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下篇）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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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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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上篇）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重返原点——韩少功的“知青”情结
韩少功是一个不那么会虚构的作家，即使像《爸爸爸》这样貌似荒诞、架空的作品，里头的主人公丙崽也仍是有着现实原型的。翻看韩少功的作品，无论小说还是散文随笔，都会发现一个特点，韩少功几乎可以称为某种意义上的“青春写作”，他的大多数作品，都绕不过一个词——知青。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知青生涯，犹如一个没法剔除的烙印，频繁在韩少功的作品当中出现。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太特殊、太刻骨铭心，以至于从下乡的地方返城，后来又到了海南生活，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可后来的生活极难挤进韩少功的心灵，没法成为他的写作素材。知青生涯的重要，让他对后来的生活产生某种免疫和拒绝。无论是讨论到什么话题，韩少功都往往把疑惑置放回知青岁月，让那个当年被历史裹挟的年轻的自己，进行选择和思考。和韩少功同代的“五零后”作家里，几乎很少有人会持续性地不断书写自己的青春的经历，他们的目光往往向前追溯，很多人经常会书写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那段历史；或者，不断把当下生活纳入视野。而韩少功几乎是恒定的，一个固定的点——上山下乡、知青——一直在他的作品当作倔强地存在。即使他有某些作品确实涉及了当下的生活，也总会在某个时刻，重返知青岁月，从那里生发出所有的思考。“韩少功在知青经验和知青视角的反复推进书写中，把一代人的生活和成长、衰老印刻进当代历史中去。”
——“知青”可以说是韩少功大部分写作的原点。无论是早期的《西望茅草地》，还是其发表于2018年的长篇《修改过程》，“知青”在韩少功这里，永动机一般，他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思考，都要从这里出发；绕了一大道弯之后，还得回到这里。也很奇怪，即使韩少功书写了那么多关于知青的文字，可他仍然没有被视为所谓的“知青写作”，更不会被看作“青春写作”，这是因为韩少功从来不是那种题材论的作家。孔见就认为韩少功的知青写作“关乎知青一代，也关乎八0后、九0后、00后。将其命名为知青文学，会局限对作品原意和作者初衷的深入理解”。知青背景，只是韩少功思考的生发点，他关注的问题，要大得多，也复杂得多。《马桥词典》当中，由下乡到马桥的“我”作为穿针引线，勾连起马桥的人物和历史；《暗示》中，那些若隐若现的人物，也都是从知青年代走来，走向当下、走出国门，在一种世界性的遭遇下，对被具象笼罩下的知识性危机展开思考。即使是在书写其每年从城市回到乡村“隐居”半年的生活经历的《山南水北》，“知青”的视角也一直都在——他在书写二十一世纪初期乡村现实的同时，下乡时的经历，一直作为回忆、作为参证的文本存在，让他的思考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可即便是有了那么多的回探，《日夜书》重返知青的经历，也不是重复，而是重新认识自己。
《日夜书》发表于《收获》2013年第2期，单行本也在2013年3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生于1953年1月1日，进入2013年，恰好六十岁，恰好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在人生刚满六十之际，捧出《日夜书》，对于他个人，显得尤其有意义。可以说，《马桥词典》《暗示》《山南水北》和他早期的中短篇以及一系列思想随笔，其实都是一种公共写作，他要思考的，是一些大的、艰深的、有广泛意义的话题，可一个人总是面对这样的“沉重”，是会有倦怠感的，于是，他决定放下这些，面对自己，我们便看到了《日夜书》。他就在《日夜书》的修改版中自言：“这种文字更像是写给自己的，差不多弃权于成功与卓越，只是作者本人必要的释放和解脱。”在自己身满六十的时候，想到了一代人也大多是这个年龄，正在逐渐走出历史的舞台——现实当中的退场，也正是历史记忆的返场——他重新回溯自己文学的原点，书写那代人在当年与当下的遭遇。“在这一刻，在南方山区的僻静一角，向他们表示一份敬意，算是了结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在此时，历史和现实到底是黑白分明的日与夜，还是没法割裂连成一体的日与夜？
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并不少见，可有独特思考的，又是那么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多是一些自哀自怜满纸怨气的“知青故事”——好像历史把本来与他们无关的事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他们是受害者，永远那张哭哭啼啼的脸，“知青虐待了历史，因为他们总以为他们被历史所虐待”。韩少功显然不愿讲那类故事，他说：“‘表功会’和‘诉苦会’不是毫无根据，但形成模式以后，会扭曲我们对社会和人的认知。”他讲了后来成为了官员、流亡者、先锋艺术家、民营企业家……的一代人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韩少功随意出入十分自由，你甚至能从字里行间感到他写下某句话时露出的微笑。沉重的题材，被处理得十分易读。
《日夜书》在正式发表前的题目叫《后来》，格非曾建议他这个小说可以叫做《幽明录》，韩少功觉得太“文”了，不如直白些，最后换成了《日夜书》。从题目来看，“时间”无疑是小说的主题，马尔克斯式的小说开场，更是强调了时间性：“多少年后，大甲在我家落下手机，却把我家的电视遥控器揣走……”韩少功的《日夜书》显然走的是另外的路子，作者更愿意让记忆盘根错节，更愿意让语言随意萌发——很多网络语言也进入了他的叙述——这种流畅甚至“搞笑”的语言，和作者的写作心态有很大的关系：历史当然是沉重的，可我们是不是非得要沉重地叙述历史？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貌似轻松”的语调，来述说一个时代的沉重和荒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或许韩少功在面对历史的沉重时，也有个人的柔软和脆弱，所以他需要用一种这么“轻松”的语言来带领自己进入一个不那么轻松的历史时间。
在《马桥词典》和《暗示》里，韩少功投入更多的，是理性、智性的思考，到了《日夜书》，感性开始强势介入，情感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一个强劲动力。他甚至也开始塑造人物了，比如说“马涛”，就是中国文学史中极为少见的人物，他身上集中了复杂的信息，他既是对社会思潮有深刻洞察力的人，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中的无能无感者；他既是一个在思想方面有着极度骄傲的人，也是一个从未成功过一次的失败者；他既想引领全人类前进，又和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势同水火……评论家刘复生也注意到了马涛这个人物：“这个当初的启蒙主义的时代英雄在新的时代清晰地暴露出他的喜剧性和悲剧性。”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释放了自己的情感、展示了自己的柔弱，他的思考当然也还在——比如说思考这一代人的历史命运——可却已经不是通过思想的直接阐述，而是通过人物的命运起伏来呈现。《日夜书》是韩少功作品里，少见的“个人化写作”，用韩少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追踪自己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各种隐秘的焦虑、惊讶、喜悦、屈辱、感怀，虽也有假托和虚构混迹其中，亲历性的现场记忆却是主要叙事动力。”
何谓“日与夜”？
韩少功的其他作品，在发表之后也曾有过修订，200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推出的“中国作家系列·韩少功系列”的文集一共九本，韩少功就曾在这套文集的自序中谈到他借着整理文集的机会，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三方面的修订，一是恢复性的；二是解释性的；三是修补性的。但这些都是在旧作发表了多年之后的修订。《日夜书》不同，《日夜书》在《收获》2013年的发表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为一个版本，很快地，在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推出了一个繁体字版本，同时也将有韩文版推出。韩少功自言：“考虑到境外读者对中国当代史不是太熟悉，我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大体上以时间为序，减少一些跨度较大的跳跃和闪回。”这个新版本也曾在《长篇小说选刊》2013年第6期转载。文字上的增删不大，可由于不少段落的前后顺序出现了调整，阅读感受差别极大。201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推出的“韩少功作品典藏系列”作品里，精装版的《日夜书》又再次作出增删、调整。多个版本的存在，使得分析《日夜书》变得比较困难，本文分析的内容，以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为准。怎么理解题目中的“日”与“夜”，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杨庆祥认为：“可以是一个时间性的理解，但也可以看成历史的隐喻。日代表什么，代表历史的清晰理智的层面；夜代表那种非常荒谬的埋在地底的非常深层的东西。”在笔者看来，《日夜书》中，有多组概念都对应着“日”与“夜”，得一一分析。
“日”与“夜”之一：历史与现实
《日夜书》在故事的安排上，被分割成界限分明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历史的，一部分是关于当下现实的。书中人物的生命历程，也被切分成两半，一半呈现着知青时期的经历，一部分则是当下的遭遇，从故事的发展来讲，中间有数十年空白期。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字句作为串联，但整体上来讲，历史和现实显得泾渭分明。在《日夜书》里，关于知青的这一段历史，当然是残酷的，十几岁的少年被时代大潮所裹挟，抛弃了一切，就再也没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作为主人公的“我”，不过是一个初中生，甚至都没能形成对世界的完整的看法，就被时代天空上飘荡着的大词所鼓动，毅然奔向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作出决定时，“我”是有着“激情”的，还在日记里写下“你应该”“你必须”“你一定”“你将要”等词。在激情的掩盖下，人变得盲目，对下乡想得太过美好，离开城市时的豪情万丈，很快就迎来痛击——一场最简单的农活“挑泥”就把所有幻想打回原型。下乡之后，韩少功开始了对知青们日常生活的书写，有生活的、情感的、思想的……细节丰盈，“幽默”的语言之中，暗藏着时代的酸楚和悲怆。一个个真实的个体，在时代大潮中，被“命运”一次次抛起又摔下。韩少功以自己书写中极为罕见的耐心，塑造人物和记下时代印痕，有着极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因为个人亲身经历，他没法对这段历史全然否定，犹豫不决的情绪尤其复杂。那一段历史是无情的，可青春、热血、眼泪都曾抛洒过；对比之下，眼下的生活显然更加平稳、更加应该让人珍惜，可更多的庸常和新的荒谬也出现了。正如杨庆祥在《<日夜书>的写作问题和历史观问题》中所言：“1960年代的政治狂热、知青狂热我们现在看很可笑，那我们看1990年代和当下的这种资本狂热不同样也很可笑吗？”走出当年那段历史时间的人，在数十年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人生活往上走，更多人则不断被迎头痛击，在新的生活里面对“永恒不变”的磨难。貌似被韩少功忽略掉中间环节的书写，并没有因为泾渭分明而非此即彼互相抵制，在韩少功眼中，历史时间和现实时间是互相撞击、交融的，从来没有被割裂过，眼下的现实，是历史的呼应和回声。
“割掉”了中间的过渡期，是因为韩少功用这两个时间呈现出的巨大落差，在互相映照中显现出历史和现实这两个形象，就像“日”与“夜”那么分明。
【西安翻译学院举办者“继承”风波】秦岭南麓的翠华山下，占地约2200亩的西安翻译学院（下称西译），被誉为陕西颜值最高的民办大学。因为远离市区，周边景色秀丽，整个校区都置身于山水之间。
历时33年，西译创始人（举办者）丁祖诒，从租赁两间民房起家，发展成为拥有数万师生的民办高校。经过几十年滚动投入，西译现有固定资产规模约18亿元，其中丁祖诒个人投入2020万元。
所谓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是指以出资、筹资等方式，发起、倡议并具体负责创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因此，举办者不仅是民办学校的出资人，亦是民办学校的掌舵者。在民办学校的法律主体中，举办者处于核心地位。
2012年3月12日，丁祖诒因病突然离世，西译的举办者出现空缺。彼时，丁祖诒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丁晶，二女儿丁涛和小女儿丁梦，都享有父亲遗产的继承权。
因丁祖诒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嘱，长女丁晶接任了董事长，继而成为西译新的举办者。但在7年之后，随着一份假公证书的出现，揭开了当年举办者变更内幕。
2019年9月23日，西译主动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假公证书制造者。随后，西安警方正式刑事立案，经司法机构鉴定公证书系伪造，目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
民办学校经过几十年发展，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9.15万所。受新老更替等诸多因素影响，民办学校“举办者继承”问题凸显，加之民办学校资产监管落实难，导致争议不断。
西译的往事
上个世纪80年代，已到不惑之年的丁祖诒，辞去了西安石油学院外语教研室主任的职位。靠着积攒的500元，租来了两间办公室，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办学之路。
1939年，丁祖诒出生在江苏省兴化县。1957年的夏天，丁祖诒参加了高考，尽管每门成绩在90分以上，但因“政审不合格”，未能跨入大学校门。
1958年冬天，19岁的丁祖诒远赴陕西，进入西安电瓷研究所工作。用3年时间。丁祖诒自学了4门外语，发表了几十万字的翻译文章，并读完了6年制本科。
文革期间，丁祖诒被被关进牛棚，下放当了8年工人。直到44岁，丁祖诒才应聘到西安石油学院，站在了大学的讲台上。
彼时，为了解决高考录取率低的问题，政府允许私人兴办高等教育学校。1987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标志着中国民办教育制度建设的开始。
按照当时的政策，民办学校的招生问题必须自行解决。为此，丁祖诒不得不骑着自行车，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贴招生广告，或远赴陕南、陕北进行招生。
经过几年努力，丁祖诒拼凑了630万元，收购了位于翠华山下的国营西安第一钟表机械厂，1992年西译正式在秦岭北麓扎了根。最初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条件十分艰苦。
此后，西译新生数量逐年增加，靠收取的学费逐步改善学校设施。到了2008年，西译已经跃居“全国十大最佳民办高校”之首，丁祖诒也被称为“创造奇迹的人”。
在陕西教育界，丁祖诒属于旗帜性人物，可谓桃李满天下。现如今，陕西民办高校诸多掌舵者，都曾是丁祖诒的旧部，一起见证了西译曾经的辉煌。
丁祖诒离世
2012年3月12日，丁祖诒突然因病离世。在其近30年的办学生涯中，他把所有的个人积蓄全部投入到学校，并且以校为家，以致他身故后名下只有南京老家的一套房产。经审计，丁祖诒个人累计向西译投入资金2020万元。
在家中长辈的提议下，南京的房子卖了500万元，姐妹三人均分了这笔房款。
丁祖诒去世后的2012年3月19日，西译召开董事会，丁晶当选为新的董事长。此时二女儿丁涛在澳大利亚身患癌症昏迷不醒，小女儿丁梦也未在西译任职。
丁涛家属和丁梦事后想起来，父亲去世之后，丁晶才当选的西译董事长，他们因此推测，丁晶并不是父亲生前指定的继承人。
资料显示，2012年3月，西译向陕西省教育厅提交了《关于西译变更举办者的请示》，并附有西译董事会关于同意变更学院举办者的决议、验资报告、财务清算报告书、（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丁晶关于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声明等材料。
公证书显示，“现丁晶表示要求继承丁祖诒上述遗产，丁涛、丁梦均自愿放弃上述遗产，兹证明被继承人丁祖诒遗产由其女儿丁晶一人继承……”。
此后，陕西省教育厅按程序上报教育部，后续补充了丁祖诒创办人证明资料。2013年4月，经过教育部批准，西译举办者由丁祖诒变更为丁晶。
公开资料显示，1969年出生的丁晶，系中国农工党党员，曾任西安翻译学院副院长。2013年，西译的举办者也变更为丁晶，至此丁晶彻底掌管了西译，丁梦此时已在西译任职，但对此事毫不知情。
据《人民网》报道，丁晶在2013年前就已获得了加拿大永居权（枫叶卡），而丁晶却在拥有加拿大永居权的情况下，2013年当选为政协第十一届陕西省委员会委员，同时在2016年3月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父亲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逐渐萎缩，作为子女，我十分痛心。西译已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业，现在是公益性学校，而丁晶长期居住在加拿大，并且购置了过千万元的豪宅，以及豪车，心思根本不在办学上”。丁梦表示。
一位不愿具名的西译前高管告诉《财经》记者，丁晶彻底掌管西译后，安排亲属和员工成立了数十家公司，承接了西译大部分业务。眼看西译要被掏空，一些元老级高管提出了意见，丁晶便开始清理反对者，包括她的妹妹丁梦。
2018年12月13日，西译董事会作出了《关于丁梦同志职务任免的决定》，免去丁梦西译副校长的职务。此后，丁梦开始全面反击，这场围绕着西译控制权的内斗才逐渐被外界所知晓。
丁祖诒去世七年之后，2019年7月，随着一份假公证书的出现，令事情变得愈加复杂。事实上，正是凭借这份伪造的公证书，丁晶成为了丁祖诒唯一继承人，最终取得了举办者的身份。
未曾想，西译主动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假公证书制造者。至此，一场民办学校的内部纷争转变为一起刑事案件，并直接牵涉西译近3万师生的切身利益。
假的公证书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仅在学校设立阶段负有筹措办学资金、提供办学条件、建立学校的组织机构及章程等一系列职责。而且在学校成立后，可以通过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影响学校的重大事务，并对学校经费来源的稳定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举办者的重要性，相关法规对于举办者的变更，亦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然而，2012年丁祖诒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产遗嘱，亦未指定新的举办者。意味着，丁祖诒的三个女儿都有机会成为新的举办者。但是由于假公证书的出现，等于剥夺了丁涛家属和丁梦的权利。
依据2003年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出资所形成的财产权益可以继承，而举办者属于行政许可内容，不能直接继承。但是，变更新的举办者须由举办者提出的规定，意味着举办者有指定继任者的权力，也可理解为特定的继承权。
丁祖诒去世后不久，二女儿丁涛也在澳大利亚去世，根据丁涛的遗嘱，她的丈夫权勇和他们的独生子权丁文成了她的遗产继承人。因此，权勇父子和丁晶及丁梦一样，均有权继承丁祖诒的遗产。
但是，在丁梦和丁涛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伪造了一份编号为“（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出具单位是西安市雁塔区公证处，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18日。
这份公证书显示，“现丁晶表示要求继承丁祖诒上述遗产，丁涛、丁梦均自愿放弃上述遗产，兹证明被继承人丁祖诒遗产由其女儿丁晶一人继承……”。
权勇和丁梦认为，伪造这份假公证书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让丁晶成为西译的唯一举办者。
出于对丁晶掌控西译的不满，2019年10月8日，丁梦向陕西省教育厅申请西译举办者变更资料公开。陕西省教育厅回复称，申请的信息公开内容中部分内容涉及刑事案件，经书面征求警方意见，西安警方表示刑事相关信息依法不应当公开，故相关信息不予以查阅。
事实上，丁梦在向陕西省教育厅申请之前的两周，西译校方向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太乙宫派出所报案称，2012年期间，学校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向省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材料中，文号为（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涉嫌伪造，请求查处。
长安分局已经立案，并展开侦查。据《财经》记者了解，司法鉴定证实西译向陕西省教育厅提交的（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确系伪造。
依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谁的学校？
素有“民办教育硅谷”之称的陕西，西译丁氏家族的内斗风波，只是民办院校问题的冰山一角。经过民办院校“黄金十年”之后，亦有不少民办学校发展壮大，最早的一批举办者已经老去，因此，关于“举办者继承”的问题便凸显出来。
从2019年1月23日起，西安思源学院董事长周延波，遭到前妻数次实名举报，直指周延波故意隐瞒取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盗卖几所民办大学资产、并偷漏数亿元税款的违法行为。
同年3月19日，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发布通报称，因故意隐瞒个人重大情况，周延波已被责令辞去十二届省政协委员。但是，关于周延波涉及掏空民办学校的问题，官方至今未有回应。
权威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对于民办学校的资产管理，有着较为明确的监管规定。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办学校资金和财务监管却很难到位，举办者擅自谋取私利、偷税漏税的现象较为严重。
2019 年 12 月 20 日，人民网以《西安翻译学院继承之痛，谁之过？》为题，报道了西译在举办人变更过程中，存在伪造公证书的问题。同日，西译官网发布声明称，学校是社会公益性事业，资产不属于举办者个人及其家族所有，原举办者投入的办学资金属于学校法人财产，不存在继承问题。现任举办者丁晶，是学校创始人丁祖诒先生生前确定并通过董事会选举合法产生。
从西译官方申明可见，特别强调丁晶是丁祖诒先生生前确定，并通过董事会选举合法产生的继任者。反之，如果丁晶不是祖诒先生生前所确定，那么，丁家另外两个女儿也有资格成为继任者。
事实上，民办学校举办者继承纠纷，西译并非是个案。多个法院判例认为，民办学校举办者对民办学校的出资份额不能继承，但因该出资所形成的财产权益，可以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继承法》的规定依法继承。
那么，被继承人对民办学校享有哪些财产权益，要根据民办学校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综合分析。然而，在《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年修订前，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对于财产权益的继承并不清晰。
按照法律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涉及重大财产利益，有些民办高校举办者，可以通过学校基建、采购、后勤事务，套取资金从中实现牟利。
丁涛家属和丁梦认为，自丁晶彻底掌管西译后，每年仅基建投入就数千万元。而这些基建工程都由丁晶来决定，他们怀疑，这些工程被交给丁晶的亲属及关联公司施工，以此达到从学校套现的目的。
陕西教育厅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待司法机关将此案彻底侦查完毕，确定了是谁伪造的公证书，才能启动行政追查程序。
西译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这件事在去年年底确实引起了一些对丁晶董事长本人和学校的误解，学校当时已经发布声明做出了澄清。不过，丁晶董事长本人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
历时33年，西译创始人（举办者）丁祖诒，从租赁两间民房起家，发展成为拥有数万师生的民办高校。经过几十年滚动投入，西译现有固定资产规模约18亿元，其中丁祖诒个人投入2020万元。
所谓民办学校的“举办者”，是指以出资、筹资等方式，发起、倡议并具体负责创办民办学校的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因此，举办者不仅是民办学校的出资人，亦是民办学校的掌舵者。在民办学校的法律主体中，举办者处于核心地位。
2012年3月12日，丁祖诒因病突然离世，西译的举办者出现空缺。彼时，丁祖诒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丁晶，二女儿丁涛和小女儿丁梦，都享有父亲遗产的继承权。
因丁祖诒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嘱，长女丁晶接任了董事长，继而成为西译新的举办者。但在7年之后，随着一份假公证书的出现，揭开了当年举办者变更内幕。
2019年9月23日，西译主动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假公证书制造者。随后，西安警方正式刑事立案，经司法机构鉴定公证书系伪造，目前案件仍在侦查阶段。
民办学校经过几十年发展，截至2019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9.15万所。受新老更替等诸多因素影响，民办学校“举办者继承”问题凸显，加之民办学校资产监管落实难，导致争议不断。
西译的往事
上个世纪80年代，已到不惑之年的丁祖诒，辞去了西安石油学院外语教研室主任的职位。靠着积攒的500元，租来了两间办公室，从此走上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办学之路。
1939年，丁祖诒出生在江苏省兴化县。1957年的夏天，丁祖诒参加了高考，尽管每门成绩在90分以上，但因“政审不合格”，未能跨入大学校门。
1958年冬天，19岁的丁祖诒远赴陕西，进入西安电瓷研究所工作。用3年时间。丁祖诒自学了4门外语，发表了几十万字的翻译文章，并读完了6年制本科。
文革期间，丁祖诒被被关进牛棚，下放当了8年工人。直到44岁，丁祖诒才应聘到西安石油学院，站在了大学的讲台上。
彼时，为了解决高考录取率低的问题，政府允许私人兴办高等教育学校。1987年，教育部正式颁布了《关于社会力量办学的若干暂行规定》，标志着中国民办教育制度建设的开始。
按照当时的政策，民办学校的招生问题必须自行解决。为此，丁祖诒不得不骑着自行车，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贴招生广告，或远赴陕南、陕北进行招生。
经过几年努力，丁祖诒拼凑了630万元，收购了位于翠华山下的国营西安第一钟表机械厂，1992年西译正式在秦岭北麓扎了根。最初的教室和学生宿舍，都是由旧厂房改造而成，条件十分艰苦。
此后，西译新生数量逐年增加，靠收取的学费逐步改善学校设施。到了2008年，西译已经跃居“全国十大最佳民办高校”之首，丁祖诒也被称为“创造奇迹的人”。
在陕西教育界，丁祖诒属于旗帜性人物，可谓桃李满天下。现如今，陕西民办高校诸多掌舵者，都曾是丁祖诒的旧部，一起见证了西译曾经的辉煌。
丁祖诒离世
2012年3月12日，丁祖诒突然因病离世。在其近30年的办学生涯中，他把所有的个人积蓄全部投入到学校，并且以校为家，以致他身故后名下只有南京老家的一套房产。经审计，丁祖诒个人累计向西译投入资金2020万元。
在家中长辈的提议下，南京的房子卖了500万元，姐妹三人均分了这笔房款。
丁祖诒去世后的2012年3月19日，西译召开董事会，丁晶当选为新的董事长。此时二女儿丁涛在澳大利亚身患癌症昏迷不醒，小女儿丁梦也未在西译任职。
丁涛家属和丁梦事后想起来，父亲去世之后，丁晶才当选的西译董事长，他们因此推测，丁晶并不是父亲生前指定的继承人。
资料显示，2012年3月，西译向陕西省教育厅提交了《关于西译变更举办者的请示》，并附有西译董事会关于同意变更学院举办者的决议、验资报告、财务清算报告书、（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丁晶关于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声明等材料。
公证书显示，“现丁晶表示要求继承丁祖诒上述遗产，丁涛、丁梦均自愿放弃上述遗产，兹证明被继承人丁祖诒遗产由其女儿丁晶一人继承……”。
此后，陕西省教育厅按程序上报教育部，后续补充了丁祖诒创办人证明资料。2013年4月，经过教育部批准，西译举办者由丁祖诒变更为丁晶。
公开资料显示，1969年出生的丁晶，系中国农工党党员，曾任西安翻译学院副院长。2013年，西译的举办者也变更为丁晶，至此丁晶彻底掌管了西译，丁梦此时已在西译任职，但对此事毫不知情。
据《人民网》报道，丁晶在2013年前就已获得了加拿大永居权（枫叶卡），而丁晶却在拥有加拿大永居权的情况下，2013年当选为政协第十一届陕西省委员会委员，同时在2016年3月作为教育界的代表被授予“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父亲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逐渐萎缩，作为子女，我十分痛心。西译已不是我们一家人的事业，现在是公益性学校，而丁晶长期居住在加拿大，并且购置了过千万元的豪宅，以及豪车，心思根本不在办学上”。丁梦表示。
一位不愿具名的西译前高管告诉《财经》记者，丁晶彻底掌管西译后，安排亲属和员工成立了数十家公司，承接了西译大部分业务。眼看西译要被掏空，一些元老级高管提出了意见，丁晶便开始清理反对者，包括她的妹妹丁梦。
2018年12月13日，西译董事会作出了《关于丁梦同志职务任免的决定》，免去丁梦西译副校长的职务。此后，丁梦开始全面反击，这场围绕着西译控制权的内斗才逐渐被外界所知晓。
丁祖诒去世七年之后，2019年7月，随着一份假公证书的出现，令事情变得愈加复杂。事实上，正是凭借这份伪造的公证书，丁晶成为了丁祖诒唯一继承人，最终取得了举办者的身份。
未曾想，西译主动向警方报案，要求彻查假公证书制造者。至此，一场民办学校的内部纷争转变为一起刑事案件，并直接牵涉西译近3万师生的切身利益。
假的公证书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仅在学校设立阶段负有筹措办学资金、提供办学条件、建立学校的组织机构及章程等一系列职责。而且在学校成立后，可以通过学校的理事会、董事会影响学校的重大事务，并对学校经费来源的稳定负有重要责任。
鉴于举办者的重要性，相关法规对于举办者的变更，亦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的变更，须由举办者提出，在进行财务清算后，经学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报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然而，2012年丁祖诒去世时，未留下任何遗产遗嘱，亦未指定新的举办者。意味着，丁祖诒的三个女儿都有机会成为新的举办者。但是由于假公证书的出现，等于剥夺了丁涛家属和丁梦的权利。
依据2003年实施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学校举办者出资所形成的财产权益可以继承，而举办者属于行政许可内容，不能直接继承。但是，变更新的举办者须由举办者提出的规定，意味着举办者有指定继任者的权力，也可理解为特定的继承权。
丁祖诒去世后不久，二女儿丁涛也在澳大利亚去世，根据丁涛的遗嘱，她的丈夫权勇和他们的独生子权丁文成了她的遗产继承人。因此，权勇父子和丁晶及丁梦一样，均有权继承丁祖诒的遗产。
但是，在丁梦和丁涛家属不知情的情况下，有人伪造了一份编号为“（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出具单位是西安市雁塔区公证处，落款时间为2012年7月18日。
这份公证书显示，“现丁晶表示要求继承丁祖诒上述遗产，丁涛、丁梦均自愿放弃上述遗产，兹证明被继承人丁祖诒遗产由其女儿丁晶一人继承……”。
权勇和丁梦认为，伪造这份假公证书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让丁晶成为西译的唯一举办者。
出于对丁晶掌控西译的不满，2019年10月8日，丁梦向陕西省教育厅申请西译举办者变更资料公开。陕西省教育厅回复称，申请的信息公开内容中部分内容涉及刑事案件，经书面征求警方意见，西安警方表示刑事相关信息依法不应当公开，故相关信息不予以查阅。
事实上，丁梦在向陕西省教育厅申请之前的两周，西译校方向西安市公安局长安分局太乙宫派出所报案称，2012年期间，学校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向省教育主管部门提供的材料中，文号为（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涉嫌伪造，请求查处。
长安分局已经立案，并展开侦查。据《财经》记者了解，司法鉴定证实西译向陕西省教育厅提交的（2012）西雁证民字1765号公证书确系伪造。
依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规定，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谁的学校？
素有“民办教育硅谷”之称的陕西，西译丁氏家族的内斗风波，只是民办院校问题的冰山一角。经过民办院校“黄金十年”之后，亦有不少民办学校发展壮大，最早的一批举办者已经老去，因此，关于“举办者继承”的问题便凸显出来。
从2019年1月23日起，西安思源学院董事长周延波，遭到前妻数次实名举报，直指周延波故意隐瞒取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盗卖几所民办大学资产、并偷漏数亿元税款的违法行为。
同年3月19日，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发布通报称，因故意隐瞒个人重大情况，周延波已被责令辞去十二届省政协委员。但是，关于周延波涉及掏空民办学校的问题，官方至今未有回应。
权威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对于民办学校的资产管理，有着较为明确的监管规定。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民办学校资金和财务监管却很难到位，举办者擅自谋取私利、偷税漏税的现象较为严重。
2019 年 12 月 20 日，人民网以《西安翻译学院继承之痛，谁之过？》为题，报道了西译在举办人变更过程中，存在伪造公证书的问题。同日，西译官网发布声明称，学校是社会公益性事业，资产不属于举办者个人及其家族所有，原举办者投入的办学资金属于学校法人财产，不存在继承问题。现任举办者丁晶，是学校创始人丁祖诒先生生前确定并通过董事会选举合法产生。
从西译官方申明可见，特别强调丁晶是丁祖诒先生生前确定，并通过董事会选举合法产生的继任者。反之，如果丁晶不是祖诒先生生前所确定，那么，丁家另外两个女儿也有资格成为继任者。
事实上，民办学校举办者继承纠纷，西译并非是个案。多个法院判例认为，民办学校举办者对民办学校的出资份额不能继承，但因该出资所形成的财产权益，可以依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继承法》的规定依法继承。
那么，被继承人对民办学校享有哪些财产权益，要根据民办学校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综合分析。然而，在《民办教育促进法》2016年修订前，法律法规并不完善，对于财产权益的继承并不清晰。
按照法律规定，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举办者不得取得办学收益，学校的办学结余全部用于办学。但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涉及重大财产利益，有些民办高校举办者，可以通过学校基建、采购、后勤事务，套取资金从中实现牟利。
丁涛家属和丁梦认为，自丁晶彻底掌管西译后，每年仅基建投入就数千万元。而这些基建工程都由丁晶来决定，他们怀疑，这些工程被交给丁晶的亲属及关联公司施工，以此达到从学校套现的目的。
陕西教育厅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待司法机关将此案彻底侦查完毕，确定了是谁伪造的公证书，才能启动行政追查程序。
西译工作人员告诉《财经》记者，这件事在去年年底确实引起了一些对丁晶董事长本人和学校的误解，学校当时已经发布声明做出了澄清。不过，丁晶董事长本人目前不方便接受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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