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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何要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非没有先行的探索者，已故学者、我的恩师刘绪源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就是一部可读性极强、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笔者受教十年，获益良多。这部堪称突出的一家之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对文本的精辟解读是其最大长处，但儿童文学史实则不够丰富，从中难以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基本经脉，且这部著作并未写完。受恩师刘绪源先生的启发，我不揣浅陋，斗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这算是近缘。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梅杰 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梅杰 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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