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局：女王去世后，英联邦将何去何从？】英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有关英联邦前途的讨论再次被点燃。分析认为，女王的去世可能会促使一些英联邦国家加快对其与英国王室关系的重新评估，并讨论用本国人士而非英国君主这样一位外国统治者来担任国家元首。#女王去世后英联邦将何去何从#
多名分析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女王的逝世将引发多国对英联邦存在意义的进一步思考，一些国家彻底去殖民化的诉求和英国在全球权力版图中地位的下降，或将使英联邦的前景更加黯淡。
在英国之外，有14个国家尊奉英国君主为其官方国家元首。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以及几个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大部分为英国前殖民地或保护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查尔斯三世成为英国君主。有观点认为，随着“受欢迎程度没那么高”的国王查尔斯三世登基，主张共和制的人士在推动其主张时将有更大的动力，并面临更低的风险。
“无论是出于个人形象魅力，还是对其职责的忠实履行，伊丽莎白二世的长期在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系和稳定英联邦体系存在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然而，女王的去世或将成为一个“分水岭”，引发多国对英联邦存在的意义的重新思考，并寻求脱离这一体系。
加勒比国家是率先传递出重新评估与英国和英联邦关系信号的地区。日前，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加斯顿·布朗表示，该国将在3年内举行公投，以脱离英国君主制，成为一个共和国。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公投解决。公投不是安提瓜和巴布达与君主制之间的分歧，而是我们完成独立的最后一步，确保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
然而，安提瓜和巴布达并不是第一个寻求脱离英国君主制的加勒比国家。去年9月，加勒比国家巴巴多斯议会全票通过修改法律，彻底结束该国和英国王室的联系，不再承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为该国国家元首，并改制为共和国。这一决定在11月30日即该国独立55周年的纪念日生效。巴巴多斯成为近三十年来第一个放弃英国君主制的国家。另据媒体公开报道，包括牙买加在内的其他几个加勒比国家也正在为切断和英国王室的联系做准备。
“我认为，上述现象是一种必然”，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周志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从巴巴多斯，到牙买加，再到安提瓜与巴布达，甚至还有伯利兹和巴哈马群岛等国，加勒比地区的英国前殖民地纷纷表现出寻求“脱离英国君主制”的想法，这是一件预料之中、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这是该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趋势，也是该地区人民越来越强的捍卫自身尊严的意识的体现。
在这名中国专家看来，加勒比国家的举动反映出追求政治自主和政治发展现代性的诉求。在这些国家有声音认为，英国君主是“殖民时期的历史印记”，在现代社会中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抵制和挑战。今年3月，威廉王子夫妇出访伯利兹、牙买加和巴哈马群岛时，其行程伴随着要求英国为历史上的奴隶贩运道歉并赔偿的呼声。
“随着君主制的角色发生改变，我们期望这可以成为推动我们地区赔偿讨论的一个机会”，“德国之声”援引巴哈马国家赔偿委员会的主席霍尔-坎贝尔的话这样称。坎贝尔向女王家人发出了唁电，但她同时指出，去年在巴巴多斯结束英国王室的名义统治，成为共和国的庆典上，查尔斯王子承认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奴隶制暴行”。
现实的利益考量也是加勒比国家做出这一选择的重要原因。周志伟对记者分析认为，从加勒比国家独立至今的几十年到上百年间，这些国家和前宗主国英国方方面面的联系都在逐渐弱化，这和全球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化有密切关系。
“在历史上，作为日不落帝国，英国的海外利益辐射到全球各个角落，同自身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经贸联系更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他解释称，随着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以及新世纪以来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英国在全球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今天加勒比国家和美国、中国甚至印度的经贸关联性，早已比和英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也是促使这些国家谋求政治自主的重要因素。”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关讨论也又一次被摆上了桌面。据英国路透社、《每日电讯报》等媒体报道，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当地时间12日被问及相关话题时表示，君主制被抛弃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短期内不会发生，但她相信新西兰将在其“有生之年”成为共和国。
而在澳大利亚，该国中左翼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赢得选举后任命了一名负责共和制事务的助理部长，从而使公众重新关注这一问题。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尔巴尼斯表示，现在应该是悼念伊丽莎白二世的时候，并且他不会承诺在第一个任期内就进行改制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
在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部主任陈弘看来，如果说对南太和非洲的小国来说，脱离英国君主制甚至英联邦更多是出于对历史上殖民主义的不满，是为了强调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状都不再受殖民主义的影响，那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来说，脱离英联邦则更多是强调他们作为独立国家的自主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直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澳大利亚的法院判决仍可上诉到英国。作为英国女王代表的澳大利亚总督仍然拥有某些权力，如发布令状，或法律裁决以及命令进行大选。这项权力需要依据澳大利亚部长们的建议行使，但在某些情况下，总督被认为有独立行事的权力。20世纪70年代曾发生颇具争议的一幕，当时澳大利亚总督把总理解职。
陈弘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澳新独立共和运动已进行很多年，脱离英联邦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历史上，澳大利亚曾两次就废除君主制展开公投，但均遭否决，这说明来自英国的传统影响力还存在，尤其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与英国依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他认为，女王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很多此前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可能会被慢慢解决，比如最近有人提出的印有女王头像的货币在重印时应干脆由澳大利亚特色人物取代，“可以预见，澳新民间对于英国皇室的联系和对旧秩序的留恋将慢慢消散，停留成一种历史层面的感情，而有关君主制合理性、合法性及其作用的讨论声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民众将更加感受到君主制与时代的脱节，并渴求更多变革。”
不过，专家指出，各国脱离英国王室和英联邦的脚步或许不会太快，因为在大部分国家，国体的改变需要举行全民公投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并面对相当的不确定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白云怡 刘欣）
尽管如此，在崔洪建看来，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已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寻求脱离英联邦或切割同英国王室的关系，本身即包含着这些国家对英国本身的怀疑，毕竟，英国终究还是英联邦的核心。”（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刘欣）
多名分析人士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女王的逝世将引发多国对英联邦存在意义的进一步思考，一些国家彻底去殖民化的诉求和英国在全球权力版图中地位的下降，或将使英联邦的前景更加黯淡。
在英国之外，有14个国家尊奉英国君主为其官方国家元首。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以及几个加勒比和太平洋岛国，大部分为英国前殖民地或保护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后，查尔斯三世成为英国君主。有观点认为，随着“受欢迎程度没那么高”的国王查尔斯三世登基，主张共和制的人士在推动其主张时将有更大的动力，并面临更低的风险。
“无论是出于个人形象魅力，还是对其职责的忠实履行，伊丽莎白二世的长期在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系和稳定英联邦体系存在的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所长崔洪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然而，女王的去世或将成为一个“分水岭”，引发多国对英联邦存在的意义的重新思考，并寻求脱离这一体系。
加勒比国家是率先传递出重新评估与英国和英联邦关系信号的地区。日前，安提瓜和巴布达总理加斯顿·布朗表示，该国将在3年内举行公投，以脱离英国君主制，成为一个共和国。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公投解决。公投不是安提瓜和巴布达与君主制之间的分歧，而是我们完成独立的最后一步，确保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
然而，安提瓜和巴布达并不是第一个寻求脱离英国君主制的加勒比国家。去年9月，加勒比国家巴巴多斯议会全票通过修改法律，彻底结束该国和英国王室的联系，不再承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为该国国家元首，并改制为共和国。这一决定在11月30日即该国独立55周年的纪念日生效。巴巴多斯成为近三十年来第一个放弃英国君主制的国家。另据媒体公开报道，包括牙买加在内的其他几个加勒比国家也正在为切断和英国王室的联系做准备。
“我认为，上述现象是一种必然”，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国际关系室副主任周志伟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从巴巴多斯，到牙买加，再到安提瓜与巴布达，甚至还有伯利兹和巴哈马群岛等国，加勒比地区的英国前殖民地纷纷表现出寻求“脱离英国君主制”的想法，这是一件预料之中、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这是该地区一个重要的政治趋势，也是该地区人民越来越强的捍卫自身尊严的意识的体现。
在这名中国专家看来，加勒比国家的举动反映出追求政治自主和政治发展现代性的诉求。在这些国家有声音认为，英国君主是“殖民时期的历史印记”，在现代社会中必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抵制和挑战。今年3月，威廉王子夫妇出访伯利兹、牙买加和巴哈马群岛时，其行程伴随着要求英国为历史上的奴隶贩运道歉并赔偿的呼声。
“随着君主制的角色发生改变，我们期望这可以成为推动我们地区赔偿讨论的一个机会”，“德国之声”援引巴哈马国家赔偿委员会的主席霍尔-坎贝尔的话这样称。坎贝尔向女王家人发出了唁电，但她同时指出，去年在巴巴多斯结束英国王室的名义统治，成为共和国的庆典上，查尔斯王子承认了历史上“骇人听闻的奴隶制暴行”。
现实的利益考量也是加勒比国家做出这一选择的重要原因。周志伟对记者分析认为，从加勒比国家独立至今的几十年到上百年间，这些国家和前宗主国英国方方面面的联系都在逐渐弱化，这和全球权力结构的巨大变化有密切关系。
“在历史上，作为日不落帝国，英国的海外利益辐射到全球各个角落，同自身殖民地和前殖民地的经贸联系更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他解释称，随着二战后美国的崛起，以及新世纪以来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英国在全球权力体系中的地位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今天加勒比国家和美国、中国甚至印度的经贸关联性，早已比和英国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也是促使这些国家谋求政治自主的重要因素。”
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关讨论也又一次被摆上了桌面。据英国路透社、《每日电讯报》等媒体报道，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当地时间12日被问及相关话题时表示，君主制被抛弃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短期内不会发生，但她相信新西兰将在其“有生之年”成为共和国。
而在澳大利亚，该国中左翼总理阿尔巴尼斯5月赢得选举后任命了一名负责共和制事务的助理部长，从而使公众重新关注这一问题。不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阿尔巴尼斯表示，现在应该是悼念伊丽莎白二世的时候，并且他不会承诺在第一个任期内就进行改制共和国举行全民公投。
在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部主任陈弘看来，如果说对南太和非洲的小国来说，脱离英国君主制甚至英联邦更多是出于对历史上殖民主义的不满，是为了强调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状都不再受殖民主义的影响，那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来说，脱离英联邦则更多是强调他们作为独立国家的自主权。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直到20世纪80年代，许多澳大利亚的法院判决仍可上诉到英国。作为英国女王代表的澳大利亚总督仍然拥有某些权力，如发布令状，或法律裁决以及命令进行大选。这项权力需要依据澳大利亚部长们的建议行使，但在某些情况下，总督被认为有独立行事的权力。20世纪70年代曾发生颇具争议的一幕，当时澳大利亚总督把总理解职。
陈弘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澳新独立共和运动已进行很多年，脱离英联邦的讨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在历史上，澳大利亚曾两次就废除君主制展开公投，但均遭否决，这说明来自英国的传统影响力还存在，尤其澳大利亚的政治精英与英国依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他认为，女王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很多此前难以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可能会被慢慢解决，比如最近有人提出的印有女王头像的货币在重印时应干脆由澳大利亚特色人物取代，“可以预见，澳新民间对于英国皇室的联系和对旧秩序的留恋将慢慢消散，停留成一种历史层面的感情，而有关君主制合理性、合法性及其作用的讨论声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民众将更加感受到君主制与时代的脱节，并渴求更多变革。”
不过，专家指出，各国脱离英国王室和英联邦的脚步或许不会太快，因为在大部分国家，国体的改变需要举行全民公投等一系列复杂的流程，并面对相当的不确定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白云怡 刘欣）
尽管如此，在崔洪建看来，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国际地位，已又一次来到“十字路口”，“寻求脱离英联邦或切割同英国王室的关系，本身即包含着这些国家对英国本身的怀疑，毕竟，英国终究还是英联邦的核心。”（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白云怡 刘欣）
索尔蒂（Georg Solti）是20世纪下半叶最为大红大紫的指挥家之一，他的录音见证了Decca的立体声时代从奠定最初的风格，到成就无数发烧经典的轨迹。
不用说，索尔蒂本人的许多录音，正是发烧经典的代表。可随着技术风潮的退去，索尔蒂指挥艺术的价值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很多人认为，他主要就是靠发烧录音的效果红起来的，若不考虑那样的音响，真正在演奏中流露的艺术性远远配不上指挥家的知名度。这样的观点在国际上也不罕见，国内就更多，本人却很早就对其持怀疑态度。
索尔蒂生前为Decca录音的时候，基本是每个时期都会开启一轮新制作，而每个阶段，也基本都要灌录马勒的作品。因此他演绎马勒第一、第二交响曲、《大地之歌》等作品的商业录音不止一版。选择同一支乐队，以全集的思维贯通的，是索尔蒂率亲兵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那套唱片。其中的《第五交响曲》需要是这位大师最广为人知的马勒演绎，再版无数。
论索尔蒂的代表作，瓦格纳的《指环》自不待言，而在《指环》之后，大概就可以考虑这张。芝加哥交响乐团初次访华时，中提琴首席在访谈中提及，索尔蒂排练时讲铜管比较多，对于弦乐则说得不多。于是小提琴声部由一众出色的演奏家们自行其是，渐渐配合形成一种挺拔的音质，“有点像铜管”。
当时CSO的第一小提琴组被称为“仿佛有12位首席的声部”，其实是委婉的指责，而非褒奖。巴伦博伊姆的到来为弦乐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一种柔和化。
原本感觉他如此解读，似乎有些非现实，但在反复聆听该组合著名的马勒“第五”的过程中，发现完完全全就是这么回事......所谓弦乐“个人意志”的挺立，很多是被逼出来的。
因为此时，索尔蒂已驱策CSO的铜管进入到一种超人，或者说“非人”的音乐表现之中，弦乐迫于无奈，只能与之对抗，进而走向平衡与最终的融合。关于芝加哥交响乐团，一个广为引用的赞美就是斯特拉文斯基所说：该团体成为“世界上最灵活、最精确的乐团”。
这是莱纳时期的成就，彼时CSO的铜管固然已有独步之势，所侧重的，仍是那独特的灿烂而又透明的质感，以及斯特拉文斯基指出的非凡的灵活性。后来，有人说索尔蒂将CSO变成了世界上最响的乐团。但这样的“响亮”中，很多恐怕还是来自于演奏效果的超强刺激性。
毫无疑问，铜管是主导，弦乐首先与之争锋，然后才能相互配合，这在那款录音室版“马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铜管劈头盖脸地狂吹，有那种标志性的色彩斑斓，但与此同时也伴随了摧毁性的犀利，还有一种音乐表现中的决绝之感。倒不是说，Solti会将这样的审美覆盖所有的作品，而是他在马勒“第五”中对于那些超级声部做了进一步的提炼。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人们常常指责索尔蒂一味追求外在效果，忽视音乐内涵的挖掘；但恰恰是他一些外在效果最强烈的演绎，最能否定这样的说法。哪怕有Decca录音技术的诱惑，爵士挖掘出那样的效果，有很多真的是为了作品服务。
《第五交响曲》整体上甚至用了有些刻意的对称结构（其实马三也有点，但马五是以中间乐章为重心，伸向两边；马三则是首尾极重，如同天平的两端）,末乐章的复调构思也是既强化单个乐章的凝聚，又推动着全曲统一的最后完成。而在这样，几乎有点强迫性的凝聚统一的思维中，马勒又偏偏将纷繁的因素填充到无以复加。同前四首相比，完全没有简化的意思。
索尔蒂在此所表达的是，既然马勒本人存心炫技，我的乐队炫技必然随之而来。可以说，这完全是忠实原作的，但有时他似乎也做得太过分。马勒笔下分离的因素各有强烈的个性，自然也极具分量。指挥家所调动的乐队超能演奏（已经不是“高能”而已）还将它们各自的分量，以及彼此对峙的效果，刻画成为一种爆炸性的外向。
通过前述那样的决绝之感，通过极高饱和度的光彩、力量的释放，伴随某种情感的抽离，有时甚至到达了一种“非人的”超技演奏。铜管固然是绝对的前导，但弦乐声部最终与之形成完美配合，恐怕就是因为“个人意志”的坚决挺立——弦乐演奏家们不以这种方式树立自身的形象，就等于被铜管毁了。这就好像EVA的高振动粒子刀一旦开动，随之出现也只有摧毁性的激光武器。
几乎各个声部都给人高强度的向外绽放力量的感觉，索尔蒂却偏偏还能依作曲家“分离—统一”的思路，强有力地走完全程。
马勒说交响曲要像世界一样，他自己也的确在其中融入这样那样的东西，反映世间的纷繁。然而，由索尔蒂与CSO的组合所呈现的世间，恐怕连作曲家自己也不愿面对。不过，他原本就常常是不乐意面对的。
如果说卡拉扬指挥理查·施特劳斯时，乐队某些奥林匹克式的演奏是“超人的”，那么此时CSO的色彩和.....意境，有些同样超人化，而另一些，让我感到难以形容，因此也只能未必准确地称之为“非人的”。小柔版在其中如同一个幻影般的世界。
不用说，索尔蒂本人的许多录音，正是发烧经典的代表。可随着技术风潮的退去，索尔蒂指挥艺术的价值引发了不小的争论。
很多人认为，他主要就是靠发烧录音的效果红起来的，若不考虑那样的音响，真正在演奏中流露的艺术性远远配不上指挥家的知名度。这样的观点在国际上也不罕见，国内就更多，本人却很早就对其持怀疑态度。
索尔蒂生前为Decca录音的时候，基本是每个时期都会开启一轮新制作，而每个阶段，也基本都要灌录马勒的作品。因此他演绎马勒第一、第二交响曲、《大地之歌》等作品的商业录音不止一版。选择同一支乐队，以全集的思维贯通的，是索尔蒂率亲兵指挥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那套唱片。其中的《第五交响曲》需要是这位大师最广为人知的马勒演绎，再版无数。
论索尔蒂的代表作，瓦格纳的《指环》自不待言，而在《指环》之后，大概就可以考虑这张。芝加哥交响乐团初次访华时，中提琴首席在访谈中提及，索尔蒂排练时讲铜管比较多，对于弦乐则说得不多。于是小提琴声部由一众出色的演奏家们自行其是，渐渐配合形成一种挺拔的音质，“有点像铜管”。
当时CSO的第一小提琴组被称为“仿佛有12位首席的声部”，其实是委婉的指责，而非褒奖。巴伦博伊姆的到来为弦乐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一种柔和化。
原本感觉他如此解读，似乎有些非现实，但在反复聆听该组合著名的马勒“第五”的过程中，发现完完全全就是这么回事......所谓弦乐“个人意志”的挺立，很多是被逼出来的。
因为此时，索尔蒂已驱策CSO的铜管进入到一种超人，或者说“非人”的音乐表现之中，弦乐迫于无奈，只能与之对抗，进而走向平衡与最终的融合。关于芝加哥交响乐团，一个广为引用的赞美就是斯特拉文斯基所说：该团体成为“世界上最灵活、最精确的乐团”。
这是莱纳时期的成就，彼时CSO的铜管固然已有独步之势，所侧重的，仍是那独特的灿烂而又透明的质感，以及斯特拉文斯基指出的非凡的灵活性。后来，有人说索尔蒂将CSO变成了世界上最响的乐团。但这样的“响亮”中，很多恐怕还是来自于演奏效果的超强刺激性。
毫无疑问，铜管是主导，弦乐首先与之争锋，然后才能相互配合，这在那款录音室版“马五”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铜管劈头盖脸地狂吹，有那种标志性的色彩斑斓，但与此同时也伴随了摧毁性的犀利，还有一种音乐表现中的决绝之感。倒不是说，Solti会将这样的审美覆盖所有的作品，而是他在马勒“第五”中对于那些超级声部做了进一步的提炼。
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人们常常指责索尔蒂一味追求外在效果，忽视音乐内涵的挖掘；但恰恰是他一些外在效果最强烈的演绎，最能否定这样的说法。哪怕有Decca录音技术的诱惑，爵士挖掘出那样的效果，有很多真的是为了作品服务。
《第五交响曲》整体上甚至用了有些刻意的对称结构（其实马三也有点，但马五是以中间乐章为重心，伸向两边；马三则是首尾极重，如同天平的两端）,末乐章的复调构思也是既强化单个乐章的凝聚，又推动着全曲统一的最后完成。而在这样，几乎有点强迫性的凝聚统一的思维中，马勒又偏偏将纷繁的因素填充到无以复加。同前四首相比，完全没有简化的意思。
索尔蒂在此所表达的是，既然马勒本人存心炫技，我的乐队炫技必然随之而来。可以说，这完全是忠实原作的，但有时他似乎也做得太过分。马勒笔下分离的因素各有强烈的个性，自然也极具分量。指挥家所调动的乐队超能演奏（已经不是“高能”而已）还将它们各自的分量，以及彼此对峙的效果，刻画成为一种爆炸性的外向。
通过前述那样的决绝之感，通过极高饱和度的光彩、力量的释放，伴随某种情感的抽离，有时甚至到达了一种“非人的”超技演奏。铜管固然是绝对的前导，但弦乐声部最终与之形成完美配合，恐怕就是因为“个人意志”的坚决挺立——弦乐演奏家们不以这种方式树立自身的形象，就等于被铜管毁了。这就好像EVA的高振动粒子刀一旦开动，随之出现也只有摧毁性的激光武器。
几乎各个声部都给人高强度的向外绽放力量的感觉，索尔蒂却偏偏还能依作曲家“分离—统一”的思路，强有力地走完全程。
马勒说交响曲要像世界一样，他自己也的确在其中融入这样那样的东西，反映世间的纷繁。然而，由索尔蒂与CSO的组合所呈现的世间，恐怕连作曲家自己也不愿面对。不过，他原本就常常是不乐意面对的。
如果说卡拉扬指挥理查·施特劳斯时，乐队某些奥林匹克式的演奏是“超人的”，那么此时CSO的色彩和.....意境，有些同样超人化，而另一些，让我感到难以形容，因此也只能未必准确地称之为“非人的”。小柔版在其中如同一个幻影般的世界。
面对当下的市场行情，我的应对策略：既然以箱体或反弹来看市场，对应的交易思路也很直接，多去看一些启动而非接力的交易机会，然后保持快进快出，别粘票。 当下环境至少记住这条，一旦行情不及预期时，能避免让你扩大亏损。别老是拿价值投资掩盖你被套的绝望和无奈，这和价值投资无关。熬票的前提也是你有足够厚的利润做保护，而不是硬碰硬的在亏损中坚守，太高估自己持股能力了，也太低估自己的恐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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