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代表风采##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广安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陈界安：投身警界16年，做好人民守护者】【人物名片】
陈界安，现任广安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200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21年6月，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22年1月，被评选为全国政法机关“双百政法英模”。
【人物故事】
“这个案件后续怎么样了？村民返还款有多少已经到位了？”5月25日下午，身在成都的陈界安心系局里工作，趁着空隙打电话询问前段时间破获的农村盗窃案相关情况。
今年38岁的陈界安，从警16年来始终战斗在维护一方平安、打击犯罪的最前沿，他曾办理四川首起跨国电信诈骗案，成为远近闻名的“反诈专家”，组织参与侦破各类案件上百起。
心中有正义 维护一方平安
2007年，陈界安从警院毕业，考入华蓥市公安局，成为一名社区民警。初出茅庐的他，工作十分积极。当辖区内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后，他主动请缨参与办案，通过化装侦察一举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初战告捷的陈界安，随后成为一名案侦民警。
在基层派出所摸爬滚打两年后，2009年，陈界安被遴选到广安市公安局工作。此时，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网络犯罪也在滋生。2012年，组织安排陈界安到网安支队工作。
面对全新的领域，陈界安倍感压力，为了熟悉现场情况，他曾半个月跑遍了广安城区各小区、楼栋，成了名副其实的“活地图”。凭着踏实肯干和一股韧劲，他化身行家里手，成长为案侦大队大队长。
“有群众被骗走了105万元！”2017年3月5日，一位基层民警前来求助。受害人的眼泪和工作的使命，给了陈界安“追凶到底”的决心。经过一个月的艰苦侦查，陈界安和同事查明，这是一起跨国通讯诈骗案。
在公安部、省公安厅的大力支持下，陈界安和同事前往国外开展侦查，由于身处异国他乡，办案诸多不便以及对方十分凶恶，陈界安一行先后遭遇了2次飞车抢夺、3次行动失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将100余名犯罪嫌疑人员押解回国，开启了四川公安在境外成功侦破电信诈骗案件的先河。
“305”案件的破获及其多起大案要案的侦办，让这位“80后网警”陈界安崭露头角，成了远近闻名的“反诈专家”。担任大队长期间，陈界安牵头破获200余起案件，为群众挽回损失上千万元，并搭建“反诈联盟”，形成了“境内支撑境外打击”“本地窝点摸排”等一系列技战法。
这些年，陈界安从青涩懵懂到正值壮年，从派出所、指挥中心、网安支队到基层公安机关负责人，从本土办理案件到跨省办理大案再到跨国办理四川首起跨国电信诈骗案，变的是年龄、岗位和职务，不变的是为民服务的初心和守护一方平安的使命。
“一路走来，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作为一名人民警察，要心中有正义、肩上有担当。”陈界安坚定地说。
侦破“盗鸭”案 解决群众烦心事
基层公安工作纷繁复杂、点多面广。结合广安经开区实际，2021年7月到达岗位之后的陈界安第一时间思考治安、刑侦、户籍等业务工作该如何开展。为此，他多方走访调研，刻苦钻研各项业务工作，针对基层公安的实际情况，树立“多破快破小案”的理念，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和生命安全。
“我们家养了5年的11只老鸭子不见了，可以帮帮我们吗？”2022年3月，陈界安在辖区护安镇新路村走访时，村民陈某称自己家鸭子曾有人出价300元一只都不愿意卖，鸭子不见后，老伴非常伤心。
“许多长时间养殖家禽的村民已经有了情感上的寄托，这个案子虽小，但却是人民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当时便决定一定要侦破。”陈界安告诉记者，当时在详细了解情况后，先在新路村开展了调查。
“我家丢了5只鸭子。”“我家也有3只，是去年丢的。”……调查过程中，村民们纷纷围过来，说明自己家的情况。凭着职业的敏感性，陈界安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于是在更广范围内进行走访，发现有十多起类似的家禽被盗案件，涉及多个村。
但是农村很多地方没有监控，村民也说不出家禽被盗的明确时间，派出所、刑警大队的警察感到案子办理起来很难。陈界安便每晚6点组织开会研究案件，对办案民警进行指导，并要求每天见效果、天天有进展。最终，通过7天的走访侦查，办案民警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经查，李某与张某2021年以来在护安镇、观塘镇、代市镇等地，驾驶摩托车作案多起、盗窃百余只家禽，目前他们已被公安机关刑事处罚，数位村民的返还款已陆续到位。这仅仅是陈界安走访基层、服务群众的一个缩影。
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陈界安督促侦破贫困老人购买燃气报警器被诈骗案、跨省盗窃手机系列案等10余件，获得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上，我坚持立大志、破大案。而在基层工作中，我们要多破快破小案，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安工作的热度和温度，才能获取老百姓的信任。”陈界安表示，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辖区基层民警起到示范作用，让以后类似的案件更好侦破，也让他们更有信心，由此进入良性循环。
锤炼队伍 肩负使命作表率
“从我们侦破的大多数案件来看，不少线索都是从下乡走访、与村民交谈中获取的。每一个案件可能涉及的利益很小，但是类似的案件累积起来便成为串案，涉及群体广、利益大。”陈界安说。
乡村警务是公安机关警务前移的重要阵地，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突出作用，也是服务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来到广安经开区公安分局后，陈界安对乡村警务工作进行了全面走访，发现乡镇派出所由于种种原因，案件侦破起来很困难。
对此，陈界安带头制定“三识四见”乡村警务工作法，鼓励驻村民辅警在自己所负责的范围内进行全覆盖走访，做到能识地、识人、识物，能见人、见事、见地、见感悟。“对每一位村民、每一寸土地都深入了解，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陈界安说。
缺少合适的办案交通工具，是基层派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陈界安向上争取，为乡镇派出所配备了10余辆农村警务电瓶车，为民辅警进村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此外，陈界安还积极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出“预防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工作要求，不断加强源头治理，严格落实早发现、早介入、早调处的“三早”措施，最大限度消除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有效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是陈界安的真实写照。时刻不忘党员身份、时刻践行初心使命、时刻心系公安事业的党员民警陈界安，正在以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带领分局全体民辅警争做改革创新的先行者、干事创业的实践者、群众路线的践行者、清正廉洁的示范者，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以不懈奋斗成就平凡中的伟大。
【感言】
当选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我深感光荣和自豪。我将立足基层，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用自身的行动将党的关爱传递给身边的群众，更要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者、捍卫者，在平凡的工作中体现自我价值。
陈界安，现任广安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党委副书记、政治委员，200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21年6月，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2022年1月，被评选为全国政法机关“双百政法英模”。
【人物故事】
“这个案件后续怎么样了？村民返还款有多少已经到位了？”5月25日下午，身在成都的陈界安心系局里工作，趁着空隙打电话询问前段时间破获的农村盗窃案相关情况。
今年38岁的陈界安，从警16年来始终战斗在维护一方平安、打击犯罪的最前沿，他曾办理四川首起跨国电信诈骗案，成为远近闻名的“反诈专家”，组织参与侦破各类案件上百起。
心中有正义 维护一方平安
2007年，陈界安从警院毕业，考入华蓥市公安局，成为一名社区民警。初出茅庐的他，工作十分积极。当辖区内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后，他主动请缨参与办案，通过化装侦察一举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初战告捷的陈界安，随后成为一名案侦民警。
在基层派出所摸爬滚打两年后，2009年，陈界安被遴选到广安市公安局工作。此时，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网络犯罪也在滋生。2012年，组织安排陈界安到网安支队工作。
面对全新的领域，陈界安倍感压力，为了熟悉现场情况，他曾半个月跑遍了广安城区各小区、楼栋，成了名副其实的“活地图”。凭着踏实肯干和一股韧劲，他化身行家里手，成长为案侦大队大队长。
“有群众被骗走了105万元！”2017年3月5日，一位基层民警前来求助。受害人的眼泪和工作的使命，给了陈界安“追凶到底”的决心。经过一个月的艰苦侦查，陈界安和同事查明，这是一起跨国通讯诈骗案。
在公安部、省公安厅的大力支持下，陈界安和同事前往国外开展侦查，由于身处异国他乡，办案诸多不便以及对方十分凶恶，陈界安一行先后遭遇了2次飞车抢夺、3次行动失败，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终于将100余名犯罪嫌疑人员押解回国，开启了四川公安在境外成功侦破电信诈骗案件的先河。
“305”案件的破获及其多起大案要案的侦办，让这位“80后网警”陈界安崭露头角，成了远近闻名的“反诈专家”。担任大队长期间，陈界安牵头破获200余起案件，为群众挽回损失上千万元，并搭建“反诈联盟”，形成了“境内支撑境外打击”“本地窝点摸排”等一系列技战法。
这些年，陈界安从青涩懵懂到正值壮年，从派出所、指挥中心、网安支队到基层公安机关负责人，从本土办理案件到跨省办理大案再到跨国办理四川首起跨国电信诈骗案，变的是年龄、岗位和职务，不变的是为民服务的初心和守护一方平安的使命。
“一路走来，让我体会最深的就是作为一名人民警察，要心中有正义、肩上有担当。”陈界安坚定地说。
侦破“盗鸭”案 解决群众烦心事
基层公安工作纷繁复杂、点多面广。结合广安经开区实际，2021年7月到达岗位之后的陈界安第一时间思考治安、刑侦、户籍等业务工作该如何开展。为此，他多方走访调研，刻苦钻研各项业务工作，针对基层公安的实际情况，树立“多破快破小案”的理念，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和生命安全。
“我们家养了5年的11只老鸭子不见了，可以帮帮我们吗？”2022年3月，陈界安在辖区护安镇新路村走访时，村民陈某称自己家鸭子曾有人出价300元一只都不愿意卖，鸭子不见后，老伴非常伤心。
“许多长时间养殖家禽的村民已经有了情感上的寄托，这个案子虽小，但却是人民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当时便决定一定要侦破。”陈界安告诉记者，当时在详细了解情况后，先在新路村开展了调查。
“我家丢了5只鸭子。”“我家也有3只，是去年丢的。”……调查过程中，村民们纷纷围过来，说明自己家的情况。凭着职业的敏感性，陈界安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于是在更广范围内进行走访，发现有十多起类似的家禽被盗案件，涉及多个村。
但是农村很多地方没有监控，村民也说不出家禽被盗的明确时间，派出所、刑警大队的警察感到案子办理起来很难。陈界安便每晚6点组织开会研究案件，对办案民警进行指导，并要求每天见效果、天天有进展。最终，通过7天的走访侦查，办案民警成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经查，李某与张某2021年以来在护安镇、观塘镇、代市镇等地，驾驶摩托车作案多起、盗窃百余只家禽，目前他们已被公安机关刑事处罚，数位村民的返还款已陆续到位。这仅仅是陈界安走访基层、服务群众的一个缩影。
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陈界安督促侦破贫困老人购买燃气报警器被诈骗案、跨省盗窃手机系列案等10余件，获得了辖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在以前的工作岗位上，我坚持立大志、破大案。而在基层工作中，我们要多破快破小案，让人民群众感受到公安工作的热度和温度，才能获取老百姓的信任。”陈界安表示，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辖区基层民警起到示范作用，让以后类似的案件更好侦破，也让他们更有信心，由此进入良性循环。
锤炼队伍 肩负使命作表率
“从我们侦破的大多数案件来看，不少线索都是从下乡走访、与村民交谈中获取的。每一个案件可能涉及的利益很小，但是类似的案件累积起来便成为串案，涉及群体广、利益大。”陈界安说。
乡村警务是公安机关警务前移的重要阵地，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着突出作用，也是服务乡村振兴的有力保障。来到广安经开区公安分局后，陈界安对乡村警务工作进行了全面走访，发现乡镇派出所由于种种原因，案件侦破起来很困难。
对此，陈界安带头制定“三识四见”乡村警务工作法，鼓励驻村民辅警在自己所负责的范围内进行全覆盖走访，做到能识地、识人、识物，能见人、见事、见地、见感悟。“对每一位村民、每一寸土地都深入了解，才能提高工作效率，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陈界安说。
缺少合适的办案交通工具，是基层派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陈界安向上争取，为乡镇派出所配备了10余辆农村警务电瓶车，为民辅警进村开展工作提供便利。
此外，陈界安还积极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提出“预防走在排查前、排查走在调解前、调解走在激化前”的工作要求，不断加强源头治理，严格落实早发现、早介入、早调处的“三早”措施，最大限度消除不稳定、不和谐因素，有效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是陈界安的真实写照。时刻不忘党员身份、时刻践行初心使命、时刻心系公安事业的党员民警陈界安，正在以自己的坚持和努力带领分局全体民辅警争做改革创新的先行者、干事创业的实践者、群众路线的践行者、清正廉洁的示范者，以实际行动践行“人民警察为人民”的铮铮誓言，以不懈奋斗成就平凡中的伟大。
【感言】
当选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我深感光荣和自豪。我将立足基层，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用自身的行动将党的关爱传递给身边的群众，更要当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设者、捍卫者，在平凡的工作中体现自我价值。
【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我们不在孩子身边，文化程度也不高，不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怕她有心理问题，走上歪路。”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的蓝汉文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每年回家一两次，提起留在家乡的一双儿女，他总是有些担心。
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高校专家、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
乡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环。”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素养、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从教育参与、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
“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如今，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共有64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存在”。郑新蓉认为，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发展压力，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因此，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郑新蓉说。
家校合作之困——
学校和家长难以“双向奔赴”
“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很少主动与学校、教师沟通。”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10%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
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家庭合作不够理想，学校作用发挥有限。
“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
在调查中，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留守儿童占比53.0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77%，父母离异的占比5.43%，智力、听力、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29%。
雷万鹏发现，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
雷万鹏也注意到，这些年，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协同参与——
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
“在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传统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定位，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郑新蓉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即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
郑新蓉表示，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她建议，可以依托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政府介入，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还可以发生在学校、社区甚至互联网上。郑新蓉发现，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还重视通过微信、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
“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比如，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雷万鹏建议，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高校专家、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
乡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环。”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素养、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从教育参与、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
“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如今，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共有64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存在”。郑新蓉认为，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发展压力，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因此，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郑新蓉说。
家校合作之困——
学校和家长难以“双向奔赴”
“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很少主动与学校、教师沟通。”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10%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
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家庭合作不够理想，学校作用发挥有限。
“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
在调查中，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留守儿童占比53.0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77%，父母离异的占比5.43%，智力、听力、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29%。
雷万鹏发现，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
雷万鹏也注意到，这些年，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协同参与——
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
“在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传统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定位，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郑新蓉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即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
郑新蓉表示，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她建议，可以依托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政府介入，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还可以发生在学校、社区甚至互联网上。郑新蓉发现，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还重视通过微信、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
“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比如，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雷万鹏建议，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我们不在孩子身边，文化程度也不高，不知道孩子心里想什么，怕她有心理问题，走上歪路。”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的蓝汉文是一名进城务工人员，每年回家一两次，提起留在家乡的一双儿女，他总是有些担心。
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高校专家、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
乡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环。”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素养、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从教育参与、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
“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如今，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共有64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存在”。郑新蓉认为，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发展压力，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因此，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郑新蓉说。
家校合作之困——
学校和家长难以“双向奔赴”
“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很少主动与学校、教师沟通。”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10%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
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家庭合作不够理想，学校作用发挥有限。
“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
在调查中，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留守儿童占比53.0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77%，父母离异的占比5.43%，智力、听力、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29%。
雷万鹏发现，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
雷万鹏也注意到，这些年，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协同参与——
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
“在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传统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定位，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郑新蓉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即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
郑新蓉表示，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她建议，可以依托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政府介入，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还可以发生在学校、社区甚至互联网上。郑新蓉发现，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还重视通过微信、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
“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比如，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雷万鹏建议，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
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中国教育报》2022年05月18日第3版 版名：新闻·要闻
蓝汉文的案例不是孤例。如何理解当下乡村家庭教育的薄弱性和重要性？如何补齐乡村家庭教育短板？近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的“关注乡村家庭教育，赋能乡村振兴”家庭教育论坛上，高校专家、基层教育工作者进行了问题与思考的碰撞。
乡村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的一环
“当前，乡村儿童家庭教育是家庭教育系统中最薄弱、最脆弱的一环。”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看来，乡村家庭教育普遍面临家长教育素养、家校合作功能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相对于城市的“三重弱化”。
雷万鹏和团队通过调查发现，在教育素养、家庭教育知识和家庭教育能力等表现上，城市家长要明显优于乡村家长。从教育参与、生活陪伴等情况来看，虽然乡村和城市都存在家庭教育过于重视智育、看重学业成绩的现象，但乡村家长对儿童教育和发展的参与度明显低于城市家长。
“留守儿童是改革开放40年来教育避不开的话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郑新蓉说，如今，乡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又引起了关注。
民政部2021年的数据显示，截至“十三五”期末，我国共有643.6万名农村留守儿童，96%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看护。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我国人户分离人口达4.93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5%。
人户分离趋势的加剧，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留守儿童仍将较大范围、较长时间存在”。郑新蓉认为，转型中的农村家庭在社会变革中承载着家庭和后代全部的生存、发展压力，也拓展着乡村家庭教育概念的新内涵。因此，既要关注家庭成员生活在一起的乡村家庭，也要关注处在隔离状态的家庭。“农村家庭和社会结构的种种变化，给农村家庭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郑新蓉说。
家校合作之困——
学校和家长难以“双向奔赴”
“很多家长认为把孩子送到学校，教育就是教师和学校的事了，很少主动与学校、教师沟通。”云南省宁蒗县永宁乡新星小学校长吴兴珍说，宁蒗县曾是国家深度贫困县，新星小学有207名学生，10%的学生家长只读了小学一、二年级，还有一些家长大字不识。
除了家长家校合作意识不强外，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侯淑晶认为，乡村学校家庭教育指导能力偏弱，也导致乡村家庭教育中学校、家庭合作不够理想，学校作用发挥有限。
“一方面乡村学校教学任务和日常工作繁重，另一方面很多教师进行家校合作的能力不强。因此，很多学校还停留在一学期开几次家长会、教师跟家长时不时双向沟通等形式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教师发展中心主任马芝玺说。
在调查中，雷万鹏特别关注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困境。他调研的小规模学校里，留守儿童占比53.03%，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占比28.77%，父母离异的占比5.43%，智力、听力、视力等残障学生占比2.29%。
雷万鹏发现，与其他乡村学校相比，乡村小规模学校的家长对家校合作的认可度、接受意愿更低，教师接受家庭指导和培训服务的机会更少。
雷万鹏也注意到，这些年，特岗教师等政策为乡村学校补充了年轻教师，但由于师范教育中没有把家庭教育素养、家校合作能力培养等作为师资培养的重要内容，“来到乡村的年轻教师没有能力立足乡村，为家长开展好家庭教育的指导和服务”。
协同参与——
乡村家庭教育是社会公共责任
“在实践中，农村家庭教育不应该再是立足于‘传统农村’或‘弱势人群’的定位，而应该是一种重要的公共教育。”郑新蓉认为，家庭教育的内容虽然看似丰富繁杂，但最根本的仍然是围绕公共教育的培养目标展开，即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她表示，从这个角度看，乡村家庭教育具有突出的公共性，“是家长和社会需要承担的公共责任”。
郑新蓉表示，要使全社会认识到，得到父母的关爱不仅是儿童成长的需要，更是儿童享有的权益。她建议，可以依托教育、妇联等部门建立农村家庭教育网络，尽可能地覆盖本地和进城务工人员，通过政府介入，把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政府提供或购买的进城务工人员培训项目，在通识培训和技能培训中加入家庭教育内容。
今天，家庭教育不仅可以发生在家庭中，还可以发生在学校、社区甚至互联网上。郑新蓉发现，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不仅有更多的城市经验，还重视通过微信、电视等获取家庭教育经验。
“从教育自身和政策角度来讲，乡村家庭教育大有作为，每个人都是行动者。”比如，对于未来乡村教师的培养，雷万鹏建议，要加大家庭教育素养培训力度，使师范生更能胜任家校合作、指导乡村家庭教育等工作。此外，可以考虑将教师从事家庭教育服务纳入考核范畴，从而更积极地引导和评价教师相关工作。
作者：本报记者 梁丹
《中国教育报》2022年05月18日第3版 版名：新闻·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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