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点烦恼。
说到底我的烦恼，总是关乎我自己。关于我能否论证我的行为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一旦脱离可解释的范畴，就会惴惴不安。
但这很明显是种强迫症。人是动态的，不可能实时用静态去解释。除非人格也有x光机，感到自己面目全非的时候就拍一张片，一切了然。
我经常感到自己面目全非。
兴许是与自我距离太近的原因。
昨天刷到一条关于日本人「距离感」的视频。我立即想到村上小说里似乎总是极力地描述这个词。处女作《且听风吟》第一章就反反复复在写，就连他翻译的最钟爱的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亦有言及。
后知后觉，「距离」或是日本人的母题之一。
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世界之间都横陈着「鸿沟」。我们要做的并非跨越，而是以「尺」测量「与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以求把握「尺度」。
与自我也是如此。距离太近就会面目全非。
最近发生的对话：「保持距离才客观」。
回味时感慨，村上果然是我「在气质上相投」的作家。但怀揣着这一论调再读他的小说时，反而会感到更多差异。
即使喜好「迷糊/暧昧」，回过神来，我已经不自觉在追求「精确/客观」。即便深知「客观」是理论值，任何问题和回答都有预设的角度。就像我在强调自己的「低道德/无道德感」时，其实强化了另一种广义上的「道德」。
但没关系。终点总是乌托邦，重要的是朝它的方向不断修正的过程。
「但我想做这件事，尝试构建一个体系去解释我自己。哪怕它总是动态中的一个静态，完整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是舍去了我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的被摒弃的部分。哪怕它对其他人没有意义也不被承认。我还是想做看看。」跟慧打电话时，我说道。
/
摄影课老师说到摄影的「镜派」和「窗派」。文学史老师也提到过，意指「向内审视」和「向外窥探」两种方式。
「对我来说主体性是第一位的。我看向其他人其他事物，遭遇事件和经历时，总是看到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自我意识过剩（笑）。」我向慧解释为什么他人于我而言都是「镜」时这样说。
所以毫无疑问，我是「镜派」。
反观我所写文字/所摄照片的常用意象，「镜」很重要。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镜子，可能是玻璃、水面，甚至窗，或是更抽象的带有隐喻意味的事物，一切可以反射/描述出「我」的，都是「镜」。
可以说，这个分野象征性地区分了本质上的「内向」和「外向」。从视野，而不是能量。两者是目的和动力的关系。
当然，「以镜为窗」和「以窗为镜」也是存在的。实验室之外的事物总是中间值。以内观外，以外观内，使我们得以调和内外在。
以此观察周遭的人，差异立显。
但在此我想引入另一个论点：表达和表演。
上述关于「镜与窗」的描述是基于「视野」展开的。「方式」则如下叙述。
/
「摄影师和导演有表达欲，或者说是控制欲，演员有表演欲。」摄影老师如是说。
我反思自己对于摄影师和导演的野心中，多少包含了对「控制欲合理化」的欲求。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说到底，掌镜人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象化」。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深有感受的是：
对内在的某种形式（观念/情绪/感觉）有表达欲，这只是第一步。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将它们精准地于外在表现出来，通过何种介质，如何排布，才能足够逻辑/合理以致不破坏它。越是追求精准，越会感觉困难。
幸运的话，这世上正好有事物可以成为你的内在形式的介质，稍加排布，就可以顺畅不费力气地表达出来。
但很有可能，你的内在的这种形式，暂时在外在找不到对应的对象可以承载。（可能是主观的局限性，未能穷尽选择项；也可能是客观上真的不存在。）这时你必须创造一个对象，但由于外在不可能凭空创造对象，所以你只能对某些和它联系性较大的事物进行改造。
总之，无论是选择还是改造，都是为所要表达之物匹配对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主观映射到客观，主体转变为客体的过程。正所谓「对象化」。
一个作家需要描述自己，需要一个对应的小说人物；一个摄影师描述自己，需要一种对应的拍摄物，人像/风景/静物……
我需要表达自己，一样需要介质，矛盾在于：
假如，被我选择为对象的，是无生命的物体，它没有选择权，我可以随意改造它。
但如果对象是一个人呢？
长久合作的摄影师和模特之间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导演和演员也是一样。王家卫就是绝对控制的代表，在他的那里，演员只是承接对象化结果的工具。
如果在朋友的关系中施加这种控制会如何呢？
狗是典型的演员派。
也是窗派（但暗含镜派的倾向，并有靠拢的趋势）。作为朋友，我似乎理所当然地将她作为我的对象化载体处理了（主要是影像方面）。那一时期，任何内在形式都想借她输出。
直到有次她拒绝了请求，并表示为什么总默认她会加入「我的创作」。
我的「主体的他者化」不应该由他人来背负。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
或许我应该试着将自己作为对象来看待。时刻变化的，时刻想表达的我的内在，是可以以我的外在作为载体的。我之前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假使我不能使我自己合乎我的美学……我就不能真正的自洽。
创作，从物化自己开始。（笑）
/
其实还没有写完。每次都是。
但永远不可能写得完。
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挣扎。
每一次变动都要重新修订我的理论。
但没关系。
也以「生物多样性」层面的宽容对待自己吧。
可以不柔软，可以混乱，可以失控。
就像可以说谎，意气用事，可以犯错一样。
我们是人啊。
说到底我的烦恼，总是关乎我自己。关于我能否论证我的行为和理论之间的关系，一旦脱离可解释的范畴，就会惴惴不安。
但这很明显是种强迫症。人是动态的，不可能实时用静态去解释。除非人格也有x光机，感到自己面目全非的时候就拍一张片，一切了然。
我经常感到自己面目全非。
兴许是与自我距离太近的原因。
昨天刷到一条关于日本人「距离感」的视频。我立即想到村上小说里似乎总是极力地描述这个词。处女作《且听风吟》第一章就反反复复在写，就连他翻译的最钟爱的小说家菲茨杰拉德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亦有言及。
后知后觉，「距离」或是日本人的母题之一。
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世界之间都横陈着「鸿沟」。我们要做的并非跨越，而是以「尺」测量「与周遭事物之间的距离」，以求把握「尺度」。
与自我也是如此。距离太近就会面目全非。
最近发生的对话：「保持距离才客观」。
回味时感慨，村上果然是我「在气质上相投」的作家。但怀揣着这一论调再读他的小说时，反而会感到更多差异。
即使喜好「迷糊/暧昧」，回过神来，我已经不自觉在追求「精确/客观」。即便深知「客观」是理论值，任何问题和回答都有预设的角度。就像我在强调自己的「低道德/无道德感」时，其实强化了另一种广义上的「道德」。
但没关系。终点总是乌托邦，重要的是朝它的方向不断修正的过程。
「但我想做这件事，尝试构建一个体系去解释我自己。哪怕它总是动态中的一个静态，完整中的一个部分，甚至是舍去了我自己也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的被摒弃的部分。哪怕它对其他人没有意义也不被承认。我还是想做看看。」跟慧打电话时，我说道。
/
摄影课老师说到摄影的「镜派」和「窗派」。文学史老师也提到过，意指「向内审视」和「向外窥探」两种方式。
「对我来说主体性是第一位的。我看向其他人其他事物，遭遇事件和经历时，总是看到我自己。我知道我是自我意识过剩（笑）。」我向慧解释为什么他人于我而言都是「镜」时这样说。
所以毫无疑问，我是「镜派」。
反观我所写文字/所摄照片的常用意象，「镜」很重要。不一定是实实在在的镜子，可能是玻璃、水面，甚至窗，或是更抽象的带有隐喻意味的事物，一切可以反射/描述出「我」的，都是「镜」。
可以说，这个分野象征性地区分了本质上的「内向」和「外向」。从视野，而不是能量。两者是目的和动力的关系。
当然，「以镜为窗」和「以窗为镜」也是存在的。实验室之外的事物总是中间值。以内观外，以外观内，使我们得以调和内外在。
以此观察周遭的人，差异立显。
但在此我想引入另一个论点：表达和表演。
上述关于「镜与窗」的描述是基于「视野」展开的。「方式」则如下叙述。
/
「摄影师和导演有表达欲，或者说是控制欲，演员有表演欲。」摄影老师如是说。
我反思自己对于摄影师和导演的野心中，多少包含了对「控制欲合理化」的欲求。
「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说到底，掌镜人的根本任务就是「对象化」。
在我的创作过程中深有感受的是：
对内在的某种形式（观念/情绪/感觉）有表达欲，这只是第一步。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将它们精准地于外在表现出来，通过何种介质，如何排布，才能足够逻辑/合理以致不破坏它。越是追求精准，越会感觉困难。
幸运的话，这世上正好有事物可以成为你的内在形式的介质，稍加排布，就可以顺畅不费力气地表达出来。
但很有可能，你的内在的这种形式，暂时在外在找不到对应的对象可以承载。（可能是主观的局限性，未能穷尽选择项；也可能是客观上真的不存在。）这时你必须创造一个对象，但由于外在不可能凭空创造对象，所以你只能对某些和它联系性较大的事物进行改造。
总之，无论是选择还是改造，都是为所要表达之物匹配对象。从根本上说，都是主观映射到客观，主体转变为客体的过程。正所谓「对象化」。
一个作家需要描述自己，需要一个对应的小说人物；一个摄影师描述自己，需要一种对应的拍摄物，人像/风景/静物……
我需要表达自己，一样需要介质，矛盾在于：
假如，被我选择为对象的，是无生命的物体，它没有选择权，我可以随意改造它。
但如果对象是一个人呢？
长久合作的摄影师和模特之间肯定面临这个问题。导演和演员也是一样。王家卫就是绝对控制的代表，在他的那里，演员只是承接对象化结果的工具。
如果在朋友的关系中施加这种控制会如何呢？
狗是典型的演员派。
也是窗派（但暗含镜派的倾向，并有靠拢的趋势）。作为朋友，我似乎理所当然地将她作为我的对象化载体处理了（主要是影像方面）。那一时期，任何内在形式都想借她输出。
直到有次她拒绝了请求，并表示为什么总默认她会加入「我的创作」。
我的「主体的他者化」不应该由他人来背负。我终于意识到这一点。
或许我应该试着将自己作为对象来看待。时刻变化的，时刻想表达的我的内在，是可以以我的外在作为载体的。我之前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假使我不能使我自己合乎我的美学……我就不能真正的自洽。
创作，从物化自己开始。（笑）
/
其实还没有写完。每次都是。
但永远不可能写得完。
每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挣扎。
每一次变动都要重新修订我的理论。
但没关系。
也以「生物多样性」层面的宽容对待自己吧。
可以不柔软，可以混乱，可以失控。
就像可以说谎，意气用事，可以犯错一样。
我们是人啊。
蛇形龙崇拜与二里头遗址夏都说
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笔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两书的部分章节中，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夏社不可迁”的历史事件等方面论证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期至晚期的王都。在时空问题之外，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说的佐证。
一
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就是蛇形之龙。《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这里所说的“虫”即蛇形之龙。在青铜器铭文中，禹字写法与《说文》一脉相承。例如《遂公盨》《禹鼎》《秦公簋》中的禹字，均为从虫、从九的象形兼会意字。“从九”即《说文》所说的“从禸”。在古文字学者中，有人主张金文“禹”字从禸之“禸”是衍生的，没有实际意义。也有的主张所谓“从禸”即“从九”，如丁山指出：“禹字从虫、九，即《楚辞》所谓‘雄虺九首’”（《禹平水土本事考》）。我们联系文献中禹称霸九土（即九州）古史传说，禹字从虫、九的释读似乎更贴近历史的实际。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为了论证“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其依据之一就是引《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实，“禹”这个名号来自其图腾之名，“禹”字的构形为蛇形之龙，只是说明“禹”这一名号的取名来自蛇形之龙，而并非禹本身即为动物。在人类学材料中，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有740个动植物图腾，其中大量的是个人图腾，少量的是氏族图腾，二者并存。根据笔者研究，在图腾起源上，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每每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图腾的起源、转型与考古发现》，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禹的情况就是这样，禹以蛇形龙为图腾也就成为夏王族的图腾。
夏族姒姓，也可说明蛇形龙是其重要图腾。《国语·周语》说：伯禹治水，“疏川导滞”，“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说夏禹即夏族姓姒。《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等。姒姓之“姒”字，不见于《说文》。在金文中，姒、始同字，从厶从女，如《卫姒鼎》《邓伯氏鼎》等。丁山考证姒字初形实即厶（私之古文），说它：“象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姒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古代神话与民族》）此外，《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褒为姒姓，乃夏禹之后，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国为姓”者之一。姒姓褒国两位先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是夏王族以龙为图腾的传说。还有，《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这里的开即启，避汉景帝讳。总之，从上引文献以及禹字的构形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龙是夏族最重要的图腾，而且是蛇形之龙。
关于龙，笔者把中国早期的龙形，划分为“有爪之龙”和“无爪之龙”两大类，并以此为起点探讨龙的起源与原型。有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也即蛟龙；无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也即“勾龙”（句龙）；而龙之所以能够乘云升天，是由于我国远古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或蛇蟒视为一体的结果（《龙的原型与神性》，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在这两类龙形中，夏后氏、共工氏和陶唐氏都是以蛇形之龙为图腾的。例如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归藏·启筮篇》也说：“共工，人面蛇身，朱发。”至于陶唐氏的龙图腾，我在《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不再赘言。总之，从文献上看，夏族基于以蛇形龙为图腾而产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质之一。
二
夏的这一文化特质可以得到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现象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龙形器物，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图一）。随葬绿松石龙的02VM3墓葬是一座贵族墓，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内随葬品丰富，除绿松石龙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墓主为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绿松石龙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放置在死者的骨架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在绿松石龙上还置一铜铃。这条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呈现出巨头，蜷尾，波状的龙身，是一条蛇形龙。考古发掘者说：“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面呈拥揽状。”（《考古》2005年第7期）此外，在二里头遗址H57灰坑出土的陶鬲残片表面雕刻有一首双身蛇形龙纹（图二），年代为二里头遗址中晚期。还有一件陶器残片则刻画有“一身而双头”的蛇形龙纹（图三：1）。“一首双身”，似乎是因艺术表现上用平面表现立体而产生的。“一身而双头”，与汉代画像石砖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尾交其上”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还有，在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中出土两件透底器的陶器，一件编号为96YLIIIH2：2，器表布满菱形纹和弦纹并攀附有3条蛇形龙（图四）；一件编号为96YLIIIH2：1，器表经磨光，其上攀附有6条蛇形龙（《二里头陶器集粹》之图一七〇、一七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两件陶器都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此外，还发现四件陶器残片上刻画有蛇形龙纹（图三：2、3、4、5），还有一件编号为03VG14：16的陶盆口沿内侧浮雕一条蛇形长龙，昂首勾尾，身上有麟纹，龙身上方阴刻鱼纹一周（《考古》2004年第11期，图版捌：5）。
三
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丰富的龙形器物，与文献中夏族以龙为图腾以及金文中“禹”字写作蛇形龙等材料相联系，这是从正面佐证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若从反面而言，即从商族的图腾崇拜而言，我们知道，商族的图腾是玄鸟。例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长发》也记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对于这些古史传说，《史记·殷本纪》则叙述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解读这些文献，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中与图腾观念混合在一起的“天命”和“帝”的观念，应该是后起的，它是商族人在原来的图腾祖先诞生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加上去的。其中，从甲骨文中的情况来看，商族至少在甲骨文时代即商代后期已出现了“帝”和“上帝”的观念，而甲骨文中的“天”并非至上神，只是“大”的意思。因而，也许商族人有关玄鸟图腾历史记忆传至甲骨文时代时，在原有的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的基础上，加进去了上帝的观念，这才使得《长发》篇说商的诞生是按照“帝”命令进行的。至于由《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天命”所表现出的殷人尊天的字眼，则是周人或商的后裔宋人用后来的观念把“帝”改写为“天”的结果（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尽管如此，在《玄鸟》篇和《长发》篇的始祖诞生神话中，我们尚看不到“父亲”的作用，即在《玄鸟》和《长发》中，我们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简狄生育商族祖先时其丈夫有什么作用，由此，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要比《楚辞·天问》和《史记·殷本纪》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图腾祖先诞生神话中较原始的内涵。这也与《玄鸟》和《长发》篇的成书年代较《楚辞·天文》和《史记》要早许多有关系。但通过《史记·殷本纪》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出商契的故事来理解《诗经》的《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还是能够窥视出其历史素地的——这就是说，玄鸟是商族尤其是商王族最重要的图腾。
二里头乃王都遗址，考古学界对此是没有分歧的。虽然说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目前尚未形成最后定论。无论何种主张，都需要从时间、空间、历史事件、文化内涵和特质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在笔者看来，截至现在，论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依据和说服力，要远胜于部分学者的“商都说”。如果我们在时空等条件的基础上，再举出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只能与夏王族的龙图腾崇拜相吻合，而与商王族的玄鸟图腾崇拜完全不吻合，这可以成为二里头乃夏朝王都说的一个有力佐证。 https://t.cn/R2WxHCK
关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笔者在《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与王权的形成》两书的部分章节中，主要从时间和空间以及“夏社不可迁”的历史事件等方面论证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期至晚期的王都。在时空问题之外，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的文化特征，可以作为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说的佐证。
一
在文献上，夏王族即夏后氏，对于蛇形之龙的崇拜十分突出。例如，夏禹之禹就是蛇形之龙。《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这里所说的“虫”即蛇形之龙。在青铜器铭文中，禹字写法与《说文》一脉相承。例如《遂公盨》《禹鼎》《秦公簋》中的禹字，均为从虫、从九的象形兼会意字。“从九”即《说文》所说的“从禸”。在古文字学者中，有人主张金文“禹”字从禸之“禸”是衍生的，没有实际意义。也有的主张所谓“从禸”即“从九”，如丁山指出：“禹字从虫、九，即《楚辞》所谓‘雄虺九首’”（《禹平水土本事考》）。我们联系文献中禹称霸九土（即九州）古史传说，禹字从虫、九的释读似乎更贴近历史的实际。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先生为了论证“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而不是人”，其依据之一就是引《说文》“禹，虫也。从禸，象形”，说“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其实，“禹”这个名号来自其图腾之名，“禹”字的构形为蛇形之龙，只是说明“禹”这一名号的取名来自蛇形之龙，而并非禹本身即为动物。在人类学材料中，居住在澳大利亚中部的阿兰达人（Aranda）有740个动植物图腾，其中大量的是个人图腾，少量的是氏族图腾，二者并存。根据笔者研究，在图腾起源上，先有个人图腾，后有氏族图腾，氏族图腾每每是由氏族酋长的个人图腾转化而来。（《图腾的起源、转型与考古发现》，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禹的情况就是这样，禹以蛇形龙为图腾也就成为夏王族的图腾。
夏族姒姓，也可说明蛇形龙是其重要图腾。《国语·周语》说：伯禹治水，“疏川导滞”，“合通四海”，“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谓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这是说夏禹即夏族姓姒。《史记·夏本纪》也说“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等。姒姓之“姒”字，不见于《说文》。在金文中，姒、始同字，从厶从女，如《卫姒鼎》《邓伯氏鼎》等。丁山考证姒字初形实即厶（私之古文），说它：“象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姒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古代神话与民族》）此外，《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褒为姒姓，乃夏禹之后，褒氏是夏的同姓族邦中“用国为姓”者之一。姒姓褒国两位先君“化为二龙”的神话，显然是夏王族以龙为图腾的传说。还有，《山海经·海外西经》：“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山海经·海外西经》：“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这里的开即启，避汉景帝讳。总之，从上引文献以及禹字的构形等多个方面都可以看出龙是夏族最重要的图腾，而且是蛇形之龙。
关于龙，笔者把中国早期的龙形，划分为“有爪之龙”和“无爪之龙”两大类，并以此为起点探讨龙的起源与原型。有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鳄鱼，也即蛟龙；无爪之龙的生物原型是蛇蟒，也即“勾龙”（句龙）；而龙之所以能够乘云升天，是由于我国远古先民将天空中的雷电与地上的鳄鱼或蛇蟒视为一体的结果（《龙的原型与神性》，载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探索》）。在这两类龙形中，夏后氏、共工氏和陶唐氏都是以蛇形之龙为图腾的。例如共工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说：“共工之臣名曰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归藏·启筮篇》也说：“共工，人面蛇身，朱发。”至于陶唐氏的龙图腾，我在《陶寺与尧都：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南方文物》2015年第3期）一文中有较详细论述，不再赘言。总之，从文献上看，夏族基于以蛇形龙为图腾而产生的崇拜是其文化的特质之一。
二
夏的这一文化特质可以得到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现象的印证。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龙形器物，最著名的是一件用绿松石片粘嵌的龙形器（图一）。随葬绿松石龙的02VM3墓葬是一座贵族墓，年代为二里头文化第二期。墓内随葬品丰富，除绿松石龙外，还有铜器、玉器、白陶器、漆器和海贝等。墓主为成年男性，年龄在30～35岁之间。绿松石龙是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粘嵌而成，放置在死者的骨架上，由肩部至髋骨处。在绿松石龙上还置一铜铃。这条由绿松石片粘嵌而成的龙，呈现出巨头，蜷尾，波状的龙身，是一条蛇形龙。考古发掘者说：“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很可能是被斜放于墓主右臂之上面呈拥揽状。”（《考古》2005年第7期）此外，在二里头遗址H57灰坑出土的陶鬲残片表面雕刻有一首双身蛇形龙纹（图二），年代为二里头遗址中晚期。还有一件陶器残片则刻画有“一身而双头”的蛇形龙纹（图三：1）。“一首双身”，似乎是因艺术表现上用平面表现立体而产生的。“一身而双头”，与汉代画像石砖中伏羲女娲“人面蛇身，尾交其上”的表现方式是一样的。还有，在一座二里头文化二期的灰坑中出土两件透底器的陶器，一件编号为96YLIIIH2：2，器表布满菱形纹和弦纹并攀附有3条蛇形龙（图四）；一件编号为96YLIIIH2：1，器表经磨光，其上攀附有6条蛇形龙（《二里头陶器集粹》之图一七〇、一七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两件陶器都属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此外，还发现四件陶器残片上刻画有蛇形龙纹（图三：2、3、4、5），还有一件编号为03VG14：16的陶盆口沿内侧浮雕一条蛇形长龙，昂首勾尾，身上有麟纹，龙身上方阴刻鱼纹一周（《考古》2004年第11期，图版捌：5）。
三
把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丰富的龙形器物，与文献中夏族以龙为图腾以及金文中“禹”字写作蛇形龙等材料相联系，这是从正面佐证二里头遗址乃夏朝王都。若从反面而言，即从商族的图腾崇拜而言，我们知道，商族的图腾是玄鸟。例如，《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商颂·长发》也记有：“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曰：“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对于这些古史传说，《史记·殷本纪》则叙述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解读这些文献，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中与图腾观念混合在一起的“天命”和“帝”的观念，应该是后起的，它是商族人在原来的图腾祖先诞生的神话故事的基础上加上去的。其中，从甲骨文中的情况来看，商族至少在甲骨文时代即商代后期已出现了“帝”和“上帝”的观念，而甲骨文中的“天”并非至上神，只是“大”的意思。因而，也许商族人有关玄鸟图腾历史记忆传至甲骨文时代时，在原有的始祖诞生的图腾神话的基础上，加进去了上帝的观念，这才使得《长发》篇说商的诞生是按照“帝”命令进行的。至于由《玄鸟》篇“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天命”所表现出的殷人尊天的字眼，则是周人或商的后裔宋人用后来的观念把“帝”改写为“天”的结果（王震中《商周之变与从帝向天帝同一性转变的缘由》）。尽管如此，在《玄鸟》篇和《长发》篇的始祖诞生神话中，我们尚看不到“父亲”的作用，即在《玄鸟》和《长发》中，我们看不到有娀氏女子简狄生育商族祖先时其丈夫有什么作用，由此，笔者认为《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要比《楚辞·天问》和《史记·殷本纪》更原始一些，它保留了图腾祖先诞生神话中较原始的内涵。这也与《玄鸟》和《长发》篇的成书年代较《楚辞·天文》和《史记》要早许多有关系。但通过《史记·殷本纪》简狄因吞玄鸟卵而生出商契的故事来理解《诗经》的《玄鸟》篇和《长发》篇所反映的商族的玄鸟图腾神话，还是能够窥视出其历史素地的——这就是说，玄鸟是商族尤其是商王族最重要的图腾。
二里头乃王都遗址，考古学界对此是没有分歧的。虽然说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目前尚未形成最后定论。无论何种主张，都需要从时间、空间、历史事件、文化内涵和特质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论证。在笔者看来，截至现在，论证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依据和说服力，要远胜于部分学者的“商都说”。如果我们在时空等条件的基础上，再举出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浓厚的蛇形龙崇拜只能与夏王族的龙图腾崇拜相吻合，而与商王族的玄鸟图腾崇拜完全不吻合，这可以成为二里头乃夏朝王都说的一个有力佐证。 https://t.cn/R2WxHCK
《从格害人至深》论述了八字预测中的特殊格局说法是错误的。邵先生认为只应该有正格，不应该有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推翻了历代大师通过预测实践一致赞同的一种观点。邵先生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举了古代几个命局的例子。比如他说一个男命是壬子、壬子、戊子、壬子，本应该按照从财格喜金水论的，可却在最忌讳的丙辰、丁巳、戊午这些帮身大运“大富和官至太史”，邵先生同时还举了三个例子，都是从格却在不利的大运富贵非常的，由此证明从格的说法是不对的。
不过，邵先生的这些论证存在以下需要商榷的地方：
第一，举例是否属实。我们知道，古今论命者在自己的著作中生造八字的现象颇多，邵先生举例说的四个古例，除了最后一例说出了是韩信的外（真是韩信的八字吗？无从考证），其余三例无名无姓，我们根本无法证实其真实性，自然也就无从证实这些从格八字的主人是否就或“大富”、或“官至太史”、或“官至丞相”了，如果这些例子都是作者主观臆造的，那么其论点就难以成立、不攻自破了。邵先生应该拿现当代名人的八字为例啊，这样似乎更有说服力些。
第二，时辰是否正确。邵先生举例说的第一个例子是子时的，预测行里都知道有“神仙难断子时命”之说，意思是子时及子时前后生的人，最容易报错和排错八字，甚至有的子时生的人把日子都搞错，这样，八个字就意味着排错一半，根本不是命主的八字，怎么能把命主的人生经历和该八字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并以此应证一种命学理论呢？！这个例子是子时，自然不排除把日子搞错，假如命主是后一天的，那日干支就是己丑，行后面那些帮身又起调候作用的大运，也是发迹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八字是否就是命主准确的生辰，我看还是值得怀疑的。再说，以前的人记出生时辰大都因为没有钟表而进行估计，即使有钟表时间也不懂得根据经度换算真太阳时，包括邵伟华先生都不讲究这个的，这样怎么能排出命主准确的八字啊，由此可知后面那三例的八字也不一定是排正确了的。
邵先生在该文的第二节里又举例说他的某某学生和工作人员出去给别人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找他看又怎么样怎么样，言语之中表露出对这些人的不满，我觉得很不应该这样。对方即使背叛了你，你也应该保持宽阔的胸怀，而不该在著作里透露出这些贬人褒己的文字（写到这里，笔者感觉似乎也有贬低邵先生、抬高自己之嫌，大汗！）。何况，邵先生在论述那几个八字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比如，坤造：壬辰、壬寅、壬寅、壬寅，邵先生说，“此妇2000年2月28日来公司找我预测后对我说：‘邵老师，你今为我预测，我本人经历的大事都测得很准，有个被你辞退的人XXX为什么在1998年6月给我测时，他说我喜行金水之年，忌火之年，结果全把我的吉凶之事测反了，一条也没有测准，他的准确率不及街上路边的10%，但他的广东话说得很好。’听了客户的诉说，就知道XXX用的是‘从格’为她预测的。”我不知道这个XXX是哪个，但是读明白了这个XXX应该是邵先生公司以前聘请的预测师，既然他的预测准确率“不及街边的10%”，你邵先生当初居然还敢把这样的人聘请到你公司来？再说，别人说这个命主喜金水之年，自然是按照身弱喜金水帮来看的，并没按照从格看啊，你邵先生却说人家“用的是‘从格’为她预测的”，明显是你对别人的思路揣摩错了的，这样说你不怕显得牵强吗？我想，那个人再傻，也不会认为这个八字的水旺到极点而从强、而喜欢金水来生之帮之吧？
上述八字日元壬水生在寅月为水泄气之地，且三寅泄三壬，导致壬水几乎都虚透乏力，只靠年上壬水引出辰中水气再通过月上壬水传导到日干上来，水之根那么弱，当然是身弱了，我认为那个人判断的没有错。当然，这样的八字，也要考虑到出生地域，出生地域不同也会影响到格局气势发生变化，比如出生在南方，这个八字就有可能变成假从格喜火。此八字里的木是占绝对优势，所以也有从儿的可能，如果和命主充分交流后应证了是火旺之运年吉利，则可以按照从儿喜火来分析和预测将来的命运。
邵先生想以此证明没有从格的说法，简直让人云里雾里。
邵先生的举例中还有另外一个八字，坤造：庚辰、辛巳、乙酉、辛巳，邵先生说别人又是用‘从格’方法造成了对2001年的预测失误。那位预测师用“从格”取喜用看吉凶的方法，断说这孩子2001年身体很好，结果当年不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例子仍然无法应证邵先生的没有从格之观点。
首先，孩子是2000年生的，2001年才1岁，这么小的孩子身体是很孱弱的，随时都可能出现毛病，不可能2001年整年都不生点病。
另外，邵先生提到的那位预测师傅的确是按照从官杀来看这个格局的，但是他忽略了从官杀的格局最忌讳克制官杀的食伤星。这八字里乙木无根，只能从势了，从什么？怎么从？金作为官杀星虽然势旺，但是生在夏季的，夏季火旺，火为该八字的食伤星，火处旺地克制官杀。官杀和伤官同旺，到底从哪个？只有先考虑怎么化解这个矛盾，才能对格局有利。这就是从格要解决的问题，行运和流年化解了这个矛盾，就是走好运的时候。所以，这个八字只能取土为用神，用土将火克金的状态转化为火生土、土再生金。古书上说金长生在巳，那是有使用条件的，并不是一见巳就是金之旺地，巳是克金之火，怎么能说金见巳为长生呢？只有在湿土旺而火弱，有丑、酉的时候，巳才生金。2001年为辛巳，地支火旺克金之年，八字组合中的巳火克辛金的情形在流年登台亮相了，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加大了火与金之间的矛盾，自是不利之年……这才是正确的分析思路，不能因为那位预测师将此八字定为从格又判断错了流年就证明这个八字不是从格。
我认为，邵先生《从格害人至深》一文，又为他这本最流行、最著名的“著作”增添了一处糟粕。
不过，邵先生的这些论证存在以下需要商榷的地方：
第一，举例是否属实。我们知道，古今论命者在自己的著作中生造八字的现象颇多，邵先生举例说的四个古例，除了最后一例说出了是韩信的外（真是韩信的八字吗？无从考证），其余三例无名无姓，我们根本无法证实其真实性，自然也就无从证实这些从格八字的主人是否就或“大富”、或“官至太史”、或“官至丞相”了，如果这些例子都是作者主观臆造的，那么其论点就难以成立、不攻自破了。邵先生应该拿现当代名人的八字为例啊，这样似乎更有说服力些。
第二，时辰是否正确。邵先生举例说的第一个例子是子时的，预测行里都知道有“神仙难断子时命”之说，意思是子时及子时前后生的人，最容易报错和排错八字，甚至有的子时生的人把日子都搞错，这样，八个字就意味着排错一半，根本不是命主的八字，怎么能把命主的人生经历和该八字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并以此应证一种命学理论呢？！这个例子是子时，自然不排除把日子搞错，假如命主是后一天的，那日干支就是己丑，行后面那些帮身又起调候作用的大运，也是发迹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八字是否就是命主准确的生辰，我看还是值得怀疑的。再说，以前的人记出生时辰大都因为没有钟表而进行估计，即使有钟表时间也不懂得根据经度换算真太阳时，包括邵伟华先生都不讲究这个的，这样怎么能排出命主准确的八字啊，由此可知后面那三例的八字也不一定是排正确了的。
邵先生在该文的第二节里又举例说他的某某学生和工作人员出去给别人看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找他看又怎么样怎么样，言语之中表露出对这些人的不满，我觉得很不应该这样。对方即使背叛了你，你也应该保持宽阔的胸怀，而不该在著作里透露出这些贬人褒己的文字（写到这里，笔者感觉似乎也有贬低邵先生、抬高自己之嫌，大汗！）。何况，邵先生在论述那几个八字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比如，坤造：壬辰、壬寅、壬寅、壬寅，邵先生说，“此妇2000年2月28日来公司找我预测后对我说：‘邵老师，你今为我预测，我本人经历的大事都测得很准，有个被你辞退的人XXX为什么在1998年6月给我测时，他说我喜行金水之年，忌火之年，结果全把我的吉凶之事测反了，一条也没有测准，他的准确率不及街上路边的10%，但他的广东话说得很好。’听了客户的诉说，就知道XXX用的是‘从格’为她预测的。”我不知道这个XXX是哪个，但是读明白了这个XXX应该是邵先生公司以前聘请的预测师，既然他的预测准确率“不及街边的10%”，你邵先生当初居然还敢把这样的人聘请到你公司来？再说，别人说这个命主喜金水之年，自然是按照身弱喜金水帮来看的，并没按照从格看啊，你邵先生却说人家“用的是‘从格’为她预测的”，明显是你对别人的思路揣摩错了的，这样说你不怕显得牵强吗？我想，那个人再傻，也不会认为这个八字的水旺到极点而从强、而喜欢金水来生之帮之吧？
上述八字日元壬水生在寅月为水泄气之地，且三寅泄三壬，导致壬水几乎都虚透乏力，只靠年上壬水引出辰中水气再通过月上壬水传导到日干上来，水之根那么弱，当然是身弱了，我认为那个人判断的没有错。当然，这样的八字，也要考虑到出生地域，出生地域不同也会影响到格局气势发生变化，比如出生在南方，这个八字就有可能变成假从格喜火。此八字里的木是占绝对优势，所以也有从儿的可能，如果和命主充分交流后应证了是火旺之运年吉利，则可以按照从儿喜火来分析和预测将来的命运。
邵先生想以此证明没有从格的说法，简直让人云里雾里。
邵先生的举例中还有另外一个八字，坤造：庚辰、辛巳、乙酉、辛巳，邵先生说别人又是用‘从格’方法造成了对2001年的预测失误。那位预测师用“从格”取喜用看吉凶的方法，断说这孩子2001年身体很好，结果当年不是这样的……我认为这个例子仍然无法应证邵先生的没有从格之观点。
首先，孩子是2000年生的，2001年才1岁，这么小的孩子身体是很孱弱的，随时都可能出现毛病，不可能2001年整年都不生点病。
另外，邵先生提到的那位预测师傅的确是按照从官杀来看这个格局的，但是他忽略了从官杀的格局最忌讳克制官杀的食伤星。这八字里乙木无根，只能从势了，从什么？怎么从？金作为官杀星虽然势旺，但是生在夏季的，夏季火旺，火为该八字的食伤星，火处旺地克制官杀。官杀和伤官同旺，到底从哪个？只有先考虑怎么化解这个矛盾，才能对格局有利。这就是从格要解决的问题，行运和流年化解了这个矛盾，就是走好运的时候。所以，这个八字只能取土为用神，用土将火克金的状态转化为火生土、土再生金。古书上说金长生在巳，那是有使用条件的，并不是一见巳就是金之旺地，巳是克金之火，怎么能说金见巳为长生呢？只有在湿土旺而火弱，有丑、酉的时候，巳才生金。2001年为辛巳，地支火旺克金之年，八字组合中的巳火克辛金的情形在流年登台亮相了，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加大了火与金之间的矛盾，自是不利之年……这才是正确的分析思路，不能因为那位预测师将此八字定为从格又判断错了流年就证明这个八字不是从格。
我认为，邵先生《从格害人至深》一文，又为他这本最流行、最著名的“著作”增添了一处糟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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