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山政事# 【仁寿：选好服务群众“小切口”写好基层治理“大文章”】
初冬的仁寿县虞丞乡柏柳村，金灿灿的爱媛、不知火挂满了枝头，风格统一的居民聚居点炊烟袅袅，路旁墙壁上画满了记得住乡愁的乡风文明宣传画，崭新的沥青路环绕在村落中，将房屋、庄稼和人串联起来，农闲的群众三五成群来到村委会，或话家常，或做手工，或看起了农技书籍……
“如何立足虞丞乡小人少、产业基础薄弱、青壮年流失严重等现实情况，以‘小切口’入手，破解基层治理大课题，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大愿景，我们一直在思索和探索。”虞丞乡党委书记凌涌告诉记者，柏柳村是洞察虞丞乡乡村振兴特别是基层治理的一个窗口，近年来，虞丞乡在基层治理中紧扣服务群众初心，以小见大、多措并举，构建平安和谐富裕新虞丞的思路逐渐清晰、格局逐渐成形。
一、党建引领——“小阵地”构建“大治理”
“有事到‘党建大院’找党员，他们是坚强的依靠！”10月1日国庆节，虞丞乡同意村“党建大院”里人头攒动，几十名老人在村组党员干部们的组织下，在这里吃长寿面，看国庆庆典，现场好不热闹。
同意村由原同意村和原芭蕉村合二为一，地形呈“扁担”形，社与社，户与户相对分散，群众离场镇和村阵地较远，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服务群众都极为不便，村两委推进基层治理难度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该乡在同意村创新探索“党建大院”治理模式，在该村党小组层面划分24个“党建大院”，推选有文化、有威望、有能力的党员担任大院院长。每个“党建大院”包括党员中心户和网格员若干名，服务群众数十户，具体负责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和收集社情民意，组织庭院村民开展乡土文化传承，家风家训、卫生整治活动，引导庭院村民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着力发展社会经济事业，调解群众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院，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党建大院”在小院落建设党建大阵地，使“党建大院”作为上传下达的快速通道，在基层治理实际操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党建大院”只是当地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上的一个环节。为积极发挥党组织在农村共治自治工作中的引领和核心作用，当地建立起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建大院”）、党员中心户的四级党建责任体系，着力构建党组织为核心、村委为主体、乡贤助力、群众参与的全新治理体系。
在服务保障上，四支队伍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源头活水。一是党员先锋服务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致力于产业发展、疫情防控、治安巡防、矛盾纠纷调解等工作。二是乡风文明服务队，重点引领树立文明新风，推进移风易俗，弘扬好家风好家训，倡导健康娱乐方式，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三是扶贫解困服务队，重点关心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关爱病残人士，热忱帮扶困难群众。四是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聚集一批有产业、有技术的乡土能人，带动群众发展产业，传授经验和技术。
如今，当地各级党组织通过转型，提升服务水平、强化服务力度，化解了一系列治理“痛点”；“党建大院”作为党群连心桥，既是群众自治的议事厅、也是群众工作代办点，既是服务群众活动的组织者更是执行者，打通了治理“堵点”；党员中心户是公共事务的“领头雁”也是基层治理的顶梁柱，通过他们努力“织网”，化解了治理“难点”。
二、科技赋能——“小平台”筑牢“大平安”
“请丞相村卡点注意，有一辆川A牌照的小轿车驶入虞丞，务必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检查和询问！”11月5日，在虞丞乡精细化治理综合指挥中心，按照乡上疫情防控整体部署，虞丞乡网格总长王秀的目光紧紧锁定墙壁上“平安虞丞”治理云平台大屏，屏幕上，场镇进出道口、街道等重点场所安装的14个人脸识别、车辆识别监控，以及主要交通干道、场镇集市、地质灾害易发点等重点区域设置的42个“可视可喊”高清智能探头传回的实时画面，让整个虞丞乡尽收眼底。
“我们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投入50多万元，在全县各乡镇中率先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的社会治理信息化网络体系，让基层治理事半功倍，成效明显。”据凌涌介绍，在基层治理方面，该乡通过搭建平台、创新应用、拓展功能，探索出一条“智慧平安乡村”建设新路径。
如何搭建基层治理平台？该乡投入资金50余万元，建成精细化治理指挥中心，开发“平安虞丞”治理云平台，建立集风险预警、视频监控、视频调度、视频会议等功能于一体的指挥调度系统，实现治理力量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统一调度；整合“雪亮工程”“平安乡村慧眼工程”、公共视频监控等，接入应急管理、网格综合信息、矛盾纠纷多元化解3大信息系统，实现资源同享、信息互通、平台共用；指挥中心通过线上智能派单、在线视频喊话、现场视频调度等方式组织开展巡查调度，辖区派出所、村组干部、网格员、巡防队员各司其职，实现资源联用、治安联防、事务联抓。
在创新平台应用方面，该乡通过重点区域安装的高清智能探头、红外热源成像监控等职能设施让辖区安全通过一屏便可掌控。截至目前，当地发现处置交通事故、安全隐患50起，消除矛盾风险、森林火灾苗头38起，挽回经济损失132万元。同时，对精神障碍患者、184名空巢老人等重点人群精准关注，有效防止肇事肇祸事件发生和空巢老人走失。最后，通过建立“红黄蓝”3级预警处置机制，实现信息集成分析、分流推送处置。截至目前，已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0余件，成功率100%。
在拓展基层治理平台服务功能方面，该乡三措并举：一是通过村村响大喇叭等载体，每天定时开播、定时推送，及时向群众传递党史故事、疫情防控、防汛减灾等信息。二是与通信运营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通“微广播”“微电商”等智能手机服务功能，向群众推送就业创业、交通、农业等信息。三是推行“双线”工作法，线上依托监控平台，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开展“4+2”网络巡防；线下组建8支由警务助理、治保队员、平安志愿者组成的平安志愿服务（巡逻）队，每逢赶场天、重大节假日，开展联巡联防，有效震慑违法犯罪，进一步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科技赋能，虞丞乡基层社会治理成效明显。截至目前，该乡刑事、治安案件同比下降43.4%，信访矛盾纠纷同比下降28.6%，火灾事故同比下降92.4%，“民转刑”案件、重大安全事故“零发生”，群众满意度98%以上。
三、机制创新——“小积分”助推“大自治”
“这不仅是储存奖励物资的地方，更是我们基层治理的一大法宝！”10月底，虞丞乡“文明义仓”装修完毕，洗衣粉、肥皂、香油、大米等各种物资陆续进仓，这些小物件将成为未来虞丞乡探索基层治理积分制的重要载体。
据介绍，针对两项改革后群众之间熟悉度低、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积极性不高等现实状况，今年，该乡积极探索积分制以破解基层治理的难点和痛点。
积分制如何运作？首先，以乡为单位制定全乡积分制管理办法，通过坝坝会、党群集中活动日等平台，组织群众就“积分制”管理加扣分事项、考核评价方式等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其次，以村为单位，成立考评组，根据评分细则对居民家庭成员的表现进行量化打分（30分/户为基础分），主要考评居民遵纪守法、文明礼让、爱护环境、创业致富、诚实守信、助人为乐、敬老爱老等内容，实行积分制管理，如果居民有基础分之外的获得大家公认的好的、正面的等行为则可以获得相应的正面加分，如果居民有违法违纪、家庭不和、睦邻关系不好等行为则要扣减相应的负面分数。最后，则根据群众的最终得分可以到文明义仓兑换点兑换日用品，也可以存入文明义仓，日后再换取物品或奖牌。一季度一考核打分，每半年评比兑现，一年一汇总表扬。居民积分实行累积使用，作为参评“身边好人”“五好家庭”“平安家庭”的重要参考，同时纳入优秀党员、网格员、村干部评选依据。
“我双手赞成积分制，这是一种引导，让大家对公共事务有热情！”在11月初柏柳村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上，积分制得到群众积极拥护。
初冬的仁寿县虞丞乡柏柳村，金灿灿的爱媛、不知火挂满了枝头，风格统一的居民聚居点炊烟袅袅，路旁墙壁上画满了记得住乡愁的乡风文明宣传画，崭新的沥青路环绕在村落中，将房屋、庄稼和人串联起来，农闲的群众三五成群来到村委会，或话家常，或做手工，或看起了农技书籍……
“如何立足虞丞乡小人少、产业基础薄弱、青壮年流失严重等现实情况，以‘小切口’入手，破解基层治理大课题，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大愿景，我们一直在思索和探索。”虞丞乡党委书记凌涌告诉记者，柏柳村是洞察虞丞乡乡村振兴特别是基层治理的一个窗口，近年来，虞丞乡在基层治理中紧扣服务群众初心，以小见大、多措并举，构建平安和谐富裕新虞丞的思路逐渐清晰、格局逐渐成形。
一、党建引领——“小阵地”构建“大治理”
“有事到‘党建大院’找党员，他们是坚强的依靠！”10月1日国庆节，虞丞乡同意村“党建大院”里人头攒动，几十名老人在村组党员干部们的组织下，在这里吃长寿面，看国庆庆典，现场好不热闹。
同意村由原同意村和原芭蕉村合二为一，地形呈“扁担”形，社与社，户与户相对分散，群众离场镇和村阵地较远，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服务群众都极为不便，村两委推进基层治理难度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该乡在同意村创新探索“党建大院”治理模式，在该村党小组层面划分24个“党建大院”，推选有文化、有威望、有能力的党员担任大院院长。每个“党建大院”包括党员中心户和网格员若干名，服务群众数十户，具体负责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和收集社情民意，组织庭院村民开展乡土文化传承，家风家训、卫生整治活动，引导庭院村民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着力发展社会经济事业，调解群众矛盾纠纷，做到“小事不出院，大事不出村，矛盾不上交”。“党建大院”在小院落建设党建大阵地，使“党建大院”作为上传下达的快速通道，在基层治理实际操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党建大院”只是当地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上的一个环节。为积极发挥党组织在农村共治自治工作中的引领和核心作用，当地建立起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建大院”）、党员中心户的四级党建责任体系，着力构建党组织为核心、村委为主体、乡贤助力、群众参与的全新治理体系。
在服务保障上，四支队伍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源头活水。一是党员先锋服务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致力于产业发展、疫情防控、治安巡防、矛盾纠纷调解等工作。二是乡风文明服务队，重点引领树立文明新风，推进移风易俗，弘扬好家风好家训，倡导健康娱乐方式，丰富群众精神生活。三是扶贫解困服务队，重点关心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关爱病残人士，热忱帮扶困难群众。四是乡村振兴志愿服务队，聚集一批有产业、有技术的乡土能人，带动群众发展产业，传授经验和技术。
如今，当地各级党组织通过转型，提升服务水平、强化服务力度，化解了一系列治理“痛点”；“党建大院”作为党群连心桥，既是群众自治的议事厅、也是群众工作代办点，既是服务群众活动的组织者更是执行者，打通了治理“堵点”；党员中心户是公共事务的“领头雁”也是基层治理的顶梁柱，通过他们努力“织网”，化解了治理“难点”。
二、科技赋能——“小平台”筑牢“大平安”
“请丞相村卡点注意，有一辆川A牌照的小轿车驶入虞丞，务必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检查和询问！”11月5日，在虞丞乡精细化治理综合指挥中心，按照乡上疫情防控整体部署，虞丞乡网格总长王秀的目光紧紧锁定墙壁上“平安虞丞”治理云平台大屏，屏幕上，场镇进出道口、街道等重点场所安装的14个人脸识别、车辆识别监控，以及主要交通干道、场镇集市、地质灾害易发点等重点区域设置的42个“可视可喊”高清智能探头传回的实时画面，让整个虞丞乡尽收眼底。
“我们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投入50多万元，在全县各乡镇中率先构建起全覆盖、立体化的社会治理信息化网络体系，让基层治理事半功倍，成效明显。”据凌涌介绍，在基层治理方面，该乡通过搭建平台、创新应用、拓展功能，探索出一条“智慧平安乡村”建设新路径。
如何搭建基层治理平台？该乡投入资金50余万元，建成精细化治理指挥中心，开发“平安虞丞”治理云平台，建立集风险预警、视频监控、视频调度、视频会议等功能于一体的指挥调度系统，实现治理力量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统一调度；整合“雪亮工程”“平安乡村慧眼工程”、公共视频监控等，接入应急管理、网格综合信息、矛盾纠纷多元化解3大信息系统，实现资源同享、信息互通、平台共用；指挥中心通过线上智能派单、在线视频喊话、现场视频调度等方式组织开展巡查调度，辖区派出所、村组干部、网格员、巡防队员各司其职，实现资源联用、治安联防、事务联抓。
在创新平台应用方面，该乡通过重点区域安装的高清智能探头、红外热源成像监控等职能设施让辖区安全通过一屏便可掌控。截至目前，当地发现处置交通事故、安全隐患50起，消除矛盾风险、森林火灾苗头38起，挽回经济损失132万元。同时，对精神障碍患者、184名空巢老人等重点人群精准关注，有效防止肇事肇祸事件发生和空巢老人走失。最后，通过建立“红黄蓝”3级预警处置机制，实现信息集成分析、分流推送处置。截至目前，已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80余件，成功率100%。
在拓展基层治理平台服务功能方面，该乡三措并举：一是通过村村响大喇叭等载体，每天定时开播、定时推送，及时向群众传递党史故事、疫情防控、防汛减灾等信息。二是与通信运营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通“微广播”“微电商”等智能手机服务功能，向群众推送就业创业、交通、农业等信息。三是推行“双线”工作法，线上依托监控平台，安排专职工作人员开展“4+2”网络巡防；线下组建8支由警务助理、治保队员、平安志愿者组成的平安志愿服务（巡逻）队，每逢赶场天、重大节假日，开展联巡联防，有效震慑违法犯罪，进一步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科技赋能，虞丞乡基层社会治理成效明显。截至目前，该乡刑事、治安案件同比下降43.4%，信访矛盾纠纷同比下降28.6%，火灾事故同比下降92.4%，“民转刑”案件、重大安全事故“零发生”，群众满意度98%以上。
三、机制创新——“小积分”助推“大自治”
“这不仅是储存奖励物资的地方，更是我们基层治理的一大法宝！”10月底，虞丞乡“文明义仓”装修完毕，洗衣粉、肥皂、香油、大米等各种物资陆续进仓，这些小物件将成为未来虞丞乡探索基层治理积分制的重要载体。
据介绍，针对两项改革后群众之间熟悉度低、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积极性不高等现实状况，今年，该乡积极探索积分制以破解基层治理的难点和痛点。
积分制如何运作？首先，以乡为单位制定全乡积分制管理办法，通过坝坝会、党群集中活动日等平台，组织群众就“积分制”管理加扣分事项、考核评价方式等重大问题进行广泛协商，增进共识、增强合力。其次，以村为单位，成立考评组，根据评分细则对居民家庭成员的表现进行量化打分（30分/户为基础分），主要考评居民遵纪守法、文明礼让、爱护环境、创业致富、诚实守信、助人为乐、敬老爱老等内容，实行积分制管理，如果居民有基础分之外的获得大家公认的好的、正面的等行为则可以获得相应的正面加分，如果居民有违法违纪、家庭不和、睦邻关系不好等行为则要扣减相应的负面分数。最后，则根据群众的最终得分可以到文明义仓兑换点兑换日用品，也可以存入文明义仓，日后再换取物品或奖牌。一季度一考核打分，每半年评比兑现，一年一汇总表扬。居民积分实行累积使用，作为参评“身边好人”“五好家庭”“平安家庭”的重要参考，同时纳入优秀党员、网格员、村干部评选依据。
“我双手赞成积分制，这是一种引导，让大家对公共事务有热情！”在11月初柏柳村召开的村民代表大会上，积分制得到群众积极拥护。
执行力差，缘何成为中国企业管理的通病？#精益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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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管理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决企业执行力差的问题?
谈到执行力很多企业老板并不陌生，但执行力差却已成为了很多中国企业的管理通病和制约瓶颈，尤其是在一些国有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中表现的更为突出。
什么是执行力
执行力是一个大概念，它应该包括组织执行力和员工执行力两个层面，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在以往的企业咨询服务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老板和管理者所讲的执行力低下并不是指组织整体执行力差，而是在强调员工个体执行力不好。
实际上，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更应该强化的是组织执行力，因为组织执行力就是企业的战略目标落地实施能力，一个企业组织执行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这个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实现速度和调整速度。
什么原因导致了企业执行力差
1、战略不清晰：
企业没有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或者是战略目标制定的不合理而缺乏可操作性，或者是受外部环境和老板个人影响而摇摆变化不定，导致企业内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缺乏战略指引和方向性。
大家为了做事而做事，而不是为了企业目标而做事，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不知道怎么去做正确的事？
2、架构不合理：
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组织架构设置不合理，部门职能定位不清晰，岗位职责划分不明确，管理授权不合理，汇报指挥交叉重叠、责权利不对等等都会影响到企业组织执行力。
而且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梳理清楚的话，很容易造成企业内部出现推诿扯皮、避重就轻、管理内耗和执行力低下等问题，而且也很容易挫伤管理者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3、制度不完善：
很多企业并不缺乏制度和流程，但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制度和流程执行不力，尤其是缺乏制度和流程产生与执行的保障机制。制度和流程执行不力主要有四个原因：
A、高层不重视，表现在过问少，关注少，参与少；
B、产生不科学，表现在制度流程个人化、岗位化、部门化和老板化，政策设计与制定环节程序不合理，没有争取到企业其他部门或者核心骨干的意见或建议，大家对下发的制度流程不认同和不执行；
C、内容不完善，表现在制度和流程不成体系，政策不明确，内容不合理，相互不衔接，流程繁琐，效率低下；
D、执行不到位，很多企业的制度与流程都是束之高阁，制度政策制定后都被管理者放到了档案柜或者办公抽屉里，很多制度流程根本没有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4、人员不匹配：
人是影响企业组织执行力和个体执行力最为重要的能动性因素，企业管理者和员工队伍的素质、能力和经验等都会影响到他们对企业战略、经营计划和工作执行的不同理解与表现。企业“帅”、“将”、“兵”的配置失衡或者不合理也是导致组织执行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有的家族企业中，血缘宗亲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导致组织执行力差的重要因素。而有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经常看到“外行人”管理“内行人”的现象，外行人根本无法服众，这也是导致组织执行力不高重要因素。
5、监督不到位：
很多人不喜欢被他人监督，很多企业管理者也不愿意去指导和监督下属，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更乐意发号施令、安排布置工作和等待下属汇报，而却很少去关注和监督下属工作执行的动态过程。
大量的管理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工作过程的监督、指导、矫正和结果的评估考核，我们很多管理工作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和预期目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很多员工都喜欢“走捷径”和“找借口”，有的甚至“惰性”也很强。
6、奖惩不配套：
没有考核就没有管理，没有奖惩而考核就会形同虚设，那员工就会吃大锅饭，有大锅饭吃谁还想着去努力工作。所以，企业没有建立科学、配套的薪酬与奖惩考核激励机制或者出现机制执行不力等问题时，也会严重挫伤管理者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工作执行力，甚至引发牢骚和抱怨。
7、文化不强势：
很多企业倡导“无为而治”和“以人为本”的自主式柔性管理文化，这种尊重人性和人权的管理思维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任何的管理思想、理念、模式和做法必须要结合不同企业的独特土壤环境。大量的管理实践证明，大部分企业靠组织成员“自觉”或“自律”是无法实现企业预期管理目标的。
纵观万达、华为、伊利、蒙牛、恒大等国内知名龙头企业，我们发现其管理背后都有一股强势的组织执行文化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沟通文化缺乏也是影响组织执行力的重要原因。
8、老板不表率：
很多企业老板在管理中经常要求下属严格执行和遵守公司规章制度，而自己却很少带头执行或者主动自觉去维护企业管理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甚至有的企业老板本身就是规章制度的最大破坏者，他们认为制度是给员工制定的，对老板无效。
对于老板的言行举止，组织成员都会去效仿或受到影响，自然越往下执行力也会越差。
企业执行力差是谁的责任
其实，从上述分析就可以看出，企业组织执行力低下与企业老板、管理团队和员工三者都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我们认为老板应该是企业执行力差的第一责任人，因为企业管理本身就是一把手工程，企业的发展战略、组织建设、流程优化、文化建设、人员选用和激励机制建设等都是企业老板管理的重点，老板不仅要重视组织执行力建设，更要带头践行和推动组织执行力建设。
其次，我们认为管理者应该是组织执行力低下的第二责任人，因为作为管理者本身就有通过计划、统筹、组织、协调、安排、跟踪、监督和考核激励等手段去推动工作执行落地的责任和义务，执行力差本身是一种管理失职或者不胜任的表现。
最后，我们认为员工应该是组织执行力差的第三责任人，工作中有抱怨、牢骚、抵触、拖延、打折扣、找借口、扯皮内耗等都是员工工作执行力不佳的重要表现。
如何提升企业执行力
组织执行力提升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老板带领着管理团队去听两次执行力课或者参加两次执行力培训就能立马解决的。
首先，企业老板应该敢于承担组织执行不力的首要责任，明白自己在执行力改善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和角色。
其次，我们建议企业老板应该组织自己的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人员针对本企业中影响组织执行力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梳理和总结，真正找到制约组织执行力的关键因素。
然后再针对各种原因有计划地进行梳理、整改和落实，明确目标方向、理顺组织架构、明确职责分工、改善组织授权，完善制度流程、优化人员配置、健全奖惩考核激励体系、强化过程管控与结果导向、老板与管理者带头垂范。
只有企业针对自身组织执行不力的原因下决心彻底分析、梳理和整改及长期坚持后，我想这个企业的组织执行力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和提升。
执行力已成为衡量企业管理水平和判断企业战略落地能力的重要标尺，未来企业的组织执行力必将会成为众多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如何提升企业的组织执行力，将成为每个企业老板和管理者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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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管理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如何解决企业执行力差的问题?
谈到执行力很多企业老板并不陌生，但执行力差却已成为了很多中国企业的管理通病和制约瓶颈，尤其是在一些国有企业、中小型民营企业和家族企业中表现的更为突出。
什么是执行力
执行力是一个大概念，它应该包括组织执行力和员工执行力两个层面，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是，在以往的企业咨询服务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老板和管理者所讲的执行力低下并不是指组织整体执行力差，而是在强调员工个体执行力不好。
实际上，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企业更应该强化的是组织执行力，因为组织执行力就是企业的战略目标落地实施能力，一个企业组织执行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这个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程度、实现速度和调整速度。
什么原因导致了企业执行力差
1、战略不清晰：
企业没有制定清晰的战略目标，或者是战略目标制定的不合理而缺乏可操作性，或者是受外部环境和老板个人影响而摇摆变化不定，导致企业内部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缺乏战略指引和方向性。
大家为了做事而做事，而不是为了企业目标而做事，企业管理者和员工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更不知道怎么去做正确的事？
2、架构不合理：
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组织架构设置不合理，部门职能定位不清晰，岗位职责划分不明确，管理授权不合理，汇报指挥交叉重叠、责权利不对等等都会影响到企业组织执行力。
而且这些东西如果没有梳理清楚的话，很容易造成企业内部出现推诿扯皮、避重就轻、管理内耗和执行力低下等问题，而且也很容易挫伤管理者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3、制度不完善：
很多企业并不缺乏制度和流程，但它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制度和流程执行不力，尤其是缺乏制度和流程产生与执行的保障机制。制度和流程执行不力主要有四个原因：
A、高层不重视，表现在过问少，关注少，参与少；
B、产生不科学，表现在制度流程个人化、岗位化、部门化和老板化，政策设计与制定环节程序不合理，没有争取到企业其他部门或者核心骨干的意见或建议，大家对下发的制度流程不认同和不执行；
C、内容不完善，表现在制度和流程不成体系，政策不明确，内容不合理，相互不衔接，流程繁琐，效率低下；
D、执行不到位，很多企业的制度与流程都是束之高阁，制度政策制定后都被管理者放到了档案柜或者办公抽屉里，很多制度流程根本没有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和价值。
4、人员不匹配：
人是影响企业组织执行力和个体执行力最为重要的能动性因素，企业管理者和员工队伍的素质、能力和经验等都会影响到他们对企业战略、经营计划和工作执行的不同理解与表现。企业“帅”、“将”、“兵”的配置失衡或者不合理也是导致组织执行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有的家族企业中，血缘宗亲复杂的人际关系也是导致组织执行力差的重要因素。而有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经常看到“外行人”管理“内行人”的现象，外行人根本无法服众，这也是导致组织执行力不高重要因素。
5、监督不到位：
很多人不喜欢被他人监督，很多企业管理者也不愿意去指导和监督下属，大多数企业管理人员更乐意发号施令、安排布置工作和等待下属汇报，而却很少去关注和监督下属工作执行的动态过程。
大量的管理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工作过程的监督、指导、矫正和结果的评估考核，我们很多管理工作是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和预期目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很多员工都喜欢“走捷径”和“找借口”，有的甚至“惰性”也很强。
6、奖惩不配套：
没有考核就没有管理，没有奖惩而考核就会形同虚设，那员工就会吃大锅饭，有大锅饭吃谁还想着去努力工作。所以，企业没有建立科学、配套的薪酬与奖惩考核激励机制或者出现机制执行不力等问题时，也会严重挫伤管理者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与工作执行力，甚至引发牢骚和抱怨。
7、文化不强势：
很多企业倡导“无为而治”和“以人为本”的自主式柔性管理文化，这种尊重人性和人权的管理思维出发点本无可厚非，但是任何的管理思想、理念、模式和做法必须要结合不同企业的独特土壤环境。大量的管理实践证明，大部分企业靠组织成员“自觉”或“自律”是无法实现企业预期管理目标的。
纵观万达、华为、伊利、蒙牛、恒大等国内知名龙头企业，我们发现其管理背后都有一股强势的组织执行文化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另外，沟通文化缺乏也是影响组织执行力的重要原因。
8、老板不表率：
很多企业老板在管理中经常要求下属严格执行和遵守公司规章制度，而自己却很少带头执行或者主动自觉去维护企业管理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甚至有的企业老板本身就是规章制度的最大破坏者，他们认为制度是给员工制定的，对老板无效。
对于老板的言行举止，组织成员都会去效仿或受到影响，自然越往下执行力也会越差。
企业执行力差是谁的责任
其实，从上述分析就可以看出，企业组织执行力低下与企业老板、管理团队和员工三者都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我们认为老板应该是企业执行力差的第一责任人，因为企业管理本身就是一把手工程，企业的发展战略、组织建设、流程优化、文化建设、人员选用和激励机制建设等都是企业老板管理的重点，老板不仅要重视组织执行力建设，更要带头践行和推动组织执行力建设。
其次，我们认为管理者应该是组织执行力低下的第二责任人，因为作为管理者本身就有通过计划、统筹、组织、协调、安排、跟踪、监督和考核激励等手段去推动工作执行落地的责任和义务，执行力差本身是一种管理失职或者不胜任的表现。
最后，我们认为员工应该是组织执行力差的第三责任人，工作中有抱怨、牢骚、抵触、拖延、打折扣、找借口、扯皮内耗等都是员工工作执行力不佳的重要表现。
如何提升企业执行力
组织执行力提升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是老板带领着管理团队去听两次执行力课或者参加两次执行力培训就能立马解决的。
首先，企业老板应该敢于承担组织执行不力的首要责任，明白自己在执行力改善中应该发挥的作用和角色。
其次，我们建议企业老板应该组织自己的管理团队和核心骨干人员针对本企业中影响组织执行力的各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梳理和总结，真正找到制约组织执行力的关键因素。
然后再针对各种原因有计划地进行梳理、整改和落实，明确目标方向、理顺组织架构、明确职责分工、改善组织授权，完善制度流程、优化人员配置、健全奖惩考核激励体系、强化过程管控与结果导向、老板与管理者带头垂范。
只有企业针对自身组织执行不力的原因下决心彻底分析、梳理和整改及长期坚持后，我想这个企业的组织执行力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和提升。
执行力已成为衡量企业管理水平和判断企业战略落地能力的重要标尺，未来企业的组织执行力必将会成为众多企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如何提升企业的组织执行力，将成为每个企业老板和管理者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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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飞鹤冷友斌：打造“双碳闭环” 绿色发展融入全产业链】
“双碳”目标已经升级为一种国家战略。乳业作为涵盖农牧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民生产业，也肩负着节能降碳的责任。
作为中国乳业的代表企业，坐拥“黄金奶源地”的飞鹤也在用实际行动探索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11月9日上午，在《中国经营报》主办、中经未来协办的“问道·开新局——2021中经报智库大势论坛”上，中国飞鹤董事长冷友斌就中国飞鹤低碳实践发表了主题演讲。
可以看到的是，飞鹤正在通过牧场、工厂以及上下游的绿色变革，打造出了全产业链的“双碳闭环”，将绿色低碳融入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飞鹤作为中国乳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碳达峰、碳中和’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冷友斌表示。
牧场的绿色变革
为了保证飞鹤婴幼儿配方奶粉奶源的新鲜、营养和品质，2006年飞鹤巨资布建产业集群，打造了第一个万头牧场。但随之而来的奶牛的粪便和废弃物的处理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飞鹤全产业链的绿色、低碳由此开始。
“以前我们是用氧化塘、堆粪，粪便还田等方式对奶牛的粪便废弃物进行处理，但这个量太大，还是解决不了我们想要达到的环保要求。” 冷友斌介绍到。
实际上，早在三年前，飞鹤就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努力完善产业链有机生态圈的闭环，围绕规模化牧场，以畜禽粪污和玉米秸秆为原料，通过厌氧发酵，制取生物天然气和有机肥。
同时，引入专属产业集群合作伙伴，开展“规模化生物天然气与有机肥循环综合利用项目”，可年处理玉米秸杆4万吨、牛粪污10万吨，解决约10万亩农田玉米秸杆的离田回收和万头奶牛场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年产生物天然气700万方，年产固态微生物有机肥3万吨、液态微生物有机肥2万吨。
而飞鹤打造的生态循环系统，为农、牧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据了解，有机肥还田到牧场，使得牧场的饲草变得天然、有机，能够保证奶牛入口的东西都是生态和安全的。另一方面，通过粪便的还田，有效的促进了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黑土层厚度、软度的提升，也增强了饲草的营养成分，保证了牛奶的品质。
工厂的绿色转型
中国飞鹤的减碳动作不仅仅布局在产业上游，在生产端，其正在通过工厂的变革，尤其是燃料的变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以前我们每个工厂都有3个30吨的锅炉，一个工厂年耗煤量在2万吨以上，这对空气和环境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冷友斌表示，在此情况下，基于粪便所提纯的天然气，在2018年和2019年两年间，中国飞鹤将工厂的锅炉全部改成了燃气锅炉。
据记者了解，截至2020年底，飞鹤“煤改气”工程累计投入了5000万元。不过，冷友斌表示，这项变革确实给飞鹤工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减少了煤炭资源的使用，其次也免去了煤炭运输过程中的柴油、汽油消耗。通过煤气改造项目，2019年至2020年共减排二氧化碳6.47万吨，氮氧化物474.63吨，二氧化硫548.05吨，烟尘547.52吨。厂中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19年302吨，2020年229吨，共计531吨。通过运输节省的里程是10.26万公里，对空气的污染减少了。”
不仅如此，飞鹤于2017年引进了WCM世界级制造管理体系，以提升整体生产管理效率。飞鹤效率的提升首先体现在设备效率改善上。以包装车间大听线为例，2017年开展WCM前，设备效率（OEE）是66.34%；到2020年末，OEE已经达到了83.2%；而截至2021年5月，OEE已经超过85%。另一个反映效率提升的指标是人员效率的改善。通过WCM的改进和优化，飞鹤的人员效率从过去每班次生产奶粉27吨，提升至35吨~38吨。
WCM制造体系在助推飞鹤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在助力企业绿色生产。据悉，通过推广WCM制造体系，飞鹤建立了吨粉耗气降低小组，采取行动降低工厂建设、运营过程中的碳排放，2020年共计减排二氧化碳5679吨。
“WCM制造体系已经坚持了5年，使得我们全员都有意识去改变环境、改变生态，改变我们的生产模式。”冷友斌说。
此外，飞鹤正在推进“厂中厂”建设。记者了解到，所谓“厂中厂”，即将奶粉罐供应商引入工厂，在奶粉生产线旁边生产奶粉罐，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运输带来的能源浪费和汽车尾气排放。
“截至2020年底，飞鹤已有5家工厂建设‘厂中厂’。2019年~2020 年，‘厂中厂’模式合计减排二氧化碳531吨。”冷友斌表示。
乳企的绿色担当
实际上，“双碳”目标得到了乳制品行业的积极响应，“双碳”“绿色”“可持续”也早已成为行业热门词汇。
飞鹤曾经在2019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这样写道，“呵护自然，就是呵护人类自己，飞鹤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信优质的产品源于清洁的环境。我们十分注重在运营过程中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并妥善处理废弃物，以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但飞鹤的绿色担当，不仅仅体现在产业上游和生产环节，乳业作为与消费者接触密切的民生产业，需要将“低碳”向更多的人群传播。据冷友斌介绍，飞鹤正在通过品牌和营销，向近12万家终端门店和超2000个经销商传递绿色、低碳理念。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商品的储运和包装上，飞鹤也在严格执行绿色标准。例如，选择绿色环保纸箱，采用标准化纸箱并增加回收标识，采用可循环使用打包带替代一次性缠绕膜；引进先进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并用环保塑料托盘代替木质托盘；推广使用电动车辆运输原材料和产品，并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绿色生产、绿色经营，实际上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事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用户的努力，一起为社会，一起为蓝天白云贡献力量。”冷友斌说。
“双碳”目标已经升级为一种国家战略。乳业作为涵盖农牧业、制造业、服务业的民生产业，也肩负着节能降碳的责任。
作为中国乳业的代表企业，坐拥“黄金奶源地”的飞鹤也在用实际行动探索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11月9日上午，在《中国经营报》主办、中经未来协办的“问道·开新局——2021中经报智库大势论坛”上，中国飞鹤董事长冷友斌就中国飞鹤低碳实践发表了主题演讲。
可以看到的是，飞鹤正在通过牧场、工厂以及上下游的绿色变革，打造出了全产业链的“双碳闭环”，将绿色低碳融入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飞鹤作为中国乳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碳达峰、碳中和’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冷友斌表示。
牧场的绿色变革
为了保证飞鹤婴幼儿配方奶粉奶源的新鲜、营养和品质，2006年飞鹤巨资布建产业集群，打造了第一个万头牧场。但随之而来的奶牛的粪便和废弃物的处理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飞鹤全产业链的绿色、低碳由此开始。
“以前我们是用氧化塘、堆粪，粪便还田等方式对奶牛的粪便废弃物进行处理，但这个量太大，还是解决不了我们想要达到的环保要求。” 冷友斌介绍到。
实际上，早在三年前，飞鹤就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努力完善产业链有机生态圈的闭环，围绕规模化牧场，以畜禽粪污和玉米秸秆为原料，通过厌氧发酵，制取生物天然气和有机肥。
同时，引入专属产业集群合作伙伴，开展“规模化生物天然气与有机肥循环综合利用项目”，可年处理玉米秸杆4万吨、牛粪污10万吨，解决约10万亩农田玉米秸杆的离田回收和万头奶牛场粪污的无害化处理；年产生物天然气700万方，年产固态微生物有机肥3万吨、液态微生物有机肥2万吨。
而飞鹤打造的生态循环系统，为农、牧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据了解，有机肥还田到牧场，使得牧场的饲草变得天然、有机，能够保证奶牛入口的东西都是生态和安全的。另一方面，通过粪便的还田，有效的促进了黑土地有机质含量、黑土层厚度、软度的提升，也增强了饲草的营养成分，保证了牛奶的品质。
工厂的绿色转型
中国飞鹤的减碳动作不仅仅布局在产业上游，在生产端，其正在通过工厂的变革，尤其是燃料的变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以前我们每个工厂都有3个30吨的锅炉，一个工厂年耗煤量在2万吨以上，这对空气和环境都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冷友斌表示，在此情况下，基于粪便所提纯的天然气，在2018年和2019年两年间，中国飞鹤将工厂的锅炉全部改成了燃气锅炉。
据记者了解，截至2020年底，飞鹤“煤改气”工程累计投入了5000万元。不过，冷友斌表示，这项变革确实给飞鹤工厂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减少了煤炭资源的使用，其次也免去了煤炭运输过程中的柴油、汽油消耗。通过煤气改造项目，2019年至2020年共减排二氧化碳6.47万吨，氮氧化物474.63吨，二氧化硫548.05吨，烟尘547.52吨。厂中厂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19年302吨，2020年229吨，共计531吨。通过运输节省的里程是10.26万公里，对空气的污染减少了。”
不仅如此，飞鹤于2017年引进了WCM世界级制造管理体系，以提升整体生产管理效率。飞鹤效率的提升首先体现在设备效率改善上。以包装车间大听线为例，2017年开展WCM前，设备效率（OEE）是66.34%；到2020年末，OEE已经达到了83.2%；而截至2021年5月，OEE已经超过85%。另一个反映效率提升的指标是人员效率的改善。通过WCM的改进和优化，飞鹤的人员效率从过去每班次生产奶粉27吨，提升至35吨~38吨。
WCM制造体系在助推飞鹤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在助力企业绿色生产。据悉，通过推广WCM制造体系，飞鹤建立了吨粉耗气降低小组，采取行动降低工厂建设、运营过程中的碳排放，2020年共计减排二氧化碳5679吨。
“WCM制造体系已经坚持了5年，使得我们全员都有意识去改变环境、改变生态，改变我们的生产模式。”冷友斌说。
此外，飞鹤正在推进“厂中厂”建设。记者了解到，所谓“厂中厂”，即将奶粉罐供应商引入工厂，在奶粉生产线旁边生产奶粉罐，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减少运输带来的能源浪费和汽车尾气排放。
“截至2020年底，飞鹤已有5家工厂建设‘厂中厂’。2019年~2020 年，‘厂中厂’模式合计减排二氧化碳531吨。”冷友斌表示。
乳企的绿色担当
实际上，“双碳”目标得到了乳制品行业的积极响应，“双碳”“绿色”“可持续”也早已成为行业热门词汇。
飞鹤曾经在2019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这样写道，“呵护自然，就是呵护人类自己，飞鹤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信优质的产品源于清洁的环境。我们十分注重在运营过程中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并妥善处理废弃物，以减轻对环境的影响。”
但飞鹤的绿色担当，不仅仅体现在产业上游和生产环节，乳业作为与消费者接触密切的民生产业，需要将“低碳”向更多的人群传播。据冷友斌介绍，飞鹤正在通过品牌和营销，向近12万家终端门店和超2000个经销商传递绿色、低碳理念。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商品的储运和包装上，飞鹤也在严格执行绿色标准。例如，选择绿色环保纸箱，采用标准化纸箱并增加回收标识，采用可循环使用打包带替代一次性缠绕膜；引进先进智能仓储管理系统，并用环保塑料托盘代替木质托盘；推广使用电动车辆运输原材料和产品，并合理规划运输路线，减少汽车尾气排放。
“绿色生产、绿色经营，实际上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事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通过我们用户的努力，一起为社会，一起为蓝天白云贡献力量。”冷友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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