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空明个案分享道：
刚才拍我的时候，身体躯干感觉不存在，半透明一样，很神奇。
在工作中，原来总有一股不服别人的劲儿，会顶撞。现在同样的人出现，心里那股拧巴的劲儿没有了，很舒畅。云淡风轻的就应对了。
现在有了这个领悟，发现可以拓展适用于所有关系。别人是别人，他就是这个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会被别人牵动起情绪，反而发现那是对方情绪作祟。情绪真的是阻碍、低效。
现在正在空明后净拍，还在分享中[笑cry]
总之，就是开始拍空明之后，一切都神奇的转变了[虎爪比心]
图：美丽的大理
刚才拍我的时候，身体躯干感觉不存在，半透明一样，很神奇。
在工作中，原来总有一股不服别人的劲儿，会顶撞。现在同样的人出现，心里那股拧巴的劲儿没有了，很舒畅。云淡风轻的就应对了。
现在有了这个领悟，发现可以拓展适用于所有关系。别人是别人，他就是这个样，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不会被别人牵动起情绪，反而发现那是对方情绪作祟。情绪真的是阻碍、低效。
现在正在空明后净拍，还在分享中[笑cry]
总之，就是开始拍空明之后，一切都神奇的转变了[虎爪比心]
图：美丽的大理
CEJ论文精要 |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原创 分享智慧的 北大国发院
题记：本文采编自2021年第三期China Economic Journal的论文“Overcoming The Middle-Income Trap: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nd China’s Choice”。原论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王萍萍，副研究员王勋，副教授黄卓与研究员范保群。China Economic Journal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的英文学术刊物，由英国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下属的著名Routledge Journals出版并面向全球发行。
2019年以来，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已超过1万美元。根据世界银行最新的分类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12695美元，即可被划分为高收入国家。因此，可以预期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将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正是“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的主要任务。
本文将回顾不同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总结成功跨越的国际经验，并探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中等收入陷阱的含义与测量
中等收入陷阱指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发展相对停滞不前的状态。这一概念于2007年由世界银行的Indimit Gill和Homi Kharas首次提出。他们指出，一国通过采用某些经济发展战略，可以相对容易地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阶段。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先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再适用，国内收入差距扩大，之后经济增长停滞于中等收入阶段。
除了经济停滞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通常伴随着其他典型特征，如腐败、公共服务短缺、民主混乱和社会动荡等。几个于20世纪60年代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拉美国家为这一现象的典型代表。20世纪80年代，这些国家做出的福利赶超努力导致了过度的财政赤字，进而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动荡。相比之下，通过市场导向的资源管理、善政、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调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一些国家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目前有两个指标被广泛用于划分国家的收入水平，分别是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per capita）和追赶指数（catch-up index）。其中，世界银行依据人均国民总收入设定划分标准，并适时调整。2021年7月，世界银行发布了最新的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大于1269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小于1046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介于1046到12695美元之间为中等收入国家（其中1046-4095美元为中等偏低收入国家，4096-12695美元为中等偏高收入国家）。
追赶指数则被定义为将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比例。经济学家胡永泰（Wing Thye Woo）2012年提出，如果追赶指数低于20%，那么这个国家为低收入经济体；如果追赶指数超过55%，那么他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这一比例在20%到55%之间，那么它为中等收入经济体。
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成因
通过分析一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丁美洲国家、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们总结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六大原因。
第一，收入差距过大，消费不足。如巴西，泰国和马来西亚在早期有着出色的经济增速，然而忽略了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差距的增大一方面导致消费不足，另一方面使国民倾向于通过投票选出新政府来加强再分配，新一届政府着力于再分配，为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第二，比较优势丧失，产业升级停滞。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部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巨大优势。然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各国很快就失去了廉价劳动力优势。由于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与任何其他结构性变量（通货膨胀、进口、出口等）相比，社会流动性与中等收入陷阱的相关性最强。收入分配和低收入劳动力收入份额的差异是静态的不平等，但缺乏社会流动性会导致动态的不平等。例如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社会流动性不足，社会阶层固化，难以建立公平的市场机制，各种利益集团阻碍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和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发展战略转型不当，社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一些国家因无法消除其原始经济发展战略中的缺陷，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末实施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这在其早期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外汇管制、进口许可证、高关税等措施，严重扭曲了市场、汇率、价格和工资等，导致资源配置不当、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第五，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到位，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经济发展伴随着城市化和社会福利改善。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必然出现城乡差距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例如，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足够的投资，也没有为低收入阶层提供足够的教育机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在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情况下，又试图通过效仿高收入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来实现福利追赶，这增加了财政赤字。为缓解财政赤字压力，国家又大量印制货币，最终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停滞。
第六，金融体系不健全，制度落后。二战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曾被称为“亚洲奇迹”。然而，由于国内金融体系不完善，制度相对落后，开放资本账户导致不可持续的债务与资本大量外流。货币贬值使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急剧下降，经济停滞不前。例如，泰国在1993年完全开放了其资本市场，允许热钱流动，并为外国对泰铢的侵吞创造了条件，从而引发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直至21世纪，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仍处于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阶段。
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经验
除了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成功地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日本努力开发新能源和独立开发关键技术；新加坡努力改革政府。韩国则努力统筹城乡发展。我们将这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共同之处，总结为以下四点。
首先，抓住了产业结构转型的机遇。韩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通过引进或自主开发技术，发展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如电子、汽车和化学工业等。新兴产业的崛起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帮助韩国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新加坡在1979年提出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战略，旨在大力发展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同时利用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成功提升了产业结构，创造了快速的经济增长。日本则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调整了其产业结构，在20世纪50年代从轻工业向重工业过渡，在80年代从重工业向高科技工业过渡。这些变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其次，多元化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都存在投资过度和消费不足的问题。为了促进消费，日本在1960年启动了一项十年国民收入翻番计划。该计划显著地增加了中产阶级的数量，缩小了贫富差距，并增加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Saemaul Movement），并颁布了最低工资法，以提高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再次，重视人力资本投资。1945年，韩国12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不到20%。随后，政府增加了对教育的投资。到20世纪70年代，韩国的小学入学率已达到100%。高中入学率从1980年的50%上升到1990年的90%。新加坡增加了对国内教育的投资，并且提供极具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以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满足其快速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需求。
最后，坚持贸易开放。贸易开放在提升一国或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中国香港和韩国的经验也表明高度开放的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与机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无疑面临一系列重要挑战：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限制、收入不平等、经济结构失衡、贸易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等。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难以为继，对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与重视与日俱增，同时不平等有所扩大。经济结构上也存在一定失衡，包括“投资-消费”不平衡、“沿海-内陆”不平衡、“城市-农村”不平衡，再加上贸易保护主义与“去全球化”在世界范围抬头。这些因素都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带来了挑战。
当然中国也具有许多机遇和独特优势，包括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巨大的国内市场、人力资本持续增加、城市化进程推进、就业结构的优化潜力和“一带一路”倡议等。
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一优势体现为两方面：独立的国家决策能力和集中处理重大事务的能力。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代表着巨大的国内市场。自1994年以来，中国也保持了人力资本的高速增长。随着城镇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投资的增加，大部分农村人口正在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正在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非农部门转移。持续的城市化进程无疑有利于改善城市布局和鼓励产业升级。“一带一路”的倡议与实践无疑为加强开放提供了独有的机遇。
因此，中国应当继续坚持劳动力市场改革与金融市场改革，坚持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坚持促进产业创新升级，从而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标。
论文作者简介：
王萍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王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黄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长聘）、博士生导师、发树学者、助理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季刊）》副主编。
范保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光讲席研究员、助理院长兼BiMBA商学院常务副院长。
【#拜登对华关税政策雷声大雨点小# ，专家：纯属象征性，他想在国内找平衡】#专家称拜登对华关税政策纯属象征性# 当地时间7月8日，美国总统拜登与顾问再次举行会议讨论对华关税问题。据路透社报道，拜登当天回应称，他尚未就是否削减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部分关税做出决定，称政府正在“一项一项”地审查关税政策。
美媒披露的这个方案无疑依旧是一个无法令各方满意的“折中”方案。微乎其微的关税调降，对缓解美国国内高企的通胀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也无法解决中美贸易的主要问题。
美媒透露的最新关税政策反映了拜登政府怎样的政治考量？后续关税政策可能将如何发展？又将如何影响中期选举及中美贸易？
观察者网特邀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进行深度解读。
1、观察者网：据美媒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在取消1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同时，加大对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关税审查。美媒称，这一方案是拜登政府内部矛盾的结果。您如何看待这一“折中”方案？反映了拜登政府怎样的政治考量？
霍建国：此消息仍有待于美官方确认。但就目前报道的规模而言，显然这一动作纯属是象征性，不仅同商界的期待差距较大，而且对缓解美国的高通胀也是微不足道的。
拜登作为一个圆滑的政客，总希望在矛盾中以寻求一种平衡。
今日之美国，两党和国会参众两院在反华问题上已形成高度一致，拜登又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大家把免除对华关税视同是对华让利，相当于是对华妥协，所以拜登在做出对华免除部分关税决定的同时，一定要在反华问题上有所动作，所以才会表示将对中国的部分产品发起新的301不公平竞争调查，不排除加征惩罚性关税的可能。
此外，拜登上台后不仅计划扩大对中国出口管制，还称将动员其盟友联合对华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至少反映了拜登本人对华的强硬态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迎合美国的政治舆论，更多是为了选票考虑，至于其想法和意图能否实现，似乎与他关系并不大。
2、在美国大幅通胀的背景下，美财长耶伦6月承认，对华关税“没有战略意义”。为何通胀如此严重，但拜登政府依旧只减免100亿美元商品关税？
霍建国：很显然在对华关税的免除问题上，在美国政府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首先，美财长耶伦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大幅度取消特朗普时期加征的301关税有利于缓解美国国内的高通胀压力，但美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则坚持保留高关税，称其压力有利于增加美对华谈判的筹码，所以坚持不动或少动。
但是，按照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章及有关附件的说明规定，有关301项下加征的关税在4年期满时，应提前60天征求企业的意见，并根据企业提出的要求进行评估和重新审定后，决定取消或延期。
所以如果按2018年7月6日，特朗普首次针对中国输美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算起的话，7月7日应是法律规定的截止日期。为此可以看出美国针对这一问题是有法律约束的。但美国又不可能主动取消这些已加征的不合理关税，其结果只能是象征性取消一部分，既满足了国内法律的程序要求，又迁就了国内打压通胀的呼声。
3、如果拜登政府取消100亿美元对华关税，将对中期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因取消关税而遭选民背弃？
霍建国：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拜登采取的对华政策是雷声大、雨点小，动作多、效果少，平台多、见效少。
总的来看，拜登基本沿袭了特朗普时期的反华政策，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拜登执政近两年来，可以说是政绩平平，国内经济处于最糟糕的时刻，通胀高企，股市震荡，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对外政策方面似乎有所表现，但在制裁俄罗斯和围堵中国方面均未取得明显效果，而且由于两线作战，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美国的中期选举历来更注重国内经济表现，更注重百姓的生活质量，从这一点看，影响拜登中期选举的最大因素仍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美联储虽可以加大力度打压通胀，但时间窗口已经错过，使劲过猛，极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前通胀下不来，反而触发经济衰退，初步判断拜登中期选举大事不妙。
4、考虑取消部分对华关税后，拜登政府收到了400多条反对意见，其中包括24个工会。美国工会为何反对关税？除了工会以外，取消关税的阻力来自于哪些利益团体？
霍建国：取消部分对华关税，美国国内工会组织以及劳联和有关的产业联盟肯定会出面反对，因为当时特朗普加征关税也是打着保护他们权益的口号进行的，所以他们一直以为高关税是在保护就业，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这恰恰是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也是长期以来自由贸易理论同贸易保护主义争论的焦点。
一般情况下，当一国产业竞争力较弱的时候，是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的，当一国产业竞争力较强的时候，往往会主张扩大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当前国际分工的细化，多数产业都是高度国际化配置。
（因为）企业是以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主的，例如美国的太阳能生产设备80%的零部件都是海外供货，波音公司生产的飞机，一半以上的零部件是海外提供的，苹果手机的海外代工比例就更高了。
所以说一国关税的提高不仅限制了其他国家的出口，同时也部分增加了自己企业的进口成本，阻碍了企业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的可能发展路径，最终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利润，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结论是任何对外的限制和制裁，其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
5、拜登政府若取消100亿美元商品关税，是否能对未来的中美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霍建国：取消百亿美元商品关税，肯定将对相关行业起到积极作用，但对中国国内整体的生产和消费拉动作用有限。中美贸易总额2021年为7500多亿美元，其中的100亿美元堪称微不足道，对整体中美贸易影响不大。
6、此次关税政策还包括开启新的关税排除程序，让企业获得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此前已经有352种中国进口商品获得了豁免，您觉得哪些商品有望得到进一步豁免？
霍建国：关于关税豁免事项，美国已采取了多次措施，这主要是考虑到美国企业的利益，及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短板。
对于美国必须要进口的产品，美国将根据企业的诉求予以适当排除或减免，以支持美国的正常生产，提高美国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些商品主要涉及日用消费品、生活必需品，以及部分基础原材料和生产配件，例如纺织品、服装类。家电、家具、西药原料，以及太阳能和风能配件等，应该都在优先考虑之内。
7、此次若取消100亿美元关税，您如何看待美国后续关税政策发展？
霍建国：从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看，美国已将中国定义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全面出击阻挠限制中国的发展。正如美贸易谈判代表戴琪所说，美国不会放弃对华已加征的关税，这已成为美国对华谈判的工具和筹码，估计短期内很难全部取消。
但取消的余地还是有的，关键取决于双方的接触和谈判，同时也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变化及对中国诉求的变化，总之仍需要一定的外部压力。
此外要关注美国商界的态度，需要我们继续多做美国商界和在华跨国公司的工作，由他们出面，推动美国继续改善调整征税目录，力争通过多次的删除和分阶段的减免，可以将影响控制到最小范围。同时，还要保持同美国的沟通和谈判，防止美国进一步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2020年，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不符合世贸规则，应无条件取消。美国经常要求别人要遵守国际规则，到处强调要尊重基于规则的竞争秩序，很显然是说给别人听的，它自己不会以身作则，反而经常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实行双标政策。
我们历来认为，对于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是对多边规则的挑战和破坏，应无条件地全部取消，这样才会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有利于恢复正常的中美贸易，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繁荣，希望美国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真对待中美关税问题。
美媒披露的这个方案无疑依旧是一个无法令各方满意的“折中”方案。微乎其微的关税调降，对缓解美国国内高企的通胀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也无法解决中美贸易的主要问题。
美媒透露的最新关税政策反映了拜登政府怎样的政治考量？后续关税政策可能将如何发展？又将如何影响中期选举及中美贸易？
观察者网特邀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进行深度解读。
1、观察者网：据美媒透露，拜登政府计划在取消1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的同时，加大对半导体等关键领域的关税审查。美媒称，这一方案是拜登政府内部矛盾的结果。您如何看待这一“折中”方案？反映了拜登政府怎样的政治考量？
霍建国：此消息仍有待于美官方确认。但就目前报道的规模而言，显然这一动作纯属是象征性，不仅同商界的期待差距较大，而且对缓解美国的高通胀也是微不足道的。
拜登作为一个圆滑的政客，总希望在矛盾中以寻求一种平衡。
今日之美国，两党和国会参众两院在反华问题上已形成高度一致，拜登又面临着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大家把免除对华关税视同是对华让利，相当于是对华妥协，所以拜登在做出对华免除部分关税决定的同时，一定要在反华问题上有所动作，所以才会表示将对中国的部分产品发起新的301不公平竞争调查，不排除加征惩罚性关税的可能。
此外，拜登上台后不仅计划扩大对中国出口管制，还称将动员其盟友联合对华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这至少反映了拜登本人对华的强硬态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迎合美国的政治舆论，更多是为了选票考虑，至于其想法和意图能否实现，似乎与他关系并不大。
2、在美国大幅通胀的背景下，美财长耶伦6月承认，对华关税“没有战略意义”。为何通胀如此严重，但拜登政府依旧只减免100亿美元商品关税？
霍建国：很显然在对华关税的免除问题上，在美国政府内是存在严重分歧的。
首先，美财长耶伦曾在多个场合表示，大幅度取消特朗普时期加征的301关税有利于缓解美国国内的高通胀压力，但美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则坚持保留高关税，称其压力有利于增加美对华谈判的筹码，所以坚持不动或少动。
但是，按照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12章及有关附件的说明规定，有关301项下加征的关税在4年期满时，应提前60天征求企业的意见，并根据企业提出的要求进行评估和重新审定后，决定取消或延期。
所以如果按2018年7月6日，特朗普首次针对中国输美的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算起的话，7月7日应是法律规定的截止日期。为此可以看出美国针对这一问题是有法律约束的。但美国又不可能主动取消这些已加征的不合理关税，其结果只能是象征性取消一部分，既满足了国内法律的程序要求，又迁就了国内打压通胀的呼声。
3、如果拜登政府取消100亿美元对华关税，将对中期选举产生怎样的影响？是否会因取消关税而遭选民背弃？
霍建国：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拜登采取的对华政策是雷声大、雨点小，动作多、效果少，平台多、见效少。
总的来看，拜登基本沿袭了特朗普时期的反华政策，只是表现形式不同罢了。拜登执政近两年来，可以说是政绩平平，国内经济处于最糟糕的时刻，通胀高企，股市震荡，经济面临下行压力。
对外政策方面似乎有所表现，但在制裁俄罗斯和围堵中国方面均未取得明显效果，而且由于两线作战，已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美国的中期选举历来更注重国内经济表现，更注重百姓的生活质量，从这一点看，影响拜登中期选举的最大因素仍是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美联储虽可以加大力度打压通胀，但时间窗口已经错过，使劲过猛，极有可能在中期选举前通胀下不来，反而触发经济衰退，初步判断拜登中期选举大事不妙。
4、考虑取消部分对华关税后，拜登政府收到了400多条反对意见，其中包括24个工会。美国工会为何反对关税？除了工会以外，取消关税的阻力来自于哪些利益团体？
霍建国：取消部分对华关税，美国国内工会组织以及劳联和有关的产业联盟肯定会出面反对，因为当时特朗普加征关税也是打着保护他们权益的口号进行的，所以他们一直以为高关税是在保护就业，保护劳动者的利益。这恰恰是贸易保护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也是长期以来自由贸易理论同贸易保护主义争论的焦点。
一般情况下，当一国产业竞争力较弱的时候，是主张实行高关税政策的，当一国产业竞争力较强的时候，往往会主张扩大市场开放，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由于当前国际分工的细化，多数产业都是高度国际化配置。
（因为）企业是以资源的优化配置为主的，例如美国的太阳能生产设备80%的零部件都是海外供货，波音公司生产的飞机，一半以上的零部件是海外提供的，苹果手机的海外代工比例就更高了。
所以说一国关税的提高不仅限制了其他国家的出口，同时也部分增加了自己企业的进口成本，阻碍了企业在全球优化配置资源的可能发展路径，最终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利润，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结论是任何对外的限制和制裁，其结果通常是两败俱伤。
5、拜登政府若取消100亿美元商品关税，是否能对未来的中美贸易产生积极影响？
霍建国：取消百亿美元商品关税，肯定将对相关行业起到积极作用，但对中国国内整体的生产和消费拉动作用有限。中美贸易总额2021年为7500多亿美元，其中的100亿美元堪称微不足道，对整体中美贸易影响不大。
6、此次关税政策还包括开启新的关税排除程序，让企业获得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豁免。此前已经有352种中国进口商品获得了豁免，您觉得哪些商品有望得到进一步豁免？
霍建国：关于关税豁免事项，美国已采取了多次措施，这主要是考虑到美国企业的利益，及美国国内产业结构的短板。
对于美国必须要进口的产品，美国将根据企业的诉求予以适当排除或减免，以支持美国的正常生产，提高美国企业的经济效益。这些商品主要涉及日用消费品、生活必需品，以及部分基础原材料和生产配件，例如纺织品、服装类。家电、家具、西药原料，以及太阳能和风能配件等，应该都在优先考虑之内。
7、此次若取消100亿美元关税，您如何看待美国后续关税政策发展？
霍建国：从目前中美关系的发展态势看，美国已将中国定义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全面出击阻挠限制中国的发展。正如美贸易谈判代表戴琪所说，美国不会放弃对华已加征的关税，这已成为美国对华谈判的工具和筹码，估计短期内很难全部取消。
但取消的余地还是有的，关键取决于双方的接触和谈判，同时也取决于美国经济的变化及对中国诉求的变化，总之仍需要一定的外部压力。
此外要关注美国商界的态度，需要我们继续多做美国商界和在华跨国公司的工作，由他们出面，推动美国继续改善调整征税目录，力争通过多次的删除和分阶段的减免，可以将影响控制到最小范围。同时，还要保持同美国的沟通和谈判，防止美国进一步采取新的贸易限制措施。
2020年，世界贸易组织裁定美国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不符合世贸规则，应无条件取消。美国经常要求别人要遵守国际规则，到处强调要尊重基于规则的竞争秩序，很显然是说给别人听的，它自己不会以身作则，反而经常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实行双标政策。
我们历来认为，对于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关税是对多边规则的挑战和破坏，应无条件地全部取消，这样才会有利于美国经济复苏，有利于恢复正常的中美贸易，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全面复苏繁荣，希望美国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认真对待中美关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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