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难容”讲的究竟是什么理？#传统文化#
“天理”的含义
《道德经》中有一句广为传诵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既阐明了道教信仰的主旨，同时又点出了人类社会秩序存在的根源，即是以天道自然来构建人间的社会秩序和文明体系。
《庄子·天运篇》中也曾提到：“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这同样是在强调人事应该顺应天理，才可至万物太和。
在道教的修炼体系中，遵循“天道”的法则是个人修炼成仙的基本前提。但因为世人多是存在私欲的，很多时候无法做到顺自然，所以总是会做出违背自然天道的事情。在面对一些恶人恶事时，老百姓总是会发出“天理难容”的感叹。元曲中有一折戏叫《朱砂担》，其第四折的标题便是“才见得冤冤相报，方信道天理难容。”
那么，此处所言“天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天理，或者称为天道，顾名思义就是天之道、天之理，是具有永恒普遍意义的自然法则的运行方式。中国人对于“天”的信仰，可上溯到远古时期。
天，在中华文化中有三重不同的含义：
第一是指自然界之天，是有形有相的实体；
第二是指以天为代表的虚空自然，可以以阴阳的法则来调和万事万物的生老病死和祸福吉凶；
第三是指人类社会道德的最高准则。
谓“苍天有眼”，则是结合了第二和第三重含义来理解的。如某人做出了非道德之事，触犯了人类社会所形成的基本道德公约，必定会遭受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
《老子想尔注》中提到：“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行善，道随之；行恶，害随之也。”此即是善恶皆有报应的普世价值观。
善恶如何评判
只不过在现实中，善恶报应有时候并不会表现得那么明显。中国古典悲剧《窦娥冤》中有一段唱词，写道：“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那么，苍天又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和手段来对人间的善恶是非进行评判呢？
《太平经》有云：“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于身。”是说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善恶的种子，今日所做之事必定是明日果报的根源。
道教在看待此问题的时候，着重强调要把善恶报应的关系放到宗法体系中去认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便是儒、道两家均强调的“承负”之说。道教讲的是‘承负’，着重强调祖先积德行善，则可荫及子孙；若先人屡屡犯过作恶，后人将无辜蒙受灾祸。
在“承负”说的理论架构下，人们为善、为恶不仅仅是和以后的某种报应相关联，而是将善恶报应放在和身边万事万物相关联的完整体系中去认知。老子讲“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承负”的根本理论依据，也正是天道运行的基本法则。
天道，是道家推行的一种效法于自然万物的思想体系，其核心观念是“一气化三清”。这既是道家的神学观，同时也包含着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在道家的认知中，天地间的一切——包括人类在内——都是阴阳运化产生的。神仙对人世间的掌控，不会体现于直接参与人类的日常行为中，而是通过阴阳的协调与运化，使万物实现自生自灭、天生天杀的自然之道。
万物得以有序运行的基础，就是阴阳消长的过程。阴阳共同构成了物质的整体，所谓“孤阳不长，孤阴不生”，万物皆是阴阳的结合体，或阴或阳的单方面增长或消亡，都是不符合道的运行法则的。放到人间社会中，此方法同样适用。善恶是和阴阳相对应的，只有平衡阴与阳、善与恶的关系，整个社会才能向着稳定有序的方向发展。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更迭，必定都逃离不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阴阳互相制衡的永恒法则。
凡是天理难容的事情，其首先必定违背了人伦道理，更违反了阴阳平衡的自然法则，所以一定会受到某种惩罚。这种惩罚不单是来自于外界的力量，更是因为自身的阴阳失衡而导致了自食其果。所以百姓在讲“天理难容”时，其实已经在无形中秉持了朴素的道家真精神了。
再回归到《窦娥冤》中的那句千古一问，其实并不是天道不会对恶事做出干涉，而是天道的调和方式并不一定会表现为人们所期待的结果。民间还有一句俗话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道家也有“速报”和“迟报”的说法。
《太上感应篇》中提到“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强调的是善恶的累积终至于果报，所以才会得出“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的结论。此观点也正是道教“承负”之说的核心特征。
而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行为都是复杂的，往往均是善中带恶、恶中有善，单纯的善恶二分法并不足以解释说明全世界。若不懂得保阴护阳，只是一味地去积愚善或灭一切恶，并不能换来功行圆满的果报。
天理容不下的是不仅邪恶，更是对阴阳平衡的破坏。唯有复归于朴，从阴阳回归到混沌的质朴，调阴阳二气为一个整体，这才是道家追求的最终理想境界。
作者：清虚道人 腾讯道学 https://t.cn/Rcdt451
“天理”的含义
《道德经》中有一句广为传诵的话，“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句话既阐明了道教信仰的主旨，同时又点出了人类社会秩序存在的根源，即是以天道自然来构建人间的社会秩序和文明体系。
《庄子·天运篇》中也曾提到：“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然后调理四时，太和万物。”这同样是在强调人事应该顺应天理，才可至万物太和。
在道教的修炼体系中，遵循“天道”的法则是个人修炼成仙的基本前提。但因为世人多是存在私欲的，很多时候无法做到顺自然，所以总是会做出违背自然天道的事情。在面对一些恶人恶事时，老百姓总是会发出“天理难容”的感叹。元曲中有一折戏叫《朱砂担》，其第四折的标题便是“才见得冤冤相报，方信道天理难容。”
那么，此处所言“天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
天理，或者称为天道，顾名思义就是天之道、天之理，是具有永恒普遍意义的自然法则的运行方式。中国人对于“天”的信仰，可上溯到远古时期。
天，在中华文化中有三重不同的含义：
第一是指自然界之天，是有形有相的实体；
第二是指以天为代表的虚空自然，可以以阴阳的法则来调和万事万物的生老病死和祸福吉凶；
第三是指人类社会道德的最高准则。
谓“苍天有眼”，则是结合了第二和第三重含义来理解的。如某人做出了非道德之事，触犯了人类社会所形成的基本道德公约，必定会遭受道德的谴责和法律的惩罚。
《老子想尔注》中提到：“道设生以赏善，设死以威恶。行善，道随之；行恶，害随之也。”此即是善恶皆有报应的普世价值观。
善恶如何评判
只不过在现实中，善恶报应有时候并不会表现得那么明显。中国古典悲剧《窦娥冤》中有一段唱词，写道：“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那么，苍天又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和手段来对人间的善恶是非进行评判呢？
《太平经》有云：“善者自兴，恶者自病，吉凶之事，皆出于身。”是说一个人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善恶的种子，今日所做之事必定是明日果报的根源。
道教在看待此问题的时候，着重强调要把善恶报应的关系放到宗法体系中去认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便是儒、道两家均强调的“承负”之说。道教讲的是‘承负’，着重强调祖先积德行善，则可荫及子孙；若先人屡屡犯过作恶，后人将无辜蒙受灾祸。
在“承负”说的理论架构下，人们为善、为恶不仅仅是和以后的某种报应相关联，而是将善恶报应放在和身边万事万物相关联的完整体系中去认知。老子讲“天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是“承负”的根本理论依据，也正是天道运行的基本法则。
天道，是道家推行的一种效法于自然万物的思想体系，其核心观念是“一气化三清”。这既是道家的神学观，同时也包含着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在道家的认知中，天地间的一切——包括人类在内——都是阴阳运化产生的。神仙对人世间的掌控，不会体现于直接参与人类的日常行为中，而是通过阴阳的协调与运化，使万物实现自生自灭、天生天杀的自然之道。
万物得以有序运行的基础，就是阴阳消长的过程。阴阳共同构成了物质的整体，所谓“孤阳不长，孤阴不生”，万物皆是阴阳的结合体，或阴或阳的单方面增长或消亡，都是不符合道的运行法则的。放到人间社会中，此方法同样适用。善恶是和阴阳相对应的，只有平衡阴与阳、善与恶的关系，整个社会才能向着稳定有序的方向发展。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更迭，必定都逃离不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阴阳互相制衡的永恒法则。
凡是天理难容的事情，其首先必定违背了人伦道理，更违反了阴阳平衡的自然法则，所以一定会受到某种惩罚。这种惩罚不单是来自于外界的力量，更是因为自身的阴阳失衡而导致了自食其果。所以百姓在讲“天理难容”时，其实已经在无形中秉持了朴素的道家真精神了。
再回归到《窦娥冤》中的那句千古一问，其实并不是天道不会对恶事做出干涉，而是天道的调和方式并不一定会表现为人们所期待的结果。民间还有一句俗话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道家也有“速报”和“迟报”的说法。
《太上感应篇》中提到“取非义之财者，譬如漏脯救饥，鸩酒止渴，非不暂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强调的是善恶的累积终至于果报，所以才会得出“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语恶、视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的结论。此观点也正是道教“承负”之说的核心特征。
而自然界中存在的一切行为都是复杂的，往往均是善中带恶、恶中有善，单纯的善恶二分法并不足以解释说明全世界。若不懂得保阴护阳，只是一味地去积愚善或灭一切恶，并不能换来功行圆满的果报。
天理容不下的是不仅邪恶，更是对阴阳平衡的破坏。唯有复归于朴，从阴阳回归到混沌的质朴，调阴阳二气为一个整体，这才是道家追求的最终理想境界。
作者：清虚道人 腾讯道学 https://t.cn/Rcdt451
【#历史冷知识# 古代废品处理大赏：垃圾去哪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报道称，全球平均每年产出约21亿吨固体废弃物。过去六七十年里，人类已制造约83亿吨塑料垃圾……然而垃圾处理的节奏却始终赶不上人类生产垃圾的速度。
有人说，今天我们遭的罪，不都是前人埋下的祸根？老祖宗表示——我们绝不背锅，因为早在千年前，中国就已在环境保护的长河上扬帆起航了。
（一）挖坑刨土，就地掩埋
古时候人们受条件所限，制造的垃圾多为厨余、粪便。不过由于民间多数人吃不饱饭，即便是厨余，也不存在过多浪费。
人们常把厨余垃圾转移到城外“无人区”堆放，有时兴致好也会挖个坑埋上，待这些废料降解，化为土壤的养料。
现代考古发掘时有时会挖到这样的垃圾坑，学界称之为“灰坑”。但由于我国考古界约定俗成“是个坑不知道它是干嘛的就管它叫灰坑”，因此灰坑“生前”也不全是垃圾坑。
灰坑主要分两种，一种人工挖成，一种自然形成，有坑以后人们就往坑里放垃圾。除了垃圾，有的也会埋些宝器以作殉葬陪衬，还有人在其中储存生活用品。
灰坑因为垃圾沉积，久而久之土壤会变色，考古专家可以从土壤的颜色分层来判断这是什么年代形成的殉葬坑或垃圾坑。
至于废弃的纺织物、木材等可燃物，一把火烧掉就完事了。古代的垃圾没有残余污染，多数可以算是纯天然，燃烧还不会给环境带来太大压力。
（二）猪和垃圾处理的渊源
什么垃圾适合掩埋，什么垃圾适合烧毁，老祖宗们依据生活经验有效执行。但是垃圾处理也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行为，就比如粪便这个东西——就让人觉得挺棘手的。
今天人类以“小猪佩奇试吃”来判断垃圾应属分类，孰不知在古代，猪早已被拉进垃圾处理项目组了。
古人为牲畜修建猪圈和牛栏，家畜的“产出”不断堆积，再由人来集中处理。
商代有一位政治家，叫伊尹。这位先生教会了老百姓以粪为肥，浇灌农田。
“汤有旱灾，伊尹作为区田，教民粪种，负水浇稼。区田以粪气为美，非必良田也。” ——《汜胜之书》
人们知晓了用粪土施肥的妙法，很快就用到了之后的“猪圈”搭建上。我们可以从字形中窥得一二道理。《说文解字》中说道：“溷，厕也，从豕在囗中也。”
圂读作“hùn”，字形上看是把猪关在围栏里。它既可指猪圈也可做厕所。
猪圈需要经常清理，囤积在圈内的家畜粪便好收集，人们拾粪肥田，就能成功变“粪”为宝。
虽知粪便施肥有功，你大概没想到它还能卖钱吧！
（三）金钱如粪土，粪土赚万贯
西晋皇帝曾出售官位，以贴补私用，想来已经很是奇葩了。而唐朝一位叫裴舒的内府官员，更具创新精神——倡导卖马粪赚钱，扩充国库。
裴舒做过一次调研，奏请朝廷说，宫内的马粪一年可创收二十万缗，也就是2亿文钱。不过当时上级表示，马粪天子传予后世，实在不雅，此事便由此作罢。但现在想来，此法既能解决宫内污物，又能大赚一笔，真是一笔不亏的买卖。
清末小说《市声》里也有段故事，说当时一位民间妇女包氏，劝慰丈夫去开粪厂赚钱，专门收粪，贩给乡下，足见这一买卖的合理性。
人说金钱如粪土，却不知粪土教人赚万贯。转眼看看今日粪土的市场价，不知是否还有让人一夜暴富的商机呢？
（四）乱扔垃圾，律令严惩
先秦时百姓经历了“垃圾围城”的痛苦，《韩非子》记载了解决妙法。
“弃灰之法”，源于商朝，在商朝的大街上倒垃圾（灰）会被砍手。《韩非子》里是这样说的：一曰：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子贡曰：“弃灰之罪轻，断手之罚重，古人何太毅也？”曰：“无弃灰，所易也；断手，所恶也。行所易，不关所恶，古人以为易，故行之。”
前脚灰倒出去，胳膊可能就先于扬灰一秒落地了。子贡心想这算什么规定，于是跑去问孔子。孔子解释说：不让你倒垃圾，这很容易吧。说要断手，这让他们很厌恶吧。做他们容易做到的，又不触犯他们厌恶的，古人觉得可行就这样做了。
《汉书·五行志》中也有记载，“商君之法，弃灰于道者，黥。”黥，就是在人脸上刺字并涂墨汁。因为扔垃圾被脸上刻字，受刑者大概会留下一生的阴影，不敢再犯了。
除了当朝明文规定的法律条令，古代还有不少职业“街道清理人”。《周礼》就记载了一种古老的职业——条狼氏。
“条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条狼氏是古时候的街道清理人，更是一种官职。“条”实指“涤”，“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何为“狼扈”？也就是道路上一些杂物，贾公彦解释为“谓不蠲之物在道，犹今言狼藉也”。
旧时描述条狼氏出街，是这样的画面：掌执鞭以趋辟，王出入则八人夹道，公则六人，侯、伯则四人，男、子则二人。 ——《周礼·秋官·条狼氏》
条狼氏道路清理进行得井井有条，路上行人纷纷退避。
除了有专业守卫街道的人现身执法，旧时还有早期的公共厕所——“匽”，以供老百姓使用。
根据《周礼·天官》记载，“官人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恶臭”，此处的“匽”，即路厕，一般设置在人们的活动场所附近，和公共厕所功能无异。
时光荏苒，到了唐朝，环境投资人应运而生。有人凭借清理垃圾，赢得家财万贯。
“河东人裴明礼，善于理业，收人间所弃物，积而鬻之，以此家产巨万。”——《太平广记》
（五）别叫我“破烂王”，请叫我环保回收员
一位没财没资本的小老百姓，凭着一颗发财致富的商人头脑，顿时身价倍增，这就是裴明礼的奇迹人生。
早先裴明礼以擅长垃圾分类“闻名”乡里。他出一趟门就带回不少废品，等到屯够了量，再反手转卖。但这只是初级的废品回收。
很快裴明礼开始走大运了。他买了块地，在当中立了一根木杆，在杆上挂了一个筐，然后让路人捡地上的石块往中间扔。于是废地上的碎石瓦砾很快被拾掇干净了。接着他又购回了很多羊，羊吃完地上的草，排下的粪便还能改良土壤。
后来裴明礼卖掉这些羊，翻了土，在这里种上了树，等到丰收时节他卖了果子，一来二去赚了不少钱。用这些钱，他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房子，种上农作物，还空出地方来养蜜蜂。
由于赚钱有道，裴明礼在贞观年间，升任殿中御史，最后做到太常卿，轻轻松松一路高升。
可惜，并不是满大街的唐朝人都有这样明智的求财之道，唐朝针对那些对垃圾回收没什么想法的人，还是走了严格的法律办法——不仅处罚乱扔垃圾的人，其主管部门监督不力也将一同获罪。
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与同罪。疏议曰：具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 ——《唐律疏议》
意思是，在街道上随便倾倒垃圾的人，会被打六十大板，倒水者无碍。执法者如果纵容居民乱丢垃圾的行为，与乱丢垃圾者同罪。
到了北宋，东京汴梁承载着百万人口，但当时城市格局仍然紧密，道路以井字形方格网状排布，除了当中四条御街，其他小路纵横交错，小摊小贩沿路落座，汴梁可谓人满为患。
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城市环境卫生更难于管理。好在宋朝出了一个街道司，和从前的“条狼氏”颇有相似，负责监管城市的街道环境，就好比今天的“城管”。
街道司规模更大，还行的是“责任制”。他们对于分内职责有明确规定，包括整修道路、疏导积水、清理街道，整顿市容。
街道司约有五百人，每人月薪“钱二千，青衫子一领”，总的来说宋朝早期的“市政部门”，是比唐朝要成熟的。
南宋的《梦梁录》里记载着一种名为“倾脚头”的职业，具体干嘛呢？专业掏粪。到了春天，“官府差雇淘渠人沿门通渠；道路污泥，差雇船只搬载乡落空闲处”，所以当时临安街头还算整洁。马可波罗到达临安（今杭州）时也曾盛赞临安是“世界最美丽名贵之城”。
清末时期城市的垃圾尤其多，且“道路则任其倾圮，污秽则任其堆积”，当时作为皇城的北京，朝廷濒于倾塌，帝都景象凄惨，处处破败，人心惶惶，生活排污甚重。
如果没有专业的道路清扫者，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大型垃圾回收站。
好在到今天，人们的环保意识大有提升，街头景象足见我们自身的成长。
读书学典:《论语.颜渊》12.12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
▲片言：只言片语。片犹偏也。片言，此处不是指涉案人员所供的单面之词或者两面之词，而是指子路听完案件后，自己能用只言片语就能做出最终判定，且令人信服。这是由于子路人品之正直忠信，能取信于人，亦由于子路能明敏断案，洞察是非曲直。
▲折狱：断案。折，断。李炳南：“子路为人忠信刚直。刚则明，明则断，所以孔子赞许他片言可以折狱。”
▲子路无宿诺：子路为人信笃，恐临事有变而失信于人，所以不事前预先许诺。宿，如“豫”，预先。诺，许诺。《论语集解》曰：“宿，犹‘豫’也。子路笃信，恐临时多故，故不豫诺。”一说宿，久。拖了很久而没有兑现的诺言。一说：子路急于践言，有诺不留。宿，即留义。李炳南：“记《论语》的人以此为子路有忠信服人之德，特别附记在此，为‘片言折狱’作一解。”
■现代翻译：孔子说：“凭着片面之辞而便可断狱的，怕只有子路的话吧！”子路答应了人，没有久留着不践诺的。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片犹偏也。听讼必须两辞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狱者，唯子路可也。何曰：宿，犹豫也。子路笃信，恐临时多故，故不豫诺。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夫判辨狱讼，必须二家对辞，子路既能果断，故偏听一辞，而能折狱也。一云：子路性直情无所隐者，若听子路之辞，亦则一辞亦足也。故孙绰云：“谓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尝文过以自卫，听讼者便宜以子路单辞为正，不待对验而后分明也。非谓子路闻人片言而便能断狱也。”子路性笃信，恐临时多故，晓有言不得行，故不逆言許人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子路有明断笃信之德也。《周礼·秋官·大司寇职》云：“以两造（指原告与被告）禁民讼，以两剂（诉讼双方所立的契券）禁民狱。”注云：“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造，至也。剂，今券书也。使讼者两至，狱者各赍券书，既两至、两券书，乃治之。不至及不券书，则是自服不直者也。”故知听讼必须两辞方定是非。偏信一言，则是非难决。唯子路才性明辨，能听偏言决断狱讼，故云唯子路可。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信义不着，虽多言不可以折狱；信义着，虽一言可以折狱。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者，以其有君子之良心，为人所信故也。《礼》曰：“与其有诺责，宁有已怨。”老子曰：“轻诺必寡信。”子路无宿诺，则于人无轻诺，于已无寡信，此所以果于折狱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子路忠信明决，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急于践言，不留其诺也。记者因夫子之言而记此，以见子路之所以取信于人者，由其养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绎奔鲁，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见信于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狱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诺，所以全其信也。”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听狱之辞，以片言决其是非，而人无不顺听者，则以其平日之履行，有以信于人故也。记语者复载其“无宿诺”之事，古注训宿为预。尹氏曰：“不预诺，所以全其信也。”盖推此一端，则可见季路平日所以自尽者，宜其有以信于人也。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服人贵于素养也。孔子曰：凡人各怀求胜之心，而讼成焉。讼则情伪多端，变诈百出，听讼者虽竭力讯鞫（jū，审问），多不能得其情而使之服，若不事繁词推问，而止于片言之下，剖断曲直各得其宜，无不爽然输服者，其惟仲由也与。盖仲由为人忠信明决，故足以服人如此是。盖非以言折直以心折之也，门人因孔子之言，遂记之曰：子路平日未尝以一言负人，有所应诺必急践之而不留宿，盖有言必践是其忠信也。无宿诺是其明决也。彼服人有素，故言出而人自服之。夫子之所以许由者，乃在平日固不必于折狱之时，而亦不必有折狱之事也。然则观人者，亦唯觇（chān，窥视；观测）其素行，考其生平而后可乎，否则漫然而许之，漫然而信之，鲜不失之轻忽矣，一字褒贬严于衮钺（gǔn yuè，褒贬），唯圣人能之。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郑注云：“片读为半，半言为单词。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断狱也。”郑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诬控，故无须对质如此，乃可令断狱。意亦以片言折狱，不可为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断狱，否则仍须两辞矣。孔颖达云：“子路行直闻于天下，不敢自道其长，妄称彼短。得其单辞，即可断狱者，惟子路尔，凡人少能然也。”（一意也）。子路有闻即行，故无留诺。其于折狱亦然。盖折狱一定，即予开释，不使讼者受羁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记者类记于此。（二意也）
●南怀瑾《论语别裁》：子路有绝对的真诚，绝对的信实，有侠义精神，一句话可以替人解决问题。
★此章记“由也果”也。子路果断之才，优于从政，虽听讼，由其见明而信著，必也以德化民，盖子路无宿诺，足以服人，故一言可以折狱。 https://t.cn/RxRV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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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狱：断案。折，断。李炳南：“子路为人忠信刚直。刚则明，明则断，所以孔子赞许他片言可以折狱。”
▲子路无宿诺：子路为人信笃，恐临事有变而失信于人，所以不事前预先许诺。宿，如“豫”，预先。诺，许诺。《论语集解》曰：“宿，犹‘豫’也。子路笃信，恐临时多故，故不豫诺。”一说宿，久。拖了很久而没有兑现的诺言。一说：子路急于践言，有诺不留。宿，即留义。李炳南：“记《论语》的人以此为子路有忠信服人之德，特别附记在此，为‘片言折狱’作一解。”
■现代翻译：孔子说：“凭着片面之辞而便可断狱的，怕只有子路的话吧！”子路答应了人，没有久留着不践诺的。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孔安国曰：片犹偏也。听讼必须两辞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狱者，唯子路可也。何曰：宿，犹豫也。子路笃信，恐临时多故，故不豫诺。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夫判辨狱讼，必须二家对辞，子路既能果断，故偏听一辞，而能折狱也。一云：子路性直情无所隐者，若听子路之辞，亦则一辞亦足也。故孙绰云：“谓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尝文过以自卫，听讼者便宜以子路单辞为正，不待对验而后分明也。非谓子路闻人片言而便能断狱也。”子路性笃信，恐临时多故，晓有言不得行，故不逆言許人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子路有明断笃信之德也。《周礼·秋官·大司寇职》云：“以两造（指原告与被告）禁民讼，以两剂（诉讼双方所立的契券）禁民狱。”注云：“讼谓以财货相告者。狱谓相告以罪名者。造，至也。剂，今券书也。使讼者两至，狱者各赍券书，既两至、两券书，乃治之。不至及不券书，则是自服不直者也。”故知听讼必须两辞方定是非。偏信一言，则是非难决。唯子路才性明辨，能听偏言决断狱讼，故云唯子路可。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信义不着，虽多言不可以折狱；信义着，虽一言可以折狱。子路片言可以折狱者，以其有君子之良心，为人所信故也。《礼》曰：“与其有诺责，宁有已怨。”老子曰：“轻诺必寡信。”子路无宿诺，则于人无轻诺，于已无寡信，此所以果于折狱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子路忠信明决，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急于践言，不留其诺也。记者因夫子之言而记此，以见子路之所以取信于人者，由其养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绎奔鲁，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见信于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狱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诺，所以全其信也。”
●宋张栻《癸巳论语解》：听狱之辞，以片言决其是非，而人无不顺听者，则以其平日之履行，有以信于人故也。记语者复载其“无宿诺”之事，古注训宿为预。尹氏曰：“不预诺，所以全其信也。”盖推此一端，则可见季路平日所以自尽者，宜其有以信于人也。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服人贵于素养也。孔子曰：凡人各怀求胜之心，而讼成焉。讼则情伪多端，变诈百出，听讼者虽竭力讯鞫（jū，审问），多不能得其情而使之服，若不事繁词推问，而止于片言之下，剖断曲直各得其宜，无不爽然输服者，其惟仲由也与。盖仲由为人忠信明决，故足以服人如此是。盖非以言折直以心折之也，门人因孔子之言，遂记之曰：子路平日未尝以一言负人，有所应诺必急践之而不留宿，盖有言必践是其忠信也。无宿诺是其明决也。彼服人有素，故言出而人自服之。夫子之所以许由者，乃在平日固不必于折狱之时，而亦不必有折狱之事也。然则观人者，亦唯觇（chān，窥视；观测）其素行，考其生平而后可乎，否则漫然而许之，漫然而信之，鲜不失之轻忽矣，一字褒贬严于衮钺（gǔn yuè，褒贬），唯圣人能之。
●清刘宝楠《论语正义》：郑注云：“片读为半，半言为单词。惟子路能取信，所言必直，故可令断狱也。”郑言“子路能取信，故所言必直”，本非诬控，故无须对质如此，乃可令断狱。意亦以片言折狱，不可为法，故若所言必直，方可令断狱，否则仍须两辞矣。孔颖达云：“子路行直闻于天下，不敢自道其长，妄称彼短。得其单辞，即可断狱者，惟子路尔，凡人少能然也。”（一意也）。子路有闻即行，故无留诺。其于折狱亦然。盖折狱一定，即予开释，不使讼者受羁累之苦。此子路忠信之事，故记者类记于此。（二意也）
●南怀瑾《论语别裁》：子路有绝对的真诚，绝对的信实，有侠义精神，一句话可以替人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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