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导读：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韩焕忠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太虚大师《略说贤...韩焕忠博士：20世纪的华严宗判教研究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韩焕忠
华严宗判教是天台宗“五时八教”以外又一种非常重要的教相判释，历来就备受佛教界和学术界的重视，在20世纪涌现的佛学研究成果中，对此多有述及。
✨太虚大师《略说贤首义》为佛教界内部华严宗判教研究的代表作。 他在文中评价说：“贤首大师以三时、十仪、六宗、五教、三观立一家言，而第一时、第六宗、第五教、第三观之极品，则集中于六相、十玄。 然三时大同嘉祥三种*轮，于第二时更分三时，亦大同天台渐初、渐中、渐后，其十仪亦信天台化仪四教分析开立，而六宗第一随相法执宗所分小乘六宗，袭自慈恩，第二唯识法相宗至第六法界圆融宗固出创见，然此亦随所判‘分始’、‘空始’及终、顿、圆四教而来，故其根柢唯在于教，而五教实为贤首义之纲骨也。… 要之，贤首于佛果实智之境，宗依《华严》发挥者，实有足多，于明佛果利他权智之秘妙，则又多推天台依《法华》者为擅长耳。”[1] 指出了华严宗判教学说对三论宗、法相宗尤其是天台宗的借鉴和融会，以及华严、天台两家判教各自的殊胜之处。
✨周叔迦在《八宗概要》中叙述了华严宗所立五教的基本内容及断惑范围，并与天台宗的判教学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两家判教目的的差异。 他说：“贤首宗的判教与天台宗的判教在旨趣上是有所不同的。天台宗的判教，虽然是把各经论各派系不同的主张各各给以合法的地位而免除争论，但是更重要的是指导修行，考验观行。… 贤首宗的法界观，不是下根劣器所能企及，而其判教的目的在于弭争，使不同的主张各各有其地位，兼带可以使圆宗学人总摄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归于圆教。” 他对法藏弟子慧苑的判教也有述及，认为“是慧苑并不能绍述法藏之学，致使贤首一宗几乎中断。”[2] 这自然是着眼于法藏所创华严义理的传承而得出的结论。
✨吕澂先生对《华严教义章》(即法藏所着《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解说实际上就是专就华严宗判教而谈的。 他指出，判教、心性、修为是中国佛教的主要理论，而法藏之前就已经形成许多重要的判教学说。 他把华严宗的判教放到中国佛教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以慈恩宗依《解深密经》立三时教说是“突如其来地把中国原来的判教完全抛开”，而其后法藏的判教则“又恢复了中国佛教原来的系统，以天台宗的五时八教说为基础，用《华严宗》的说法加以修改，提出小、始、终、顿、圆五教判释的理论。”他看到了华严宗判教与当时佛教发展状况之间的不相协调，认为“佛教到贤首的时候，已经形成许多教，参差不齐，无论怎样会通，也还是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 贤首只好把各教都认作一结。它们互相交错，最后又都可以归于一音。 贤首的义学，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义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从那以后就衰落了。”[3] 由此愈益显出法藏判教的意义重大。
✨方东美先生对华严宗的形上奥义非常欣赏，他从杜顺的五教止观入手，将五教判释视为层层升进的阶梯，循此可臻“彼是相需”、“相摄互涵”、“周遍含容”、“一体周匝”的华严理境。 他认为：“华严宗体系发为一派理想唯实论，博大精深，极能显扬中国人在哲学上所表现之广大和谐性。遮那佛教之成就宛若一部芳菲蓊勃之诗篇，一方面摄取文殊所代表之超越智慧，他方面又结合普贤所采取之伟大愿行，两者因圆果满，一体俱融，组成无穷广大之一真法界，顿使人人自觉本所固有之佛性妙如印海，一时炳现。”[4] 方氏的分疏显示了华严判教之于教理建构的重大意义，在世界哲学范围内凸现了华严圆教的殊胜性。
✨唐君毅先生则甚为推崇华严宗的判教，而对天台宗不能不有所褒贬。 他认为天台宗以《法华经》为圆教的原因，在于经中具有“开权显实”、“废权立实”的说法，但这自然也表明该经“有权可废，意在开显”。 而《华严经》则是如实演说佛的真实境界，本来就无权可废，而意在“直显”，正是“佛之本怀”。 《华严经》是“直依本教流出”，而《法华经》则是“摄末归本”，而其所摄归的“本”，正是《华严经》。 他从受教众生的根机高下利钝对两宗进行评判，认为天台宗义理较契于那些切实笃行的人，而华严宗义理则较适合那些利根上智。[5] 唐氏的解释，对于我们理解佛教史上台净合流、华严禅化等现象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启发。
✨牟宗三先生对天台与华严两宗的佛学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他比较两宗判教，认为天台圆教是“圆具诸法”的圆教，而华严宗的“别教一乘圆教”是“缘理断九”，高居于其他佛教经典和理论之上，隔别不融，从而认定华严宗判教不如天台宗判教圆融、圆满。 但牟氏也认识到华严宗始教与终教的分判较之天台宗的别教有其细密之处，因此他将天台宗的别教分为始别教和终别教，使阿赖耶说与如来藏说两系佛法之间能有清晰而明确地分判。[6] 牟氏融合两宗判教，各取其长，使判释这一古老的学术方法得以重放异彩，展示出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仍然具有的价值。
✨任继愈先生《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是六、七十年代以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佛教的代表作。 该书对华严宗判教比较重视，认为从中可以“看出它的根本观点”、“看出它对唯物主义的坚决仇视，以及和其他宗派之间的异同”。 任先生根据宗密的《华严原人论》，对华严宗的判教观点进行了评论。 任先生认为，宗密的《原人论》“直接对世界的起源、生命的起源、人类社会不平等富贵贫贱等作了明确的宗教唯心主义的解说”，宗密的“破痴迷”是“明确地对传统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攻击”，宗密的“斥偏浅”是佛教内部不同思想之间的斗争。 其中对人天教的批判“只不过埋怨人天教把因果报应的理论讲的简单化了，对宗教的宣传不利”，对小乘教的批判是因为“小乘佛教对唯物主义的让步”“有二元论的嫌疑”，对大乘法相教的批判是由于该教“没有彻底否定一切存在的实在性，他们的唯心主义不够彻底”，“把空头支票开得过远，对争取群众不利”，宗密对大乘破相教的赞赏是因为它是“最完全、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宗教哲学”，对它的批判则是因为它“同时也给佛教立场带来一些破坏”。 因此宗密认为“只有‘一乘显性教’(华严宗)才能显示佛教最高、最圆满的真理”。[7] 任先生详于“破斥”而忽其“会通本末”的评述，带有极强烈的时代特色。
✨方立天先生对华严宗义理的研究用力颇深，对华严宗判教也相当重视，这充分体现他的《法藏评传》中。方先生在该书中详细解说了法藏五教、十宗、称法本教与逐机末教、同教一乘与别教一乘等教义内涵，并将法藏的判教置入中国佛教判教史中进行比较和评价。 方先生认为，法藏的判教“相对于以往的判教诸说，显示出一定的完备性”，表现在吸收天台宗的四教说与法相唯识宗的判教理论、沿着大乘有宗的思想途径进而融摄大乘空宗的学说并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等方面。 但方先生同时也认为，法藏对三乘的区分、大乘与一乘的区分、判《华严经》为圆教、圆教中又分同教一乘圆教与别教一乘圆教等，分判不清，没有作出圆满的说明，所以说“法藏判教说虽然在某方面超过了天台宗，但是他的创造性和严谨性则比天台宗大为逊色”，“重视吸收天台宗的判教说，但又过多因袭，较少超越”。 方先生还指出，从判教中可以看出法藏“从有至空再到实有”、“由偏至圆”、“由渐至顿”、“由相对至绝对，由方便到究竟”四个鲜明的哲学倾向，反映出法藏重视有序思维、融合思维的佛教哲学思维方式的特质。[8] 这些说法都很客观、公正，是他人没有或很少提到的。
✨董群先生《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一书通过对宗密佛学思想的剖析，全面展示了宗密对中国佛教判教尤其是华严宗判教的运用与发展。 董先生以“融合的佛教”对宗密佛学作总体上的评价和界定，而宗密所作的融合，无论是儒佛道三教之间的融合，还是禅三宗与教三种之间的融合，或者渐修与顿悟之间的融合，都是以华严宗和南禅荷泽宗的“灵知真心”为本体论基础的融合，所以他自然会将所融合的各种思想和学说放到“灵知真心”的天平上进行称量一番。 董先生认为，宗密提出了中国佛教发展的融合方略，对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作出了批判性总结，对中印佛教特别是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评价，在判教观上达到了中国佛教的最高水平，规范了后世佛教的发展道路，对中国佛教乃至中国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9] 董先生拓宽了华严经判教研究的视野，发掘了华严宗判教的文化意蕴，对人类的文化创造提供了某些启发。
[太阳]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如魏道儒先生的《中国华严宗通史》，王仲尧先生的《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等，都涉及到华严宗的判教学说。 魏先生对法藏、李通玄、慧苑、澄观、宗密的判教都有所评述，尤其是简述了道亭、师会、观复和希迪等宋代“华严四大家”对法藏《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的注释，使人们了解到华严宗判教在华严义学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和重大影响。[10] 但由于受通史体例的限制，魏先生在该书中对华严宗判教的研究只能是介绍性质的，未能得以充分的展开。 对于慧苑的四宗判教，论者历来以为是变乱华严家法，不能绍述前修，王仲尧先生则别具只眼，一反此论，认为慧苑的判教既符合佛教发展的历史实际，又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这无疑是跳出了宗派传承考量角度的学者之论。[11]
[心][太阳]总起来看，关于华严宗判教的研究成果是丰富多彩的，而且也是非常细致深入的。 一般都注意到将华严宗的判教与其他佛教判教，其中特别是天台宗的判教，进行比较，以凸现华严宗判教的特色，视野一般都集中在法藏、宗密等祖师的学说之中，这些成果对于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开展，帮助人们掌握中国佛教的特质，理解高僧大德纵横捭阖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视域的心胸与气魄，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
[1]释太虚《略说贤首义》，黄夏年主编《太虚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周叔迦《八宗概要》，《周叔迦佛学论着集》，中华书局，1991年。
[3]吕澂《华严教义章略解》，黄夏年主编《吕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4]方东美《华严宗哲学》上、下册，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卷三，学生书局。
[6]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下册)，台湾学生书局。
[7]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人民出版社1963年。
[8]方立天《法藏评传》，京华出版社，1995年版。
[9]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
[10]魏道儒《中国华严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11]王仲尧《隋唐佛教判教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
[编者按]
——本文原载《浙江佛教》1994年第1期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2022〕6号】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2022〕6号
关于开展全区两轮核酸检测的通告
根据我区疫情防控形势，为有效管控疫情传播扩散风险，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利用周末时间在全区开展两轮核酸检测。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全区全员核酸检测
全区人员按照“应检必检，不落一人”的要求，完成各轮次核酸检测。请市民密切关注本区域核酸检测时间，按所在街道社区通知分时段参加核酸检测并做好个人防护，检测完毕立即返回居所。
二、非城市保障型企业居家办公或闭环式管理
除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水、电、燃油、燃气、通讯、环卫、粮油肉菜供应等公共服务类企业与保障香港供应企业之外，其余企业居家办公。员工生活、工作、交通都在园区内，实行“两点一线”封闭式管理的企业，做好各项防疫措施，可正常生产。除保障市民基本需要的生活超市（含农贸市场）、药店、医疗机构、餐饮类企业（只提供快递外卖服务）之外，其他营业场所、门店一律停业。
三、暂停非必要人员流动与活动
除保障城市运行及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外，全区公交、地铁停运。全区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四、保障市民群众居家生活供应
市场监管、工信等部门和保供企业确保市民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各街道和各社区建立专门的服务保障队伍，设立暖心服务热线，及时响应市民诉求。
上述措施自9月3日0时至9月4日24时期间实行，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动态调整。
感谢广大市民支持理解配合！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2年9月2日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通告（第60号）
根据当前我区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第九版）》相关规定，经专家组研判，自2022年8月31日起，龙华区在辖区的观湖街道划定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和低风险区。
一、高风险区
将观湖街道樟溪社区下围新邨A栋A2至A4单元划为高风险区。实行封控措施，期间“足不出户、上门服务”。区域内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且第7天风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降为中风险区；连续3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
二、中风险区
将观湖街道樟溪社区下围新邨A栋A1单元划为中风险区。实行管控措施，期间“人不出区、错峰取物”。区域内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且第7天风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降为低风险区。
三、低风险区
将观湖街道全域（除中、高风险区外）划为低风险区。加强个人防护、避免聚集，区域内人员离开深圳市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所有中、高风险区解除后，观湖街道全域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
以上措施自2022年8月31日10时起执行，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中、高风险区域内居民如遇到生活、就医等困难，可拨打暖心服务热线：观湖街道29359922，樟溪社区23736562、23739725。
特此通告。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9月2日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通告（第61号）
根据当前我区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第九版）》相关规定，经专家组研判，自2022年9月1日起，龙华区在辖区的民治街道划定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和低风险区。
一、高风险区
将民治街道民强社区东边新村二区第24栋划为高风险区。实行封控措施，期间“足不出户、上门服务”。区域内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且第7天风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降为中风险区；连续3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
二、中风险区
将民治街道民强社区民治第一工业区第6栋、11栋、18栋划为中风险区。实行管控措施，期间“人不出区、错峰取物”。区域内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且第7天风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降为低风险区。
三、低风险区
将民治街道全域（除中、高风险区外）划为低风险区。加强个人防护、避免聚集，区域内人员离开深圳市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所有中、高风险区解除后，民治街道全域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
以上措施自2022年9月1日0时起执行，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中、高风险区域内居民如遇到生活、就医等困难，可拨打暖心服务热线：民治街道28189971、28189972、28189973、28189974、28189975，民强社区81754409。
特此通告。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9月2日
来源 | 深圳龙华融媒发布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2022〕6号
关于开展全区两轮核酸检测的通告
根据我区疫情防控形势，为有效管控疫情传播扩散风险，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利用周末时间在全区开展两轮核酸检测。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全区全员核酸检测
全区人员按照“应检必检，不落一人”的要求，完成各轮次核酸检测。请市民密切关注本区域核酸检测时间，按所在街道社区通知分时段参加核酸检测并做好个人防护，检测完毕立即返回居所。
二、非城市保障型企业居家办公或闭环式管理
除保障市民生活和城市基本运行的水、电、燃油、燃气、通讯、环卫、粮油肉菜供应等公共服务类企业与保障香港供应企业之外，其余企业居家办公。员工生活、工作、交通都在园区内，实行“两点一线”封闭式管理的企业，做好各项防疫措施，可正常生产。除保障市民基本需要的生活超市（含农贸市场）、药店、医疗机构、餐饮类企业（只提供快递外卖服务）之外，其他营业场所、门店一律停业。
三、暂停非必要人员流动与活动
除保障城市运行及供港物资货运的交通外，全区公交、地铁停运。全区社区小区、城中村、产业园区实行封闭式管理。
四、保障市民群众居家生活供应
市场监管、工信等部门和保供企业确保市民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稳定。各街道和各社区建立专门的服务保障队伍，设立暖心服务热线，及时响应市民诉求。
上述措施自9月3日0时至9月4日24时期间实行，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动态调整。
感谢广大市民支持理解配合！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
2022年9月2日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通告（第60号）
根据当前我区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第九版）》相关规定，经专家组研判，自2022年8月31日起，龙华区在辖区的观湖街道划定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和低风险区。
一、高风险区
将观湖街道樟溪社区下围新邨A栋A2至A4单元划为高风险区。实行封控措施，期间“足不出户、上门服务”。区域内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且第7天风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降为中风险区；连续3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
二、中风险区
将观湖街道樟溪社区下围新邨A栋A1单元划为中风险区。实行管控措施，期间“人不出区、错峰取物”。区域内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且第7天风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降为低风险区。
三、低风险区
将观湖街道全域（除中、高风险区外）划为低风险区。加强个人防护、避免聚集，区域内人员离开深圳市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所有中、高风险区解除后，观湖街道全域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
以上措施自2022年8月31日10时起执行，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中、高风险区域内居民如遇到生活、就医等困难，可拨打暖心服务热线：观湖街道29359922，樟溪社区23736562、23739725。
特此通告。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9月2日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通告（第61号）
根据当前我区疫情防控工作需要，按照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方案（第九版）》相关规定，经专家组研判，自2022年9月1日起，龙华区在辖区的民治街道划定高风险区、中风险区和低风险区。
一、高风险区
将民治街道民强社区东边新村二区第24栋划为高风险区。实行封控措施，期间“足不出户、上门服务”。区域内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且第7天风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降为中风险区；连续3天无新增感染者降为低风险区。
二、中风险区
将民治街道民强社区民治第一工业区第6栋、11栋、18栋划为中风险区。实行管控措施，期间“人不出区、错峰取物”。区域内连续7天无新增感染者，且第7天风险区域内所有人员完成一轮核酸筛查均为阴性，降为低风险区。
三、低风险区
将民治街道全域（除中、高风险区外）划为低风险区。加强个人防护、避免聚集，区域内人员离开深圳市持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所有中、高风险区解除后，民治街道全域实施常态化防控措施。
以上措施自2022年9月1日0时起执行，后续将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适时调整。中、高风险区域内居民如遇到生活、就医等困难，可拨打暖心服务热线：民治街道28189971、28189972、28189973、28189974、28189975，民强社区81754409。
特此通告。
深圳市龙华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2022年9月2日
来源 | 深圳龙华融媒发布
【滥用金融机构实控权实施金融犯罪的定性分析】“明天系”金融犯罪案是一起利用、操控多家金融机构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新类型案件，所涉金融罪名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和违法运用资金罪，这些罪名所要求的是不同的犯罪主体，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一般主体犯罪，而且往往要求行为人不具备金融机构资质；而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和违法运用资金罪是《刑法修正案（六）》增设罪名，其犯罪主体是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特殊主体。本案认定明天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天控股）作为不具有金融机构资质的一般主体，是否能够同时构成上述相关罪名？是否存在定罪上的逻辑矛盾？需要予以重点关注。我们认为，本案的定罪基础在于明天控股具备金融机构实控人的身份，其能够直接支配、操控金融机构。
一、明天控股操控多家持牌金融机构吸收资金，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明天控股操控并用于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金融机构有新时代信托、天安财险、天安金交中心。其中新时代信托、天安财险是持牌金融机构，本身具备销售信托产品、保险产品的资质，也就说具有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合法资质，明天控股利用上述金融机构吸收资金，其违法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信托法》第6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原银监会2007年《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33条规定，信托公司不得向关联方融出资金或转移财产，《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27条规定，不得将信托资金直接或间接运用于信托公司的股东及其关联人。明天控股利用其实控人身份，操控新时代信托发行信托计划，实质上是利用金融机构的合法外壳非法吸收资金，违反了上述规定，具有非法性。其次，《保险法》、原保监会2012年《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产保险公司投资型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均明确规定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必须经过原保监会批准。明天控股操控天安财险，违反上述规定，超出发售比例和销售规模，销售各类投资型保险产品，其行为亦具有非法性。再次，与上述两家金融机构不同，天安金交中心是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依法只能提供借贷信息的中介服务，不得自融和变相自融。明天控股利用天安金交中心融资，超越了中介服务的经营业务范围，其违法性相对明显和突出，无需赘述。
二、明天控股是否符合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主体要件？其运用包商银行资金的行为是否构成本罪？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是刑法第185条之一规定的罪名，在实践中的适用不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有按照法律规定及与客户间的约定，审慎运用客户资金、实现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本罪主要处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财产的金融背信行为。本案中，明天控股操控包商银行，直接或间接购买明天控股设计的内容不实的信托计划、资管计划，占用银行客户存款和理财资金，其行为违反《商业银行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等多项法律法规规定，违背了商业银行诚信义务与信用承诺，符合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构成要件。同时，明天控股违规占用银行资金，使金融资产脱离监管视线，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和隐患，与金融安全的理念背道而驰，应当依法予以定罪处罚。
既然本罪是特殊主体犯罪，为什么追究明天控股的刑事责任呢？本案中，明天控股通过隐形持股、分散控股等方式，规避监管，违反国家关于单一股东对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要求，违规对包商银行形成绝对控股，同时通过派遣高管，实现对包商银行进行股权、人事等方面的绝对控制。包商银行作出的相关决策均是体现了明天控股的单位意志，因此有必要且可以追究明天控股的刑事责任。
三、明天控股运用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易安财险等保险公司险资的行为定性
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有一定区别，违法运用资金罪的主体主要是社保机构、保险公司等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特殊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资金安全理应得到充分的监管和保障，否则后果难以预料。社保机构、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的，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出于对公众资金的特殊保护，本罪在处罚上采用单罚制，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
本案中，明天控股操控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易安财险等保险公司，隐瞒保险资金的真实去向，突破关联交易监管要求，违规占用险资，既违反了《保险法》《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又严重违背稳健、安全投资的原则，侵害了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当以违法运用资金罪进行打击、处理。同时，如前所述，同样因为明天控股在股权、人事等方面对上述保险公司进行绝对控制，保险公司的行为实际体现明天控股的意志，应当追究明天控股的刑事责任。（华东政法大学 刘宪权）
一、明天控股操控多家持牌金融机构吸收资金，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明天控股操控并用于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的金融机构有新时代信托、天安财险、天安金交中心。其中新时代信托、天安财险是持牌金融机构，本身具备销售信托产品、保险产品的资质，也就说具有向社会公众吸收资金的合法资质，明天控股利用上述金融机构吸收资金，其违法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信托法》第6条规定，设立信托，必须有合法的信托目的。原银监会2007年《信托公司管理办法》第33条规定，信托公司不得向关联方融出资金或转移财产，《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第27条规定，不得将信托资金直接或间接运用于信托公司的股东及其关联人。明天控股利用其实控人身份，操控新时代信托发行信托计划，实质上是利用金融机构的合法外壳非法吸收资金，违反了上述规定，具有非法性。其次，《保险法》、原保监会2012年《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产保险公司投资型保险业务管理的通知》均明确规定销售投资型保险产品必须经过原保监会批准。明天控股操控天安财险，违反上述规定，超出发售比例和销售规模，销售各类投资型保险产品，其行为亦具有非法性。再次，与上述两家金融机构不同，天安金交中心是网络借贷信息中介平台，依法只能提供借贷信息的中介服务，不得自融和变相自融。明天控股利用天安金交中心融资，超越了中介服务的经营业务范围，其违法性相对明显和突出，无需赘述。
二、明天控股是否符合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主体要件？其运用包商银行资金的行为是否构成本罪？
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是刑法第185条之一规定的罪名，在实践中的适用不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有按照法律规定及与客户间的约定，审慎运用客户资金、实现金融资产保值、增值的目的。本罪主要处罚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财产的金融背信行为。本案中，明天控股操控包商银行，直接或间接购买明天控股设计的内容不实的信托计划、资管计划，占用银行客户存款和理财资金，其行为违反《商业银行法》《关于进一步加强商业银行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等多项法律法规规定，违背了商业银行诚信义务与信用承诺，符合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构成要件。同时，明天控股违规占用银行资金，使金融资产脱离监管视线，带来巨大的安全风险和隐患，与金融安全的理念背道而驰，应当依法予以定罪处罚。
既然本罪是特殊主体犯罪，为什么追究明天控股的刑事责任呢？本案中，明天控股通过隐形持股、分散控股等方式，规避监管，违反国家关于单一股东对金融机构持股比例的要求，违规对包商银行形成绝对控股，同时通过派遣高管，实现对包商银行进行股权、人事等方面的绝对控制。包商银行作出的相关决策均是体现了明天控股的单位意志，因此有必要且可以追究明天控股的刑事责任。
三、明天控股运用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易安财险等保险公司险资的行为定性
与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有一定区别，违法运用资金罪的主体主要是社保机构、保险公司等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特殊金融机构。这些机构的资金安全理应得到充分的监管和保障，否则后果难以预料。社保机构、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违反国家规定运用资金的，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出于对公众资金的特殊保护，本罪在处罚上采用单罚制，仅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
本案中，明天控股操控华夏人寿、天安人寿、易安财险等保险公司，隐瞒保险资金的真实去向，突破关联交易监管要求，违规占用险资，既违反了《保险法》《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又严重违背稳健、安全投资的原则，侵害了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应当以违法运用资金罪进行打击、处理。同时，如前所述，同样因为明天控股在股权、人事等方面对上述保险公司进行绝对控制，保险公司的行为实际体现明天控股的意志，应当追究明天控股的刑事责任。（华东政法大学 刘宪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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