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县工作# 【打造品牌 开创新时代政协文史工作新局面— —《汉中文史丛书》出版背后的政协力量】《汉中文史丛书》
3月26日，由汉中市政协组织编写的《汉中文史丛书》首发式举行，填补了汉中文化发展史上文史资料集成出版的空白，为汉中两汉三国文化传播又添力作。同时，这部大型文献丛书出版的背后凝聚着编纂团队的汗水和辛劳。
汉中历史文化悠久，人文积淀深厚，自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设汉中郡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汉中市政协为充分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作用，在2020年文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适逢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政协文史资料不能缺位，要围绕汉中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挖掘历史文化精髓，编写一套《汉中文史丛书》，全面展示新时代汉中历史文化内涵，进一步弘扬汉中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助力汉中高质量发展。
为做好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市政协民宗文史委把编辑出版《汉中文史丛书》确定为2021年重要工作内容，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推进时间表，迅速召集有关方面商议论证、调研座谈。同时，为编纂好《汉中文史丛书》，市政协聘请王蓬、梁中效等资深研究人员，多次研究，反复论证，从汉中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众多的领域中筛选出《汉中三堰史话》《回望西北联大》《张骞与丝绸之路》《汉江航运与工商往事》《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汉中历代廉吏》《汉中人文山川》《汉中文史采撷》《秦巴深处的记忆》《天汉纪事》十个选题，邀请了在各自领域学有专精的16位作者共同参与创作。
曾任省作协副主席、汉中市文联主席的王蓬在担任《汉中文史丛书》特邀主编的同时，还创作了《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虽然创作出版古道著作已有多种，但接到这个任务后，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不敢马虎。”王蓬说。
《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无过多引用典籍古文，读起来流畅达意，与以往古道著作相比，增加了很多新材料、新发现。“创作中，除了在选题上力求编旧述新、尽量增写新篇外，对整部作品在框架、单元、篇章、乃至文字上都通盘考虑，仔细修润完善。”王蓬说，创作中既尊重历史典籍，又照顾读者阅读兴趣。
《汉中文史丛书》写作涉及题材广泛、时间跨度长、资料分布广，写作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汉台区作协顾问李振峰是《汉中历代廉吏》的作者之一，近年潜心文史研究及地域文化传播，致力弘扬先贤精神。“编写《汉中历代廉吏》，我至少翻阅了两千万字的史料。”李振峰说，其中清嘉庆严如熤的《汉中府志》就认真系统看过三遍以上，同时为了印证史料，请教专家学者、朋友都是常事。
编写史料是一项脑力活，更是一项体力活，李振峰的足迹遍布汉中各县区及宝鸡、四川等地。“创作的日子里，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为编好《天汉纪事》，仅结构就商讨了六七次。”李振峰说。
从去年4月下旬开始，陆续完成初稿撰写，成熟一册，即刻对篇目、文字、图片进行初审，初审后及时交付印务公司排版设计，7月底基本完成了十册书籍的排版设计并印制样书。同时，安排专人专程赴印务公司就丛书整体风格、内容构成、封面设计等进行沟通交流，按照书稿内容，梳理脉络。
“总共350万字的丛书，两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半年多就完成了，这得益于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求以及整个团队的齐心协力。”李振峰深有感触地说。
《汉中文史丛书》编纂工作，是汉中政协史上一次最具规模、最富层次的编纂活动，也是文史资料工作不断走向系列化、专题化、高端化的一次有益尝试。不仅为进一步挖掘“汉风古韵”文化内涵提供了助力，也为多角度解读汉中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研究汉中历史发展提供了翔实生动的史料。
《汉中文史丛书》内容简介
《汉中三堰史话》：本书对荣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汉中“三堰”的创修扩建、整治维护、灌溉系统、灌溉效益等作了梳理和论析，并对汉中境内其他水利设施及奉祀水利先贤的纪念性遗存，以及近现代汉中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作了介绍。
《回望西北联大》：本书从西北联大艰辛抵达汉中，在此地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培养大批人才，取得多项科研成果为主要线索；以历史沿革、人物、事件为论述重点；以助益当地水利地质及多项文化事业建设为依据，对西北联大长达八年的活动情况，以及由该校分拆出多所院校等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
《张骞与丝绸之路》：本书从中华文明盛衰的角度解读张骞地位的变化；将“一带一路”、西部开发与张骞出使西域联系起来，破解张骞成才成功的奥秘；以史学确定张骞文化地位，以文学观察张骞形象变迁，以神话传说溯源“张骞泛槎”。
《汉江航运与工商往事》：汉江有着三千里黄金水道、数千年的航运历史。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内容、珍贵的图片，系统全面地辑录了汉江航运与汉中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往事，补史之阙、继史之无，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存史价值。
《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本书通过对多条秦蜀古道的起始、方位、形制、变迁与所起作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褒斜道石门石刻诞生、传播、保护、凿迁等重要史实详尽钩沉梳理，展现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深厚久远、内涵宏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汉中历代廉吏》：本书收录了几十位廉洁勤政官员的事迹，介绍其人品和才学、政绩和情怀、官德和气节，弘扬其当官为民、清廉自守、勤于政事、鞠躬尽瘁的精神，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和借鉴。
《汉中人文山川》：本书由远古遗响、先贤留痕、古城老街、诗韵山水、画境家园5辑共58篇文章构成，介绍了汉中古老的人文遗迹、著名的历史文化景观、汉中古城老街风貌、诗人笔下的壮丽山水和秦巴汉水等自然风光。
《汉中文史采撷》：本书主要采撷与汉中考古发现相关的、古代先贤在汉中留存的、民国时期在汉中发生过且有重大影响的、汉中在教育和文化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和新中国成立后汉中在环境保护方面有重大影响的文史资料。
《秦巴深处的记忆》：本书从秦巴民居、婚丧嫁娶、秦巴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个方面对秦巴民俗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和详细的论述。深刻解读了陕南地区民俗文化的历史沿革、特色亮点及保护现状，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秦巴地区民俗文化的整体风貌。
《天汉纪事》：书中精选县区文史资料，从各个方面寻觅、钩沉、补史、辨谬、纠误，展现本地旧貌，讲述历史故事，弘扬地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使我们看到了古老的历史、山川的壮美、前人的不易和往日的辉煌。
序
□ 严维佳
两年前，我从汉高祖刘邦定鼎之地——咸阳出发，经铜川来到刘邦汉业筑基之地——汉中。今年适逢建党百年，又遇汉中市政协成立二十五周年，也是市五届政协即将届满之年。处在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身处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回望历史长河的波澜壮阔，放眼未来的美好蓝图，在新起点上展现新作为，正当其时、适得其势、势在必行。
新时代赋予政协新使命。发掘文史资料、弘扬人文精神，以史资政、以文化人、凝聚共识是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年来，市委批准设立了政协文史馆，增加市、县政协文史馆事业编制，充实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专业人员，市政府拨出专门出版经费，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市政协文史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
新机遇当有新作为。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筹备和努力，一套十本的《汉中文史丛书》应运而生。当我手捧这沉甸甸的书稿，并应邀为其作序时，我的压力是巨大的，因为对于一个到汉中市政协工作时间并不算长的人来说，要读懂汉中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尚需时日，要概括出汉中历史的特点和文化精神，真是件难事。好在，有广大政协委员和市、县政协干部，以及像王蓬、梁中效、刘清河、贾连友、李锐、杨建民、苟保平、王亚萍、余成新、吴全民、李振峰、黄建中、李青石、王景元、石秀全、王继胜等我市文化名人、专家教授、热心人士的积极参与，终于使这300多万字的书稿即将结集出版，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编，我在兴奋与感动之余，便欣然应允为本书作序。
小汉中有大历史。汉中是中华山川地脉的聚焦点，是华夏历史文脉的兴奋点。巍峨的秦岭，脉起昆仑，尾衔大别，像苍龙一样横卧在神州大地的中央，北佑黄河，南护长江，合和南北，泽被天下；处在这“一山两河”中央的汉中，正是联系南北的纽带，沟通东西的走廊，是国家生物物种基因库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聚焦点。汉江上游的汉中盆地，联袂雍梁，北接关陇，南连巴蜀，像摇篮一样培育了古老壮美的文明，周秦汉唐，天府之国，背靠莽原，虎视东方，啸傲寰宇，引领世界；宋代之后，国都东移，乾坤扭转，西部衰落，东南崛起，天汉大地，稍逊风骚；但北宋建国，三泉直辖，元朝一统，汉中归陕，明清时期，开发秦巴，连云栈道，辐射西南，皆因汉中是南方的门户和战略屏障。无论前台，还是后方，汉中始终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征程上一块凤翥龙翔的热土。书汉中，写汉中，一草一木总关情，一砖一瓦皆为史，一山一水有灵性，我深深地爱上了这方“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
这里是汉水之源
《诗经》云：“维天有汉，鉴亦有光。”地上的汉水与天上的银河交相辉映，“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汉水源于秦巴山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宁强嶓冢山是闻名华夏的汉水源头，千溪之水汇成汉江，“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润泽天汉大地，惠及陕鄂百姓。汉水浩浩，泥沙沉积，富饶美丽的汉中盆地滋养了一代代汉中儿女在此生息繁衍、安居乐业。汉水滔滔，发达的水运系统带动了工商贸易往来，汉中买茶、熙河易马，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粮、铁、药、茶、马、丝绸流通天下，汉江航运成为货物贸易的重要通道。汉水潺潺浇灌出了年代久远、灿若星河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龙岗篝火点燃了秦巴文明之光，湑水青铜铸就了三代褒国的辉煌。远古先民逐水而居、因水而作、顺水而行，他们开山凿石、修堤筑坝，引流排灌、疏通江河，利用简陋的工具创下了惊世之举，开凿的褒斜栈道连通秦蜀、沟通南北，是商贾经贸、行军用兵、融通文化的重要通道，栈道南谷口的“石门”系我国古代第一条人工开凿的穿山隧道，隧道内保留了国宝级的摩崖石刻群，《石门》《石虎》《衮雪》等汉魏“十三品”享誉古今、蜚声中外，世人珍为“国之瑰宝”。
秦巴山地、汉江流域并非风调雨顺之地，先民们与自然抗争的治水传奇亦蔚然史册。嶓冢山石牛洞旁留下了大禹治水成功，勒石记功的“禹书”。萧何、曹参筑堰引褒水建山河堰，成就汉业，造福一方。五门堰因势利导，灌溉稻畦千顷，滋养烟火万家。杨从义修浚旧时八堰成杨填堰，民赖其利，福祉城洋。“汉中三堰”皆因历史悠久，惠泽百代，至今沿用，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为汉中厚重的历史文化又增添了一张世界名片。抗战烽火中创建的“汉中三惠”(褒惠渠、汉惠渠、湑惠渠)，不仅发展了汉中水利文化，更确保了鱼米之乡汉中在抗战时期的战略地位。
汉水如同历史坐标轴，连缀起千百年来汉中人民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奋斗历程，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汉中人民全力守护生态环境，不断巩固“绿色”这个天汉大地最美的底色，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草木植成，林绿荫深，碧波荡漾，森林覆盖率高达63.8%，绿色循环已成为汉中标签。汉江清流带着380多万汉中儿女的深情厚谊，经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丹江口水库，源源不断地流向京津、华北，更流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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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由汉中市政协组织编写的《汉中文史丛书》首发式举行，填补了汉中文化发展史上文史资料集成出版的空白，为汉中两汉三国文化传播又添力作。同时，这部大型文献丛书出版的背后凝聚着编纂团队的汗水和辛劳。
汉中历史文化悠久，人文积淀深厚，自公元前312年秦惠文王设汉中郡至今已有2300多年历史。汉中市政协为充分发挥政协文史资料“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重要作用，在2020年文史工作座谈会上提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适逢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政协文史资料不能缺位，要围绕汉中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历史遗存，挖掘历史文化精髓，编写一套《汉中文史丛书》，全面展示新时代汉中历史文化内涵，进一步弘扬汉中历史文化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助力汉中高质量发展。
为做好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市政协民宗文史委把编辑出版《汉中文史丛书》确定为2021年重要工作内容，制定工作方案、明确推进时间表，迅速召集有关方面商议论证、调研座谈。同时，为编纂好《汉中文史丛书》，市政协聘请王蓬、梁中效等资深研究人员，多次研究，反复论证，从汉中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众多的领域中筛选出《汉中三堰史话》《回望西北联大》《张骞与丝绸之路》《汉江航运与工商往事》《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汉中历代廉吏》《汉中人文山川》《汉中文史采撷》《秦巴深处的记忆》《天汉纪事》十个选题，邀请了在各自领域学有专精的16位作者共同参与创作。
曾任省作协副主席、汉中市文联主席的王蓬在担任《汉中文史丛书》特邀主编的同时，还创作了《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虽然创作出版古道著作已有多种，但接到这个任务后，我们感到责任重大，不敢马虎。”王蓬说。
《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无过多引用典籍古文，读起来流畅达意，与以往古道著作相比，增加了很多新材料、新发现。“创作中，除了在选题上力求编旧述新、尽量增写新篇外，对整部作品在框架、单元、篇章、乃至文字上都通盘考虑，仔细修润完善。”王蓬说，创作中既尊重历史典籍，又照顾读者阅读兴趣。
《汉中文史丛书》写作涉及题材广泛、时间跨度长、资料分布广，写作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汉台区作协顾问李振峰是《汉中历代廉吏》的作者之一，近年潜心文史研究及地域文化传播，致力弘扬先贤精神。“编写《汉中历代廉吏》，我至少翻阅了两千万字的史料。”李振峰说，其中清嘉庆严如熤的《汉中府志》就认真系统看过三遍以上，同时为了印证史料，请教专家学者、朋友都是常事。
编写史料是一项脑力活，更是一项体力活，李振峰的足迹遍布汉中各县区及宝鸡、四川等地。“创作的日子里，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为编好《天汉纪事》，仅结构就商讨了六七次。”李振峰说。
从去年4月下旬开始，陆续完成初稿撰写，成熟一册，即刻对篇目、文字、图片进行初审，初审后及时交付印务公司排版设计，7月底基本完成了十册书籍的排版设计并印制样书。同时，安排专人专程赴印务公司就丛书整体风格、内容构成、封面设计等进行沟通交流，按照书稿内容，梳理脉络。
“总共350万字的丛书，两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半年多就完成了，这得益于高起点谋划、高标准要求以及整个团队的齐心协力。”李振峰深有感触地说。
《汉中文史丛书》编纂工作，是汉中政协史上一次最具规模、最富层次的编纂活动，也是文史资料工作不断走向系列化、专题化、高端化的一次有益尝试。不仅为进一步挖掘“汉风古韵”文化内涵提供了助力，也为多角度解读汉中历史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更为研究汉中历史发展提供了翔实生动的史料。
《汉中文史丛书》内容简介
《汉中三堰史话》：本书对荣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汉中“三堰”的创修扩建、整治维护、灌溉系统、灌溉效益等作了梳理和论析，并对汉中境内其他水利设施及奉祀水利先贤的纪念性遗存，以及近现代汉中水利建设的主要成就作了介绍。
《回望西北联大》：本书从西北联大艰辛抵达汉中，在此地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培养大批人才，取得多项科研成果为主要线索；以历史沿革、人物、事件为论述重点；以助益当地水利地质及多项文化事业建设为依据，对西北联大长达八年的活动情况，以及由该校分拆出多所院校等情况，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
《张骞与丝绸之路》：本书从中华文明盛衰的角度解读张骞地位的变化；将“一带一路”、西部开发与张骞出使西域联系起来，破解张骞成才成功的奥秘；以史学确定张骞文化地位，以文学观察张骞形象变迁，以神话传说溯源“张骞泛槎”。
《汉江航运与工商往事》：汉江有着三千里黄金水道、数千年的航运历史。本书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内容、珍贵的图片，系统全面地辑录了汉江航运与汉中工商业发展的历史往事，补史之阙、继史之无，有很强的可读性与存史价值。
《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本书通过对多条秦蜀古道的起始、方位、形制、变迁与所起作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尤其是褒斜道石门石刻诞生、传播、保护、凿迁等重要史实详尽钩沉梳理，展现秦蜀古道与石门石刻深厚久远、内涵宏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汉中历代廉吏》：本书收录了几十位廉洁勤政官员的事迹，介绍其人品和才学、政绩和情怀、官德和气节，弘扬其当官为民、清廉自守、勤于政事、鞠躬尽瘁的精神，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和借鉴。
《汉中人文山川》：本书由远古遗响、先贤留痕、古城老街、诗韵山水、画境家园5辑共58篇文章构成，介绍了汉中古老的人文遗迹、著名的历史文化景观、汉中古城老街风貌、诗人笔下的壮丽山水和秦巴汉水等自然风光。
《汉中文史采撷》：本书主要采撷与汉中考古发现相关的、古代先贤在汉中留存的、民国时期在汉中发生过且有重大影响的、汉中在教育和文化方面有重大影响的和新中国成立后汉中在环境保护方面有重大影响的文史资料。
《秦巴深处的记忆》：本书从秦巴民居、婚丧嫁娶、秦巴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四个方面对秦巴民俗文化作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和详细的论述。深刻解读了陕南地区民俗文化的历史沿革、特色亮点及保护现状，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秦巴地区民俗文化的整体风貌。
《天汉纪事》：书中精选县区文史资料，从各个方面寻觅、钩沉、补史、辨谬、纠误，展现本地旧貌，讲述历史故事，弘扬地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使我们看到了古老的历史、山川的壮美、前人的不易和往日的辉煌。
序
□ 严维佳
两年前，我从汉高祖刘邦定鼎之地——咸阳出发，经铜川来到刘邦汉业筑基之地——汉中。今年适逢建党百年，又遇汉中市政协成立二十五周年，也是市五届政协即将届满之年。处在两个百年历史交汇点，身处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回望历史长河的波澜壮阔，放眼未来的美好蓝图，在新起点上展现新作为，正当其时、适得其势、势在必行。
新时代赋予政协新使命。发掘文史资料、弘扬人文精神，以史资政、以文化人、凝聚共识是政协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年来，市委批准设立了政协文史馆，增加市、县政协文史馆事业编制，充实了一批年富力强的专业人员，市政府拨出专门出版经费，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市政协文史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
新机遇当有新作为。经过半年多的精心筹备和努力，一套十本的《汉中文史丛书》应运而生。当我手捧这沉甸甸的书稿，并应邀为其作序时，我的压力是巨大的，因为对于一个到汉中市政协工作时间并不算长的人来说，要读懂汉中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尚需时日，要概括出汉中历史的特点和文化精神，真是件难事。好在，有广大政协委员和市、县政协干部，以及像王蓬、梁中效、刘清河、贾连友、李锐、杨建民、苟保平、王亚萍、余成新、吴全民、李振峰、黄建中、李青石、王景元、石秀全、王继胜等我市文化名人、专家教授、热心人士的积极参与，终于使这300多万字的书稿即将结集出版，作为编委会主任和主编，我在兴奋与感动之余，便欣然应允为本书作序。
小汉中有大历史。汉中是中华山川地脉的聚焦点，是华夏历史文脉的兴奋点。巍峨的秦岭，脉起昆仑，尾衔大别，像苍龙一样横卧在神州大地的中央，北佑黄河，南护长江，合和南北，泽被天下；处在这“一山两河”中央的汉中，正是联系南北的纽带，沟通东西的走廊，是国家生物物种基因库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的聚焦点。汉江上游的汉中盆地，联袂雍梁，北接关陇，南连巴蜀，像摇篮一样培育了古老壮美的文明，周秦汉唐，天府之国，背靠莽原，虎视东方，啸傲寰宇，引领世界；宋代之后，国都东移，乾坤扭转，西部衰落，东南崛起，天汉大地，稍逊风骚；但北宋建国，三泉直辖，元朝一统，汉中归陕，明清时期，开发秦巴，连云栈道，辐射西南，皆因汉中是南方的门户和战略屏障。无论前台，还是后方，汉中始终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征程上一块凤翥龙翔的热土。书汉中，写汉中，一草一木总关情，一砖一瓦皆为史，一山一水有灵性，我深深地爱上了这方“汉家发祥地，中华聚宝盆”。
这里是汉水之源
《诗经》云：“维天有汉，鉴亦有光。”地上的汉水与天上的银河交相辉映，“语曰天汉，其称甚美”。汉水源于秦巴山脉，“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宁强嶓冢山是闻名华夏的汉水源头，千溪之水汇成汉江，“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润泽天汉大地，惠及陕鄂百姓。汉水浩浩，泥沙沉积，富饶美丽的汉中盆地滋养了一代代汉中儿女在此生息繁衍、安居乐业。汉水滔滔，发达的水运系统带动了工商贸易往来，汉中买茶、熙河易马，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粮、铁、药、茶、马、丝绸流通天下，汉江航运成为货物贸易的重要通道。汉水潺潺浇灌出了年代久远、灿若星河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文化，龙岗篝火点燃了秦巴文明之光，湑水青铜铸就了三代褒国的辉煌。远古先民逐水而居、因水而作、顺水而行，他们开山凿石、修堤筑坝，引流排灌、疏通江河，利用简陋的工具创下了惊世之举，开凿的褒斜栈道连通秦蜀、沟通南北，是商贾经贸、行军用兵、融通文化的重要通道，栈道南谷口的“石门”系我国古代第一条人工开凿的穿山隧道，隧道内保留了国宝级的摩崖石刻群，《石门》《石虎》《衮雪》等汉魏“十三品”享誉古今、蜚声中外，世人珍为“国之瑰宝”。
秦巴山地、汉江流域并非风调雨顺之地，先民们与自然抗争的治水传奇亦蔚然史册。嶓冢山石牛洞旁留下了大禹治水成功，勒石记功的“禹书”。萧何、曹参筑堰引褒水建山河堰，成就汉业，造福一方。五门堰因势利导，灌溉稻畦千顷，滋养烟火万家。杨从义修浚旧时八堰成杨填堰，民赖其利，福祉城洋。“汉中三堰”皆因历史悠久，惠泽百代，至今沿用，成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这为汉中厚重的历史文化又增添了一张世界名片。抗战烽火中创建的“汉中三惠”(褒惠渠、汉惠渠、湑惠渠)，不仅发展了汉中水利文化，更确保了鱼米之乡汉中在抗战时期的战略地位。
汉水如同历史坐标轴，连缀起千百年来汉中人民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奋斗历程，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汉中人民全力守护生态环境，不断巩固“绿色”这个天汉大地最美的底色，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如今，草木植成，林绿荫深，碧波荡漾，森林覆盖率高达63.8%，绿色循环已成为汉中标签。汉江清流带着380多万汉中儿女的深情厚谊，经由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丹江口水库，源源不断地流向京津、华北，更流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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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篮球是一种文化，那潮流就是篮球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NBA有很多潮人，比如威斯布鲁克，他通常以其独特的造型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很多球星都是很有特色的，从他们的纹身、发型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在我眼独领风骚的应该是凯利欧文了，欧文icon不仅会穿着，重点是人家长得帅呀！这个赛季更是因为其独特的文化，在圈中得到了欧神仙这个外号，可见欧文在时尚圈也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了。#张镇麟[超话]#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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