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拱之美
什么是“斗拱”？
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所独有的一种结构构件。在立柱和横梁交接处，从柱顶上加的一层层探出成弓形的承重结构叫拱，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斗，合称斗拱。斗拱，又称“山节”，“山节，谓刻柱头为斗拱，形如山也”（唐•孔颖达）。斗拱位于柱与梁之间，由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
斗拱历史悠久，从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采桑猎壶上的建筑花纹图案，以及汉代保存下来的墓阙、壁画上，都可以看到早期斗拱的形象，“它的历史可以说与华夏文化同长”（林徽因语），“中国各代建筑不同之特征，在斗拱之构造，大小，及权衡上最为显著”（梁思成语），深留着历史文化演进的痕迹。斗拱种类繁多，形制复杂，仅此一点，便可独立写成长篇。本文不是专业论文，无意也无力对斗拱进行建筑结构及历史方面的论述，仅仅以俗人之眼，感受斗拱之美。
斗拱美在何处呢？
首先是结构之美。
就建筑的结构型式而言，世界的古代建筑可分为砖石结构（或石结构）和砖木结构（或木结构）两大类。中国的古代建筑以砖木结构及木结构为主。其规模和成就在古代世界最为辉煌。
欧洲古典式建筑雄健浑厚，端庄方正，但缺少变化的妙趣，韵味不足，因为石头毕竟坚硬；阿拉伯古建筑沉静肃穆，虽庄重而富变化，但略感粗漫，因为石头毕竟厚重。而中国古典建筑清丽玲珑，飘逸俊秀，韵味无穷又雄大疏朗，因为木材毕竟灵秀。
就结构而言，不同特色的石材柱造就了欧洲古典建筑之美；穹隆造就了古阿拉伯建筑之美；而中国的古典建筑，除雕龙画凤，粉壁红漆外，“历来被视为极特异极神秘之中国屋顶曲线”（林徽因语）造就了中国古典建筑之美。当我们赞扬这“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屋顶曲线时，千万不要忘记了“斗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构造精巧，形似花篮的斗拱逐层纵横交错叠加，向外挑出，把最外层的桁檀挑出一定距离，才造成了飞檐高卷之势，使得整栋建筑更加优美、壮观，飞动。如果没有斗拱“尽错综之美，穷技巧之变”，就没有中国建筑的飞檐翘角，就没有中国建筑的飞动之美，就没有中国建筑“所谓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玄妙”（林徽因语）。从某种意义上讲，斗拱之美造就了中国古典建筑之美。
如果说伟岸挺拔雕饰有图案的罗马石柱和中国石柱代表了一种男性美的话，那么，斗拱就似窈窕的美女代表了女性的妙曼之美。这种美是集结构之美、装饰之美与组合造型之美于一身的美。
作为受力的构件，雕有不同图案的柱头，刻有凹圆槽柱身的罗马柱以及半圆形拱券等，雕（画）有龙云和其他图案的中国柱以及横梁等，都既是结构构件又起到了装饰的作用，但，这主要靠雕刻和粉饰。唯独斗拱，除自身可彩绘美化外，还靠自身的造型和不同的空间组合来创造错综之美，同时兼有多种功能。如：坡屋面若是直的斜坡，出檐过大，既阻碍光线，又因高耸的坡度而使排水过激，聪明的中国匠人们，利用斗拱层层外伸的空间组合，使得屋面翼角翘起，其仰翻的曲度，缓解了水的冲力，避免了对阳光的遮挡，使得坡屋顶如翼轻展，美观而具神韵。这是同样作为结构构件的柱和梁做不到的，这是斗拱穷技巧之变的灵动之美。
西方石结构建筑，基础做得很深很厚，但抗震效果并不理想，而中国古代建筑基础虽浅，但在同样的地震烈度下，抗震能力要比石结构建筑强得多，原因在于斗拱和梁柱作为榫卯结合的空间结构起了关键的作用。中国木构架的节点不是刚接，斗和拱之间的连接不用钉子，是榫卯结合，遇有强烈地震时，榫卯结合的斗拱会适度“松动”，消耗掉地震传来的能量，既起到抗震的作用，又保证建筑不“散架”。从这个意义上讲，斗拱是“智能化”的结构构件，这是斗拱顺势应变的“智能”之美。
斗拱是榫卯结合的一种标准构件，构件大小的基本尺度在中国早已成“模数”制。并以斗拱之“材度”为度量单位，掌控建筑物的比例和体量。建筑外形可千变万化，但作为结构构件的斗拱的模数不变，所以，使得斗拱可标准化定型化生产。要知道，以柱子直径的倍数为度量单位掌控建筑规模的制度，在西方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事，至今不过才几百年，而在中国千年之前的隋唐时期就已经进入了定型化和标准化的成熟时期。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建筑无需绘制图纸，工匠只要以份值表示的丈杆，背诵以口诀形式表达的各种构件份值，便可直接进行预制的秘密之所在。这是斗拱权衡掌控的机能之美。
斗拱除建筑结构之美外，还具有建筑装饰之美。
中国古建筑彩画分为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含宫式苏画）三大类。什么部位用什么色彩和图案是很考究的，檐下包括梁、柱头和斗拱在内的阴影掩映部分，多以青蓝和碧绿等“冷色”为主，柱、墙则以红色为主（寺庙墙为黑色，民居墙为白色或灰色）。无论是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还是苏式彩画，多半都画在梁架、枋、柱头等部位。但檐下阴影掩映部分，若只用青蓝和碧绿，必显幽阴，古代匠人们巧妙地用白色的线条将梁和柱头中的彩图勾勒分割，并间或点缀黄、红等色彩，使得屋檐之下阴中有明，冷中有暖，活而不呆。但暴露在外的梁和柱头的彩画毕竟是平面的，缺乏空间变化。这时，斗拱又发挥了“穷技巧之变”的独特作用，檐下交错叠加的斗拱，其外形轮廓，经白色线条勾勒后，立体感凸显，使得空间画面不再单一呆板，变得生动盎然，尽显装饰的错综之美。
如果把坡屋顶比作美女的乌发，挑檐比作美女额头的刘海，那么，斗拱无疑是那双清澈迷人的眼睛。
斗拱的使用不限于檐下，不分内外，作为重要关节，在建筑物内部施展出多种功能，创造了内部建筑的结构之美和装饰之美。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天坛祈年殿。
斗拱的结构之美和建筑装饰之美，在祈年殿的三层外檐和内部藻井中都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在这里，中国的匠人们把斗拱的结构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大殿结构不用大梁和长檩，檐顶以柱和枋桷承重，藻井由两层斗栱及一层天花组成。斗拱排列有序，多而不乱，承上启下，层层内收，烘托了中间的金色龙凤浮雕。整个藻井，构造极其精致，灵巧别致。斗拱随形勾勒的线性彩绘与梁、柱、天花中不同色彩绘制的几何图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丰富了天花藻井的空间变化，光彩夺目，富丽堂皇。正是因为使用了斗拱，才避免了藻井成为单一平面的穹顶，如果没有斗拱，要达到如此的美学效果是很难想象的。这不能不让人由衷地钦佩中国古代匠人巧妙的建筑构思和高超的智慧。
隋唐时期和明清时期，是斗拱创造辉煌的两个黄金时期。隋唐时期的建筑在中国已不多见，但在日本奈良等地得到了很好地保护，这当然要感谢梁思成先生。1945年，美国对日宣战。梁思成先生及时寄信给当时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要求保护具有中国隋唐建筑风格的奈良市，美军最高指挥官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奈良才得以完整地保留。
日本现存的古代佛寺建筑中，凡属飞鸟时代的建筑，都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建筑的缩小版；凡属奈良时代的建筑，都是中国初唐、盛唐建筑的缩小版。从这些建筑中，可以看出隋唐建筑最具魅力的冠冕——屋顶的曲线舒展开朗，出檐深远，线条流畅活泼，舒展而不张扬，古朴却富有活力，气魄宏伟，严整开朗。而这一切，都依赖于木构部分的斗拱、柱子、梁等建筑构件之间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韩国、朝鲜、越南，乃至泰国的古代建筑，处处有斗拱的精彩表现。因此，说斗拱是东方建筑的精髓，一点都不为过。它是中国古代匠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建筑文化孕育出的奇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靓丽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讲，斗拱之美就是中国文化之美
。
什么是“斗拱”？
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所独有的一种结构构件。在立柱和横梁交接处，从柱顶上加的一层层探出成弓形的承重结构叫拱，拱与拱之间垫的方形木块叫斗，合称斗拱。斗拱，又称“山节”，“山节，谓刻柱头为斗拱，形如山也”（唐•孔颖达）。斗拱位于柱与梁之间，由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
斗拱历史悠久，从两千多年前战国时代采桑猎壶上的建筑花纹图案，以及汉代保存下来的墓阙、壁画上，都可以看到早期斗拱的形象，“它的历史可以说与华夏文化同长”（林徽因语），“中国各代建筑不同之特征，在斗拱之构造，大小，及权衡上最为显著”（梁思成语），深留着历史文化演进的痕迹。斗拱种类繁多，形制复杂，仅此一点，便可独立写成长篇。本文不是专业论文，无意也无力对斗拱进行建筑结构及历史方面的论述，仅仅以俗人之眼，感受斗拱之美。
斗拱美在何处呢？
首先是结构之美。
就建筑的结构型式而言，世界的古代建筑可分为砖石结构（或石结构）和砖木结构（或木结构）两大类。中国的古代建筑以砖木结构及木结构为主。其规模和成就在古代世界最为辉煌。
欧洲古典式建筑雄健浑厚，端庄方正，但缺少变化的妙趣，韵味不足，因为石头毕竟坚硬；阿拉伯古建筑沉静肃穆，虽庄重而富变化，但略感粗漫，因为石头毕竟厚重。而中国古典建筑清丽玲珑，飘逸俊秀，韵味无穷又雄大疏朗，因为木材毕竟灵秀。
就结构而言，不同特色的石材柱造就了欧洲古典建筑之美；穹隆造就了古阿拉伯建筑之美；而中国的古典建筑，除雕龙画凤，粉壁红漆外，“历来被视为极特异极神秘之中国屋顶曲线”（林徽因语）造就了中国古典建筑之美。当我们赞扬这“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屋顶曲线时，千万不要忘记了“斗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构造精巧，形似花篮的斗拱逐层纵横交错叠加，向外挑出，把最外层的桁檀挑出一定距离，才造成了飞檐高卷之势，使得整栋建筑更加优美、壮观，飞动。如果没有斗拱“尽错综之美，穷技巧之变”，就没有中国建筑的飞檐翘角，就没有中国建筑的飞动之美，就没有中国建筑“所谓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的玄妙”（林徽因语）。从某种意义上讲，斗拱之美造就了中国古典建筑之美。
如果说伟岸挺拔雕饰有图案的罗马石柱和中国石柱代表了一种男性美的话，那么，斗拱就似窈窕的美女代表了女性的妙曼之美。这种美是集结构之美、装饰之美与组合造型之美于一身的美。
作为受力的构件，雕有不同图案的柱头，刻有凹圆槽柱身的罗马柱以及半圆形拱券等，雕（画）有龙云和其他图案的中国柱以及横梁等，都既是结构构件又起到了装饰的作用，但，这主要靠雕刻和粉饰。唯独斗拱，除自身可彩绘美化外，还靠自身的造型和不同的空间组合来创造错综之美，同时兼有多种功能。如：坡屋面若是直的斜坡，出檐过大，既阻碍光线，又因高耸的坡度而使排水过激，聪明的中国匠人们，利用斗拱层层外伸的空间组合，使得屋面翼角翘起，其仰翻的曲度，缓解了水的冲力，避免了对阳光的遮挡，使得坡屋顶如翼轻展，美观而具神韵。这是同样作为结构构件的柱和梁做不到的，这是斗拱穷技巧之变的灵动之美。
西方石结构建筑，基础做得很深很厚，但抗震效果并不理想，而中国古代建筑基础虽浅，但在同样的地震烈度下，抗震能力要比石结构建筑强得多，原因在于斗拱和梁柱作为榫卯结合的空间结构起了关键的作用。中国木构架的节点不是刚接，斗和拱之间的连接不用钉子，是榫卯结合，遇有强烈地震时，榫卯结合的斗拱会适度“松动”，消耗掉地震传来的能量，既起到抗震的作用，又保证建筑不“散架”。从这个意义上讲，斗拱是“智能化”的结构构件，这是斗拱顺势应变的“智能”之美。
斗拱是榫卯结合的一种标准构件，构件大小的基本尺度在中国早已成“模数”制。并以斗拱之“材度”为度量单位，掌控建筑物的比例和体量。建筑外形可千变万化，但作为结构构件的斗拱的模数不变，所以，使得斗拱可标准化定型化生产。要知道，以柱子直径的倍数为度量单位掌控建筑规模的制度，在西方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事，至今不过才几百年，而在中国千年之前的隋唐时期就已经进入了定型化和标准化的成熟时期。这也就是中国古代建筑无需绘制图纸，工匠只要以份值表示的丈杆，背诵以口诀形式表达的各种构件份值，便可直接进行预制的秘密之所在。这是斗拱权衡掌控的机能之美。
斗拱除建筑结构之美外，还具有建筑装饰之美。
中国古建筑彩画分为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苏式彩画（含宫式苏画）三大类。什么部位用什么色彩和图案是很考究的，檐下包括梁、柱头和斗拱在内的阴影掩映部分，多以青蓝和碧绿等“冷色”为主，柱、墙则以红色为主（寺庙墙为黑色，民居墙为白色或灰色）。无论是和玺彩画、旋子彩画还是苏式彩画，多半都画在梁架、枋、柱头等部位。但檐下阴影掩映部分，若只用青蓝和碧绿，必显幽阴，古代匠人们巧妙地用白色的线条将梁和柱头中的彩图勾勒分割，并间或点缀黄、红等色彩，使得屋檐之下阴中有明，冷中有暖，活而不呆。但暴露在外的梁和柱头的彩画毕竟是平面的，缺乏空间变化。这时，斗拱又发挥了“穷技巧之变”的独特作用，檐下交错叠加的斗拱，其外形轮廓，经白色线条勾勒后，立体感凸显，使得空间画面不再单一呆板，变得生动盎然，尽显装饰的错综之美。
如果把坡屋顶比作美女的乌发，挑檐比作美女额头的刘海，那么，斗拱无疑是那双清澈迷人的眼睛。
斗拱的使用不限于檐下，不分内外，作为重要关节，在建筑物内部施展出多种功能，创造了内部建筑的结构之美和装饰之美。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天坛祈年殿。
斗拱的结构之美和建筑装饰之美，在祈年殿的三层外檐和内部藻井中都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在这里，中国的匠人们把斗拱的结构之美发挥到了极致。大殿结构不用大梁和长檩，檐顶以柱和枋桷承重，藻井由两层斗栱及一层天花组成。斗拱排列有序，多而不乱，承上启下，层层内收，烘托了中间的金色龙凤浮雕。整个藻井，构造极其精致，灵巧别致。斗拱随形勾勒的线性彩绘与梁、柱、天花中不同色彩绘制的几何图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丰富了天花藻井的空间变化，光彩夺目，富丽堂皇。正是因为使用了斗拱，才避免了藻井成为单一平面的穹顶，如果没有斗拱，要达到如此的美学效果是很难想象的。这不能不让人由衷地钦佩中国古代匠人巧妙的建筑构思和高超的智慧。
隋唐时期和明清时期，是斗拱创造辉煌的两个黄金时期。隋唐时期的建筑在中国已不多见，但在日本奈良等地得到了很好地保护，这当然要感谢梁思成先生。1945年，美国对日宣战。梁思成先生及时寄信给当时的美军最高指挥官，要求保护具有中国隋唐建筑风格的奈良市，美军最高指挥官采纳了梁思成的建议，奈良才得以完整地保留。
日本现存的古代佛寺建筑中，凡属飞鸟时代的建筑，都是中国南北朝后期建筑的缩小版；凡属奈良时代的建筑，都是中国初唐、盛唐建筑的缩小版。从这些建筑中，可以看出隋唐建筑最具魅力的冠冕——屋顶的曲线舒展开朗，出檐深远，线条流畅活泼，舒展而不张扬，古朴却富有活力，气魄宏伟，严整开朗。而这一切，都依赖于木构部分的斗拱、柱子、梁等建筑构件之间力与美的完美结合。
韩国、朝鲜、越南，乃至泰国的古代建筑，处处有斗拱的精彩表现。因此，说斗拱是东方建筑的精髓，一点都不为过。它是中国古代匠人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建筑文化孕育出的奇葩，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靓丽的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讲，斗拱之美就是中国文化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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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两年半后中美防长再会谈，为何比预定时长翻倍？】在时隔两年半后，10日下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中美两国防长在新加坡握手并举行线下会谈，此次会谈比预定时间延长了30分钟。专家认为，中美防长面对面会谈本身就是一个积极信号，下一步中美工作层之间会就更具体问题的协商建立沟通渠道，推进两军其它合作性项目的开展。#中美防长会谈比预定时长翻倍#
专家：美国表态比外界普遍预期和缓，但行动是另一套
10日晚间，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称，魏凤和在会谈中表示，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这也应该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美国必须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不要攻击抹黑中国、遏制打压中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搞好。稳定的两军关系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两军应当避免冲突对抗。
此外，魏凤和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搞“以台制华”是不可能得逞的。美方日前再次宣布对台军售，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和军队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会谈中双方认为，两军应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增进双方战略互信，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把矛盾分歧变成冲突对抗。
中美防长最近一次会谈是在2019年11月18日于泰国曼谷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魏凤和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举行会谈，这是埃斯帕出任防长后中美防长首次面对面会谈。此后直至今天，中美防长再没有面对面会谈。在今年4月20日，时隔近21个月后中美防长进行首次通话。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美防长会谈备受外界关注。
会谈后，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立即举行吹风会。他表示，这是一次坦诚积极，富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双方都认为两军应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经常性沟通，管控风险危机，“总体看，此次会谈时间不算长，但效果是好的。下一步双方将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商讨两军交流合作事宜。”
中美防长会谈后，美国国防部发出的新闻稿称，美中防长讨论了两国防务关系和区域安全议题。奥斯汀讨论了关于有必要负责任地管控竞争和维持沟通畅通的事宜。奥斯汀也强调中国解放军参与实质性对话，以改善危机沟通及降低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奥斯汀还与魏凤和商讨了全球和区域安全议题，包括朝鲜问题等。在台湾问题上，奥斯汀称，美国承诺奉行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这项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奥斯汀重申台湾海峡维持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呼吁中国大陆“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动摇台海稳定的行动”。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10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次美国表态比外界普遍预期的要和缓一些，没有特别的激烈和居高临下的挑衅性，美方表达希望和中国加强危机管控，加强沟通交流。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虽然在口头上展示了“平衡艺术”，但在行动中是另一套，一边说“台湾海峡维持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一边做着对台军售，议员窜访等行动。
中美防长会谈延时，国防部发言人：多交流是好事
与往年一样，今年各大媒体对中美防长会谈热情高涨。对此，在新加坡参加“香会”的国防大学原教授张英利感受特别强烈：“尽管因为疫情原因主办方对参会媒体数量做了限制，但不管是中美防长会谈现场还是国防部发言人吹风会现场，人很多，甚至无法挤到前面去。”
此外，根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此次会谈原计划持续30分钟，但最终延长至1个小时。在吹风上回答“时间延长”的问题时，吴谦表示：“我认为，双方多谈一些，多交流一些，总是好事。”张英利认为：“这说明中美双方要谈的内容很丰富，也愿意谈，否则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者双方都在打官腔，不会谈这么长时间。”
对于中美两个防长会谈因何备受关注，张英利分析称，当今世界战略和重心在亚太地区，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世界上两个大国军队高层的互动自然会吸引外界关注。相较电话沟通，面对面会谈效果大不同，而且外界也会从双方的表情、肢体动作等方面来做进一步判断，判断“中美两军下一步如何发展？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什么影响？”
张英利认为，中美防长面对面会谈本身就是一个积极信号：“信息化时代人与人之间有很多交往方式，但任何交往都不能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对军队领导人尤其如此。”两军高层谈论的是重大的，不可不谈的话题，比如台海问题、乌克兰问题等，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高层会谈是一个开始，下一步中美工作层之间将就更具体问题的协商建立沟通渠道，推进两军之间其它的合作性项目。
会谈前美频繁释放信号，专家：没中国参与，世界上重大问题无法解决
那么，两国防长的会谈是否会立刻显示出成效，比如中美两军之间是否将在短期内展开更多互动？对此，张英利表示，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方把中方视为对手甚至敌人的情况下，两国关系出现恶化的趋势，两军关系必然受到影响。“在大国关系中，对立和竞争始终存在，呈现出螺旋式发展，升温慢。所以当下不可或缺地会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但依旧有合作的空间。”
实际上，在中美防长会谈举行之前，美国国防部频繁对外释放信息。9日，美国国防部官网的一条消息显示，奥斯汀希望保持美中两军对话渠道畅通，以避免未来双方误判。美国《外交政策》9日的一篇报道也称，五角大楼希望对华开设更多热线，加强和北京沟通，避免危机。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的话称，美方希望将重点放在为两国紧张关系设置“护栏”，并确保不会发展为某种军事误解。
对此，张英利表示，两国元首在管控危机方面形成重要共识，奥斯汀也公开发表过管控竞争和冲突的言论。在中美双方电话交流后，奥斯汀提出在“香会”线下会谈的愿望，虽然美国坚持用大国竞争定位中美关系，在当前战乱并举的国际安全形势下，对抗与合作往往相伴相生。“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塑造者，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热点问题在没有中国参与的前提下能得以解决。”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曹延中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会谈中双方形成的共识即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把矛盾分歧变成冲突对抗，这一点关键在美国。他认为，美方应认真落实“四不一无意”的承诺，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各种挑衅行动，停止以所谓“塑造中国安全环境”为目的扩大和强化军事同盟、伙伴关系，停止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和科技封锁，为稳定中美关系、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拿出实际行动，“在军事安全领域，还要立即停止售台武器和军事合作、停止高频度对华抵近侦察、停止挑动地区安全局势。”
对于美国对华频繁抵近侦察，以及台海和南海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张英利表示，2015年9月，中美两国国防部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正式签署。“这对中美了解彼此战略意图，管控危机、预防风险具有长效作用。此外，当前美军对我抵近侦察和挑衅频繁，我一线部队在高强度的应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本领，可以非常专业地履行使命，维护主权，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不测事件的发生。”
专家：美国表态比外界普遍预期和缓，但行动是另一套
10日晚间，中国国防部发布的消息称，魏凤和在会谈中表示，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这也应该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美国必须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发展壮大，不要攻击抹黑中国、遏制打压中国，不要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国利益，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搞好。稳定的两军关系对两国关系发展至关重要，两军应当避免冲突对抗。
此外，魏凤和强调，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搞“以台制华”是不可能得逞的。美方日前再次宣布对台军售，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方坚决反对、强烈谴责。中国政府和军队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图谋、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会谈中双方认为，两军应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高层战略沟通，增进双方战略互信，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把矛盾分歧变成冲突对抗。
中美防长最近一次会谈是在2019年11月18日于泰国曼谷举行的东盟防长扩大会议期间，魏凤和与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举行会谈，这是埃斯帕出任防长后中美防长首次面对面会谈。此后直至今天，中美防长再没有面对面会谈。在今年4月20日，时隔近21个月后中美防长进行首次通话。在中美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中美防长会谈备受外界关注。
会谈后，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立即举行吹风会。他表示，这是一次坦诚积极，富有建设性的战略沟通。双方都认为两军应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保持经常性沟通，管控风险危机，“总体看，此次会谈时间不算长，但效果是好的。下一步双方将通过军事外交渠道，商讨两军交流合作事宜。”
中美防长会谈后，美国国防部发出的新闻稿称，美中防长讨论了两国防务关系和区域安全议题。奥斯汀讨论了关于有必要负责任地管控竞争和维持沟通畅通的事宜。奥斯汀也强调中国解放军参与实质性对话，以改善危机沟通及降低战略风险的重要性。奥斯汀还与魏凤和商讨了全球和区域安全议题，包括朝鲜问题等。在台湾问题上，奥斯汀称，美国承诺奉行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这项政策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奥斯汀重申台湾海峡维持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呼吁中国大陆“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动摇台海稳定的行动”。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小卓10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此次美国表态比外界普遍预期的要和缓一些，没有特别的激烈和居高临下的挑衅性，美方表达希望和中国加强危机管控，加强沟通交流。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虽然在口头上展示了“平衡艺术”，但在行动中是另一套，一边说“台湾海峡维持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一边做着对台军售，议员窜访等行动。
中美防长会谈延时，国防部发言人：多交流是好事
与往年一样，今年各大媒体对中美防长会谈热情高涨。对此，在新加坡参加“香会”的国防大学原教授张英利感受特别强烈：“尽管因为疫情原因主办方对参会媒体数量做了限制，但不管是中美防长会谈现场还是国防部发言人吹风会现场，人很多，甚至无法挤到前面去。”
此外，根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此次会谈原计划持续30分钟，但最终延长至1个小时。在吹风上回答“时间延长”的问题时，吴谦表示：“我认为，双方多谈一些，多交流一些，总是好事。”张英利认为：“这说明中美双方要谈的内容很丰富，也愿意谈，否则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者双方都在打官腔，不会谈这么长时间。”
对于中美两个防长会谈因何备受关注，张英利分析称，当今世界战略和重心在亚太地区，在俄乌冲突的大背景下，世界上两个大国军队高层的互动自然会吸引外界关注。相较电话沟通，面对面会谈效果大不同，而且外界也会从双方的表情、肢体动作等方面来做进一步判断，判断“中美两军下一步如何发展？会给地区安全带来什么影响？”
张英利认为，中美防长面对面会谈本身就是一个积极信号：“信息化时代人与人之间有很多交往方式，但任何交往都不能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对军队领导人尤其如此。”两军高层谈论的是重大的，不可不谈的话题，比如台海问题、乌克兰问题等，但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高层会谈是一个开始，下一步中美工作层之间将就更具体问题的协商建立沟通渠道，推进两军之间其它的合作性项目。
会谈前美频繁释放信号，专家：没中国参与，世界上重大问题无法解决
那么，两国防长的会谈是否会立刻显示出成效，比如中美两军之间是否将在短期内展开更多互动？对此，张英利表示，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方把中方视为对手甚至敌人的情况下，两国关系出现恶化的趋势，两军关系必然受到影响。“在大国关系中，对立和竞争始终存在，呈现出螺旋式发展，升温慢。所以当下不可或缺地会出现各说各话的情况，但依旧有合作的空间。”
实际上，在中美防长会谈举行之前，美国国防部频繁对外释放信息。9日，美国国防部官网的一条消息显示，奥斯汀希望保持美中两军对话渠道畅通，以避免未来双方误判。美国《外交政策》9日的一篇报道也称，五角大楼希望对华开设更多热线，加强和北京沟通，避免危机。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的话称，美方希望将重点放在为两国紧张关系设置“护栏”，并确保不会发展为某种军事误解。
对此，张英利表示，两国元首在管控危机方面形成重要共识，奥斯汀也公开发表过管控竞争和冲突的言论。在中美双方电话交流后，奥斯汀提出在“香会”线下会谈的愿望，虽然美国坚持用大国竞争定位中美关系，在当前战乱并举的国际安全形势下，对抗与合作往往相伴相生。“中国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与塑造者，世界上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热点问题在没有中国参与的前提下能得以解决。”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曹延中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会谈中双方形成的共识即管控好矛盾分歧，不把矛盾分歧变成冲突对抗，这一点关键在美国。他认为，美方应认真落实“四不一无意”的承诺，停止在台湾问题上的各种挑衅行动，停止以所谓“塑造中国安全环境”为目的扩大和强化军事同盟、伙伴关系，停止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和科技封锁，为稳定中美关系、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拿出实际行动，“在军事安全领域，还要立即停止售台武器和军事合作、停止高频度对华抵近侦察、停止挑动地区安全局势。”
对于美国对华频繁抵近侦察，以及台海和南海地区日益紧张的局势。张英利表示，2015年9月，中美两国国防部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正式签署。“这对中美了解彼此战略意图，管控危机、预防风险具有长效作用。此外，当前美军对我抵近侦察和挑衅频繁，我一线部队在高强度的应对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本领，可以非常专业地履行使命，维护主权，也最大限度地避免不测事件的发生。”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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