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7日，一则消息又将蔡徐坤推上热搜“爆”榜：今年7月，蔡徐坤在北京举行演唱会，由于其代理公司圣臻文化没有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违规操作，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法对圣臻文化进行罚款。
由于蔡徐坤本身所具有的高话题度，很快，各大平台热搜榜均被此消息占领。粉丝们有条不紊组织“说辞”，列举大量材料，主要观点大致有：代理公司违规和蔡徐坤本人无关、所谓“违规”的卖票行为实际是给粉丝送的福利票、通报写明了“无违法所得”。而对此进行强烈谴责的网友也明确指出：违规就是违规了，虽然是代理公司，但是和演唱会相关方的勾连也很难说清楚。
争论纷纷不休。那么演出行业类似的违规操作多么？“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究竟是什么？一位在文娱演出行业深耕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类似违规事件在业内不在少数，蔡徐坤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希望广大从业人员引以为戒。
主要问题：申请报批的公司和实际运作的公司不一致
2021年7月17日，蔡徐坤在北京市凯迪拉克中心举办“迷”个人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受到极高关注度。根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今年6月的北京市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可以了解，蔡徐坤“迷”演唱会是获得了演出许可的，但是获得许可的举办单位是“永稻星（北京）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而在通报中，写的是“上海某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在该艺人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演出活动中，实际负责演出内容、演出票务、收入结算等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其中“上海某某文化”即是演唱会代理公司上海圣臻文化。
业内人士提到，虽然自己并不了解蔡徐坤演唱会具体的合作情况，但是在行业里，多家公司一起合作办演出是非常常见的事，有主办有合作有代理。“但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如果你要实际运营演出，你就必须要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资质。不能你获得报批的是一家公司，但实际运作票务、掌握经营权的又是另一家公司。”该人士指出，通报的关键就在“实际负责演出内容、演出票务、收入结算”这件事上。
“没有资质，你去实际操作票务的事，和经营、钱扯上关联，这就是踩红线，就是违规。”该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类似于“代理报批”的行为在行业里并不少见。据他所知，一些小型的演出偶尔也有类似操作，而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被严令禁止的。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是什么？
在我国，只有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以及个体演员，才能从事各类营业性演出活动。营业性演出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为公众举办的现场文艺表演活动，无论是国外来华的演出，还是大陆、港澳台的演出，都属于营业性演出。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取得，除了常规的经营范围、营业执照等要素外，最难获得的是至少要有3名持证演出经纪人，且演出经纪资格证上的从业单位是申办企业，并提供人员的社保证明。这就为利用“挂靠”资格等方式获取三个证书提供了一定难度。
而另一位演出经纪公司工作人员也向记者透露，许多经纪公司本身只是专注做艺人经纪的，但是艺人红了之后又想办演出。涉及此类营业性演出就会缺乏资质。所以一旦参与到和其他机构的演出项目合作中，这种踩线违规就极易发生。这种情况在演出经纪圈子里并不少见。
尤其是随着网络直播的日益火爆，最新的规定也将直播平台、MCN等机构纳入管理。按照规定，包括经纪公司、直播平台、演出机构、MCN机构等，想要组织演出，也必须要先具备《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才能与艺人或主播签约。
违规操作以小见大，背后问题值得深思
本次事件中，被文旅部点名的是圣臻文化。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0月，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含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等。有不少网友分析，这家公司实际是蔡徐坤在暗中“操作”，但天眼查显示该公司与蔡徐坤并无商业上的实际关联。
而通报中提到的“存在侵害公众正常购票观演权益的风险”被不少网友解读为：自己当“黄牛”卖高价票。记者也向一些蔡徐坤粉丝了解到，演唱会时有一部分门票采用了免费赠送的方式，而且本场演唱会采用实名制，就是为了限制“黄牛”，“还有一些免费票是回馈给医生护士的，很多人都收到了。”
粉丝们认为，通报里提到的“正常购票权益的风险”正是因为蔡徐坤演唱会上的一部分免费票没有进入正常平台售卖系统，导致了问题，而事件的初心和出发点是好的，因此粉丝也特别点出处罚中所写的“无违法所得”。
针对此类情况，业内人士认为，不管初心如何，也不能因为任何理由踩线和违规，因为它容易引发行业乱象。
该人士透露道，在以前监管不严的时候，一些小的演出中，主办方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没有向文旅局取得演出许可就办演出，“这种情况我也听说过的。”如果不能公开售票，主办方也会和部分平台合作，获取购票二维码，采用不公开的形式卖票。他也坦然道，有些演出方生存确实不易，而票务平台的抽成和手续费过高，也让一部分演出方明知自身没有营业性的资质，也要自己操作票务。
“因为在一系列违规操作的背后，不管是多小的违规，一旦不加监管，导致的可能是更多更大的问题。正是因为蔡徐坤具有高知名度，粉丝众多，更应该谨慎言行，以身作则，合作的代理公司也应该多加约束。”业内人士认为，蔡徐坤的代理公司被处罚，也可以为行业树立一个典型，提示大家多注意合法合规。
“演出许可是经过多方审查批准的，是非常严谨的。如果没有营业性资质就要经营演出，那就和没有食品安全证书还要在街上摆摊类似，吃出问题了谁负责呢？”该人士总结道。
由于蔡徐坤本身所具有的高话题度，很快，各大平台热搜榜均被此消息占领。粉丝们有条不紊组织“说辞”，列举大量材料，主要观点大致有：代理公司违规和蔡徐坤本人无关、所谓“违规”的卖票行为实际是给粉丝送的福利票、通报写明了“无违法所得”。而对此进行强烈谴责的网友也明确指出：违规就是违规了，虽然是代理公司，但是和演唱会相关方的勾连也很难说清楚。
争论纷纷不休。那么演出行业类似的违规操作多么？“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究竟是什么？一位在文娱演出行业深耕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类似违规事件在业内不在少数，蔡徐坤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希望广大从业人员引以为戒。
主要问题：申请报批的公司和实际运作的公司不一致
2021年7月17日，蔡徐坤在北京市凯迪拉克中心举办“迷”个人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受到极高关注度。根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今年6月的北京市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可以了解，蔡徐坤“迷”演唱会是获得了演出许可的，但是获得许可的举办单位是“永稻星（北京）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而在通报中，写的是“上海某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在该艺人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演出活动中，实际负责演出内容、演出票务、收入结算等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其中“上海某某文化”即是演唱会代理公司上海圣臻文化。
业内人士提到，虽然自己并不了解蔡徐坤演唱会具体的合作情况，但是在行业里，多家公司一起合作办演出是非常常见的事，有主办有合作有代理。“但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如果你要实际运营演出，你就必须要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资质。不能你获得报批的是一家公司，但实际运作票务、掌握经营权的又是另一家公司。”该人士指出，通报的关键就在“实际负责演出内容、演出票务、收入结算”这件事上。
“没有资质，你去实际操作票务的事，和经营、钱扯上关联，这就是踩红线，就是违规。”该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类似于“代理报批”的行为在行业里并不少见。据他所知，一些小型的演出偶尔也有类似操作，而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被严令禁止的。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是什么？
在我国，只有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以及个体演员，才能从事各类营业性演出活动。营业性演出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为公众举办的现场文艺表演活动，无论是国外来华的演出，还是大陆、港澳台的演出，都属于营业性演出。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取得，除了常规的经营范围、营业执照等要素外，最难获得的是至少要有3名持证演出经纪人，且演出经纪资格证上的从业单位是申办企业，并提供人员的社保证明。这就为利用“挂靠”资格等方式获取三个证书提供了一定难度。
而另一位演出经纪公司工作人员也向记者透露，许多经纪公司本身只是专注做艺人经纪的，但是艺人红了之后又想办演出。涉及此类营业性演出就会缺乏资质。所以一旦参与到和其他机构的演出项目合作中，这种踩线违规就极易发生。这种情况在演出经纪圈子里并不少见。
尤其是随着网络直播的日益火爆，最新的规定也将直播平台、MCN等机构纳入管理。按照规定，包括经纪公司、直播平台、演出机构、MCN机构等，想要组织演出，也必须要先具备《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才能与艺人或主播签约。
违规操作以小见大，背后问题值得深思
本次事件中，被文旅部点名的是圣臻文化。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0月，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含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等。有不少网友分析，这家公司实际是蔡徐坤在暗中“操作”，但天眼查显示该公司与蔡徐坤并无商业上的实际关联。
而通报中提到的“存在侵害公众正常购票观演权益的风险”被不少网友解读为：自己当“黄牛”卖高价票。记者也向一些蔡徐坤粉丝了解到，演唱会时有一部分门票采用了免费赠送的方式，而且本场演唱会采用实名制，就是为了限制“黄牛”，“还有一些免费票是回馈给医生护士的，很多人都收到了。”
粉丝们认为，通报里提到的“正常购票权益的风险”正是因为蔡徐坤演唱会上的一部分免费票没有进入正常平台售卖系统，导致了问题，而事件的初心和出发点是好的，因此粉丝也特别点出处罚中所写的“无违法所得”。
针对此类情况，业内人士认为，不管初心如何，也不能因为任何理由踩线和违规，因为它容易引发行业乱象。
该人士透露道，在以前监管不严的时候，一些小的演出中，主办方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没有向文旅局取得演出许可就办演出，“这种情况我也听说过的。”如果不能公开售票，主办方也会和部分平台合作，获取购票二维码，采用不公开的形式卖票。他也坦然道，有些演出方生存确实不易，而票务平台的抽成和手续费过高，也让一部分演出方明知自身没有营业性的资质，也要自己操作票务。
“因为在一系列违规操作的背后，不管是多小的违规，一旦不加监管，导致的可能是更多更大的问题。正是因为蔡徐坤具有高知名度，粉丝众多，更应该谨慎言行，以身作则，合作的代理公司也应该多加约束。”业内人士认为，蔡徐坤的代理公司被处罚，也可以为行业树立一个典型，提示大家多注意合法合规。
“演出许可是经过多方审查批准的，是非常严谨的。如果没有营业性资质就要经营演出，那就和没有食品安全证书还要在街上摆摊类似，吃出问题了谁负责呢？”该人士总结道。
12月7日，一则消息又将蔡徐坤推上热搜“爆”榜：今年7月，蔡徐坤在北京举行演唱会，由于其代理公司圣臻文化没有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违规操作，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依法对圣臻文化进行罚款。
由于蔡徐坤本身所具有的高话题度，很快，各大平台热搜榜均被此消息占领。粉丝们有条不紊组织“说辞”，列举大量材料，主要观点大致有：代理公司违规和蔡徐坤本人无关、所谓“违规”的卖票行为实际是给粉丝送的福利票、通报写明了“无违法所得”。而对此进行强烈谴责的网友也明确指出：违规就是违规了，虽然是代理公司，但是和演唱会相关方的勾连也很难说清楚。
争论纷纷不休。那么演出行业类似的违规操作多么？“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究竟是什么？一位在文娱演出行业深耕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类似违规事件在业内不在少数，蔡徐坤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希望广大从业人员引以为戒。
主要问题：申请报批的公司和实际运作的公司不一致
2021年7月17日，蔡徐坤在北京市凯迪拉克中心举办“迷”个人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受到极高关注度。根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今年6月的北京市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可以了解，蔡徐坤“迷”演唱会是获得了演出许可的，但是获得许可的举办单位是“永稻星（北京）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而在通报中，写的是“上海某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在该艺人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演出活动中，实际负责演出内容、演出票务、收入结算等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其中“上海某某文化”即是演唱会代理公司上海圣臻文化。
业内人士提到，虽然自己并不了解蔡徐坤演唱会具体的合作情况，但是在行业里，多家公司一起合作办演出是非常常见的事，有主办有合作有代理。“但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如果你要实际运营演出，你就必须要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资质。不能你获得报批的是一家公司，但实际运作票务、掌握经营权的又是另一家公司。”该人士指出，通报的关键就在“实际负责演出内容、演出票务、收入结算”这件事上。
“没有资质，你去实际操作票务的事，和经营、钱扯上关联，这就是踩红线，就是违规。”该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类似于“代理报批”的行为在行业里并不少见。据他所知，一些小型的演出偶尔也有类似操作，而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被严令禁止的。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是什么？
在我国，只有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以及个体演员，才能从事各类营业性演出活动。营业性演出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为公众举办的现场文艺表演活动，无论是国外来华的演出，还是大陆、港澳台的演出，都属于营业性演出。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取得，除了常规的经营范围、营业执照等要素外，最难获得的是至少要有3名持证演出经纪人，且演出经纪资格证上的从业单位是申办企业，并提供人员的社保证明。这就为利用“挂靠”资格等方式获取三个证书提供了一定难度。
而另一位演出经纪公司工作人员也向记者透露，许多经纪公司本身只是专注做艺人经纪的，但是艺人红了之后又想办演出。涉及此类营业性演出就会缺乏资质。所以一旦参与到和其他机构的演出项目合作中，这种踩线违规就极易发生。这种情况在演出经纪圈子里并不少见。
尤其是随着网络直播的日益火爆，最新的规定也将直播平台、MCN等机构纳入管理。按照规定，包括经纪公司、直播平台、演出机构、MCN机构等，想要组织演出，也必须要先具备《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才能与艺人或主播签约。
违规操作以小见大，背后问题值得深思
本次事件中，被文旅部点名的是圣臻文化。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0月，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含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等。有不少网友分析，这家公司实际是蔡徐坤在暗中“操作”，但天眼查显示该公司与蔡徐坤并无商业上的实际关联。
而通报中提到的“存在侵害公众正常购票观演权益的风险”被不少网友解读为：自己当“黄牛”卖高价票。记者也向一些蔡徐坤粉丝了解到，演唱会时有一部分门票采用了免费赠送的方式，而且本场演唱会采用实名制，就是为了限制“黄牛”，“还有一些免费票是回馈给医生护士的，很多人都收到了。”
粉丝们认为，通报里提到的“正常购票权益的风险”正是因为蔡徐坤演唱会上的一部分免费票没有进入正常平台售卖系统，导致了问题，而事件的初心和出发点是好的，因此粉丝也特别点出处罚中所写的“无违法所得”。
针对此类情况，业内人士认为，不管初心如何，也不能因为任何理由踩线和违规，因为它容易引发行业乱象。
该人士透露道，在以前监管不严的时候，一些小的演出中，主办方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没有向文旅局取得演出许可就办演出，“这种情况我也听说过的。”如果不能公开售票，主办方也会和部分平台合作，获取购票二维码，采用不公开的形式卖票。他也坦然道，有些演出方生存确实不易，而票务平台的抽成和手续费过高，也让一部分演出方明知自身没有营业性的资质，也要自己操作票务。
“因为在一系列违规操作的背后，不管是多小的违规，一旦不加监管，导致的可能是更多更大的问题。正是因为蔡徐坤具有高知名度，粉丝众多，更应该谨慎言行，以身作则，合作的代理公司也应该多加约束。”业内人士认为，蔡徐坤的代理公司被处罚，也可以为行业树立一个典型，提示大家多注意合法合规。
“演出许可是经过多方审查批准的，是非常严谨的。如果没有营业性资质就要经营演出，那就和没有食品安全证书还要在街上摆摊类似，吃出问题了谁负责呢？”该人士总结道。
由于蔡徐坤本身所具有的高话题度，很快，各大平台热搜榜均被此消息占领。粉丝们有条不紊组织“说辞”，列举大量材料，主要观点大致有：代理公司违规和蔡徐坤本人无关、所谓“违规”的卖票行为实际是给粉丝送的福利票、通报写明了“无违法所得”。而对此进行强烈谴责的网友也明确指出：违规就是违规了，虽然是代理公司，但是和演唱会相关方的勾连也很难说清楚。
争论纷纷不休。那么演出行业类似的违规操作多么？“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究竟是什么？一位在文娱演出行业深耕多年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类似违规事件在业内不在少数，蔡徐坤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希望广大从业人员引以为戒。
主要问题：申请报批的公司和实际运作的公司不一致
2021年7月17日，蔡徐坤在北京市凯迪拉克中心举办“迷”个人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受到极高关注度。根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今年6月的北京市营业性演出准予许可决定，可以了解，蔡徐坤“迷”演唱会是获得了演出许可的，但是获得许可的举办单位是“永稻星（北京）文化娱乐有限公司”。
而在通报中，写的是“上海某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未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在该艺人巡回演唱会北京站演出活动中，实际负责演出内容、演出票务、收入结算等营业性演出经营活动。”其中“上海某某文化”即是演唱会代理公司上海圣臻文化。
业内人士提到，虽然自己并不了解蔡徐坤演唱会具体的合作情况，但是在行业里，多家公司一起合作办演出是非常常见的事，有主办有合作有代理。“但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如果你要实际运营演出，你就必须要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资质。不能你获得报批的是一家公司，但实际运作票务、掌握经营权的又是另一家公司。”该人士指出，通报的关键就在“实际负责演出内容、演出票务、收入结算”这件事上。
“没有资质，你去实际操作票务的事，和经营、钱扯上关联，这就是踩红线，就是违规。”该人士告诉记者，这种类似于“代理报批”的行为在行业里并不少见。据他所知，一些小型的演出偶尔也有类似操作，而这种行为实际上是被严令禁止的。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是什么？
在我国，只有取得营业性演出许可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以及个体演员，才能从事各类营业性演出活动。营业性演出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为公众举办的现场文艺表演活动，无论是国外来华的演出，还是大陆、港澳台的演出，都属于营业性演出。
《营业性演出许可证》的取得，除了常规的经营范围、营业执照等要素外，最难获得的是至少要有3名持证演出经纪人，且演出经纪资格证上的从业单位是申办企业，并提供人员的社保证明。这就为利用“挂靠”资格等方式获取三个证书提供了一定难度。
而另一位演出经纪公司工作人员也向记者透露，许多经纪公司本身只是专注做艺人经纪的，但是艺人红了之后又想办演出。涉及此类营业性演出就会缺乏资质。所以一旦参与到和其他机构的演出项目合作中，这种踩线违规就极易发生。这种情况在演出经纪圈子里并不少见。
尤其是随着网络直播的日益火爆，最新的规定也将直播平台、MCN等机构纳入管理。按照规定，包括经纪公司、直播平台、演出机构、MCN机构等，想要组织演出，也必须要先具备《营业性演出许可证》才能与艺人或主播签约。
违规操作以小见大，背后问题值得深思
本次事件中，被文旅部点名的是圣臻文化。该公司成立于2019年10月，注册资本100万元，经营范围含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演出经纪；营业性演出；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等。有不少网友分析，这家公司实际是蔡徐坤在暗中“操作”，但天眼查显示该公司与蔡徐坤并无商业上的实际关联。
而通报中提到的“存在侵害公众正常购票观演权益的风险”被不少网友解读为：自己当“黄牛”卖高价票。记者也向一些蔡徐坤粉丝了解到，演唱会时有一部分门票采用了免费赠送的方式，而且本场演唱会采用实名制，就是为了限制“黄牛”，“还有一些免费票是回馈给医生护士的，很多人都收到了。”
粉丝们认为，通报里提到的“正常购票权益的风险”正是因为蔡徐坤演唱会上的一部分免费票没有进入正常平台售卖系统，导致了问题，而事件的初心和出发点是好的，因此粉丝也特别点出处罚中所写的“无违法所得”。
针对此类情况，业内人士认为，不管初心如何，也不能因为任何理由踩线和违规，因为它容易引发行业乱象。
该人士透露道，在以前监管不严的时候，一些小的演出中，主办方由于自身条件限制，没有向文旅局取得演出许可就办演出，“这种情况我也听说过的。”如果不能公开售票，主办方也会和部分平台合作，获取购票二维码，采用不公开的形式卖票。他也坦然道，有些演出方生存确实不易，而票务平台的抽成和手续费过高，也让一部分演出方明知自身没有营业性的资质，也要自己操作票务。
“因为在一系列违规操作的背后，不管是多小的违规，一旦不加监管，导致的可能是更多更大的问题。正是因为蔡徐坤具有高知名度，粉丝众多，更应该谨慎言行，以身作则，合作的代理公司也应该多加约束。”业内人士认为，蔡徐坤的代理公司被处罚，也可以为行业树立一个典型，提示大家多注意合法合规。
“演出许可是经过多方审查批准的，是非常严谨的。如果没有营业性资质就要经营演出，那就和没有食品安全证书还要在街上摆摊类似，吃出问题了谁负责呢？”该人士总结道。
潼关肉夹馍协会道歉
1月26日，据河南媒体报道，潼关肉夹馍协会就“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一事发表致歉信，向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道歉。
潼关肉夹馍协会在致歉信中表示，给广大肉夹馍经营者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和麻烦。“经过全国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就是把协会‘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潼关肉夹馍经营者服务’的宗旨丢掉了，我们深感自责，在此，诚恳向大家深深致歉！”
致歉信中还称，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协会将继续为全国各地潼关肉夹馍经营者，从操作流程、工艺技术、质量特色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不过，11月26日新京报记者查询潼关肉夹馍协会微信公众号、潼关县人民政府官方微博“潼关发布”，均暂未找到该致歉信。
潼关肉夹馍协会滥诉事件调查：
官司有输有赢，有律师反诉
11月25日下午，河南商丘宁陵县，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店主苏传银收到了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26日，负责他的案子的律师于刚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对商丘市6家潼关肉夹馍店的起诉全部撤诉。
为此忧心几个月的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200多名被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店主建起了一个微信群，群中河南、内蒙古等地多个案件的被诉店主在25日得到胜诉消息。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表态：“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当天傍晚，潼关肉夹馍协会就该事件发表致歉信，表示将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
一场针对数百家小县城潼关肉夹馍店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狙击”戛然而止。
在此之前，有律师发现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商户越来越多，因而对其提出反诉，指其滥诉并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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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夹馍店主遭遇“潼关”劫
38岁的苏传银是宁陵县人，20多年前就开始做小本生意，倒鸡蛋、卖馒头，如今经营两家潼关肉夹馍店。
潼关肉夹馍是一种流传久远的小吃。很多店家在宣传时都愿意讲这样一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时，路过潼关，吃了肉夹馍赞不绝口。由于制作快捷、顾客认知度高，潼关肉夹馍成了很多餐饮店的经营项目。
今年7月，苏传银收到法院传票：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他的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侵权，案件将在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理。
苏传银介绍，他在洛阳从一个朋友处学到了潼关肉夹馍的制作方法，2015年在当地开店。由于经营效果不理想，2017年年初，他回到宁陵县，开了第一家老苏潼关肉夹馍店。二店是去年刚开的，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又被起诉，苏传银的压力很大。
今年9月中旬，案件开庭。
“都是小老百姓，也不懂法律。遇到这样的事情，吓得不得了。”苏传银说，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会，更想不到自己开个小餐馆竟然“犯法”了。
在商丘地区，也有店主不堪压力或不懂法律程序，已经交钱和解或执行败诉判决。
同在宁陵县经营一家潼关肉夹馍店的李女士，案件与苏传银一样在9月一审开庭。她很快就收到了败诉消息：侵权成立，需赔偿7500元。李女士说，她本来交了上诉状，但因为不懂如何通过法院工作人员发来的链接交费，错过了上诉期。
为了家里孩子上学，李女士正打算贷款买房。潼关肉夹馍协会的代理律师说，如果不交钱，就会强制执行，还会涨利息，影响到征信，买房没法贷款。11月12日，李女士在微信上将7775元（赔偿7500元，诉讼费减半征收275元）打给对方律师，并叮嘱说，自己要去银行办贷款，要尽快处理好。
11月下旬，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商家一事经媒体曝光，引起公众关注。
在河南洛阳，几十家小吃店的店主称被协会成批起诉。这些商户收到了法庭传票，要求就侵权赔偿3万元-5万元不等，如果要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要缴纳99800元。
企查查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协会有212件司法案件，其中210件作为原告起诉其他商家，案由多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在地区方面，河南、内蒙古、山西、广东、辽宁等地多发。其中，河南30家，内蒙古26家。
这一数据或许并不完整。河南洛阳有商家表示，仅当地就有30多家店被起诉。在内蒙古，仅呼和浩特就有23家店同批被起诉，乌兰察布也有商家被诉，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有3家潼关肉夹馍店，两家被起诉，另一家被吓得停业。
此批案件被告均为肉夹馍店店主，多为个体工商户。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艳芳认为，个体户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时，一方面不了解相关法律制度，不知道自己侵权或被侵权；另一方面，由于经营规模小、实力弱，一旦卷入知识产权纠纷，缺乏专业法务团队，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应对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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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诉讼，不同判决
在河南商丘宁陵县，苏传银、李女士等同批3个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案件，商家在一审中均被判侵权成立。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8月30日和9月10日，共两批23家潼关肉夹馍店被起诉，一审判决均认定侵权不成立。
店主们发现，找精通知识产权的律师有点难。
苏传银告诉记者，县城里懂知识产权的律师不多。对案情稍作了解后，多数律师都判断案子会输。
在呼和浩特经营一家老潼关肉夹馍店的高玉飞介绍，他5月接到呼和浩特市中院传票。开庭前，法官问双方能否和解，协会律师表示可以，高玉飞感到对方目的不单纯，就找律师咨询，当地好几位律师都说可能侵权。
最终，高玉飞找到了一位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得到的答案是：有赢的希望。于是，同批接到传票的23家店铺，分别抱团聘请了4名专业知识产权律师应诉。
在高玉飞和苏传银的诉讼中，潼关肉夹馍协会诉求均为三项：判令被告侵权，赔偿3万元（或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判决书上呈现的由潼关肉夹馍协会持有的第14369120号注册商标标志为：上部约三分之二位置为红色图案，下部由汉字和拼音的“潼关肉夹馍”构成。
在一审庭审中，苏传银方律师的辩护意见主要是：“潼关肉夹馍”字样因含有县级地域名称且仅有本商品通用名称、直接表示商品主要原料，是不能注册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的，且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查询得知，涉及“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注册申请共有4件，均未被核准注册。本案原告所主张拥有的商标权“潼关肉夹馍”是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集体商标，“潼关肉夹馍”属于该商标的组成部分，对于“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原告不享有商标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使用“潼关肉夹馍”字样作为店铺名称和招牌，与涉案注册商标的核心部分相同，已构成商标近似，且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第三类肉夹馍为同类商品，足以使消费者混淆。
9月29日，法院一审判决，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停止侵权，更改店面招牌、变更工商登记中的店名，赔偿潼关肉夹馍协会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8500元。
在高玉飞的诉讼中，店方答辩分“不侵权”和“无损失”两个层次。
其中，“不侵权”的理由包括：“潼关肉夹馍”是通用名称；案涉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而王记肉夹馍店提供的服务属于第43类餐饮服务，二者分类和属性不同；潼关肉夹馍协会2018年在第43类上申请“潼关肉夹馍”商标被驳回，说明“潼关肉夹馍”作为一种小吃的通用名称，本身具有群众性和民间性，在餐饮服务类别上不宜注册为商标作过度保护；王记肉夹馍店使用“潼关肉夹馍”仅为描述所提供服务内容，门头招牌、店内介绍和包装袋均未使用案涉商标。
“无损失”一项包括：潼关肉夹馍协会未在呼和浩特开展经营，无损失；王记肉夹馍店小本经营，受疫情影响亏损，无侵权所得；即使有所得也与涉案商标无关；王记肉夹馍店销售肉夹馍不仅不会损害“潼关肉夹馍”商誉，反而加强了消费者的认可。
呼和浩特市中院一审认定：虽然王记肉夹馍店在案涉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类似服务上，使用了与案涉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但结合案涉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案涉商标的构成以及被控侵权标识的使用情况等因素，王记肉夹馍店的行为尚不足以使得一般消费者错误认为其是具有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成团资格及其成员产品特有的产品品质，其行为未侵犯潼关肉夹馍协会对案涉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同样的证据，同样的诉求，核心内容基本相同的抗辩意见，为何判决结论皆然相反？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科技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臧红岩介绍，商标注册领域比较专业，进入门槛比较高。同时，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和监管体系持续改革完善。2014年11月，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我国现行商标法制定于1982年，2019年4月第四次修正。
知识产权案件总量很小。2020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3000余万件，其中新收知识产权案件仅为5390件。案件量少，精研这一领域的律师自然就少，这也是找知识产权律师困难的原因。
记者注意到，商丘市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睢阳区人民法院，系2020年4月经最高法院批复，指定管辖发生在商丘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50万元以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滥诉被叫停之前，已遭律师反诉
连日来，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肉夹馍店的行为，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知名法律博主、律师张新年发表言论称，“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运用知识的创造成果，而不是既有的公共资源。”他认为，潼关是地名，肉夹馍是通用名，两者结合注册商标存在异议。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行为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滥诉行为，严重影响甚至扰乱了司法秩序，建议相关部门介入查处。
就在潼关肉夹馍协会事件爆出前不久，河南焦作、安阳、鹤壁等地多家逍遥镇胡辣汤店的商户反映：他们收到法院传票，原因是门牌上用了“逍遥镇”，而这三个字被“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注册了商标。若要想继续使用这牌子，每年要交1000元会费，不然就得赔偿3万元到5万元。
河南周口市西华县21日表态，责令协会暂停商标起诉事宜。11月25日晚，新京报记者从潼关县委获悉，县委县政府暂时叫停了肉夹馍协会的维权行为，成立了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就“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公开表态：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11月25日下午，苏传银收到了河南省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法院二审认为：老苏肉夹馍二店是否侵权的问题，关键在于其使用的包装、门头招牌是否与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依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近似是指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本案中，“潼关肉夹馍”纯文字的注册申请未被核准注册，潼关肉夹馍协会注册的商标为图文组合，由占面积大部分的图形、汉字和拼音三部分组成。老苏肉夹馍二店商品包装名称仅为汉字“潼关肉夹馍”，店铺门头招牌为“老苏潼关肉夹馍”，不易混淆。
二审法院撤销了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了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落款时间为2021年11月19日。
1月26日，据河南媒体报道，潼关肉夹馍协会就“潼关肉夹馍商标维权”一事发表致歉信，向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道歉。
潼关肉夹馍协会在致歉信中表示，给广大肉夹馍经营者带来了严重的困扰和麻烦。“经过全国众多媒体和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和帮助，我们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就是把协会‘不忘初心、全心全意为潼关肉夹馍经营者服务’的宗旨丢掉了，我们深感自责，在此，诚恳向大家深深致歉！”
致歉信中还称，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协会将继续为全国各地潼关肉夹馍经营者，从操作流程、工艺技术、质量特色等各个方面提供服务。
不过，11月26日新京报记者查询潼关肉夹馍协会微信公众号、潼关县人民政府官方微博“潼关发布”，均暂未找到该致歉信。
潼关肉夹馍协会滥诉事件调查：
官司有输有赢，有律师反诉
11月25日下午，河南商丘宁陵县，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店主苏传银收到了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撤销一审判决，驳回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26日，负责他的案子的律师于刚说，潼关肉夹馍协会对商丘市6家潼关肉夹馍店的起诉全部撤诉。
为此忧心几个月的他，终于长出了一口气。
200多名被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店主建起了一个微信群，群中河南、内蒙古等地多个案件的被诉店主在25日得到胜诉消息。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表态：“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
当天傍晚，潼关肉夹馍协会就该事件发表致歉信，表示将立即停止对全国潼关肉夹馍经营者的维权行为；对前期维权的相关事宜，将会积极妥善处理。
一场针对数百家小县城潼关肉夹馍店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狙击”戛然而止。
在此之前，有律师发现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的商户越来越多，因而对其提出反诉，指其滥诉并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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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夹馍店主遭遇“潼关”劫
38岁的苏传银是宁陵县人，20多年前就开始做小本生意，倒鸡蛋、卖馒头，如今经营两家潼关肉夹馍店。
潼关肉夹馍是一种流传久远的小吃。很多店家在宣传时都愿意讲这样一个故事：唐太宗李世民打天下时，路过潼关，吃了肉夹馍赞不绝口。由于制作快捷、顾客认知度高，潼关肉夹馍成了很多餐饮店的经营项目。
今年7月，苏传银收到法院传票：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他的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侵权，案件将在商丘市睢阳区法院审理。
苏传银介绍，他在洛阳从一个朋友处学到了潼关肉夹馍的制作方法，2015年在当地开店。由于经营效果不理想，2017年年初，他回到宁陵县，开了第一家老苏潼关肉夹馍店。二店是去年刚开的，受疫情影响，生意不好，又被起诉，苏传银的压力很大。
今年9月中旬，案件开庭。
“都是小老百姓，也不懂法律。遇到这样的事情，吓得不得了。”苏传银说，以前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协会，更想不到自己开个小餐馆竟然“犯法”了。
在商丘地区，也有店主不堪压力或不懂法律程序，已经交钱和解或执行败诉判决。
同在宁陵县经营一家潼关肉夹馍店的李女士，案件与苏传银一样在9月一审开庭。她很快就收到了败诉消息：侵权成立，需赔偿7500元。李女士说，她本来交了上诉状，但因为不懂如何通过法院工作人员发来的链接交费，错过了上诉期。
为了家里孩子上学，李女士正打算贷款买房。潼关肉夹馍协会的代理律师说，如果不交钱，就会强制执行，还会涨利息，影响到征信，买房没法贷款。11月12日，李女士在微信上将7775元（赔偿7500元，诉讼费减半征收275元）打给对方律师，并叮嘱说，自己要去银行办贷款，要尽快处理好。
11月下旬，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商家一事经媒体曝光，引起公众关注。
在河南洛阳，几十家小吃店的店主称被协会成批起诉。这些商户收到了法庭传票，要求就侵权赔偿3万元-5万元不等，如果要继续使用“潼关肉夹馍”商标，要缴纳99800元。
企查查信息显示，潼关肉夹馍协会有212件司法案件，其中210件作为原告起诉其他商家，案由多为侵害商标权纠纷、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在地区方面，河南、内蒙古、山西、广东、辽宁等地多发。其中，河南30家，内蒙古26家。
这一数据或许并不完整。河南洛阳有商家表示，仅当地就有30多家店被起诉。在内蒙古，仅呼和浩特就有23家店同批被起诉，乌兰察布也有商家被诉，包头市土默特右旗萨拉齐镇有3家潼关肉夹馍店，两家被起诉，另一家被吓得停业。
此批案件被告均为肉夹馍店店主，多为个体工商户。北京浩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王艳芳认为，个体户在应对知识产权纠纷时，一方面不了解相关法律制度，不知道自己侵权或被侵权；另一方面，由于经营规模小、实力弱，一旦卷入知识产权纠纷，缺乏专业法务团队，而且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应对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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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诉讼，不同判决
在河南商丘宁陵县，苏传银、李女士等同批3个潼关肉夹馍协会起诉案件，商家在一审中均被判侵权成立。而在内蒙古呼和浩特，8月30日和9月10日，共两批23家潼关肉夹馍店被起诉，一审判决均认定侵权不成立。
店主们发现，找精通知识产权的律师有点难。
苏传银告诉记者，县城里懂知识产权的律师不多。对案情稍作了解后，多数律师都判断案子会输。
在呼和浩特经营一家老潼关肉夹馍店的高玉飞介绍，他5月接到呼和浩特市中院传票。开庭前，法官问双方能否和解，协会律师表示可以，高玉飞感到对方目的不单纯，就找律师咨询，当地好几位律师都说可能侵权。
最终，高玉飞找到了一位专业的知识产权律师，得到的答案是：有赢的希望。于是，同批接到传票的23家店铺，分别抱团聘请了4名专业知识产权律师应诉。
在高玉飞和苏传银的诉讼中，潼关肉夹馍协会诉求均为三项：判令被告侵权，赔偿3万元（或5万元），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判决书上呈现的由潼关肉夹馍协会持有的第14369120号注册商标标志为：上部约三分之二位置为红色图案，下部由汉字和拼音的“潼关肉夹馍”构成。
在一审庭审中，苏传银方律师的辩护意见主要是：“潼关肉夹馍”字样因含有县级地域名称且仅有本商品通用名称、直接表示商品主要原料，是不能注册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的，且从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国商标网查询得知，涉及“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注册申请共有4件，均未被核准注册。本案原告所主张拥有的商标权“潼关肉夹馍”是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集体商标，“潼关肉夹馍”属于该商标的组成部分，对于“潼关肉夹馍”纯文字商标，原告不享有商标权。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使用“潼关肉夹馍”字样作为店铺名称和招牌，与涉案注册商标的核心部分相同，已构成商标近似，且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第三类肉夹馍为同类商品，足以使消费者混淆。
9月29日，法院一审判决，老苏潼关肉夹馍二店停止侵权，更改店面招牌、变更工商登记中的店名，赔偿潼关肉夹馍协会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8500元。
在高玉飞的诉讼中，店方答辩分“不侵权”和“无损失”两个层次。
其中，“不侵权”的理由包括：“潼关肉夹馍”是通用名称；案涉商标的核定使用商品为第30类，而王记肉夹馍店提供的服务属于第43类餐饮服务，二者分类和属性不同；潼关肉夹馍协会2018年在第43类上申请“潼关肉夹馍”商标被驳回，说明“潼关肉夹馍”作为一种小吃的通用名称，本身具有群众性和民间性，在餐饮服务类别上不宜注册为商标作过度保护；王记肉夹馍店使用“潼关肉夹馍”仅为描述所提供服务内容，门头招牌、店内介绍和包装袋均未使用案涉商标。
“无损失”一项包括：潼关肉夹馍协会未在呼和浩特开展经营，无损失；王记肉夹馍店小本经营，受疫情影响亏损，无侵权所得；即使有所得也与涉案商标无关；王记肉夹馍店销售肉夹馍不仅不会损害“潼关肉夹馍”商誉，反而加强了消费者的认可。
呼和浩特市中院一审认定：虽然王记肉夹馍店在案涉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相类似服务上，使用了与案涉注册商标相近似的标识，但结合案涉商标的知名度、显著性，案涉商标的构成以及被控侵权标识的使用情况等因素，王记肉夹馍店的行为尚不足以使得一般消费者错误认为其是具有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成团资格及其成员产品特有的产品品质，其行为未侵犯潼关肉夹馍协会对案涉商标享有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同样的证据，同样的诉求，核心内容基本相同的抗辩意见，为何判决结论皆然相反？
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科技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臧红岩介绍，商标注册领域比较专业，进入门槛比较高。同时，近年来我国不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法律和监管体系持续改革完善。2014年11月，首家知识产权法院挂牌。我国现行商标法制定于1982年，2019年4月第四次修正。
知识产权案件总量很小。2020年，全国法院共受理案件3000余万件，其中新收知识产权案件仅为5390件。案件量少，精研这一领域的律师自然就少，这也是找知识产权律师困难的原因。
记者注意到，商丘市受理知识产权一审案件的睢阳区人民法院，系2020年4月经最高法院批复，指定管辖发生在商丘市辖区内诉讼标的额为50万元以下的有关著作权、商标权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案件。
滥诉被叫停之前，已遭律师反诉
连日来，潼关肉夹馍协会大批起诉肉夹馍店的行为，引起公众广泛关注。
知名法律博主、律师张新年发表言论称，“知识产权保护的是运用知识的创造成果，而不是既有的公共资源。”他认为，潼关是地名，肉夹馍是通用名，两者结合注册商标存在异议。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行为是一种非常恶劣的滥诉行为，严重影响甚至扰乱了司法秩序，建议相关部门介入查处。
就在潼关肉夹馍协会事件爆出前不久，河南焦作、安阳、鹤壁等地多家逍遥镇胡辣汤店的商户反映：他们收到法院传票，原因是门牌上用了“逍遥镇”，而这三个字被“逍遥镇胡辣汤协会”注册了商标。若要想继续使用这牌子，每年要交1000元会费，不然就得赔偿3万元到5万元。
河南周口市西华县21日表态，责令协会暂停商标起诉事宜。11月25日晚，新京报记者从潼关县委获悉，县委县政府暂时叫停了肉夹馍协会的维权行为，成立了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
11月26日凌晨，国家知识产权局就“逍遥镇”“潼关肉夹馍”商标纠纷公开表态：从法律上，“逍遥镇”作为普通商标，其注册人并不能据此收取所谓的“会费”。“潼关肉夹馍”是作为集体商标注册的地理标志，其注册人无权向潼关特定区域外的商户许可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并收取加盟费。同时，也无权禁止潼关特定区域内的商家正当使用该地理标志集体商标中的地名。
11月25日下午，苏传银收到了河南省商丘市中院邮寄来的二审判决书。法院二审认为：老苏肉夹馍二店是否侵权的问题，关键在于其使用的包装、门头招牌是否与潼关肉夹馍协会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依据最高法相关司法解释，近似是指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本案中，“潼关肉夹馍”纯文字的注册申请未被核准注册，潼关肉夹馍协会注册的商标为图文组合，由占面积大部分的图形、汉字和拼音三部分组成。老苏肉夹馍二店商品包装名称仅为汉字“潼关肉夹馍”，店铺门头招牌为“老苏潼关肉夹馍”，不易混淆。
二审法院撤销了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驳回了潼关肉夹馍协会的诉讼请求。落款时间为2021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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