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 碳中和##节能减排##双碳目标#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关于产业园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分析】
国际经验
（一）现代环保主义兴起，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成为共识。早在1896年，瑞典科学家斯万就警告说，二氧化碳排放量可能会导致全球变暖，但一直未引起社会关注。直到上世纪60年代，以《寂静的春天》出版为起点，西方国家掀起了现代环保运动，才开始反思对自然“索取式”的传统发展模式，倡导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发展的新模式。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达成了《京都议定书》，确立了三个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灵活机制：联合履约、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此后，虽然经历了《哥本哈根协议》草案未获通过、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等波折，但总体上，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二）系统的顶层设计和法律法规体系有助于指导碳达峰、碳中和进程。2019年9月20日，德国联邦政府内阁通过了《气候行动计划2030》，并进而于2019年11月15日在德国联邦议院通过了《德国联邦气候保护法》，通过立法的方式确定碳中和的目标与时间；同年12月，欧盟推出《欧洲绿色新政》作为引领欧洲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指导文件；2020年3月，《欧盟气候法》草案被提交至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拟通过立法的形式确保各成员国实现碳中和目标。
（三）产业结构轻量化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发途径。随着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和全球化的日益深化，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产业结构顺应各国的资源禀赋自然演化，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金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两轮转移之后，总体上形成了发达国家以第三产业为主、新兴市场国家以第二产业为主的全球产业分布格局。
（四）新兴市场通过绿色低碳改造也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产业结构普遍偏重，但一些国家通过绿色循环低碳改造，也探索出了主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自觉途径。韩国蔚山国家工业园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蔚山国家工业园是韩国于1962年开始建设的第一个国家级工业园区，以汽车、石油化工、造船、有色金属和造纸业等重工业为主要产业，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五）完善的碳交易市场体系。在世界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诸多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市场经济手段之一。
（六）强化碳税政策工具使用可能会成为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途径。通过增加税赋来提高含碳化石能源价格，以促进能效提高和资源节约利用，相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措施之一。
（七）提前布局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点。能源转型的趋势是通过逐渐降低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碳排放，建立低碳甚至零碳的能源系统。零碳能源的实现，一方面是提高能源效率，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总量；另一方面是发展可再生能源。
（八）绿色金融在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金融可以有效引导资源流向有利于碳达峰、碳中和的领域：一方面控制并收紧涉及化石能源行业的投融资，通过资本向传统化石燃料企业施压，迫使其向低碳燃料供应商转型；另一方面则是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等方式，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研发和产业发展，引导经济资源流向更环保的领域，以绿色投融资，促进能源转型、能源可持续性发展，培育新的增长点。
国内现状
（一）建立组织保障与考核体系。我国于2007年6月12日便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家应对气候最高议事机构。自“十二五”开始，将单位国内生产总值（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幅度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任务、重要领域和重大工程，分类确定省级碳排放控制目标。
（二）制定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壮大，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46.9%；新能源产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和销售规模均居全球第一；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
（三）注重能源结构调整与节能提效。实施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建立能效“领跑者”制度，健全能效标识制度；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强化节能法规标准约束，发布实施340多项国家节能标准。
（四）探索低碳发展新模式。先后在10个省（市）和77个城市开展低碳试点工作，在组织领导、配套政策、市场机制、统计体系、评价考核、协同示范和合作交流等方面探索低碳发展模式和制度创新。
（五）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我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成为全球“增绿”的主力军；2010年至2020年，全国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约1.08亿亩；“十三五”期间，累计完成造林5.45亿亩、森林抚育6.37亿亩；截至2020年年末，全国森林面积2.2亿公顷。
（六）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多边治理。作为《巴黎协定》（2015）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中国始终坚持多边主义，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巴黎协定》所确定的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积极与全球各国开展气候对话和务实合作，截至2020年年末，中国已与35个发展中国家签署39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谅解备忘录；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实践。积极参与国际《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制定《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推动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七）完善法规政策体系。2010年，我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14年，制定《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首个应对气候专项规划；2020年，启动编制《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2035》。2021年，我国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加快构建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挑战和机遇
（一）挑战。一是能源消耗大，碳排放总量偏高，减碳的压力偏大。产业园区通常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产出集聚地和能源生产、消耗的大户，因而也就成为碳排放的高地。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测算，2015年，全国213家国家级经开区的能源消费总计为3.89亿吨标准煤，占同期全国能源消费总量的10%；按照碳排放测算，则为12.2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同期全国排放的9.4%，减碳的压力和空间均很大。
二是碳排放以工业（包括能源活动）排放为主，减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偏大偏快。《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第一次两年更新报告2016》测算，能源和工业生产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占我国碳排放的99.9%。不同于传统城市以人口聚集为主，开发区突出表现为产业集聚。我国是制造业大国，开发区也通常集聚了当地主要的制造企业，消耗着大部分的能源。因而，在碳排放结构上，工业排放一般占据开发区碳排放的大头。在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存量企业的低碳改造和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任务艰巨。一旦碳减排进程过快、要求过高，企业技术改造的成本负担沉重，如果再叠加改造的技术可行性受限，短期内对开发区经济增长的压力巨大。
三是产业结构偏重，加剧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压力。近年来，在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要求下，各地纷纷调整产业结构，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污染的落后产能。但在当下，多数开发区的产业结构仍然偏重，高固投、高资本的行业仍主要集中在开发区，未来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艰巨。
（二）机遇。一是节能减排基础较好，单位碳排放相对较低。据清华大学环境学院保守测算，2015年，全国工业园区贡献了约50%的全国工业增加值，即117484亿元，其二氧化碳排放为282324万吨，由此估算出工业园区的平均碳排放强度为2.4吨/万元，比同期全国水平低39%。
二是产业链集聚效应明显，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基础深厚。作为产业集聚的物理区域，产业园区一般围绕着一个或几个核心产业构建产业链条，集聚上下游企业，最终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地。因此，产业园区天然具备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集聚的禀赋，市场要素从上游企业向中下游企业传递的过程，本身就契合资源循环利用和产业共生的要求。
三是能源、资源的消费需求和供给相对集中，低碳改造的交易成本较低，容易形成规模效应。在水电气热等公共服务供给和保障方面，多数产业园区通常采取管委会下属企业集中供给的模式，即园区管委会通过设立专门的企业，集中提供园区企业的水、电、蒸汽、天然气等能源和主要工业原料。因此，对这些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进行集约式和低碳化改造，尤其是构建综合能源管理体系，统筹水电气热的循环生产和在不同时段的转换储备，在技术上和制度协调上都具有可行性。
四是企业科技含量普遍较高、创新能力和市场意识较强，对低碳改造的微观基础相对扎实。产业园区汇集了当地的优势资源和企业，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体表现为：园区企业普遍具备一定的软硬件实力，不少企业甚至是行业龙头，具备开展低碳改造的意识和条件；部分园区不乏提供生产流程改造方案和服务的企业，低碳改造的产业生态相对完善。
五是金融资源相对富足，低碳改造的资金支持相对有力。产业园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高地，通常是金融机构关注和服务的重点，不少园区本身也是区域金融的集聚区，如泰达开发区汇聚了所有牌照类型的金融机构，是国内少有的“全牌照”开发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天津市的近五分之一。在“双碳”成为国家战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背景下，充裕的金融资源有力支撑了绿色低碳改造的进程。
六是“双碳”战略提供了园区发展的全新赛道。我国经济转入新常态后，传统的模式需要转型，传统的市场需要切换和提升，产业园区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挑战，而“双碳”战略提供了全新的投资机会，培育了全新的市场需求，催生了一批新兴企业，也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产业领域。对于产业园区而言，既意味着新的招商引资和产业培育的机遇，更是存量企业改造升级的市场，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可以成为园区发展的主要方向。
路径考量
（一）以市场力量为主，政府推动为辅，兼顾“双碳”工作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要求把以往忽略的外部性重新施加给每个市场主体，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双碳”工作本质上是一个经济行为。当然，从事关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看，“双碳”工作也同时具有社会性。因此，在推进“双碳”工作时，应充分发挥市场在价格形成和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利用好政府在纠正市场扭曲和引导合理预期中的积极作用，兼顾绿色低碳、零碳发展的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紧扣碳达峰、碳中和要求，结合区域实际，做好顶层设计。碳达峰、碳中和是未来三四十年持续推进的战略工作，因此，如何结合全球、全国的规划，同时符合区域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财税实力等实际，制定园区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这对有序推进“双碳”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三）以能源系统重构为基础，建设综合能源体系，实现能源系统绿色清洁低碳化。鉴于能源消费形成的碳排放在产业园区排放中占据绝对的主导份额，园区减碳的首要任务必须是重构传统高碳、偏煤的能源系统，以煤改天然气为开端，大力发展光伏、风电、氢能等清洁能源，配套储能设施建设，加大外购绿电比例，理顺能源生产、传输、消费之间的价格形成机制，构建以传统能源为基础、多种清洁能源共同参与、各种能源形态智能转换的分布式能源综合管理体系，以此作为园区发展的基础设施，为推进园区低碳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四）以节能减排为抓手，引导存量企业流程再造和工艺重塑，推动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最终的实践主体。落
（五）市场竞争和政府引导共同推进园区产业结构升级和价值链提升，培育新兴“双碳”产业，引导建立循环共生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附加值和绿色低碳化。
（六）善用金融配置资源的功能，打造绿色低碳金融生态。鼓励金融机构善用货币当局和监管部门的“双碳”政策工具，结合自身优势开发并不断丰富绿色低碳金融产品，提升服务“双碳”发展的能力，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绿色评级、咨询、保险、投融资等“双碳”金融机构，完善碳配额和碳减排交易市场，稳步扩大交易品种和市场规模，构建服务“双碳”、品类丰富、风险可控的绿色金融生态。
（七）开发碳税、低碳补贴等财税工具，引导企业节能减排和研发固碳技术、工艺。
（八）加强与周边城市一体化低碳改造，扩大循环利用范围，增大正向溢出效应。
责任编辑：原健凇
#产业园区#
#洪绍乾[超话]# 洪绍乾，笔名：笔若，90后作家、诗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CI专员，贵州省青年文学研究会秘书长、贵州省诗歌学会会员、贵州省诗歌学会编辑部副主任，大爱萤火公益形象大使。2008 年开始创作，先后出版书籍《脚趾上的下弦月》《女人和果实》等多部作品，书籍曾被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发行过音乐专辑《诗人与歌》，中国90后作家排行榜上榜人物之一，曾荣登《青年时代》杂志封面人物等。
【#中国人口“两头承压” #】#出生率跌破1%、5个年轻人要养1个老人，中国人口“两头承压”#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
《中国统计年鉴2021》“人口”部分主要反映我国2020年及历年人口方面的基本情况，由于2020年为普查年份，因此统计年鉴中的部分数据由“七人普”数据推算而来。2020年的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一些数据系首次公布。
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自然增长率创43年新低
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2019年下降达18%。
出生人口下降早在意料之中。“七人普”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对于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原因，舆论早有诸多讨论。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生育意愿降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出现的现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从我国自身来看，较高的房价和较高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都是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原因。
此外，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部分被压抑的生育意愿在政策实施的前几年得到集中释放，从2017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连续四年下降。2020年已经是政策实施的第五年，“二孩堆积”效应明显减弱。
同时，结婚人数的下降也不利于出生人口的增长。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有588.6万对新人登记结婚。这一数字比2020年同期下降0.1%，比2019年同期下降17.5%，减少了124.5万对。
为应对低生育率、老龄化等人口问题，我国决定实施“三孩政策”，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目前，部分地区已经陆续出台配套措施。比如，北京奖励生育三孩的女职工额外30天产假，配偶15天陪产假；四川攀枝花对二孩、三孩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周岁，成为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
政策显效需要时间，算上孕育周期，5月末方才实施的“三孩政策”最快也要到明年上半年才能看出效果，很难对2021年的生育数据有明显拉动。而摆在眼前的1.45‰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引发人们担忧：人口负增长会提前到来吗？
“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45‰，创下新低，2021年这个数据会不会出现负值，现在还很难做一个判断，但趋势是一定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表示。
她分析，从2016年到2019年，我国每年死亡人口基本稳定在980万人至990万人，逐年增长。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死亡人口未来会继续增多。与此同时，出生人口连续下降，2020年为1200万人，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将十分接近，甚至出现负值。
对这个问题，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七人普”新闻发布会上曾作出回应，我国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5名年轻人要养1名老人，14个省份老年抚养比超20%
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5.9%，连续3年上升。总抚养比由少年儿童抚养比与老年人口抚养比构成。其中，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7%，呈持续上升趋势。
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近20名老年人，即5名年轻人要赡养1位老人。
“这个比例还不是最高的，日本、欧洲的老年抚养比都要比我们高，但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比较高的行列，并且在‘十四五’时期还会增长。”
杨菊华告诉记者，1963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率最高的一个时期，到2023年这些人就将满60岁，正式进入老年人群体，因此，“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规模增长最大的一个时期。到“十四五”末，预计我国将有3亿老年人。
分地区看，重庆和四川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最高，分别为25.48%和25.28%，辽宁为24.37%，排在第三。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以上的省份有14个，比2019年增加了7个，上海、天津、河北、江苏以及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和东北三省均在列。
这样的格局既与人口的流动迁移有关，也与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有关。杨菊华分析，重庆和四川一直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家生育一个，同时两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人口流出地区，大量人口向外迁移务工，造成了老年抚养比较高。上海则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较快，过去一段时间生育率整体较低。
对抚养比反映出的老龄化问题，杨菊华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抚养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口指标，但不能唯指标论，现在60岁的人真的需要其他人抚养吗？”她认为，大多数60岁人群的身体还很好，还可以贡献社会，要正确看待老年人的价值，这里面既包括他们的社会性生产价值，也包括对家庭内部的贡献。
广东连续15年为人口第一大省，山东、河南分列二三
统计年鉴还公布了我国最新的人口总量。到2020年末，全国31省份总人口数为141212万人。这个数字由“七人普”数据推算而来，较“七人普”时（标准时点为2020年11月1日零时）略有增加。
其中，广东、山东人口超过1亿，广东以12624万人成为人口第一大省。人口在千万以下的省份有3个，分别为西藏、青海和宁夏，其中西藏以366万人继续成为全国人口最少的省份。
记者注意到，从1998年至今，人口第一大省的“争夺”始终在广东、山东、河南三省间展开。1998年时，河南是我国的人口第一大省，全省总人口为9315万人。山东排在第二，为8838万人。彼时，广东有人口7143万人，仅位列第五，四川、江苏都排在广东的前面。
1999年、2000年，广东先后超过江苏、四川，成为人口第三大省份。2000年开展的“六人普”数据显示，当时河南有9256万人、山东有9079万人、广东有8642万人。河南、山东、广东分列人口前三大省份的格局多年未变。
直到2005年末，统计数据显示，当年河南有9380万人，比2004年的9717万人锐减了300多万人，虽然在当年并未改变河南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但为后来的格局生变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河南在一年之间就减少了超过300万人？记者查阅官方资料发现，这可能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的改变而导致数据上出现变化。官方说明，2005年起，各地区数据为常住人口口径，流动人口的情况也被考虑进去。
流动人口数据纳入统计范围后，东南沿海的巨大吸引力也体现在了数据上。2006年末，广东一举超越山东、河南，以9442万人的总人口数成为人口第一大省，并且在2009年末，率先突破1亿人。从2006年至今，广东作为我国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同一时期，河南、山东连续几年的“你来我往”终于在2010年末停止，山东以9588万人将河南彻底反超，成为人口第二大省，并于2017年底人口总数突破1亿人。从2010年至今，广东、山东、河南分列一、二、三位的地区人口格局再未改变。
《中国统计年鉴2021》“人口”部分主要反映我国2020年及历年人口方面的基本情况，由于2020年为普查年份，因此统计年鉴中的部分数据由“七人普”数据推算而来。2020年的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一些数据系首次公布。
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自然增长率创43年新低
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1200万人，比2019年下降达18%。
出生人口下降早在意料之中。“七人普”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中国增加了7206万人，增长5.38%；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57%下降0.04个百分点。
对于出生人口持续下降的原因，舆论早有诸多讨论。多位受访专家表示，生育意愿降低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出现的现象，世界上很多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从我国自身来看，较高的房价和较高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都是影响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原因。
此外，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部分被压抑的生育意愿在政策实施的前几年得到集中释放，从2017年开始，我国出生人口连续四年下降。2020年已经是政策实施的第五年，“二孩堆积”效应明显减弱。
同时，结婚人数的下降也不利于出生人口的增长。民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共有588.6万对新人登记结婚。这一数字比2020年同期下降0.1%，比2019年同期下降17.5%，减少了124.5万对。
为应对低生育率、老龄化等人口问题，我国决定实施“三孩政策”，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目前，部分地区已经陆续出台配套措施。比如，北京奖励生育三孩的女职工额外30天产假，配偶15天陪产假；四川攀枝花对二孩、三孩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周岁，成为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
政策显效需要时间，算上孕育周期，5月末方才实施的“三孩政策”最快也要到明年上半年才能看出效果，很难对2021年的生育数据有明显拉动。而摆在眼前的1.45‰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引发人们担忧：人口负增长会提前到来吗？
“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是1.45‰，创下新低，2021年这个数据会不会出现负值，现在还很难做一个判断，但趋势是一定的。”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杨菊华表示。
她分析，从2016年到2019年，我国每年死亡人口基本稳定在980万人至990万人，逐年增长。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死亡人口未来会继续增多。与此同时，出生人口连续下降，2020年为1200万人，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出生人口数与死亡人口数将十分接近，甚至出现负值。
对这个问题，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七人普”新闻发布会上曾作出回应，我国人口增速将继续放缓，今后会达到峰值，但具体时间还有不确定性，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总量会保持在14亿人以上。
5名年轻人要养1名老人，14个省份老年抚养比超20%
年鉴数据显示，2020年末，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5.9%，连续3年上升。总抚养比由少年儿童抚养比与老年人口抚养比构成。其中，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9.7%，呈持续上升趋势。
也就是说，当前，我国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负担近20名老年人，即5名年轻人要赡养1位老人。
“这个比例还不是最高的，日本、欧洲的老年抚养比都要比我们高，但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比较高的行列，并且在‘十四五’时期还会增长。”
杨菊华告诉记者，1963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率最高的一个时期，到2023年这些人就将满60岁，正式进入老年人群体，因此，“十四五”时期将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最快、规模增长最大的一个时期。到“十四五”末，预计我国将有3亿老年人。
分地区看，重庆和四川的老年人口抚养比最高，分别为25.48%和25.28%，辽宁为24.37%，排在第三。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以上的省份有14个，比2019年增加了7个，上海、天津、河北、江苏以及山东、河南等人口大省和东北三省均在列。
这样的格局既与人口的流动迁移有关，也与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有关。杨菊华分析，重庆和四川一直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家生育一个，同时两地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人口流出地区，大量人口向外迁移务工，造成了老年抚养比较高。上海则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较快，过去一段时间生育率整体较低。
对抚养比反映出的老龄化问题，杨菊华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抚养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口指标，但不能唯指标论，现在60岁的人真的需要其他人抚养吗？”她认为，大多数60岁人群的身体还很好，还可以贡献社会，要正确看待老年人的价值，这里面既包括他们的社会性生产价值，也包括对家庭内部的贡献。
广东连续15年为人口第一大省，山东、河南分列二三
统计年鉴还公布了我国最新的人口总量。到2020年末，全国31省份总人口数为141212万人。这个数字由“七人普”数据推算而来，较“七人普”时（标准时点为2020年11月1日零时）略有增加。
其中，广东、山东人口超过1亿，广东以12624万人成为人口第一大省。人口在千万以下的省份有3个，分别为西藏、青海和宁夏，其中西藏以366万人继续成为全国人口最少的省份。
记者注意到，从1998年至今，人口第一大省的“争夺”始终在广东、山东、河南三省间展开。1998年时，河南是我国的人口第一大省，全省总人口为9315万人。山东排在第二，为8838万人。彼时，广东有人口7143万人，仅位列第五，四川、江苏都排在广东的前面。
1999年、2000年，广东先后超过江苏、四川，成为人口第三大省份。2000年开展的“六人普”数据显示，当时河南有9256万人、山东有9079万人、广东有8642万人。河南、山东、广东分列人口前三大省份的格局多年未变。
直到2005年末，统计数据显示，当年河南有9380万人，比2004年的9717万人锐减了300多万人，虽然在当年并未改变河南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但为后来的格局生变埋下了伏笔。
为什么河南在一年之间就减少了超过300万人？记者查阅官方资料发现，这可能主要是由于统计口径的改变而导致数据上出现变化。官方说明，2005年起，各地区数据为常住人口口径，流动人口的情况也被考虑进去。
流动人口数据纳入统计范围后，东南沿海的巨大吸引力也体现在了数据上。2006年末，广东一举超越山东、河南，以9442万人的总人口数成为人口第一大省，并且在2009年末，率先突破1亿人。从2006年至今，广东作为我国人口第一大省的地位始终没有改变。
同一时期，河南、山东连续几年的“你来我往”终于在2010年末停止，山东以9588万人将河南彻底反超，成为人口第二大省，并于2017年底人口总数突破1亿人。从2010年至今，广东、山东、河南分列一、二、三位的地区人口格局再未改变。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