了明朝的海外贸易，同时也消耗了国库。
郑和下西洋时携带了大量丝绸、瓷器、茶叶和手工业产品，以及各种金、银、铁器，与各国展开了官方和民间等多个层次的贸易。还剿灭了沿途的海盗（陈祖义集团），保持了东南亚航路的畅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
海外的工艺产品、原料、技术以及香料、珍宝等奢侈品，也相应地输入到明朝，影响了明朝的手工业生产工艺。比如，明朝工匠们使用进口的苏麻离青为呈色剂，形成了永宣时期瓷器青花颜色浓重、晕散的风格。
但也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忽视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从而使得远航难以为继。据资料显示，郑和下西洋以及明成祖对外邦使者有大量赏赐，再加上对郑和船队中两万船员的赏赐，使得国库消耗巨大。
既然郑和下西洋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那么此次远航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种说法，明成祖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燕王朱棣（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攻破应天城时（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随即下落不明。当时有传闻称建文帝流亡海外，于是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寻找。此后，《罪惟录》《明书》《明史》中都收录了这种说法，但学界对此说法尚有争议。
第二种说法，宣扬国威。
朱棣篡位后，为了凸显自己即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开始寻求国际声望。而且，明太祖时，便试图以武力为后盾，兼以和平方式，来威服众邦，并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华夷体系。
因此，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明成祖便多次派使者出使古里、满剌加（马六甲）、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和苏门答腊等国。明成祖征服安南（今越南），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有了政治目的之后，举行这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行需要什么条件呢？
第一 ，雄厚的经济实力。明代初期，朱元璋励精图治，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了恢复。我国的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等各方面技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明朝此时的物质条件十分发达。
第二，先进的科学技术。元末时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造船业，到明初更建立起了大规模官营造船业，据说郑和船队中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即有151米长，61米宽，在当时的世界可以说是庞然巨物。哥伦布远洋航行时，船队中的旗舰也不过22米长，不到8米宽。此外，牵星术的运用，以及明朝人对罗盘的使用和航海经验的积累，和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都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最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具体过程都是怎样的呢？
第一次下西洋（1405年7月11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利用武力，扫除明朝与东南亚连接的障碍，为恢复朝贡体系打下基础。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正使郑和与王景弘，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出使西洋，共造船六十二艘，据说船有四十四丈之长，十八丈宽。从苏州刘家港到福建，再由福建出海，先到占城（今越南中部），后向爪哇方向南航，次年六月三十日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
在三佛齐旧港，郑和击败了陈祖义海盗集团。其后，郑和任命广东华侨施进卿为旧港之主。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于古里赐其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船队携诸国使者、押陈祖义等俘虏还朝。
第二次下西洋（1407年-1409年夏），明成祖赏赐并下令护送各国使者，彰显大国风范。
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这次远航主要是送外国使节回国，规模较小。郑和船队在永乐五年（1407年）奉命出发，访问了占城、暹罗、爪哇和苏门答腊北部，然后再一次驶往印度洋，以柯枝（今印度西南）和古里为目的地。永乐七年（1409年）夏，郑和船队还朝。
第三次下西洋（1409年10月-1411年6月），郑和参与锡兰山国内政，提高了明朝在东南亚的威信。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出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
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谋害舟师”，郑和趁夜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国王并家属，后明成祖下诏另择贤君。
永乐九年（1411年），郑和船队还朝。
第四次下西洋（1412年-1415年8月12日），郑和船队向更远的地区探索。
永乐十一年（1413年）， 成祖命郑和，王景弘等率领二万七千余人，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腊，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今马来半岛东），忽鲁谟斯，比剌（今莫桑比克），溜山（马尔代夫群岛古国），孙剌（今东非索法拉）等国。这是郑和船队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到东非麻林迪（肯尼亚）。
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郑和船队回国。
第五次下西洋（1416年12月28日-1419年8月），朝贡体系平稳发展，各国向明朝进贡诸多珍奇异兽。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416年12月28日），明成祖命郑和等人护送各国使者回国。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1日），郑和在泉州行香。同年秋后，郑和率船队出发。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长颈鹿）；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船队约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1421年3月3日-1422年9月3日），明成祖时期最后一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此后暂停远洋航行。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郑和拜访的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卜剌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西北）、苏门答剌、阿鲁（今苏门答腊勿拉湾）、满刺加、甘巴里（今印度西部）、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剌和阿丹等国使节。
第七次下西洋（1430年6月29日-1433年），明宣宗重启远航。
宣德五年六月九日（1430年6月29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出使西洋。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船队抵达福建长乐港，并在此停留半年。同年十二月，郑和船队正式出海，先后拜访了占城、爪哇、旧港宣慰司、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等二十多个国家，返航途中，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王景弘率领返航，七月六日回到南京。
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和朝廷的反对声中，郑和下西洋终于叫停。与达伽马、哥伦布的航行不同，欧洲人通过掠夺新的土地，把全世界都变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国的赚钱机器。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事更像是一场夕阳下的狂欢，以政治目的为核心的航行，失去了金钱的支持，便注定难以为继。
但郑和下西洋代表了人类探索海洋的热情和决心，无疑是15世纪的伟大壮举。
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郑和率领使团远航，这是郑和下西洋的开端。从1405年到1433年里，郑和下西洋的远航活动一共进行了七次。
郑和船队从中国刘家港（今江苏省太仓市浏河镇）出发，沿东海、南海、泰国湾，绕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安达曼海及孟加拉湾，再绕过整个南印度至阿拉伯海、波斯湾，从亚丁湾进入红海，最远航行至东非马达加斯加北部，到达沿海30多个国家及岛屿。
这次航行跨越了东亚地区、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各地，总里程相当于绕地球三圈，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航。《郑和航海图》也是世界现存最早的航海图。这次远航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了70年，比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早了80年。
此外，郑和下西洋不仅仅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上探险，还是中国古代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
那么，郑和的这一壮举，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第一，保持并发展了明朝的朝贡体系。
郑和下西洋使明朝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保持并发展了朝贡体系。郑和船队在保持和平外交的同时，打击了斯里兰卡锡兰山国王的统治，消灭了篡位的苏门答腊君主苏干剌，并在东南亚扶植华侨统治的旧港宣慰司（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
郑和下西洋，向各国展示了明朝的强大武力，使明王朝在东南亚建立起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政治秩序体系，也就是朝贡体系。
第二，开拓了明朝的海外贸易，同时也消耗了国库。
郑和下西洋时携带了大量丝绸、瓷器、茶叶和手工业产品，以及各种金、银、铁器，与各国展开了官方和民间等多个层次的贸易。还剿灭了沿途的海盗（陈祖义集团），保持了东南亚航路的畅通。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来的禁海政策，开拓了海外贸易。
海外的工艺产品、原料、技术以及香料、珍宝等奢侈品，也相应地输入到明朝，影响了明朝的手工业生产工艺。比如，明朝工匠们使用进口的苏麻离青为呈色剂，形成了永宣时期瓷器青花颜色浓重、晕散的风格。
但也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厚往薄来”，忽视了实际的经济利益，从而使得远航难以为继。据资料显示，郑和下西洋以及明成祖对外邦使者有大量赏赐，再加上对郑和船队中两万船员的赏赐，使得国库消耗巨大。
既然郑和下西洋不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那么此次远航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种说法，明成祖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
燕王朱棣（明成祖）在靖难之役中，攻破应天城时（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烧皇宫，随即下落不明。当时有传闻称建文帝流亡海外，于是朱棣派郑和下西洋寻找。此后，《罪惟录》《明书》《明史》中都收录了这种说法，但学界对此说法尚有争议。
第二种说法，宣扬国威。
朱棣篡位后，为了凸显自己即位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开始寻求国际声望。而且，明太祖时，便试图以武力为后盾，兼以和平方式，来威服众邦，并构建以中国为主导的华夷体系。
因此，在郑和下西洋之前，明成祖便多次派使者出使古里、满剌加（马六甲）、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和苏门答腊等国。明成祖征服安南（今越南），为郑和后续的下西洋活动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有了政治目的之后，举行这场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行需要什么条件呢？
第一 ，雄厚的经济实力。明代初期，朱元璋励精图治，农业生产和工商业都得到了恢复。我国的矿冶、纺织、陶瓷、造纸、印刷等各方面技术，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明朝此时的物质条件十分发达。
第二，先进的科学技术。元末时江南地区已有相当规模的造船业，到明初更建立起了大规模官营造船业，据说郑和船队中的宝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即有151米长，61米宽，在当时的世界可以说是庞然巨物。哥伦布远洋航行时，船队中的旗舰也不过22米长，不到8米宽。此外，牵星术的运用，以及明朝人对罗盘的使用和航海经验的积累，和大批航海水手的养成，都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条件。
最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具体过程都是怎样的呢？
第一次下西洋（1405年7月11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利用武力，扫除明朝与东南亚连接的障碍，为恢复朝贡体系打下基础。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明成祖命正使郑和与王景弘，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出使西洋，共造船六十二艘，据说船有四十四丈之长，十八丈宽。从苏州刘家港到福建，再由福建出海，先到占城（今越南中部），后向爪哇方向南航，次年六月三十日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
在三佛齐旧港，郑和击败了陈祖义海盗集团。其后，郑和任命广东华侨施进卿为旧港之主。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于古里赐其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郑和船队携诸国使者、押陈祖义等俘虏还朝。
第二次下西洋（1407年-1409年夏），明成祖赏赐并下令护送各国使者，彰显大国风范。
郑和回国后，立即进行第二次远航准备。这次远航主要是送外国使节回国，规模较小。郑和船队在永乐五年（1407年）奉命出发，访问了占城、暹罗、爪哇和苏门答腊北部，然后再一次驶往印度洋，以柯枝（今印度西南）和古里为目的地。永乐七年（1409年）夏，郑和船队还朝。
第三次下西洋（1409年10月-1411年6月），郑和参与锡兰山国内政，提高了明朝在东南亚的威信。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成祖命正使太监郑和、副使王景弘率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艘，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出使占城，宾童龙，真腊，暹罗，假里马丁，交阑山，爪哇，重迦罗，吉里闷地，古里，满剌加，彭亨，东西竺，龙牙迦邈，淡洋，苏门答剌，花面，龙涎屿，翠兰屿，阿鲁，锡兰，小葛兰，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苏禄等国。
郑和访问锡兰山国时，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谋害舟师”，郑和趁夜突袭亚烈苦奈儿王城，破城而入，生擒国王并家属，后明成祖下诏另择贤君。
永乐九年（1411年），郑和船队还朝。
第四次下西洋（1412年-1415年8月12日），郑和船队向更远的地区探索。
永乐十一年（1413年）， 成祖命郑和，王景弘等率领二万七千余人，出使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腊，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兰丹，加异勒（今马来半岛东），忽鲁谟斯，比剌（今莫桑比克），溜山（马尔代夫群岛古国），孙剌（今东非索法拉）等国。这是郑和船队首次绕过阿拉伯半岛，航行到东非麻林迪（肯尼亚）。
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郑和船队回国。
第五次下西洋（1416年12月28日-1419年8月），朝贡体系平稳发展，各国向明朝进贡诸多珍奇异兽。
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十日（1416年12月28日），明成祖命郑和等人护送各国使者回国。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5月31日），郑和在泉州行香。同年秋后，郑和率船队出发。忽鲁谟斯进贡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贡“麒麟”（长颈鹿）；祖法尔进贡长角马；木骨都束进贡花福鹿、狮子；卜剌哇进贡千里骆驼、鸵鸡；爪哇、古里进贡麾里羔兽。船队约在永乐十七年（1419年）七月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1421年3月3日-1422年9月3日），明成祖时期最后一次派遣郑和下西洋，此后暂停远洋航行。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郑和送十六国使臣回国。郑和拜访的国家及地区有：占城、暹罗、忽鲁谟斯、阿丹、祖法儿、刺撒、卜剌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异勒、锡兰山、溜山、南巫里（今苏门答腊岛西北）、苏门答剌、阿鲁（今苏门答腊勿拉湾）、满刺加、甘巴里（今印度西部）、幔八萨（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郑和船队回国，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剌和阿丹等国使节。
第七次下西洋（1430年6月29日-1433年），明宣宗重启远航。
宣德五年六月九日（1430年6月29日），明宣宗朱瞻基命郑和出使西洋。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船队抵达福建长乐港，并在此停留半年。同年十二月，郑和船队正式出海，先后拜访了占城、爪哇、旧港宣慰司、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忽鲁谟斯等二十多个国家，返航途中，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王景弘率领返航，七月六日回到南京。
在巨大的财政压力下和朝廷的反对声中，郑和下西洋终于叫停。与达伽马、哥伦布的航行不同，欧洲人通过掠夺新的土地，把全世界都变成了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国的赚钱机器。郑和七下西洋的盛事更像是一场夕阳下的狂欢，以政治目的为核心的航行，失去了金钱的支持，便注定难以为继。
但郑和下西洋代表了人类探索海洋的热情和决心，无疑是15世纪的伟大壮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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