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安全，很多人会关注产品检验报告，那么消毒液的检验报告要怎么看？安鲨告诉你！超长的检验报告我们只要关注几项关键检测结果即可，最重要的是杀菌率与pH值。
1⃣️杀菌率是消毒产品最重要的指标，安鲨次氯酸消毒液拥有高达99.999%的杀菌率。
2⃣️pH值则代表产品对人、环境的影响，接近人体的pH值，对我们皮肤的刺激会越小。人类的皮肤由于汗液中含有乳酸及氨基酸，pH值平均约为5.75左右，呈弱酸性。
把握好消毒产品的ph值与杀菌率，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懂产品报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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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湖提锂毛利率比肩茅台酒 半年赚近百亿 盐湖股份市值却“不为所动”】
对比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锂盐业务的“锂业双雄”，盐湖股份大半收入来自氯化钾，本身也不具备估值优势，至少钾肥在二级市场的估值赶不上锂盐。
照当前趋势，今年锂盐行业可能会诞生三家200亿元利润级别的上市公司。
8月24日晚间，西藏矿业(000762.SZ)、盐湖股份(000792.SZ)发布半年报，前者“锂类产品”毛利率为94.47%，后者碳酸锂毛利率也达到了92.64%。
这一利润率水平，已经可以与贵州茅台(600519.SH)2021年茅台酒的利润率比肩。据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飞天茅台酒的毛利率为94.03%。
其中原因有二个。首先一季度国内锂盐价格大幅上涨，二季度价格有所回落，但是仍然处于历史绝对高位;其次盐湖提锂成本远低于矿石提锂，单吨成本可以做到3万元及以下水平。
仅以盐湖股份为例，上半年碳酸锂销量为15004吨，对应的营业成本为3.8亿元。照此估算，公司每吨碳酸锂成本仅为2.53万元，而其平均售价则达到了34.42万元。
加上同样高利润率的氯化钾业务，盐湖股份上半年利润规模高达91亿元，其中二季度56.6亿元的净利润再次刷新公司单季盈利纪录。
上述背景下，部分卖方机构已经将该公司全年盈利预期上调到了200亿元，较今年4月的预期值翻倍。
只是，与气势如虹的业绩相比，公司自去年8月恢复上市以来股价表现不温不火，始终维持在30元附近波动，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4.jpg
带动收入增长的原因有二：一个是上半年碳酸锂价格的大幅上涨，另一个则是来自企业内部产能规模的提升。-视觉中国
钾、锂两大主营毛利率均超80%
二级市场最关注的是盐湖股份的锂盐业务，但是公司氯化钾业务同样不容忽视，少了后者的支持，公司是无法实现如此可观业绩的。
从收入结构上看，盐湖股份上述两大主营产品收入占比超过92%，氯化钾、碳酸锂占比分别为61.64%和29.84%，其中碳酸锂因为涨价、销量增长带动，收入占比较上年同期出现明显提升。而对比其他大宗商品，盐湖股份的氯化钾业务盈利能力也不容小觑。
上半年，其氯化钾产品毛利率同比增长15.96个百分点至81.05%，主要拉动因素也是产品涨价。
受到海外市场多重因素影响，全球钾肥价格达到了近10年的历史高价，并带动国内钾肥价格同步上涨。
百川盈孚数据显示，今年1月，国内氯化钾价格为3475元/吨，到6月初时最高涨至4960元/吨。
虽然各区域价格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市场供需如此，青海盐湖氯化钾价格随之走高，当地氯化钾(60%粉)从年初的每吨3490元升至4880元。
不过，相比之下，锂盐业务对盐湖股份盈利能力的拉升效果更为明显。
先看收入情况。上半年，盐湖股份碳酸锂产品营业收入暴增超过10倍，接近52亿元，在公司内部地位明显增强。
带动收入增长的原因有二：一个是上半年碳酸锂价格的大幅上涨，另一个则是来自企业内部产能规模的提升。
盐湖股份原有碳酸锂产能1万吨，去年8月2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完成建设，进入试生产阶段。
到今年6月，上述2万吨产能全线贯通，并达到全线试生产状态。
对比具体产销数据，2022年上半年公司碳酸锂产量达1.5万吨，而在2021年全年产量尚不过2.27万吨。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接近52亿元的锂盐收入中，绝大部分都转化为了公司的利润。
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公司碳酸锂毛利率达到92.64%，锂盐行业内利润率位居前列，细分的盐湖提锂行业中也仅次于西藏矿业。
此外，上半年公司碳酸锂生产成本较2021年进一步下降。
按照碳酸锂销量、营业成本估算，盐湖股份当期每吨碳酸锂成本仅为2.53万元，而2021年的平均成本则为2.83万元。
“与去年相比，今年散单市场调价频率远高于去年，比如去年一个月报两次价，今年则是按周调价，甚至是按天调价。”一位多次往返青海的贸易人士反馈称。
不过，就半年报数据来看，盐湖股份锂盐实际销售价格会略低于市场均价。
按照前述估算，公司上半年碳酸锂平均售价为34.42万元/吨，同期安泰科统计的国内工业级碳酸锂市场均价则为42.6万元/吨，2021年时也差不多维持在8折左右的水平。
整体上看，公司业绩增长的驱动力，主要为行业景气度的快速提升、新增产能的释放，以及生产成本的进一步降低。
下半年仍有望环比增长
决定下半年经营趋势的变量，包括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
其中，行业层面的决定因素为氯化钾、碳酸锂的供需和价格运行，其中又以碳酸锂如何运行最为重要。
而就价格表现来看，近期锂盐“主产区”四川限电影响，碳酸锂开始重新上涨，市场均价已经接近49万元/吨。
“业内看涨预期较为明显，不确定的是能否突破3月的高点。”上述锂盐贸易人士指出。
考虑到他作为贸易商的身份，判断可能会存在一些主观因素外，不过部分来自行业层面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今年7月，21世纪经济报道曾报道指出，现阶段锂盐价格只是受制于需求端处于恢复阶段，加之此前低价原料库存未完全消耗，整体盈利情况尚可，使得锂精矿、锂盐价格处于短暂平衡状态，但是在成本端的挤压作用下，平衡注定无法长期延续。
打破上述平衡的选择有二：一个是进口矿降价，另一个就是锂盐价格上涨，如此锂盐环节才能保证自身的利润空间。
百川盈孚指出，锂矿资源紧张，8月2日PLS最新拍卖价格为6350美元，按最高价格品味6%折算成本突破45万元，成本面有力提振。
此外，该机构25日还反馈称，下游需求旺盛，采购积极，现货市场低价货源难寻，询价氛围积极。
若下半年碳酸锂选择继续上行，将再度拉高锂盐企业的产品销售均价，带动其利润率进一步走高。
而在行业层面，盐湖股份受到产能爬坡的带动，产量将大概率实现环比增长。
对此公司此前已经明确，“下一步蓝科锂业公司(盐湖股份子公司)将不断优化装置生产条件，优化完善工艺参数，逐步提高装置负荷……”
对比百川盈孚提供的青海产量数据来看，今年7月，青海当地碳酸锂产量已达9098吨，同比增长37.1%，环比增长12%。
盐湖股份作为当地产能最大的盐湖提锂企业，上述整体产量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公司的产量变化情况。
21世纪资本研究院认为，考虑到盐湖股份2018年以来实际产量与名义产能存在差值，以及上述产能逐步释放的带动，下半年产量会略高于上半年，全年公司碳酸锂产量大概率会超过3万吨。
另有接近盐湖股份人士介绍称，“钾、锂业务外，公司还规划有镁、钠和氯产业，以及盐湖稀散元素的开发。比如稀散元素中计划重点开发铯金属、铷金属等高附加值产品，并计划对盐湖提锂生产过程中硼资源进行回收利用。”
不过，以上资源的开发仍属于公司长远规划，以短期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变量仍然是钾、锂为主。
股东频繁减持股价承压
由于一季报、半年报的利润保持环比，加上行业景气度维持高位，卖方机构对盐湖股份的盈利预期值只能不断上调。
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5家卖方机构对盐湖股份的2022年利润预期值区间，达到167亿元至209亿元。
其中，209亿元的利润预期值来自申万宏源(000166.SZ)，年内该机构也已经四度上调盐湖股份盈利预期。
今年3月，申万宏源的盈利预期值为79.8亿元、4月上调至129.6亿元，5月底进一步上调至160.7亿元，直至今年7月调高至209亿元，
若按照盐湖股份上半年91亿元的净利润计算，相当于公司H2要实现环比近30%的增长。
与卖方乐观预期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盐湖股份年内始终不温不火的股价表现。至8月25日收盘，盐湖股份年内下跌21.31%，涨幅位居17只锂矿成分股末尾。
而自恢复上市以来，除了2021年8月初期大幅上涨外，今年多数时间处于27元至34元之间波动。
即便部分卖方给出40元以上的目标价，盐湖股份却始终不为所动。
实际上，虽然今年锂盐、锂矿股已经处于历史高位，但是重要股东交易情况却保持了相对稳定。
比如赣锋锂业(002460.SZ)、天齐锂业(002466.SZ)，包括高管在内的重要股东今年未出现1笔减持。
盐湖股份则不然，今年2月、3月、6月和7月均有重要股东减持，每笔减持数量都在5000万股以上。
对比公司股价走势也可以看出，每当股价有望突破上述波动区间时，减持都会如期到来。比较典型的是今年2月底、3月初，公司股价一度超过35元，结果这期间中国建设银行青海分行、中化集团各自减持5500万股左右。
同时，对比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锂盐业务的“锂业双雄”，盐湖股份大半收入来自氯化钾，本身也不具备估值优势，至少钾肥在二级市场的估值赶不上锂盐。
如果采用最新的Wind一致性盈利预期值和8月25日收盘价的统一口径计算，当前天齐锂业、赣锋锂业年化估值分别为13.26倍、13.77倍，盐湖股份则只有10.05倍。
加上7月以来锂矿板块系统性回调，“锂业双雄”市值明显缩水，市场比较效应上也限制了盐湖股份二级市场的表现。
此外，三家行业龙头企业中，二级资金对盐湖股份的参与程度也很一般。
仅以8月以来的持股情况为例，北向资金在赣锋锂业持股占自由流通股本比例始终维持在10%以上，天齐锂业在深股通恢复后，这一持股比例也迅速提升至3%以上，而盐湖股份则始终保持在1%左右波动。
多重因素叠加，虽然盐湖股份拥有傲视行业的利润率，可观的盈利预期，但二级市场表现却始终赶不上其他行业龙头。
【盐湖提锂毛利率比肩茅台酒 半年赚近百亿 盐湖股份市值却“不为所动”】
对比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锂盐业务的“锂业双雄”，盐湖股份大半收入来自氯化钾，本身也不具备估值优势，至少钾肥在二级市场的估值赶不上锂盐。
照当前趋势，今年锂盐行业可能会诞生三家200亿元利润级别的上市公司。
8月24日晚间，西藏矿业(000762.SZ)、盐湖股份(000792.SZ)发布半年报，前者“锂类产品”毛利率为94.47%，后者碳酸锂毛利率也达到了92.64%。
这一利润率水平，已经可以与贵州茅台(600519.SH)2021年茅台酒的利润率比肩。据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飞天茅台酒的毛利率为94.03%。
其中原因有二个。首先一季度国内锂盐价格大幅上涨，二季度价格有所回落，但是仍然处于历史绝对高位;其次盐湖提锂成本远低于矿石提锂，单吨成本可以做到3万元及以下水平。
仅以盐湖股份为例，上半年碳酸锂销量为15004吨，对应的营业成本为3.8亿元。照此估算，公司每吨碳酸锂成本仅为2.53万元，而其平均售价则达到了34.42万元。
加上同样高利润率的氯化钾业务，盐湖股份上半年利润规模高达91亿元，其中二季度56.6亿元的净利润再次刷新公司单季盈利纪录。
上述背景下，部分卖方机构已经将该公司全年盈利预期上调到了200亿元，较今年4月的预期值翻倍。
只是，与气势如虹的业绩相比，公司自去年8月恢复上市以来股价表现不温不火，始终维持在30元附近波动，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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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收入增长的原因有二：一个是上半年碳酸锂价格的大幅上涨，另一个则是来自企业内部产能规模的提升。-视觉中国
钾、锂两大主营毛利率均超80%
二级市场最关注的是盐湖股份的锂盐业务，但是公司氯化钾业务同样不容忽视，少了后者的支持，公司是无法实现如此可观业绩的。
从收入结构上看，盐湖股份上述两大主营产品收入占比超过92%，氯化钾、碳酸锂占比分别为61.64%和29.84%，其中碳酸锂因为涨价、销量增长带动，收入占比较上年同期出现明显提升。而对比其他大宗商品，盐湖股份的氯化钾业务盈利能力也不容小觑。
上半年，其氯化钾产品毛利率同比增长15.96个百分点至81.05%，主要拉动因素也是产品涨价。
受到海外市场多重因素影响，全球钾肥价格达到了近10年的历史高价，并带动国内钾肥价格同步上涨。
百川盈孚数据显示，今年1月，国内氯化钾价格为3475元/吨，到6月初时最高涨至4960元/吨。
虽然各区域价格存在一定差异，但是市场供需如此，青海盐湖氯化钾价格随之走高，当地氯化钾(60%粉)从年初的每吨3490元升至4880元。
不过，相比之下，锂盐业务对盐湖股份盈利能力的拉升效果更为明显。
先看收入情况。上半年，盐湖股份碳酸锂产品营业收入暴增超过10倍，接近52亿元，在公司内部地位明显增强。
带动收入增长的原因有二：一个是上半年碳酸锂价格的大幅上涨，另一个则是来自企业内部产能规模的提升。
盐湖股份原有碳酸锂产能1万吨，去年8月2万吨/年电池级碳酸锂项目完成建设，进入试生产阶段。
到今年6月，上述2万吨产能全线贯通，并达到全线试生产状态。
对比具体产销数据，2022年上半年公司碳酸锂产量达1.5万吨，而在2021年全年产量尚不过2.27万吨。
更为重要的是，上述接近52亿元的锂盐收入中，绝大部分都转化为了公司的利润。
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公司碳酸锂毛利率达到92.64%，锂盐行业内利润率位居前列，细分的盐湖提锂行业中也仅次于西藏矿业。
此外，上半年公司碳酸锂生产成本较2021年进一步下降。
按照碳酸锂销量、营业成本估算，盐湖股份当期每吨碳酸锂成本仅为2.53万元，而2021年的平均成本则为2.83万元。
“与去年相比，今年散单市场调价频率远高于去年，比如去年一个月报两次价，今年则是按周调价，甚至是按天调价。”一位多次往返青海的贸易人士反馈称。
不过，就半年报数据来看，盐湖股份锂盐实际销售价格会略低于市场均价。
按照前述估算，公司上半年碳酸锂平均售价为34.42万元/吨，同期安泰科统计的国内工业级碳酸锂市场均价则为42.6万元/吨，2021年时也差不多维持在8折左右的水平。
整体上看，公司业绩增长的驱动力，主要为行业景气度的快速提升、新增产能的释放，以及生产成本的进一步降低。
下半年仍有望环比增长
决定下半年经营趋势的变量，包括行业和企业两个层面。
其中，行业层面的决定因素为氯化钾、碳酸锂的供需和价格运行，其中又以碳酸锂如何运行最为重要。
而就价格表现来看，近期锂盐“主产区”四川限电影响，碳酸锂开始重新上涨，市场均价已经接近49万元/吨。
“业内看涨预期较为明显，不确定的是能否突破3月的高点。”上述锂盐贸易人士指出。
考虑到他作为贸易商的身份，判断可能会存在一些主观因素外，不过部分来自行业层面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今年7月，21世纪经济报道曾报道指出，现阶段锂盐价格只是受制于需求端处于恢复阶段，加之此前低价原料库存未完全消耗，整体盈利情况尚可，使得锂精矿、锂盐价格处于短暂平衡状态，但是在成本端的挤压作用下，平衡注定无法长期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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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盈孚指出，锂矿资源紧张，8月2日PLS最新拍卖价格为6350美元，按最高价格品味6%折算成本突破45万元，成本面有力提振。
此外，该机构25日还反馈称，下游需求旺盛，采购积极，现货市场低价货源难寻，询价氛围积极。
若下半年碳酸锂选择继续上行，将再度拉高锂盐企业的产品销售均价，带动其利润率进一步走高。
而在行业层面，盐湖股份受到产能爬坡的带动，产量将大概率实现环比增长。
对此公司此前已经明确，“下一步蓝科锂业公司(盐湖股份子公司)将不断优化装置生产条件，优化完善工艺参数，逐步提高装置负荷……”
对比百川盈孚提供的青海产量数据来看，今年7月，青海当地碳酸锂产量已达9098吨，同比增长37.1%，环比增长12%。
盐湖股份作为当地产能最大的盐湖提锂企业，上述整体产量变化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公司的产量变化情况。
21世纪资本研究院认为，考虑到盐湖股份2018年以来实际产量与名义产能存在差值，以及上述产能逐步释放的带动，下半年产量会略高于上半年，全年公司碳酸锂产量大概率会超过3万吨。
另有接近盐湖股份人士介绍称，“钾、锂业务外，公司还规划有镁、钠和氯产业，以及盐湖稀散元素的开发。比如稀散元素中计划重点开发铯金属、铷金属等高附加值产品，并计划对盐湖提锂生产过程中硼资源进行回收利用。”
不过，以上资源的开发仍属于公司长远规划，以短期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变量仍然是钾、锂为主。
股东频繁减持股价承压
由于一季报、半年报的利润保持环比，加上行业景气度维持高位，卖方机构对盐湖股份的盈利预期值只能不断上调。
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5家卖方机构对盐湖股份的2022年利润预期值区间，达到167亿元至209亿元。
其中，209亿元的利润预期值来自申万宏源(000166.SZ)，年内该机构也已经四度上调盐湖股份盈利预期。
今年3月，申万宏源的盈利预期值为79.8亿元、4月上调至129.6亿元，5月底进一步上调至160.7亿元，直至今年7月调高至209亿元，
若按照盐湖股份上半年91亿元的净利润计算，相当于公司H2要实现环比近30%的增长。
与卖方乐观预期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盐湖股份年内始终不温不火的股价表现。至8月25日收盘，盐湖股份年内下跌21.31%，涨幅位居17只锂矿成分股末尾。
而自恢复上市以来，除了2021年8月初期大幅上涨外，今年多数时间处于27元至34元之间波动。
即便部分卖方给出40元以上的目标价，盐湖股份却始终不为所动。
实际上，虽然今年锂盐、锂矿股已经处于历史高位，但是重要股东交易情况却保持了相对稳定。
比如赣锋锂业(002460.SZ)、天齐锂业(002466.SZ)，包括高管在内的重要股东今年未出现1笔减持。
盐湖股份则不然，今年2月、3月、6月和7月均有重要股东减持，每笔减持数量都在5000万股以上。
对比公司股价走势也可以看出，每当股价有望突破上述波动区间时，减持都会如期到来。比较典型的是今年2月底、3月初，公司股价一度超过35元，结果这期间中国建设银行青海分行、中化集团各自减持5500万股左右。
同时，对比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锂盐业务的“锂业双雄”，盐湖股份大半收入来自氯化钾，本身也不具备估值优势，至少钾肥在二级市场的估值赶不上锂盐。
如果采用最新的Wind一致性盈利预期值和8月25日收盘价的统一口径计算，当前天齐锂业、赣锋锂业年化估值分别为13.26倍、13.77倍，盐湖股份则只有10.05倍。
加上7月以来锂矿板块系统性回调，“锂业双雄”市值明显缩水，市场比较效应上也限制了盐湖股份二级市场的表现。
此外，三家行业龙头企业中，二级资金对盐湖股份的参与程度也很一般。
仅以8月以来的持股情况为例，北向资金在赣锋锂业持股占自由流通股本比例始终维持在10%以上，天齐锂业在深股通恢复后，这一持股比例也迅速提升至3%以上，而盐湖股份则始终保持在1%左右波动。
多重因素叠加，虽然盐湖股份拥有傲视行业的利润率，可观的盈利预期，但二级市场表现却始终赶不上其他行业龙头。
#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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