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稻济天下肝胆两昆仑# 【袁隆平与内蒙古的“一米之缘”】“我最心爱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高产水稻！”袁老将一生奉献给了水稻事业，他将种子播向大地，稻香飘满神州；他将种子种在心里，“禾下乘凉梦”生生不息！
生前，袁隆平曾与内蒙古结下“一米之缘”，让盐碱地上也长出高产水稻。
其实，在北方种植水稻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民国时期，后套地区就已引种水稻，亦有有识之士在包头敢为人先。一粒小小的水稻，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力量，也记载着地方农业发展的历史。
尽管注疏家对早期文献所见“五谷”“五种”的具体所指存在歧见，但“稻”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类则毋庸置疑。《周礼·夏官·职方》:“河南曰豫州……其谷宜五种。”郑玄注：“五种，黍、稷、菽、麦、稻。”《楚辞·大招》：“五谷六仞,设菰粱只。”王逸注:“五谷，稻、稷、麦、豆、麻也。”《周礼》(又名《周官》)详细叙述了周代官制的职掌和组织，成书时间不晚于战国。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需要充沛水源滋润的水稻种植与大漠、戈壁广布的西北干旱区似乎完全搭不上关系，但实际并非如此。
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水稻的起源地，水稻以这里为起点向外扩展，并在大约距今4000-5000年左右，推进到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地区。夏商周时期，栽培区域进一步扩大，向长江上游、云贵、黄河以北推进，基本上形成了中国古代水稻分布的大格局。
大禹时期，我国就已开始在北方推广水稻。大禹治水的区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史记夏本纪》记载：“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大禹命令伯益给大家分发水稻种子，种在水田里)。这说明，从那时，水稻就已开始在北方推广。
陕西省汉墓出土的陂池稻田模型中有闸门、出水口、十字形田埂等，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稻田水源和灌溉的布局。
东汉时期，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的祖父很受光武帝刘秀的器重，担任郎中后多次被提拔。公元38年，张堪随骠骑将军杜茂大破匈奴军后被任命为渔阳郡(今北京一带)太守。在任时期，命人带领百姓进行耕种，开稻田8000顷，开创了中国北方地区大规模种植水稻的历史，使郡内百姓殷实富足。
张堪担任太守八年，得到人民的拥护，渔阳人民编歌颂扬他以表爱戴：“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隋书》《新唐书》都有记载，称龟兹国土多稻麦，《宋史》也记载龟兹产米。至清代，水稻种植则全面扩大到天山北路地区。在清朝治理下,“伊犁平川之地，中间绵亘数百，土脉沃腴，引水灌溉，挪移垦种，旱涝无虞”。军队与户民开垦屯田、兴修水利，使得某些地区逐渐适于水稻生产。
清末民初，随着放垦政策的放开，后套地区引进试种多种农作物，水稻亦在其中。《五原厅志稿》就记载：“玉茭子，一名稻黍，又名珍珠米”。1939年，临河县还成立了农业技术改进所，最初的稻种是由绥远省农业改进所的张立范从宁夏引进的。引进后，长势较好，产量较高。平均亩产一石五斗(450斤)，是当时种植最多的粮食作物。1941年，张立范等在河套丰济渠口协和乡试种水稻200亩，亩产稻谷二石(600斤)。1942年推广到900多亩，亩产稻谷3石(900斤)。与此同时，还在狼山、份子地做试验，张立范亲自和稻农下种，试种成功后，进一步扩大试种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时期，水稻也被引入包头种植。被称为“乡村实验先驱”的段绳武，在包头购荒地数十亩，作为试验田试种水稻并获得成功，打破了绥西不产米的说法，得到了国民党绥远省政府的嘉奖，并在1933年的第四届绥远省农产比赛上获得最优奖。
然而，随着水稻的种植和推广，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出来，水稻种植需要的土壤酸碱度应接近中性，耗水量大，而后套地区干旱，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造成周边大面积耕地盐碱化，从总体上说，使农业生产得不偿失，因此慢慢减少种植。
袁隆平先生曾表示，用稻作改良技术改造盐碱地和滩涂，可为我国增加1亿亩良田，每年多增加300亿公斤粮食，相当于多养活8000万人口，因此，我国近年来正在大力推广海水稻的种植。到了现代，包头人也始终在尝试在盐碱地上种植水稻。2016年，土右旗农牧业局曾组织镇村两级与内蒙古蒙土盐碱地治理有限公司签订盐碱地改良种植水稻协议，当年就试种成功。2018年，包头市南星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坝合作示范种植基地流转东河区沙尔沁镇东坝村农民土地2000余亩，开始实验推广海水稻在包头的种植。去年，东河区沙尔沁镇什大股村也引进了现代都市农业综合体项目，边种稻边养蟹。同年，在九原区土黑麻淖村，北方稀土利用土壤改良剂改良这里的盐碱地，成功试种了2000亩水稻。慢慢地，水稻种植正在包头形成“燎原之势”。
现在，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的人把水稻作为主食，中国人让它从一颗野草嬗变成宝贵的水稻，历经心几千年后，袁隆平先生又让水稻给了世界更多的惊喜，相信后人能继承他的遗志，实现“禾下乘凉”的梦想。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包头能成为又一个塞上“鱼米之乡”。
生前，袁隆平曾与内蒙古结下“一米之缘”，让盐碱地上也长出高产水稻。
其实，在北方种植水稻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民国时期，后套地区就已引种水稻，亦有有识之士在包头敢为人先。一粒小小的水稻，蕴含着改变世界的力量，也记载着地方农业发展的历史。
尽管注疏家对早期文献所见“五谷”“五种”的具体所指存在歧见，但“稻”是其中最不可或缺的一类则毋庸置疑。《周礼·夏官·职方》:“河南曰豫州……其谷宜五种。”郑玄注：“五种，黍、稷、菽、麦、稻。”《楚辞·大招》：“五谷六仞,设菰粱只。”王逸注:“五谷，稻、稷、麦、豆、麻也。”《周礼》(又名《周官》)详细叙述了周代官制的职掌和组织，成书时间不晚于战国。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需要充沛水源滋润的水稻种植与大漠、戈壁广布的西北干旱区似乎完全搭不上关系，但实际并非如此。
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水稻的起源地，水稻以这里为起点向外扩展，并在大约距今4000-5000年左右，推进到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南地区。夏商周时期，栽培区域进一步扩大，向长江上游、云贵、黄河以北推进，基本上形成了中国古代水稻分布的大格局。
大禹时期，我国就已开始在北方推广水稻。大禹治水的区域，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史记夏本纪》记载：“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大禹命令伯益给大家分发水稻种子，种在水田里)。这说明，从那时，水稻就已开始在北方推广。
陕西省汉墓出土的陂池稻田模型中有闸门、出水口、十字形田埂等，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稻田水源和灌溉的布局。
东汉时期，天文学家、文学家张衡的祖父很受光武帝刘秀的器重，担任郎中后多次被提拔。公元38年，张堪随骠骑将军杜茂大破匈奴军后被任命为渔阳郡(今北京一带)太守。在任时期，命人带领百姓进行耕种，开稻田8000顷，开创了中国北方地区大规模种植水稻的历史，使郡内百姓殷实富足。
张堪担任太守八年，得到人民的拥护，渔阳人民编歌颂扬他以表爱戴：“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隋书》《新唐书》都有记载，称龟兹国土多稻麦，《宋史》也记载龟兹产米。至清代，水稻种植则全面扩大到天山北路地区。在清朝治理下,“伊犁平川之地，中间绵亘数百，土脉沃腴，引水灌溉，挪移垦种，旱涝无虞”。军队与户民开垦屯田、兴修水利，使得某些地区逐渐适于水稻生产。
清末民初，随着放垦政策的放开，后套地区引进试种多种农作物，水稻亦在其中。《五原厅志稿》就记载：“玉茭子，一名稻黍，又名珍珠米”。1939年，临河县还成立了农业技术改进所，最初的稻种是由绥远省农业改进所的张立范从宁夏引进的。引进后，长势较好，产量较高。平均亩产一石五斗(450斤)，是当时种植最多的粮食作物。1941年，张立范等在河套丰济渠口协和乡试种水稻200亩，亩产稻谷二石(600斤)。1942年推广到900多亩，亩产稻谷3石(900斤)。与此同时，还在狼山、份子地做试验，张立范亲自和稻农下种，试种成功后，进一步扩大试种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时期，水稻也被引入包头种植。被称为“乡村实验先驱”的段绳武，在包头购荒地数十亩，作为试验田试种水稻并获得成功，打破了绥西不产米的说法，得到了国民党绥远省政府的嘉奖，并在1933年的第四届绥远省农产比赛上获得最优奖。
然而，随着水稻的种植和推广，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凸显出来，水稻种植需要的土壤酸碱度应接近中性，耗水量大，而后套地区干旱，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造成周边大面积耕地盐碱化，从总体上说，使农业生产得不偿失，因此慢慢减少种植。
袁隆平先生曾表示，用稻作改良技术改造盐碱地和滩涂，可为我国增加1亿亩良田，每年多增加300亿公斤粮食，相当于多养活8000万人口，因此，我国近年来正在大力推广海水稻的种植。到了现代，包头人也始终在尝试在盐碱地上种植水稻。2016年，土右旗农牧业局曾组织镇村两级与内蒙古蒙土盐碱地治理有限公司签订盐碱地改良种植水稻协议，当年就试种成功。2018年，包头市南星现代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东坝合作示范种植基地流转东河区沙尔沁镇东坝村农民土地2000余亩，开始实验推广海水稻在包头的种植。去年，东河区沙尔沁镇什大股村也引进了现代都市农业综合体项目，边种稻边养蟹。同年，在九原区土黑麻淖村，北方稀土利用土壤改良剂改良这里的盐碱地，成功试种了2000亩水稻。慢慢地，水稻种植正在包头形成“燎原之势”。
现在，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的人把水稻作为主食，中国人让它从一颗野草嬗变成宝贵的水稻，历经心几千年后，袁隆平先生又让水稻给了世界更多的惊喜，相信后人能继承他的遗志，实现“禾下乘凉”的梦想。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包头能成为又一个塞上“鱼米之乡”。
#贵州幸福感# #贵州向未来# 【背出大山① 孤勇成军】“贫困”，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字眼。石山连片，土薄根浅，无水逢春，这里是麻山地区，是中国最为著名的喀斯特贫困区。
长顺县敦操乡，正处于麻山腹地。2012年，30多名背篼干部用“背篼”换民心，2022年，十年过往，昔人今何在。在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际，重新走访当年“背篼干部”精神发源地——长顺县敦操乡，重忆十年脱胎换骨，再唱孤勇一腔。
“喂，朝良，我们这里来了个说普通话的小伙子要收新农合的钱，是不是个骗子啊？”
2011年的一个清晨，一个电话打到了王朝良的手机上。作为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他，身上挂着敦操乡斗麻村的包组任务。
“你放心吧，这是我们乡里的干部小王，来给你们收今年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
王朝良口中的小王，是敦操乡基层计生服务站的王茹刚。
从内蒙古到湖北求学，从湖北到贵州工作，2000多公里的辗转，王茹刚没想到这一来，就在长顺扎了根。
2006年，学医的王茹刚报名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那些年，无数的青年带着理想与信念，奔赴祖国的西部，献出赤诚之心。
王茹刚成为了其中一员，打上背包，来到贵州。
与草原的辽阔、长江的蜿蜒不同，这里是望不尽的山、爬不完的山、走不出的山。但是，心中有景，花香满径。
2008年，志愿服务期满后，他却犹豫了，他舍不得这里了。医者仁心，这个西部不知名的小县，需要他这样的青年去建设。而女友的支持更令他坚定信念，二人选择一同留在了长顺，组成了美满的小家庭。
因为敦操乡计生服务工作缺人，王茹刚被调到了敦操乡工作。在这里，王茹刚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工作用品——背篼。
“背篼用来干啥？”一口普通话的王茹刚好奇道。来了贵州5年，看到别人背过买菜，但没想到自己搞个计生工作还得背“背篼”。
等一进山，王茹刚就懂了。老乡们出一趟门不容易，经常给负责包组到户的乡镇干部们打个电话，托他们带点米买点盐，加上自己常常要下乡收取新农合的费用，一个背篼可比背包好用多了。
背着背篼进村，一走就是一天。此时，孩子还小，妻子也忙，王茹刚就把孩子带到了敦操。白天进村入户只能托人帮忙照看一下，晚上回到乡政府就在破旧的宿舍里哄儿子入睡。
“爸爸你不走好吗？”天蒙蒙亮，儿子突然在被窝里哭起来，伸出小小的手，想去抱住父亲。王茹刚有些哽咽，只能对着儿子说：“宝贝，爸爸在忙几天周末就不用加班了，咱们回县城找妈妈好吗？”
从敦操到长顺县大约有60公里的路程，来往的班车不算多。周一到敦操，往往周五才能回去。要是事儿不多，待到周五能回到县城休息两天，要是忙起来周末加班，两三周回来一次也是家常便饭。
路途遥远，而路况也极差。一路颠簸不停、拐道崎岖，坐一趟车得用2、3个小时。而到了敦操乡政府，门口除了只有一条步行6、7分钟的长街算是镇上最繁华的街道了，其他地方只有灰扑扑——灰尘与阴天齐飞。
敦操乡，90%为苗族同胞，苗语为主要的语言。对于外来的乡镇干部来说，交流都成了一个难题，于是当地人梁东元、梁勇成了大伙的“翻译”。
1999年，梁勇成为了敦操乡政府的一名临聘人员，几年后，他又多了一个战友梁东元。根据工作安排，他们负责打召村穿洞组和麻地组的包组工作。在穿洞组和麻地组，不少人家门前都记着他俩的名字和电话。大家知道，有什么事，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能帮忙。
乡镇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忙碌，而乡政府资金吃紧，作为临聘人员，梁勇和梁东元的收入也低得可怜。梁勇记得，2012年他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就是四五百元，而对于梁东元来说，这样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
“当时儿子已经5岁了，马上是读书用钱的时候，媳妇也没做活路，一家人靠着这几百块钱快撑不下去了。”梁东元回忆道。
当时妻子没少埋怨他，而看着身边的朋友出去打工能赚不少钱，为了这个家梁东元强忍着不舍提了辞职，带着妻儿去外面的世界闯闯。
那一年，他30岁，而立之年却过成了一地鸡毛。
坐上从敦操去县城的班车，路上的颠簸却不如他内心的颠簸，总觉得走了就难回来了。妻儿睡了过去，望着窗外熟悉的一切，他发呆，他无望。
此时，一个电话突然打来，惊扰了他的思绪。
“喂，东元，上次你答应给我带的东西什么时候给我啊。”电话那头，是他的负责的贫困户梁幺妹。
他一愣，对啊，他答应过的，他怎么可以忘了。虽然难以开口，可是他最终还是跟妻子说了，“我们回去好不好？”
才刚刚踏出第一步就要返回，妻子不理解他在坚持什么。梁东元有些语塞，但还是希望回到敦操，把他允诺的事情办完，把他的“背篼”拾起来。
无数个日夜自我否定，又在窒息沉浮中爬起来重寻自我。
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梁勇。不少亲朋好友劝他出去打工，守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
“可是我一想到我走了，以后大家下乡连个帮忙翻译苗语的人都没了，我就狠不下这个心。”虽然工作中有辛苦、有委屈，但是跟着这群干部在一起，苦中也在作乐。
当背篼干部被大家所认可，同时得到了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梁勇和梁东元拿到涨了的第一笔工资，高兴地像个孩子。“那天我们发了1760元，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笔钱让我更有动力了。”
老乡的认可，组织的鼓励，那时，他们知道，背篼干部，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身上的背篼肩扛着责任，脚下的胶鞋蹚出了新路。
或许是上天，借他们初心不忘，借他们孤勇一腔。（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璐瑶 田旻佳 彭瑾 李森 聂婧文）
长顺县敦操乡，正处于麻山腹地。2012年，30多名背篼干部用“背篼”换民心，2022年，十年过往，昔人今何在。在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召开之际，重新走访当年“背篼干部”精神发源地——长顺县敦操乡，重忆十年脱胎换骨，再唱孤勇一腔。
“喂，朝良，我们这里来了个说普通话的小伙子要收新农合的钱，是不是个骗子啊？”
2011年的一个清晨，一个电话打到了王朝良的手机上。作为贵州省黔南州长顺县敦操乡纪委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他，身上挂着敦操乡斗麻村的包组任务。
“你放心吧，这是我们乡里的干部小王，来给你们收今年的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费用。”
王朝良口中的小王，是敦操乡基层计生服务站的王茹刚。
从内蒙古到湖北求学，从湖北到贵州工作，2000多公里的辗转，王茹刚没想到这一来，就在长顺扎了根。
2006年，学医的王茹刚报名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那些年，无数的青年带着理想与信念，奔赴祖国的西部，献出赤诚之心。
王茹刚成为了其中一员，打上背包，来到贵州。
与草原的辽阔、长江的蜿蜒不同，这里是望不尽的山、爬不完的山、走不出的山。但是，心中有景，花香满径。
2008年，志愿服务期满后，他却犹豫了，他舍不得这里了。医者仁心，这个西部不知名的小县，需要他这样的青年去建设。而女友的支持更令他坚定信念，二人选择一同留在了长顺，组成了美满的小家庭。
因为敦操乡计生服务工作缺人，王茹刚被调到了敦操乡工作。在这里，王茹刚收到了一个特殊的工作用品——背篼。
“背篼用来干啥？”一口普通话的王茹刚好奇道。来了贵州5年，看到别人背过买菜，但没想到自己搞个计生工作还得背“背篼”。
等一进山，王茹刚就懂了。老乡们出一趟门不容易，经常给负责包组到户的乡镇干部们打个电话，托他们带点米买点盐，加上自己常常要下乡收取新农合的费用，一个背篼可比背包好用多了。
背着背篼进村，一走就是一天。此时，孩子还小，妻子也忙，王茹刚就把孩子带到了敦操。白天进村入户只能托人帮忙照看一下，晚上回到乡政府就在破旧的宿舍里哄儿子入睡。
“爸爸你不走好吗？”天蒙蒙亮，儿子突然在被窝里哭起来，伸出小小的手，想去抱住父亲。王茹刚有些哽咽，只能对着儿子说：“宝贝，爸爸在忙几天周末就不用加班了，咱们回县城找妈妈好吗？”
从敦操到长顺县大约有60公里的路程，来往的班车不算多。周一到敦操，往往周五才能回去。要是事儿不多，待到周五能回到县城休息两天，要是忙起来周末加班，两三周回来一次也是家常便饭。
路途遥远，而路况也极差。一路颠簸不停、拐道崎岖，坐一趟车得用2、3个小时。而到了敦操乡政府，门口除了只有一条步行6、7分钟的长街算是镇上最繁华的街道了，其他地方只有灰扑扑——灰尘与阴天齐飞。
敦操乡，90%为苗族同胞，苗语为主要的语言。对于外来的乡镇干部来说，交流都成了一个难题，于是当地人梁东元、梁勇成了大伙的“翻译”。
1999年，梁勇成为了敦操乡政府的一名临聘人员，几年后，他又多了一个战友梁东元。根据工作安排，他们负责打召村穿洞组和麻地组的包组工作。在穿洞组和麻地组，不少人家门前都记着他俩的名字和电话。大家知道，有什么事，给他们打个电话就能帮忙。
乡镇的工作比想象中更忙碌，而乡政府资金吃紧，作为临聘人员，梁勇和梁东元的收入也低得可怜。梁勇记得，2012年他能拿到手的工资也就是四五百元，而对于梁东元来说，这样的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
“当时儿子已经5岁了，马上是读书用钱的时候，媳妇也没做活路，一家人靠着这几百块钱快撑不下去了。”梁东元回忆道。
当时妻子没少埋怨他，而看着身边的朋友出去打工能赚不少钱，为了这个家梁东元强忍着不舍提了辞职，带着妻儿去外面的世界闯闯。
那一年，他30岁，而立之年却过成了一地鸡毛。
坐上从敦操去县城的班车，路上的颠簸却不如他内心的颠簸，总觉得走了就难回来了。妻儿睡了过去，望着窗外熟悉的一切，他发呆，他无望。
此时，一个电话突然打来，惊扰了他的思绪。
“喂，东元，上次你答应给我带的东西什么时候给我啊。”电话那头，是他的负责的贫困户梁幺妹。
他一愣，对啊，他答应过的，他怎么可以忘了。虽然难以开口，可是他最终还是跟妻子说了，“我们回去好不好？”
才刚刚踏出第一步就要返回，妻子不理解他在坚持什么。梁东元有些语塞，但还是希望回到敦操，把他允诺的事情办完，把他的“背篼”拾起来。
无数个日夜自我否定，又在窒息沉浮中爬起来重寻自我。
同样面临困境的还有梁勇。不少亲朋好友劝他出去打工，守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
“可是我一想到我走了，以后大家下乡连个帮忙翻译苗语的人都没了，我就狠不下这个心。”虽然工作中有辛苦、有委屈，但是跟着这群干部在一起，苦中也在作乐。
当背篼干部被大家所认可，同时得到了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梁勇和梁东元拿到涨了的第一笔工资，高兴地像个孩子。“那天我们发了1760元，我到现在都忘不了，这笔钱让我更有动力了。”
老乡的认可，组织的鼓励，那时，他们知道，背篼干部，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身上的背篼肩扛着责任，脚下的胶鞋蹚出了新路。
或许是上天，借他们初心不忘，借他们孤勇一腔。（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王璐瑶 田旻佳 彭瑾 李森 聂婧文）
周一:牙很疼，疼麻了，昨天吃巧克力派的快乐仿佛不曾拥有过。
周二:还是牙疼，小小的办公室充满了我跟小田的叹气声。
周三:今天稍微好一点，没那么疼了，吃了好几天粥跟包子了[泪]，然后田*瑶又给我气疼了
周四:不怎么疼了，我这个月都不喝饮料不吃零食le[失望]
周五:消炎药吃了胃难受不吃牙不好[泪]生活真难
周二:还是牙疼，小小的办公室充满了我跟小田的叹气声。
周三:今天稍微好一点，没那么疼了，吃了好几天粥跟包子了[泪]，然后田*瑶又给我气疼了
周四:不怎么疼了，我这个月都不喝饮料不吃零食le[失望]
周五:消炎药吃了胃难受不吃牙不好[泪]生活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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