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8】-解析思索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①。’学者之敝，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②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① 见于《启问道通书》“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篇。
② 辛壬：辛巳年（1521年）与壬午年（1522年）。
欧阳崇一来信说，我读了老师您写的《启问道通书》，您说《易经·系辞》中的“何思何虑”，指所思虑的只是天理，此外再没有别的思虑，并不是说空空荡荡的什么都不想。心的本体即是天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学者下功夫，千思万虑应该是从一个根上发出来的，这根就是天理落到心之本体上，也就是从良知发出来的。所有努力只是要恢复良知本体，若去安排思索，也就是师心自用了。
“安排思索”的“安排”在这里的意思是“谓施以心思人力。与纯任自然、不加干预相对而言。”陆澄修心学，“求圣心切”，把成圣这事儿看得太功利了，结果欲速而不达，这就是一种安排思索。
明朝刘元卿《贤奕编·应谐》有一则寓言，说的就是“安排思索”：
有盲子道涸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堕深渊矣。过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实地也。”盲人不信，握楯长号。久之，力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嘻！早知即实地，何久自苦耶！”（译文：有盲人经过一条干涸的小溪。在桥上失足坠落，两手攀住桥栏杆，战战兢兢抓紧，自认为一旦失手必定堕入深渊的。经过的人告诉他说：“不要怕，尽管放手下来，下面是实地。”盲人不信，抓着栏杆不听地哭号，时间久了，盲人筋疲力尽，失手掉到地面上。便自嘲道：“呵！早知道是实地，何必这么久苦自己呢？”）
“师心自用”这句出自《颜氏家训·勉学》，意思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不肯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现在的学者有两个弊病，要么“沉空守寂”，要么“安排思索”。
“沉空守寂”是佛家用语，和“沉空滞寂”意思相同，此病属南宋禅宗高僧宗杲禅师所批判的“默病”中最典型的一种，又称之为“枯木禅”。《六祖坛经》中提到的大通禅师，犯的就是此病。该禅病的特征就是，沉溺于空心静坐，闭目塞听，一切不管，以不见一法、不知一法的虚无之境为究竟。禅宗是最贴近我们文化的佛家宗派，是中国化后的佛教，其他的宗派相对要远一些。
欧阳崇一信最后说，这两个弊病，我也经历过，在辛已到壬午期间犯有前一种毛病，最近又犯有后一种毛病。
思索只要是从良知发用的，应该就算是符合天理的，那么和安排思索有什么区别呢？我担心自己认贼作子，被迷惑了还不知道，特意请教一下先生您。
“思曰睿，睿作圣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②。”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① 《尚书·洪范》：“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② 语出《孟子·告子上》原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思曰睿，睿作圣”出自《尚书·洪范》，按照伊川先生的解释“思虑久后，睿自然生”，“思曰睿”是说人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久了，明睿自然就出来了，人是以思而灵，但不要忘记，人也以思而妄，所以一定要善于思考，不要胡思乱想，要勤于思考，而且方法要好、要对；“睿作圣”，“作”的本意是ト人用刀刮削、钻刻龟甲，引申为创造、创作的意思，也就是明睿久了，就自然而然成为圣人了。
“思”的重点是要心有敬畏，不要抱定一个“我以为”，而是要去查证检验一下这个“我以为”对不对。同时一定要随时去观察，随时去思考，随时去验证，而不要只是停留在思考上。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出自《孟子·告子上》，意思是心有思考的功能，思考就会有所得到。
伊川先生说：“致思如掘井”，意思是说我们致力于思考的时候，就好像在挖井一样。挖井，刚开始的时候，水一定都是非常地浑浊，随着工作时间的延伸，挖得越来越深了，慢慢，清水就引出来了。开始思考的时候，一定会很浑浊，很乱，但是，思考久了，自然而然就明快了，这就像挖井一样，挖得还不够深的时候，当然都是浊水，挖到泉眼的时候，清水一出来，就明快了。
阳明先生说，思考是不能没有的。“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都是“自私用智”的结果，也就是基于私欲的“师心自用”。这两点在丧失良知之用方面的效果是相同的。
良知是天理落在心之本体上的昭明灵觉，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就是良知的作用。
如果“思”是从良知上生发出来的，也不过是天理，必然是明白简易的；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自然是纷纭劳扰，良知也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究竟“思”是出自良知，还是出自私欲，自己都是知道的。会出现“认贼作子”的事情，根本原因是对致良知不真的明白，更不知道从良知上体认。
阳明心学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致良知”，将合于道的“良知”通过人践行，践行包括心的一涌动直到落实出来，就是一个“致”的过程，“致”的本意是“送，到”，既要“送”，也要“到”，才算是“致”。“良知”人人具有，但能时时保证“良知”能被“送到”才是“致良知”的功夫。
来书云：“师云：‘《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心之本体即是天理，有何可思虑得！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体，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①。’学者之敝，大率非沉空守寂，则安排思索。德辛壬②之岁着前一病，近又着后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发用，其与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别？恐认贼作子，惑而不知也。
① 见于《启问道通书》“上蔡尝问‘天下何思何虑’”篇。
② 辛壬：辛巳年（1521年）与壬午年（1522年）。
欧阳崇一来信说，我读了老师您写的《启问道通书》，您说《易经·系辞》中的“何思何虑”，指所思虑的只是天理，此外再没有别的思虑，并不是说空空荡荡的什么都不想。心的本体即是天理，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学者下功夫，千思万虑应该是从一个根上发出来的，这根就是天理落到心之本体上，也就是从良知发出来的。所有努力只是要恢复良知本体，若去安排思索，也就是师心自用了。
“安排思索”的“安排”在这里的意思是“谓施以心思人力。与纯任自然、不加干预相对而言。”陆澄修心学，“求圣心切”，把成圣这事儿看得太功利了，结果欲速而不达，这就是一种安排思索。
明朝刘元卿《贤奕编·应谐》有一则寓言，说的就是“安排思索”：
有盲子道涸溪，桥上失坠，两手攀楯，兢兢握固，自分失手，必堕深渊矣。过者告曰：“毋怖，第放下即实地也。”盲人不信，握楯长号。久之，力惫，失手坠地。乃自哂曰：“嘻！早知即实地，何久自苦耶！”（译文：有盲人经过一条干涸的小溪。在桥上失足坠落，两手攀住桥栏杆，战战兢兢抓紧，自认为一旦失手必定堕入深渊的。经过的人告诉他说：“不要怕，尽管放手下来，下面是实地。”盲人不信，抓着栏杆不听地哭号，时间久了，盲人筋疲力尽，失手掉到地面上。便自嘲道：“呵！早知道是实地，何必这么久苦自己呢？”）
“师心自用”这句出自《颜氏家训·勉学》，意思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不肯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
现在的学者有两个弊病，要么“沉空守寂”，要么“安排思索”。
“沉空守寂”是佛家用语，和“沉空滞寂”意思相同，此病属南宋禅宗高僧宗杲禅师所批判的“默病”中最典型的一种，又称之为“枯木禅”。《六祖坛经》中提到的大通禅师，犯的就是此病。该禅病的特征就是，沉溺于空心静坐，闭目塞听，一切不管，以不见一法、不知一法的虚无之境为究竟。禅宗是最贴近我们文化的佛家宗派，是中国化后的佛教，其他的宗派相对要远一些。
欧阳崇一信最后说，这两个弊病，我也经历过，在辛已到壬午期间犯有前一种毛病，最近又犯有后一种毛病。
思索只要是从良知发用的，应该就算是符合天理的，那么和安排思索有什么区别呢？我担心自己认贼作子，被迷惑了还不知道，特意请教一下先生您。
“思曰睿，睿作圣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②。”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① 《尚书·洪范》：“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义，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② 语出《孟子·告子上》原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思曰睿，睿作圣”出自《尚书·洪范》，按照伊川先生的解释“思虑久后，睿自然生”，“思曰睿”是说人要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久了，明睿自然就出来了，人是以思而灵，但不要忘记，人也以思而妄，所以一定要善于思考，不要胡思乱想，要勤于思考，而且方法要好、要对；“睿作圣”，“作”的本意是ト人用刀刮削、钻刻龟甲，引申为创造、创作的意思，也就是明睿久了，就自然而然成为圣人了。
“思”的重点是要心有敬畏，不要抱定一个“我以为”，而是要去查证检验一下这个“我以为”对不对。同时一定要随时去观察，随时去思考，随时去验证，而不要只是停留在思考上。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出自《孟子·告子上》，意思是心有思考的功能，思考就会有所得到。
伊川先生说：“致思如掘井”，意思是说我们致力于思考的时候，就好像在挖井一样。挖井，刚开始的时候，水一定都是非常地浑浊，随着工作时间的延伸，挖得越来越深了，慢慢，清水就引出来了。开始思考的时候，一定会很浑浊，很乱，但是，思考久了，自然而然就明快了，这就像挖井一样，挖得还不够深的时候，当然都是浊水，挖到泉眼的时候，清水一出来，就明快了。
阳明先生说，思考是不能没有的。“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都是“自私用智”的结果，也就是基于私欲的“师心自用”。这两点在丧失良知之用方面的效果是相同的。
良知是天理落在心之本体上的昭明灵觉，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就是良知的作用。
如果“思”是从良知上生发出来的，也不过是天理，必然是明白简易的；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自然是纷纭劳扰，良知也是能够分辨出来的。
究竟“思”是出自良知，还是出自私欲，自己都是知道的。会出现“认贼作子”的事情，根本原因是对致良知不真的明白，更不知道从良知上体认。
阳明心学的核心要素之一就是“致良知”，将合于道的“良知”通过人践行，践行包括心的一涌动直到落实出来，就是一个“致”的过程，“致”的本意是“送，到”，既要“送”，也要“到”，才算是“致”。“良知”人人具有，但能时时保证“良知”能被“送到”才是“致良知”的功夫。
#佛教[超话]#「善男子！我於爾時聞是事已心中歡喜，即解己身所著鹿皮，為此羅剎敷置法座，白言：『和上！願坐此座。』我即於前叉手長跪而作是言：『唯願和上善為我說其餘半偈，令得具足。』」
羅剎即說：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
「爾時，羅剎說是偈已，復作是言：『菩薩摩訶薩！汝今已聞具足偈義，汝之所願為悉滿足。若必欲利諸眾生者，時施我身。』」
「善男子！我於爾時深思此義，然後處處——若石、若壁、若樹、若道——書寫此偈，即便更繫所著衣裳， 恐其死後身體露現，即上高樹。爾時，樹神復問我言：『善哉，仁者！欲作何事！』 「善男子！我時答言：『我欲捨身以報偈價。』樹神問言：『如是偈者何所利益？』我時答言：『如是 偈句，乃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說開空法道，我為此法棄捨身命，不為利養、名聞、財寶、轉輪聖 王、四大天王、釋提桓因、大梵天王、人天中樂。為欲利益一切眾生，故捨此身。』」
「善男子！我捨身時復作是言：『願令一切慳惜之人悉來見我捨離此身；若有少施、起貢高者，亦令得 見我為一偈捨此身命，如棄草木。』我於爾時說是語已，尋即放身自投樹下。」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三 ##南本涅槃經##宋代沙門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聖行品之下##佛經##佛教##羅剎##苦行#
羅剎即說： 「『生、滅滅已， 寂滅為樂。』 」
「爾時，羅剎說是偈已，復作是言：『菩薩摩訶薩！汝今已聞具足偈義，汝之所願為悉滿足。若必欲利諸眾生者，時施我身。』」
「善男子！我於爾時深思此義，然後處處——若石、若壁、若樹、若道——書寫此偈，即便更繫所著衣裳， 恐其死後身體露現，即上高樹。爾時，樹神復問我言：『善哉，仁者！欲作何事！』 「善男子！我時答言：『我欲捨身以報偈價。』樹神問言：『如是偈者何所利益？』我時答言：『如是 偈句，乃是過去、未來、現在諸佛所說開空法道，我為此法棄捨身命，不為利養、名聞、財寶、轉輪聖 王、四大天王、釋提桓因、大梵天王、人天中樂。為欲利益一切眾生，故捨此身。』」
「善男子！我捨身時復作是言：『願令一切慳惜之人悉來見我捨離此身；若有少施、起貢高者，亦令得 見我為一偈捨此身命，如棄草木。』我於爾時說是語已，尋即放身自投樹下。」
#大般涅槃經卷第十三 ##南本涅槃經##宋代沙門慧嚴等依泥洹經加之##聖行品之下##佛經##佛教##羅剎##苦行#
问曰：一切众生皆知生因缘是苦，菩萨有何奇特？
答曰：众生不知由生有苦，若遭苦时，但怨恨人，自不将适，初不怨生；以是故增长结使、重增生法，不知真实苦因。有人无鞭杖、刀兵、诸愁恼苦，而有死苦；此死从何所来？从生而有。
复次，鞭杖、刀兵、愁恼，皆由生故有。余法或有苦、或无苦，是生法必定有苦。正使大智及诸天，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苦，是故知“生定是苦本”。如草木有生故，必可焚烧；若当不生，虽有猛火、大风，无所烧害。
——摘自《大智度论 (第90卷)》
#碎片学佛#
答曰：众生不知由生有苦，若遭苦时，但怨恨人，自不将适，初不怨生；以是故增长结使、重增生法，不知真实苦因。有人无鞭杖、刀兵、诸愁恼苦，而有死苦；此死从何所来？从生而有。
复次，鞭杖、刀兵、愁恼，皆由生故有。余法或有苦、或无苦，是生法必定有苦。正使大智及诸天，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苦，是故知“生定是苦本”。如草木有生故，必可焚烧；若当不生，虽有猛火、大风，无所烧害。
——摘自《大智度论 (第90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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