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案普法】“上门女婿”工伤身亡，岳父、生母争抢赔偿金，法院这样判！
“他入赘到我们家三十余年了，当年入赘的时候和我们签订了协议，我的生养死葬都由他们夫妻负责，赔偿金肯定要分给我！”
“我是他的亲生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养大，赔偿金更应该分给我！”
……
法庭上，两位古稀老人为一笔赔偿金争论不休，近日，新晃侗族自治县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涉及赔偿款分配的案件，请看本期案例。
基本案情
原告邓某出生于1935年，与两任丈夫共生育三子。因家境贫寒，二儿子李某于1984年与姚某结婚，并按农村风俗“入赘”至姚某家中。因姚某父母生育了五个女儿，其余女儿已经嫁出去，李某在与姚某结婚后便将户口迁入姚某处，并与姚某父母共同生活。李某与姚某在婚后共生育二子，即小明、小天。
2021年5月14日9时许，李某为某公司厂房的屋顶进行钢棚维修，在高空作业时，不幸发生坠亡。2021年5月15日，小明、小天与某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由某公司一次性赔偿李某家属因李某死亡的工亡补助金、家属抚恤金、丧葬费等共计820000元整。赔偿协议签订后，该公司已将820000元赔偿款全部支付给小明、小天及姚某。而姚某只分给李某的母亲邓某10000元赔偿款。
因邓某与姚某、小明、小天就邓某应当获得的赔偿款数额达不成一致意见，原告邓某遂诉至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求分割该笔赔偿款。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依照被告的申请，依法追加老姚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另查明，本案第三人老姚系李某的岳父，李某在“入赘”到姚某家时，由李某继父与姚某父母在宗族及大队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了《男到女方落户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李某和姚某负责老姚夫妇的生养死葬，老姚夫妇百年归世后，由李某、姚某夫妻取得老姚夫妇的遗产。但上述协议书未有李某和姚某签字。被告姚某现已57周岁，主要在家做家庭主妇，生活主要来源于死者李某的务工收入。小明、小天已经成年并成家。原告邓某一直跟随小儿子一家生活。李某的生父、继父、岳母已经死亡。另，李某死亡后，姚某及小明、小天共花费丧葬费60000余元。原告邓某、被告姚某对小明、小天与某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无异议。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小明、小天与某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邓某、姚某对该协议无异议，且该协议不违反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定有效。上述赔偿款中实际应包含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内容。原告邓某作为死者李某的母亲，有权主张分割上述赔偿款。
关于第三人老姚能否获得上述赔偿款的问题，新晃法院认为，姚某提交的《男到女方落户协议书》未有死者李某的签字，对李某不产生法律效力，且老姚共育有5个女儿，5个女儿对其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故老姚不是李某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又因为老姚系李某的岳父，不是李某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其也无权分配李某的死亡赔偿金。
原告邓某应获得的赔偿款由被扶养人生活费及死亡赔偿金两部分组成。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的有关规定，本案中符合享受被扶养人生活费条件的是原告邓某及被告姚某，经核算，邓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957元，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9827元。而死亡赔偿金是给予死者近亲属或是有扶养关系的人的一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补偿，其分配原则应当根据与死者生活的紧密程度及对死者的依赖程度适当分配。
本案中，李某的死亡赔偿金应由赔偿款减去开支的丧葬费、邓某和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后组成，即635216元，且有权分得该款的人应为死者李某的近亲属，即原告邓某及被告姚某、小明、小天。对于该款的分割，死者李某从1984年开始便一直在女方家中生活，姚某作为死者的妻子，受到的精神伤害最大，且其主要生活来源于死者李某的务工收入，故其应当多分；原告邓某年岁已高，系李某的亲生母亲，故其可适当多分；被告小明、小天已经成年，应适当少分。
综合上述情形，法院酌情上述款项的分配为：姚某应分得255216元，邓某应分得140000元，小明、小天应各分得120000元。以上合计，邓某应当分得的赔偿款为164957元（140000元+24957元）。又因被告姚某已经支付邓某10000元的赔偿款，故据此判决被告姚某、小明、小天还应当支付邓某154957元的赔偿款。
法官说法
1、哪些属于近亲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的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本案中，李某的岳父老姚不属于近亲属范畴。
2、哪些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
这里说的扶养是包含抚养、赡养和狭义的扶养。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李某死亡时，其两个儿子已经成年，没有需要扶养的情形；老姚是其岳父，不属于近亲属范畴，也不属于李某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姚某系李某的妻子，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且姚某已年满55周岁，生活主要来源于李某，属于被扶养人之一，但姚某还有两个儿子，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还需扣减两儿子应承担的赡养责任；邓某系李某的母亲，年事已高，也属于被扶养人之一，但邓某共有三个儿子，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要扣减另外两儿子应承担的赡养责任。
3、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法？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计算二十年，邓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五年计算。
4、死亡赔偿金是指什么？
死亡赔偿金是给予死者近亲属或是有扶养关系的人的一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补偿，其分配原则应当根据与死者生活的紧密程度及对死者的依赖程度适当分配，而并非平均分配。
5、遗赠扶养协议是什么？
遗赠扶养协议是指遗赠人（又称被扶养人）与扶养人订立的，以被扶养人生养死葬及财产的遗赠为内容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被告提交的《男到女方落户协议书》不属于遗赠扶养协议，理由是该协议签订的主体是李某的继父和姚某父母，李某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再则，该协议涉及到李某和姚某对姚某父母的赡养，而姚某是其父母的继承人，对其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姚某与李某组成的家庭不能作为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与老姚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来源：中国普法、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他入赘到我们家三十余年了，当年入赘的时候和我们签订了协议，我的生养死葬都由他们夫妻负责，赔偿金肯定要分给我！”
“我是他的亲生母亲，含辛茹苦将他养大，赔偿金更应该分给我！”
……
法庭上，两位古稀老人为一笔赔偿金争论不休，近日，新晃侗族自治县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涉及赔偿款分配的案件，请看本期案例。
基本案情
原告邓某出生于1935年，与两任丈夫共生育三子。因家境贫寒，二儿子李某于1984年与姚某结婚，并按农村风俗“入赘”至姚某家中。因姚某父母生育了五个女儿，其余女儿已经嫁出去，李某在与姚某结婚后便将户口迁入姚某处，并与姚某父母共同生活。李某与姚某在婚后共生育二子，即小明、小天。
2021年5月14日9时许，李某为某公司厂房的屋顶进行钢棚维修，在高空作业时，不幸发生坠亡。2021年5月15日，小明、小天与某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由某公司一次性赔偿李某家属因李某死亡的工亡补助金、家属抚恤金、丧葬费等共计820000元整。赔偿协议签订后，该公司已将820000元赔偿款全部支付给小明、小天及姚某。而姚某只分给李某的母亲邓某10000元赔偿款。
因邓某与姚某、小明、小天就邓某应当获得的赔偿款数额达不成一致意见，原告邓某遂诉至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要求分割该笔赔偿款。本案在审理过程中，依照被告的申请，依法追加老姚为本案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另查明，本案第三人老姚系李某的岳父，李某在“入赘”到姚某家时，由李某继父与姚某父母在宗族及大队工作人员的见证下签订了《男到女方落户协议书》，协议约定由李某和姚某负责老姚夫妇的生养死葬，老姚夫妇百年归世后，由李某、姚某夫妻取得老姚夫妇的遗产。但上述协议书未有李某和姚某签字。被告姚某现已57周岁，主要在家做家庭主妇，生活主要来源于死者李某的务工收入。小明、小天已经成年并成家。原告邓某一直跟随小儿子一家生活。李某的生父、继父、岳母已经死亡。另，李某死亡后，姚某及小明、小天共花费丧葬费60000余元。原告邓某、被告姚某对小明、小天与某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无异议。
裁判结果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小明、小天与某公司签订的《赔偿协议书》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邓某、姚某对该协议无异议，且该协议不违反相关法律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确定有效。上述赔偿款中实际应包含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丧葬费等内容。原告邓某作为死者李某的母亲，有权主张分割上述赔偿款。
关于第三人老姚能否获得上述赔偿款的问题，新晃法院认为，姚某提交的《男到女方落户协议书》未有死者李某的签字，对李某不产生法律效力，且老姚共育有5个女儿，5个女儿对其有法定的赡养义务，故老姚不是李某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又因为老姚系李某的岳父，不是李某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其也无权分配李某的死亡赔偿金。
原告邓某应获得的赔偿款由被扶养人生活费及死亡赔偿金两部分组成。关于被扶养人生活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的有关规定，本案中符合享受被扶养人生活费条件的是原告邓某及被告姚某，经核算，邓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24957元，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为99827元。而死亡赔偿金是给予死者近亲属或是有扶养关系的人的一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补偿，其分配原则应当根据与死者生活的紧密程度及对死者的依赖程度适当分配。
本案中，李某的死亡赔偿金应由赔偿款减去开支的丧葬费、邓某和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后组成，即635216元，且有权分得该款的人应为死者李某的近亲属，即原告邓某及被告姚某、小明、小天。对于该款的分割，死者李某从1984年开始便一直在女方家中生活，姚某作为死者的妻子，受到的精神伤害最大，且其主要生活来源于死者李某的务工收入，故其应当多分；原告邓某年岁已高，系李某的亲生母亲，故其可适当多分；被告小明、小天已经成年，应适当少分。
综合上述情形，法院酌情上述款项的分配为：姚某应分得255216元，邓某应分得140000元，小明、小天应各分得120000元。以上合计，邓某应当分得的赔偿款为164957元（140000元+24957元）。又因被告姚某已经支付邓某10000元的赔偿款，故据此判决被告姚某、小明、小天还应当支付邓某154957元的赔偿款。
法官说法
1、哪些属于近亲属？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条的规定，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本案中，李某的岳父老姚不属于近亲属范畴。
2、哪些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
这里说的扶养是包含抚养、赡养和狭义的扶养。被扶养人是指受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成年近亲属。被扶养人还有其他扶养人的，赔偿义务人只赔偿受害人依法应当负担的部分。被扶养人有数人的，年赔偿总额累计不超过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额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额。本案中，李某死亡时，其两个儿子已经成年，没有需要扶养的情形；老姚是其岳父，不属于近亲属范畴，也不属于李某法律意义上的被扶养人；姚某系李某的妻子，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且姚某已年满55周岁，生活主要来源于李某，属于被扶养人之一，但姚某还有两个儿子，故其被扶养人生活费还需扣减两儿子应承担的赡养责任；邓某系李某的母亲，年事已高，也属于被扶养人之一，但邓某共有三个儿子，其被扶养人生活费也要扣减另外两儿子应承担的赡养责任。
3、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计算方法？
被扶养人生活费根据扶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扶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十八周岁；被扶养人无劳动能力又无其他生活来源的，计算二十年。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本案中，姚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计算二十年，邓某的被扶养人生活费应当按五年计算。
4、死亡赔偿金是指什么？
死亡赔偿金是给予死者近亲属或是有扶养关系的人的一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补偿，其分配原则应当根据与死者生活的紧密程度及对死者的依赖程度适当分配，而并非平均分配。
5、遗赠扶养协议是什么？
遗赠扶养协议是指遗赠人（又称被扶养人）与扶养人订立的，以被扶养人生养死葬及财产的遗赠为内容的协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五十八条的规定，自然人可以与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该组织或者个人承担该自然人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本案中，被告提交的《男到女方落户协议书》不属于遗赠扶养协议，理由是该协议签订的主体是李某的继父和姚某父母，李某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再则，该协议涉及到李某和姚某对姚某父母的赡养，而姚某是其父母的继承人，对其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姚某与李某组成的家庭不能作为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者个人与老姚签订遗赠扶养协议。
来源：中国普法、新晃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等风来
大家好，我是宇飞！
大盘全天低开后震荡走低，上证指数-0.42%，两市成交额不足万亿，板块方面，宠物经济、传媒、互联网电商、教育等板块涨幅居前，煤炭、燃气、光热发电、虚拟电厂等板块跌幅居前。
可转债市场方面，全天成交额556亿，较上一个交易日增加9亿，可转债指数-0.26%。
一、今日浅谈
现在的市场存量博弈，并没有可以持续的热点，前期的热门赛道新能源和光伏都已经高高在上，老巴也开始减持比亚迪，等待新的热点切换，慢慢熬吧！
可转债市场仔细观察一下今天的涨幅榜，前10基本还是深市前期的一些小规模老妖债，柚子在试探周末深市严监管的力度，近期要抓要的话可以考虑这个方向思路！
博杰转债：这是今天的一个小看点，昨日这货尾盘突然拉升1%左右，显然很多人冲进去博弈可能的下修。结果昨晚公告不下修，今天在正股大涨6%的情况下，暴跌-4.55%，感觉更多的是情绪吧，后续关注一下，应该会有修复。
九典转债：之前提示过这个转债，因为当时确实跌的有点莫名其妙，而且转债的价格算是有一定吸引力，所以提示关注了，今天正股大涨8%,不过奈何最近转债交易太差了！
图片
图片
二、机会
8月30日实盘操作：
提示的转债中，持有中辰转债，思特转债、华森转债、日丰转债、威唐转债、众信转债、万讯转债、山石转债、华通转债、垒知转债、联诚转债。
九典转债因为当时转债市场大跌，已建议转向防守策略，所以当天自己买入了并没有提示。
今天并没有太多的交易，以前持仓的转债做了点T，仓位没有增加。
风来了猪都会飞！等一个明显的主线风格。
现在，做做功课，把自己看好的转债归归类，做好准备！
三、新债上市
明天中陆转债上市，深市可转债，规模较小3.6亿，上市六个月内实际流动规模约1.8亿，这货流动规模小，具备风电概念，容易被炒作，建议可以关注一下，上市可能130元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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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今日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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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转债市场仔细观察一下今天的涨幅榜，前10基本还是深市前期的一些小规模老妖债，柚子在试探周末深市严监管的力度，近期要抓要的话可以考虑这个方向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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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典转债因为当时转债市场大跌，已建议转向防守策略，所以当天自己买入了并没有提示。
今天并没有太多的交易，以前持仓的转债做了点T，仓位没有增加。
风来了猪都会飞！等一个明显的主线风格。
现在，做做功课，把自己看好的转债归归类，做好准备！
三、新债上市
明天中陆转债上市，深市可转债，规模较小3.6亿，上市六个月内实际流动规模约1.8亿，这货流动规模小，具备风电概念，容易被炒作，建议可以关注一下，上市可能130元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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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捞“刮骨”疗伤：张勇为豪赌买单 | 深网
原创 张睿 深网腾讯新闻
启动“啄木鸟计划”大半年，海底捞还在忍受闭店和调整带来的阵痛。
8月，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底捞”）发布2022年上半年盈利预警。公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海底捞收入预计超167亿元，净亏损约2.25亿元—2.97亿元。
对于亏损，海底捞给出两个原因，一是在“啄木鸟计划”下，受部分门店关停及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发生的处置长期资产的一次性损失、减值损失等；二是国内2022年3月至5月疫情反复，若干餐厅在一段时间内停止营业或暂停堂食服务，但仍有固定开支及员工成本产生。
“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提升业绩于2021年11月启动的一项措施。该计划包括4部分，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截至2021年底前逐步关停300家左右客流量相对较低及经营业绩不如预期的海底捞门店。
一个月后，“啄木鸟计划”的效果就呈现在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上。据海底捞2021年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260 家海底捞餐厅在“啄木鸟计划”下永久关闭，32家餐厅暂时停业休整。
不过短期内大规模关店并没能拯救海底捞当年盈利状况。2021年，海底捞一年亏损41.61亿元，这相当于过去三年海底捞净利润总和。2022年上半年，亏损仍在继续。
三年苦心经营换来的净利润一年就亏没了，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张勇当年在内部的一次反思：“餐饮行业是传统行业，有边界，不像互联网企业业务范围越⼤，成本越低。我们餐饮企业开两家店赚钱，开三家店可能就赔钱。开店多了能增收就不错了，更可能连增收都没有”。
亏损换来了“幡然醒悟”，但在2年前，张勇的想法和战略却截然相反。
张勇的错误预判
在2020年6月做出进一步扩店计划时，张勇或许没想到“变脸”会来的如此之快。不过将时间轴拉回2020年上半年，张勇做出扩店的计划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2020年3月，海底捞迎来了创办以来的高光时刻。当月25日，海底捞发布了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经审核全年业绩公告。这一年，海底捞的营收265.56亿元，净利润23.47亿元，创下了海底捞创办以来的历史新高（2015年至2018年，海底捞的净利润分别为4.11亿元、9.78亿元、11.94亿元、16.49亿元）。
从餐厅总数、平均翻台率及顾客人均消费看，这一年海底捞已经找到了平稳增长的节奏。截至2019年底，海底捞餐厅总数为768家，同比2018年的466家，增长了302家；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为4.8次/天；顾客人均消费为105.2元。
这些财务数据和经营指标都给了张勇及海底捞管理层一种错觉，海底捞即将在高速发展的路上“乘风破浪”。认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的张勇甚至在一个月后公布了“退休”计划。
2020年4月7日，张勇发了一封内部信，全面启动海底捞接班人计划。在这封内部信中，张勇提到，自己将在10至15年内退休，除施永宏、苟轶群、杨小丽以外的所有员工都有机会参与领导者接班计划。
当时的张勇意气风发。一句“我也想低调，可实力确实不允许呀！”将其彼时的斗志昂扬展现的淋漓尽致。
两个月后（2020年6月），基于“疫情在9⽉份就结束”的判断，张勇公布了大规模扩店的计划。
从理论上看，张勇的扩店逻辑是成立的。经营餐厅主要看三个指标：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和顾客人均消费额（单日经营收入=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台数*顾客人均消费额）。在翻台率方面，部分海底捞门店24小时开业已经把平均翻台率做到了极致。在顾客人均消费方面，2020年6月之前，海底捞的人均消费也处于逐年增加的情况，如果再用提价来增加门店收入，恐怕会引发消费者的不满。所以，要保证营收的增长，扩店就成了唯一选择。
此外，有新消费投资人对《深网》透露了一个细节，“2020年餐饮企业的房租成本处于低位。受当年疫情的影响，大批小型餐馆企业都被迫关门退出，一些低价位黄金店铺被空置出来”。据普华永道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的餐饮企业比2019年少了63万家。
张勇的扩店计划很快有了成效。
2020年6月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为935家，半年后（2020年年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猛增至1298家，半年新开了363家新门店。这比2019年一年新增的门店数量还多。
但从财务指标上看，快速增长的门店数量并没有给海底捞带来预期中的规模效应。2020年这一年，海底捞营收286.14亿元，同比增速7.75%；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速-86.81%。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速都在大幅下滑。
对于业绩下滑，张勇曾在2021年6月举行的业务交流会上反思：“我对趋势的判断错了，去年（2020年）6⽉我进⼀步作出扩店的计划，现在看确实是盲⽬⾃信。当我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今年（2021年）1⽉份，等我做出反应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3⽉份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进一步扩店的规划下，海底捞的门店数量在2021年6月底达到1597家的峰值，半年扩店了299家。
门店运营未达预期，海底捞曾希望通过组织架构变革，精准识别每家门店所存在的问题。
2021年6月，海底捞将区域统筹教练模式改进为大、小区管理模式。各大区经理由原部分区域统筹教练和资深家族长担任。大区经理统筹各区域内的门店拓展、工程、选品、定价等工作。每个大区内分设多个小区，小区经理从资深家族长中选拔，他们直接对各自区域内门店进行现场巡视、考核和辅导。
从后来海底捞将原有小区经理岗位和家族长岗位合并以避免层级冗余来看，这次组织架构变革的效果乏善可陈。直到2021年11月正式推出了“啄木鸟计划”，海底捞才开始“刮骨”疗伤，由当时的海底捞副首席执行官杨利娟负责执行。
“杨小丽”临危受命
就在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给自己制定“退休计划”时，他或许没想到，自己“退居二线”会来的这么快。
2022年3月1日，海底捞发布一则公告：杨利娟女士获委任为海底捞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督本集团的管理及战略发展，并继续负责“啄木鸟计划”的落实与推进。这意味着杨利娟正式接过海底捞CEO的权杖，成为海底捞新一任掌门人。
杨利娟就是张勇此前发布的“接班人计划内部信”中的“杨小丽”。在内部信中，张勇表述：“美丽而又能干的杨小丽也不能参与其中”，理由是，“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但太贵了，对未来的董事会来讲，性价比确实不高”。
看来，为了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张勇此时已经开始考虑管理层的薪酬问题。
据公告显示，身为CEO的杨利娟的年度薪酬为270万元以及酌情绩效奖金和其他福利，有权收取年度董事袍金150万。不过按照公司规定，杨利娟的薪酬会根据市场水平及表现有年度调整。
张勇推翻自己之前制定的“接班人计划”，选择杨利娟成为自己的接班人，除了“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及时止损、重整资源、强化内部管理、重新激活经营活力的重要举措外，更重要的是，杨利娟1995年就跟着张勇“打天下”，见证了海底捞从四川简阳的一家小餐馆逐步发展成国内最大火锅连锁集团。
从1995年至今的27年里，杨利娟从未离开过海底捞，一路从服务员做到CEO。她曾公开表示，“海底捞就是我的家”。而张勇则评价，“没有杨利娟，海底捞不会这么成功”。
虽然张勇本身非常反感“神话”海底捞，但从海底捞的业绩和财务状况看，杨利娟接手的是正在走下“神坛”的公司。
就在杨利娟接任海底捞CEO的22天后，海底捞发布了2021年全年业绩公告。这是一份让人沮丧财报。这一年，海底捞营收411.12亿元，同比增速43.68%；净利润为亏损41.61亿元，同比增速为-1444.29%。
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仅为3次/天，而2017年至2020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分别为5次/天、5次/天、4.8次/天及3.5次/天。国信证券曾测算，3 次/天的翻台率是海底捞单店的盈亏平衡线，跌破该数值，可以认为该店处于亏损状态。
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已跌至3次/天，这就意味着，接任CEO的杨利娟不仅要继续推行“啄木鸟计划”及时止损，还要通过多元化餐饮服务保持海底捞运营效率和公司营收的增长。
“刮骨”疗伤
缩减门店意味着海底捞或将在营收增长遭遇瓶颈。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海底捞还要经受资本市场的考验。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在港股上市，当天以17.82港元/股收盘。在此后的两年里，随着海底捞门店的扩张，其公司市值扶摇直上。2021年的2月16日，其股价达到了85.8港元/股的历史最高点，总市值超过4500亿港元。
图为海底捞上市以来市值走势图
快速扩张、市值攀升这是海底捞2021年之前的故事。随时海底捞门店调整及平均翻台率的下滑，海底捞的市值也一路走低。截至8月23日，海底捞收盘价为17.12港元/股，总市值为954亿港元。
在门店收缩的背景下，杨利娟开始在海底捞堂食服务之外寻找多元化餐饮服务。
2022年6月中旬，海底捞正式成立“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整合海底捞内外部资源，形成“外卖+社群+抖音直播+线上商城”的社区营运模式，针对海底捞社区用户特征，构建新的业务模型，优化社区运营业务的组织架构，强化会员和社群数字化运营能力，独立研发专售产品，以满足海底捞顾客和会员的需求。
截至目前，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已经推出了“青年套餐”等菜品及小龙虾、酸菜鱼、椒麻鱼等预制菜。据海底捞官方信息显示，整个5月份，海底捞全国门店提供的多种社区到家餐饮服务，累计创收近2亿元，总单量超过了60万单。
这些创新业务能让海底捞恢复“元气”、重返2019年时的辉煌吗？从海底捞的营收构成看，这并非一条容易走的路。
事实上，从2020年开始，海底捞就开始实施多品牌矩阵，先后推出汉舍中国菜、十八汆面馆、五谷三餐及苗师兄炒鸡等自营餐厅。从营收占比看，这些餐厅还处于起步阶段。
2021年，海底捞其他餐厅经营收入为1.98亿元，营收占比仅为0.48%。除堂食服务外，海底捞也有外卖服务和调味品及食材销售。2021年，海底捞外卖收入为7.06亿元，营收占比为1.72%；调味品及食材销售为6.87亿元，营收占比为1.67%。
也就是说，海底捞的营收大头集中在海底捞餐厅的经营上，海底捞门店的营收占一直在95%以上。这就意味着，海底捞想要增长，还是要靠扩店及门店运营效率的提升。现在海底捞“闭店”止损无异于“刮骨疗伤”。
对于这一点，餐饮老将张勇“心知肚明”。他在去年6月的交流会上直言：“所有餐饮企业面临的困难，海底捞也会面临，盲目扩张的事肯定会发生，可是一旦整合好现在的门店，就还会继续扩张，这是使命”。
眼下，海底捞还能否保持业绩的持续增长？张勇在去年的交流会上表态，“作为海底捞最大的股东，我是不抱有希望的。任何企业都不会持续增长，苹果，亚马逊.......”。
从最新财报数据看，苹果、亚马逊等巨头确实也在经历增速下滑的难题。不过，张勇并没有说出下半句，因为在场的海底捞同僚并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原创 张睿 深网腾讯新闻
启动“啄木鸟计划”大半年，海底捞还在忍受闭店和调整带来的阵痛。
8月，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底捞”）发布2022年上半年盈利预警。公告显示，2022年上半年，海底捞收入预计超167亿元，净亏损约2.25亿元—2.97亿元。
对于亏损，海底捞给出两个原因，一是在“啄木鸟计划”下，受部分门店关停及2022年上半年新冠疫情的影响，发生的处置长期资产的一次性损失、减值损失等；二是国内2022年3月至5月疫情反复，若干餐厅在一段时间内停止营业或暂停堂食服务，但仍有固定开支及员工成本产生。
“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董事会和管理层为提升业绩于2021年11月启动的一项措施。该计划包括4部分，比较重要的一条是，截至2021年底前逐步关停300家左右客流量相对较低及经营业绩不如预期的海底捞门店。
一个月后，“啄木鸟计划”的效果就呈现在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上。据海底捞2021年年报显示，截至2021年12月31日，已有260 家海底捞餐厅在“啄木鸟计划”下永久关闭，32家餐厅暂时停业休整。
不过短期内大规模关店并没能拯救海底捞当年盈利状况。2021年，海底捞一年亏损41.61亿元，这相当于过去三年海底捞净利润总和。2022年上半年，亏损仍在继续。
三年苦心经营换来的净利润一年就亏没了，这不得不让人想起张勇当年在内部的一次反思：“餐饮行业是传统行业，有边界，不像互联网企业业务范围越⼤，成本越低。我们餐饮企业开两家店赚钱，开三家店可能就赔钱。开店多了能增收就不错了，更可能连增收都没有”。
亏损换来了“幡然醒悟”，但在2年前，张勇的想法和战略却截然相反。
张勇的错误预判
在2020年6月做出进一步扩店计划时，张勇或许没想到“变脸”会来的如此之快。不过将时间轴拉回2020年上半年，张勇做出扩店的计划或许也在“情理之中”。
2020年3月，海底捞迎来了创办以来的高光时刻。当月25日，海底捞发布了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未经审核全年业绩公告。这一年，海底捞的营收265.56亿元，净利润23.47亿元，创下了海底捞创办以来的历史新高（2015年至2018年，海底捞的净利润分别为4.11亿元、9.78亿元、11.94亿元、16.49亿元）。
从餐厅总数、平均翻台率及顾客人均消费看，这一年海底捞已经找到了平稳增长的节奏。截至2019年底，海底捞餐厅总数为768家，同比2018年的466家，增长了302家；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为4.8次/天；顾客人均消费为105.2元。
这些财务数据和经营指标都给了张勇及海底捞管理层一种错觉，海底捞即将在高速发展的路上“乘风破浪”。认为自己可以“功成身退”的张勇甚至在一个月后公布了“退休”计划。
2020年4月7日，张勇发了一封内部信，全面启动海底捞接班人计划。在这封内部信中，张勇提到，自己将在10至15年内退休，除施永宏、苟轶群、杨小丽以外的所有员工都有机会参与领导者接班计划。
当时的张勇意气风发。一句“我也想低调，可实力确实不允许呀！”将其彼时的斗志昂扬展现的淋漓尽致。
两个月后（2020年6月），基于“疫情在9⽉份就结束”的判断，张勇公布了大规模扩店的计划。
从理论上看，张勇的扩店逻辑是成立的。经营餐厅主要看三个指标：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和顾客人均消费额（单日经营收入=餐厅数量*平均翻台率*台数*顾客人均消费额）。在翻台率方面，部分海底捞门店24小时开业已经把平均翻台率做到了极致。在顾客人均消费方面，2020年6月之前，海底捞的人均消费也处于逐年增加的情况，如果再用提价来增加门店收入，恐怕会引发消费者的不满。所以，要保证营收的增长，扩店就成了唯一选择。
此外，有新消费投资人对《深网》透露了一个细节，“2020年餐饮企业的房租成本处于低位。受当年疫情的影响，大批小型餐馆企业都被迫关门退出，一些低价位黄金店铺被空置出来”。据普华永道披露的一组数据显示，2020年的餐饮企业比2019年少了63万家。
张勇的扩店计划很快有了成效。
2020年6月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为935家，半年后（2020年年底），海底捞的门店数量猛增至1298家，半年新开了363家新门店。这比2019年一年新增的门店数量还多。
但从财务指标上看，快速增长的门店数量并没有给海底捞带来预期中的规模效应。2020年这一年，海底捞营收286.14亿元，同比增速7.75%；净利润3.1亿元，同比增速-86.81%。营收和净利润的增速都在大幅下滑。
对于业绩下滑，张勇曾在2021年6月举行的业务交流会上反思：“我对趋势的判断错了，去年（2020年）6⽉我进⼀步作出扩店的计划，现在看确实是盲⽬⾃信。当我意识到问题的时候已经是今年（2021年）1⽉份，等我做出反应的时候已经是（2021年）3⽉份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进一步扩店的规划下，海底捞的门店数量在2021年6月底达到1597家的峰值，半年扩店了299家。
门店运营未达预期，海底捞曾希望通过组织架构变革，精准识别每家门店所存在的问题。
2021年6月，海底捞将区域统筹教练模式改进为大、小区管理模式。各大区经理由原部分区域统筹教练和资深家族长担任。大区经理统筹各区域内的门店拓展、工程、选品、定价等工作。每个大区内分设多个小区，小区经理从资深家族长中选拔，他们直接对各自区域内门店进行现场巡视、考核和辅导。
从后来海底捞将原有小区经理岗位和家族长岗位合并以避免层级冗余来看，这次组织架构变革的效果乏善可陈。直到2021年11月正式推出了“啄木鸟计划”，海底捞才开始“刮骨”疗伤，由当时的海底捞副首席执行官杨利娟负责执行。
“杨小丽”临危受命
就在海底捞创始人张勇给自己制定“退休计划”时，他或许没想到，自己“退居二线”会来的这么快。
2022年3月1日，海底捞发布一则公告：杨利娟女士获委任为海底捞首席执行官，负责监督本集团的管理及战略发展，并继续负责“啄木鸟计划”的落实与推进。这意味着杨利娟正式接过海底捞CEO的权杖，成为海底捞新一任掌门人。
杨利娟就是张勇此前发布的“接班人计划内部信”中的“杨小丽”。在内部信中，张勇表述：“美丽而又能干的杨小丽也不能参与其中”，理由是，“其没有什么明显的缺点，但太贵了，对未来的董事会来讲，性价比确实不高”。
看来，为了提高公司的利润率，张勇此时已经开始考虑管理层的薪酬问题。
据公告显示，身为CEO的杨利娟的年度薪酬为270万元以及酌情绩效奖金和其他福利，有权收取年度董事袍金150万。不过按照公司规定，杨利娟的薪酬会根据市场水平及表现有年度调整。
张勇推翻自己之前制定的“接班人计划”，选择杨利娟成为自己的接班人，除了“啄木鸟计划”是海底捞及时止损、重整资源、强化内部管理、重新激活经营活力的重要举措外，更重要的是，杨利娟1995年就跟着张勇“打天下”，见证了海底捞从四川简阳的一家小餐馆逐步发展成国内最大火锅连锁集团。
从1995年至今的27年里，杨利娟从未离开过海底捞，一路从服务员做到CEO。她曾公开表示，“海底捞就是我的家”。而张勇则评价，“没有杨利娟，海底捞不会这么成功”。
虽然张勇本身非常反感“神话”海底捞，但从海底捞的业绩和财务状况看，杨利娟接手的是正在走下“神坛”的公司。
就在杨利娟接任海底捞CEO的22天后，海底捞发布了2021年全年业绩公告。这是一份让人沮丧财报。这一年，海底捞营收411.12亿元，同比增速43.68%；净利润为亏损41.61亿元，同比增速为-1444.29%。
这一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仅为3次/天，而2017年至2020年，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分别为5次/天、5次/天、4.8次/天及3.5次/天。国信证券曾测算，3 次/天的翻台率是海底捞单店的盈亏平衡线，跌破该数值，可以认为该店处于亏损状态。
海底捞的平均翻台率已跌至3次/天，这就意味着，接任CEO的杨利娟不仅要继续推行“啄木鸟计划”及时止损，还要通过多元化餐饮服务保持海底捞运营效率和公司营收的增长。
“刮骨”疗伤
缩减门店意味着海底捞或将在营收增长遭遇瓶颈。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海底捞还要经受资本市场的考验。
2018年9月26日，海底捞在港股上市，当天以17.82港元/股收盘。在此后的两年里，随着海底捞门店的扩张，其公司市值扶摇直上。2021年的2月16日，其股价达到了85.8港元/股的历史最高点，总市值超过4500亿港元。
图为海底捞上市以来市值走势图
快速扩张、市值攀升这是海底捞2021年之前的故事。随时海底捞门店调整及平均翻台率的下滑，海底捞的市值也一路走低。截至8月23日，海底捞收盘价为17.12港元/股，总市值为954亿港元。
在门店收缩的背景下，杨利娟开始在海底捞堂食服务之外寻找多元化餐饮服务。
2022年6月中旬，海底捞正式成立“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整合海底捞内外部资源，形成“外卖+社群+抖音直播+线上商城”的社区营运模式，针对海底捞社区用户特征，构建新的业务模型，优化社区运营业务的组织架构，强化会员和社群数字化运营能力，独立研发专售产品，以满足海底捞顾客和会员的需求。
截至目前，海底捞社区营运事业部已经推出了“青年套餐”等菜品及小龙虾、酸菜鱼、椒麻鱼等预制菜。据海底捞官方信息显示，整个5月份，海底捞全国门店提供的多种社区到家餐饮服务，累计创收近2亿元，总单量超过了60万单。
这些创新业务能让海底捞恢复“元气”、重返2019年时的辉煌吗？从海底捞的营收构成看，这并非一条容易走的路。
事实上，从2020年开始，海底捞就开始实施多品牌矩阵，先后推出汉舍中国菜、十八汆面馆、五谷三餐及苗师兄炒鸡等自营餐厅。从营收占比看，这些餐厅还处于起步阶段。
2021年，海底捞其他餐厅经营收入为1.98亿元，营收占比仅为0.48%。除堂食服务外，海底捞也有外卖服务和调味品及食材销售。2021年，海底捞外卖收入为7.06亿元，营收占比为1.72%；调味品及食材销售为6.87亿元，营收占比为1.67%。
也就是说，海底捞的营收大头集中在海底捞餐厅的经营上，海底捞门店的营收占一直在95%以上。这就意味着，海底捞想要增长，还是要靠扩店及门店运营效率的提升。现在海底捞“闭店”止损无异于“刮骨疗伤”。
对于这一点，餐饮老将张勇“心知肚明”。他在去年6月的交流会上直言：“所有餐饮企业面临的困难，海底捞也会面临，盲目扩张的事肯定会发生，可是一旦整合好现在的门店，就还会继续扩张，这是使命”。
眼下，海底捞还能否保持业绩的持续增长？张勇在去年的交流会上表态，“作为海底捞最大的股东，我是不抱有希望的。任何企业都不会持续增长，苹果，亚马逊.......”。
从最新财报数据看，苹果、亚马逊等巨头确实也在经历增速下滑的难题。不过，张勇并没有说出下半句，因为在场的海底捞同僚并没有给他说下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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