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要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非没有先行的探索者,已故学者、我的恩师刘绪源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就是一部可读性极强、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笔者受教十年,获益良多。这部堪称突出的一家之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对文本的精辟解读是其最大长处,但儿童文学史实则不够丰富,从中难以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基本经脉,且这部著作并未写完。受恩师刘绪源先生的启发,我不揣浅陋,斗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这算是近缘。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作者:梅杰
《中国教育报》2022年09月14日第9版 版名:读书周刊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作者:梅杰
《中国教育报》2022年09月14日第9版 版名:读书周刊
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再议住房、消费和生育的关系
早上一起来,就看到一个朋友发来的公众号文章《专家建议:想要拉动消费,就要给年轻人免费发房子》。我一看这标题,没等打开链接看文章,就回复说,“如果发房子能有用,早就没有住房问题了”。对方回了我一个诡异的表情包。
我好奇地打开公号链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专家居然是“厦大教授赵燕菁”!虽然标题写的是我,但整篇文章都是作者在发表宏论,只是在中间有一句话提到“一名叫赵燕菁的教授提出,如果真的想要拉动消费,那么就要给年轻人免费发房子”,既没说来龙,也没说去脉,然后就煞有介事地发挥起来。我赶紧上网一查,嚯!讨论还真不少,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但就是没有人问一句这个“厦大教授”在哪里说的。
其实这句话的来源是观视频“2020年中国政治经济40人论坛”年会中间的一个采访。现在B站还有这个视频,22.8万人观看过。标题是“解决住房的根本不靠政府分房,而是如何让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买得起房”。
和现在网上那个“厦大教授”说的完全相反!一个学术观点,居然能被互联网世界改造成这样,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当然,有人会疑问你为什么还写文章和作者商榷?我大体浏览了一下,这些公号的作者不是假名、笔名,就是不知背景的小作者,你的那句话就是被用来博取流量抓取眼球,是否真假根本不重要。你想和他们商榷都无从商榷起,因为那句话根本不是你说的!
其实,住房和消费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别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在原视频里也不能完全说清楚。原视频里,我只是强调住房不能“免费”发,而是要创造让年轻人买得起的住房制度,也就是我一贯主张的“先租后售”。但是和消费的关系并没有“发一套房子”这么简单。一直以来,学界的一个主流观点,就是商品住房榨干了“六个钱包”,家庭债务将其他消费需求“挤出”了市场,如果要想扩大内需,就要把房价压下来。
这一套说法看似符合常识,但却不符合事实。从去年开始房地产就一路下滑,房价一跌再跌,但是你看到内需扩大了吗?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房地产不景气的同时都伴随着消费下滑。
如果放到更长的经济周期,你甚至可以看到相反的住房消费效应——房价上涨的房地产繁荣的周期,大多也是消费扩张的周期。尽管我非常不想得出房地产拉动消费的结论,但事实却是如此。
当事实和常识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放弃的是常识而不是事实。我之所以一直不认为“房价下跌利好消费”,就是从现代货币角度看,消费和市场上货币的总量是正相关的。现代货币,特别是M2,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创造的。如果社融下降,消费大概率会萎缩。
房地产相关贷款是银行社融的大头,其他贷款很多也是以不动产做抵押,这意味着现在市场上的货币,很多都是由房地产创造的。如果房价下跌,社融会下降还是上升呢?如果市场上货币总量收缩,消费会上升还是下降呢?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
房价高影响消费,房价低也应消费,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就是只有少数同时熟悉房地产和货币创造的专业学者才知道的现象,那就是创造资本和提供消费的其实并不是同一伙人,对应地,房地产市场也应该有两种住房,创造资本的住房价格要高,同样的住房能抵押更多贷款;而创造消费的住房价格要低,同样的收入能剩余更多的收入用于其他消费,能有更大的面积容纳耐用消费品。这才是我在这个视频里提到的重点——住房双轨制以及与此对应的“先租后售”模式。而不是被自媒体演绎出来段子——“给年轻人免费发房子”。
至此可以看出,住房和消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即使我提出的“双轨制”也还是一种建议性的方案而已,因为在标准经济学里有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共识,那就是“单一市场里任何双轨制都是低效率的”,因为理论上这样的制度一定会出现套利(尽管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已经验证了双轨制的可行性)。自媒体把这样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降低为“给年轻人免费发房子”,然后自作聪明地大发议论,表面上看有助于将住房和消费变为一个公共话题,但对解决问题几乎毫无助益。
关于“发房子拉动消费”话题使我联想到一年前我在2021年第十八届蓝筹年会上的一个发言。这个发言被自媒体自行剪辑为“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雷人的观点也是一脸懵逼,“这真的是我说的?”我那次演讲实际提出的问题是“计划生育时人口约6、7亿,为什么现在14亿反而人口不足?”。文字稿首发于经济观察网,道亦有道传媒经转载,网上都可以查到。其实,我那次发言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而是“建议给多生孩子的家庭奖励”。
当然,自媒体硬把“奖励多生”解读为“惩罚少生”也没问题。因为这实际上就是一回事。但问题是这根本不是我那次讨论的重点。我的观点是,各国人口下降是由于现代金融制度导致的。
由于养老金制度替代了家庭代际互保功能,所以家庭生育的效用没了,而家庭人口的减少,反过来又导致养老金制度沦为庞氏骗局。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只要集体养老的制度不变,奖励还是惩罚都不会改变生育率下降的总趋势。为了避免养老金崩溃,就要延长缴纳养老金的就业年龄,缩短领取养老金的被抚养年龄。这和网上传的“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完全是两回事。但对于网上铺天盖地的批评和误解,你根本无从反驳,因为没有人能为一个他没有说过的观点进行辩护。
相信遭遇到此类网络无妄之灾的人不少,但我原先以为都会是一些有影响的大V,捏造一些抓人眼球的段子也轮不到我这样的普通教师。我不仅因为“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被捧上热搜,并能够在一年之后还可以荣登“专家教授‘金句名言’”。我看了下,这里面有黄有光、张曙光、管清友……估计他们入选的“金句”也是被网络改造过的。在网络上被骂几句其实无所谓,真正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把捏造、扭曲过的观点强加在大V名下赚取网络流量的现象。
一种观点是舆情操控。网络上大量带有政治、经济、宗教目的“网络水军”被有目的操控操作某一个话题,俗称“带节奏”。比如大家常听到的“行走的50万”“五毛”“美分”“1450”,不同政治观点的网络群体也会给对方舆论领袖集体画像,不论观点正确与否,只要是某一群体代表性大V说的,都会遭到力捧或谩骂。不过在我看来,这类网络“阴谋论”存在,但对操作中性的学术话题兴趣不大。
另一种观点是网民整体受教育水平的下降。一个2002年到2015年的统计表明,中国互联网网民所受教育的水平不断下降,初中及以下的网民比重超过一半。随后几年的这一比重还在增加。这些网民对专业程度较深的讨论很少参与,而一旦有自媒体把专业话题“简化”为这类群体自以为能够听懂的“人话”,就会很容易掀起网络风暴。这就像当年为了便于大众理解,把陈景润的哥德巴赫猜想工作简化为“1+1”导致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热是一样。
不过我自己更相信是互联网“点击率”和财富挂钩这一机制导致。由于点击率意味着流量,而流量又与财富收入相连,网络上就会有一种内在的动力自动将长逻辑链学术讨论降维。加上网络匿名的特点,进一步导致网络话题的低俗化。
正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使得断章取义重塑敏感话题成为有利可图的网络行为。观点被扭曲的受害者只不过是市场为了迎合低水平读者的牺牲品。你要想利用市场机制的便利传播学术思想,就要做好为各机制付出“代价”的准备。
怎样避免网络“低智化”带来的无妄之灾?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集体养老机制与个体生育选择”(公众号《存量规划前沿》),当我写道“按照现在的统筹模式,退休时获得的养老金和你有没有子女是无关的,这就意味着不生小孩的人退休后是靠别人家的小孩‘供养’”的时候,我特意强调“这一点是大多数人最难理解的部分,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如果正在阅读本文的你暂时不能理解这一点,说明已经触碰到你的专业盲区,那么本文后面的讨论也不必往下继续阅读了”。有没有用,过一段时间才能看出来。
早上一起来,就看到一个朋友发来的公众号文章《专家建议:想要拉动消费,就要给年轻人免费发房子》。我一看这标题,没等打开链接看文章,就回复说,“如果发房子能有用,早就没有住房问题了”。对方回了我一个诡异的表情包。
我好奇地打开公号链接,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这个专家居然是“厦大教授赵燕菁”!虽然标题写的是我,但整篇文章都是作者在发表宏论,只是在中间有一句话提到“一名叫赵燕菁的教授提出,如果真的想要拉动消费,那么就要给年轻人免费发房子”,既没说来龙,也没说去脉,然后就煞有介事地发挥起来。我赶紧上网一查,嚯!讨论还真不少,有支持的,有反对的,但就是没有人问一句这个“厦大教授”在哪里说的。
其实这句话的来源是观视频“2020年中国政治经济40人论坛”年会中间的一个采访。现在B站还有这个视频,22.8万人观看过。标题是“解决住房的根本不靠政府分房,而是如何让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买得起房”。
和现在网上那个“厦大教授”说的完全相反!一个学术观点,居然能被互联网世界改造成这样,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当然,有人会疑问你为什么还写文章和作者商榷?我大体浏览了一下,这些公号的作者不是假名、笔名,就是不知背景的小作者,你的那句话就是被用来博取流量抓取眼球,是否真假根本不重要。你想和他们商榷都无从商榷起,因为那句话根本不是你说的!
其实,住房和消费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别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我在原视频里也不能完全说清楚。原视频里,我只是强调住房不能“免费”发,而是要创造让年轻人买得起的住房制度,也就是我一贯主张的“先租后售”。但是和消费的关系并没有“发一套房子”这么简单。一直以来,学界的一个主流观点,就是商品住房榨干了“六个钱包”,家庭债务将其他消费需求“挤出”了市场,如果要想扩大内需,就要把房价压下来。
这一套说法看似符合常识,但却不符合事实。从去年开始房地产就一路下滑,房价一跌再跌,但是你看到内需扩大了吗?不仅中国如此,世界各国房地产不景气的同时都伴随着消费下滑。
如果放到更长的经济周期,你甚至可以看到相反的住房消费效应——房价上涨的房地产繁荣的周期,大多也是消费扩张的周期。尽管我非常不想得出房地产拉动消费的结论,但事实却是如此。
当事实和常识发生冲突时,我们应当放弃的是常识而不是事实。我之所以一直不认为“房价下跌利好消费”,就是从现代货币角度看,消费和市场上货币的总量是正相关的。现代货币,特别是M2,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贷款创造的。如果社融下降,消费大概率会萎缩。
房地产相关贷款是银行社融的大头,其他贷款很多也是以不动产做抵押,这意味着现在市场上的货币,很多都是由房地产创造的。如果房价下跌,社融会下降还是上升呢?如果市场上货币总量收缩,消费会上升还是下降呢?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
房价高影响消费,房价低也应消费,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就是只有少数同时熟悉房地产和货币创造的专业学者才知道的现象,那就是创造资本和提供消费的其实并不是同一伙人,对应地,房地产市场也应该有两种住房,创造资本的住房价格要高,同样的住房能抵押更多贷款;而创造消费的住房价格要低,同样的收入能剩余更多的收入用于其他消费,能有更大的面积容纳耐用消费品。这才是我在这个视频里提到的重点——住房双轨制以及与此对应的“先租后售”模式。而不是被自媒体演绎出来段子——“给年轻人免费发房子”。
至此可以看出,住房和消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即使我提出的“双轨制”也还是一种建议性的方案而已,因为在标准经济学里有一个没有经过检验的共识,那就是“单一市场里任何双轨制都是低效率的”,因为理论上这样的制度一定会出现套利(尽管新加坡的住房制度已经验证了双轨制的可行性)。自媒体把这样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降低为“给年轻人免费发房子”,然后自作聪明地大发议论,表面上看有助于将住房和消费变为一个公共话题,但对解决问题几乎毫无助益。
关于“发房子拉动消费”话题使我联想到一年前我在2021年第十八届蓝筹年会上的一个发言。这个发言被自媒体自行剪辑为“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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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养老金制度替代了家庭代际互保功能,所以家庭生育的效用没了,而家庭人口的减少,反过来又导致养老金制度沦为庞氏骗局。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只要集体养老的制度不变,奖励还是惩罚都不会改变生育率下降的总趋势。为了避免养老金崩溃,就要延长缴纳养老金的就业年龄,缩短领取养老金的被抚养年龄。这和网上传的“适当惩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完全是两回事。但对于网上铺天盖地的批评和误解,你根本无从反驳,因为没有人能为一个他没有说过的观点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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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简更新】#江苏师范大学# 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出了!
[月亮代表我的心]2023年心理健康教育专业拟招20人!
【初试科目】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4英语(二)
③333教育综合
④826儿童发展心理学
【复试科目】F15心理咨询与治疗
【参考书目】如图3
官网链接:
https://t.cn/A6SEFCko
https://t.cn/A6SEDGD6
#教育学考研# #2023心理健康教育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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