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导读：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韩焕忠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太虚大师《略说贤...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唐代高道吴筠修仙思想：道性论
吴筠修仙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道本原论，他承袭道家思想，仍把“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
唐初重玄学者以自然本体论作为论证自我解脱的理论基础，在修行实践上以金丹术为主，但这种金丹术却难以在现实中证实，因此神仙可成一直受到怀疑。作为盛唐时期的重玄学者，吴筠另辟蹊径，将唐初重玄学的重心由本体论向本原论、生成论转变，以此作为证实神仙可致的理论依据。“在吴筠那里，其宇宙观和修道论是浑然一体的，他的‘与道同一’的思 想，既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也是一种修道论。”道教所宣扬的“天人同构”的思想，认为天地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个体生命的产生与宇宙的生成具有一致性，即都源于道，因此天地宇宙的永存不灭是个体生命常驻的重要根源和参照，而道的永恒性就成为人成仙的理论基础。
吴筠在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玄纲论》中对本 原之“道”进行了论述。“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浩旷无端，杏冥无对。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静无心而品物有方，混漠无形，寂寥无声。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极，成者必亏。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谓道也。’’（吴筠《玄纲论·道德章》）
作为虚无的 “道”是宇宙间最根本、最普遍的存在，它超越时空的界限成为万物化生的本原，虽“至静无心”却能有秩序地创生万物，‘‘非道无以生’’（吴筠《玄纲论·道德章》）强调了道的本原性。但是，道体既属‘虚无之系’， 是一种无形质的存在，又如何能化生出万物之实有呢?摆脱困扰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吴筠的思路是吸收秦汉以来的元气论。吴筠在论道的生成和说明万物的运作时，将元气论与自然之道结合起来，以满足其修炼有形之仙的理论需要，并运用了 “至精”、“真一”等概念具体说明。
《元气章》云：太虚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运神而元气自化。元气者，无中之有，有中之无，旷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氲渐著，混茫无倪，万象之端，兆朕于此。于是清通澄朗之气浮而为天，浊滞烦昧之气积而为地，平和柔顺之气结而为人伦，错谬刚戾之气散而为杂类。自一气之所育，播万殊而种分。既涉化机，迁变罔穷。然则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气也；授天地人物之灵者，神明也。
此段中的“至精感激”、“真一运神”是作为说明元气产生的原动力，至精即道，元气由道而生，人禀元气而生，无道则无生，同样，无元气则无生，人与天 地同禀元气而生，但人与天地却不能同寿。他说：是以自然生虚无，虚无生大道，大道生氤氲，氤氲生天地，天地生万物，万物剖氤氲一气而生矣。故天得一自然清。地得一自然宁，长而久也。人得一气，何不与天地齐寿，而致丧亡，何也?为嗜欲之机所速也。……见此碌碌之徒，区区之辈，在道门者，不知有守道、服气、养形、守神、金丹之术。……今守道者取虚无自然，正真之一；服气者知两半之前，胎息之妙，绵绵若存尔。(吴筠《形神可固论》）正是人的“嗜欲”加速了生命的消亡，因此，它是人类长生的最大障碍。
道门内外之人都应修炼心性去除嗜欲，做到守道、服气，即修性与修仙相结合， 这样才能使生命生生不息、绵绵不绝。在论述了道的本原性和生成性的基础上，吴筠又进一步阐述了道的“超动静”和“同有无”特性的思想，为其性情修养论奠定了理论基石。动与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范畴，用来说明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吴筠认为“道”是超越万物之上的，因此它具有不同于一般物的特征。“夫道至无而生天地，天动也而北辰不移，含气不亏，地静也而东流不辍，兴云不竭。故静者天地之心也，动者天地之气也，心静气动，所以覆载而不极。是故通乎道者，虽翱翔宇宙之外而心常宁，虽休息毫厘之内而气自运。故心不宁则无以同乎道，气不运则无以存乎形。形存道同，天地之德也。’’(吴筠《玄纲论·超动静章》）
静是天地之心，动是天地之气，正是心静气动才使天地既有确定性而又运行不 息。动与静是就具体万物而言的，而作为产生天地万物的“道”则超乎有形的世界，因此“道”本无动静 可言，它具有超动静的特征。修仙得道之人也须经过心静气动这一阶段。
吴筠所提出的“心静气动” 的观点包括了修性和炼气两个方面。一方面心要守 静，这是得道的重要方法，对外物的动静任其变化，才能达到超然物外的心境，而且还要超脱人自身的生死流转，淡然处之；另一方面就是使体内的精气运动不息，这样才能使生命不竭。当修炼达到一定程度，心静气动便成为自然而然的状态，而不是有意所为，这样就进入了至静的状态，超越动静最终便达到 “道”的至高境界，即成为神仙。因此“心静气动”说是吴筠内丹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有无”是吴筠将无形大道与有形神仙统一起来的理论前提，也是对魏晋玄学中的“贵无”和“崇有”以及重玄学中“有无双遣”思想的发展和总结。“贵无”派重无而斥有，“崇有”派贵有而弃无，“有无双遣”则使认识不滞于有无。吴筠认为这些观点都属片面，应当将有无统一起来，“有同无”才能使“有”超 越局限，趋向无限，从而实现身心的双重超越。
《神仙可学论》云：“世情谓道体玄虚，则贵无而贱有；人资器质则取有而遗无，庸知有自无而生，无因有而明，有无混同，然后为至。……故有以无为 用，无以有为资。”玄虚是道之体，生有为道之用，道之有无表现在体用两个方面，因此有无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二者是不可分离、不可偏废的，应将二者统一起来。“故道能自无而生于有，岂不能使有同于无乎?有同于无，则有不灭矣。故生我者道，灭我者情。’’（《玄纲论·同有无章》）
人由道而生，本应自然禀有道的永恒性的特征，但现实生活中却难有尽其天年 获得永生之人。道生万物是自无生有的过程，人只有修养心性获得道，并通过修炼使看似有限的人的生命趋于无限，才能实现自有还无的过程，这就是得道的过程。同时吴筠又指出了人不能长存的原因就在于为情所困。这样吴筠的思想又转向了对性情修养的探讨。
摘自：王雪《论吴筠的道学思想特色》
吴筠修仙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道本原论，他承袭道家思想，仍把“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原。
唐初重玄学者以自然本体论作为论证自我解脱的理论基础，在修行实践上以金丹术为主，但这种金丹术却难以在现实中证实，因此神仙可成一直受到怀疑。作为盛唐时期的重玄学者，吴筠另辟蹊径，将唐初重玄学的重心由本体论向本原论、生成论转变，以此作为证实神仙可致的理论依据。“在吴筠那里，其宇宙观和修道论是浑然一体的，他的‘与道同一’的思 想，既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论，也是一种修道论。”道教所宣扬的“天人同构”的思想，认为天地是大宇宙，人体是小宇宙，个体生命的产生与宇宙的生成具有一致性，即都源于道，因此天地宇宙的永存不灭是个体生命常驻的重要根源和参照，而道的永恒性就成为人成仙的理论基础。
吴筠在其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玄纲论》中对本 原之“道”进行了论述。“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浩旷无端，杏冥无对。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静无心而品物有方，混漠无形，寂寥无声。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极，成者必亏。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谓道也。’’（吴筠《玄纲论·道德章》）
作为虚无的 “道”是宇宙间最根本、最普遍的存在，它超越时空的界限成为万物化生的本原，虽“至静无心”却能有秩序地创生万物，‘‘非道无以生’’（吴筠《玄纲论·道德章》）强调了道的本原性。但是，道体既属‘虚无之系’， 是一种无形质的存在，又如何能化生出万物之实有呢?摆脱困扰可以有不同的思路，吴筠的思路是吸收秦汉以来的元气论。吴筠在论道的生成和说明万物的运作时，将元气论与自然之道结合起来，以满足其修炼有形之仙的理论需要，并运用了 “至精”、“真一”等概念具体说明。
《元气章》云：太虚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运神而元气自化。元气者，无中之有，有中之无，旷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氲渐著，混茫无倪，万象之端，兆朕于此。于是清通澄朗之气浮而为天，浊滞烦昧之气积而为地，平和柔顺之气结而为人伦，错谬刚戾之气散而为杂类。自一气之所育，播万殊而种分。既涉化机，迁变罔穷。然则生天地人物之形者，元气也；授天地人物之灵者，神明也。
此段中的“至精感激”、“真一运神”是作为说明元气产生的原动力，至精即道，元气由道而生，人禀元气而生，无道则无生，同样，无元气则无生，人与天 地同禀元气而生，但人与天地却不能同寿。他说：是以自然生虚无，虚无生大道，大道生氤氲，氤氲生天地，天地生万物，万物剖氤氲一气而生矣。故天得一自然清。地得一自然宁，长而久也。人得一气，何不与天地齐寿，而致丧亡，何也?为嗜欲之机所速也。……见此碌碌之徒，区区之辈，在道门者，不知有守道、服气、养形、守神、金丹之术。……今守道者取虚无自然，正真之一；服气者知两半之前，胎息之妙，绵绵若存尔。(吴筠《形神可固论》）正是人的“嗜欲”加速了生命的消亡，因此，它是人类长生的最大障碍。
道门内外之人都应修炼心性去除嗜欲，做到守道、服气，即修性与修仙相结合， 这样才能使生命生生不息、绵绵不绝。在论述了道的本原性和生成性的基础上，吴筠又进一步阐述了道的“超动静”和“同有无”特性的思想，为其性情修养论奠定了理论基石。动与静是中国古代哲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范畴，用来说明事物的性质和状态。吴筠认为“道”是超越万物之上的，因此它具有不同于一般物的特征。“夫道至无而生天地，天动也而北辰不移，含气不亏，地静也而东流不辍，兴云不竭。故静者天地之心也，动者天地之气也，心静气动，所以覆载而不极。是故通乎道者，虽翱翔宇宙之外而心常宁，虽休息毫厘之内而气自运。故心不宁则无以同乎道，气不运则无以存乎形。形存道同，天地之德也。’’(吴筠《玄纲论·超动静章》）
静是天地之心，动是天地之气，正是心静气动才使天地既有确定性而又运行不 息。动与静是就具体万物而言的，而作为产生天地万物的“道”则超乎有形的世界，因此“道”本无动静 可言，它具有超动静的特征。修仙得道之人也须经过心静气动这一阶段。
吴筠所提出的“心静气动” 的观点包括了修性和炼气两个方面。一方面心要守 静，这是得道的重要方法，对外物的动静任其变化，才能达到超然物外的心境，而且还要超脱人自身的生死流转，淡然处之；另一方面就是使体内的精气运动不息，这样才能使生命不竭。当修炼达到一定程度，心静气动便成为自然而然的状态，而不是有意所为，这样就进入了至静的状态，超越动静最终便达到 “道”的至高境界，即成为神仙。因此“心静气动”说是吴筠内丹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有无”是吴筠将无形大道与有形神仙统一起来的理论前提，也是对魏晋玄学中的“贵无”和“崇有”以及重玄学中“有无双遣”思想的发展和总结。“贵无”派重无而斥有，“崇有”派贵有而弃无，“有无双遣”则使认识不滞于有无。吴筠认为这些观点都属片面，应当将有无统一起来，“有同无”才能使“有”超 越局限，趋向无限，从而实现身心的双重超越。
《神仙可学论》云：“世情谓道体玄虚，则贵无而贱有；人资器质则取有而遗无，庸知有自无而生，无因有而明，有无混同，然后为至。……故有以无为 用，无以有为资。”玄虚是道之体，生有为道之用，道之有无表现在体用两个方面，因此有无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二者是不可分离、不可偏废的，应将二者统一起来。“故道能自无而生于有，岂不能使有同于无乎?有同于无，则有不灭矣。故生我者道，灭我者情。’’（《玄纲论·同有无章》）
人由道而生，本应自然禀有道的永恒性的特征，但现实生活中却难有尽其天年 获得永生之人。道生万物是自无生有的过程，人只有修养心性获得道，并通过修炼使看似有限的人的生命趋于无限，才能实现自有还无的过程，这就是得道的过程。同时吴筠又指出了人不能长存的原因就在于为情所困。这样吴筠的思想又转向了对性情修养的探讨。
摘自：王雪《论吴筠的道学思想特色》
因疫情影响了制作进度而停播的TV动画《异世界舅舅》宣布了将于10月6日开始，从第1话开始重新播出的消息。
《异世界舅舅》讲述了在异世界生活17年，带着各种各样的技能回归现世世界的舅舅，和照顾舅舅的侄子的日常故事。动画将由Atelier Pontdarc负责制作，河合滋树担任导演，猪原健太负责剧本，大田和宽负责角色设计。子安武人为舅舅配音，另外福山润、小松未可子、户松遥、悠木碧、丰崎爱生等声优也将参与配音。
《异世界舅舅》讲述了在异世界生活17年，带着各种各样的技能回归现世世界的舅舅，和照顾舅舅的侄子的日常故事。动画将由Atelier Pontdarc负责制作，河合滋树担任导演，猪原健太负责剧本，大田和宽负责角色设计。子安武人为舅舅配音，另外福山润、小松未可子、户松遥、悠木碧、丰崎爱生等声优也将参与配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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