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论
不同于一般性国家间竞争，战略竞争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这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战略竞争往往在地区或全球大国间展开。第二，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关系到各自在地区或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既是力量之争也是地位之争；战略竞争不仅涉及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还涉及制度、价值观、秩序安排（如国内政治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国际秩序）等。也就是说，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单元层次上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更关系到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第三，战略竞争的影响往往会超出双边范围，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冲击。第四，大国战略竞争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即以利益交换获取和竞争权力以及以武力胁迫获取和竞争权力，由于主权规范和相互确保核威慑的存在，利益交换是当今大国权利竞争的基本范式。从这4点来看，进入21世纪的第3个10年，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符合经典意义上战略竞争的一切特征，在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后，其外溢效应也必将对中美战略竞争产生影响。但整体而言，这不失为一个达成中美对彼此国家战略竞争进行有效管控共识的战略契机。事实上，对于中美竞争而言，历史上中美关系不乏因“战略意外”面显现“柳暗花明”的案例，比如2001年“9·11事件”后的中美良性互动。俄乌冲突的影响恐不亚于“9·11事件”，它是一场冲击旧秩序的新战争，各类新型武器之运用，信息战、认知战、经济战之如火如茶，核战争之阴影，平民百姓伤亡之惨痛，让人们看到了战争的凶险和代价，各国反对战争的声音愈发强烈，这在客观上降低了军事因素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份量。
中美竞争的本质不是霸权之争，也不是安全之争，而是经济社会之争。这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国际体系因素，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内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有该体系的明显特征。随着核武器时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支撑国际体系的政治－安全逻辑逐渐弱化，而经济、技术因素对体系的影响大为强化。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正如1992年中国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的，“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中美竞争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其次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即和平发展和不称霸。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基本国家战略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来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国际地位，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而非地缘政治和军事扩张的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反复强调中国无意追求霸权、无意争夺势力范围。这一基本战略选择决定了中国虽然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但不会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不会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更不会同美国争夺地区或世界范围内的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中美竞争的性质。最后，虽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中美之间在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决定中美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高低的关键是看谁的经济发展得更好、谁的治理能力更强、谁的治理效果更佳，而不是看谁能在军事上压倒和征服对方，也就是说，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将是各自的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治理能力，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实力和同盟体系。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所以，在俄乌冲突的影响外溢中，即使不能改变中美“竞争”的格局，也要争取将中美关系维持在一个可管控的基础之上。虽然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在美国朝野似乎已成为共识，而竞争思维的强化也显著影响了美国对华互动方式。随着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变化，中方也在做出相应调整，这必然会扩大和深化中美竞争的范围与力度。但是竞争并不能完全改变中美利益关系的基本结构，中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共同利益，不管是经济的、安全的还是社会人文领域都并未消失，为维护和促进这些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依然存在。
结语
目前，俄乌冲突前景尚不明朗，但欧亚大陆地缘矛盾已经明显“西移”，美国、西方的战略重心面临重新调整，至少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步伐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牵制。只要中国采取审慎策略，注重做好对外战略的规划和危机管理预案，中国有能力化危为机，进一步提高自身国际地位，扩大在地缘战略层面纵横捭阖的空间。毕竟尽管中美竞争具有大国权力竞争的某些特征，但由于其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这使得中美竞争的冲突性与对抗性显著地低于过往以政治－军事为主题的大国竞争。中美在经济领域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会成为制约竞争的重要因素。经济相互依赖不会消除竞争甚至可能引起或者加剧竞争，但却有助于确定竞争的边界，缓解冲突和对抗。即使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美国仍在科技、金融、创新能力、高等教育以及军事实力等诸多方面保持其相对优势。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方面，中美博弈不太可能会重复历史上霸权更替的形式，更可能的前景是：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却不能全面取代美国：而美国既不能避免其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也不能全面阻止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双方只能在竞争中共处，在共处中管理竞争。
不同于一般性国家间竞争，战略竞争是国家间竞争关系的高级形式，这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第一，战略竞争往往在地区或全球大国间展开。第二，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力量对比，更关系到各自在地区或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可以说既是力量之争也是地位之争；战略竞争不仅涉及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还涉及制度、价值观、秩序安排（如国内政治经济模式、意识形态、国际机制、国际规范、国际秩序）等。也就是说，战略竞争不仅关系到单元层次上力量与权力的分配及国家间的互动方式，更关系到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第三，战略竞争的影响往往会超出双边范围，对其他国家的行为、地区和全球局势产生直接或间接冲击。第四，大国战略竞争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即以利益交换获取和竞争权力以及以武力胁迫获取和竞争权力，由于主权规范和相互确保核威慑的存在，利益交换是当今大国权利竞争的基本范式。从这4点来看，进入21世纪的第3个10年，中美两国的国家关系符合经典意义上战略竞争的一切特征，在2022年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后，其外溢效应也必将对中美战略竞争产生影响。但整体而言，这不失为一个达成中美对彼此国家战略竞争进行有效管控共识的战略契机。事实上，对于中美竞争而言，历史上中美关系不乏因“战略意外”面显现“柳暗花明”的案例，比如2001年“9·11事件”后的中美良性互动。俄乌冲突的影响恐不亚于“9·11事件”，它是一场冲击旧秩序的新战争，各类新型武器之运用，信息战、认知战、经济战之如火如茶，核战争之阴影，平民百姓伤亡之惨痛，让人们看到了战争的凶险和代价，各国反对战争的声音愈发强烈，这在客观上降低了军事因素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份量。
中美竞争的本质不是霸权之争，也不是安全之争，而是经济社会之争。这是由以下因素所决定的。首先是国际体系因素，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那样，国际体系内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带有该体系的明显特征。随着核武器时代军事对抗的代价上升、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国际政治转型，支撑国际体系的政治－安全逻辑逐渐弱化，而经济、技术因素对体系的影响大为强化。在此背景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尤其是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正如1992年中国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所指出的，“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中美竞争也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其次是中国的战略选择，即和平发展和不称霸。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基本国家战略就是通过经济发展来增强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提升国际地位，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而非地缘政治和军事扩张的道路。“和平发展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中国将坚定不移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反复强调中国无意追求霸权、无意争夺势力范围。这一基本战略选择决定了中国虽然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但不会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不会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竞争，更不会同美国争夺地区或世界范围内的霸权，这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中美竞争的性质。最后，虽然在中国快速发展的大趋势下，中美之间在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在21世纪的时代条件下决定中美力量对比和国际影响力高低的关键是看谁的经济发展得更好、谁的治理能力更强、谁的治理效果更佳，而不是看谁能在军事上压倒和征服对方，也就是说，决定中美竞争结果的将是各自的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国家治理能力，而不是传统的军事实力和同盟体系。正如亨利·基辛格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决定性竞争更可能是经济竞争、社会竞争，而不是军事竞争”。所以，在俄乌冲突的影响外溢中，即使不能改变中美“竞争”的格局，也要争取将中美关系维持在一个可管控的基础之上。虽然加强对华战略竞争在美国朝野似乎已成为共识，而竞争思维的强化也显著影响了美国对华互动方式。随着美国对华战略与政策的变化，中方也在做出相应调整，这必然会扩大和深化中美竞争的范围与力度。但是竞争并不能完全改变中美利益关系的基本结构，中美在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共同利益，不管是经济的、安全的还是社会人文领域都并未消失，为维护和促进这些共同利益而开展合作的必要性依然存在。
结语
目前，俄乌冲突前景尚不明朗，但欧亚大陆地缘矛盾已经明显“西移”，美国、西方的战略重心面临重新调整，至少对中国的战略遏制步伐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牵制。只要中国采取审慎策略，注重做好对外战略的规划和危机管理预案，中国有能力化危为机，进一步提高自身国际地位，扩大在地缘战略层面纵横捭阖的空间。毕竟尽管中美竞争具有大国权力竞争的某些特征，但由于其本质是经济实力和社会治理能力之争，这使得中美竞争的冲突性与对抗性显著地低于过往以政治－军事为主题的大国竞争。中美在经济领域形成的高度相互依赖会成为制约竞争的重要因素。经济相互依赖不会消除竞争甚至可能引起或者加剧竞争，但却有助于确定竞争的边界，缓解冲突和对抗。即使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美国仍在科技、金融、创新能力、高等教育以及军事实力等诸多方面保持其相对优势。在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方面，中美博弈不太可能会重复历史上霸权更替的形式，更可能的前景是：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却不能全面取代美国：而美国既不能避免其地位和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也不能全面阻止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双方只能在竞争中共处，在共处中管理竞争。
【老画家王春立：我反对后殖民主义的东西】一、自1986年起，我提出“中国美术现代化，唯有体现民族精神，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这一个新的美学命题。反对“后现代主义艺术”。
此时西方垄断资本为了剥夺世界各国人民，在精神方面，大肆推行“世界文化一体化”，即各国必须砸掉本民族文化传统，融入西方“反审美、反崇高”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以“丑”为“美”，以照片取代画家的真情实感，鼓吹“生活即艺术”。我们众多评论家丧失独立人格、价值判断与批判精神，崇洋媚外、把学术研究市场化，胡吹乱捧。媒体、市场疯狂爆炒，为了捞钱，充斥着作假与欺骗。这，就是近几十年来美术界的乱象。
有人说,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民族性、民族特色会阻碍艺术的现代化”，应该“另起炉灶”，“尽量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绘画意识和形式方法”，以便使中国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观念”、“当代意识”的“全新的绘画形式”。针对上述情况，我多次发表看法，其要点为：
1、 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地球上生存，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形态就一定会存在。
2、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在内，总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吸收外域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具有强大的涵摄力，而不是像古巴比伦、埃及、印度那样，被外来文化吞化。域外文化一旦传到我国，经过自然取舍，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通过汉族文化与我国其他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形成的，它是增强民族团结、强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4、中国文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精神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民族绘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与新时代的审美理想相适应，并能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因而受到历代民众的喜爱。
5、传统文化不是僵死的、倒退的、一定要被“摧毁”的，不是历史发展“巨大的阻力”，恰恰相反，它是在继往开来的过程中，时时吸收新营养，形成新传统，表现新的历史律动。欠要尊重传统，不能食古不化，要“老树发新枝”。
6、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没有民族特色，中华文化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只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
二、儒、道、释乃中国美学发展之根。中国现代化之路，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是儒家重在宗法血缘基础、以政教伦理为中心的美学理论，与道、释以审美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相互对立、交融的过程。研究上述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以及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1、主张以文“化”人。“文化”从属于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
儒家崇道尚德、明义重公、乐群贵和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刚健进取、厚德载物的刚健品格，是其价值观的核心。如主张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表现时代风采，为人生而艺术。个人的命运永远从属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做到“美”与“善”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老子“道法自然”天道观，对我国美学范畴、概念以及审美规律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自汉明帝时从印度传入，其分支禅宗主张舍形悦影，豁然顿悟，以虚涵实，遗貌取神，“言有尽而意无穷”，于南北朝融入了中国文化宝库。
2、崇尚“中”“和”之美。
老子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把“道”之“无为”的自然法则，推衍到“德”，即论述治国修身之术，这与孔门《中庸》之“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要人按照“道”的标准“慎其独”，完善自我教育，其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老子从哲学出发，儒家重视伦理。从那时起，儒、道“中和”、“和静”文化观念，以及墨家“兼爱”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刚健中正、尊道贵德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初黄老当道，武帝独尊儒术。魏晋以降，佛、道盛行。隋唐儒、释、道合流。宋代又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融入佛、道的程朱理学。民国以来，新儒学吸取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意识，正在促其往现代化转型。在新形势下，如何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文化长处，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已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3、中西美学之交融。
自古以来，汉文化对周边国家起着放射状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在美学理念上，西方崇尚求实、和谐，中国意在教化、守中。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资本主义兴起，加速了文艺的发展。大画家达·芬奇在《论绘画》中写道：绘画“是自然的合法的儿子”，“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惟一的模仿者”，以此再现“世界的美”。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客观、模仿、真实。
近百年来，法、意、俄等国作品所体现的科学理性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康定斯基对于色彩学的研究，阿尔海姆“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等等，也都介绍到中国来。
在世界美学发展史上，中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以“表现”为主的美学理念，有别于西方以“再现”为主的美学特征，这是中国对世界多元民族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目前西方文化在垄断资本操纵下，为了控制全世界，其美学与绘画诸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西方鼓吹的“反审美、反崇高、生活即艺术”之“当代艺术，推崇毫无创造性的拍照片、画照片、缺乏真情实感的所谓“超现实主义”。这值得赞许吗？
更有甚者。中华文字，历来都是增进民族团结，统一全国思想、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而现在，在某些媒体所用汉语中，不时插入以西洋文字缩写的拼音字母，不伦不类，始开瓦解中华民族文字之先例。
我们不能被内外垄断资本及其走狗牵着鼻子走，对此不得不加以警惕。
为增进人们的心灵之美，认真研究中西美学之异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必将促进今日中华文化之繁荣。https://t.cn/A6aWEMQp（红色文化网）
此时西方垄断资本为了剥夺世界各国人民，在精神方面，大肆推行“世界文化一体化”，即各国必须砸掉本民族文化传统，融入西方“反审美、反崇高”的“后现代主义艺术”，以“丑”为“美”，以照片取代画家的真情实感，鼓吹“生活即艺术”。我们众多评论家丧失独立人格、价值判断与批判精神，崇洋媚外、把学术研究市场化，胡吹乱捧。媒体、市场疯狂爆炒，为了捞钱，充斥着作假与欺骗。这，就是近几十年来美术界的乱象。
有人说,中国画已经走到了“穷途末日”。“民族性、民族特色会阻碍艺术的现代化”，应该“另起炉灶”，“尽量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绘画意识和形式方法”，以便使中国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创造出一种具有“现代观念”、“当代意识”的“全新的绘画形式”。针对上述情况，我多次发表看法，其要点为：
1、 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从精神上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具有很强的人民性和无限的生命力。只要中华民族还在地球上生存，反映中华民族精神的文化形态就一定会存在。
2、从来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包括绘画在内，总是采取开放的态度，吸收外域文化优长之处为己用，具有强大的涵摄力，而不是像古巴比伦、埃及、印度那样，被外来文化吞化。域外文化一旦传到我国，经过自然取舍，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3、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通过汉族文化与我国其他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形成的，它是增强民族团结、强化全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4、中国文化为适应时代的发展，其精神内涵与外在表现形式总是随着人们审美需求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说，民族绘画内在的美学规律能够与新时代的审美理想相适应，并能以革新了的外在形态表现出来，因而受到历代民众的喜爱。
5、传统文化不是僵死的、倒退的、一定要被“摧毁”的，不是历史发展“巨大的阻力”，恰恰相反，它是在继往开来的过程中，时时吸收新营养，形成新传统，表现新的历史律动。欠要尊重传统，不能食古不化，要“老树发新枝”。
6、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没有民族特色，中华文化就不能立足于世界各民族文化之林。只能沦为西方的文化殖民地。
二、儒、道、释乃中国美学发展之根。中国现代化之路，本质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
中国美学思想发展的过程，是儒家重在宗法血缘基础、以政教伦理为中心的美学理论，与道、释以审美为中心的美学理论相互对立、交融的过程。研究上述独具中国特色的美学理论，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以及理论的发展，具有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1、主张以文“化”人。“文化”从属于政治，为经济基础服务。
儒家崇道尚德、明义重公、乐群贵和的精神境界，自强不息、刚健进取、厚德载物的刚健品格，是其价值观的核心。如主张树立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表现时代风采，为人生而艺术。个人的命运永远从属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做到“美”与“善”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老子“道法自然”天道观，对我国美学范畴、概念以及审美规律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佛教自汉明帝时从印度传入，其分支禅宗主张舍形悦影，豁然顿悟，以虚涵实，遗貌取神，“言有尽而意无穷”，于南北朝融入了中国文化宝库。
2、崇尚“中”“和”之美。
老子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把“道”之“无为”的自然法则，推衍到“德”，即论述治国修身之术，这与孔门《中庸》之“中”——“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要人按照“道”的标准“慎其独”，完善自我教育，其政治目的是相同的。只不过是，老子从哲学出发，儒家重视伦理。从那时起，儒、道“中和”、“和静”文化观念，以及墨家“兼爱”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刚健中正、尊道贵德的民族性格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汉初黄老当道，武帝独尊儒术。魏晋以降，佛、道盛行。隋唐儒、释、道合流。宋代又形成了以儒家为核心、融入佛、道的程朱理学。民国以来，新儒学吸取西方科学与民主的意识，正在促其往现代化转型。在新形势下，如何继承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文化长处，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已成为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3、中西美学之交融。
自古以来，汉文化对周边国家起着放射状的影响，且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在美学理念上，西方崇尚求实、和谐，中国意在教化、守中。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资本主义兴起，加速了文艺的发展。大画家达·芬奇在《论绘画》中写道：绘画“是自然的合法的儿子”，“是自然界一切可见事物的惟一的模仿者”，以此再现“世界的美”。在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客观、模仿、真实。
近百年来，法、意、俄等国作品所体现的科学理性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康定斯基对于色彩学的研究，阿尔海姆“格式塔”心理学的创立等等，也都介绍到中国来。
在世界美学发展史上，中华“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即以“表现”为主的美学理念，有别于西方以“再现”为主的美学特征，这是中国对世界多元民族文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目前西方文化在垄断资本操纵下，为了控制全世界，其美学与绘画诸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如西方鼓吹的“反审美、反崇高、生活即艺术”之“当代艺术，推崇毫无创造性的拍照片、画照片、缺乏真情实感的所谓“超现实主义”。这值得赞许吗？
更有甚者。中华文字，历来都是增进民族团结，统一全国思想、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工具。而现在，在某些媒体所用汉语中，不时插入以西洋文字缩写的拼音字母，不伦不类，始开瓦解中华民族文字之先例。
我们不能被内外垄断资本及其走狗牵着鼻子走，对此不得不加以警惕。
为增进人们的心灵之美，认真研究中西美学之异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必将促进今日中华文化之繁荣。https://t.cn/A6aWEMQp（红色文化网）
赫尔德、黑格尔、马克思用他们自己的活力论的社会生活模型取代老式的机械论的模型，但是在相信理解世界就是获得自由这点上,不亚于他们的论敌们。他们与论敌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强调变化与成长在使人之为人的因素中的重要性。社会生活不能根据数学与物理学的类比来理解。我们还必须理解历史,也就是，理解连续成长的特殊规律;这些规律以“辩证的”冲突或其他方式，支配着彼此相互作用以及与自然相五作用中的个人与群体:在这些思想家看来,不了解这点，便陷人另一类谬误，即陷人这样一-些信念中:人性是静态的;人性的基本特征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是一致的;人性是受不变的必然规律支配的，而不管这些规律是根据神学的词汇还是根据唯物论的词汇来理解的。
这些信念包含着一个错误的推论,即从原则上说，一个明智的立法者能够通过适当的教育与立法,在任何时候创建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因为理性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对于同样不变的基本需要必然要求同样不变的满足。p201
这些信念包含着一个错误的推论,即从原则上说，一个明智的立法者能够通过适当的教育与立法,在任何时候创建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因为理性的人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对于同样不变的基本需要必然要求同样不变的满足。p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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