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画家王春立：我反对后殖民主义的东西】一、自1986年起，我提出“中国美术现代化，唯有体现民族精神，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个新的美学命题。反对“后现代主义艺术”。
此时西方垄断资本为了剥夺世界各国人民，在精神方面，大肆推行“世界文化一体化”，即各国必须砸掉本民族文化传统，融入西方“反审美、反崇高”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以“丑”为“美”，以照片取代画家的真情实感，鼓吹“生活即艺术”。我们众多评论家丧失独立人格、价值判断与批判精神，崇洋媚外、把学术研究市场化，胡吹乱捧。媒体、市场疯狂爆炒，为了捞钱，充斥着作假与欺骗。这，就是近几十年来美术界的乱象。
有人说,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民族性、民族特色会阻碍艺术的现代化”，应该“另起炉灶”，“尽量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绘画意识和形式方法”，以便使中国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观念”、“当代意识”的“全新的绘画形式”。针对上述情况，我多次发表看法，其要点为：
1、 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地球上生存，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形态就一定会存在。
2、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在内，总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吸收外域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具有强大的涵摄力，而不是像古巴比伦、埃及、印度那样，被外来文化吞化。域外文化一旦传到我国，经过自然取舍，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通过汉族文化与我国其他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形成的，它是增强民族团结、强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4、中国文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精神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民族绘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与新时代的审美理想相适应，并能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因而受到历代民众的喜爱。
5、传统文化不是僵死的、倒退的、一定要被“摧毁”的，不是历史发展“巨大的阻力”，恰恰相反，它是在继往开来的过程中，时时吸收新营养，形成新传统，表现新的历史律动。欠要尊重传统，不能食古不化，要“老树发新枝”。
6、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没有民族特色，中华文化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只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
二、儒、道、释乃中国美学发展之根。中国现代化之路，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是儒家重在宗法血缘基础、以政教伦理为中心的美学理论，与道、释以审美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相互对立、交融的过程。研究上述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以及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1、主张以文“化”人。“文化”从属于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
儒家崇道尚德、明义重公、乐群贵和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刚健进取、厚德载物的刚健品格，是其价值观的核心。如主张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表现时代风采，为人生而艺术。个人的命运永远从属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做到“美”与“善”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老子“道法自然”天道观，对我国美学范畴、概念以及审美规律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自汉明帝时从印度传入，其分支禅宗主张舍形悦影，豁然顿悟，以虚涵实，遗貌取神，“言有尽而意无穷”，于南北朝融入了中国文化宝库。
2、崇尚“中”“和”之美。
老子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把“道”之“无为”的自然法则，推衍到“德”，即论述治国修身之术，这与孔门《中庸》之“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要人按照“道”的标准“慎其独”，完善自我教育，其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老子从哲学出发，儒家重视伦理。从那时起，儒、道“中和”、“和静”文化观念，以及墨家“兼爱”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刚健中正、尊道贵德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初黄老当道，武帝独尊儒术。魏晋以降，佛、道盛行。隋唐儒、释、道合流。宋代又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融入佛、道的程朱理学。民国以来，新儒学吸取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意识，正在促其往现代化转型。在新形势下，如何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文化长处，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已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3、中西美学之交融。
自古以来，汉文化对周边国家起着放射状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在美学理念上，西方崇尚求实、和谐，中国意在教化、守中。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资本主义兴起，加速了文艺的发展。大画家达·芬奇在《论绘画》中写道：绘画“是自然的合法的儿子”，“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惟一的模仿者”，以此再现“世界的美”。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客观、模仿、真实。
近百年来，法、意、俄等国作品所体现的科学理性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康定斯基对于色彩学的研究，阿尔海姆“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等等，也都介绍到中国来。
在世界美学发展史上，中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以“表现”为主的美学理念，有别于西方以“再现”为主的美学特征，这是中国对世界多元民族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目前西方文化在垄断资本操纵下，为了控制全世界，其美学与绘画诸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西方鼓吹的“反审美、反崇高、生活即艺术”之“当代艺术，推崇毫无创造性的拍照片、画照片、缺乏真情实感的所谓“超现实主义”。这值得赞许吗？
更有甚者。中华文字，历来都是增进民族团结，统一全国思想、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而现在，在某些媒体所用汉语中，不时插入以西洋文字缩写的拼音字母，不伦不类，始开瓦解中华民族文字之先例。
我们不能被内外垄断资本及其走狗牵着鼻子走，对此不得不加以警惕。
为增进人们的心灵之美，认真研究中西美学之异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必将促进今日中华文化之繁荣。https://t.cn/A6aWEMQp（红色文化网）
此时西方垄断资本为了剥夺世界各国人民，在精神方面，大肆推行“世界文化一体化”，即各国必须砸掉本民族文化传统，融入西方“反审美、反崇高”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以“丑”为“美”，以照片取代画家的真情实感，鼓吹“生活即艺术”。我们众多评论家丧失独立人格、价值判断与批判精神，崇洋媚外、把学术研究市场化，胡吹乱捧。媒体、市场疯狂爆炒，为了捞钱，充斥着作假与欺骗。这，就是近几十年来美术界的乱象。
有人说,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民族性、民族特色会阻碍艺术的现代化”，应该“另起炉灶”，“尽量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绘画意识和形式方法”，以便使中国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观念”、“当代意识”的“全新的绘画形式”。针对上述情况，我多次发表看法，其要点为：
1、 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地球上生存，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形态就一定会存在。
2、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在内，总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吸收外域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具有强大的涵摄力，而不是像古巴比伦、埃及、印度那样，被外来文化吞化。域外文化一旦传到我国，经过自然取舍，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通过汉族文化与我国其他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形成的，它是增强民族团结、强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4、中国文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精神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民族绘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与新时代的审美理想相适应，并能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因而受到历代民众的喜爱。
5、传统文化不是僵死的、倒退的、一定要被“摧毁”的，不是历史发展“巨大的阻力”，恰恰相反，它是在继往开来的过程中，时时吸收新营养，形成新传统，表现新的历史律动。欠要尊重传统，不能食古不化，要“老树发新枝”。
6、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没有民族特色，中华文化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只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
二、儒、道、释乃中国美学发展之根。中国现代化之路，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是儒家重在宗法血缘基础、以政教伦理为中心的美学理论，与道、释以审美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相互对立、交融的过程。研究上述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以及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1、主张以文“化”人。“文化”从属于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
儒家崇道尚德、明义重公、乐群贵和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刚健进取、厚德载物的刚健品格，是其价值观的核心。如主张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表现时代风采，为人生而艺术。个人的命运永远从属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做到“美”与“善”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老子“道法自然”天道观，对我国美学范畴、概念以及审美规律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自汉明帝时从印度传入，其分支禅宗主张舍形悦影，豁然顿悟，以虚涵实，遗貌取神，“言有尽而意无穷”，于南北朝融入了中国文化宝库。
2、崇尚“中”“和”之美。
老子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把“道”之“无为”的自然法则，推衍到“德”，即论述治国修身之术，这与孔门《中庸》之“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要人按照“道”的标准“慎其独”，完善自我教育，其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老子从哲学出发，儒家重视伦理。从那时起，儒、道“中和”、“和静”文化观念，以及墨家“兼爱”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刚健中正、尊道贵德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初黄老当道，武帝独尊儒术。魏晋以降，佛、道盛行。隋唐儒、释、道合流。宋代又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融入佛、道的程朱理学。民国以来，新儒学吸取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意识，正在促其往现代化转型。在新形势下，如何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文化长处，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已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3、中西美学之交融。
自古以来，汉文化对周边国家起着放射状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在美学理念上，西方崇尚求实、和谐，中国意在教化、守中。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资本主义兴起，加速了文艺的发展。大画家达·芬奇在《论绘画》中写道：绘画“是自然的合法的儿子”，“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惟一的模仿者”，以此再现“世界的美”。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客观、模仿、真实。
近百年来，法、意、俄等国作品所体现的科学理性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康定斯基对于色彩学的研究，阿尔海姆“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等等，也都介绍到中国来。
在世界美学发展史上，中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以“表现”为主的美学理念，有别于西方以“再现”为主的美学特征，这是中国对世界多元民族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目前西方文化在垄断资本操纵下，为了控制全世界，其美学与绘画诸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西方鼓吹的“反审美、反崇高、生活即艺术”之“当代艺术，推崇毫无创造性的拍照片、画照片、缺乏真情实感的所谓“超现实主义”。这值得赞许吗？
更有甚者。中华文字，历来都是增进民族团结，统一全国思想、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而现在，在某些媒体所用汉语中，不时插入以西洋文字缩写的拼音字母，不伦不类，始开瓦解中华民族文字之先例。
我们不能被内外垄断资本及其走狗牵着鼻子走，对此不得不加以警惕。
为增进人们的心灵之美，认真研究中西美学之异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必将促进今日中华文化之繁荣。https://t.cn/A6aWEMQp（红色文化网）
#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华夏文明根在中原#咆哮万里的滔滔黄河，穿越晋陕高原后，突然折而向东，冲出豫西大峡谷，流入古老的中原腹地——郑州。这里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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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人与环境摄影大赛历届入选作品（一）
《冰封的赛里木湖》颜凯欣 | 摄
江河湖海，雨雪冰霜，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生命之源，水，自古以来便受到文学家、哲学家等的关注，也成为最常见的摄影语言之一。
事实上，不管是在摄影史上，还是在人与环境摄影大赛历届来稿作品中，不乏与水相关的优秀作品——有人通过水呼吁环境保护、揭露社会问题，有人发掘水背后的人文历史与情感寄托，更有人以水造境、彰显精神与信仰。一起来看看摄影师们镜头下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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