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交易往往是一个心理问题，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智商差别不大，但不同的人有非常不同的性格。如果你不能战胜自己，你就无法成就自己，更不用说成功了。
在股市里，大多数投资者并没有保持平和的心态。当股票上涨时，希望继续上涨，舍不得止盈反而血本无归；当股票下跌时，忍不住割肉，绝望地离开了市场。事实上，我们只需要放慢步伐，保持平和的态度，保持冷静，思考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学会反思，对股票有耐心，那么你就会成功。
另外，我们应该严格制定自己的交易体系，多去复盘。一个能够反复总结和思考的投资者总是在进步的路上，如果你能长期保持耐心，不懈努力，那么通进阶之路就会打开。简单的进场和离场四个字，却能反应出众生相，若苦苦探索仍不得志，则需要多多交流。
在股市里，大多数投资者并没有保持平和的心态。当股票上涨时，希望继续上涨，舍不得止盈反而血本无归；当股票下跌时，忍不住割肉，绝望地离开了市场。事实上，我们只需要放慢步伐，保持平和的态度，保持冷静，思考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学会反思，对股票有耐心，那么你就会成功。
另外，我们应该严格制定自己的交易体系，多去复盘。一个能够反复总结和思考的投资者总是在进步的路上，如果你能长期保持耐心，不懈努力，那么通进阶之路就会打开。简单的进场和离场四个字，却能反应出众生相，若苦苦探索仍不得志，则需要多多交流。
#每日一道# 〖《度人经》与宋元道教〗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两宋时期,道教的斋醮科仪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斋醮科仪在北宋的变化主要是醮祭代替斋法成为科仪活动的主流，而南宋则鲜明地体现在各种新道法对传统道教斋醮科仪的影响。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考察，伴随着斋醮仪式的变化，道教内部就“恪守古法”与“随俗行事”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并由此而形成了崇尚古典与随顺世法的两大流派。
以道教传世的经典来看，蒋叔舆、金允中可以说是维护经典与传统的代表，天心正法与天台东华派则有着强烈的征用世法的一面。新符箓派对斋醮科仪的创新，遭到了灵宝派中以维护经典与“古科”为己任者的批判。对于受箓与行法的关系，以恪守古法、维护经典为己任的灵宝派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道教的斋醮仪式历来是灵宝派之所长，按照传统的“三洞”学说，要行灵宝斋法必须受洞玄灵宝中盟箓,否则即为“不法”，即为“僭妄”，即为“越阶行事”，即所谓“灵宝为中乘之极品，正一而下诸法不得跨越灵宝”。然而，宋元时期，灵宝斋法的兴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一、《度人经》在道教仪式中的广泛使用
灵宝斋法是道教仪式传统的主流,灵宝斋法重《度人经》。两宋时期的新符箓派大都推崇《度人经》，称颂《度人经》在道法中的灵验。宋元之际盛行的混元法,始创于武昌的雷时中。混元法奉晋人路大安为祖师,其法即重《度人经》:
路祖师当晋时亲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专以《度人经》为主。师每化导世人及开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诵经，各获果报。且尝论度人经旨，以开后学。其要在十回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炼自己，以究返还之妙。
宋元之际蜀人廖守真所创的天心地司雷法亦推崇《度人经》。《道法会元》卷二四六《大心地司大法·法序》称:昔宗师廖真人(廖守真)修大洞法,诵《度人经》后真人得道,遍历江湖。
不仅如此,《度人经》的盛行与推崇甚至变革了大洞法。原本以存思身神为务的《大洞真经》也出现与《度人经》相互融合的现象。南宋之际,大洞法已经风行一时。南宋时期的《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和元朝卫琪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注》即是该法流传于世的体现。所谓《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即《大洞仙经》)乃是《大洞真经》的南宋传本,亦称梓潼文昌经本或者蜀本。此经据称是“更生永命天尊”(即文昌帝君)于南宋孝宗乾道戊子年(1168)初次降笔于鸾坛,宋理宗景定甲子年(1264)上德真君降坛校正。
《大洞真经》本为炼养之书,以诵咒思神为主,而《大洞仙经》却是除去《大洞真经》中的存真之法,效仿《度人经》,以济生度死、消灾延寿为归旨,强调设斋诵经,行斋醮仪式。卫琪在注释《大洞仙经》时,即时时强调要修诵《度人经》,方可受度飞升;同时,更结合新出仪式(如炼度仪)的宗旨来诠释《大洞仙经》。其认为作为“受炼司”的“南昌上宫”即为文昌,即所谓“《度人经》、南宫、南昌皆与此同”。
上清派本重《大洞真经》、《黄庭经》等经,以存神、服气等为内修之法,因此,在斋法上,六朝时期的上清斋乃是一种主要以个人内修为内容的斋仪。相对于“外斋”的灵宝斋法,上清斋被称为“内斋”,是“三箓七品”斋法之一种。显然,南宋之际出现的大洞法不仅与《大洞真经》的主旨相去甚远,更与六朝时期的上清斋法迥然有别,金允中所说的“将《度人经》中章句指为洞经者也”乃是十分精辟的断语。
二、《度人经》的符咒化与灵宝大法的兴盛
两宋时期,民间社会盛行念诵《度人经》的礼俗,在民众的信仰世界中,《度人经》具有奇异的效用。此外,《度人经》的符咒化,也是两宋时期道教斋醮仪式兴盛的重要表现。隋唐道教,呈现出了重义理的旨趣。两宋道教则大兴符咒法术。以《度人经》而言,唐代道士薛幽栖、李少微、成玄英等皆以重玄义理来注解此经。约成书于两宋之际的《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共六十一卷,仅卷一为《度人经》本文,余下的六十卷则是由本经衍生出的符箓咒术。其中,以《度人经》经文为根本,编造大量的神将吏兵、道法职司是当时新兴符箓派的惯常做法。
灵宝大法本以《度人经》为其本经,天台东华派据经文为编造道法符书,“以经中一句作一司”,“断章破句”编造出了二百多种的道法职司:切闻天真司于上境,鬼神主于幽冥,固非世人所可测。然而行持之士,亦须少达天地之正理,粗晓教法之源流,既不通古今,又不考经典,妄以己见测度,迷误后世,可不哀哉!台山灵宝法中又立修用仙曹品,以经中一句作一司,且如“不得拘留逼合鬼群”。
经中本意自谓应度之鬼,出离幽境,不得复行拘留,而逼合于鬼群之中,是承上文之义尔。却取以为《不得拘留司》、《逼合鬼群司》。乃断章破句,悉以为司。且有修用仙曹、施用仙曹、赫奕仙曹、三界所向仙曹等例。牵合诞妄,无所不至。而台山排联补缀,碍理极甚。
究道法职司之实质,乃是在明“尊卑等第”的基础上,用人世间的礼法来奉事天地神祇:
斋法之设,必有奏申关牒,悉如阳世之官府者。以事人之道事天地神祇也。所以寓诚也。是假我之有,以感通寂然不动之无也。然后见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以明其不敢以上下神祇为无也。所以尽事人之道以事天地神祇也。故阐事之先,必请命于上天之主宰,与夫三界分治之真灵,曰府,曰司,曰宫,曰院,凡有关世人生死罪福之所,必一一月誊诚以闻,或奏或申或关或牒,又当随其尊卑等第为之。
随着道法职司的出现,道教斋醮仪式中也出现了大量借以“感通”神真“以达其忱”的“奏、申、关、牒”等文书。
显然,东华派所造之职司,以《度人经》经文为主要依据,以“经中一句为一司”,其目的仅仅是为道教斋醮仪式提供可以召请的神真与将吏,而《度人经》经文本身的“深机奥义”却处于次要的位置。通观两宋时期出现的派别不同的灵宝大法,以“经中一句为一司”编造仪式中使用的职司、将吏,比比皆是。其中,王升卿一系也属此列:“王升卿所编《灵宝大法》,考证甚多,其以经句为司处,亦有数条,失于删去,已为不当。”
随着天心正法、东华派等新道法对道教斋醮仪式中神将吏兵的改造,斋醮仪式中的用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以道教的理念,法印是三界神灵职司威权的象征,行法用印,犹人间官署施行必用之官印:印者,信也。用者封物相什,亦执政者所持信也。《汉官仪》云:王侯曰玺,列侯至中二千石曰章,其余皆曰印,此世印也。隆古盛时,人鬼各安其所,阴阳不杂其伦,故道之用,惟见于修真练本,以至轻举飞升。中古以降,慢真日益,正道凋晦,邪伪交驰,上下反复,于是出法,以救其敝,表章以达其忱,付降印篆以为信志。故用印之义,近同世格,亦道运因时损益者也。
从东汉张天师开始,道教即有使用法印的传统,但是其数量不多,仅止乎“阳平治都功印”等少数几枚。晋宋之末,斋修方盛,文檄渐繁,于是在斋醮仪式中,印篆亦即法印便日见增多。以至于在后世的法师中,时常出现“玄奥不逮于古人,印篆百倍于前辈”的现象。撰造印记,增改旧法,为图利之端者,更是不胜枚举。天台东华派所增印篆尤甚。
东华派的“飞玄三气玉章印”、“三天太上印”、“道君玉印”、“九灵飞步章奏司”、“九灵飞步章奏印”都是古灵宝法中所没有的。按照灵宝古法,灵宝章奏之事,止用四印即可奏效:一切奏申符檄均用“灵宝大法司印”,“通章印”专以拜章,“黄神越章印”以备急切奏告,“神虎印”用于招魂旛,“或朱篆七玉女名于旛身,不用亦可”。仅此四印即可应世间行持之用,修二十七品之斋,设四十二等之醮,以祈天告地,设醮修斋,祷雨请晴,招魂摄鬼,治病考祟,拔亡救存。然而,东华派科仪大肆增加的法印,早已突破了古灵宝法的陈规,成为两宋时期灵宝派仪式颇为值得注意的现象。
天台东华派所编造的印章被金允中称为“名称失格”,东华派也被视为“科教中为异”者。这充分显示出了东华派灵宝大法与灵宝古法的差异,也显示出两宋时期诸家灵宝大法极强的创造力。
倘若仔细考之,东华派所增加的印篆却是有其内在逻辑的。新法箓的出现是法印大量产生的重要因素。杜达真所创的“玄灵璇玑府印”是吸收神霄派法箓的产物。行北斗醮受“北斗箓”是道教斋法的典式,宋宣和年间,宝箓宫开始传授“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这一阶新道法。所谓璇玑指的是中斗星宫,此法箓一出,即出现了行北斗醮受“高上神霄元一六阳璇玑秘箓”的状况。与之相应的,“玄灵璇玑府印”也取代了“灵宝大法司印”。
而混洞赤文印、灵书中篇印、八威龙文印、元始符命印、自然灵章印、敕制地祇印、历关诸天印、招集群仙印、普告三界印、严摄北鄷印、明检鬼营印等法印皆以《度人经》中四字为一印,“添一印字,凑分三行”。虽然灵宝古斋法本无以上印文,但是这亦不失为天台东华派对灵宝斋法的一种创新。
究其实,神霄雷法、天心正法等新出道法对灵宝斋法的影响是两宋时期道教大量编造职司、法印的根本原因。天心正法重“北极驱邪院印”。世间法师以“北极驱邪院”为仿效的对象,编造了“考召院”、“灵官院”等职司,并制成“考召院印”和“灵官院印”等印章。雷法盛行于世,也成为道教法印频繁增加的诱因:
天台续编灵宝法,新起“璇玑法”、“青玄左府法”,其类不一。前后所撰印篆,不计其数,难以备言。如天心法用“(北极)驱邪院印”,乃正一之枢要也。考召诸术,千途万派,莫不总乎驱邪院也。世乃厌其称名,常俗多易。“考召院”、“灵官院”之类极多,亦以其额为印。若雷法名称、印篆,迩来又其繁冗。殊不知,运雷霆于掌上,致风雨于目前,亦不必印多,而后可行也。
显而易见,“北极驱邪院印”可以总括诸阶考召法,行诸阶考召法只用“北极驱邪院印”即可,不必无端增衍“考召院”、“灵官院”诸印。金允中力图为道教的职司、法印制度正本清源,这一举动着实有维护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之义。然而,道教斋醮仪式主流传统的维护,并不是通过扼杀新法这一简单的途径能达到的,终究还必须借助“古典”与“世法”二者的辩证统一来实现。
【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 绵阳勇担使命】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支持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连日来，这项决策部署在我市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意味着要在高质量发展上保持快的速度、做好示范和引领。“十四五”开局以来，绵阳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7.14%，居全省第一;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额21.18亿元，居全省第二……
数据的背后是绵阳的担当：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使命，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绵阳勇毅前行。
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
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国正在进行新一轮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明确提出在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省上支持绵阳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则是重要落子之举。
绵阳为何能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站在这一天向时间轴的前后张望，一个名为“使命”的词正从过去22年延展而来，铺就成一条绵阳科技创新进阶之路。
这条路上，绵阳“闯”出了新路子。绵阳一方面高质量服务保障国防建设，着力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另一方面，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组建创新联合体，打破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
这条路上，绵阳“试”出了新经验。绵阳探索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探索出大型国防科研仪器设备整合共享、银行与企业风险共担的仪器设备信用贷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绵阳经验”。
正是在科技创新路上的“闯”与“试”，让绵阳敢于“蹚路子”——
“大国重器”上的绵阳造频繁被刷新。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航中，中国电科九所为飞船配套了包括隔离器和环行器在内的多款磁性产品。
“国字号”科学城打造更多“国字号”战略科技力量。我市将目光投向了我国顶尖创新平台国家实验室，将从多个方面支持多方力量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
集聚创新要素激发新活力。我市大力实行“招院引所”工作，积极引进央属企业集团和知名高校来绵建设分支机构，建设“云上科技城”“云上大学城”。
“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绵阳将赛道锁定在了核技术应用、激光、航空与燃机、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集群上，并加快推进长虹、九洲等传统电子龙头企业巩固壮大，抢占发展先机。
透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可以看到绵阳对“科技立市”的真抓实干，以及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的信心和决心。
勇于先行 当好示范
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绵阳经验
中国(绵阳)科技城是国家创新驱动版图上的重要一块，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扛起更大的担当。绵阳早在行动中给出了答案：勇于先行、当好示范。
勇于先行、当好示范，就是要率先探索、实践制度创新。绵阳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邀请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的年轻干部和科研工作者担任科技助理，着力破解“大科技小产业”、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困境”。
今年5月，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康复外骨骼机器人”研发团队办公室内，一场联动“政产学研用金”的“相亲会”在科技助理的撮合下成功配对。联姻的背后是科技助理发挥“1+1+N”模式作用，建立科技成果供需精准对接机制，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
3个月以来，科技助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为企业与科研院所、企业与金融机构架起沟通“桥梁”、实现无缝“对接”，已对接成果转移转化项目170余项，甄别和梳理出61个项目作为重点突破和主攻方向，成功转移转化2项西南科技大学科研成果。
勇于先行、当好示范，就是要先行探索、谋求突破;示范引领、发挥带动作用。绵阳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找准科技创新突破发展支点，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用好促进科技创新各项政策，加速释放科技创新潜能。
日前，长虹集团AI实验室传来两则喜讯。AI实验室牵头申报的工信部揭榜挂帅项目“高精度工业视觉检测系统”从全国60多个团队中突围，入选工信部批复的4个项目之一。另一个喜讯则是技术成果获国际认可，AI实验室发布的论文被目前全球智能车科研学术领域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IEEE国际智能车大会接收。
在科技助理、西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朱玉玉看来，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创新的基础力量，在创新源头供给和人才供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则是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要将这两股力量用好，加快把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成为国防科研生产重要基地、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高地。
以智赋能 集聚要素
打造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生态圈
近日，赛迪顾问联合赛迪科创对全国279个科技城(含科学城)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发布《科技城百强榜(2022)》。其中，中国(绵阳)科技城位列全国第七、中西部地区第一。
放眼全国，科技创新实力已成为不少城市发展的“标配”，绵阳为何能脱颖而出?这依托于绵阳雄厚的科技创新资源，让种种创新要素在绵阳“聚沙成塔”，一步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竞争力。
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前，一场“速度与激情”在绵阳上演——中国农业银行绵阳科技支行揭牌成立，常规需要1年才能完成的筹建设立工作，在绵阳只用了70天。
当“农行速度”遇到“绵阳态度”，擦出的是科技金融与科技企业的“火花”。2022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与绵阳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4月出台了《倾力支持绵阳发展十大政策》。目前累计向绵阳地区新投放贷款120余亿元，其中70%以上投向科技企业发展等领域。
在科技创新领域，示范引领效应和集群效应非常重要，而在绵阳一个具有强磁场效应的科技创新生态圈已形成。
不久前，作为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重庆分中心首个绵碚合作案例，西南科技大学制造学院与重庆荣凯川仪仪表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项目结题，正式投产。“该项目在技术上与传统的铅酸电池相比，更加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负责人丁爱华表示，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搭“桥梁”，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绵阳把建平台、促转化、育产业作为主攻方向，聚焦“共通共用、共建共享”，建成了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四川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等一批主攻方向明确、特色鲜明的创新平台。
搭建平台的同时，绵阳也在思考，一些院所企业、科研人员存在转化科研成果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壁垒如何破?一个月前，我市发布历年来含金量最高、力度最大、诚意最足的“人才十条”新政，出招之真，揽才之诚，条条彰显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诚意和决心。
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闭幕当天，2022年绵阳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奖典礼如约而至。谢莉、姜淮芜、伍凌川、刘定友等10位“最美科技工作者”奋发有为、砥砺前行的身影，在聚光灯下光彩夺目。
“绵阳既要抛出‘橄榄枝’引人才，更要挖掘在绵国防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人才宝库。”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事业部总经理伍凌川说，十分关注国家、省上对绵阳的支持政策以及绵阳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发挥的支撑作用。
新的征程已开启。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战略的叠加、全省战略的赋能、全市目标的锚定，绵阳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跃升期、跨越期，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绵报融媒记者 郭若雪 视觉绵阳资料图片）
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意味着要在高质量发展上保持快的速度、做好示范和引领。“十四五”开局以来，绵阳市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7.14%，居全省第一;技术合同认定登记额21.18亿元，居全省第二……
数据的背后是绵阳的担当：党中央国务院赋予使命，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绵阳勇毅前行。
敢闯敢试 敢为人先
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国正在进行新一轮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明确提出在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而省上支持绵阳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则是重要落子之举。
绵阳为何能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站在这一天向时间轴的前后张望，一个名为“使命”的词正从过去22年延展而来，铺就成一条绵阳科技创新进阶之路。
这条路上，绵阳“闯”出了新路子。绵阳一方面高质量服务保障国防建设，着力破解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和政策性问题。另一方面，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组建创新联合体，打破创新主体之间的“壁垒”。
这条路上，绵阳“试”出了新经验。绵阳探索开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改革，探索出大型国防科研仪器设备整合共享、银行与企业风险共担的仪器设备信用贷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绵阳经验”。
正是在科技创新路上的“闯”与“试”，让绵阳敢于“蹚路子”——
“大国重器”上的绵阳造频繁被刷新。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返航中，中国电科九所为飞船配套了包括隔离器和环行器在内的多款磁性产品。
“国字号”科学城打造更多“国字号”战略科技力量。我市将目光投向了我国顶尖创新平台国家实验室，将从多个方面支持多方力量参与国家实验室建设。
集聚创新要素激发新活力。我市大力实行“招院引所”工作，积极引进央属企业集团和知名高校来绵建设分支机构，建设“云上科技城”“云上大学城”。
“科技之花”结出“产业之果”。绵阳将赛道锁定在了核技术应用、激光、航空与燃机、新材料等高科技产业集群上，并加快推进长虹、九洲等传统电子龙头企业巩固壮大，抢占发展先机。
透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可以看到绵阳对“科技立市”的真抓实干，以及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的信心和决心。
勇于先行 当好示范
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绵阳经验
中国(绵阳)科技城是国家创新驱动版图上的重要一块，建设国家科技创新先行示范区，意味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扛起更大的担当。绵阳早在行动中给出了答案：勇于先行、当好示范。
勇于先行、当好示范，就是要率先探索、实践制度创新。绵阳从创新体制机制入手，邀请来自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的年轻干部和科研工作者担任科技助理，着力破解“大科技小产业”、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等“困境”。
今年5月，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总体工程研究所“康复外骨骼机器人”研发团队办公室内，一场联动“政产学研用金”的“相亲会”在科技助理的撮合下成功配对。联姻的背后是科技助理发挥“1+1+N”模式作用，建立科技成果供需精准对接机制，打通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最后一公里”。
3个月以来，科技助理通过“线上+线下”方式，为企业与科研院所、企业与金融机构架起沟通“桥梁”、实现无缝“对接”，已对接成果转移转化项目170余项，甄别和梳理出61个项目作为重点突破和主攻方向，成功转移转化2项西南科技大学科研成果。
勇于先行、当好示范，就是要先行探索、谋求突破;示范引领、发挥带动作用。绵阳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机遇，找准科技创新突破发展支点，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用好促进科技创新各项政策，加速释放科技创新潜能。
日前，长虹集团AI实验室传来两则喜讯。AI实验室牵头申报的工信部揭榜挂帅项目“高精度工业视觉检测系统”从全国60多个团队中突围，入选工信部批复的4个项目之一。另一个喜讯则是技术成果获国际认可，AI实验室发布的论文被目前全球智能车科研学术领域水平最高、规模最大、历史最为悠久的IEEE国际智能车大会接收。
在科技助理、西南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朱玉玉看来，高校和科研院所是创新的基础力量，在创新源头供给和人才供给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企业则是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力量，要将这两股力量用好，加快把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成为国防科研生产重要基地、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先行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创新高地。
以智赋能 集聚要素
打造充满活力的科技创新生态圈
近日，赛迪顾问联合赛迪科创对全国279个科技城(含科学城)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进行评价，发布《科技城百强榜(2022)》。其中，中国(绵阳)科技城位列全国第七、中西部地区第一。
放眼全国，科技创新实力已成为不少城市发展的“标配”，绵阳为何能脱颖而出?这依托于绵阳雄厚的科技创新资源，让种种创新要素在绵阳“聚沙成塔”，一步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竞争力。
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前，一场“速度与激情”在绵阳上演——中国农业银行绵阳科技支行揭牌成立，常规需要1年才能完成的筹建设立工作，在绵阳只用了70天。
当“农行速度”遇到“绵阳态度”，擦出的是科技金融与科技企业的“火花”。2022年3月，中国农业银行四川省分行与绵阳市签订战略合作协议，4月出台了《倾力支持绵阳发展十大政策》。目前累计向绵阳地区新投放贷款120余亿元，其中70%以上投向科技企业发展等领域。
在科技创新领域，示范引领效应和集群效应非常重要，而在绵阳一个具有强磁场效应的科技创新生态圈已形成。
不久前，作为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重庆分中心首个绵碚合作案例，西南科技大学制造学院与重庆荣凯川仪仪表有限公司校企合作项目结题，正式投产。“该项目在技术上与传统的铅酸电池相比，更加绿色化、低碳化、智能化。”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负责人丁爱华表示，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搭“桥梁”，让“创新链”与“产业链”精准对接。绵阳把建平台、促转化、育产业作为主攻方向，聚焦“共通共用、共建共享”，建成了国家两用技术交易中心、四川大型科学仪器共享平台等一批主攻方向明确、特色鲜明的创新平台。
搭建平台的同时，绵阳也在思考，一些院所企业、科研人员存在转化科研成果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壁垒如何破?一个月前，我市发布历年来含金量最高、力度最大、诚意最足的“人才十条”新政，出招之真，揽才之诚，条条彰显引才、育才、用才、留才的诚意和决心。
在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闭幕当天，2022年绵阳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奖典礼如约而至。谢莉、姜淮芜、伍凌川、刘定友等10位“最美科技工作者”奋发有为、砥砺前行的身影，在聚光灯下光彩夺目。
“绵阳既要抛出‘橄榄枝’引人才，更要挖掘在绵国防科研院所、高校、企业人才宝库。”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智能制造事业部总经理伍凌川说，十分关注国家、省上对绵阳的支持政策以及绵阳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发挥的支撑作用。
新的征程已开启。可以肯定的是，国家战略的叠加、全省战略的赋能、全市目标的锚定，绵阳将进入前所未有的机遇期、跃升期、跨越期，让我们一起向未来。（绵报融媒记者 郭若雪 视觉绵阳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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