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到底，唯我少年】
《曙光·少年 赵世炎》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生于1901年4月，1919年追随李大钊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在从上海赴法勤工俭学的船上，他作歌一首：“山之涯，海之湄，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奋斗到底，唯我少年有此志气。”1921年，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同志名列其中。他们后来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月刊，赵世炎和周恩来又相继担任编辑。
由天津广播电视台、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曙光》，赵世炎一集名为《少年》。1924年，他从苏联莫斯科中央大学归国后，先后在北方区委和江浙区委工作，在担任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和北京市地委书记时，他经常来津指导工人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后期曾有一段驻津主编《工人小报》的往事。
住东北角大东旅社
主编天津最早的工人日报
1925年秋天以后，赵世炎常驻天津，主要指导总工会工作，住在大东旅社。天津总工会成立于1925年8月4日，一度设在鼓楼旁侧广东会馆。天津地委也经常利用广东会馆开会、演戏，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
大东旅社现在鲜为人知。它坐落于东北角大胡同一侧，后来曾有一长途公共汽车站，那里的车库即为其旧址所在，也就是现今古文化街北口外解放广场的位置。也有资料记载其在老铁桥之畔，这也没错，它就在海河岸边，金钢桥一侧。大东旅社原是直鲁军阀李书凤所办的旅社和烟馆，李书凤是直隶督办李景林的侄子，在李景林被国民军赶出天津后，这幢有23间住房的三层楼房的旅社被接管。据《益世报》载，1926年元旦下午4点，天津总工会在新会址大东旅社举行隆重的升旗典礼。
当时的天津党团地委组织以国民党市党部名义在此办公，大东旅社遂成为各革命群众团体活动的指挥中心。天津很多党团干部如李季达、于方舟、李希逸、江震寰等和来津指导工作的赵世炎都曾在此居住。
赵世炎生活简朴，房间里屋只有一张床，一个面盆，一把椅子和一个报架，别无其他陈设。他每天早晨起床先看英文《泰晤士报》，之后布置工作。由赵世炎倡导，经中共天津地委决定，天津总工会于1926年1月25日创刊《工人小报》，是天津最早的工人日报，赵世炎担任主编。有资料显示称《工人小报》是李季达主编办，并不准确，因为《工人小报》在国民军于3月撤出天津时即停刊，李季达1925年6月来津改组天津地委，天津地委于7月创办报纸《工人生活》，由安幸生、李培良、陶卓然所编，李季达作为地委书记必然对其有所关注。据笔者看到的资料，《工人小报》创刊前10天，《工人生活》仍在出刊。此为两种报刊。
赵世炎所编《工人小报》现已鲜见，文献资料对它的介绍也不多，现在存世的只有创刊号这一期。
创刊号发文祝贺工友
收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
《工人小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是赵世炎所写，题目是“《工人小报》出版祝贺工友”。文字朴实无华，既不讲高深道理，也不用晦涩词藻，而是浅白如话，如诉家常。看得出来，它是专门面向工人所写的。这篇文章收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于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世炎文集》中。
“今天，是《工人小报》第一天与诸位工友见面。《工人小报》是总工会出的报，也是天津几十万工友大伙共有的一张小日报，这份小报寄到外埠去，各处工友看见小报上说的全是工人自己的话，为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算是各处工友大伙共有的报。”这段文字总述小报，说明它是日报，说明它的波及范围，其中“工友大伙”一句颇见亲切。
“我们工人太吃亏了！工人认字的既不多，认得字的也没报可看。那些大报没有好的，不是工人看的，既买不起，也看不得劲。小张的报呢更糟了！他们那些小报，也不过抄一抄大报，并没有替工人说话的。我们工人要看的，就是工人自己的报纸。
天津总工会代表天津几十万无产阶级，一面要竭力组织大家团结，一面也要供给工友以时事消息和政治常识，这张小报，就因为这个才出版。本报出版时就要：祝贺工友们！祝贺什么呢? 祝贺工友们快快团结！大家都来团结，组织工会，各厂有各厂的工会，各地有各地的总工会，一齐团结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这两段文字提出，工人因识字不多和无报可看，故而“吃亏”，以总工会的名义，用小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
“目下国内的情形虽不好，战事没息，反动的军阀没倒，外国帝国主义还侵略中国，可是中国的平民都抬起头来了！我们的民众运动，一天比一天盛，人民革命的事业，一天比一天有望。实在说起来，情形是进步了。便是工人，也一天比一天团结；无论在何处，不管军阀和外国人怎样压迫，我们老是干……”这段又进一步阐明了工友团结的意义和价值。
“工友们！本报敬谨祝贺你们，本报以后的职务，没别的，只有维护工人的利益，拥护工人的团结。”结尾敬谨祝工友们，并总结出《工人小报》职能，此处“职务”一词所用并不恰当，而应为“职能”。赵世炎一味地使用白话，视角下沉，可以看出他满腔热忱地对着工人说话。而文字相对粗糙，也可看出当时时间的仓促，人力的匮乏，斗争的残酷。
在《工人小报》创刊号上还有一篇文章，是题为《工会复活歌》的一首歌词。赵世炎在北方区委刊物《政治生活》中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庆祝北京天津总工会成立》，开篇就说：“在1926年的第一天就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两件事：一是北京总工会的正式成立，一是天津总工会的重新恢复。”
这首《工会复活歌》记录了天津总工会重新恢复时工友快乐的心情，歌词朴实，亲切感人，又极富鼓动性，使用的乃是民歌说唱风格。歌词未见收入《赵世炎文集》，尚不确定是否为赵世炎创作。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诸位呀，工友呀，听我说呀，咱的工会又复活，大家真快乐……从今呀，以后呀，齐声唱，愿我工会地久天长，生活才有保障……遇见呀，工友呀，把他劝，加入工会做个会员，工会大又坚……”当时工人运动的状况已跃然纸上了。
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赵世炎
工作细致周到效率很高
当时天津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干部奇缺，故而《工人小报》由赵世炎一手负责。他当时要经常开会作报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但报纸每天照常出刊，为此不得不工作到深夜乃至通宵。
据参与《工人小报》编辑工作的邢克让回忆，赵世炎工作紧张，但细致周到，效率很高。八开纸的小报全部约稿、改稿、编辑，乃至文章的标题用几号字，都是他一个人动手，创刊号上发刊词和以后每期的社论都出自他的手笔。当时邢克让只有十七八岁，帮助赵世炎做小报的校对发行和经费管理，这些事也是在赵世炎的具体指点下进行的。小报的主要内容是报道天津、唐山等地工人运动情况和各地的革命运动，发行很广，每天向唐山、北京，甚至莫斯科等地发售。
李志新对于赵世炎办报也有具体回忆。赵世炎住在旅社楼上的东间，他住一通间两小间，两张办公桌接起来放在当中，靠墙放一张床，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工人小报》的筹备、编辑都由他一人负责。记得他从苏联报纸上剪下一些小题头，如镰刀斧头，等等，作为《工人小报》的花样，赵世炎要李志新把这些东西拿到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印字馆去作铅模（中国人当时还做不出来）。以后小报出版，他日夜忙于编写，都是邢克让帮他校对，由协议印刷局印刷。
吕宜之的回忆充满感情，他说，赵世炎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对《工人小报》的编辑都是亲自指导，排版版面、校对等也都要亲自过目。这种精神给所有一起工作的同志起到了好的榜样。
就在1926年当年，赵世炎南下工作。转年3月，他参与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的武装斗争，获得胜利。是年7月2日被捕，在狱中遭受酷刑而不改其志，当月19日在上海枫林桥英勇就义，时年仅26岁。（文 杨仲达)
《曙光·少年 赵世炎》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生于1901年4月，1919年追随李大钊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在从上海赴法勤工俭学的船上，他作歌一首：“山之涯，海之湄，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奋斗到底，唯我少年有此志气。”1921年，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立，赵世炎和周恩来等同志名列其中。他们后来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少年》月刊，赵世炎和周恩来又相继担任编辑。
由天津广播电视台、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曙光》，赵世炎一集名为《少年》。1924年，他从苏联莫斯科中央大学归国后，先后在北方区委和江浙区委工作，在担任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和北京市地委书记时，他经常来津指导工人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后期曾有一段驻津主编《工人小报》的往事。
住东北角大东旅社
主编天津最早的工人日报
1925年秋天以后，赵世炎常驻天津，主要指导总工会工作，住在大东旅社。天津总工会成立于1925年8月4日，一度设在鼓楼旁侧广东会馆。天津地委也经常利用广东会馆开会、演戏，进行反帝反军阀的宣传。
大东旅社现在鲜为人知。它坐落于东北角大胡同一侧，后来曾有一长途公共汽车站，那里的车库即为其旧址所在，也就是现今古文化街北口外解放广场的位置。也有资料记载其在老铁桥之畔，这也没错，它就在海河岸边，金钢桥一侧。大东旅社原是直鲁军阀李书凤所办的旅社和烟馆，李书凤是直隶督办李景林的侄子，在李景林被国民军赶出天津后，这幢有23间住房的三层楼房的旅社被接管。据《益世报》载，1926年元旦下午4点，天津总工会在新会址大东旅社举行隆重的升旗典礼。
当时的天津党团地委组织以国民党市党部名义在此办公，大东旅社遂成为各革命群众团体活动的指挥中心。天津很多党团干部如李季达、于方舟、李希逸、江震寰等和来津指导工作的赵世炎都曾在此居住。
赵世炎生活简朴，房间里屋只有一张床，一个面盆，一把椅子和一个报架，别无其他陈设。他每天早晨起床先看英文《泰晤士报》，之后布置工作。由赵世炎倡导，经中共天津地委决定，天津总工会于1926年1月25日创刊《工人小报》，是天津最早的工人日报，赵世炎担任主编。有资料显示称《工人小报》是李季达主编办，并不准确，因为《工人小报》在国民军于3月撤出天津时即停刊，李季达1925年6月来津改组天津地委，天津地委于7月创办报纸《工人生活》，由安幸生、李培良、陶卓然所编，李季达作为地委书记必然对其有所关注。据笔者看到的资料，《工人小报》创刊前10天，《工人生活》仍在出刊。此为两种报刊。
赵世炎所编《工人小报》现已鲜见，文献资料对它的介绍也不多，现在存世的只有创刊号这一期。
创刊号发文祝贺工友
收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
《工人小报》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是赵世炎所写，题目是“《工人小报》出版祝贺工友”。文字朴实无华，既不讲高深道理，也不用晦涩词藻，而是浅白如话，如诉家常。看得出来，它是专门面向工人所写的。这篇文章收入“中国共产党先驱领袖文库”，于201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赵世炎文集》中。
“今天，是《工人小报》第一天与诸位工友见面。《工人小报》是总工会出的报，也是天津几十万工友大伙共有的一张小日报，这份小报寄到外埠去，各处工友看见小报上说的全是工人自己的话，为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也算是各处工友大伙共有的报。”这段文字总述小报，说明它是日报，说明它的波及范围，其中“工友大伙”一句颇见亲切。
“我们工人太吃亏了！工人认字的既不多，认得字的也没报可看。那些大报没有好的，不是工人看的，既买不起，也看不得劲。小张的报呢更糟了！他们那些小报，也不过抄一抄大报，并没有替工人说话的。我们工人要看的，就是工人自己的报纸。
天津总工会代表天津几十万无产阶级，一面要竭力组织大家团结，一面也要供给工友以时事消息和政治常识，这张小报，就因为这个才出版。本报出版时就要：祝贺工友们！祝贺什么呢? 祝贺工友们快快团结！大家都来团结，组织工会，各厂有各厂的工会，各地有各地的总工会，一齐团结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旗帜之下。”这两段文字提出，工人因识字不多和无报可看，故而“吃亏”，以总工会的名义，用小报号召大家团结起来。
“目下国内的情形虽不好，战事没息，反动的军阀没倒，外国帝国主义还侵略中国，可是中国的平民都抬起头来了！我们的民众运动，一天比一天盛，人民革命的事业，一天比一天有望。实在说起来，情形是进步了。便是工人，也一天比一天团结；无论在何处，不管军阀和外国人怎样压迫，我们老是干……”这段又进一步阐明了工友团结的意义和价值。
“工友们！本报敬谨祝贺你们，本报以后的职务，没别的，只有维护工人的利益，拥护工人的团结。”结尾敬谨祝工友们，并总结出《工人小报》职能，此处“职务”一词所用并不恰当，而应为“职能”。赵世炎一味地使用白话，视角下沉，可以看出他满腔热忱地对着工人说话。而文字相对粗糙，也可看出当时时间的仓促，人力的匮乏，斗争的残酷。
在《工人小报》创刊号上还有一篇文章，是题为《工会复活歌》的一首歌词。赵世炎在北方区委刊物《政治生活》中还发表了一篇文章《庆祝北京天津总工会成立》，开篇就说：“在1926年的第一天就有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两件事：一是北京总工会的正式成立，一是天津总工会的重新恢复。”
这首《工会复活歌》记录了天津总工会重新恢复时工友快乐的心情，歌词朴实，亲切感人，又极富鼓动性，使用的乃是民歌说唱风格。歌词未见收入《赵世炎文集》，尚不确定是否为赵世炎创作。
这首歌的歌词是这样的：“诸位呀，工友呀，听我说呀，咱的工会又复活，大家真快乐……从今呀，以后呀，齐声唱，愿我工会地久天长，生活才有保障……遇见呀，工友呀，把他劝，加入工会做个会员，工会大又坚……”当时工人运动的状况已跃然纸上了。
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赵世炎
工作细致周到效率很高
当时天津具备一定文化程度的干部奇缺，故而《工人小报》由赵世炎一手负责。他当时要经常开会作报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但报纸每天照常出刊，为此不得不工作到深夜乃至通宵。
据参与《工人小报》编辑工作的邢克让回忆，赵世炎工作紧张，但细致周到，效率很高。八开纸的小报全部约稿、改稿、编辑，乃至文章的标题用几号字，都是他一个人动手，创刊号上发刊词和以后每期的社论都出自他的手笔。当时邢克让只有十七八岁，帮助赵世炎做小报的校对发行和经费管理，这些事也是在赵世炎的具体指点下进行的。小报的主要内容是报道天津、唐山等地工人运动情况和各地的革命运动，发行很广，每天向唐山、北京，甚至莫斯科等地发售。
李志新对于赵世炎办报也有具体回忆。赵世炎住在旅社楼上的东间，他住一通间两小间，两张办公桌接起来放在当中，靠墙放一张床，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工人小报》的筹备、编辑都由他一人负责。记得他从苏联报纸上剪下一些小题头，如镰刀斧头，等等，作为《工人小报》的花样，赵世炎要李志新把这些东西拿到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印字馆去作铅模（中国人当时还做不出来）。以后小报出版，他日夜忙于编写，都是邢克让帮他校对，由协议印刷局印刷。
吕宜之的回忆充满感情，他说，赵世炎对宣传工作非常重视，对《工人小报》的编辑都是亲自指导，排版版面、校对等也都要亲自过目。这种精神给所有一起工作的同志起到了好的榜样。
就在1926年当年，赵世炎南下工作。转年3月，他参与领导了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的武装斗争，获得胜利。是年7月2日被捕，在狱中遭受酷刑而不改其志，当月19日在上海枫林桥英勇就义，时年仅26岁。（文 杨仲达)
2020就要过去啦
回顾追星史爱上了红西装边跳边笑的钟仁
又爱上了港仔快乐瀑布旭熙粉上了23人全员极品的NCT
回顾上学史年初知道了艺考分数特别好然后对文化分不上心 于是考来了一所广编专业不算太好的学校 但是呢遇上了特别好的室友
反正2021的心底最深处还是留给幂幂和峰峰 然后要和NCT一起走下去
家人都安康 万事都胜意
#2020最后一顿吃什么#
回顾追星史爱上了红西装边跳边笑的钟仁
又爱上了港仔快乐瀑布旭熙粉上了23人全员极品的NCT
回顾上学史年初知道了艺考分数特别好然后对文化分不上心 于是考来了一所广编专业不算太好的学校 但是呢遇上了特别好的室友
反正2021的心底最深处还是留给幂幂和峰峰 然后要和NCT一起走下去
家人都安康 万事都胜意
#2020最后一顿吃什么#
【老北京是如何处理垃圾的 】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时下北京城最热的话题莫过于垃圾分类了，四类垃圾怎么分，每天都让北京人动足了脑筋。在旧时的北京，垃圾处理能力有限，不过胡同人家的垃圾也能大概齐地分出个“干垃圾”“湿垃圾”。
1 环卫曾归警察管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曾由警察系统负责，当时叫“警卫共管”。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北京成立了维护城市治安的工巡总局（后改名为内外城巡警总厅），城市环境卫生工作也归其管辖。工巡总局有一支清道队伍，由各区巡官、警察负责监督管理，督催清道夫役清扫马路路面、清运市内垃圾、疏通沟渠、进行卫生稽查等。
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时期，沿用了警察管理环卫的体制。1913年颁布《京师警察厅管制》，规定除总监外共设5处14科，其中第三处是卫生处，卫生处第一科掌管道路清洁、清洁工配置、公厕设置与修缮、公共沟渠管理。在1910年到1913年间，京师警察厅还先后在各个区设置了清道队、清道所，并且细化了工作规则。同时在警卫军中设立卫生兵队，专司清洁道路、洒水事宜。警察机关还备有土车，专门用于将垃圾运往城外或指定地点。
1929年，北平特别市卫生局成立，城市环境卫生工作方归属卫生局管理。
2 城市环卫工人称“清道夫”
我们现在把城市中负责环境卫生的工人称为“环卫工人”，而旧时北京负责处理城市垃圾的工人，却有不同的称谓。
1913年，北洋政府公布了《京师警察厅改订管理清道规则》，配备专门负责道路清扫的人员，称为“清道夫”。清道夫的日常工作是由警察率领，进行“泼洒、扫除、平垫、疏浚沟渠、拉运秽土秽水、其他关于道路之事”。据官方记录，当时北京城“有清道夫1495人，每20人编为一队，在马路及两侧、街巷胡同和沟渠陂塘堤岸进行清扫。秋冬两季每日工作9小时，春夏两季每日工作11小时”。
1929年，市卫生局成立后，清道夫归属卫生局管理。卫生局在重要的街巷设立了垃圾桶，竖牌指定倾倒秽土的地点，还添置了焚秽炉。同时对清道夫的工作规定进一步细化，如“各班所管区域之土路及便道，应按时扫除，平垫泼洒”，“清道夫役扫集之垃圾，应运至指定地点，能焚化者，用秽炉焚化之，不易燃烧者，运送秽土代运场”，等等。对清道夫岗位人数的定编，初以“各区地面广狭不同”酌量分配，后来分布更趋合理，“视区域之繁简，而定人数之多寡”。
不过清道夫的工作区域主要是马路大街和干线沟渠，而背街背巷老胡同清运垃圾的活儿，警察局要另外雇“垃圾夫”干。垃圾夫也被老百姓称为“倒土的”，他们无冬历夏都穿着一件印着“垃圾夫”三个白字的“号坎儿”，拉着一个木轮垃圾车，到各街巷胡同收垃圾。
每天一清早儿，“倒土的”一进胡同口，就把手里的大铜铃铛“丁零丁零”摇动，嘴里还不时喊一句“倒土哦！”那时候胡同里没有垃圾箱，住家户儿听到声音便都端出院里装满炉灰、垃圾的土筐、废旧箱子、大簸箕，往土车里倒。拉个十来家，土车也就满了，垃圾夫拉到附近的指定地点一倒，回头接着再拉。
3 “窝头队”干的都是苦活
除了垃圾夫，警察局还雇有“秽水夫”，专门负责清运每家的泔水，俗称“倒泔水的”。
秽水夫的泔水车也是笨重的两轮木头车，车上装一个大水箱，可以容十几挑儿水的样子，后面最下方有个洞，用木塞塞住，是往外放水用的。秽水夫一般会套上一头小驴拉车，每天下午到胡同人家院里，一进门先喊一声“倒泔水！”然后把一家家的泔水桶提出来把泔水倒进水箱。一车装满后，“咯吱咯吱”地拉到通地沟的“秽水池”倒掉，再返回胡同继续。
清道夫、垃圾夫、秽水夫，干的都是苦活计，工作辛苦而报酬低微，伙食自然也好不了，被时人戏称为“窝头队”。
虽然旧时北京有这些城市垃圾处理的机构、设施和人员队伍，但由于当时国力衰弱、战乱频仍，管理措施得不到实施，律令形同虚设，城市卫生状况一度非常恶劣，甚至被称为“垃圾城”，市民深受其苦。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城市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状况才得到根本改善。
掏粪先买“粪道”，粪场不乏“粪霸”
除了渣土和泔水，粪便也是城市垃圾的一个重要部分。清代和民国时期，北京没有下水排污管道系统，也没有抽粪机器，人畜粪便的清运全靠人力。不过，因为粪便是农民种庄稼的好肥料，因此粪便清运处理便成了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
北京过去公厕不多，一般人家有茅房的也很少，出恭大多是用恭桶。从清后期开始，北京城的粪便清运就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行当，执此业者被称为“粪夫”（即掏粪工）。
老北京的粪夫以山东人居多，都是贫苦人出身。粪夫每天到各家各户或旱厕收集粪便，将粪便以肩担或车载的方式运往粪场“卸货”。
粪夫归属不同的粪场，有特定的掏粪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夫须遵从行规，“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
粪夫分为“旱道粪夫”“水道粪夫”和“跑海粪夫”。“旱道粪夫”专门到旱厕掏粪便；“水道粪夫”专门为住户刷马桶。除了这些分好粪道的正式粪夫，还有一些散户，他们没有固定的粪道，大多在犄角旮旯拾粪，被称作“跑海粪夫”。
粪夫掏粪运粪多在黎明时分，作家从维熙在《觅故记趣——寻找北平玉皇阁》一文中写道：“记得当年小巷报晓的不是大公鸡的晨歌，而是拉粪便的大车那吱吱啦啦干涩缺油的车轮声，黎明时分十分刺耳，难怪当时北平流传着一首歌：粪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多少的声音都跟着它起……”
粪场是集中存放粪便和制售粪肥的地方，粪道、粪场这些资源都归“粪道主”或称“粪场主”管辖，经营收入归他们所有，粪夫的雇佣和收入分配也由他们定。粪道主还享有“粪道权”，可以将粪道倒卖给他人。粪道主难免欺行霸市，因此俗称“粪霸”。
粪场不仅存放粪便，更重要的是还要对收上来的粪便进行加工，经过掺灰、搅拌、晾晒等几道工序，最后形成产品，即俗称的“大粪干儿”或“粪土”。粪场将大粪干儿送到北京郊外，卖给种地的农户。民国文人齐如山在回忆录中说：粪厂“每日派人背一木桶收取各住户、铺户之粪，用小车运回，晒干卖为肥料”。
过去北京的粪场大多集中在城里。如前门街道域辖原有一个“粪场胡同”，就是因其在清末民初时有一个大粪场。后因京剧表演艺术家郝寿臣在这里建四合院居住，觉得胡同名不雅，就向政府申请给这条胡同改名，遂改为“奋章胡同”。《北京胡同丛谈》中记：“粪场大院，今奋章胡同。”
当时老北京内城九个城门各有各的用途，称为“九门走九车”。安定门由于附近粪场众多，成群连片，粪场的人畜粪便装于粪车后，全顺安定门拉到城外，所以安定门被称为“走粪车”。
由于粪场售粪获利颇丰，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地区的粪夫数量曾达到四五千人，粪场数百家。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仍有粪道1857股，粪夫一千多名。1951年11月3日，北京市政府发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宣布“废除封建的粪道占有制度，一切粪道厕所都归卫生局管理”。此后，北京市不断改善粪便处理行业，大力建设公厕、改建冲水厕所，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2000年12月23日，掏粪工人将东城区内务部街57号院的两个死坑旱厕清理干净，并将旱厕填埋，终于结束了北京城人工清运粪便的历史。（北京日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