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样的人生来诠释所有人的隐入尘埃，更立体，谁都是用双手建设了仅属于自己的世界，在某个失去后就灰飞烟灭，无一例外。
日子，全靠内心的支撑，而怎么过却是自己的选择，没有强迫的，强迫只是没有借口。
穷，也有骨气，病，也有尊严。不需要正眼斜眼，也无需像麦子的无奈，欲望就是对一个跟着自己的人拼命，以及和带着自己的人一起拼命。简单，也是生命的真谛。

1977年夏季，河北农民黄延秋一觉醒来后，却发现自己居然躺在千里外的南京街头。而这些仅是他接连遭遇怪事的开始。
 
黄延秋醒来的时候，已是次日清晨，看着周围林立的高楼，黄延秋一头雾水，正在他不知所措时，迎面走来两个民警打扮的人。
 
他们跟黄延秋简单交谈后，告诉他可以去上海遣送站，还给黄延秋买了火车票，送他上车。
 
然而到上海后，他一下火车，在出站口居然又碰到了那两个人。
 
他俩把黄延秋送到遣送站，还请工作人员给黄延秋所在的村委发了电报。
 
村委派人去接黄延秋，在一个上海部队工作，名叫吕海生的帮助下，黄延秋这才回到了家。
 
这件怪事，使黄延秋成了村子里的谈资，村民们对他指指点点，都认为他太过怪异，未婚妻也闹着要跟他退亲。
 
正在黄延秋焦头烂额的时候，怪事又来了。
 
一个晚上十点多，黄延秋在村里开完会，回家便睡下了。不知睡了多久，被冷醒了。他睁开眼一看，发现自己睡在户外，四周大雨滂沱，一时竟不知身在何处。
 
这时，上次那两个人又出现了。他俩告诉黄延秋这里是上海火车站，可以送他去找吕海生。转了七八趟公交车，终于到了吕海生所在的部队。
 
9月11日，黄延秋在吕海生的资助下，回到了家。诡异的是，他家墙壁上赫然刻着两行字：“山东高登民，高延津，放心。”
 
高登民、高延津是不是那两个人？是他俩在一夜之间把黄延秋带到了千里之外的上海吗？
 
要知道1977年，交通还不是很便利，从肥乡县去上海，要先坐客车到邯郸，再从邯郸坐22个小时的火车，才能到上海。
 
黄延秋自己是没法一夜之间从家里到南京、上海的。他俩究竟是什么人？他们是“人”吗？
 
黄延秋惊魂未定。然而怕什么来什么，更诡异的事发生了。
 
9月20日，又是晚上十点多，黄延秋刚走进自家小院，突然感到天旋地转，一头栽倒在地。等他再醒来时，发现自己睡在一个旅馆的床上，旁边坐着那两个人。
 
他俩告诉黄延秋，这里是兰州。接下来，他俩准备带黄延秋到处游玩。
 
说完，他们就从兰州出发了。第一站到达北京，然后依次去了天津、哈尔滨、长春、沈阳、福州和西安，然后回到兰州。
 
最后在9月28日晚上把黄延秋送回家中。9天游览8个城市，跨越19个省！是怎么做到的？
 
据黄延秋说，他们旅途中没有借助任何交通工具，因为那两个人会飞！
 
不管去哪，都是其中一个人背着他，在离地3米多高的空中飞行。
 
黄延秋说，飞行过程中，他意识清醒，感觉不到风，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虽然距离不等，但飞行时间基本都是一个小时。
 
每到一个城市，他们有时会去剧院看戏，有时会去看看风景。那两个人会适时的拿出介绍信或者军装，以方便他们的住宿或通行。
 
总之是越说越匪夷所思，人们纷纷猜疑此话的真实性，甚至有人说黄延秋是被小鬼缠上了。
 
而黄延秋所在的肥乡县UFO协会理事长冀建民一口咬定，黄延秋是遇到了外星人。
 
想想看，福州到西安，直线距离1300多公里，一小时就到，每秒三百多米啊，超音速了，除了鬼也就只有外星人了。
 
为了弄清实情，2005年，《走近科学》栏目专门做过一期黄延秋事件的节目。节目组对黄延秋从身体到心理做了一番检查。没有任何异常。
 
只是没有通过测谎。但他坚持自己没有撒谎。
 
节目组并不支持UFO的说法，认为如果真的有UFO，国家军事机构应该能监测到不明飞行物。
 
最后给出的结论是：梦游。因为曾有人，梦游到离家很远的地方，醒来后完全不记得自己做过什么。但这解释不了黄延秋是如何一夜之间从家到南京的。
 
大家又猜测：有没有可能存在一个时间差？而黄延秋并不是一夜之间到南京和上海的。
 
第一次“旅行”中，能证明黄延秋一个晚上就到了南京的只有那份遣送站发的电报。但是采访过程中没有人能确定的说看过那张电报。
 
第二次“旅行”时的人证吕海生并也没有说出见到黄延秋的确定日期。
 
第三次更是人证物证都没有，全是黄延秋一家之言。而且，黄延秋还曾对节目组说他们去了北京的长安大戏院看戏。
 
但是，那个戏院唐山大地震后就停业改造了，当时根本没开业。
 
吕海生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提到，他感觉黄延秋不想回家，想留在上海打工。那么，对于黄延秋的离奇经历，你是怎么看的呢？

用一万六千元写出来的一个“孝”字
——祭我的表兄小发

前天参加完大舅的葬礼，我的姨表兄随我的车返回，在返程的路上他给我讲了5年前去世的舅表兄小发的一个关于临终交代事项的故事（我只知道他的乳名叫小发，所有人无论年长年幼，也都叫他小发。没有人喊过他的学名。也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讲者无意，而听者的我内心受到极大震撼。联想前两天看过的一部电影《隐入尘烟》，我决定在为我的大舅写一篇祭文外，也为我这位5年前去世的苦命舅老表专门补写一篇祭文。
小发出生在安徽省蒙城县郭集乡（现属于安徽省亳州市蒙城县篱笆镇郭集社区）一个没落的富农家里。出生时间应该是上世纪40年代末期解放前后，比他最小的姑姑即我的母亲（1941年出生）应该仅小几岁。
小发比我大约20岁，去世的时候应该在68岁左右。由于我在外地工作，小发去世的消息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能参加他的葬礼。
小发的父亲兄妹7人（三男四女，具体情况已在《祭舅文》中详细描述）。他的父亲排行老三（男孩中排行老二，即我的二舅）。在他父辈的7个兄弟姐妹中，小发的父亲受到教育最好，读过私塾，在世时在乡学校里任教员。可见小发的爷爷（即我的外公）辈当时家里是多么地殷实。遗憾的是小发的父亲英年早逝，30多岁就撒手人寰。
小发的父亲遗有二子，小发为长子，当时大约七八岁，小的大约三四岁。父亲去世后，他的母亲带着他与弟弟改嫁到南边二十公里外的凤台县一户姓张的人家。大约二三年后，小发的大伯（即我的大舅）想要回其中一个，征求了已超过10岁的小发及其养父的意见后，小发离开母亲，回到郭集老家，跟随大伯生活。
关于下发的亲生父亲，我的二舅，据我的母亲说，包括我的姨娘们、年长老表们以及本街上的族人们都说，如果小发的父亲如果不是死的早，很有可能会当很大的官，因为那时知识分子太缺乏了。
尽管舅舅家在解放时被划为富农成分，但由于他们与人为善，乐于助人，并没有像其他地主富人们为富不仁，欺压弱势穷人。所以解放后舅舅家人并没有受到过批斗，只是很多家产充公了。
我的大舅尽管后来接纳了一个寡妇为妻，但不知何种原因，始终没有生育自己的孩子，小发也就成了唯一的养子，侄伯二人关系很好，感情甚笃。
由于我的三舅（小发的叔叔）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尚未成家的他没有父母，二哥去世，与唯一的长兄发生矛盾而离家出走，一生杳无音信，不知生死（在他们兄妹7人中，只有我的二舅和三舅度过私塾，其余5人都没有读过书）。所以小发成了我唯一的舅老表，也成了我外公外婆这一支家族唯一的男性血脉。当然小发的弟弟也是我的亲舅表兄，但由于随母到他人家中，成了他姓养子。听过小发去世时，作为同父同母的弟弟也来参加了他哥哥的葬礼。由于没有来参加他大伯的葬礼，我没有见过。
小发在过了30岁才收留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流浪傻女人为妻，为其延续烟火。这个来路不明的傻女人很争气，为其生了一儿一女。在小发去世时，儿女也都成家。儿子又生育二子，女儿嫁到滁州明光。
在我童年时期（上世纪70年代），小发及我的二姨家的表兄们，还有他们街上的同龄青壮年经常到远在百里之外的我们家去卖红芋粉丝。因为郭集那边主要种红芋并加工成粉丝。1980年上初中之前的我也多次去百里之外的舅舅家，还曾短暂地在街上小学上过学，所以少年的我与小发交往还是很多的。去小发家多是在他们来我家后返回时乘坐他们的自行车或拉粉丝的板车。后来茨淮新河通航，几次是坐船而去的（当然两头都需要步行很远，才能到达乘船的码头）。
小发与他的大伯一样，一生勤劳、善良、简朴、乐于助人，和蔼可亲。乡里乡亲，谁家有需要帮忙的，他与我的大舅一样，都会先人后己。与他的四个姨及17个老弟表妹都相处甚好。
小发没有读过书，生活在社会底层，生活很苦，如蝼蚁般活着。但很乐观，从来没有抱怨过生活。正如这几天热映的《隐入尘烟》主人公一样生活着。。
说了那么多，还没有说到标题上关于1万6千元故事。
小发一生简朴，儿子（乳名小福或阿福）也是勤劳、勤俭的男人，但极其要面子，讲排场，再穷也不能输在面子上。人情往来决不能低于别人，不能让被人看不起，不能让别人因此而说闲话，所以存不住钱。何况小福上有二代老人，下有两个儿子，没有文化而又在这偏远农村。作为父亲，深知儿子存不住钱的毛病。
五年前，小发病重。他担心自己活不了多久，会死在养他的大伯前面。这样他就不能给他的养父送终。他担心儿子小福无法体面地给养父安葬。在临终前，他把他一生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1.6万元（可能在小发自己的眼里，这1.6万元已经是巨款了，因为他攒了一辈子）交给他最信任的远房堂弟。千叮万嘱堂弟这1.6万元只能用于他大伯去世时葬礼的支出，具体包括棺材、唢呐、其他丧葬用品等。一再交代要用好一点棺材，必须用唢呐，必须风风光光把他的养父送下地。除非大伯去世，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这1.6万元交给他的儿子。至于他自己死后如何下葬，由他儿子去办，不得让他儿子向任何人借钱来为他办理丧葬事宜。受托人要给他打个凭条，作为证据。他坚持不要。既然托付，就绝对信任。
不久，我这个苦命的、唯一的舅老表病逝。
老表小发用他这一生的积蓄，一万六千元，写出了世上最大的“孝”字！
最后，我想用电影《隐入尘烟》的影评作为这篇祭文的结尾：全片不说苦，却苦到天际；全片不谈爱，却爱到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