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职教视野下的高质量发展——访《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编委会执行副主任马树超】记者：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您主持过多个与职业教育质量相关的报告编写工作，例如《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等，这次是《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这些报告有哪些异同？
马树超：确实，我从2012年到2019年连续主持过8年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编写，最近两年担任《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写工作的总顾问。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的委托，我还在2016年主持《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的评估指标体系编制、发布、数据采集和评估报告编写工作，2018年和2020年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参与评估报告的编制。这次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作为编委会执行副主任和编写组总协调主持《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的研究与编制工作。这些报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基于协助完善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考虑，目的是助推职业教育事业改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些报告又都有着自己个性化的特点，比如这次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就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第三方评价特色。职业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内部质量评价已逐渐走向制度化，但如何加强外部评价，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仍需探索与努力。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我国成立时间最早的职业教育专门机构，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之一，开展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既有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也是自身履职尽责的应有作为。二是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模型。为了客观呈现各地职业教育发展差异，我们设计并计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三是实现了全口径职业教育评价。早在1925年，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就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我们面向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对全国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发展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整体性评价，实现了全口径评价，具有“大职业教育主义”特色。
记者：翻看这本报告，我们发现，报告分为“机遇与挑战”“现状与评价”“分析与建议”三个部分，非常简洁，这种结构是基于什么考虑？
马树超：今年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是在去年《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基础上编写的，很多具体的数字和成就在发展报告里已经描述很清楚了，今年我们侧重评价，以省域为评价基本单位，从区域视角进行第三方评价。
报告第一部分“机遇与挑战”，其实是宏观背景评价。机遇偏重于“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挑战则从四个方面提出问题。第一是办学导向上，要直面民生与就业结构性矛盾，我们在专栏里清晰指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发生动摇；第二是资源配置上，要适应人力资源强国建设要求，在专栏里指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投入不乐观；第三是内涵提升上，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在专栏里指出了新技术革命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第四是增强适应性上，现代职教体系亟待自我完善，在专栏里指出了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几个质量问题。
第二部分“现状与评价”，主要从区域、院校、服务、环境四个维度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是报告的主体部分。
第三部分“分析与建议”，我们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第一是聚精会神狠抓发展质量，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行政部门要落实抓质量的主导责任，职业院校要明确抓质量的主体地位，教师队伍要发挥抓质量的关键作用。第二是内外合力优化发展环境，包括平衡供需结构，营造充分就业的社会环境；强化职教科研，改善教育教学的治理环境；落实政策保障，完善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加大宣传力度，把正信息社会的舆论环境；提升技能价值，加强监督监管的法治环境。2021年是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元年，在这一节里，我们试图给出从学历型社会转向技能型社会的路径。
记者：在这本报告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观点都很值得深思。
马树超：确实是，我们可以在报告中找到10个“点睛”的观点。
第一个是回答什么是职业教育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并非仅仅体现在学历高或层次高、项目多和获奖多，而应主要体现在面向合适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上。”
第二个是分析升学趋势明显带来三大不利影响，“一是不利于缓解全国性‘技工荒’问题，导致中国制造质量难以提升；二是不利于企业获得技术技能人才红利，导致企业对校企合作失去信心；三是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导致职业教育普教化、应试化，丧失类型特色。”
第三个是说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但不是另类教育，“既不能因为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就关起门来使其成为‘孤岛教育’；也不能因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就将其办成普通教育的‘影子教育’。”
第四个是关于职教本科，“发挥政策正向激励作用，避免政策偏差的‘逆向选择’。支持坚持就业导向、人才培养质量高的优质专科高职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支持优质专科高职学校中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的专业实施职业本科教育，避免因政策偏差而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公信力。”
第五个是关于就业和升学，“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将由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转向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建议要分别统计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升学率。
第六个是关于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要创造条件，组建由教学专家、企业专家、信息技术专家组成的‘三栖’教学团队。”
第七个是关于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根据社会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和社会并非大学生越多越好，也不是拥有高学历的人越多越好。”“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最高的前三个国家依次是土耳其、希腊、韩国，其毛入学率分别为107%、100%、100%左右，但这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并非世界前三。可见，把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第八个是为职业院校教师减负，“教师面对需要付出更多精力的学生群体，却经常被各种教学以外的要求弄得无所适从、精疲力尽，很难把各种改革落实到课堂上，所以出现外面锣鼓喧天、课堂波澜不惊的情况。”
第九个是建议加强职业教育正面宣传和正面引导，“强化主流媒体和中小学教材宣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案例的功能。同时，加强负面舆情管控，防止破窗效应发生，构建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环境。”
第十个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要加快完善国家资格框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打通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的壁垒，推动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等值等效，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报记者 翟帆）
马树超：确实，我从2012年到2019年连续主持过8年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的编写，最近两年担任《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写工作的总顾问。受国务院教育督导办的委托，我还在2016年主持《全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报告》的评估指标体系编制、发布、数据采集和评估报告编写工作，2018年和2020年作为该项目的首席专家参与评估报告的编制。这次受中华职业教育社的邀请，作为编委会执行副主任和编写组总协调主持《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的研究与编制工作。这些报告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基于协助完善职业教育质量保证体系的考虑，目的是助推职业教育事业改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这些报告又都有着自己个性化的特点，比如这次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就有这样三个特点：一是体现了第三方评价特色。职业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开展的内部质量评价已逐渐走向制度化，但如何加强外部评价，建立健全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的教育评价体系，仍需探索与努力。中华职业教育社作为我国成立时间最早的职业教育专门机构，是党领导的群团组织之一，开展职业教育第三方评价既有良好基础和独特优势，也是自身履职尽责的应有作为。二是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指数模型。为了客观呈现各地职业教育发展差异，我们设计并计算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职业教育综合发展指数。三是实现了全口径职业教育评价。早在1925年，我国职业教育先驱黄炎培就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我们面向学历职业教育和非学历职业教育，对全国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发展及相关政策落实情况进行了整体性评价，实现了全口径评价，具有“大职业教育主义”特色。
记者：翻看这本报告，我们发现，报告分为“机遇与挑战”“现状与评价”“分析与建议”三个部分，非常简洁，这种结构是基于什么考虑？
马树超：今年的《中华职业教育发展评价报告》是在去年《中华职业教育发展报告》基础上编写的，很多具体的数字和成就在发展报告里已经描述很清楚了，今年我们侧重评价，以省域为评价基本单位，从区域视角进行第三方评价。
报告第一部分“机遇与挑战”，其实是宏观背景评价。机遇偏重于“前途广阔、大有可为”，挑战则从四个方面提出问题。第一是办学导向上，要直面民生与就业结构性矛盾，我们在专栏里清晰指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发生动摇；第二是资源配置上，要适应人力资源强国建设要求，在专栏里指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对职业教育投入不乐观；第三是内涵提升上，要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挑战，在专栏里指出了新技术革命发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冲击；第四是增强适应性上，现代职教体系亟待自我完善，在专栏里指出了现阶段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几个质量问题。
第二部分“现状与评价”，主要从区域、院校、服务、环境四个维度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是报告的主体部分。
第三部分“分析与建议”，我们跳出职业教育看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第一是聚精会神狠抓发展质量，主要想表达的是我们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行政部门要落实抓质量的主导责任，职业院校要明确抓质量的主体地位，教师队伍要发挥抓质量的关键作用。第二是内外合力优化发展环境，包括平衡供需结构，营造充分就业的社会环境；强化职教科研，改善教育教学的治理环境；落实政策保障，完善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加大宣传力度，把正信息社会的舆论环境；提升技能价值，加强监督监管的法治环境。2021年是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元年，在这一节里，我们试图给出从学历型社会转向技能型社会的路径。
记者：在这本报告中，我们看到有很多观点都很值得深思。
马树超：确实是，我们可以在报告中找到10个“点睛”的观点。
第一个是回答什么是职业教育的高质量，“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并非仅仅体现在学历高或层次高、项目多和获奖多，而应主要体现在面向合适的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上。”
第二个是分析升学趋势明显带来三大不利影响，“一是不利于缓解全国性‘技工荒’问题，导致中国制造质量难以提升；二是不利于企业获得技术技能人才红利，导致企业对校企合作失去信心；三是不利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导致职业教育普教化、应试化，丧失类型特色。”
第三个是说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但不是另类教育，“既不能因为职业教育是类型教育，就关起门来使其成为‘孤岛教育’；也不能因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就将其办成普通教育的‘影子教育’。”
第四个是关于职教本科，“发挥政策正向激励作用，避免政策偏差的‘逆向选择’。支持坚持就业导向、人才培养质量高的优质专科高职学校独立升格为职业本科学校。支持优质专科高职学校中产教深度融合、办学特色鲜明、培养质量较高的专业实施职业本科教育，避免因政策偏差而影响职业本科教育的公信力。”
第五个是关于就业和升学，“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将由提高人口受教育年限转向提高劳动者职业能力，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我们建议要分别统计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升学率。
第六个是关于如何适应数字化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要创造条件，组建由教学专家、企业专家、信息技术专家组成的‘三栖’教学团队。”
第七个是关于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根据社会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和社会并非大学生越多越好，也不是拥有高学历的人越多越好。”“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最高的前三个国家依次是土耳其、希腊、韩国，其毛入学率分别为107%、100%、100%左右，但这三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并非世界前三。可见，把握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带来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
第八个是为职业院校教师减负，“教师面对需要付出更多精力的学生群体，却经常被各种教学以外的要求弄得无所适从、精疲力尽，很难把各种改革落实到课堂上，所以出现外面锣鼓喧天、课堂波澜不惊的情况。”
第九个是建议加强职业教育正面宣传和正面引导，“强化主流媒体和中小学教材宣传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优秀技术技能人才案例的功能。同时，加强负面舆情管控，防止破窗效应发生，构建良好的职业教育舆论环境。”
第十个是建设技能型社会，要加快完善国家资格框架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打通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之间的壁垒，推动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等值等效，真正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本报记者 翟帆）
【幸福教育走入3.0版】1999年，我以《幸福教育论》获得了教育学博士学位，之后不断得知有中小学在做幸福教育实践。2003年，高峰校长读到了我这本书后，想办法联系上了我，我俩兴奋地聚在我的办公室聊起了幸福教育。那时，他在山东东营的一所小学刚刚搞起幸福教育，我俩的友谊就因为幸福教育而一直延续至今。
高峰校长写了不少著作，最近他又出版了《推开幸福教育之门》惠寄于我。这是一本介绍他探索幸福教育20年的著作。启用这个书名，我想有两个含义。从作者来说，他希望借此将幸福教育的密码推而广之，吸引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体验孔夫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幸福；从读者来说，他希望能够沿着这本书的逻辑，走进幸福教育大厦，品味作者20年幸福教育创新之点点滴滴，看到幸福教育是如何由理念变成行动，从而改变师生的人生。
本书沿着幸福教育的原理、文化、课程、课堂、教师、制度、管理这样的逻辑，通过高峰的探索，让我看到了几个事实。
首先，高峰是出于务实的社会责任感才走上了幸福教育之路。教育究竟是为社会培养所需的人才还是培养健康幸福的个人，这不仅形成了教育学里社会本位论和个人本位论的哲学命题，而且也往往是我们给很多教育家、教育模式贴上的标签。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在教育实践上却无法找到纯粹的理想模型，因为在生活里，人和人才、社会业绩和个人幸福并不是对立的概念。在教育实践中究竟如何兼顾与统合？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一度是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热门话题，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推素质教育，但是不少学校依然卷入应试的旋涡。这种观念和行为的分裂和对立其实是教育改革勇气和能力不足的结果。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高峰决心离开机关岗位，下沉到一所小学探索新的办学路径。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对孩子的爱和对教育的痴情，这样的决定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其次，我看到了幸福教育步步惊艳的星火燎原趋势。2001年，他离开机关首先在山东东营胜利油田第四小学做校长，次年开始了幸福教育的探索。2007年，他受潍坊市坊子区领导的邀请，快速“复制”出一所九年制学校。2008年，他兼任坊子区一所农村小学校长，2009年，纳入6所乡镇小学，2010年扩至12所农村小学，组成了“潍坊幸福教育学校联盟”。至此，他在山东同时兼任着14所学校的校长。2011年，他被引进到北京市海淀区担任玉泉小学校长，继续推行幸福教育。2015年，他实质性地用幸福教育帮扶云南省宁洱县普义乡的一所小学，2018年增加了一所小学。这样的帮扶对象遍布祖国各地，从黑龙江到青海，从内蒙古到云南，他团结了100多所学校组成了幸福教育学校联盟。2016年，受当地政府的邀请，他在安徽省阜南县创办了一所和北京玉泉小学同名的阜南县玉泉小学。尤为可贵的是，这样的辐射，高峰都是公益帮扶。20年的幸福教育，高峰走出了从农村到城市，由地方到首都，由首都到全国的“星火燎原”趋势。
再其次，在极速扩张中，我看到了高峰实事求是、大刀阔斧的成功之道。他每办一所学校都会做极其认真的调查研究。刚到胜利油田第四小学，他就委托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自己则潜心沉入班级、课堂，开座谈，做调查，摸清学校的家底和实情。在此基础上，他与全体教师讨论，形成了幸福教育的初步框架，从校园文化、教育培训、课程、管理结构，全方位地进行改革。被借到坊子区后，高峰属于异地办学了，并且是在一所废弃的校址上重建校园，教师全部是拼凑起来的。面对全新的地域、校园和教师队伍，他依然是因地制宜构造着“本土”的幸福教育模式。那年暑假，高峰邀我去了新学校的现场，我感受到了全体教师一边搞卫生，一边参加军训、培训的热火朝天、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来到北京玉泉小学，他自己说，这和在潍坊全新办学完全不同，这是一所有着悠久传统、光辉历史却正经受挫折、人心涣散的学校，要想改变这样一所老学校就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刚到任时，教师们都厌恶校长开大会，高峰便向每一位教职工发出了“校长有约”邀请函，一个小时的约会，来去自由，校长则通过这种方式把他对学校的思考、幸福教育的前景跟教师们分享，慢慢地把人心凝聚了起来。如今的玉泉小学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校长办学首先要有办学理念。但是，不少学校的办学理念只是挂在墙上，写在规划里，无法落实到教育教学实际。办学理念变成了考验校长思维功夫、口号功夫的事情。成功的校长就是要用工匠精神帮助教师在理念和实践之间搭起桥梁，并且不断地通过教育领导力形成教师具体化理念的能力。在这本书里，高峰讲述了如何一方面大刀阔斧开展改革，一方面又把幸福教育的理念变成教师的具体行动。比如，他介绍了以课程为中心的学校组织机构的重构。他把学校机构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课程设计、实施和评价部门，一类是课程资源的支持、配置、监控部门。先后把“总务处”改为“后勤服务部”“课程服务部”“课程资源部”。这些变化不是字眼的简单改变，而是当幸福教育聚焦于课程的设计、研发、实施和评价后，组织机构必须也必然作出的调整。经过20年的探索，幸福教育走到了3.0版本。
教育改革，中国不乏先锋，不乏名校。中国有许多校长做了极其有益的探索，我们完全有信心走出崇洋媚外的文化自卑，我们缺的是能够对自己办学经验进行梳理和提炼的教育家型校长。这本书，不仅让我看到了幸福教育还是可以实际操作的，而且也看到了像高峰这样的优秀校长们的教育智慧、勇气、能力和工匠精神。（作者：刘次林 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高峰校长写了不少著作，最近他又出版了《推开幸福教育之门》惠寄于我。这是一本介绍他探索幸福教育20年的著作。启用这个书名，我想有两个含义。从作者来说，他希望借此将幸福教育的密码推而广之，吸引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体验孔夫子“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幸福；从读者来说，他希望能够沿着这本书的逻辑，走进幸福教育大厦，品味作者20年幸福教育创新之点点滴滴，看到幸福教育是如何由理念变成行动，从而改变师生的人生。
本书沿着幸福教育的原理、文化、课程、课堂、教师、制度、管理这样的逻辑，通过高峰的探索，让我看到了几个事实。
首先，高峰是出于务实的社会责任感才走上了幸福教育之路。教育究竟是为社会培养所需的人才还是培养健康幸福的个人，这不仅形成了教育学里社会本位论和个人本位论的哲学命题，而且也往往是我们给很多教育家、教育模式贴上的标签。作为一个哲学命题固然没有问题，但是，在教育实践上却无法找到纯粹的理想模型，因为在生活里，人和人才、社会业绩和个人幸福并不是对立的概念。在教育实践中究竟如何兼顾与统合？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一度是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热门话题，国家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推素质教育，但是不少学校依然卷入应试的旋涡。这种观念和行为的分裂和对立其实是教育改革勇气和能力不足的结果。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高峰决心离开机关岗位，下沉到一所小学探索新的办学路径。没有社会责任感，没有对孩子的爱和对教育的痴情，这样的决定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其次，我看到了幸福教育步步惊艳的星火燎原趋势。2001年，他离开机关首先在山东东营胜利油田第四小学做校长，次年开始了幸福教育的探索。2007年，他受潍坊市坊子区领导的邀请，快速“复制”出一所九年制学校。2008年，他兼任坊子区一所农村小学校长，2009年，纳入6所乡镇小学，2010年扩至12所农村小学，组成了“潍坊幸福教育学校联盟”。至此，他在山东同时兼任着14所学校的校长。2011年，他被引进到北京市海淀区担任玉泉小学校长，继续推行幸福教育。2015年，他实质性地用幸福教育帮扶云南省宁洱县普义乡的一所小学，2018年增加了一所小学。这样的帮扶对象遍布祖国各地，从黑龙江到青海，从内蒙古到云南，他团结了100多所学校组成了幸福教育学校联盟。2016年，受当地政府的邀请，他在安徽省阜南县创办了一所和北京玉泉小学同名的阜南县玉泉小学。尤为可贵的是，这样的辐射，高峰都是公益帮扶。20年的幸福教育，高峰走出了从农村到城市，由地方到首都，由首都到全国的“星火燎原”趋势。
再其次，在极速扩张中，我看到了高峰实事求是、大刀阔斧的成功之道。他每办一所学校都会做极其认真的调查研究。刚到胜利油田第四小学，他就委托副校长主持学校工作，自己则潜心沉入班级、课堂，开座谈，做调查，摸清学校的家底和实情。在此基础上，他与全体教师讨论，形成了幸福教育的初步框架，从校园文化、教育培训、课程、管理结构，全方位地进行改革。被借到坊子区后，高峰属于异地办学了，并且是在一所废弃的校址上重建校园，教师全部是拼凑起来的。面对全新的地域、校园和教师队伍，他依然是因地制宜构造着“本土”的幸福教育模式。那年暑假，高峰邀我去了新学校的现场，我感受到了全体教师一边搞卫生，一边参加军训、培训的热火朝天、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来到北京玉泉小学，他自己说，这和在潍坊全新办学完全不同，这是一所有着悠久传统、光辉历史却正经受挫折、人心涣散的学校，要想改变这样一所老学校就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刚到任时，教师们都厌恶校长开大会，高峰便向每一位教职工发出了“校长有约”邀请函，一个小时的约会，来去自由，校长则通过这种方式把他对学校的思考、幸福教育的前景跟教师们分享，慢慢地把人心凝聚了起来。如今的玉泉小学可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校长办学首先要有办学理念。但是，不少学校的办学理念只是挂在墙上，写在规划里，无法落实到教育教学实际。办学理念变成了考验校长思维功夫、口号功夫的事情。成功的校长就是要用工匠精神帮助教师在理念和实践之间搭起桥梁，并且不断地通过教育领导力形成教师具体化理念的能力。在这本书里，高峰讲述了如何一方面大刀阔斧开展改革，一方面又把幸福教育的理念变成教师的具体行动。比如，他介绍了以课程为中心的学校组织机构的重构。他把学校机构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课程设计、实施和评价部门，一类是课程资源的支持、配置、监控部门。先后把“总务处”改为“后勤服务部”“课程服务部”“课程资源部”。这些变化不是字眼的简单改变，而是当幸福教育聚焦于课程的设计、研发、实施和评价后，组织机构必须也必然作出的调整。经过20年的探索，幸福教育走到了3.0版本。
教育改革，中国不乏先锋，不乏名校。中国有许多校长做了极其有益的探索，我们完全有信心走出崇洋媚外的文化自卑，我们缺的是能够对自己办学经验进行梳理和提炼的教育家型校长。这本书，不仅让我看到了幸福教育还是可以实际操作的，而且也看到了像高峰这样的优秀校长们的教育智慧、勇气、能力和工匠精神。（作者：刘次林 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杨烁在麓山之歌里去油了# 由杨烁、侯勇、焦俊艳、颖儿共同主演的#麓山之歌#讲述了重工业改革创新的艰难和老一辈工匠们的坚守，麓山重工的发展历程让看的人都为之动容。 本以为这种题材会显得剧情较为沉重，没想到今晚看了一、二集后，杨烁在三尺讲台上的严肃，和发现自己走错教室时的一脸尴尬，让我get到了他的反差萌，浅浅期待下后面的剧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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