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
我爷我奶真的是老小孩，两个人都快九十了。
1-
爷爷糖尿病，还特别喜欢吃甜食，家里人不让他吃，他就等家里人都出去了或者都睡觉了，自己偷偷去阳台翻着找好吃的。
爷爷想吃猕猴桃，又怕家里人吵他，就拐弯抹角的给我二伯说：“xx，那个猕猴桃不错，真的很不错。”
二伯说：“爸，你是不是想吃？”
我爷爷：“Emm，没有[吃瓜]，我不想吃，我就是跟你说说，那个猕猴桃，真的很不错。”
二伯：“行———，我下午去买。”
2-
奶奶说这两天身体不舒服，想去住院。
大伯和二姑听了赶紧去家里看奶奶。
等晚上大伯二姑走了，奶奶笑眯眯跟二伯说：“他们一来，我身体舒服多了，不去医院啦。”
（二伯说奶奶就是找借口让大家去看她[笑哈哈]）
我爷我奶真的是老小孩，两个人都快九十了。
1-
爷爷糖尿病，还特别喜欢吃甜食，家里人不让他吃，他就等家里人都出去了或者都睡觉了，自己偷偷去阳台翻着找好吃的。
爷爷想吃猕猴桃，又怕家里人吵他，就拐弯抹角的给我二伯说：“xx，那个猕猴桃不错，真的很不错。”
二伯说：“爸，你是不是想吃？”
我爷爷：“Emm，没有[吃瓜]，我不想吃，我就是跟你说说，那个猕猴桃，真的很不错。”
二伯：“行———，我下午去买。”
2-
奶奶说这两天身体不舒服，想去住院。
大伯和二姑听了赶紧去家里看奶奶。
等晚上大伯二姑走了，奶奶笑眯眯跟二伯说：“他们一来，我身体舒服多了，不去医院啦。”
（二伯说奶奶就是找借口让大家去看她[笑哈哈]）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读史##毛泽东# 【人人都知道毛泽东很伟大，却很少有人了解他有多努力】 在人们印象中，毛泽东毫无疑问是举世公认的伟人、牛人，很多人都津津乐道他那震古烁今的伟大成就，不少人都认同他无论在军事、政治、思想、文学等方面都是天才，然而，极少有人关注他努力的一面。其实，光有天才的头脑也难以成为伟人的，伟人之所以成其为伟人，他一定为他所奋斗的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只是鲜为人知而已。
下面这些文字，是根据毛泽东曾经的警卫员的回忆整理而成的真实记录，不妨品读一番——
1938年春，毛泽东为了指导全国军民抗战，忙着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本书。
当时，警卫员们都不知道主席写的是什么，只看到主席日夜不停地写呀，写呀。实在写得太困了，就搁下笔，搓搓手、揉揉前额，叫警卫员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用手捶捶腰、踢踢腿，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然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养一会儿神……
写到最紧张的阶段，毛泽东一连八九个晚上没睡过觉。就这样，毛泽东持续写了两三个月时间，只见他发须渐渐增长，食量减少，那修长的身子显得十分清瘦。
警卫员们都为毛泽东担心，特别想到当时毛泽东肺部不舒服，深怕他累病了。
一天，正好是警卫员李长培值班。后勤科科长叶子龙和警卫班王班长，事先提醒李长培：“你要特别留神，今晚主席再不休息，就是6个昼夜了！”
李长培一听，满口答应：“你们放心，我保证今晚劝主席休息！”
天黑了，李长培照例走进毛泽东房间，点燃两支蜡烛，插在两边。碰巧，这时毛泽东咳了两声，趁此机会，李长培故作认真地说：“主席，今晚只剩下这两支烛了，您照完就休息吧！”
话没落音，毛泽东的面孔突然变得十分严肃：“那可不行咧，快叫给养科多准备一点。没钱吗？我这里有。”边说边掏出一把钱，又一口吹熄右边的一支烛。
此时，李长培急了，连忙划燃火柴点燃那支烛，又顺手掏出藏在包里的一把蜡烛，边给毛泽东看边说：“主席，您的双眼已经布满红丝，大家都希望您早点休息哩。”
“啊，跟我撒谎可不行咧。事完之后，我一定好好休息！”
半夜光景，该是毛泽东夜餐的时候了。李长培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去，又一次恳切地说：“主席，该吃饭了，吃了睡会儿吧！”
“好，你先睡吧！这一节写完了我就睡。”毛泽东说着，手中的笔，仍像战马在万里疆场驰骋，而李长培只好焦急地站在一边。
大概是毛泽东发现警卫员还站在那里，便扭过头，微笑着说：“好吧，我一会儿就睡。”
李长培不好再往下说了，便退了出去，轻轻地关上门……
过了约半个时辰，李长培估计毛泽东已吃过饭了，便去收拾碗筷。谁知他推开门一看，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写，桌上的饭菜早就没热气了。
这真叫李长培失望，他把饭菜端回厨房蒸热后，又一次请求毛泽东：“这下快吃吧，不然又会凉了！”
“嗬，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看了看桌上的饭菜，又朝窗外望了望那宁静的夜空，对李长培说：“好，吃就吃吧！”
刚刚吃了一半，毛泽东好像突然又想起了什么，搁下饭碗，依然低头写起来。
李长培还能说什么呢？他折身退出窑洞，默默地望着主席窗前那辉映夜空的明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脱稿后，毛泽东接着又写《论持久战》。
又轮到李长培值夜班了。这天晚上骤然降温，西北风刮得窗纸和屋外树枝“哗哗”直响。
李长培怕毛泽东冷，把炭火生得旺旺的，搁在毛泽东脚边。一个多小时后，他又给毛泽东加了木炭，换了蜡烛。直到12点过，李长培才将周师傅用炒干菜包的“小笼包子”给毛泽东端去。
一进屋，忽然闻到一股烧破布的臭味，李长培忙把一盘包子放在主席面前，弯身一看，毛泽东的棉鞋帮和棉裤边都冒烟了。他连忙一把捏熄裤脚边的火。
毛泽东这才一边脱鞋一边说：“这是怎么搞的？唉！棉鞋又烧了一个窟窿，太可惜啦！”
“烧了鞋是小事，该没有烧伤脚吧？”李长培边说边找只单鞋让主席穿上。果然，炭火烧痛了毛泽东的脚趾。他用手紧紧捏住脚趾，索性又仲到炭火上烤。
李长培吓了一跳，毛泽东却笑着说：“这就叫以毒攻毒咧！”
李长培也笑着说：“你看连火神爷都在劝主席休息啦！”
“好，我吃完饭休息吧！” 毛泽东说着，顺手递给李长培一个包子。李长培不肯要，说是早已吃过了。
毛泽东生气地说：“年轻人，多吃一点儿，怕什么的？”
李长培只好接过包子，退出门外。
过一会儿，李长培进屋收碗筷，见毛泽东拿起那只破棉鞋，喃喃自语：“太对不起老乡，又要难为他们帮我补啊！”
李长培不禁发笑，说：“主席啊，你这双棉鞋已穿了3个冬春，补都补了3次，一早就该换啦！连那补鞋的大娘都埋怨咱们主席干啥这样节省，衣服，鞋袜补了又补，一个人能省出多少呢？”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斜靠在椅子上，笑着问：“那你怎么回答她呢？”
李长培说：“我说大娘，咱们毛主席常讲，要想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不节省不行呀！一人节约一个铜板，全国就可节约4万万5千万个呀……”
毛泽东点了点头，笑眯眯地说：“对，要多给群众宣传节约的意义，而我们八路军战士则更要带头节约，才能减轻群众的负担。”
下面这些文字，是根据毛泽东曾经的警卫员的回忆整理而成的真实记录，不妨品读一番——
1938年春，毛泽东为了指导全国军民抗战，忙着写《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本书。
当时，警卫员们都不知道主席写的是什么，只看到主席日夜不停地写呀，写呀。实在写得太困了，就搁下笔，搓搓手、揉揉前额，叫警卫员给他打盆水洗洗脸，清醒清醒，或者用手捶捶腰、踢踢腿，到院子里转一转。要不然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养一会儿神……
写到最紧张的阶段，毛泽东一连八九个晚上没睡过觉。就这样，毛泽东持续写了两三个月时间，只见他发须渐渐增长，食量减少，那修长的身子显得十分清瘦。
警卫员们都为毛泽东担心，特别想到当时毛泽东肺部不舒服，深怕他累病了。
一天，正好是警卫员李长培值班。后勤科科长叶子龙和警卫班王班长，事先提醒李长培：“你要特别留神，今晚主席再不休息，就是6个昼夜了！”
李长培一听，满口答应：“你们放心，我保证今晚劝主席休息！”
天黑了，李长培照例走进毛泽东房间，点燃两支蜡烛，插在两边。碰巧，这时毛泽东咳了两声，趁此机会，李长培故作认真地说：“主席，今晚只剩下这两支烛了，您照完就休息吧！”
话没落音，毛泽东的面孔突然变得十分严肃：“那可不行咧，快叫给养科多准备一点。没钱吗？我这里有。”边说边掏出一把钱，又一口吹熄右边的一支烛。
此时，李长培急了，连忙划燃火柴点燃那支烛，又顺手掏出藏在包里的一把蜡烛，边给毛泽东看边说：“主席，您的双眼已经布满红丝，大家都希望您早点休息哩。”
“啊，跟我撒谎可不行咧。事完之后，我一定好好休息！”
半夜光景，该是毛泽东夜餐的时候了。李长培把热腾腾的饭菜端去，又一次恳切地说：“主席，该吃饭了，吃了睡会儿吧！”
“好，你先睡吧！这一节写完了我就睡。”毛泽东说着，手中的笔，仍像战马在万里疆场驰骋，而李长培只好焦急地站在一边。
大概是毛泽东发现警卫员还站在那里，便扭过头，微笑着说：“好吧，我一会儿就睡。”
李长培不好再往下说了，便退了出去，轻轻地关上门……
过了约半个时辰，李长培估计毛泽东已吃过饭了，便去收拾碗筷。谁知他推开门一看，毛泽东还在聚精会神地写，桌上的饭菜早就没热气了。
这真叫李长培失望，他把饭菜端回厨房蒸热后，又一次请求毛泽东：“这下快吃吧，不然又会凉了！”
“嗬，我还没有吃饭？”毛泽东看了看桌上的饭菜，又朝窗外望了望那宁静的夜空，对李长培说：“好，吃就吃吧！”
刚刚吃了一半，毛泽东好像突然又想起了什么，搁下饭碗，依然低头写起来。
李长培还能说什么呢？他折身退出窑洞，默默地望着主席窗前那辉映夜空的明灯，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脱稿后，毛泽东接着又写《论持久战》。
又轮到李长培值夜班了。这天晚上骤然降温，西北风刮得窗纸和屋外树枝“哗哗”直响。
李长培怕毛泽东冷，把炭火生得旺旺的，搁在毛泽东脚边。一个多小时后，他又给毛泽东加了木炭，换了蜡烛。直到12点过，李长培才将周师傅用炒干菜包的“小笼包子”给毛泽东端去。
一进屋，忽然闻到一股烧破布的臭味，李长培忙把一盘包子放在主席面前，弯身一看，毛泽东的棉鞋帮和棉裤边都冒烟了。他连忙一把捏熄裤脚边的火。
毛泽东这才一边脱鞋一边说：“这是怎么搞的？唉！棉鞋又烧了一个窟窿，太可惜啦！”
“烧了鞋是小事，该没有烧伤脚吧？”李长培边说边找只单鞋让主席穿上。果然，炭火烧痛了毛泽东的脚趾。他用手紧紧捏住脚趾，索性又仲到炭火上烤。
李长培吓了一跳，毛泽东却笑着说：“这就叫以毒攻毒咧！”
李长培也笑着说：“你看连火神爷都在劝主席休息啦！”
“好，我吃完饭休息吧！” 毛泽东说着，顺手递给李长培一个包子。李长培不肯要，说是早已吃过了。
毛泽东生气地说：“年轻人，多吃一点儿，怕什么的？”
李长培只好接过包子，退出门外。
过一会儿，李长培进屋收碗筷，见毛泽东拿起那只破棉鞋，喃喃自语：“太对不起老乡，又要难为他们帮我补啊！”
李长培不禁发笑，说：“主席啊，你这双棉鞋已穿了3个冬春，补都补了3次，一早就该换啦！连那补鞋的大娘都埋怨咱们主席干啥这样节省，衣服，鞋袜补了又补，一个人能省出多少呢？”
毛泽东点燃了香烟，斜靠在椅子上，笑着问：“那你怎么回答她呢？”
李长培说：“我说大娘，咱们毛主席常讲，要想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不节省不行呀！一人节约一个铜板，全国就可节约4万万5千万个呀……”
毛泽东点了点头，笑眯眯地说：“对，要多给群众宣传节约的意义，而我们八路军战士则更要带头节约，才能减轻群众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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