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哈萨克族运动员为国争光，摔打了谁的谬论？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在此前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每一位超越自我、奋力拼搏的运动员都是中国骄傲。比如在男子古典式60公斤级摔跤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瓦里汗•赛力克勇夺铜牌，就得到了许多人的点赞。这位来自新疆的哈萨克族汉子证明了中国摔跤的水平，也用成绩狠狠摔打了西方编织的“新疆人权”的谬论。
而从历史出发，我们不禁有些好奇，哈萨克这个充满异域色彩的民族，是怎么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中国的哈萨克与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哈萨克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以上这些历史问题，大多渊源于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清朝。
清朝解救哈萨克
作为一个整体民族，哈萨克形成于12至15世纪，至公元16世纪，生活在巴尔喀什湖地区的哈萨克人建立了哈斯木汗王朝。就政治脉络而言，哈萨克汗国与此前蒙古人建立的政权存在一定的关联，汗国建立之后，哈萨克的主要的对手也是蒙古人。
在明朝与蒙古隆庆议和的第二年，曾经兵临北京城下的俺答汗派兵西征，进攻哈萨克汗国。蒙古人大获全胜，还给年事已高的俺答汗抢了个妃子。
清代前期，蒙古准噶尔部兴起，准噶尔与哈萨克距离较近，战争变得更加频繁和惨烈。从1723年开始，准噶尔大举进攻，发动了被称作哈萨克“大灾难”的战争。到1729年，屡战屡败的哈萨克分裂为三个玉兹，完全不是准噶尔的对手。
在这一时期，中央王朝的势力还没有控制到中亚，无论是明朝还是清朝，对哈萨克的了解都比较有限。直到康熙年间用兵西北，进攻准噶尔，哈萨克才正式进入清朝的视野。
康熙、雍正两朝曾寄希望于联合哈萨克，两面夹击进攻准噶尔。此前吃了大亏的哈萨克很愿意与清朝联盟，并且一度取得了不错的战果。
然而，雍正年间用兵西北并不成功，清朝的军事行动被迫暂停。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趁此机会疯狂报复哈萨克，一通猛烈的进攻之后，哈萨克部众被迫称臣、纳贡，成为准部的藩属。
可以想象，在准噶尔的统治下，哈萨克的日子恐怕很不容易。但幸运的是，清朝没有放弃西北。乾隆年间，大清的军队再度开拔远征，终于在1757年取得决定性胜利，解决了延续已久的准部问题。在这场战争中，哈萨克部落表现得尤为积极，他们不仅支持清军、派人带路，哈萨克阿布赉汗还主动向清朝派遣使臣、进贡骏马，许多部落首领更是表达了要归附清朝的意愿。
哈萨克此前是准噶尔的附属，如今清朝消灭了准噶尔，哈萨克部落归附清朝，显得顺理成章。不过，对于清朝而言，准噶尔已经够远了，哈萨克就更远了，暂时还不在考虑的范围内。
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乾隆帝给出了非常宽松的政策。一方面，清朝欢迎哈萨克归顺大清，邀请头目到内地觐见。另一方面，若有人不愿意归顺，清朝也不勉强，绝不以武力相威胁。某种意义上说，清朝可谓是哈萨克的解放者，在经历了准噶尔的黑暗统治后，哈萨克部落迎来了开明、宽松，可以自由选择的新时代。
自愿守边的外藩
作为“被解放者”，哈萨克部众对清朝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但最初清朝对哈萨克的态度却很谨慎。清朝只知道哈萨克与准噶尔是世仇，很多具体情况还不甚了解。保守起见，乾隆帝最初只要求哈萨克承认清朝消灭准噶尔的事实，不得以向准噶尔报仇为由挑起新的战争，至于哈萨克部落是否愿意归附清朝，反而是次要问题。
清代前期治理边疆相当务实，乾隆帝之所以宽松对待哈萨克，也与当时清朝准备不足有关系。从乾隆二十四年开始，清朝陆续调拨满洲、蒙古、锡伯、察哈尔、索伦、厄鲁特，以及绿营汉军官兵驻防新疆。部队以乌鲁木齐、伊犁等地为重点，且耕且守，成为清朝稳定西北最重要的力量。有了可靠的军事力量，清朝开始加强对哈萨克的管理，试图在哈萨克与蒙古部落之间划分一条界限。
乾隆君臣没有料到的是，清朝修筑城池、驻兵设卡，严控边界，哈萨克越界的问题却一直没有停止。为了达到震慑的效果，清朝还在边界地区专门修筑城池、驻扎军队，可哈萨克部落非但没有远离，反而越聚越多、越离越近。乾隆三十年，有个哈萨克首领带着上千人穿越边界，竟然就住了下来，说什么也不走了。
哈萨克不听清朝的安排，是想打仗吗？当然不是。亲眼见识了清军剿灭准噶尔的手段，哈萨克部落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和清朝打仗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来呢？主要原因是，清朝这边太好了。
准噶尔部被消灭后，清军虽然大力开展屯垦，但还是空余有很多的牧场。加之清朝统治力强，社会秩序稳定，更加吸引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部落。因此，哪怕冒着被清军驱逐的风险，还是有很多哈萨克人越界前来。
经过几年的交往，清朝官员逐渐摸清楚了哈萨克部落的情况。远在北京的乾隆皇帝也见到了阿布赉汗派来的使臣，听他们当面陈述了归顺的愿望。于是，乾隆三十二年，清朝再次调整政策，授予哈萨克首领官职、爵位，允许哈萨克牧民在夏季越界放牧，作为一种变相的税收，每一百匹马要上交给清朝一匹。从此，这些受清朝册封、遵守清朝命令，并且向清朝上交马匹的哈萨克，开始接受伊犁将军的管理，正式成为清朝属民。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前哈萨克汗国已经分裂，距离清朝较远的哈萨克部落，不在清朝的管辖之列，也不属于清朝有效控制的外藩。
真正臣服于清朝，并且忠心耿耿的，主要是阿布赉汗统辖的部落。在乾隆年间土尔扈特部落回归祖国的过程中，阿布赉汗自觉维护清朝的利益，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部落中的影响力，帮助土尔扈特部突破重重阻碍、平安走出哈萨克草原。同时，阿布赉汗及时、准确地向清朝汇报，使清朝方面得以提前准备。
阿布赉汗的忠诚不是清朝强迫的，对于远在万里之外的哈萨克部落，清朝的政策向来很宽松，即便册封之后，乾隆皇帝也明确表示，允许阿布赉汗与沙皇俄国保持联系，不强迫哈萨克部落选边站队。
然而，清朝越是宽松，哈萨克的向心力就越强，特别是随着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日渐频繁，哈萨克部落更加依赖清朝，抗拒沙俄势力的渗透，成为自觉自愿的边境守卫者。
动荡的岁月，迟到的身份
清朝与哈萨克的和睦关系，是双向选择的结果。清朝希望西北边疆平稳，也需要从哈萨克部落获取质优价廉的马匹。哈萨克忠于清朝、办事得力，才能得到放牧、贸易的机会。
某些西方学者将清朝经略中亚称作“殖民”，哈萨克与清朝的双向互惠、自觉自愿的关系，是对这种谬论的有力批驳。
不过，这样的和睦关系只持续了约一百年，从1864年开始，沙俄强迫清朝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西北边疆的大片土地沦入沙俄之手，居住在边境地区的哈萨克部落，因此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在清朝与沙俄划界之后，一大批哈萨克部落拒绝沙俄的诱惑，向中国境内艰难跋涉，进入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尔泰山南麓。在晚清平定新疆叛乱的过程中，哈萨克部落支持清军作战，贡献颇大，得到了朝廷的赞赏。
清廷指示边境地方妥善安置内迁的牧民，为他们寻找水草合适的牧场，吸引了更多的哈萨克人向境内迁移。有资料记载，在清朝与沙俄争夺新疆的过程中，仅成部落内迁的哈萨克就有四千多帐，还有很多牧民以零散方式内迁，总人数达数万人。
不过，晚清毕竟混乱，一直到1904年，清朝借“科阿分治”的机会，以科布多办事大臣管理当地哈萨克、蒙古事务，才终于理顺了哈萨克族的管理问题，坐实了他们大清国民的身份。
进入20世纪，西北边境基本稳定，但哈萨克人口的流动反而更加频繁。沙俄侵吞中亚、一战强行征兵、俄国内战，以及苏联的强制集体化等运动持续伤害着境外的哈萨克人，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哈萨克移民投奔中国。
清朝灭亡的次年，就有三千多户哈萨克牧民逃到伊犁寻求庇护，最初中方想要遣返这些牧民，俄国领事却抢先一步，取消了他们的国籍。有学者统计，从1916年开始，累计约有一百多万人次的哈萨克人逃到新疆，其中绝大部分被遣返回中亚，民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放开国籍。
直到1927年，新疆军阀杨增新着手解决哈萨克问题，为留在新疆的哈萨克人办理了中国国籍。几经磨难波折，这些哈萨克人终于如愿以偿，像他们的先祖一样，再一次投入祖国的怀抱。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哈萨克儿女参与到开创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哈森•伊布拉音在陕北参加红军，成为共和国将军。新中国建立后，民主改革废除了哈萨克牧民承受的旧式剥削，开启了哈萨克族全新的历史。在民族自治政策的指引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疆哈萨克聚居区的社会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哈萨克民族传统也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哈萨克聚居的塔城地区，哈萨克民族文化不仅受到重视，而且得以发扬光大。比如库热斯，即哈萨克式摔跤，就从民间活动走上了竞技体育的赛场。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摔跤铜牌的瓦里汗•赛里克，就生于新疆塔城地区额敏县。
其实，人口的流动与波动，最能反应人民的生活水平与人权状况。据统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哈萨克人口大约为44万人，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哈萨克族人口超过146万。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了加拿大全国的原住民人口。（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保尔）
【一生粉丝无数，却在93岁拍了一部最“心碎”的片子[心]】他出生在另一个时代。在跨越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之旅中，他历经传奇，目睹过自然世界中最壮丽的奇景和最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时刻。
2019年，93岁的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时隔一年，又写了一本书，它们有同一个名字——《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
这段旅程，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悲剧——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螺旋式下滑。因为遥远，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切地感知到自然世界的衰退，唯有他积累了厚厚的“证据”，因为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的一生当中。
“若是我明明看到了危险却一声不响，我会非常内疚。”有生之年，他剩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世人发出一份自救倡议书。
这位现年95岁高龄的老人就是大卫·爱登堡，这颗星球上的生物最年长的挚友。
因为看见 所以悲伤
爱登堡的一生，都行走在荒野中，他几乎踏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出于从小的爱好，他还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好运气。
26岁那年，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节目投去简历，被拒绝了。不过，有人看到他那份落选的申请信，邀他到BBC电视台工作，他选择了尝试。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他幸运地搭上了全球航空业起飞的顺风车，才可能去到那些隐世之地，从此享受来自大自然生命的馈赠，60年不曾间断。
很多人知晓爱登堡的名字，是因为他拍摄了许许多多享誉世界的自然纪录片。
《生命的进化》《活力星球》《生命之源》《植物的私生活》《蓝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通过这些纪录片，很多人才真正认识了大自然。
在他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里，他始终保持着幽默，充满活力，从未有隐退之意。
可就在《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镜头面前，那张熟悉的脸因为衰老而“下沉”，他的眼睛不时时地离开镜头，不发一言，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伤之中。
这部纪录片和同名著作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这是他经过深刻地审视，把那些“最美纪录片”背后，来自自然的哀吟，以及他所亲眼目睹的拍摄对象发生的命运变迁，说给人们听。
“现在回看我早年拍摄的影片时，我认识到，虽然当时我自觉身处荒野之中，徜徉于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但那其实是我的幻觉。即使在那时，很多大型动物就已经非常稀少。”爱登堡在书中写道。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爱登堡都在环游世界，拍摄一部梦想已久的纪录片《生命的进化》。摄制组前往39个国家，拍摄了650个物种，走过了约250万公里。而他们明显地意识到，有些动物变得越来越难找了。
1978年，他去拍摄山地大猩猩，在非洲中部森林深处，这种动物只剩下300只。当时，小猩猩的市场需求量高，非法捕猎者为了捕捉一只小猩猩，会不惜杀死数十只成年大猩猩。
爱登堡第一次见识到生态灭迹的情景是在东南亚。1950年代，婆罗洲有3/4的土地是雨林，能看到很多红毛猩猩。但到了20世纪末，婆罗州雨林面积已经少了一半，另一半变成了单种栽培的油棕园地，那是个已死的生态系统。
他从60年前第一次见到红毛猩猩起，婆罗州的砍伐作业已将他们的数量缩减了2/3。
1990年代后期，爱登堡制作纪录片《蓝色星球》，海洋生态是它的主题。可自1950年代，大型商业渔船开始进入国际水域，捕捞世界各地的海产，到了20世纪末，渔船已捞走了大海中90%的大型鱼类。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开始消失，浅水区的海洋生态也渐渐消失。
1998年，摄制组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珊瑚礁白化现象。“期初我们觉得漂亮，后来才猛然惊觉，此景是个悲剧，因为眼前所见其实是一副副白骨。”珊瑚白化的原因是个谜，后来科学家发现，在多数发生珊瑚白化事件的地点中，都是海洋迅速变暖的地方。
2011年，爱登堡制作《冰冻星球》，那一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他出生那年高出了0.8摄氏度，这一变化速度超过了地球过去1万年中任何时候的气温变化速度。
过去30年，北极夏季的海冰减少了30%，地球上的冰盖越来越少。
也是在那时候，爱登堡在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海岸目睹了令他心碎的一幕：
海象的主要食物是生长在北冰洋海底几个特定地点的蛤蜊。在潜水觅食的间隙中，海象会爬到海冰上休息。
可是，现在供它们休息的海冰都融化了，结果它们只得游往远处的海滩。合适的休息地点寥寥可数。
于是，占太平洋海象总数2/3的数万头海象只能挤在同一片海滩上。密密麻麻的海象挤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海象只得顺着岩坡爬到悬崖顶上。
离开海水的海象视力很弱，但悬崖下方大海的气味是清楚无误的，所以它们就试图抄近路进入大海。一头3吨重的海象从悬崖上翻滚下来摔死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从爱登堡1950年代拍摄纪录片至今，世界上野生动物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野性。
“这就是我的证词，这是我这一生经历过的地球退化的过程，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要是我们再不停下来，下一个时代出现的环境毁坏，将比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更加严重。”
如何感知人类以外的生命
虽然爱登堡在全世界有无数的粉丝，很多人甚至是看着他的纪录片长大的，但也许鲜有人能真正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爱登堡的独特，是来自他孤独和心碎的一面。”资深纪录片爱好者、青年作家邓安庆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他比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活得更久，经历得更多。”
“爱登堡开始认知的世界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他最初选择从事自然纪录片工作，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想要去探索。然后通过镜头告诉人们，这个星球是多么的多元，多么的壮美。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亲眼见证了曾经的伊甸园一点一点崩塌，他视为珍宝的东西一点一点破碎，那种心痛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
在观看、阅读爱登堡的作品过程中，邓安庆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他对自然理解和思考的深刻性，远非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够触达的，这是有很高门槛的。”
爱登堡在他自传的结语中写道：“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且不愿停下制作节目的脚步，最根本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凝望自然世界并尝试去理解它，更为深刻的快乐。”
“与此同时，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人类再不努力，地球真的要走向危险了。而他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想争分夺秒地去工作。”邓安庆说道。
难就难在，荒野对大众来说，太遥远了。爱登堡曾在《关于自然历史电影如何激励人们》中说过：“人们不愿意去拯救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所以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科普教育。把科学家研究成果中的客观数字可视化，并最大程度地去激起人们情感的波澜。
可即便如此，也未必人人都能感受得到。邓安庆的体会是，要真正与人类以外的生命产生心灵上的连接，最终要靠人们走进自然界，拉近物理距离，产生直接的接触。
不必是遥远的荒野，城郊的一片田、一座山、一条河足矣，前提是要学着观察、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迁徙……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产生了疑问，反过来再从更多的纪录片、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与自然的连接才会变得牢固，并且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不枯燥的。
给全人类的自救倡议
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研讨会、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年过九旬的爱登堡带着他的纪录片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他发表演讲，参与电视访谈，为人类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奔走呼告。
爱登堡说，他用一辈子探索生物世界，终于确定了一件事，“重点不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我们自己。”
当他站在3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废墟上时，他惊奇地看到森林取代了城市，野生动植物接管了那里的一切。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无论人类有过多大的失误，大自然最终都能克服一切，生物世界会顽强地活下去，人类却不能。”
那么，人类究竟应当如何自救？希望并非渺茫。爱登堡在纪录片和书的最后提出了重新野化世界、保持万物可持续性的观点，并针对国家和个人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
他引用了研究地球系统的顶级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和威尔·斯特芬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探索出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内部运作和固有弱点，发现了9条“星球界限”，包括了生物多样性损失、空气污染、臭氧层浩劫、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化学污染、化肥使用、淡水取水量、土地流转。如果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不超过这些界限，生存就是可持续的。
如果人类欲壑难填，突破其中任何一条界限，就可能动摇生命支持系统，给大自然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针对这些生态界限，爱登堡提出要转向清洁能源，科学地管理渔业、设立海洋保护区网，退耕还林，发展垂直农业，倡导更节制、更平衡的生活方式等等，而能真正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要超越自身对“增长”的执念。
不过，爱登堡勾勒的并非是一个“生态乌托邦”世界。因为他清楚地知晓，人类社会内部，依然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
他特别提到，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6%的人造成的。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他解释，具体而言，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要考虑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
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条件和之前的9条生态界限一样重要，只有同时满足了，人类才能真正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只讲生态界限，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老人给予这个时代最深切的叮嘱，让人无法不动容。#读书# https://t.cn/A6M2udpA
2019年，93岁的他拍了一部纪录片，时隔一年，又写了一本书，它们有同一个名字——《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
这段旅程，记录了这个时代的悲剧——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螺旋式下滑。因为遥远，绝大多数人并不能真切地感知到自然世界的衰退，唯有他积累了厚厚的“证据”，因为这一切就发生在他的一生当中。
“若是我明明看到了危险却一声不响，我会非常内疚。”有生之年，他剩下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世人发出一份自救倡议书。
这位现年95岁高龄的老人就是大卫·爱登堡，这颗星球上的生物最年长的挚友。
因为看见 所以悲伤
爱登堡的一生，都行走在荒野中，他几乎踏遍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除了出于从小的爱好，他还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的好运气。
26岁那年，他给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广播节目投去简历，被拒绝了。不过，有人看到他那份落选的申请信，邀他到BBC电视台工作，他选择了尝试。
那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他幸运地搭上了全球航空业起飞的顺风车，才可能去到那些隐世之地，从此享受来自大自然生命的馈赠，60年不曾间断。
很多人知晓爱登堡的名字，是因为他拍摄了许许多多享誉世界的自然纪录片。
《生命的进化》《活力星球》《生命之源》《植物的私生活》《蓝色星球》《冰冻星球》《地球脉动》……通过这些纪录片，很多人才真正认识了大自然。
在他非同寻常的职业生涯里，他始终保持着幽默，充满活力，从未有隐退之意。
可就在《地球上的一段生命旅程》的镜头面前，那张熟悉的脸因为衰老而“下沉”，他的眼睛不时时地离开镜头，不发一言，他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悲伤之中。
这部纪录片和同名著作与他此前所有的作品都不同，这是他经过深刻地审视，把那些“最美纪录片”背后，来自自然的哀吟，以及他所亲眼目睹的拍摄对象发生的命运变迁，说给人们听。
“现在回看我早年拍摄的影片时，我认识到，虽然当时我自觉身处荒野之中，徜徉于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但那其实是我的幻觉。即使在那时，很多大型动物就已经非常稀少。”爱登堡在书中写道。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爱登堡都在环游世界，拍摄一部梦想已久的纪录片《生命的进化》。摄制组前往39个国家，拍摄了650个物种，走过了约250万公里。而他们明显地意识到，有些动物变得越来越难找了。
1978年，他去拍摄山地大猩猩，在非洲中部森林深处，这种动物只剩下300只。当时，小猩猩的市场需求量高，非法捕猎者为了捕捉一只小猩猩，会不惜杀死数十只成年大猩猩。
爱登堡第一次见识到生态灭迹的情景是在东南亚。1950年代，婆罗洲有3/4的土地是雨林，能看到很多红毛猩猩。但到了20世纪末，婆罗州雨林面积已经少了一半，另一半变成了单种栽培的油棕园地，那是个已死的生态系统。
他从60年前第一次见到红毛猩猩起，婆罗州的砍伐作业已将他们的数量缩减了2/3。
1990年代后期，爱登堡制作纪录片《蓝色星球》，海洋生态是它的主题。可自1950年代，大型商业渔船开始进入国际水域，捕捞世界各地的海产，到了20世纪末，渔船已捞走了大海中90%的大型鱼类。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开始消失，浅水区的海洋生态也渐渐消失。
1998年，摄制组无意间发现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事——珊瑚礁白化现象。“期初我们觉得漂亮，后来才猛然惊觉，此景是个悲剧，因为眼前所见其实是一副副白骨。”珊瑚白化的原因是个谜，后来科学家发现，在多数发生珊瑚白化事件的地点中，都是海洋迅速变暖的地方。
2011年，爱登堡制作《冰冻星球》，那一年的全球平均气温比他出生那年高出了0.8摄氏度，这一变化速度超过了地球过去1万年中任何时候的气温变化速度。
过去30年，北极夏季的海冰减少了30%，地球上的冰盖越来越少。
也是在那时候，爱登堡在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海岸目睹了令他心碎的一幕：
海象的主要食物是生长在北冰洋海底几个特定地点的蛤蜊。在潜水觅食的间隙中，海象会爬到海冰上休息。
可是，现在供它们休息的海冰都融化了，结果它们只得游往远处的海滩。合适的休息地点寥寥可数。
于是，占太平洋海象总数2/3的数万头海象只能挤在同一片海滩上。密密麻麻的海象挤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海象只得顺着岩坡爬到悬崖顶上。
离开海水的海象视力很弱，但悬崖下方大海的气味是清楚无误的，所以它们就试图抄近路进入大海。一头3吨重的海象从悬崖上翻滚下来摔死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
从爱登堡1950年代拍摄纪录片至今，世界上野生动物数量平均减少了一半，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了当初的野性。
“这就是我的证词，这是我这一生经历过的地球退化的过程，但故事还没有结束，要是我们再不停下来，下一个时代出现的环境毁坏，将比我这一生所经历的更加严重。”
如何感知人类以外的生命
虽然爱登堡在全世界有无数的粉丝，很多人甚至是看着他的纪录片长大的，但也许鲜有人能真正体会他的内心世界。
“爱登堡的独特，是来自他孤独和心碎的一面。”资深纪录片爱好者、青年作家邓安庆告诉《中国科学报》，“因为他比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人都活得更久，经历得更多。”
“爱登堡开始认知的世界还没有这么大规模的生态破坏，他最初选择从事自然纪录片工作，是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想要去探索。然后通过镜头告诉人们，这个星球是多么的多元，多么的壮美。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亲眼见证了曾经的伊甸园一点一点崩塌，他视为珍宝的东西一点一点破碎，那种心痛是我们无法感同身受的。”
在观看、阅读爱登堡的作品过程中，邓安庆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和自然融为了一体，“他对自然理解和思考的深刻性，远非我们这些后来者能够触达的，这是有很高门槛的。”
爱登堡在他自传的结语中写道：“我之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度过自己的一生且不愿停下制作节目的脚步，最根本的原因只是，我不知道这世上还有比凝望自然世界并尝试去理解它，更为深刻的快乐。”
“与此同时，他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人类再不努力，地球真的要走向危险了。而他自己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更想争分夺秒地去工作。”邓安庆说道。
难就难在，荒野对大众来说，太遥远了。爱登堡曾在《关于自然历史电影如何激励人们》中说过：“人们不愿意去拯救他们一无所知的东西。”
所以他一辈子的事业，就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科普教育。把科学家研究成果中的客观数字可视化，并最大程度地去激起人们情感的波澜。
可即便如此，也未必人人都能感受得到。邓安庆的体会是，要真正与人类以外的生命产生心灵上的连接，最终要靠人们走进自然界，拉近物理距离，产生直接的接触。
不必是遥远的荒野，城郊的一片田、一座山、一条河足矣，前提是要学着观察、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那里的动物如何觅食，如何迁徙……当人们在现实世界产生了疑问，反过来再从更多的纪录片、书本中去寻找答案，这样不断循环往复，与自然的连接才会变得牢固，并且无论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不枯燥的。
给全人类的自救倡议
2018年联合国气候变化研讨会、201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会议、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近年来，年过九旬的爱登堡带着他的纪录片出现在各种国际会议上，他发表演讲，参与电视访谈，为人类挽救自己的最后机会奔走呼告。
爱登堡说，他用一辈子探索生物世界，终于确定了一件事，“重点不是拯救地球，而是拯救我们自己。”
当他站在30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的废墟上时，他惊奇地看到森林取代了城市，野生动植物接管了那里的一切。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明，无论人类有过多大的失误，大自然最终都能克服一切，生物世界会顽强地活下去，人类却不能。”
那么，人类究竟应当如何自救？希望并非渺茫。爱登堡在纪录片和书的最后提出了重新野化世界、保持万物可持续性的观点，并针对国家和个人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和措施。
他引用了研究地球系统的顶级科学家约翰·罗克斯特伦和威尔·斯特芬的一项重要研究成果，他们探索出了地球生命支持系统的内部运作和固有弱点，发现了9条“星球界限”，包括了生物多样性损失、空气污染、臭氧层浩劫、气候变化、海洋酸化、化学污染、化肥使用、淡水取水量、土地流转。如果人类活动产生的影响不超过这些界限，生存就是可持续的。
如果人类欲壑难填，突破其中任何一条界限，就可能动摇生命支持系统，给大自然造成永久性的损害。
针对这些生态界限，爱登堡提出要转向清洁能源，科学地管理渔业、设立海洋保护区网，退耕还林，发展垂直农业，倡导更节制、更平衡的生活方式等等，而能真正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人类要超越自身对“增长”的执念。
不过，爱登堡勾勒的并非是一个“生态乌托邦”世界。因为他清楚地知晓，人类社会内部，依然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世界。
他特别提到，最近的一次研究估计，人类对生命世界的冲击几乎有一半是由最富有的16%的人造成的。最富有的人在地球上惯常的生活方式是完全不可持续的。
“我们必须不仅学会在地球有限资源的范围内生活，还要学会如何更均衡地分享这些资源。”
他解释，具体而言，在筹划通往可持续未来的路径时，必须要考虑人类福祉的最起码要求，包括体面住房、医疗服务、清洁饮水、安全食品、能源使用、良好教育、足够收入、政治声音和公平正义。
在他看来，这些社会条件和之前的9条生态界限一样重要，只有同时满足了，人类才能真正维持一个稳定安全的地球。只讲生态界限，是没有意义的。
这是一位悲天悯人的老人给予这个时代最深切的叮嘱，让人无法不动容。#读书# https://t.cn/A6M2udpA
西班牙国家队主帅路易斯-恩里克在与科索沃赛后接受了RTVE的采访我们看到您现在春风满面的，原因也不难猜：这个东西就像是分娩，然后事情出现了一些波折。这样的比赛往往非常费劲，九月也不是最理想的月份，一贯以来都是这样，球员并不处在踢球的状态里，而我们从一开始就很费劲。会在一些简单的传球上出现失误。我们之所以如此难熬，是因为我们给了对手机会。有一些机会我们是把握住了，但也不是那么明显的机会。总之，三分让我们给带走了。这个局势就是这么均衡，大家也看到了希腊和瑞典的比赛，这个情况会一直继续存在，希望11月的时候我们能有更好的状态。确实对手也有过一些明显的得分机会，但大部分其实都不是太明显，这其中有一些更多是因为西班牙的防守问题创造出来的：是的，他们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我一直都觉得，最不想犯错的人就是犯错的球员自己，球场情况很好，但是你也看到了，球在最好的条件下都弹不起来。这不是在找借口，你必须得适应场地。而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很难找到节奏。一方面我们自己没状态，另一方面对手防得也很好。很困难，我很难熬，但是这是必须的。另一场比赛（希腊2-1瑞典）的胜利也可以视作西班牙的胜利了，这让西班牙重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是的，但是我们离晋级世界杯还差两场比赛。一场对阵希腊，一场则是主场对阵瑞典，而这并不是我们的囊中之物，我们都看到欧洲杯时候发生什么了，他们以小组第一晋级，我们第二。重新拿回晋级主动权和取得晋级资格是两码事。接下来就要看11月和他们的比赛怎么样了。他们还剩4场比赛要踢，希腊今天赢了以后也有机会做第二名。连赢两场比赛、三场或四场，是很难的。现在你对接下来的欧国联的阵容已经得出结论了吗？比如我们能看到，乌奈-西蒙现在绝对是一门了，费兰也是经常出场：肯定有结论，我们是持续不断地在做结论。我也没法向你们隐藏我的想法，但是公开站队某几个球员也不太好。你们都看到谁经常出现在大名单里，看他们能不能继续保持这个状态了，这个我是没有办法保证的。结婚我是已经和我老婆结过了，所以我不会再结的了。这也是我经常跟球员们说的。费兰和乌奈几乎是大名单常客，或者把“几乎”去掉。如果他们继续保持这个水准，那我们肯定愿意拥有最好的球员了。但我希望特别强调一下这支球队，这批球员，这些新加入的球员身上所展现出来的精神。他们为了同一个理由来到这里，尽管这里是国家队，但这看起来已经很接近一支俱乐部球队了，这也证明了事情在往正确的方向走。随后路易斯-恩里克出席了赛后的发布会首先开始提问的是科索沃记者，路易斯-恩里克也用英语进行回答对于比赛有什么看法，以及本场的对手科索沃踢得如何：我觉得比赛进程和我们计划的一样，对手试图进行高位逼抢。我觉得比赛很艰难，我们的传球不够精准，我们试图创造出更多的得分机会，但这很难，因为对手防守做得很好。他们很有组织性。最后我们终于靠福尔纳斯进球得分，那之后我们试图踢得轻松一些，但这很难，因为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是否在比赛末段被科索沃方面可能扳平比分的一些机会给吓到了：是的，尤其是比赛的最后15分钟，当时我们的比分仅仅是1-0，而科索沃有一个机会去扳平比分。这种情况总是让人很难熬。我们想要解决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作出了一些换人来让球队能坚持住。而最后2-0的那球让我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们非常开心，而且也因为希腊vs瑞典那场比赛的结果对我们有利。现在情况又很不一样了，我们必须为下个月做好准备。然后进入西班牙记者提问环节对比赛的看法：科索沃踢得很直接，因为他们熟悉我们逼抢的方式，他们阻止了任何一脚可能导致丢球的关键传球。但如果你看了比赛剩下时间里他们的表现，你就会看到他们是一支敢于在后场控球的球队，落位非常好。今天他们决定更多地采用长传，他们在我们上一次交手时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了解自己这方面的潜力。如果要我说实话的话，上半场和下半场同样地让我心惊肉跳，因为我看到了很多的失误，这让我们踢得非常费劲。送出精准的传球，掌握好传球的力度，球场当然也有影响了，草皮是挺好的，但就是场地比较不规整，比较硬。比赛非常难，况且我们还遭受着对手高强度的逼抢。我们一直都很费劲，上下半场都是，实话说第二球真的让我们松了口气。然后比赛结束了，我们也得到了想要的结果。对手的机会：有过一些机会，我也和第四官员交流过，越位的规则就是，如果是明显越位，是允许这次进攻结束再吹，那就也算一次机会了。我们这边也有一些失误，得每个情况具体分析，我觉得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地方是做错了的，但还是要重新回看比赛来分析。我觉得我们配得上赢球，我们掌控了比赛节奏，也赢得了明显的得分机会。足球里有什么事是公平的吗？你没有取得四连胜的话，最好的球队也要被质疑，何况是国家队？有国家队四场连赢了吗？没有。这就是均衡。现在我们要客场挑战希腊了，他们还有机会成为小组第二，他们还差4场比赛，而我们只剩2场了。这场比赛肯定会让我们脱层皮，赢瑞典也会很难，事实上我们最近也没赢过他们，尽管我们配得上赢球。所以暂时来说我们离安全还为时尚早。”上一场和这一场比赛，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对手的球员都是靠个人能力，抓住了西班牙防守的问题创造出机会的：没有，我肯定得会看这场比赛，我可能也会犯错，但我对此深表怀疑。不仅如此，对手的大多数机会都是来自于长传，传给他们那个1米94的拉齐奥中锋，这种球永远都是非常难防的。我们尝试迫使对手从离球门尽可能远的地方发起进攻，把危险降到最低，但是有时候就是对手拿到球立马就能给你制造威胁。也出现了这么一些情况，就是我们败给了他们的逼抢，注意了，西班牙不是场上唯一在踢球的，他们也在踢呢。至于态度方面，我认为球队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至于传球缺乏精准度的问题，我们教练肯定对这种事是非常火大的，但是球员肯定也想要把球传好，所以也只能接受这一点了。面对这个较为容易的对手，球队这次带来的这批球员在比赛中展现出来的却是比较脆弱：说实话，一届轻松的国家队，我们从来都没有过，周围发生的所有事，这次世预赛的悲观情绪等等，容易是一点都不容易。这个集体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集体，态度满分，渴望着去提高，对所有的有助于他们提高的意见都能听进去。调整变化，带6个、7个还是5个新球员，我组建国家队的想法和哲学没有变化。我们并不是最好的国家队，我们在前列，这个毫无疑问，但是现在没有最好的国家队这么一个说法，世界第一不是，第二不是，第三也不是，没有球队能够全部比赛都拿下。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有必要看看他们的比赛了。球队现在总体上是否让你更满意了：我确实是满意的，很显然我还是不太满意传球失误，肯定我们还有要提高的地方。但对于我还有我的球队来说，不容商量的一点就是态度、努力、牺牲精神以及提高自身的渴望。我可以说，在这方面，国家队的球员们从来没有让我失望。关于阿达玛-特拉奥雷，今天他从右路改去了左路：我做出了这个变化，因为我今年看了一些狼队的比赛。他绝大多数比赛踢的都是左路，有时往边路走，有时又是往中路游弋，我觉得他踢得很好。今天我让他踢左路，因为我觉得费兰在右路踢的是自己舒服的位置。但是当我们看到他有一两次的表现不太舒服以后，我们迅速做出了调整，好让他能用他的惯用脚。阿达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球员，我们大多数的机会的发起都是通过站位，寻找空间还有对球的传导，根据时机来发起进攻。而阿达玛给我们提供的是不一样的东西，让我们无需对球进行传导，直接把球给他，让他进行一对一。显然他还有要提高的地方，球队在和他配合着这样踢的时候也会受影响。但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资源，今天他表现的很好，他是一个身体很强壮的球员，但是他的技术也很好。您刚刚在赛后采访提到，这场比赛感觉就像是在分娩，您也提到了在九月份国家队选人的困难程度：是的，毫无疑问。所以我刚上任的时候就说了，九月的国家队征召是最困难的，对于那些从各国联赛回来的球员们，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国家，这由来已久了。这不代表我们在找借口，我们从来就不是要找借口。我们输给了瑞典，现在他们输了，没事了。但这个确实很难的，球员们没什么比赛的状态。希望十月份情况有所改善，到时我们面对的是另一个赛事，希望这能给我们提供另一个不同的视角。但是九月的国际比赛日避无可避，我们国家队必须要踢比赛。我们给了一些球员休息的机会，我们会视情况而定进行不同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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