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9周年[心][心][心]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清华大学
今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纵使相隔万里，
我们的思念与祝福将在云端共同汇聚清华园。
青山一道，共担风雨。
清华人永远保持自强与奋进的姿态，
与祖国、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
祝愿母校积历史之厚蕴，更展宏图，再谱华章。#清华大学##清华大学109周年校庆#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清华大学
今天，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纵使相隔万里，
我们的思念与祝福将在云端共同汇聚清华园。
青山一道，共担风雨。
清华人永远保持自强与奋进的姿态，
与祖国、与世界同呼吸、共命运。
祝愿母校积历史之厚蕴，更展宏图，再谱华章。#清华大学##清华大学109周年校庆#
【悟】【静思语】
道家养生理念道法自然，清静无为！ 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宇宙自然 |
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以柔为贵、弱者变强，重人贵生，这是道家的养生理念。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是以老、庄为代表的。老、庄是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养生产生过重要影响。
养生理念！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以柔为贵、弱者变强！重人贵生
（一）．道法自然
1．宇宙自然: 为什么条条江河归大海？为什么春去冬又来？为什么月球围绕着地球，地球围绕着太阳，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来，依照某种规律旋转这、运行着，片刻不息？这，便是宇宙，便是大自然。
2．“道”的内涵:“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为博大精深的哲学概念，它体现了自然万物的本原和运动变化的法则。简言之，易学旨在论一阴一阳之道。《周易》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情以至于命。”其核心内容是讲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道”是物的自然法则，天地万物是由“道”所产生的。
道教养生学以道教的宇宙生成理论为依据。《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又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规律仍为自然无为，必然要逆人欲之所为。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乃是通过对社会矛盾的观察和思考提出来得的。无论在政治或人生态度上，都主张自然无为，即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发地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这种观念称为“生态智慧”。“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 这说明人的生命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能分离，得“道”即可长生，违“道”只能短寿。这是道家养生思想的根本观点。
(二)．清静无为: 老子倡导的静神养生观，其精髓可用八个字来概括：
“少私寡欲”——养生的内涵；
“无为处世”——养生的方法。
1．虚静，老子认为“重为轻根，静为燥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老子不仅主张为政应求清静，人生的活动也应在烦劳中求静逸。在繁忙中静下心来。故宜“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认为，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面对世事的的纷争，能够致虚守静，就可把握根本。他极力倡导“无欲”、“无求”、“无知”、“无为”的思想。其意是指要淡泊无为，无忧无虑，返扑归真，处于自然状态，保其精神，全其性命。
2．“无为”《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下万物在生生化化中反复运转，但无论怎样运转变化，都是源于“道”的本体，事物的对立面正好体现了“道”的运动。这句格言告诉了 “有道无”又从“又到无”的深刻哲理。指导人们共同实现“无中生有”、“有生万物”的目的。《道德经》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其义是修道者要天天反省自己，减少杂念，减少再减少，直至没有杂念，就能达到清净无为的境界。无为而无不为是道家名言。不能望文生义，要领悟它的精神境界。
3．“无为处世”的含义有如下三点。无为是相对有为而言，含有一种相生相成的道理；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妄为，即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勉强作为；无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没有贪欲、杂欲，但不能没有发展。没有杂欲是一种美德，但创新是一种社会责任。若仅仅满足安贫乐道，止步不前，幸福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把“无为而无不为”理解为在“在无为中生存，在有为中发展”。才能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繁荣的生活。
（三）．以柔为贵、弱者变强，老子对‘道’的解释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所讲的“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弱”，老子恰恰看到弱而无用的东西之大用。例如：“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强”，“洼则盈”，“曲则全”，“后其身而身先”，“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守柔曰强。”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以柔为贵、弱者变强的原理：老子的相反相成的“相生”原理”弱者变强”的原则”守柔曰强”健身的方法：
1．老子的相反相成的“相生”原理！老子的“相生”思想既包含一般意义上的相互为好，相互共存相互共赢（WIN-WIN）的含义，有包含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法则，即“有无相生”之义。“弱” 和 “强”是相反相成的。正如《老子》第二章指出的“有无相生，难以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现实世界中所有价值和存在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
2．“弱者变强”的原则！对于“弱者变强”老子不是主张用人间的斗争和竞争。因为老子认为“弱者”本身，就是为了打破人类社会竞争和斗争所带来的反作用。老子虽讲“柔弱胜刚强”，但这里所指的“强”，并不是指人类社会中的强者所胜。这里的胜，包含着相生，即排除斗争和分歧的，结束斗争的“相生”的胜利。因此战胜“强”的“弱”，并成为强的东西，而是追随“反者道之动”的道走向“相反相成”。实际生活中以柔克刚的例子很多，如，“滴水石穿”，“以弱胜强”，“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等。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却富有生命力，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如果经常处于柔的状态，则可避免过早衰老。这种贵柔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3．“守柔曰强”健身的方法：中国传统的健身术也是以柔见长，如导引、气功、太极拳、导引保健功等。
(四)．重人贵生：
性命双修的思路！
形神兼养的思路！
众术合修的思路！
“重人贵生”既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所以，《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家提倡乐生、重生，鼓励人们去争取天年，最高理想是长生不死。在养生手段和原则方面，形成了修炼观点。
1． 性命双修的思路，“性功”，即指精神意识和思想道德的修炼；“命功”即指对身体保健的修炼。全真道的开创者王重阳在《五篇灵文》中指出：“命无性不灵，性无命不立。”将形体的修炼和精神意识合而为一。
2． 形神兼养的思路，庄子养生主张养形和养神并重，倡导去物欲以养形，致虚静以养神。《庄子·达生》曰：“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庄子·刻意》曰：“吹吁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我国古代的导引术是道家所倡导的。其作用“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对防病健身很有价值。1975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上面画有男女锻炼的不同姿势44式，为研究先秦导引术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3．众术合修的思路，道家在理论上强调“生道合一”，在实践上重视众术合修，这是对后世道教养生学的一大贡献并对其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老子练玄玄功，称为玄玄上帝。后世道家功法很多，如炼丹、服气、导引、房中、服饵、画符咒语、环境等等。
道家养生理念道法自然，清静无为！ 道法自然，清静无为，宇宙自然 |
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以柔为贵、弱者变强，重人贵生，这是道家的养生理念。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学说，是以老、庄为代表的。老、庄是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哲学思想对中医养生产生过重要影响。
养生理念！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以柔为贵、弱者变强！重人贵生
（一）．道法自然
1．宇宙自然: 为什么条条江河归大海？为什么春去冬又来？为什么月球围绕着地球，地球围绕着太阳，几千年，几万年，几亿年来，依照某种规律旋转这、运行着，片刻不息？这，便是宇宙，便是大自然。
2．“道”的内涵:“道”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最为博大精深的哲学概念，它体现了自然万物的本原和运动变化的法则。简言之，易学旨在论一阴一阳之道。《周易》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情以至于命。”其核心内容是讲宇宙万物变化的规律。“道”是物的自然法则，天地万物是由“道”所产生的。
道教养生学以道教的宇宙生成理论为依据。《道德经》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又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的规律仍为自然无为，必然要逆人欲之所为。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乃是通过对社会矛盾的观察和思考提出来得的。无论在政治或人生态度上，都主张自然无为，即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发地达到生存和发展的最佳状态。这种观念称为“生态智慧”。“是谓深根固抵，长生久视之道。” 这说明人的生命活动要符合自然规律，“道”与“生”相守，“生”与“道”相保，二者不能分离，得“道”即可长生，违“道”只能短寿。这是道家养生思想的根本观点。
(二)．清静无为: 老子倡导的静神养生观，其精髓可用八个字来概括：
“少私寡欲”——养生的内涵；
“无为处世”——养生的方法。
1．虚静，老子认为“重为轻根，静为燥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老子不仅主张为政应求清静，人生的活动也应在烦劳中求静逸。在繁忙中静下心来。故宜“致虚极，守静笃”。老子认为，万物的根源是“虚”﹑“静”状态的。面对世事的的纷争，能够致虚守静，就可把握根本。他极力倡导“无欲”、“无求”、“无知”、“无为”的思想。其意是指要淡泊无为，无忧无虑，返扑归真，处于自然状态，保其精神，全其性命。
2．“无为”《道德经》：“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天下万物在生生化化中反复运转，但无论怎样运转变化，都是源于“道”的本体，事物的对立面正好体现了“道”的运动。这句格言告诉了 “有道无”又从“又到无”的深刻哲理。指导人们共同实现“无中生有”、“有生万物”的目的。《道德经》说：“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 其义是修道者要天天反省自己，减少杂念，减少再减少，直至没有杂念，就能达到清净无为的境界。无为而无不为是道家名言。不能望文生义，要领悟它的精神境界。
3．“无为处世”的含义有如下三点。无为是相对有为而言，含有一种相生相成的道理；无为并非不为，而是不妄为，即按客观规律办事，不勉强作为；无为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在现实生活中，可以没有贪欲、杂欲，但不能没有发展。没有杂欲是一种美德，但创新是一种社会责任。若仅仅满足安贫乐道，止步不前，幸福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把“无为而无不为”理解为在“在无为中生存，在有为中发展”。才能有健康的身体，稳定繁荣的生活。
（三）．以柔为贵、弱者变强，老子对‘道’的解释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所讲的“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弱”，老子恰恰看到弱而无用的东西之大用。例如：“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强”，“洼则盈”，“曲则全”，“后其身而身先”，“柔弱胜刚强”，“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守柔曰强。”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以柔为贵、弱者变强的原理：老子的相反相成的“相生”原理”弱者变强”的原则”守柔曰强”健身的方法：
1．老子的相反相成的“相生”原理！老子的“相生”思想既包含一般意义上的相互为好，相互共存相互共赢（WIN-WIN）的含义，有包含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法则，即“有无相生”之义。“弱” 和 “强”是相反相成的。正如《老子》第二章指出的“有无相生，难以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现实世界中所有价值和存在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
2．“弱者变强”的原则！对于“弱者变强”老子不是主张用人间的斗争和竞争。因为老子认为“弱者”本身，就是为了打破人类社会竞争和斗争所带来的反作用。老子虽讲“柔弱胜刚强”，但这里所指的“强”，并不是指人类社会中的强者所胜。这里的胜，包含着相生，即排除斗争和分歧的，结束斗争的“相生”的胜利。因此战胜“强”的“弱”，并成为强的东西，而是追随“反者道之动”的道走向“相反相成”。实际生活中以柔克刚的例子很多，如，“滴水石穿”，“以弱胜强”，“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等。新生的东西是柔弱的，却富有生命力，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如果经常处于柔的状态，则可避免过早衰老。这种贵柔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
3．“守柔曰强”健身的方法：中国传统的健身术也是以柔见长，如导引、气功、太极拳、导引保健功等。
(四)．重人贵生：
性命双修的思路！
形神兼养的思路！
众术合修的思路！
“重人贵生”既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命题，也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基础和出发点。所以，《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道家提倡乐生、重生，鼓励人们去争取天年，最高理想是长生不死。在养生手段和原则方面，形成了修炼观点。
1． 性命双修的思路，“性功”，即指精神意识和思想道德的修炼；“命功”即指对身体保健的修炼。全真道的开创者王重阳在《五篇灵文》中指出：“命无性不灵，性无命不立。”将形体的修炼和精神意识合而为一。
2． 形神兼养的思路，庄子养生主张养形和养神并重，倡导去物欲以养形，致虚静以养神。《庄子·达生》曰：“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庄子·刻意》曰：“吹吁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为寿而已。此导引之士，养形之人，彭祖寿考者所好也”。我国古代的导引术是道家所倡导的。其作用“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对防病健身很有价值。1975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画《导引图》上面画有男女锻炼的不同姿势44式，为研究先秦导引术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3．众术合修的思路，道家在理论上强调“生道合一”，在实践上重视众术合修，这是对后世道教养生学的一大贡献并对其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老子练玄玄功，称为玄玄上帝。后世道家功法很多，如炼丹、服气、导引、房中、服饵、画符咒语、环境等等。
历史上中国人抗击瘟疫的那些事，了解一下“伍氏口罩”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在中医学里，疫病是指感受疫疠之邪而引起的一类疾病，属外感病的范畴，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爆发性。常见发热主证，起病较急、传变较快、危害较大，病证表现有一定的规律性。《说文解字》曰 ：“疫，民皆疾也。”《大戴礼记·盛德》清王聘珍训释 ：“疫，病流行也。”把凡能传染的疾病通称为“疫”。“瘟”则是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与人之间相互感染。特别烈性的瘟病可以朝发夕死，所以中国古代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在历史上，中国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国度。在历代史籍中，对于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然。早在公元前 674 年，就出现了疫病的记载。《左传·庄公二十年》记载：“夏，齐大灾。”《公羊传》解为“大疫”。据邓拓《中国救荒史》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 1次，秦汉 13 次，魏晋 17 次，隋唐 17 次，两宋 32 次，元代 20 次，明代 64 次，清代 74 次。
瘟疫流行的几个高峰期
东汉末年是我国瘟疫流行的高峰期。从建安九年（公元 204 年）至建安二十四年（公元 219 年），中原地区瘟疫肆虐，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遭受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说，“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曹植《说疫气》云 ：“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金元明清是我国瘟疫爆发流行的第二个高峰期。从 1109 年至 1234 年的瘟疫大流行，“疫死者半”。金朝开兴元年（公元 1232 年）的汴京大疫是其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据《金史·哀宗纪》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可见，在没有科技相助的情况下，古代的瘟疫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暴戾恣睢、势不可挡。
防疫措施的逐步升级
在先秦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疾疫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祟，或认为是“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为此，每于疾疫发生时，人们往往作法以驱除疫鬼 ；在日常生活、生产活动中，也非常重视顺应节气。及至明代，始有吴又可在其所著《温疫论》一书中提出了疠气说，认为是一种“疠气”导致了疾疫发生。
古代中国自然灾害频发。大灾之后，必有大疫。频繁的“大旱”“大水”“大蝗”，导致粮食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更兼战乱频仍及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灾异蜂起，寇贼纵横，夷狄猾夏，戎事不息，百姓匮乏，疲于征发”的局面，甚至铸成“是岁饥，……民相食”的惨剧。
大灾之后寄生虫、细菌、病毒迅速滋生，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也会导致疫病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同时，由于灾民四处逃荒、流落他乡，必然把更多的细菌和病毒带到各地去。《宋史·五行志》载，南宋隆兴二年（公元 1164 年）冬，“淮甸流民二三十万避乱江南，结草舍遍山谷，暴露冻馁，疫死者半，仅有还者亦死”。接踵而来的便是疫情的惊人扩散，“是岁，浙之饥民疫死者尤众”。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开始从作法驱瘟转向主动防疫，逐渐认识到疾疫的发生与预防同公共卫生之间的关系密切。
首先是清理疫病生长的环境。南宋名臣真德秀在泉州任知府期间，看到城内水沟淤塞岁久，“淤泥恶水，停蓄弗流，春夏之交，蒸为疠疫”，乃作《开沟告诸庙祝文》，并兴工
清理沟渠。早在周朝，人们就有了用石灰消毒的做法，并且专门为此设立了官职。据《周礼》载 ：“赤犮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
先民对于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饮用水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喝熟水有益健康。“纵细民在道路上，亦必饮煎水。”（《鸡肋篇》）
古代的巡诊制度最早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后汉书·灵帝纪》载 ：“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谒者巡行致医药。”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更为重视。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此外，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广为施医散药。
在疫情严重时，朝廷还会诏令各地献方献策，以尽早控制疫情。宋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春，蕲、黄二郡疫痢流行。哲宗下诏敕令各地名医献策。后黄郡东州知府献出祖传秘方“大黄汤”，才控制了疫情。
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最迟至晋朝，对传染病人实行隔离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设立了六疾馆，专门隔离收治疫病感染者。（《南朝齐会要·民政》）
在大规模疫情爆发的时候，疫者尸体的处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课题。早在先秦时期便有掩埋疫者无主尸身的做法，后世相沿仿效。《南史》记载，梁武帝曾下令朝廷给死者赐棺器盛殓。宋朝更是以度碟奖励招募专门负责掩埋疫者尸体的僧人，后续更建漏泽园（官设的丛葬地）制度。
中医中药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古代防治瘟疫的医疗实践中，中医药发挥了巨大作用。
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时，张仲景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当时的医疗实践写成我国第一部对传染病有所著述的《伤寒杂病论》。书中对多种传染疾病的治疗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不但书中的方药沿用至今，其中灵活多变、辨证施治的方法也奠定了中医临床实践的基础。
明末清初，在全国瘟疫猖獗、仲景的伤寒学说无能为力时，吴又可推究病源，潜心探索，创立了“疠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所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古代论述温疫的专著，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更是治瘟名医辈出，其中最著名的有叶天士、吴鞠通、王孟英等。尤其是吴鞠通推荐的，治疗瘟疫后期症状的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至今仍在临床中使用，并被称为“温病三宝”。
古代验方中还记载了用马齿苋治疗肠道传染病，用板蓝根防治暑湿夹毒，用青蒿、常山治疗疟疾等。它们现在也仍是临床治疗中的常用药。
我国曾这样抗击瘟疫
天花
天花，曾是一种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传染病。1560 年，巴西流行天花，疫者死亡达数百万。清初，清人在入关伊始便遇到了天花。顺治的死因直指天花，康熙更是因天花而被册立。1874 年，年仅 19 岁的同治皇帝驾崩。紫禁城留下的《万岁爷天花喜进药用药底簿》详细记录了载淳死前的各类症状，经医生判断，属天花无疑。
其实，我国医学家很早就发明了人痘接种术，这就是一种疫苗技术。人痘接种术是把其他天花患者的痘痂保存起来，研磨成极细的粉末，对准吹入鼻孔内（称为旱苗法）；或者把细粉加净水调匀，再用棉絮浸染，塞入鼻孔（称之为水苗法）。通过这样的方法，使人体内产生天花抗体，继而存活。
人痘术后来流传到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又经俄罗斯传到土耳其及欧洲、非洲国家。后来，人痘术在英国的流传启发了医学家琴纳，他于 1796 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1980 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彻底消灭了天花。
鼠疫
鼠疫是由鼠疫耶尔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传染病，主要在啮齿类动物间流行。鼠、旱獭等为鼠疫耶尔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为传播媒介。此病传染性强，病死率极高。
20 世纪初叶，我国东北曾经爆发了鼠疫。
1910 年 11 月，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随后一场大瘟疫横扫整个东北。这场大瘟疫持续了 6 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造成 6 万多人死亡，民众和清政府因此而极度恐慌。经外务部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指派天津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伍连德临危受命后，认为首要问题是要控制传染源。当年 12 月他来到东北后，发现这里的冬天天寒地冻，能够活动的老鼠并不多。但是，为什么疫情却愈演愈烈呢？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三天，伍连德秘密解剖了一具鼠疫患者的尸体。通过贝克显微镜下的样本，伍连德清楚地检测到了鼠疫的疫菌。他立即电告北京外务部，并且提出初步的防疫措施 ：
控制铁路、公路交通，以防瘟疫蔓延 ；隔离疫区 ；向关内征聘医生等。
疫区的民居低矮肮脏，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室内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根据这一特点，伍连德判断这种病很可能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和呼吸传播。而在伍连德上任前，日本南满铁路也曾派了一名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一到哈尔滨，就立即雇人捉老鼠，希望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但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没有发现一例携带鼠疫杆菌。基于以上种种事实，伍连德大胆提出，在疫区流行的鼠疫不是通过动物媒介，而是通过呼吸和飞沫传染的。他将此疫命名为“肺鼠疫”，成为世界上提出“肺鼠疫”概念的第一人。
为了防止飞沫传染，伍连德设计了一种极其简单但又相当实用的双层纱布囊口罩，即用两层纱布，内置一块吸水药棉，戴上它就可以隔离病患。他调动了大量人力物力，确保口罩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后人称这种口罩为“伍氏口罩”。
1911 年 1 月，伍连德在哈尔滨建立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并出任所长。当时他年仅 31 岁，但熟谙细菌学、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堪当重任。他不避艰险，深入疫区调查研究，追索流行经路，并采取了加强铁路检疫、控制交通、隔离疫区、火化鼠疫患者尸体、建立医院收容病人等多种防治措施，不久便控制了疫情 ；不到 4 个月，就扑灭了这场震惊中外的鼠疫大流行。
这是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战胜的最后一个大瘟疫，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依靠科学手段，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成功控制传染病的典型范例。（《家庭中医药》杂志2020年第3期 作者 程超寰 ）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