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笑不活了 好离谱
从小到大 确实有很多人说我长得高，有说我吃化肥长大的，有说我看起来像一米八的……
巴特！就在刚刚！有个男的骑个电动车从我后面过，用一种极其震惊的语气说：“竟然有这么高的人！我都没长这么高！”wtf！无语死了[裂开]
我说了句深井冰，就快步走了[汗]
南方真的没有我这么高的吗？！173也不算太高吧，那个语气像看到怪物一样震惊，整个一无语住[黑线]
从小到大 确实有很多人说我长得高，有说我吃化肥长大的，有说我看起来像一米八的……
巴特！就在刚刚！有个男的骑个电动车从我后面过，用一种极其震惊的语气说：“竟然有这么高的人！我都没长这么高！”wtf！无语死了[裂开]
我说了句深井冰，就快步走了[汗]
南方真的没有我这么高的吗？！173也不算太高吧，那个语气像看到怪物一样震惊，整个一无语住[黑线]
#回老家工作的生活是怎样的# 2015年，我34岁，带着丈夫和4岁的女儿，回到老家广西北部的一个小村庄。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那是一个寒冷冬天的傍晚，日暮将至，我们雇了一辆快散架的三轮摩托车，从汽车站往村子里赶。车里凡是可以落脚的地方，都塞满了从北京带回来的家当。女儿不得不把脚搭在宠物箱上，——箱子里是我养的两只猫。她紧搂着我，小声问什么时候回家。她理解的家，是她出生的地方，北京。小时候她常随我们四处旅行，以为旅行结束后，自然会回到家里。
在乡下住了很久，她才意识到，北京那个家，回不去了。我们将在此地，建设一个新家。住在村子的第一天，女儿在公鸡的打鸣声中惊醒，啼哭不已，她以为那个声音来自怪物。一个缺乏生活常识的城市小孩，闹出笑话，这立刻在村民中变成谈资。无论我们走到哪儿，总有目光投射过来，所有人充满好奇：这一家人看起来怪怪的，为什么回到农村？他们又能住多久？
在别人眼中，我和丈夫都读过大学，工作不错，又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买了房，生了小孩，没有非走不可的理由。
真正做出决定，是有一年冬天，丈夫患上感冒，夜里咳嗽得厉害，去了几所医院，吃完药也无济于事，到夏季后逐渐好转。我们意识到这可能跟雾霾有关。恰好，他当时因为长期加班出差，对自己的职业发展也疑惑起来。我们都开始期待一种全新的生活，可以更自由地支配时间，感受到更多的生活乐趣。
直到此时，已经开始为离开北京做准备后，我们才把决定告诉各自父母。父母们全都大吃一惊，表示不理解。丈夫从小生活在城市里，没有农村生活经验，他的父母无法接受自己儿子要奔向农村，变成农村人。他们托人给丈夫来老家省城找了新工作，工资也不错，并说，如果不喜欢北京，就回到他们身边，犯不着一家人去吃苦。丈夫拒绝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几个晚上睡不好觉。当时她住上海我姐那儿，我姐给她看报纸、读新闻，安慰她说，你看国家现在对农村有很多政策，回去没那么差的。我妈说，既然主意已定，那就好好干，去体验一次也不错。
她和我爸以前也想过退休后回农村住，趁这个机会一起回去。
打卡似的带孩子逛遍北京各大景点后，我们回到广西老家。这样，我们一家五口在广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重新团聚。这是我父母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我大部分亲戚住在这里，我也曾在这里度过童年的许多时光。我们在亲戚家闲置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随后找了一间旧房子，正式住下来。
那是一栋有三十多年历史的黄泥巴瓦房，有两间卧室，门窗仍是传统的建筑形式。因为缺少维护，原来房顶的檩条已开始腐朽，漏雨也相当严重。我们花了一周清理垃圾，然后开始挖排水沟、建化粪池。
女儿比我们更快地融入到这个环境里。幼儿园觉得她还小，没收，于是有一整年她和我们混在一起。我们去劳作，她就在旁边玩耍，玩虫子，玩泥巴，喂小鸡，乐此不疲。夏天，她泡在河里，自己学会了游泳；冬天，她和我们去徒步，去爬山。我想起以前在北京，周末要开车到郊外花一百元钱才能带她享受自然之乐，这里是免费的，而且什么都有。
房子没改造时，全家五个人只能临时住在前院两间小小的泥巴房里，窗户没有玻璃，漏风，夜晚还常常担心有什么小生命闯进来。即便房子日渐完善，自然环境依然没那么称心如意，蜈蚣从枕边爬过，蜘蛛悬挂于头顶，蚂蚁穿行于窗沿，如果是雨季，还得担心洪水进入家里。
但应付这些，有时候也是一种乐趣。我和丈夫都希望，在农村也能过上美好舒服的日子。
我们也做了各种尝试，寻找在乡下生存下去的方法。最早我们想建一个有机农场，抱着笔记本电脑和村里领导谈话，试图用简陋的PPT解释我们的梦想，结果并没能打动他们，计划就这么泡汤了。不过幸亏如此，让我们把钱省了下来。
我们转而寄希望于做民宿，从中获得一点收入，结果去办证时，立刻遭到了拒绝，对方认为这种砖木结构的房屋，有消防隐患。我本来还想努力争取一番，说家就在河边，取水方便，又举例说凤凰、乌镇这样的地方，很多做民宿的老建筑都是木结构的。结果被反驳，“他们是违法的。”
当然，因为政策变化，两年后我们还是取得了合法经营的资格，但地处偏远，又不是旅游景点，民宿生意并不好，房间只有节假日才能住满客人。总之，钱没赚到多少，有关部门管理费的收缴通知倒是如期而至。我们决定，还是把房间下架。
另外，我还尝试过卖农村土货，把父母养的鸡鸭、蛋、大米，还有一些土特产放到网上兜售，客人大多是自己的朋友和同学。父母听从我们的建议，尽量使用有机的耕种和养殖方式。后来，听到大米我们卖出30元一斤后，村里有人来找我们，希望也把他的大米卖出去。我只得跟对方解释，因为采用了无农药、无化肥的耕作方式，人力和时间的投入巨大，而收成则少得可怜，这并不是一门想象中那样合算的生意。
总之，回到农村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种种尝试，大都如此折戟沉沙了。若要问我这几年有什么收获，只能说，我特认真地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不过，这还不够吗？虽然新的收入来源仍然在寻找，但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
很多人可能会感兴趣，我们如今的生活开支从何而来。其实原来的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现在收入主要靠出租北京的房子，一个月收入五千元。北京的房子是2008年跟父母借了一点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在北五环外买的，当时房价还不到一万一平米，每个月还五千左右的贷款，丈夫一个月两万的工资，压力并不大。
为了不增加负担，离开北京前，我们想办法还清了贷款。其实在北京生活时，我们一家的开销也不多，最大的是交通费，和每年固定的几次出门旅行费用，所以有余钱攒下来还房贷。
回到乡下生活后，生活开支就更低了，我丈夫不抽烟不喝酒，不打游戏，我不化妆，孩子大部分是穿亲戚给的旧衣服，全家基本开销都花在食物和日常用品上，一个月三千元左右。我们很少下馆子，去超市也常买打折产品，吃的食物有一部分来自自己的种植，如果有特别想吃的菜，就自己学着做；孩子喜欢吃面包，我就经常自己烤面包。
在乡下的这几年，种种失败虽然打击不小，却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新的奇异信心，总觉得只要有一双手，人不懒，无论如何都能活下去。以前有八成的时间，觉得自己“不得不”活着，而现在，有八成的时间，想的是，“我想要”活得更好，我也有能力让自己活得好。“好”的定义是什么，应该是自己乐意，又高兴吧。
不把“活下去”看作唯一目标，而是追求令自己愉快的生活，全家都得到了解脱，找到了各自的乐趣。如果说有遗憾，那大概是女儿的教育。过去我的学法，怎么也能读完大学，但现在的情况是，考上一个好大学，不像以前那样简单了，孩子不得不提早进入一个被作业和考试包围的世界。
作为父母，暂时还想不到别的办法，也许有一天还会因此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目前唯一能弥补的，是投入更多的陪伴，让家庭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她身体健康，能快乐地长大；想让她学会，能独自面对生活活下去的勇气和本领。
节选自《从北京回到老家“躺平”的七年》文 | Metro
我的笑声有一半是泪水的力量
作者：美好生活馆创始人、郑能量下午茶主持人郑学勤
1997年，正是林河酒厂的“黄金时期”。
林河XO，任意加冰加水。——这句广告语响彻整个豫东地区。
这一年，林河酒厂来了新的厂长，他原是一家化肥厂的厂长。下了火车站，看到了林河XO广告，给了这位新厂长无限的信心。
后来，他除了推出林河五朵金花，还推动在商丘古城西关建设新厂。
1962年出生的胡云英，是地地道道的商丘古城人，从小在商丘古城长大。她的家，就在商丘古城西关，上的是古城里的红旗小学，初中在城关中学。
1985年，胡云英从商丘市技校毕业。她学的专业是勾兑酒，第一份工作进了林河酒厂，从事调酒和配酒工作。
新厂长到任后，胡云英却离开了林河酒厂，自己单干。她创办了自己的酒厂，生产五丰大曲。
当时只有35岁的胡云英干劲冲天，直接把“云英”作为五丰大曲的品牌名称。后来，把“云英”改为“云鹰”，觉得更能表达自己的心志，也期待着这个白酒品牌能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创办云鹰五丰大曲的时候，胡云英的银行存折上只有3000元，她向亲戚朋友借了3万元，才把第一批酒生产出来。
尽管自己学的是勾兑酒专业，也在林河酒厂从事调配酒专业较长一段时间。但是，第一批酒就出了问题，让胡云英摔了一个大跟斗。
云鹰酒厂生产出来的居然是沉淀酒，原因是水质处理不达标，没有达到纯净水处理，造成酒里有沉淀物，并非是有害物质。
当时，采用透明玻璃瓶包装。将云鹰五丰大曲的酒瓶倒过来，出现部分棉花状或是云雾状的沉淀物。
结果，卖出去的酒，全部被拉回来。这对初生的云鹰酒厂是毁灭性的打击。
胡云英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才三万多，差不多只是还了借款——“想重新开始，已经没有机会。”
给工人们发完工资，她瘫坐在操场上一直哭到半夜。
这样的情形，并非她第一次遇到过。10年前的经历，再次涌上心头，那是刻骨铭心的回忆。
1987年，刚进林河酒厂两年的胡云英，怀上了孩子。她的婆家在商丘古城东关，娘家和婆家中间刚好相隔了一座商丘古城。
当时，胡云英每个月只有20元的工资，必须上交10元伙食费给婆婆。
其中有一个月，因为小姐妹出嫁，她给了对方一点钱后，手头拮据，少交了伙食费。婆婆把大门锁起来，不让她进屋吃饭。
胡云英只好骑着自行车，从东关回西关的娘家吃饭，半路从车上摔下来，造成了流产。
在钱的问题上跌倒，胡云英发誓要从钱的问题上站起来。大哭一场之后，胡云英从林河酒厂办理了离职手续。
她在朋友的门面外，搭了一个小棚，帮人划玻璃。1988年，胡云英用划玻璃赚到的钱，在东关盖了四间房子。
这一年，她生了儿子，可谓是双喜临门。当中的艰辛，只有胡云英自己知道。
她的额头上至今有一道疤痕，那是被玻璃划伤的，手上的伤疤就更多了。
1989年，家里添置了一台7000多元的彩电。胡云英心想，好日子终于来了。她就这样起早摸黑地打拼着，一刻也不愿意闲着。
1992年，看到林河酒厂形势大好，这位刚满30岁的女强人，再次回到厂里干自己的老本行。
这一次，她在厂里上班5年，算是时间最长的职业生涯。
1997年，离开林河酒厂自己单干，家里几乎都持反对意见。结果她把酒厂办垮，只能卖房还钱。
家里人以为胡云英会死心，不会再倒腾了。谁知道，胡云英还要继续做自己的五丰大曲。
工人们也被她感动了，由厂里的王灵芝大姐带头，大家伙凑钱，第二次启动生产。
工人们把退回来的酒，重新做技术处理。云鹰酒厂从第二年开始赚钱。
胡云英在林河酒厂时，有两名调酒师。除了她之外，另一人后来也跟着到了云鹰酒厂。
云鹰牌五丰大曲，很快在商丘白云市场牌子成为了数一数二的白酒品牌。他们还把自己的白酒卖到了周口，信阳、南阳、驻马店等外市，同样受到了欢迎。
胡云英回忆起那段美好的时光——那时的人没有钱，大多数人不喝牌子酒，只要酒好，一天能卖掉1000多箱，甚至是2000箱，销量大得惊人。
胡云英原来不喝酒，创办云鹰酒石后，开始天天应酬，很快学会了喝酒。她能喝两斤白酒，到了信阳、驻马店等地跑市场，当地人都喝不过她。
她说，做酒厂，很艰难。如果不会喝酒，会更难。用喝啤酒的玻璃杯，胡云英可以一杯一杯地喝，把一些大老爷们比下去。——“做酒不喝酒，客户不愿意，那时每天得喝两回。”
即使到现在，她仍然喜欢喝点酒。
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期间，一家三口闲在家里，每天居然喝掉一整箱的白酒。
胡云英的侄女婿透露了这样一个秘密：有一回，胡云英与老公吵架，都到拍桌子的程度了。最后，老公提议，啥都别说了，喝酒。
结果，喝酒把双方吵架的事整没了，夫妻俩和好如初。
老公原来也是林河酒厂的，做保卫科长。因为云鹰酒厂做得风生水起，在2001年辞职加入了自家的酒厂。
从小在商丘古城长大的胡云英，“小时吃井里的水，公共的水井，可甜了，直到上初中家里才有自来水。”
她的高中在五七中学，后来改为商丘一中和良浩中学，现在是商丘二中。这所成立于1915年的母校，见证了商丘经济近年来的不同时代变化。
从1998年到2008年，既是云鹰酒厂辉煌的10年，也是商丘张弓、宝丰、林河等酒厂的时代缩影。
2008年，风云突变。云鹰酒厂当家人猛然发现，喝低档酒的人一下子变少了。因为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喝更高端的大品牌白酒。
胡云英当机立断，把自己的酒厂关了门。她带着一些资金，前往省城寻找新的商机。
在郑州，48岁的胡云英第三次创业。她做的第一个白酒品牌是浓香型杏花村。两年后，改做清香型杏花村。直到2012年，因为公司换了董事长，她放弃了杏花村。
50岁的胡云英开始改做五粮液新概念，这个品牌由永不分离酒厂分装，客人反馈它的酒质没有总厂的好，做了两年，没有多大起色，好再次选择放弃。
不久，胡云英重新选择做清香型杏花村白玉坊，由白玉分厂分装。最好的时候，一天卖出1000多箱。
这位铁娘子感叹，那时量真大，现在可不行。现在每天能卖500箱的都几乎没有，每天能卖100箱、200箱算是不错了。
近年来，市场流行酱香型白酒。从2019年开始，胡云英开始做酱香型白酒，先做金沙，2021年转做金酱。“放弃金沙，是因为它涨价太快，一般老百姓喝不起。”
转做金酱后，胡云英开始推出自有品牌福酱天香，在金酱酒厂灌装，目前已经上了京东，进行双品牌运作，其中福酱天香三款产品、金酱两款产品。
目前，福酱天香已经在北京、海南、山东、河南市场开始销售。
福酱天香在北京举行的品酒会，甚至邀请了吴京、郭达等演艺界明星。
从五丰大曲到福酱天香，今年已经60岁的胡云英仍然雄心勃勃，她要打响自己的高端酱香酒品牌。
做云鹰五丰大曲时是赊账，营商环境比现在差。胡云英现在还拿着上蔡县一个经销商的欠条，收不回来钱。
现在做福酱天香是现款现货，她有信心比以往做得更好，把它做成可以进行家族传承的品牌。
这位铁娘子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白酒事业。
我想，人生的意义正是那泪水之后的笑声，有如“生普”些许苦涩之后带来的长久回甘、生津不止。
注：2022年1月21日星期五晚上，写于美好生活馆商丘古城旗舰店二楼办公室。
作者：美好生活馆创始人、郑能量下午茶主持人郑学勤
1997年，正是林河酒厂的“黄金时期”。
林河XO，任意加冰加水。——这句广告语响彻整个豫东地区。
这一年，林河酒厂来了新的厂长，他原是一家化肥厂的厂长。下了火车站，看到了林河XO广告，给了这位新厂长无限的信心。
后来，他除了推出林河五朵金花，还推动在商丘古城西关建设新厂。
1962年出生的胡云英，是地地道道的商丘古城人，从小在商丘古城长大。她的家，就在商丘古城西关，上的是古城里的红旗小学，初中在城关中学。
1985年，胡云英从商丘市技校毕业。她学的专业是勾兑酒，第一份工作进了林河酒厂，从事调酒和配酒工作。
新厂长到任后，胡云英却离开了林河酒厂，自己单干。她创办了自己的酒厂，生产五丰大曲。
当时只有35岁的胡云英干劲冲天，直接把“云英”作为五丰大曲的品牌名称。后来，把“云英”改为“云鹰”，觉得更能表达自己的心志，也期待着这个白酒品牌能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
创办云鹰五丰大曲的时候，胡云英的银行存折上只有3000元，她向亲戚朋友借了3万元，才把第一批酒生产出来。
尽管自己学的是勾兑酒专业，也在林河酒厂从事调配酒专业较长一段时间。但是，第一批酒就出了问题，让胡云英摔了一个大跟斗。
云鹰酒厂生产出来的居然是沉淀酒，原因是水质处理不达标，没有达到纯净水处理，造成酒里有沉淀物，并非是有害物质。
当时，采用透明玻璃瓶包装。将云鹰五丰大曲的酒瓶倒过来，出现部分棉花状或是云雾状的沉淀物。
结果，卖出去的酒，全部被拉回来。这对初生的云鹰酒厂是毁灭性的打击。
胡云英把自己的房子卖了，才三万多，差不多只是还了借款——“想重新开始，已经没有机会。”
给工人们发完工资，她瘫坐在操场上一直哭到半夜。
这样的情形，并非她第一次遇到过。10年前的经历，再次涌上心头，那是刻骨铭心的回忆。
1987年，刚进林河酒厂两年的胡云英，怀上了孩子。她的婆家在商丘古城东关，娘家和婆家中间刚好相隔了一座商丘古城。
当时，胡云英每个月只有20元的工资，必须上交10元伙食费给婆婆。
其中有一个月，因为小姐妹出嫁，她给了对方一点钱后，手头拮据，少交了伙食费。婆婆把大门锁起来，不让她进屋吃饭。
胡云英只好骑着自行车，从东关回西关的娘家吃饭，半路从车上摔下来，造成了流产。
在钱的问题上跌倒，胡云英发誓要从钱的问题上站起来。大哭一场之后，胡云英从林河酒厂办理了离职手续。
她在朋友的门面外，搭了一个小棚，帮人划玻璃。1988年，胡云英用划玻璃赚到的钱，在东关盖了四间房子。
这一年，她生了儿子，可谓是双喜临门。当中的艰辛，只有胡云英自己知道。
她的额头上至今有一道疤痕，那是被玻璃划伤的，手上的伤疤就更多了。
1989年，家里添置了一台7000多元的彩电。胡云英心想，好日子终于来了。她就这样起早摸黑地打拼着，一刻也不愿意闲着。
1992年，看到林河酒厂形势大好，这位刚满30岁的女强人，再次回到厂里干自己的老本行。
这一次，她在厂里上班5年，算是时间最长的职业生涯。
1997年，离开林河酒厂自己单干，家里几乎都持反对意见。结果她把酒厂办垮，只能卖房还钱。
家里人以为胡云英会死心，不会再倒腾了。谁知道，胡云英还要继续做自己的五丰大曲。
工人们也被她感动了，由厂里的王灵芝大姐带头，大家伙凑钱，第二次启动生产。
工人们把退回来的酒，重新做技术处理。云鹰酒厂从第二年开始赚钱。
胡云英在林河酒厂时，有两名调酒师。除了她之外，另一人后来也跟着到了云鹰酒厂。
云鹰牌五丰大曲，很快在商丘白云市场牌子成为了数一数二的白酒品牌。他们还把自己的白酒卖到了周口，信阳、南阳、驻马店等外市，同样受到了欢迎。
胡云英回忆起那段美好的时光——那时的人没有钱，大多数人不喝牌子酒，只要酒好，一天能卖掉1000多箱，甚至是2000箱，销量大得惊人。
胡云英原来不喝酒，创办云鹰酒石后，开始天天应酬，很快学会了喝酒。她能喝两斤白酒，到了信阳、驻马店等地跑市场，当地人都喝不过她。
她说，做酒厂，很艰难。如果不会喝酒，会更难。用喝啤酒的玻璃杯，胡云英可以一杯一杯地喝，把一些大老爷们比下去。——“做酒不喝酒，客户不愿意，那时每天得喝两回。”
即使到现在，她仍然喜欢喝点酒。
2020年武汉新冠疫情期间，一家三口闲在家里，每天居然喝掉一整箱的白酒。
胡云英的侄女婿透露了这样一个秘密：有一回，胡云英与老公吵架，都到拍桌子的程度了。最后，老公提议，啥都别说了，喝酒。
结果，喝酒把双方吵架的事整没了，夫妻俩和好如初。
老公原来也是林河酒厂的，做保卫科长。因为云鹰酒厂做得风生水起，在2001年辞职加入了自家的酒厂。
从小在商丘古城长大的胡云英，“小时吃井里的水，公共的水井，可甜了，直到上初中家里才有自来水。”
她的高中在五七中学，后来改为商丘一中和良浩中学，现在是商丘二中。这所成立于1915年的母校，见证了商丘经济近年来的不同时代变化。
从1998年到2008年，既是云鹰酒厂辉煌的10年，也是商丘张弓、宝丰、林河等酒厂的时代缩影。
2008年，风云突变。云鹰酒厂当家人猛然发现，喝低档酒的人一下子变少了。因为经济水平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选择喝更高端的大品牌白酒。
胡云英当机立断，把自己的酒厂关了门。她带着一些资金，前往省城寻找新的商机。
在郑州，48岁的胡云英第三次创业。她做的第一个白酒品牌是浓香型杏花村。两年后，改做清香型杏花村。直到2012年，因为公司换了董事长，她放弃了杏花村。
50岁的胡云英开始改做五粮液新概念，这个品牌由永不分离酒厂分装，客人反馈它的酒质没有总厂的好，做了两年，没有多大起色，好再次选择放弃。
不久，胡云英重新选择做清香型杏花村白玉坊，由白玉分厂分装。最好的时候，一天卖出1000多箱。
这位铁娘子感叹，那时量真大，现在可不行。现在每天能卖500箱的都几乎没有，每天能卖100箱、200箱算是不错了。
近年来，市场流行酱香型白酒。从2019年开始，胡云英开始做酱香型白酒，先做金沙，2021年转做金酱。“放弃金沙，是因为它涨价太快，一般老百姓喝不起。”
转做金酱后，胡云英开始推出自有品牌福酱天香，在金酱酒厂灌装，目前已经上了京东，进行双品牌运作，其中福酱天香三款产品、金酱两款产品。
目前，福酱天香已经在北京、海南、山东、河南市场开始销售。
福酱天香在北京举行的品酒会，甚至邀请了吴京、郭达等演艺界明星。
从五丰大曲到福酱天香，今年已经60岁的胡云英仍然雄心勃勃，她要打响自己的高端酱香酒品牌。
做云鹰五丰大曲时是赊账，营商环境比现在差。胡云英现在还拿着上蔡县一个经销商的欠条，收不回来钱。
现在做福酱天香是现款现货，她有信心比以往做得更好，把它做成可以进行家族传承的品牌。
这位铁娘子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白酒事业。
我想，人生的意义正是那泪水之后的笑声，有如“生普”些许苦涩之后带来的长久回甘、生津不止。
注：2022年1月21日星期五晚上，写于美好生活馆商丘古城旗舰店二楼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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