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终止已发生的家暴#【杀人的语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手里，他们却拒绝称其为“杀害女性”】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四年来，法国媒体人苏菲·古里昂试图发起一场语言战争。
这位来自巴黎的“战士”持续追踪互联网上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新闻，她发现大部分标题在尽力模糊焦点：“汤太热，他杀了他妻子”，“一场由变质干酪引发的家暴”，“激情之路”。
古里昂在社交平台Tumblr上将所有这类新闻标上“杀人的语言”标签。目的是让公众注意到，媒体正在抹去这些家庭谋杀案的真实动机——她们因为是女性而被杀害。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杀害女性”指通常由男性犯下的案件，由伴侣或前伴侣实施，并涉及持续的虐待和威胁。据法新社统计，法国每年有120-150起“杀害女性”案件，这意味着每三天就有一位女性死在伴侣的手中，这一数字高于大多数欧盟国家。但在2017年之前，很难在法国媒体上发现“杀害女性（féminicide）”这一专有名词的痕迹。
“家庭暴力可以被简单地归类于‘殴打’、‘凶杀’、‘抛尸’一类刺激的社会新闻吗？不，这是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国家庭内部谋杀中，有80%的死者是女性。” 古里昂说，“这不是激情犯罪，这是‘占有欲’杀人。语言的使用将决定人们的态度。”
事实上，“杀害女性”在法语同根的其他语言中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意大利、西班牙、拉丁美洲，“杀害女性”是日常词汇。
1992年，南非社会学家戴安娜·罗素的著作《杀害女性：一种政治解读》成为研究这一社会问题的先驱读本。在她的启发下，从1993年起，墨西哥人类学家马塞拉·拉加德将墨西哥北部华雷斯城的众多妇女失踪事件命名为“杀害女性（femicidio）”案件。
“杀害女性”一词的使用激发了许多拉美女权主义者的斗志，他们组织活动抗议杀害女性的现象，并督促国家进行司法改革，如今“杀害女性”在一些拉美国家已被定为一种刑事犯罪。
但在法语中，直到2015版的《小罗贝尔词典》，“杀害女性”才正式被接纳。这本国民词典因其对于新词汇的创新而闻名，编辑团队每年都要从当年的媒体报道中选择新的词汇进入下一版字典。2014年，“生态责任”、“女同性恋恐惧症”、“纯素食主义”经过评委会投票后都被纳入词典，但此前从未有人说起过“杀害女性”。
在编写2015年版词典时，总编玛丽·海伦·德利沃注意到，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这个词语已经出现在法律中，她决定跳过表决流程，直接将“杀害女性”写进词典。《小罗贝尔词典》对“杀害女性”的定义是：“阳性名词，基于性别而专门对女性或女孩实施的谋杀。”
德利沃说：“我接受过法国第一位女词典编撰人约赛特·雷-杜波夫的指导。她是一位用女权主义促进法语变革的语言学家，她不惧怕改变和批评，她认为词典应该是开放而具有人性的。而女权主义就是一种人道主义。”
对于法国社会大众来说，“杀害女性”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来，都没有被接受。
2008年，检察官帕特里克·波雷特在一项谋杀女性调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杀害女性”。
从那以后，尽管女权主义组织以及一些社会运动家们积极使用这一词汇，它在大众媒体上依然很少出现。
直到2016年，“杀害女性”才第一次出现在法国的政治领域，时任女性权益国务秘书劳伦斯·罗西尼奥在这年底的一次政府部门会议上使用了这个词。“我当时有些迟疑，”她说，“因为它让我联想到伊拉克的雅兹迪妇女遭遇的屠杀。但其实不就是这样吗？一件件个人犯罪堆积起来，就是一场社会的大型杀戮。”
又过了一年，2017年底，这个词开始广泛地出现在公众讨论中，起因是一起杀妻案。
2017年10月，在法国东部的一片树林中，有人发现了29岁的亚历克西娅·达瓦尔被烧焦的尸体。她的丈夫乔纳森·达瓦尔在参加哀悼会、扮演了几个月痛失妻子的悲情丈夫之后，最终于2018年1月承认家暴并谋杀了他的妻子。
但是，媒体在报道这起案件时，却拒绝使用“杀害女性”这样的字眼。
索菲·古里昂在她的Tumblr“杀人的语言”中分析了媒体的处理方式：起初案情不甚明了，媒体在提到这位“慢跑中遇害的女性”时不断称赞她的好性格；但当越来越多的线索指向她的丈夫时，她成为了一个“具有压倒性性格并带有暴力色彩”的女人，许多新闻标题都直接采用了嫌疑人律师的话，却没有具体的解释加以证明。
这让许多女权人士不满，女权主义记者组织“让我们占据头版”开始利用媒体力量对此类报道提出异议。她们认为，记者不应该陷入流量的陷阱，充满煽动性但偏离痛点的标题、描述案件时暧昧的措辞，营造了一种有罪不罚的氛围。
为此“让我们占据头版”向记者们推荐了一些写作辅助程序，通过自查用词和表述，改善媒体报道家庭暴力的方式。
大型媒体机构也行动起来。2017年开始，《解放报》将“杀害妇女”列为专栏，对最新发生的案件进行深入报道。2019年《世界报》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为犯罪者及受害者重建一份具有警示意义的档案。
负责男女平等的国务秘书玛莱娜·希亚帕也参与其中，2018年1月她在接受BFM-TV采访时说：“人们不能对这样的表述方式视而不见。十多年前‘杀害女性’就已经出现在魁北克的法语中。公开使用这个词，我们才能在这个问题上走出第一步。”
通过希亚帕在政府中的呼吁，这一问题被纳入政治议程。2019年9月3日至11月25日，法国政府举行了一系列反对家庭暴力的圆桌会议，总理菲利普在9月3日的讲话中明确使用了“杀害女性”一词。
科兹是司法界少有使用这个词的人。她尝试说服更多同僚，但并非所有人都赞成将这一术语包含在刑法内。
律师克拉里斯·塞雷认为：“如果说因为受害者是女性，‘杀害女性’就成为一种特殊的犯罪，这会让法律的普遍性遭到质疑。”
还有一些媒体对使用“杀害女性”一词表示质疑。《基督教家庭》周刊发表过一篇批判使用“杀害女性”的文章，“这个荒谬的字眼表明了在最残酷的女权主义者中盛行的对男性的仇恨。那么在谈到谋杀案件时为什么不用‘杀害黑人’或‘杀害白人’呢？”《玛丽安》周刊的记者娜塔莎·波洛妮则说，“生搬硬凑一个新词作为口号毫无意义，这是在消除现实的复杂性。”
当然，也有一股力量支持将“杀害女性”写入法律。女律师凯瑟琳·勒·玛格莱斯认为：“必须在刑法中列入‘杀害女性’罪名。因为法律还具有象征性和教育意义。但是法学家始终是最谨慎的，他们不承认我们处于父权社会，法律仍然在维持这种暴力。”
国务秘书希亚帕也希望“杀害女性”能出现在法律中，但她认为不一定创造新的罪名，而是要使“伴侣谋杀案”被大众正视，并在审判时有法所依。
作为家庭暴力问题的专家，法律史学家维多利亚·瓦诺看待这个词汇时的态度更为中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个词精准地点明事实，这是好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恐怕它将使社会两极分化——女权主义者在一侧，而深觉自己男性气概受损的人在另一侧。风险在于，掌权者通常属于后者，因此在家暴问题上这可能促使他们采取倒退的政策。”
即便如此，在法国司法界，这个词的使用仍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
2019年9月26日，在法国第95省法院大楼主审判室，法院院长格温诺拉·乔利-科兹欢迎24位新法官。现场有200位听众，包括法律专业人士、政治人物、警官、社会团体成员。
一番程式化的介绍后，科兹开始讲道：“2019年本地区已发生4起杀害女性案件。‘杀害女性’是我们对男性杀害自己妻子或伴侣的犯罪行为的命名，他们出于占据、支配、妒忌和控制等想法而选择了杀戮。在司法领域中使用这个词语更加明确了家庭中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的连续性。”
这是科兹法官第一次发表这样的演讲，但她收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馈。一些男法官告诉她，“您太夸张了，不必如此过头”，其他人则向她说，“杀害女性”对他们来说是个陌生的词，但是通过这次演讲，他们更好地理解了这个社会问题。
不过，在司法讨论之外，“杀害女性”一词已经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巴黎的塞纳-圣丹尼，可以很容易从远处就看到蓝色的屋顶，红色、绿色和黄色墙壁的“女性之家”，这是一家位于德拉方丹医院的女性救助机构。塞纳-圣但尼是家庭暴力最严重的地区，“女性之家”的医生、心理学家、婚姻顾问和律师们，长期以来为遭受不幸的女性尽可能提供帮助。
33岁的助产士玛蒂尔德·德雷斯派恩，在一间装饰着阿兰达蒂·罗伊、玛丽·居里和可可·香奈儿肖像的大房间里工作。去年10月的一个下午，她在这里向《世界报》介绍了她在“女性之家”的故事。
在她去年接待过的求助者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让她印象深刻。这位女士大学毕业，有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去年5月，在充满嫉妒和侮辱的气氛中，她的丈夫打了她，导致她胃内出血。她被送到重症监护室，住院两个星期，而她的丈夫被预防性拘留。
第一次咨询中，这位女士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丈夫从监狱里出来。“她不想让三个孩子没有父亲，并且认为伤害她并不是丈夫的本意。” 玛蒂尔德回忆，“我意识到，这是种精神控制，于是立即跟她解释，她丈夫所做的是一次‘杀害妇女’的犯罪。这是我第一次使用这个词，我需要帮助她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多危险。”
后来，她慢慢意识到了丈夫对她造成伤害的事实。三个月后，她告诉玛蒂尔德，她已经告诉了周围的亲朋好友，“如果最终她丈夫被判入狱，那是因为他确确实实对她实施了家庭暴力”。
玛蒂尔德发现，自从“杀害女性”越发频繁地出现在媒体上后，她用起来更容易了。她说：“女性应该明白，‘杀害女性’不仅仅是因为伴侣关系出现问题，我们遭受暴力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使用这个词汇，直面这个问题，这让女性减少‘负罪’的想法，不再忍气吞声，而是采取行动。”
而对于受害者家属来说，使用“杀害女性”一词的意义十分重大。
2017年吉兰案的受害者妹妹桑德琳说：“我们必须停止为这些家庭暴力事件找借口。当我的姐姐被杀，在女儿面前被烧死时，‘我太爱她了所以我杀了她’，这样的解读让我恶心。当你爱的时候，你不会杀人。”
吉兰的名字同其他家暴案件的死者名字一起，出现在了去年11月法国15万人参与的反对“杀害女性”游行中。
当人们举着她们的照片，“杀害女性”的字样随着标牌和墙上的涂鸦出现在大街小巷时，它提醒人们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就像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西蒙·波伏娃所说：“命名就是为了揭露，而揭露就是在行动。”
【#复盘杭州杀妻案始末#：一个二婚重组家庭最隐秘的角落】53岁的来女士生前最后一次画面被电梯监控记录：她带着11岁的小女儿回家。次日凌晨，她以惨烈的方式被动告别人间。发生在浙江杭州的这起案子已被警方证实，来女士确系被丈夫杀害并肢解。共育一女的“枕边人”怎么会忍心挥刀相向，还淡定配合报案、接受采访？很多人不寒而栗的同时忍不住追问原因是什么。
越来越多的细节勾勒出这个家庭全貌：二婚重组后共育一女，婚前各有孩子，家有两套回迁房，疑因财产、回迁房装修风格等产生家庭矛盾。暴风降临前都是风平浪静的。这宗命案虽然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并非孤例。复盘这个悲剧，每个人都能读到复杂的人性、沉甸甸的警示并思考我们的婚恋观。
“风暴眼”中的三堡北苑小区
消息像长了腿，杭州警方25日开发布会详细通报案情的消息很快在小区沸腾。“真的是他！”小区居民李女士站在聚集讨论的人群中，声音略微颤抖。
位于杭州江干区的这个小区名叫三堡北苑，距离杭州东站仅十几分钟车程，周围景致很好，紧挨着一个小游园。近段时间以来，小区居民来女士离奇失踪的消息让这个小区成为舆论的“风暴眼”，大批警察、媒体等频频造访，尤其是警方23日公开通报来女士已遇害，丈夫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之后，小区骤然变得更加喧闹，而25日警方的发布会证实了不少居民的猜测。
李女士告诉@东方今报 记者，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一开始，她觉得这是起普通的失踪案，后来警方23日的通报令她无比震惊，为邻居遇害感到痛心，“不敢相信会是他丈夫害的”，直到25日得知确凿消息。三堡北苑小区是回迁安置房，共6栋居民楼，现住有379户1075人。来女士居住的4号楼就在东门附近，有69户179人，层高18每层4户。
这里老人、孩子居多，很多都是老住户。事发后，小区加强安保，所以保安对于突然多出的陌生面孔尤其警惕，即使是媒体也会“请”出去。7月24日下午、晚上以及25日早上，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多次进入该小区，所到之处无不听到居民扎堆儿热议此事，有时连一脸严肃的保安也加入其中。
24日夜晚，在小区门口以及临街居民楼一楼商铺，诸多群众提到此事绘声绘色，记者驻足听了一耳朵，各种未经证实的谣言漫天飞，当然也有冷静发声，称等待权威答案。杭州市公安局25日召开发布会详细通报案情并回应一些传闻，靴子落地！
曾报案妻子失踪，答民警“我不担心”
这事确实太令人震惊了。来女士丈夫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以后，有网友直言想到热播剧《隐秘的角落》里的角色张东升——笑眯眯的问一句“您看我还有机会吗？”转头就对具有亲密关系的岳父母、妻子致命一击，然后还旁若无人扮演好女婿、好丈夫。
而来女士的丈夫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种伪装，连警方都称其“反侦查能力强”。案子告破后，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胡天俊评价：“犯罪嫌疑人十分善于伪装，事发后配合家属报案、接受媒体采访，反侦查意识极强。”
7月6日，其丈夫许某某曾和家属一起到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报案，说妻子于7月5日凌晨在家中失踪，一直没有音讯。据家属反应，除少了一件来女士的吊带睡衣外，来女士的手机、钱包、银行卡均在家中，亲戚朋友方面也无任何音讯反馈，经警方和家属在小区内外及周边的大量搜寻，也未发现任何踪迹。
“我和老婆是4号晚10点多看完电视睡的，5号凌晨0时30分左右，我上厕所时老婆还睡床上，但5号早上5点多我起床时，老婆就不见了。”来女士丈夫许某某告诉警方。“发现老婆不见了，你担心么？”民警询问。“我不担心。”许某某回答。这起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很快引起了广泛关注。
后来，许某某确实也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镜头前，他语气冷静，表情淡定，表示担心妻子走后家里的生活，并说：“她出去肯定不会是一个人”、“以她的智商一个人出不去”、“我老婆什么时候能回来”。23日警方通报发出后，有人翻出许某某此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报道，微博出现“面对记者的他太冷静了”的话题。
民警冲洗筛查38车粪水查到证据，报案人“贼喊抓贼”
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种种迹象表明，这不像是一起简单的失踪事件，作为一名老刑侦民警，我直觉判断这里面有故事。”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唐伟国说。面对来女士的离奇失踪，结合调查寻找过程中浮现的种种疑点，从其家人报案失踪到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的21天里，杭州警方开始与真相竞速。
勘查阶段，调取排查共计6000小时时长容量的监控视频；查明失踪女子来女士于7月4日17时04分和其小女儿乘坐单元楼电梯回家后，未再离开小区楼；对小区6幢单元楼、379户人家、1075名住户全部进行了走访询问，详细记录重点时段活动情况；对1万多平方米地下车库，以及所有电梯井、水箱、窨井、储物柜、烟道、通风管道等隐秘部位，开展了先后4次地毯式排查，逐一排除藏匿可能；通过重点走访询问走失人员的家人、亲属、邻居、同事、朋友等关系，细致刻画还原了其一家生活规律、人际关系、生活经历、活动轨迹、财务状况等情况。
当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虽然专案组已对化粪池进行了多次检查，但结合视频侦查、走访排查和智慧警务大数据研判分析，侦查聚焦点再次指向事发楼道化粪池。
7月22日下午，天气好转满足勘验条件后，专案组对化粪池开展了抽取工作。从22日下午3点到23日下午4点，全过程共25小时。经过对抽取的38车污秽物进行冲洗、筛查，现场提取检测后，发现有疑似人体组织，经DNA比对系失踪女士来某某人体组织，判断来某某可能遇害，案件调查取得重大突破，许某某具有重大犯罪嫌疑！7月23日10时，经连夜审讯攻坚，突破了嫌疑人许某某的口供。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案件。”杭州警方如是说。
二婚重组，双方因财产等产生家庭矛盾许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又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其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在杭州，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走访了小区大量居民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并通过警方等多种渠道和信源了解这些信息，越来越多的细节勾勒出这个家庭全貌。
受访小区居民有的和来女士一家住在同一单元楼，有时经常打照面，说来女士一家三口是这里的老住户，丈夫许某某家是浙江省诸暨市的，与来女士再婚后才搬到三堡北苑居住。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称，她印象中来女士“人和善，漂亮，爱养花”。大家说起来来女士的丈夫，广泛认知是不爱说话，曾见到他送女儿上学。正是由于这些印象，大家才对其残忍杀害妻子又试图瞒天过海的行为感到无比震惊。
事发后，有声音称许某某就在小区物业工作，熟悉监控盲区等，但是受访小区物业以及居民均予以否认。当地警方25日通报也证实了这一点——许某某55岁，杭州户籍，案发前系杭州某公司驾驶员。该人自1987年开始先后在省内外多地从事鱼粉和养殖生意，2018年到杭州工作。
来女士51岁，杭州户籍，系杭州某公司保洁员。夫妻二人2008年再婚，案发前共同居住在杭州市江干区。还有声音称来女士失踪或与名下房产有关，有拆迁房一套，后来又拿到两套安置房。后来这个信息又进一步发展为：来女士丈夫曾要求来女士将其中一套房过户给其前婚儿子做婚房，来女士未应允。
对此，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向四季青街道办三堡社区工作人员求证，其中一位工作人员称，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来女士家一共有两套回迁房，一套就在三堡北苑，并非三套。“来女士退休，不清楚她是否有零工。他们家最近也没有到社区办什么事。”
通过社区工作人员，记者还得到一点证实，来女士与许某某是二婚重组家庭，来女士与第一任丈夫生了大女儿，跟第二任丈夫生了二女儿。社区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事发后，网上各种传言很多，但是呼吁大家不要轻信，也早日还这个家庭平静。
在受访居民看来，来女士和许某某二人至少外人看来是恩爱的，看不出什么矛盾，但是裂痕也许已经在婚姻背后滋生。警方官方通报中提到，许某某的杀人动机是因为家庭矛盾。
记者通过别的信源还了解到，许某某自认存在性格缺陷，多次向妻子来女士借钱炒股遭到拒绝，再加上对回迁房装修意见不一致，多重因素导致不满，于7月5日凌晨，在家中趁来某某熟睡之际将其杀死，分尸后分散抛弃。至于许某某是否曾要求来女士过户房子给前婚儿子，未能联系到双方亲属证实。
这桩令人唏嘘的案子暂告一段落，但是带给这个家庭的痛苦远远没有消散。来女士的小女儿谁来抚养？孩子怎么才能从爸爸杀害妈妈的阴影中走出来？而双方的其他子女，又怎能忘掉这一切？不知道，许某某是否产生悔意回到2020年7月5日凌晨，一切重来。
婚恋情感问题导致的命案并非孤例
这宗命案虽然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并非孤例。复盘这个悲剧，每个人都能读到复杂的人性、沉甸甸的警示并思考我们的婚恋观。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及媒体公开报道，因婚恋情感问题导致的命案并不鲜见。
2014年，陕西延安。高补元因婚姻家庭矛盾，在公共场所用菜刀将其妻子砍死，刑事一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2016年，上海。朱晓东在位于虹口区的家中与妻子杨俪萍发生争吵，后朱晓东用双手扼住杨俪萍颈部致其机械性窒息死亡。随后，朱晓东将妻子的尸体藏于冰柜内。在之后的三个多月内，朱晓东冒充杨俪萍，通过微信与亡妻的家人和朋友联系。2013年， 南京。吉星鹏凌晨4点多回家，浑身酒气，和妻子祁可欣发生冲突，妻子被砍了二十多刀，经抢救无效死亡。
因婚恋情感问题产生的还有家暴。据报道：2018年，有媒体援引全国妇联数据，中国每7.4 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家暴，平均遭受35次后才会报警。世卫组织在2017年的数据显示，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身体或性暴力，仅有不到10%的女性报过警。
“所有的性格不合、财产纠纷的核心，就是因为缺失的爱”婚恋关系出现问题时，为何容易造成悲剧？如何避免伤害发生？著名情感节目主持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明接受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婚恋问题造成的悲剧概括起来就是信任缺失，裂痕加深，矛盾无处化解，精神几近崩溃。
“我们不愿意相信同床共枕的人有的时候会拔刀相向，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同床共枕的人可能会同床异梦。同床共枕的人可能会由于爱之深、责之切，爱之深恨之切，在一次一次的希望之余得到的是一次次的失望，累积起来可能就是绝望，当你无法去想象一个人究竟这种绝望有多么可怕的时候，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以命相搏！”
张明认为，想要避免或减少这种悲剧的发生，前提，是夫妻之间应该建立起来足够的信任，而信任的原则是坦诚相待，及时沟通生活。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误会，可怕的是面对矛盾不予理睬，面对误会不予解释，积怨已深，如人病入膏肓。
其实幸福是有规律也有准则的，只不过是人们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潜意识当中一次一次地在破坏我们为人处事做人夫妻的底线和原则，也就使得自己一步一步把自己丢进了家庭痛苦的深渊。
“所有的性格不合、财产纠纷的核心，就是因为缺失的爱，所有家庭幸福的根源在于爱与包容。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不停的去发现对方优点，忽略他的缺点，这是幸福的基础法则和底层逻辑。”张明说。他最想说的是，不要因为一片乌云哀怨只有阴天，只要用心经营，幸福就在身边。（猛犸新闻•东方今报特派杭州记者 赵丹/文图）#失踪遇害女子丈夫被抓前最后画面# https://t.cn/A6yk2zxR
越来越多的细节勾勒出这个家庭全貌：二婚重组后共育一女，婚前各有孩子，家有两套回迁房，疑因财产、回迁房装修风格等产生家庭矛盾。暴风降临前都是风平浪静的。这宗命案虽然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并非孤例。复盘这个悲剧，每个人都能读到复杂的人性、沉甸甸的警示并思考我们的婚恋观。
“风暴眼”中的三堡北苑小区
消息像长了腿，杭州警方25日开发布会详细通报案情的消息很快在小区沸腾。“真的是他！”小区居民李女士站在聚集讨论的人群中，声音略微颤抖。
位于杭州江干区的这个小区名叫三堡北苑，距离杭州东站仅十几分钟车程，周围景致很好，紧挨着一个小游园。近段时间以来，小区居民来女士离奇失踪的消息让这个小区成为舆论的“风暴眼”，大批警察、媒体等频频造访，尤其是警方23日公开通报来女士已遇害，丈夫具有重大作案嫌疑之后，小区骤然变得更加喧闹，而25日警方的发布会证实了不少居民的猜测。
李女士告诉@东方今报 记者，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一开始，她觉得这是起普通的失踪案，后来警方23日的通报令她无比震惊，为邻居遇害感到痛心，“不敢相信会是他丈夫害的”，直到25日得知确凿消息。三堡北苑小区是回迁安置房，共6栋居民楼，现住有379户1075人。来女士居住的4号楼就在东门附近，有69户179人，层高18每层4户。
这里老人、孩子居多，很多都是老住户。事发后，小区加强安保，所以保安对于突然多出的陌生面孔尤其警惕，即使是媒体也会“请”出去。7月24日下午、晚上以及25日早上，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多次进入该小区，所到之处无不听到居民扎堆儿热议此事，有时连一脸严肃的保安也加入其中。
24日夜晚，在小区门口以及临街居民楼一楼商铺，诸多群众提到此事绘声绘色，记者驻足听了一耳朵，各种未经证实的谣言漫天飞，当然也有冷静发声，称等待权威答案。杭州市公安局25日召开发布会详细通报案情并回应一些传闻，靴子落地！
曾报案妻子失踪，答民警“我不担心”
这事确实太令人震惊了。来女士丈夫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以后，有网友直言想到热播剧《隐秘的角落》里的角色张东升——笑眯眯的问一句“您看我还有机会吗？”转头就对具有亲密关系的岳父母、妻子致命一击，然后还旁若无人扮演好女婿、好丈夫。
而来女士的丈夫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种伪装，连警方都称其“反侦查能力强”。案子告破后，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胡天俊评价：“犯罪嫌疑人十分善于伪装，事发后配合家属报案、接受媒体采访，反侦查意识极强。”
7月6日，其丈夫许某某曾和家属一起到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四季青派出所报案，说妻子于7月5日凌晨在家中失踪，一直没有音讯。据家属反应，除少了一件来女士的吊带睡衣外，来女士的手机、钱包、银行卡均在家中，亲戚朋友方面也无任何音讯反馈，经警方和家属在小区内外及周边的大量搜寻，也未发现任何踪迹。
“我和老婆是4号晚10点多看完电视睡的，5号凌晨0时30分左右，我上厕所时老婆还睡床上，但5号早上5点多我起床时，老婆就不见了。”来女士丈夫许某某告诉警方。“发现老婆不见了，你担心么？”民警询问。“我不担心。”许某某回答。这起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事情，很快引起了广泛关注。
后来，许某某确实也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镜头前，他语气冷静，表情淡定，表示担心妻子走后家里的生活，并说：“她出去肯定不会是一个人”、“以她的智商一个人出不去”、“我老婆什么时候能回来”。23日警方通报发出后，有人翻出许某某此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报道，微博出现“面对记者的他太冷静了”的话题。
民警冲洗筛查38车粪水查到证据，报案人“贼喊抓贼”
一个大活人凭空消失？“种种迹象表明，这不像是一起简单的失踪事件，作为一名老刑侦民警，我直觉判断这里面有故事。”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唐伟国说。面对来女士的离奇失踪，结合调查寻找过程中浮现的种种疑点，从其家人报案失踪到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的21天里，杭州警方开始与真相竞速。
勘查阶段，调取排查共计6000小时时长容量的监控视频；查明失踪女子来女士于7月4日17时04分和其小女儿乘坐单元楼电梯回家后，未再离开小区楼；对小区6幢单元楼、379户人家、1075名住户全部进行了走访询问，详细记录重点时段活动情况；对1万多平方米地下车库，以及所有电梯井、水箱、窨井、储物柜、烟道、通风管道等隐秘部位，开展了先后4次地毯式排查，逐一排除藏匿可能；通过重点走访询问走失人员的家人、亲属、邻居、同事、朋友等关系，细致刻画还原了其一家生活规律、人际关系、生活经历、活动轨迹、财务状况等情况。
当排除了所有的不可能，虽然专案组已对化粪池进行了多次检查，但结合视频侦查、走访排查和智慧警务大数据研判分析，侦查聚焦点再次指向事发楼道化粪池。
7月22日下午，天气好转满足勘验条件后，专案组对化粪池开展了抽取工作。从22日下午3点到23日下午4点，全过程共25小时。经过对抽取的38车污秽物进行冲洗、筛查，现场提取检测后，发现有疑似人体组织，经DNA比对系失踪女士来某某人体组织，判断来某某可能遇害，案件调查取得重大突破，许某某具有重大犯罪嫌疑！7月23日10时，经连夜审讯攻坚，突破了嫌疑人许某某的口供。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故意杀人案件。”杭州警方如是说。
二婚重组，双方因财产等产生家庭矛盾许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又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其杀人动机又是什么？在杭州，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走访了小区大量居民以及社区工作人员，并通过警方等多种渠道和信源了解这些信息，越来越多的细节勾勒出这个家庭全貌。
受访小区居民有的和来女士一家住在同一单元楼，有时经常打照面，说来女士一家三口是这里的老住户，丈夫许某某家是浙江省诸暨市的，与来女士再婚后才搬到三堡北苑居住。一位上了年纪的阿姨称，她印象中来女士“人和善，漂亮，爱养花”。大家说起来来女士的丈夫，广泛认知是不爱说话，曾见到他送女儿上学。正是由于这些印象，大家才对其残忍杀害妻子又试图瞒天过海的行为感到无比震惊。
事发后，有声音称许某某就在小区物业工作，熟悉监控盲区等，但是受访小区物业以及居民均予以否认。当地警方25日通报也证实了这一点——许某某55岁，杭州户籍，案发前系杭州某公司驾驶员。该人自1987年开始先后在省内外多地从事鱼粉和养殖生意，2018年到杭州工作。
来女士51岁，杭州户籍，系杭州某公司保洁员。夫妻二人2008年再婚，案发前共同居住在杭州市江干区。还有声音称来女士失踪或与名下房产有关，有拆迁房一套，后来又拿到两套安置房。后来这个信息又进一步发展为：来女士丈夫曾要求来女士将其中一套房过户给其前婚儿子做婚房，来女士未应允。
对此，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向四季青街道办三堡社区工作人员求证，其中一位工作人员称，根据他们掌握的信息，来女士家一共有两套回迁房，一套就在三堡北苑，并非三套。“来女士退休，不清楚她是否有零工。他们家最近也没有到社区办什么事。”
通过社区工作人员，记者还得到一点证实，来女士与许某某是二婚重组家庭，来女士与第一任丈夫生了大女儿，跟第二任丈夫生了二女儿。社区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事发后，网上各种传言很多，但是呼吁大家不要轻信，也早日还这个家庭平静。
在受访居民看来，来女士和许某某二人至少外人看来是恩爱的，看不出什么矛盾，但是裂痕也许已经在婚姻背后滋生。警方官方通报中提到，许某某的杀人动机是因为家庭矛盾。
记者通过别的信源还了解到，许某某自认存在性格缺陷，多次向妻子来女士借钱炒股遭到拒绝，再加上对回迁房装修意见不一致，多重因素导致不满，于7月5日凌晨，在家中趁来某某熟睡之际将其杀死，分尸后分散抛弃。至于许某某是否曾要求来女士过户房子给前婚儿子，未能联系到双方亲属证实。
这桩令人唏嘘的案子暂告一段落，但是带给这个家庭的痛苦远远没有消散。来女士的小女儿谁来抚养？孩子怎么才能从爸爸杀害妈妈的阴影中走出来？而双方的其他子女，又怎能忘掉这一切？不知道，许某某是否产生悔意回到2020年7月5日凌晨，一切重来。
婚恋情感问题导致的命案并非孤例
这宗命案虽然只是一个极端案例，但并非孤例。复盘这个悲剧，每个人都能读到复杂的人性、沉甸甸的警示并思考我们的婚恋观。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及媒体公开报道，因婚恋情感问题导致的命案并不鲜见。
2014年，陕西延安。高补元因婚姻家庭矛盾，在公共场所用菜刀将其妻子砍死，刑事一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2016年，上海。朱晓东在位于虹口区的家中与妻子杨俪萍发生争吵，后朱晓东用双手扼住杨俪萍颈部致其机械性窒息死亡。随后，朱晓东将妻子的尸体藏于冰柜内。在之后的三个多月内，朱晓东冒充杨俪萍，通过微信与亡妻的家人和朋友联系。2013年， 南京。吉星鹏凌晨4点多回家，浑身酒气，和妻子祁可欣发生冲突，妻子被砍了二十多刀，经抢救无效死亡。
因婚恋情感问题产生的还有家暴。据报道：2018年，有媒体援引全国妇联数据，中国每7.4 秒就有一位女性遭家暴，平均遭受35次后才会报警。世卫组织在2017年的数据显示，全球三分之一的女性遭受过身体或性暴力，仅有不到10%的女性报过警。
“所有的性格不合、财产纠纷的核心，就是因为缺失的爱”婚恋关系出现问题时，为何容易造成悲剧？如何避免伤害发生？著名情感节目主持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明接受猛犸新闻•东方今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婚恋问题造成的悲剧概括起来就是信任缺失，裂痕加深，矛盾无处化解，精神几近崩溃。
“我们不愿意相信同床共枕的人有的时候会拔刀相向，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同床共枕的人可能会同床异梦。同床共枕的人可能会由于爱之深、责之切，爱之深恨之切，在一次一次的希望之余得到的是一次次的失望，累积起来可能就是绝望，当你无法去想象一个人究竟这种绝望有多么可怕的时候，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会以命相搏！”
张明认为，想要避免或减少这种悲剧的发生，前提，是夫妻之间应该建立起来足够的信任，而信任的原则是坦诚相待，及时沟通生活。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矛盾，不可能没有误会，可怕的是面对矛盾不予理睬，面对误会不予解释，积怨已深，如人病入膏肓。
其实幸福是有规律也有准则的，只不过是人们在以自我为中心的潜意识当中一次一次地在破坏我们为人处事做人夫妻的底线和原则，也就使得自己一步一步把自己丢进了家庭痛苦的深渊。
“所有的性格不合、财产纠纷的核心，就是因为缺失的爱，所有家庭幸福的根源在于爱与包容。概括起来一句话就是不停的去发现对方优点，忽略他的缺点，这是幸福的基础法则和底层逻辑。”张明说。他最想说的是，不要因为一片乌云哀怨只有阴天，只要用心经营，幸福就在身边。（猛犸新闻•东方今报特派杭州记者 赵丹/文图）#失踪遇害女子丈夫被抓前最后画面# https://t.cn/A6yk2zxR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
江西熊某等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虚假诉讼监督案
（检例第56号）
【关键词】
保险理赔 伪造证据 民事抗诉
【要旨】
假冒原告名义提起诉讼，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取得法院生效裁判文书，非法获取保险理赔款，构成虚假诉讼。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虚假诉讼案件线索，应当强化线索发现和调查核实的能力，查明违法事实，纠正错误裁判。
【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21日，张某驾驶轿车与熊某驾驶摩托车发生碰撞，致使熊某受伤、车辆受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熊某无责任。熊某伤情经司法鉴定为九级伤残。张某驾驶的轿车在甲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事故发生后，熊某经他人介绍同意由周某与保险公司交涉该案保险理赔事宜，但并未委托其提起诉讼，周某为此向熊某支付了5万元。张某亦经同一人介绍同意将该案保险赔偿事宜交周某处理，并出具了委托代理诉讼的《特别授权委托书》。2013年3月18日，周某冒用熊某的名义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周某冒用熊某名义签署起诉状和授权委托书，冒用委托代理人的名义签署庭审笔录、宣判笔录和送达回证，熊某及被冒用的“委托代理人”对此均不知情。该案中，周某还作为张某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此外，本案事故发生时，熊某为农村户籍，从事钢筋工工作，居住上饶县某某村家中，而周某为实现牟取高额保险赔偿金的目的，伪造公司证明和工资表，并利用虚假材料到公安机关开具证明，证明熊某在2011年9月至2012年10月在县城工作并居住。2013年6月17日，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信民一初字第470号民事判决，判令甲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向原告熊某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18723.33元。甲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10月18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饶中民一终字第57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甲保险公司赔偿熊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06723元。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16年3月，上饶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熊某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又提起诉讼，经调阅相关卷宗，发现周某近两年来代理十余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涉保险索赔案件，相关案件中存在当事人本人未出庭、委托代理手续不全、熊某的工作证明与个人基本情况明显不符等疑点，初步判断有虚假诉讼嫌疑。
调查核实 根据案件线索，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熊某本人了解情况，查明2013年3月18日的民事起诉状非熊某本人的意思表示，起诉状中签名也非熊某本人所签，熊某本人对该起诉讼毫不知情，并不认识起诉状中所载原告委托代理人，亦未委托其参加诉讼；二是向有关单位核实熊某出险前的经常居住地和工作地，查明周某为套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赔偿标准获取非法利益，指使某汽车服务公司伪造了熊某工作证明和居住证明；三是对周某代理的13件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案件进行梳理，发现均涉嫌虚假诉讼，本案最为典型；四是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查实了周某通过冒用他人名义虚构诉讼主体、伪造授权委托书、伪造工作证明以及利用虚假证据材料骗取公安机关证明文件等事实。
监督意见 2016年6月26日，上饶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2016年11月5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饶中民一终字第573号民事调解书系虚假调解，周某伪造原告起诉状、假冒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提起虚假诉讼，非法套取高额保险赔偿金，扰乱诉讼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监督结果 2017年8月1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民再第4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是一起由周某假冒熊某诉讼代理人向法院提起的虚假诉讼案件，熊某本人及被冒用的诉讼代理人并未提起和参加诉讼，原一审判决和原二审调解书均有错误，裁定撤销，终结本案审理程序。同时，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作出（2017）赣民再第45号民事制裁决定书，对周某进行民事制裁。2019年1月，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一审法官、信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戴某给予撤职处分。
【指导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强化线索发现和调查核实的能力。虚假诉讼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仅从诉讼活动表面难以甄别，要求检察人员在履职过程中有敏锐的线索发现意识。本案中，就线索发现而言，检察人员注重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庭审过程的异常，“原告代理人”或无法发表意见，或陈述、抗辩前后矛盾；二是案件材料和证据异常，熊某工作证明与其基本情况、履历明显不符；三是调解结案异常，甲保险公司二审中并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告代理人”为了迅速达成调解协议，主动提出减少保险赔偿数额，不符合常理。以发现的异常情况为线索，开展深入的调查核实工作，是突破案件瓶颈的关键。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综合运用询问有关当事人或者知情人，查阅、调取、复制相关法律文书或者证据材料、案卷材料，查询财务账目、银行存款记录，勘验、鉴定、审计以及向有关部门进行专业咨询等调查措施。同时，应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的沟通协作。本案中，检察机关及时移送刑事犯罪案件线索，通过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手段，查实了周某虚假诉讼的事实。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二十三条
江西熊某等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虚假诉讼监督案
（检例第56号）
【关键词】
保险理赔 伪造证据 民事抗诉
【要旨】
假冒原告名义提起诉讼，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取得法院生效裁判文书，非法获取保险理赔款，构成虚假诉讼。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虚假诉讼案件线索，应当强化线索发现和调查核实的能力，查明违法事实，纠正错误裁判。
【基本案情】
2012年10月21日，张某驾驶轿车与熊某驾驶摩托车发生碰撞，致使熊某受伤、车辆受损，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熊某无责任。熊某伤情经司法鉴定为九级伤残。张某驾驶的轿车在甲保险公司投保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
事故发生后，熊某经他人介绍同意由周某与保险公司交涉该案保险理赔事宜，但并未委托其提起诉讼，周某为此向熊某支付了5万元。张某亦经同一人介绍同意将该案保险赔偿事宜交周某处理，并出具了委托代理诉讼的《特别授权委托书》。2013年3月18日，周某冒用熊某的名义向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周某冒用熊某名义签署起诉状和授权委托书，冒用委托代理人的名义签署庭审笔录、宣判笔录和送达回证，熊某及被冒用的“委托代理人”对此均不知情。该案中，周某还作为张某的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
此外，本案事故发生时，熊某为农村户籍，从事钢筋工工作，居住上饶县某某村家中，而周某为实现牟取高额保险赔偿金的目的，伪造公司证明和工资表，并利用虚假材料到公安机关开具证明，证明熊某在2011年9月至2012年10月在县城工作并居住。2013年6月17日，上饶市信州区人民法院作出（2013）信民一初字第470号民事判决，判令甲保险公司在保险限额内向原告熊某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18723.33元。甲保险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10月18日，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3）饶中民一终字第573号民事调解书，确认甲保险公司赔偿熊某医疗费、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共计106723元。
【检察机关监督情况】
线索发现 2016年3月，上饶市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熊某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后又提起诉讼，经调阅相关卷宗，发现周某近两年来代理十余件道路交通事故责任涉保险索赔案件，相关案件中存在当事人本人未出庭、委托代理手续不全、熊某的工作证明与个人基本情况明显不符等疑点，初步判断有虚假诉讼嫌疑。
调查核实 根据案件线索，检察机关重点开展了以下调查核实工作：一是向熊某本人了解情况，查明2013年3月18日的民事起诉状非熊某本人的意思表示，起诉状中签名也非熊某本人所签，熊某本人对该起诉讼毫不知情，并不认识起诉状中所载原告委托代理人，亦未委托其参加诉讼；二是向有关单位核实熊某出险前的经常居住地和工作地，查明周某为套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赔偿标准获取非法利益，指使某汽车服务公司伪造了熊某工作证明和居住证明；三是对周某代理的13件道路交通事故保险理赔案件进行梳理，发现均涉嫌虚假诉讼，本案最为典型；四是及时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查实了周某通过冒用他人名义虚构诉讼主体、伪造授权委托书、伪造工作证明以及利用虚假证据材料骗取公安机关证明文件等事实。
监督意见 2016年6月26日，上饶市人民检察院提请抗诉。2016年11月5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饶中民一终字第573号民事调解书系虚假调解，周某伪造原告起诉状、假冒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提起虚假诉讼，非法套取高额保险赔偿金，扰乱诉讼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监督结果 2017年8月1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民再第45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是一起由周某假冒熊某诉讼代理人向法院提起的虚假诉讼案件，熊某本人及被冒用的诉讼代理人并未提起和参加诉讼，原一审判决和原二审调解书均有错误，裁定撤销，终结本案审理程序。同时，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还作出（2017）赣民再第45号民事制裁决定书，对周某进行民事制裁。2019年1月，上饶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一审法官、信州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戴某给予撤职处分。
【指导意义】
检察机关办理民事虚假诉讼监督案件，应当强化线索发现和调查核实的能力。虚假诉讼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仅从诉讼活动表面难以甄别，要求检察人员在履职过程中有敏锐的线索发现意识。本案中，就线索发现而言，检察人员注重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庭审过程的异常，“原告代理人”或无法发表意见，或陈述、抗辩前后矛盾；二是案件材料和证据异常，熊某工作证明与其基本情况、履历明显不符；三是调解结案异常，甲保险公司二审中并未提交新的证据，“原告代理人”为了迅速达成调解协议，主动提出减少保险赔偿数额，不符合常理。以发现的异常情况为线索，开展深入的调查核实工作，是突破案件瓶颈的关键。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综合运用询问有关当事人或者知情人，查阅、调取、复制相关法律文书或者证据材料、案卷材料，查询财务账目、银行存款记录，勘验、鉴定、审计以及向有关部门进行专业咨询等调查措施。同时，应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的沟通协作。本案中，检察机关及时移送刑事犯罪案件线索，通过公安机关侦查取证手段，查实了周某虚假诉讼的事实。
【相关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
《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第二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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