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两头坏，迟迟难修好！#老电梯换修好难#】突然停用、骤然下坠、有异响……近年来，老旧小区越来越多的“老掉牙”电梯出现问题。日常的维修已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隐患，但资金不足、业主意见不一等道道门槛让大修或更换一拖再拖难以实现。为此，记者走访了多个小区发现，基本上都存在这三大难题。
难题一：公维不足补缴困
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需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但老旧小区公共维修基金不足，甚至有的小区公维余额为零。当面临增缴公维基金时，业主出资意愿普遍不强烈……使用资金的问题成了老旧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的首要难点。
走进丰台区某小区，2001年投入使用电梯设备严重老化。质量检测报告显示：该种电梯已经停产，配件难以采购，建议更换。
“换一部电梯就要30万元左右。”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小区比较老旧，公共维修基金不足，东区1、2、4、5、7号楼的13部电梯和西区3、7、11号三栋楼均需要更换电梯，但一提及增缴公共维修基金，居民就不乐意了。
“我们住一层和二层，也不用电梯，不出钱也不参与。”一位东区一层的业主表示，公共维修基金本来就不多，这次用了，下次再出事怎么办？而且增缴公维应该跟坐公交车一样，乘坐一站的和十站的不应是一个价格，住顶楼的该多交钱。
西区7号楼一位业主表示，“家家户户都出钱哪有那么容易？全从现有的公共维修基金里面出钱能更快一点。”
《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中规定，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和同意。而更换费用由相关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
“实际上这相当于用总价除以总平方米，价格分摊入户。”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户按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金额，跟住几层，用不用电梯，家里有多少人没有关系。现在东区通过沟通协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西区业委会列出了换两部电梯修一部、公共维修基金勉强够的方案和三部都换、需要增缴公维的方案初步征求居民意见。目前具体方案刚过公示期，下一步需要三分之二业主参与并签字同意。
难题二：业委会难以履职
根据《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七规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需要业主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划转资金，物业服务企业仅能提出方案并在业委会同意后组织实施，这使得在大修或更换电梯的过程中，业委会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早在2015年就应该大修电梯，却因为现在没有业委会迟迟难以推动。”朝阳一家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第一届业委会时已经将公共维修资金划给业主大会管理，但需要向房管局申请时需要业委会签字才能走下一步流程，但现在没有签字就卡住了。
“小区在2004年就成立了第一届业委会，到2016年时，已是第三届业委会期满。”居民表示，这个业委会时有时无。没遇上事儿的时候大家不关心，很多事情没有业主大会表决，甚至连第三届业委会成立时也没有表决过。
丰台一小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小区早在2021年7月就拿到建议更换电梯的质检报告，有些楼已经商讨完维修基金的分摊使用并票选出新电梯的品牌，但因业委会只剩两人，电梯更换的进度停滞了一年。“小区业委会2020年11月成立，当时有7个人，但有五个人辞职了，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中规定，只有两个人的业委会无法履职。”小区居民说。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在电梯更换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业主和业委会。没有业委会，可能连最初的意见征询都无从下手。“物业公司只能提出方案以供参考，承担不了由业委会担负的责任，我们社区也只能帮助业委会成员前期发动业主，凝聚意见，协助业委会入户调查。”社区工作人员说。
难题三：业主参与热情不高
电梯大修或更换是小区公共事务，需要业主参与决定。在一些老旧小区，业主对这类公事参与热情不高也成为阻碍换修的难题。
西城区某小区4栋高层楼的电梯一个月总得坏个七八回，一些居民还遇到过电梯毫无预兆突然下坠的情况。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内的电梯都已使用近20年，2019年对电梯进行鉴定，结论是建议电梯进行全面大修， 到2021年对大修的相关流程已经走完。但小区的部分业主却认为电梯坏得如此频繁，仅靠大修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希望对这些“老掉牙”的电梯进行更换，而部分业主对流程和此前公维的使用提出质疑，电梯大修就此搁置。
为此，属地街道建议小区召开“临时业主大会”商讨电梯换修事宜。但这一过程中，相关决定需要业主投票，到了这一环节却屡屡遇到难题，“很多业主根本不来参与签字而且还可能出现假票等情况。”
“这个小区目前有30%—40%的房子是用于出租，房主平日里并不住在小区里，而租房的人基本上不参与小区事务，真正的业主不住在小区更是无所谓，不会大老远跑回来投票，还不够麻烦的，只管收房租就行。”社区书记坦言。
除此之外，房子里住的还有可能是业主的亲属或是朋友。如果业主不在，他们去线下投票时需要业主的授权书，“但这个授权书是真是假，如何验证也是个难题。如果挨个验证，我们还需要留档保存，以防后续出现问题，这个工作量真是不小。”社区书记表示。
因为授权问题，不少家庭矛盾也由此产生，“授权给谁，父母与子女、子女之间甚至两口子意见不同的都有，还有打架打到我们社区来的。”社区书记说，此外，不少后期到这儿新买房的年轻人，甚至连小区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应该如何使用公维都不知道，“他们早出晚归地上班，平常在小区里连转也不转，也没工夫了解参与小区的这些事儿。”
正是由于线下纸质投票的种种弊端，社区目前尝试使用“北京业主”APP进行线上投票，该应用软件需要业主本人进行身份认证后才能注册，所以投票结果真实有保证，也能节约线下投票的成本。
让社区没有想到的是，如何让大家注册也成了难题。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在楼下放展板推广、去居民楼下解答、物业也给每家贴了通知甚至挨家挨户发短信，但推行过一段时间，效果还是不太好，1300多户居民，目前只注册了400多户。一些小区居民就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们也难以强制推行。”社区书记无奈地说。
观点：让房屋“养老钱”用得更信服
老旧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为何会如此之难？
具有丰富基层社区治理经验的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凌表示，表面看起来是电梯问题，但背后折射出了整个物业行业的混乱以及目前很多小区出现的“甲方缺位，乙方越位”的情况，也就是小区缺乏业委会来主导小区事务，物业公司可操作空间过大。
一方面，由于物业管理服务不规范、财务不透明、没有与业主建立相符的契约关系等原因，导致居民对物业和相关部门不信任，所以业主在该投票的时候不投票。另一方面，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对电梯进行大修或更换，有明确清晰的程序，而业主一般对这样的程序不了解，如果物业或有关部门不按照这样的程序来一步步进行，业主也难以知情。此外 许多业主对自己的权责义务并不清晰，例如有些业主认为大修或更换电梯应该用物业费，而不是公共维修基金。
“要解决电梯大修或更换难题，需要物业公司在财务上公开透明、过程上规范民主、相关利益主体权责义务清晰以及建立相符的物理管理契约关系，各个主体按照相应的责任各司其职。具体来说，需要业主明确自己‘甲方’权责，主动参与小区公共事务，街道社区积极推动小区业委会的成立；物业公司通过日常的规范服务，取得业主信任，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物业行业的监管。
在使用公共维修基金时，还应建立一套可操作的、物业和业主之间能够相互制约，同时又能产生相互信任的机制，使这房屋的‘养老钱’在解决诸如电梯更换问题时用得让人信服。”李凌建议。
（北京晚报 记者徐英波 黄品超）
难题一：公维不足补缴困
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需要动用公共维修基金，但老旧小区公共维修基金不足，甚至有的小区公维余额为零。当面临增缴公维基金时，业主出资意愿普遍不强烈……使用资金的问题成了老旧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的首要难点。
走进丰台区某小区，2001年投入使用电梯设备严重老化。质量检测报告显示：该种电梯已经停产，配件难以采购，建议更换。
“换一部电梯就要30万元左右。”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小区比较老旧，公共维修基金不足，东区1、2、4、5、7号楼的13部电梯和西区3、7、11号三栋楼均需要更换电梯，但一提及增缴公共维修基金，居民就不乐意了。
“我们住一层和二层，也不用电梯，不出钱也不参与。”一位东区一层的业主表示，公共维修基金本来就不多，这次用了，下次再出事怎么办？而且增缴公维应该跟坐公交车一样，乘坐一站的和十站的不应是一个价格，住顶楼的该多交钱。
西区7号楼一位业主表示，“家家户户都出钱哪有那么容易？全从现有的公共维修基金里面出钱能更快一点。”
《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中规定，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参与和同意。而更换费用由相关业主按照各自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民法典》第二百七十三条规定，业主对建筑物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得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
“实际上这相当于用总价除以总平方米，价格分摊入户。”社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户按拥有物业建筑面积的比例分摊金额，跟住几层，用不用电梯，家里有多少人没有关系。现在东区通过沟通协调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西区业委会列出了换两部电梯修一部、公共维修基金勉强够的方案和三部都换、需要增缴公维的方案初步征求居民意见。目前具体方案刚过公示期，下一步需要三分之二业主参与并签字同意。
难题二：业委会难以履职
根据《北京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第二十七规定，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划转业主大会管理后，需要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需要业主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划转资金，物业服务企业仅能提出方案并在业委会同意后组织实施，这使得在大修或更换电梯的过程中，业委会成了不可或缺的一环。
“早在2015年就应该大修电梯，却因为现在没有业委会迟迟难以推动。”朝阳一家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小区第一届业委会时已经将公共维修资金划给业主大会管理，但需要向房管局申请时需要业委会签字才能走下一步流程，但现在没有签字就卡住了。
“小区在2004年就成立了第一届业委会，到2016年时，已是第三届业委会期满。”居民表示，这个业委会时有时无。没遇上事儿的时候大家不关心，很多事情没有业主大会表决，甚至连第三届业委会成立时也没有表决过。
丰台一小区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小区早在2021年7月就拿到建议更换电梯的质检报告，有些楼已经商讨完维修基金的分摊使用并票选出新电梯的品牌，但因业委会只剩两人，电梯更换的进度停滞了一年。“小区业委会2020年11月成立，当时有7个人，但有五个人辞职了，根据《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中规定，只有两个人的业委会无法履职。”小区居民说。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在电梯更换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应当是业主和业委会。没有业委会，可能连最初的意见征询都无从下手。“物业公司只能提出方案以供参考，承担不了由业委会担负的责任，我们社区也只能帮助业委会成员前期发动业主，凝聚意见，协助业委会入户调查。”社区工作人员说。
难题三：业主参与热情不高
电梯大修或更换是小区公共事务，需要业主参与决定。在一些老旧小区，业主对这类公事参与热情不高也成为阻碍换修的难题。
西城区某小区4栋高层楼的电梯一个月总得坏个七八回，一些居民还遇到过电梯毫无预兆突然下坠的情况。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小区内的电梯都已使用近20年，2019年对电梯进行鉴定，结论是建议电梯进行全面大修， 到2021年对大修的相关流程已经走完。但小区的部分业主却认为电梯坏得如此频繁，仅靠大修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希望对这些“老掉牙”的电梯进行更换，而部分业主对流程和此前公维的使用提出质疑，电梯大修就此搁置。
为此，属地街道建议小区召开“临时业主大会”商讨电梯换修事宜。但这一过程中，相关决定需要业主投票，到了这一环节却屡屡遇到难题，“很多业主根本不来参与签字而且还可能出现假票等情况。”
“这个小区目前有30%—40%的房子是用于出租，房主平日里并不住在小区里，而租房的人基本上不参与小区事务，真正的业主不住在小区更是无所谓，不会大老远跑回来投票，还不够麻烦的，只管收房租就行。”社区书记坦言。
除此之外，房子里住的还有可能是业主的亲属或是朋友。如果业主不在，他们去线下投票时需要业主的授权书，“但这个授权书是真是假，如何验证也是个难题。如果挨个验证，我们还需要留档保存，以防后续出现问题，这个工作量真是不小。”社区书记表示。
因为授权问题，不少家庭矛盾也由此产生，“授权给谁，父母与子女、子女之间甚至两口子意见不同的都有，还有打架打到我们社区来的。”社区书记说，此外，不少后期到这儿新买房的年轻人，甚至连小区有没有公共维修基金，应该如何使用公维都不知道，“他们早出晚归地上班，平常在小区里连转也不转，也没工夫了解参与小区的这些事儿。”
正是由于线下纸质投票的种种弊端，社区目前尝试使用“北京业主”APP进行线上投票，该应用软件需要业主本人进行身份认证后才能注册，所以投票结果真实有保证，也能节约线下投票的成本。
让社区没有想到的是，如何让大家注册也成了难题。
“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在楼下放展板推广、去居民楼下解答、物业也给每家贴了通知甚至挨家挨户发短信，但推行过一段时间，效果还是不太好，1300多户居民，目前只注册了400多户。一些小区居民就是事不关己的态度，我们也难以强制推行。”社区书记无奈地说。
观点：让房屋“养老钱”用得更信服
老旧小区电梯大修或更换，为何会如此之难？
具有丰富基层社区治理经验的北京联合大学教授李凌表示，表面看起来是电梯问题，但背后折射出了整个物业行业的混乱以及目前很多小区出现的“甲方缺位，乙方越位”的情况，也就是小区缺乏业委会来主导小区事务，物业公司可操作空间过大。
一方面，由于物业管理服务不规范、财务不透明、没有与业主建立相符的契约关系等原因，导致居民对物业和相关部门不信任，所以业主在该投票的时候不投票。另一方面，动用公共维修基金对电梯进行大修或更换，有明确清晰的程序，而业主一般对这样的程序不了解，如果物业或有关部门不按照这样的程序来一步步进行，业主也难以知情。此外 许多业主对自己的权责义务并不清晰，例如有些业主认为大修或更换电梯应该用物业费，而不是公共维修基金。
“要解决电梯大修或更换难题，需要物业公司在财务上公开透明、过程上规范民主、相关利益主体权责义务清晰以及建立相符的物理管理契约关系，各个主体按照相应的责任各司其职。具体来说，需要业主明确自己‘甲方’权责，主动参与小区公共事务，街道社区积极推动小区业委会的成立；物业公司通过日常的规范服务，取得业主信任，有关部门也要加强对物业行业的监管。
在使用公共维修基金时，还应建立一套可操作的、物业和业主之间能够相互制约，同时又能产生相互信任的机制，使这房屋的‘养老钱’在解决诸如电梯更换问题时用得让人信服。”李凌建议。
（北京晚报 记者徐英波 黄品超）
#青海[超话]# 【财经观察丨青海老字号这样“破圈”】#青海#
一个老字号，是一块金字招牌。这样的金字招牌一般历史悠久，拥有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民间获得广泛认同后逐渐形成。在青海，有33家企业被评为“青海老字号”。这些老字号发展现状如何？如何在老枝上发新芽？西海全媒体记者走进老字号企业探访。
价值在“老” 出路在“新”
时尚潮流的银项链、富有青海特色的银戒指……8月23日，记者走进位于西宁市海湖新区唐道商圈的一家“青海老字号”商铺，这是一家传承制银技艺的企业。
只见店铺门口的墙上，贴着的一张1951年西宁市颁发的营业证和一些老照片十分醒目，玻璃展柜内各种品类的银饰品耀眼夺目。
“我爷爷1946年创立了‘天丰银楼’品牌，取意恪守优良品德获得老天眷顾才能丰收。1956年，公私合营，‘天丰银楼’上交给了政府。1997年，金银首饰行业改革，我父亲为了完成爷爷的梦想，辞职创业，于2003年在西宁市成立天丰银楼金银珠宝有限公司。”西宁天丰银楼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田鑫介绍。
作为一家发源于本地、发展于本地、发扬于本地的老字号品牌，天丰银楼从小作坊成长为一家具有规模的金银珠宝零售企业。时间在更迭，市场在发展，如今，在新业态、新模式加快迭代发展的市场中，这家金银珠宝零售企业面临着危机和挑战。
“消费客群呈现年轻化趋势，传统的贵金属饰品无法满足现在年轻人的需求，我们就要不断提升产品的品质，迎合大众的需求。”田鑫说，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新”，“向新而行”才能不断激发老字号的新活力。
“在体会和融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要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消费观念，制作出更具视觉冲击力的作品，这也是我们产品持续发展的方向。”田鑫作为银楼第三代传承人，接手天丰银楼后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原本银饰采用最原始的制银技艺，图案、花纹及色彩都比较单一。在他和团队的精心设计下，颇具地方特色的银饰系列“脱胎换骨”。境纯系列烧青珐琅戒指、境纯系列藏羚造型项链、青海湖珐琅系列等特色饰品，成为年轻人热捧的单品，造型上也突出了个性化。
“作为青海老字号企业，除了始终如一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价值观，技艺传承和创新发展同样重要。要让技艺渗透到当代生活、现代美学中。我们相信，纯手工工艺制作的产品比用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更有魅力。”田鑫说，这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制银技艺，如今在市面十分罕见。去年，他们的青海特色系列戒指及项链上线。
镌刻着青海湖景色的戒指、陶瓷和银饰完美结合的杯盏……一个个充满创意的银饰和银制品，让我们看到了老字号发展的无限可能和新方向。
扩大朋友圈 焕发新活力
如何擦亮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实现破圈突围，我省老字号企业经营者在“练好内功”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突破。
每天深夜一两点，青海湟源严酿皮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秦侃就要起床到厂房内，带领工人开始辛勤工作。4个小时后，他们就要把数百张酿皮送到门店以及各大超市，满足市民需求。
秦侃向记者介绍，湟源“严酿皮”始创于清朝道光年间，盛于清末民初，以绵软润滑、酸辣可口享誉丹噶尔古城，2015年被授予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美食创一方特色。“严酿皮”和许多青海老字号一样，也历经了时代浪潮的考验。
“我们创新发展，变家庭小作坊式加工为工厂式生产。2018年，严酿皮食品有限公司在湟源县投资441.68万元，购置安装蒸汽发生器、洗面机、不锈钢蒸箱和面机、包装机等生产加工设备，建成酿皮标准净化生产加工车间。”秦侃说，企业制定和发布了青海省第一个酿皮生产制作企业标准，在保留传统风味和加工技艺的基础上，更加符合食品生产加工的法律法规要求，更加营养、卫生、健康。今年年初，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查合格后，企业申请办理了全省首个酿皮食品生产许可证。
生产经营更加规范是老字号企业发展的核心，扩大朋友圈是老字号企业走进千家万户的途径。
今年，真空包装的“严酿皮”搭上了从西宁始发到全国各地的列车，美食不仅成为一种旅游产品，更成为人们了解青海的一种媒介，通过特色美食展示青海“舌尖”魅力，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和老字号产品的创新。
“分布在各行各业的老字号，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如何让老百姓尝到新味道、感受新体验，需要认真研究。总之，创新发展是繁荣老字号、持续焕发老字号生命力的根本途径。”青海省商务厅市场流通处相关负责人说。
扶持老字号 挖掘新优势
老字号是一座城市文化的见证，是城市品牌的延续，育强“青海老字号”，我省企业既有传承也有创新。
“我们公司有7大类18个国药准字号品种的藏药，这次有3款产品被认定为‘青海老字号’，分别是‘大月晶丸’‘巴桑母酥油丸’和‘五味甘露药浴汤散’。其中，‘五味甘露药浴汤散’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帝玛尔藏药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耀华介绍，这3款产品均出自《四部医典》，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李耀华表示，近年来，帝玛尔藏药依托国内著名大学、科研单位合作开发新产品，联合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研究开发国家经典名方项目里的“温经汤”“小续命汤”，已经进入产品试制阶段；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对两个传统剂型“补肾丸”“巴桑母酥油丸”改造研究，已投资近2000万元。
如今，许多“青海老字号”脱胎换骨，努力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找回老字号原有的价值。
“老字号的挖掘与培育、传承与发展，是时代的命题。创新发展、合作共赢，成为破解老字号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青海省商务厅市场流通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创新发展老字号，发挥其文化内涵和赋予其现代理念、更多更好融入生产生活，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老字号要留住情怀，也要守住口碑。与此同时，为推动老字号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省商务厅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促进“青海老字号”创新发展的一系列措施，成立“青海老字号”专家委员会，认定了一批具有30年以上世代传承的独特产品、技艺或服务的“青海老字号”企业。
针对“青海老字号”发展，省商务厅还建立了保护体系优化发展环境，建立促进体系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并积极加强老字号评价、传播，提升老字号社会知名度。
在挖掘和保护青海省优秀民族品牌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和技艺的老字号加快企业发展，创新营销模式，在京东、天猫等电子商务平台开设“青海老字号”旗舰店，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强化老字号品牌质量监管，进一步提升市场对“青海老字号”品牌的认可度。
（西海全媒体记者 范程程 文/图）
一个老字号，是一块金字招牌。这样的金字招牌一般历史悠久，拥有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民间获得广泛认同后逐渐形成。在青海，有33家企业被评为“青海老字号”。这些老字号发展现状如何？如何在老枝上发新芽？西海全媒体记者走进老字号企业探访。
价值在“老” 出路在“新”
时尚潮流的银项链、富有青海特色的银戒指……8月23日，记者走进位于西宁市海湖新区唐道商圈的一家“青海老字号”商铺，这是一家传承制银技艺的企业。
只见店铺门口的墙上，贴着的一张1951年西宁市颁发的营业证和一些老照片十分醒目，玻璃展柜内各种品类的银饰品耀眼夺目。
“我爷爷1946年创立了‘天丰银楼’品牌，取意恪守优良品德获得老天眷顾才能丰收。1956年，公私合营，‘天丰银楼’上交给了政府。1997年，金银首饰行业改革，我父亲为了完成爷爷的梦想，辞职创业，于2003年在西宁市成立天丰银楼金银珠宝有限公司。”西宁天丰银楼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田鑫介绍。
作为一家发源于本地、发展于本地、发扬于本地的老字号品牌，天丰银楼从小作坊成长为一家具有规模的金银珠宝零售企业。时间在更迭，市场在发展，如今，在新业态、新模式加快迭代发展的市场中，这家金银珠宝零售企业面临着危机和挑战。
“消费客群呈现年轻化趋势，传统的贵金属饰品无法满足现在年轻人的需求，我们就要不断提升产品的品质，迎合大众的需求。”田鑫说，老字号价值在“老”，出路在“新”，“向新而行”才能不断激发老字号的新活力。
“在体会和融合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要结合现代人的审美、消费观念，制作出更具视觉冲击力的作品，这也是我们产品持续发展的方向。”田鑫作为银楼第三代传承人，接手天丰银楼后进行了一系列创新。原本银饰采用最原始的制银技艺，图案、花纹及色彩都比较单一。在他和团队的精心设计下，颇具地方特色的银饰系列“脱胎换骨”。境纯系列烧青珐琅戒指、境纯系列藏羚造型项链、青海湖珐琅系列等特色饰品，成为年轻人热捧的单品，造型上也突出了个性化。
“作为青海老字号企业，除了始终如一的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价值观，技艺传承和创新发展同样重要。要让技艺渗透到当代生活、现代美学中。我们相信，纯手工工艺制作的产品比用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更有魅力。”田鑫说，这一代代传承下来的制银技艺，如今在市面十分罕见。去年，他们的青海特色系列戒指及项链上线。
镌刻着青海湖景色的戒指、陶瓷和银饰完美结合的杯盏……一个个充满创意的银饰和银制品，让我们看到了老字号发展的无限可能和新方向。
扩大朋友圈 焕发新活力
如何擦亮老字号的金字招牌，实现破圈突围，我省老字号企业经营者在“练好内功”的同时，也在不断寻求突破。
每天深夜一两点，青海湟源严酿皮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秦侃就要起床到厂房内，带领工人开始辛勤工作。4个小时后，他们就要把数百张酿皮送到门店以及各大超市，满足市民需求。
秦侃向记者介绍，湟源“严酿皮”始创于清朝道光年间，盛于清末民初，以绵软润滑、酸辣可口享誉丹噶尔古城，2015年被授予西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称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美食创一方特色。“严酿皮”和许多青海老字号一样，也历经了时代浪潮的考验。
“我们创新发展，变家庭小作坊式加工为工厂式生产。2018年，严酿皮食品有限公司在湟源县投资441.68万元，购置安装蒸汽发生器、洗面机、不锈钢蒸箱和面机、包装机等生产加工设备，建成酿皮标准净化生产加工车间。”秦侃说，企业制定和发布了青海省第一个酿皮生产制作企业标准，在保留传统风味和加工技艺的基础上，更加符合食品生产加工的法律法规要求，更加营养、卫生、健康。今年年初，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严格审查合格后，企业申请办理了全省首个酿皮食品生产许可证。
生产经营更加规范是老字号企业发展的核心，扩大朋友圈是老字号企业走进千家万户的途径。
今年，真空包装的“严酿皮”搭上了从西宁始发到全国各地的列车，美食不仅成为一种旅游产品，更成为人们了解青海的一种媒介，通过特色美食展示青海“舌尖”魅力，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和老字号产品的创新。
“分布在各行各业的老字号，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如何让老百姓尝到新味道、感受新体验，需要认真研究。总之，创新发展是繁荣老字号、持续焕发老字号生命力的根本途径。”青海省商务厅市场流通处相关负责人说。
扶持老字号 挖掘新优势
老字号是一座城市文化的见证，是城市品牌的延续，育强“青海老字号”，我省企业既有传承也有创新。
“我们公司有7大类18个国药准字号品种的藏药，这次有3款产品被认定为‘青海老字号’，分别是‘大月晶丸’‘巴桑母酥油丸’和‘五味甘露药浴汤散’。其中，‘五味甘露药浴汤散’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青海帝玛尔藏药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耀华介绍，这3款产品均出自《四部医典》，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
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李耀华表示，近年来，帝玛尔藏药依托国内著名大学、科研单位合作开发新产品，联合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研究开发国家经典名方项目里的“温经汤”“小续命汤”，已经进入产品试制阶段；与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对两个传统剂型“补肾丸”“巴桑母酥油丸”改造研究，已投资近2000万元。
如今，许多“青海老字号”脱胎换骨，努力寻找新的发展方向，找回老字号原有的价值。
“老字号的挖掘与培育、传承与发展，是时代的命题。创新发展、合作共赢，成为破解老字号发展瓶颈的必由之路。”青海省商务厅市场流通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创新发展老字号，发挥其文化内涵和赋予其现代理念、更多更好融入生产生活，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老字号要留住情怀，也要守住口碑。与此同时，为推动老字号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省商务厅会同相关部门制定了促进“青海老字号”创新发展的一系列措施，成立“青海老字号”专家委员会，认定了一批具有30年以上世代传承的独特产品、技艺或服务的“青海老字号”企业。
针对“青海老字号”发展，省商务厅还建立了保护体系优化发展环境，建立促进体系增强市场竞争能力，并积极加强老字号评价、传播，提升老字号社会知名度。
在挖掘和保护青海省优秀民族品牌的同时，鼓励和引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传承民族传统文化和技艺的老字号加快企业发展，创新营销模式，在京东、天猫等电子商务平台开设“青海老字号”旗舰店，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强化老字号品牌质量监管，进一步提升市场对“青海老字号”品牌的认可度。
（西海全媒体记者 范程程 文/图）
【#66岁儿子与89岁老母亲为赡养打官司#】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现，近三年来北京一中院审理的赡养纠纷案件数量逐年增加，“老养老”赡养问题尤为突出，赡养案件原告为85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而被告即原告子女年龄也已达60周岁以上的情况越来越多。法官还发现，“老养老”问题以及低收入家庭养老问题、空巢老人精神赡养问题，这三种情况在有的家庭甚至重叠出现。那么，老年子女对于高龄父母究竟要如何赡养？法官表示，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更注重调解工作，会与老年子女及其下一代沟通协调，努力促成当事人调解解决纠纷，避免矛盾激化。
“老养老”子女退休多病陷窘境，高龄老人需求和老年子女经济能力均需考量：
如今，赡养案件原告为85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而被告即原告子女年龄也已达60周岁以上的情况越来越多。父母和子女在年龄意义上皆为老年人，两辈人其实都需要子女的赡养。
89岁的李老太就是一起“老养老”赡养案件的原告。自打老伴儿去世后，她就开始独居生活。李老太称，自己一直没有工作，以前靠老伴儿的收入维持生活，老伴儿去世后，她就将自家的一间房屋对外出租，每月靠低保和3000元租金收入生活。但李老太感觉自己身体日渐衰老，虽有新农合医保，但日常所需自费药品、护理的开销日益增大，而自己唯一的儿子大龙平时不曾在经济上对她进行帮扶。无奈之下，李老太向法院起诉，要求儿子大龙按月支付赡养费2000元。
“我今年66岁，也是老年人了。我们夫妻退休工资不高，孩子毕业后也在家待业，还要靠我们两个人养活。我和妻子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病，长年看病吃药花销大，而母亲还有房租收入，钱是够花的。”因此，李老太的儿子只同意每月给付老母亲500元。对此李老太表示，以后去养老院或雇人照看费用都特别高，她需要攒点养老钱。
法院认为，李老太年逾古稀，经济收入低，儿子大龙应履行赡养义务。考虑到李老太日常开支、大龙收入情况等因素，法院酌定大龙每月支付李老太赡养费1000元。
北京一中院团河法庭吴扬新法官认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一般而言，赡养费的标准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赡养人的经济能力等。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赡养费的内容主要包括：老年人基本赡养费、老年人的生病治疗费、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护理费用、老年人的住房费用，以及必要的精神消费支出、必要的保险金费用。
“老养老”赡养案件，因父母与子女双方均为老年人，为了充分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法院审案确定赡养费标准时，除了考量被赡养老人实际需求，还着重审查和考量同为老年人的赡养人实际经济能力，并结合当地经济水平、个案因素等综合酌定赡养费数额。实践中，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更注重调解工作，会与老年子女及其下一代沟通协调，努力促成当事人调解解决纠纷，避免矛盾激化，营造养老敬老的和谐氛围。
老龄化+低收入家庭养老难上加难，尽可能探望并提供力所能及经济扶助：
很多老人身体状况衰退，保姆费和养老院住院费日益增加。当低收入人群和社会老龄化两大社会难题重叠在一起，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低收入家庭养老类案件，一般表现为老人和子女双方的经济状况均不佳。需要被赡养的老人往往无收入，或因退休年限较早等自身收入较低；而作为赡养义务人的子女，有的退休工资微薄且自身家庭经济困难，有的则长年无业且无收入来源，靠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在诉讼中，有的子女提出自己经济困难，履行赡养义务能否不支付赡养费，而代之以探望老人提供精神抚慰的方式？
在北京生活的安老先生现年88岁，老伴去世多年，他的四个子女中有两位也已经过世了。安老先生每月退休工资为3000元，他起诉到法院，要求两个儿子今后每人每月给他1500元赡养费。
而安老先生的两个儿子大安和小安也都年过五十了。大安经济条件好于小安，每月有退休金5000元，他同意支付“合理”的赡养费用。小安平日给人打打零工，月收入仅2300元左右。小安提出，他与老父亲居住在同一小区，因自身收入较低无力支付赡养费，但可通过经常探望老父亲，给予其精神抚慰的方式履行赡养义务。
在庭审中，安老先生并不同意小儿子的提议，认为既然子女和自己不住在一起，自己还是拿到赡养费比较有保障，如果自己有事，同住一个小区的儿子过来很方便，还是可以帮忙照顾一下的。经法院询问，老人坚持要求两子女以支付赡养费的方式进行赡养。最终，法院判决大安每月向安老先生支付1000元赡养费、小安每月支付400元赡养费。
吴扬新法官认为，赡养义务系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因子女经济困难而免除。赡养可以是赡养人与被赡养人共同生活直接履行赡养义务，也可采用提供生活费的方式承担经济责任。老年人主张子女给付赡养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关于赡养费数额，既要根据赡养人经济负担能力确定，又要照顾到被赡养人实际生活需要。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子女应尊重被赡养人对赡养方式的选择，尽可能顺遂长辈意愿，同时尽可能地对父亲探望、陪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供经济扶助。父母一方在保证自己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亦要充分考虑子女的家庭生活需要，与子女心平气和协商赡养费事宜。
“空巢老人”精神赡养案增多，子女不能因此拒付赡养费并要“常回家看看”：
随着“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老人独自生活的比例逐渐增大。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老人在经济自足的基础上，更渴求子女的精神赡养与亲情关怀。一些高龄老人不主张赡养费，仅要求子女给予精神上持续性慰藉的精神赡养类案件亦逐渐增加。
因曾反对女儿的婚事，杨老太和女儿王女士一直关系紧张，双方互不联系。王女士婚后多年来没回家看望母亲。杨老太给女儿打电话、发信息，女儿均不予回复。思念女儿心切的杨老太遂起诉要求女儿对她予以照料，定期每月探望一次，而未主张赡养费。法院认为，王女士与母亲断绝联系，未尽到完整的赡养义务，现杨老太要求女儿每月探望一次，符合常理。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杨老太的诉讼请求。
老张是一家公司的股东，名下资产较多。他与儿子张先生曾因经营公司理念不同，经常发生争执。张先生以在外出差为由，常年不回家看望老张。于是，老张起诉要求儿子每月支付赡养费2万元，并至少每隔半年回家探望他一次。
“我不是不探望，是老出差，忙过这段就回去。”张先生还称，虽然他年薪不低，但他父亲生活富足，财产收入远高于自己，无需他付赡养费。法院经审理，判决支持了老张主张探望的诉讼请求，并酌情判令张先生给付每月赡养费5000元。
吴扬新法官认为，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改变，也不得附加任何条件进行限制。因此，子女不得以老年人经济条件比自己好为由，拒付赡养费。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因此，赡养老人并非单纯是经济上的问题，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更需要子女的关照。有些老人经济上比较富足，但在精神上更需要子女的慰藉。子女应该在百忙之中“常回家看看”，倾听父母的需要，让老人精神上有所寄托，消除孤独感、危机感。（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北京晚报 记者林靖）
“老养老”子女退休多病陷窘境，高龄老人需求和老年子女经济能力均需考量：
如今，赡养案件原告为85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而被告即原告子女年龄也已达60周岁以上的情况越来越多。父母和子女在年龄意义上皆为老年人，两辈人其实都需要子女的赡养。
89岁的李老太就是一起“老养老”赡养案件的原告。自打老伴儿去世后，她就开始独居生活。李老太称，自己一直没有工作，以前靠老伴儿的收入维持生活，老伴儿去世后，她就将自家的一间房屋对外出租，每月靠低保和3000元租金收入生活。但李老太感觉自己身体日渐衰老，虽有新农合医保，但日常所需自费药品、护理的开销日益增大，而自己唯一的儿子大龙平时不曾在经济上对她进行帮扶。无奈之下，李老太向法院起诉，要求儿子大龙按月支付赡养费2000元。
“我今年66岁，也是老年人了。我们夫妻退休工资不高，孩子毕业后也在家待业，还要靠我们两个人养活。我和妻子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病，长年看病吃药花销大，而母亲还有房租收入，钱是够花的。”因此，李老太的儿子只同意每月给付老母亲500元。对此李老太表示，以后去养老院或雇人照看费用都特别高，她需要攒点养老钱。
法院认为，李老太年逾古稀，经济收入低，儿子大龙应履行赡养义务。考虑到李老太日常开支、大龙收入情况等因素，法院酌定大龙每月支付李老太赡养费1000元。
北京一中院团河法庭吴扬新法官认为，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七条规定，子女对父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一般而言，赡养费的标准包括当地的经济水平、被赡养人的实际需求、赡养人的经济能力等。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赡养费的内容主要包括：老年人基本赡养费、老年人的生病治疗费、生活不能自理老人的护理费用、老年人的住房费用，以及必要的精神消费支出、必要的保险金费用。
“老养老”赡养案件，因父母与子女双方均为老年人，为了充分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法院审案确定赡养费标准时，除了考量被赡养老人实际需求，还着重审查和考量同为老年人的赡养人实际经济能力，并结合当地经济水平、个案因素等综合酌定赡养费数额。实践中，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更注重调解工作，会与老年子女及其下一代沟通协调，努力促成当事人调解解决纠纷，避免矛盾激化，营造养老敬老的和谐氛围。
老龄化+低收入家庭养老难上加难，尽可能探望并提供力所能及经济扶助：
很多老人身体状况衰退，保姆费和养老院住院费日益增加。当低收入人群和社会老龄化两大社会难题重叠在一起，问题则变得更加复杂。低收入家庭养老类案件，一般表现为老人和子女双方的经济状况均不佳。需要被赡养的老人往往无收入，或因退休年限较早等自身收入较低；而作为赡养义务人的子女，有的退休工资微薄且自身家庭经济困难，有的则长年无业且无收入来源，靠最低生活保障生活。在诉讼中，有的子女提出自己经济困难，履行赡养义务能否不支付赡养费，而代之以探望老人提供精神抚慰的方式？
在北京生活的安老先生现年88岁，老伴去世多年，他的四个子女中有两位也已经过世了。安老先生每月退休工资为3000元，他起诉到法院，要求两个儿子今后每人每月给他1500元赡养费。
而安老先生的两个儿子大安和小安也都年过五十了。大安经济条件好于小安，每月有退休金5000元，他同意支付“合理”的赡养费用。小安平日给人打打零工，月收入仅2300元左右。小安提出，他与老父亲居住在同一小区，因自身收入较低无力支付赡养费，但可通过经常探望老父亲，给予其精神抚慰的方式履行赡养义务。
在庭审中，安老先生并不同意小儿子的提议，认为既然子女和自己不住在一起，自己还是拿到赡养费比较有保障，如果自己有事，同住一个小区的儿子过来很方便，还是可以帮忙照顾一下的。经法院询问，老人坚持要求两子女以支付赡养费的方式进行赡养。最终，法院判决大安每月向安老先生支付1000元赡养费、小安每月支付400元赡养费。
吴扬新法官认为，赡养义务系子女的法定义务，不因子女经济困难而免除。赡养可以是赡养人与被赡养人共同生活直接履行赡养义务，也可采用提供生活费的方式承担经济责任。老年人主张子女给付赡养费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但关于赡养费数额，既要根据赡养人经济负担能力确定，又要照顾到被赡养人实际生活需要。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子女应尊重被赡养人对赡养方式的选择，尽可能顺遂长辈意愿，同时尽可能地对父亲探望、陪伴，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提供经济扶助。父母一方在保证自己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亦要充分考虑子女的家庭生活需要，与子女心平气和协商赡养费事宜。
“空巢老人”精神赡养案增多，子女不能因此拒付赡养费并要“常回家看看”：
随着“空巢家庭”越来越多，老人独自生活的比例逐渐增大。社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许多老人在经济自足的基础上，更渴求子女的精神赡养与亲情关怀。一些高龄老人不主张赡养费，仅要求子女给予精神上持续性慰藉的精神赡养类案件亦逐渐增加。
因曾反对女儿的婚事，杨老太和女儿王女士一直关系紧张，双方互不联系。王女士婚后多年来没回家看望母亲。杨老太给女儿打电话、发信息，女儿均不予回复。思念女儿心切的杨老太遂起诉要求女儿对她予以照料，定期每月探望一次，而未主张赡养费。法院认为，王女士与母亲断绝联系，未尽到完整的赡养义务，现杨老太要求女儿每月探望一次，符合常理。最终，法院判决支持了杨老太的诉讼请求。
老张是一家公司的股东，名下资产较多。他与儿子张先生曾因经营公司理念不同，经常发生争执。张先生以在外出差为由，常年不回家看望老张。于是，老张起诉要求儿子每月支付赡养费2万元，并至少每隔半年回家探望他一次。
“我不是不探望，是老出差，忙过这段就回去。”张先生还称，虽然他年薪不低，但他父亲生活富足，财产收入远高于自己，无需他付赡养费。法院经审理，判决支持了老张主张探望的诉讼请求，并酌情判令张先生给付每月赡养费5000元。
吴扬新法官认为，赡养父母是成年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改变，也不得附加任何条件进行限制。因此，子女不得以老年人经济条件比自己好为由，拒付赡养费。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规定，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因此，赡养老人并非单纯是经济上的问题，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方面更需要子女的关照。有些老人经济上比较富足，但在精神上更需要子女的慰藉。子女应该在百忙之中“常回家看看”，倾听父母的需要，让老人精神上有所寄托，消除孤独感、危机感。（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北京晚报 记者林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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