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书记扶贫记# 【心系村民的扶贫人】刘俊利中共党员，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行政装备管理处副处长。2017年3月至今由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派驻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林川乡保家村任第一书记。2016年被评为全省法院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
保家村位于互助县城以北20公里处，海拔2850米。全村共394户1383人，主要种植油菜、小麦、当归、马铃薯，林地32.1公顷。自开展脱贫攻坚以来，保家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变化。“保家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有力指导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心下，通过实施一揽子精准扶贫政策，贫困发生率已从当初的24%降至零。”刘俊利骄傲地说。
发家致富靠修路
6月13日，记者见到了保家村第一书记刘俊利。他为人热情大方，说起保家村的扶贫工作，如数家珍。
刚到保家村时，刘俊利就遇到了两名村民因经济纠纷闹得不可开交。“你们别吵了，这是来咱们村的扶贫第一书记刘俊利。”村长对两名村民说。“第一书记咋了，能解决我们的矛盾吗？”刘俊利告诉记者，当时村民可以说是完全不信任他，甚至有点排斥。但作为保家村的第一书记，不仅要带领保家村富起来，还要解决百姓的各种矛盾纠纷。他当即问清缘由，用专业的法律知识现场调解两人的纠纷，有理有据的调解折服了在场村民。
刘俊利通过走访发现，保家村发家致富要靠修路，没有好的道路，难以实现脱贫。最终，在省高院的支持和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协调下，投入1200余万元建设30余公里道路，实现了道路硬化到每户村民家门口，彻底改变了村里“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状况。
脱贫致富立榜样
那时的刘俊利，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保家村的一点一滴，为将工作做实做细，他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挨家挨户走访全村贫困户，并为他们建档立卡，以便将每一份扶贫补助资金发放到位。
袁祖乾一家是保家村的贫困户，由于没有劳动技能，一家人只能干农活，勉强解决温饱问题。2017年孩子考上大学，使原本贫困的家境负担骤增。刘俊利在了解情况后，帮助他申请了扶贫资金，鼓励他搞养殖业致富。
袁祖乾拿到扶贫资金后，又申请了个人贷款开始规范化养猪，生活逐渐好转，日子越过越好。2018年他的猪舍出栏猪70多头，同年在互助县一万多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中，他获得了“脱贫光荣户”的荣誉称号，同时，政府奖励他价值1.9万元农用车一辆，他的事迹在当地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引领效果。
刘俊利说，通过袁祖乾的事迹，起到了带头模范作用，给当地村民树立了榜样。一方面，政府的奖励机制，对于袁祖乾来说是一种激励，让他在今后的生活中再接再厉奔小康。另一方面，对保家村村民也是正面引导，让村民意识到，脱贫致富要靠自己的努力，脱贫的“法宝”就是勤奋。
多部门协助奔小康
2017年，保家村在互助县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支持下，投入161万元修建了广场，建成了凉亭，安装了路灯、健身器材，绿化了主干道，为村民开展活动、锻炼身体提供了场所。
2017年、2018年，刘俊利争取社会援助5万元为保家小学安装路灯16盏，解决了学生晚上活动的照明问题，提升了出行安全感。2018年，他又争取到17.55万元资金，对保家村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升级改造，并按照办事大厅、图书室、党员活动室、会议室分区改造，购置办公设备。同时协调青海省文化厅、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合计投入50余万元翻新了戏楼、修建广场一处，安装路灯40余盏，增加了村民文体活动场所，方便了村民出行。
为解决贫困户的供学困难，在教育部门支持下，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按照国家标准发放教育补助金。保家村先后有38名学生享受了该政策。对保家村村民就业问题，通过岗位培训，使村民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增加经济收入。保家村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刘俊利在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后，共争取护林员岗位1个，保洁员岗位13个。通过提供公益性岗位，稳定解决了14户贫困户的增收问题。
这些年，在刘俊利的带领下，保家村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于2017年底顺利完成脱贫，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800元。
保家村村民保成贤说：“刘书记工作非常细心，村里每一户人家的家庭状况他都了然于胸，有这样的扶贫干部，真是我们村的福气。”
“在保家村开展扶贫工作的这几年，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扶贫工作作为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了社会的均衡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下一步将继续加大抓党建促脱贫提振兴工作力度，进一步建强村‘两委’班子，提升干部工作能力，建设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刘俊利说。
保家村位于互助县城以北20公里处，海拔2850米。全村共394户1383人，主要种植油菜、小麦、当归、马铃薯，林地32.1公顷。自开展脱贫攻坚以来，保家村的村容村貌发生了变化。“保家村的脱贫攻坚工作，在各级党委、政府的有力指导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心下，通过实施一揽子精准扶贫政策，贫困发生率已从当初的24%降至零。”刘俊利骄傲地说。
发家致富靠修路
6月13日，记者见到了保家村第一书记刘俊利。他为人热情大方，说起保家村的扶贫工作，如数家珍。
刚到保家村时，刘俊利就遇到了两名村民因经济纠纷闹得不可开交。“你们别吵了，这是来咱们村的扶贫第一书记刘俊利。”村长对两名村民说。“第一书记咋了，能解决我们的矛盾吗？”刘俊利告诉记者，当时村民可以说是完全不信任他，甚至有点排斥。但作为保家村的第一书记，不仅要带领保家村富起来，还要解决百姓的各种矛盾纠纷。他当即问清缘由，用专业的法律知识现场调解两人的纠纷，有理有据的调解折服了在场村民。
刘俊利通过走访发现，保家村发家致富要靠修路，没有好的道路，难以实现脱贫。最终，在省高院的支持和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协调下，投入1200余万元建设30余公里道路，实现了道路硬化到每户村民家门口，彻底改变了村里“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状况。
脱贫致富立榜样
那时的刘俊利，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保家村的一点一滴，为将工作做实做细，他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挨家挨户走访全村贫困户，并为他们建档立卡，以便将每一份扶贫补助资金发放到位。
袁祖乾一家是保家村的贫困户，由于没有劳动技能，一家人只能干农活，勉强解决温饱问题。2017年孩子考上大学，使原本贫困的家境负担骤增。刘俊利在了解情况后，帮助他申请了扶贫资金，鼓励他搞养殖业致富。
袁祖乾拿到扶贫资金后，又申请了个人贷款开始规范化养猪，生活逐渐好转，日子越过越好。2018年他的猪舍出栏猪70多头，同年在互助县一万多个建档立卡贫困户中，他获得了“脱贫光荣户”的荣誉称号，同时，政府奖励他价值1.9万元农用车一辆，他的事迹在当地起到了非常好的示范引领效果。
刘俊利说，通过袁祖乾的事迹，起到了带头模范作用，给当地村民树立了榜样。一方面，政府的奖励机制，对于袁祖乾来说是一种激励，让他在今后的生活中再接再厉奔小康。另一方面，对保家村村民也是正面引导，让村民意识到，脱贫致富要靠自己的努力，脱贫的“法宝”就是勤奋。
多部门协助奔小康
2017年，保家村在互助县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支持下，投入161万元修建了广场，建成了凉亭，安装了路灯、健身器材，绿化了主干道，为村民开展活动、锻炼身体提供了场所。
2017年、2018年，刘俊利争取社会援助5万元为保家小学安装路灯16盏，解决了学生晚上活动的照明问题，提升了出行安全感。2018年，他又争取到17.55万元资金，对保家村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升级改造，并按照办事大厅、图书室、党员活动室、会议室分区改造，购置办公设备。同时协调青海省文化厅、国家税务总局西宁市税务局合计投入50余万元翻新了戏楼、修建广场一处，安装路灯40余盏，增加了村民文体活动场所，方便了村民出行。
为解决贫困户的供学困难，在教育部门支持下，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大学生按照国家标准发放教育补助金。保家村先后有38名学生享受了该政策。对保家村村民就业问题，通过岗位培训，使村民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增加经济收入。保家村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刘俊利在向上级相关部门反映后，共争取护林员岗位1个，保洁员岗位13个。通过提供公益性岗位，稳定解决了14户贫困户的增收问题。
这些年，在刘俊利的带领下，保家村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并于2017年底顺利完成脱贫，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9800元。
保家村村民保成贤说：“刘书记工作非常细心，村里每一户人家的家庭状况他都了然于胸，有这样的扶贫干部，真是我们村的福气。”
“在保家村开展扶贫工作的这几年，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扶贫工作作为服务型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了社会的均衡发展，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下一步将继续加大抓党建促脱贫提振兴工作力度，进一步建强村‘两委’班子，提升干部工作能力，建设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刘俊利说。
【凉山州7个未摘帽县须在5月底前完工农村饮水安全建设最后冲刺】
我省贫困人口“有水吃”已基本解决。但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凉山深贫地区，饮水安全问题尚需解决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三分建、七分管”，专业管护人员缺乏、工程设备易损坏等，都是突出问题
凉山州7个未摘帽县在建工程，5月底前完工；6月底前解决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
倒计时
4月8日，在美姑县忙完当天督导任务后，刘强回到住所已是晚上10点过。这位省都江堰管理局的高级工程师，3月5日来到凉山州后，白天基本都是在美姑山里度过的。
凉山州作为我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正在提速。
A 现状
吃水问题基本解决，饮水安全还要巩固
吃水难的记忆，一直烙印在昭觉县特口甲谷村村民勒尔曲洛的脑海里。“从水塘打回水必须先放半天，得让沙子沉到桶底。有时打回的水里还漂浮着虫子，捞出去，就当没看见。”4月9日，回想起以前取水、吃水的情景，她仍然唏嘘不已。
之前，勒尔曲洛要到几百米开外的水塘挑水。水塘是村民在地里挖出的一个土坑，山泉水流经汇聚而来，为防止落叶掉入和牲畜饮用，上面盖了几块简易木板。
“这种情况在之前还算是好的，最起码有水可取。”凉山州水利局水利科科长杨勇表示，凉山州深度贫困地区的饮用水多为山泉水，受牲畜粪便、枯木落叶等污染较大。
水利厅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以贫困人口为重点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现在打开水龙头，就哗哗流出来了。”去年，勒尔曲洛家里添置了洗衣机，吃水、洗衣都方便很多了。2016—2019年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累计受益1299万人，其中贫困人口309.31万人。全省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86.4%，自来水入户率达到80.4%，提前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
有水吃，还要“吃好水”。国家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显示，目前除凉山州个别贫困户外，贫困人口“有水吃”已基本解决。但与此同时，在我省一些地区，尤其是凉山的深度贫困地区，饮水安全问题尚需解决。
B 难题
施工困难，工程管护运营更难
“从一个山梁到另一个山梁，车子上不去，只有靠步行，检查一个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都要走几个小时，可以想象它的施工难度有多大。”凉山农村饮水工程的难度给刘强留下了深刻印象。
水利厅脱贫办专职副主任陈鹏表示，凉山州农村饮水安全基础薄弱，受地形等多种因素影响，农村供水规模化程度总体不高，工程建设标准整体偏低，缺乏水源工程导致水源保障不足。
第一步就是要找到水源。以昭觉县特口甲谷乡为例，全乡平均海拔接近3000米，山高路远坡陡，所谓水源，不过是隐藏在大山里的一处处山泉水。要想找到它们，别无他法，只能靠双脚一步步去寻觅。
昭觉县水务局水利科工作人员张良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找水源了。“我们一般都是在二三月份枯水期进山，经常一天走七八个小时，累得很。”
此外，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给凉山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管护和运营带来挑战。
供水站后期如何维护？不少受访者提到，由受益村民缴纳水费来筹措资金。但是，水费收缴并不顺利。杨勇表示，专业管护人员缺乏、工程设备易损坏等，都是突出问题。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有‘三分建、七分管’的说法。如果忽视工程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建设，将难以持续。”省农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C 攻坚
12个工作组督战凉山，全省复查补漏
“我省农村饮水安全的底子薄、基础差，受自然条件影响，部分贫困户面临季节性缺水等困境，饮水安全易反复，需要在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工程管护上持续用力、再下功夫。”针对我省尤其是凉山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存在的突出问题，水利厅副厅长李勇蔺表示，做好贫困人口的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事关全局、责任重大，目前工作重点是抓好凉山州7个未摘帽县在建工程建设，确保5月底前完工，6月底前还要对全省贫困人口的饮水解决情况进行再复核，找出问题切实整改。
如何复核查找？“主要是农村饮水安全的4个核心指标：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刘强表示，水质、水量关乎着水源地和制水环节，方便程度考验的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此前建设情况，供水保证率则剑指水源是否充足、管护水平是否达标。
水利厅已组建12个挂牌督战工作组共157名成员赴凉山服务和督战督导，重点推进工程建设、达标复核、水费收缴、问题整改、预案编制等工作。“工作组既是‘督战队’，也是‘战斗队’；既有‘督’的任务，更是‘战’的主体。”李勇蔺介绍，各工作组已通过明察暗访，核查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在建工程121处。针对已发现的问题，工作组和当地相关部门一起研究解决办法和处置方案，“问题就地解决”。
“我们将继续按照‘脱贫不脱政策、帮扶不减力度’的要求，千方百计确保6月底前全面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水利厅厅长胡云表示，将对已脱贫人口饮水安全进行全面查漏补缺，不断巩固提升，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来源：四川日报
我省贫困人口“有水吃”已基本解决。但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凉山深贫地区，饮水安全问题尚需解决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三分建、七分管”，专业管护人员缺乏、工程设备易损坏等，都是突出问题
凉山州7个未摘帽县在建工程，5月底前完工；6月底前解决全省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
倒计时
4月8日，在美姑县忙完当天督导任务后，刘强回到住所已是晚上10点过。这位省都江堰管理局的高级工程师，3月5日来到凉山州后，白天基本都是在美姑山里度过的。
凉山州作为我省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正在提速。
A 现状
吃水问题基本解决，饮水安全还要巩固
吃水难的记忆，一直烙印在昭觉县特口甲谷村村民勒尔曲洛的脑海里。“从水塘打回水必须先放半天，得让沙子沉到桶底。有时打回的水里还漂浮着虫子，捞出去，就当没看见。”4月9日，回想起以前取水、吃水的情景，她仍然唏嘘不已。
之前，勒尔曲洛要到几百米开外的水塘挑水。水塘是村民在地里挖出的一个土坑，山泉水流经汇聚而来，为防止落叶掉入和牲畜饮用，上面盖了几块简易木板。
“这种情况在之前还算是好的，最起码有水可取。”凉山州水利局水利科科长杨勇表示，凉山州深度贫困地区的饮用水多为山泉水，受牲畜粪便、枯木落叶等污染较大。
水利厅紧扣“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以贫困人口为重点推进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
“现在打开水龙头，就哗哗流出来了。”去年，勒尔曲洛家里添置了洗衣机，吃水、洗衣都方便很多了。2016—2019年全省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累计受益1299万人，其中贫困人口309.31万人。全省农村集中供水率达到86.4%，自来水入户率达到80.4%，提前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
有水吃，还要“吃好水”。国家扶贫开发信息系统显示，目前除凉山州个别贫困户外，贫困人口“有水吃”已基本解决。但与此同时，在我省一些地区，尤其是凉山的深度贫困地区，饮水安全问题尚需解决。
B 难题
施工困难，工程管护运营更难
“从一个山梁到另一个山梁，车子上不去，只有靠步行，检查一个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都要走几个小时，可以想象它的施工难度有多大。”凉山农村饮水工程的难度给刘强留下了深刻印象。
水利厅脱贫办专职副主任陈鹏表示，凉山州农村饮水安全基础薄弱，受地形等多种因素影响，农村供水规模化程度总体不高，工程建设标准整体偏低，缺乏水源工程导致水源保障不足。
第一步就是要找到水源。以昭觉县特口甲谷乡为例，全乡平均海拔接近3000米，山高路远坡陡，所谓水源，不过是隐藏在大山里的一处处山泉水。要想找到它们，别无他法，只能靠双脚一步步去寻觅。
昭觉县水务局水利科工作人员张良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找水源了。“我们一般都是在二三月份枯水期进山，经常一天走七八个小时，累得很。”
此外，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给凉山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管护和运营带来挑战。
供水站后期如何维护？不少受访者提到，由受益村民缴纳水费来筹措资金。但是，水费收缴并不顺利。杨勇表示，专业管护人员缺乏、工程设备易损坏等，都是突出问题。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有‘三分建、七分管’的说法。如果忽视工程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建设，将难以持续。”省农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C 攻坚
12个工作组督战凉山，全省复查补漏
“我省农村饮水安全的底子薄、基础差，受自然条件影响，部分贫困户面临季节性缺水等困境，饮水安全易反复，需要在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工程管护上持续用力、再下功夫。”针对我省尤其是凉山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存在的突出问题，水利厅副厅长李勇蔺表示，做好贫困人口的农村饮水安全工作事关全局、责任重大，目前工作重点是抓好凉山州7个未摘帽县在建工程建设，确保5月底前完工，6月底前还要对全省贫困人口的饮水解决情况进行再复核，找出问题切实整改。
如何复核查找？“主要是农村饮水安全的4个核心指标：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供水保证率。”刘强表示，水质、水量关乎着水源地和制水环节，方便程度考验的是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此前建设情况，供水保证率则剑指水源是否充足、管护水平是否达标。
水利厅已组建12个挂牌督战工作组共157名成员赴凉山服务和督战督导，重点推进工程建设、达标复核、水费收缴、问题整改、预案编制等工作。“工作组既是‘督战队’，也是‘战斗队’；既有‘督’的任务，更是‘战’的主体。”李勇蔺介绍，各工作组已通过明察暗访，核查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在建工程121处。针对已发现的问题，工作组和当地相关部门一起研究解决办法和处置方案，“问题就地解决”。
“我们将继续按照‘脱贫不脱政策、帮扶不减力度’的要求，千方百计确保6月底前全面解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饮水不安全问题。”水利厅厅长胡云表示，将对已脱贫人口饮水安全进行全面查漏补缺，不断巩固提升，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来源：四川日报
#商丘好人# 【商丘好人｜社会道德基础就应当这样构筑和抬升】作者简介：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所副所长、正师职研究员。三次参加边境作战轮战，荣立一等功2次、三等功4次，获二级英雄模范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扶贫开发先进个人。担任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特约评论员、全军统评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专家，是泰山学者特聘专家。担任了人民大学、兰州大学等数十家院校的客座教授、顾问，被评为国防大学杰出中青年专家，入选全军首批创新型人才，入选人民论坛“2013年度十大思想人物”，先后获人民网“2012年度、2013年度最受欢迎十大访谈嘉宾”，新浪网“2013年度最有价值专栏作家”。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向中央和军委总部上报内参、研究报告100余份，部分得到中央领导批示，进入决策。出版《大思想》《大战略》等著作32部，发表文章300余篇，个人著述600余万字。
我因为长期围绕信仰信念、核心价值与道德人文等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故对英雄模范群体有更多关注，当有同志向我介绍“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并提及这项活动肇始于那个牺牲自己拯救别人的“商丘好人”——李学生，还是能够勾起当年一些记忆。
我当时只是关注了李学生的英雄事迹，而未对生养他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更多故事予以跟进。所以，当拿到“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相关材料，尤其了解到由活动而来的良好社会反响，及其对当地精神文明建设，或者说在优化社会和改善民风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我产生了浓厚兴趣。
因为稍加梳理不难发现蕴含其间的创造性思维和规律性把握，又是因此而产生许多值得总结、抽象和推广的经验。这一点放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当下，纳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来的基础建设和相关要求当中，更凸显出意义和价值。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自上而下教育灌输转化为启发群众自觉
任何国家或社会都会致力于主流价值体系建设，并努力作用于社会大众，因此便产生了以何种方式方法有效达成目的的问题。我们针对不同对象采取了两种模式，对在校青少年或对体制内的人们来说，多采取有组织的系统教育。这种方式无疑最有效力，但对散存于社会且处于流动中的人群来讲并不适用，因此必须采取与社会特点和群体特征相吻合的方式方法进行，这就是社会教育。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是顺应时代和社会特征，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认知特点，所作的积极探索，由于持续时间长，探索深入而富于地方特色和个性特点，成长为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形式。概括起来，其最突出特点是形散神聚，“形散”是让群众在各种活动中接受教育引导，“神聚”是因为主题活动内容鲜明又聚焦，而不致流于形式。又因为活动所张扬的好人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注入地方人文特色，故而形成鲜活生动的载体，让群众在咀嚼品味和感知中觉悟起来。
即便是局外人关注该活动，也能够体察出组织推动者的理念、思路和用心在于对人民群众自我教育能力的充分信任。应当承认随着时代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能力大幅上升，且拥有很强的内在动力。其自我教育能力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历练，从而具备了较强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是开展自我教育的基础条件。至于内在动力则源于人民群众对幸福生活与人生意义价值的理解和追求。规律表明，一个人没有饭吃找饭吃，有了饭吃后必定步入精神层面，进行人生价值的更深刻理解和更强烈追求。
中国社会人文品质已经和正在进入提升期，这个提升的动因来自于改革开放奠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一方面人们在解决了物质生活条件的情况下，必定思考何为有品质有价值的人生，包括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幸福的源泉和争取这些终极命题。另一方面则是快速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我们确实忽略了许多不该忽略的东西，尤其是道德建设，结果出现了许多让人痛心的现象，直接削弱了我们的幸福感。两个方面都促进全社会进入思考中。
进一步分析问题，我们从“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可以清楚看出当地党委和政府在此方面的思想高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确立了“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三大历史使命，任何一个使命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那么，精神文明建设或社会道德建设更涉及到主体是谁与依靠谁的问题。显然，该主题活动真正把群众作为了参与主体，同时相信他们能够进行自我教育。这已经反映出党的群众路线在主题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进而注定获得成功。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给群众创造了自我修养与社会价值实现的有利条件和通达路径
在持续进行的“商丘好人”主题活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标杆意义的好人，又是因为这些标杆散落在各行各业，与广大群众密切接触，实时互动，因而产生直接而又鲜活的启蒙作用，这应当是该活动最成功之处。
换句话说，“商丘好人”应是很好地解决了可复制性和更强辐射力的问题。当群众看到原本的“身边人”和自己一样平凡普通，只是因为他们更努力而变得不再平凡普通，至少较自己而言获得了更大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褒奖。有了身边的标杆，“幸福是干出来的”就鲜活而又生动，真切而可效仿。所以，“商丘好人”主题活动根本上是在为普通人提供更佳的人生价值或社会价值实现的途径，走上去就会产生不一样的人生。
深入分析我们会进一步理解“商丘好人”最大特色，在普通群众中开展，以优秀基层党员干部为骨干，侧重于广大群众，可谓集合了领域各层次的“成功人士”，属于混合团队，这既是特色也是启示意义和推广价值所在。
我长期担任“北京榜样”的评选专家和现场颁奖佳宾，在早期活动定位问题上就向组织方建议，一定要保持“草根”风格，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在于普通群众中的道德相对更纯净，辐射面或范围更宽广。事实上，“北京榜样群体”所以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原因之一就在于着眼和着力于普通群众的风格特点。
我们知道，英雄模范是主流社会借助的诠释主流精神和价值观的载体，要使这种载体作用得到更大发挥，不断增强辐射力和稳定性，很重要的就是将英雄模范的实践进行精神抽象，进而积淀为文化，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和高度，就富于广泛性和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推广意义。
就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讲，确需要经天纬地的大英雄，不管他们彰显于当下还是沉淀于历史，都是全社会全民族效仿的榜样，展现着前进的姿态和大众努力方向。我们经常讲，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之力，大英雄就是苦难危难中的拯救者，但这样的人从来都不会多，故而是大众的精神偶像，同时也难让人产生质感和可复制。“商丘好人”则是平民英雄，没有大英雄那么伟大，但在社会中不可或缺，并且构成为区域性人文建设的坚实基础。
当然，“商丘好人”主题活动还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最好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由心而外，由渐悟到顿悟。让群众去评价他心目中的好人，同时又让每个人接受评价，加之过程中官方主导，民众积极参与，必然形成良性互动。这是合规律的，因为我们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周围人乃至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但对实现的路径未必都很清楚，当党委和政府大力推动形成主流后，所有人便理解到只要像其他好人一样从生活点滴做起，自己就能够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好人，由此自我教育得已形成。
支持自我教育的另一个内在动因也需要我们在这里关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都关心自己的生命长度，但仅有长度是不够的，还要有宽度和厚度，这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曾经的那个时代有句耳熟能详的话：“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今天少有人这样说，但不说不意味着不存在，尤其是当我们解决了吃饭问题，开始关注精神世界的内容，这个问题注定时时进入我们的脑海里，因为规律使然。
“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社会价值与广泛意义在于将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精神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和主体责任变得生动质感而又丰富多彩
以更宽阔视野分析问题，我们国家承担精神文明建设主体责任者与世界大多数国家有所不同。西方国家制度设计是小政府大社会，其政府权力有限职责范围也有限，总体上政党和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涉及精神或道德建设，这方面的工作或责任主要由学校和非政府组织承担，即基础教育阶段由学校承担，进入社会或职场则由教会和其他非政府组织承担。
在我们国家主体责任必然地落在党委和政府肩上，这与传统文化有关，比如我们是非宗教传统国家，更重要的还是与制度建构和权力运行关联，一定意义上我们建设的是权力和责任相对无限的政府，没有其他任何政治或社会组织能够替代党委、政府所承担的责任。
正是由于责任由党委和政府一力承担，无任何推卸责任的理由，决定了必须以最优成果来完成或回应使命责任，这就有了长期以来各地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懈探索和创新。应当说“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就是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创新成果。对于该成果和经验，宏观讲属于党和国家整个精神文明建设成果的组成部分，具体说则是当地党委和政府求真务实的结晶，同时折射出责任感与工作姿态。
认定整个主题活动富于鲜活生动而又丰富多彩，还是从与社会脉动层面认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已然成为区域内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或名片，由此大幅提升社会关注度及其聚焦能力，这一点在当今这个快节奏的时代不可或缺。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或体验，生活在快节奏的时代或社会，太多让我们关注的事物，这很容易分散注意力，很多事物处在“闪过”状态，留不下太多印象就不会驻足思考，更难进入价值系统，化作行为上的自觉。当这项主题活动成为品牌和名片，效果大不相同。
仍然以好人主题公园建设分析问题，不管是建设规模还是图景设计，思想内含还是表现力，该项建设对主题活动都是一个点睛之笔。它生动诠释了“商丘好人”主题活动的品质和要义，由个体到群体，有起点无终点，不断丰富延伸发展，因此形成更多在发展空间和升华高度。
既然“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愈是得到实践证明的区域经验，也应当可以抽象和规律化，而广泛的推广价值。还可以说，“商丘好人”给各方面的启示之一，社会主流价值引领过程中还有很大的创新和突破空间，只要立身当地社会实际，同时着眼群众喜闻乐，坚持贴近、贴近、再贴近，许多富于生命力的经验做法必定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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