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除了手上在读的梵高和茨威格看得起劲，借来的新买的以前的还有一大堆
每天逛书店、看风景、吃美食、读文学、思科学、听音乐、写东西、观画、聊天、做梦、睡觉，最近莫大释放，觉得这样的生活真是畅快爽翻了

但是还是因为导师制手册提交要做形式写套话补记录搞答辩烦死 现在睡不着看不下也不愿意写 超想摆烂然后就此放弃保研 痛痛快快结束青春生命

在我的梦里，城市有楼梯逃跑
为什么这里没有？

嗯……从哪里说呢。留学已经来了三个月了吧，跳过研究生阶段就直接考上大学院，不过我算是顺利度过了我研一的上半学期。
可能都觉得来留学的都是喜欢二次元or爱豆文化的，绝大部分人也就是大学是日语系，然后就考研失利加工作没找到，就拿个N1证书来申研究生读大学院。简单来说也就和你大学遇到的同学和舍友差不多[兔子]每天泡在男人、肥皂剧还有短视频平台上的普通女大而已啦。啥5个人拉6个群，有时候在想这帮人是不是高中都没毕业，我的建议是少和华人混，圈子小，哪怕是吵架都非常尴尬，更别说她们谈恋爱发现男朋友前女友是同研究室这样的鬼事啦。
留学的话本身就是一个孤独的过程，享受过程真的很重要，不过这个过程也不是都愉快罢了，对着发表发愁，长篇大论的外文文献，导师的夺命消息，以及就活，讨厌的事情还是更多一些。
国内的朋友天天问我啥时候回家，春节不回来吗？我转头点开携程，一看五位数的机票一路排到了明年，只能默默耐心告诉他们回不去的原因。
来来回回打了很多字，有些内容想了想不合适说又删掉，微信加的人越来越杂，发什么都不合适，想了想微博没加乱七八糟的人，满足一下我小小的分享欲就行。

伊莎贝尔·于佩尔在《解放报》撰文，回忆与让-吕克·戈达尔合作[各自逃生]和[受难记]的点点滴滴，还原了戈达尔的任性、怪趣、偏执、幼稚和天才，字字句句没说伤感，但读下来总有些怅然，长文如下：

你可以预料到某人的离去，你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而那一刻来临，它并不重要，它不在故事的进程里。在[各自逃生](1980)和之后的[受难记](1982)之间，我们几乎花了两年的时间待在一起。

这些是萦绕在我身边的闪光点，他的声音、话语，以一种有时令人惊讶的存在方式。在他的电影实践中，他去掉了所有常规的束缚和繁琐的准备。我记得，例如，我们一起去洛桑的一家超市买[各自逃生]的服装，他做的事儿跟其他人不一样。我真的很喜欢我们第一次见面，他打电话给我、说想见我，我回答：“什么时候？”半小时后，他就到了我的住处。

和他在一起一切都很简单。嗯，但并不总是简单，[各自逃生]中的一些场景就绝不简单。他曾要求我在[受难记]中说话结巴，这对一个演员来说是最糟糕的事情，我的语言被剥夺了，我一点儿也不喜欢这样！他甚至让我去参加语言治疗师的课程，他说这是为了更好地展示工人阶级的口吃现象。从这个角度看，最后一切因他的天才而变得简单——而且，我要说——因他的细腻和他的诗意而变得简单。没有人像他那样拍过脸，即使与他发生冲突感觉也是不同的，因为归根结底，与他的冲突是针对自己的冲突，而不是针对他人的冲突。

在[受难记]中，他想用一份我们本职外的工作来对抗汉娜·许古拉和我。在拍摄前不久，有几天的时间，汉娜是一名酒吧女郎，而我是一家钟表厂的工人。后来，在拍摄期间，他要求我们每天晚上写下我们脑海中闪过的小想法，就像家庭作业一样，他喜欢扮演校长——一种近乎幼稚的角色扮演，我们必须把小想法放在他酒店房间的柜子里。

当我在阅读贝克特的一部短篇小说时，我曾从中摘录了一段话，他非常不高兴：“我没有让你抄袭贝克特的话。”第二天，我给他写了一个非常戈达尔式的问题：我们应该为爱工作还是为爱工作？他一定很喜欢，因为他把它保留在了电影中。

有一天，还是拍[受难记]时，摄像机罢工了，拍摄中断。当天晚些时候，摄像机被修好了，他决定不再拍了。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有我的意愿才是最重要的”。这是对顽固不化的摄像机一种假定但真实的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