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变引起量变,经销商和生产企业必须要关注的一大要素
环境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更是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环境的变化,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行业的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作者|甘净
图片|网络
6月5日,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小编在这里告诉大家是“世界环境日”。虽然有些人可能对这个节日比较陌生,但是看见“环境”两字,内心就会一目了然。“噢!不就是保护环境的节日嘛”,没错儿,就是这样一个节日。
看起来很简单的节日,背后却很有深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逐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及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并将每年的6月5日定位为“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会在这一天发表有关世界环境状况的年度报告。
“世界环境日”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因为环境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更是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环境的变化,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行业的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环境问题,让行业的发展“出现变故”
汽车“口粮”大换“汤”
生活中,因为环境的变化,我们的交通出行工具——汽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还记得前几年那些灰蒙蒙的雾霾天吗?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受,小编在灰蒙蒙的天气里,内心是非常压抑的,感觉让人喘不上气来,呼吸不畅。
这雾霾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据了解,雾霾的一部分来源在于汽车尾气,而汽车尾气来自哪里呢?燃油车。
因此,很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开始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来取缔燃油车,改善环境质量,提高我们生存的生命之源。并且已经有很多国家表明,未来将禁售燃油车,比如:英国、法国、以色列、西班牙等国家纷纷计划在2030年至2040年之间逐渐淘汰燃油车。
在大环境的背景下,许多车企也纷纷加入新能源汽车大军。
今年4月3日,比亚迪汽车正式宣布,自2022年3月起停止燃油汽车的整车生产,至此成为中国市场第一家宣布停止燃油车生产并付诸实践的车企。而我们熟知的奔驰、宝马、保时捷,这些高端车企每年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比例也在不断地增加。
由此可见,环境问题对汽车行业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的,它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改变了汽车的“口粮”。并且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增多,燃油车的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量也在下降,对雾霾治理起到相当大的改善作用。
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变得越来好,虽然现在偶尔也会出现雾霾天,但是也只是偶尔了,看着湛蓝的天和洁白的云,心里也舒坦不少。
汽车后市场行业迎来新挑战
环境问题让汽车行业属性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汽车后市场与汽车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当汽车行业出现重大转变的时候,对于汽车后市场来说,也会相应的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新能源分会秘书长章弘表示,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的保有量对汽车后市场产生了冲击,首当其冲的便是技术差异大、人才缺乏这两大现实问题。
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用户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和车辆行驶里程的增加,电池衰减、电池包故障等问题愈发困扰着车主。市场上,新能源汽车行业缺少专业的检测机构,导致用户的维修难度增加。
由于新能源汽车的维修与燃油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多维修机构的维修师傅根本就修不了,从而形成了技术差异大、人才缺乏这些问题。但问题背后往往孕育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汽车后市场的企业如果能抓住这个机遇,必然会让自己在以后的发展中走的更加顺畅。
除了技术差异大、人才缺乏的问题外,环境问题还引起了汽车用品行业的变化,比如车用消毒杀菌剂,这几年也成了比较抢手的产品;还有空调滤清器等易损件,随着车主们对环境意识的提高,更加注重健康发展,该类产品更换的频率也明显提高。环境的改变,让汽车用品和易损件也迎来了一波波红利。
环境,是企业和经销商发展中不可轻视的元素
可以说环境关乎着我们的健康,更牵动着企业的发展,是企业发展中不可轻视的元素。
在许多情况下,环境保护和企业发展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会选择后者而不顾及环境保护。随着全球环境状况的恶化,保护环境、改善环境急不可待,公众的环境意识逐渐提高,政府的环境管理法律法规日趋严厉,因此,企业必须实施环境管理。
对于经销商来说,环境也很重要,试问,是干净的店面,舒适的环境更讨客户喜欢,容易获客,还是脏兮兮、乱糟糟的环境容易获客?答案不言而喻。
曾经在市场走访调研中,小编就有亲身体会。两家汽配店,一家在拐角处,一家在正方向,拐角处的汽配店,走进去货架上的商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地面、桌子、货架都非常干净,来咨询的客户非常多。而正方向的店铺虽然位置要比拐角的位置好,但是客户量并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该店铺里面的东西特别杂乱,可以说无从下脚,而且清洁度也不高,门口还摆放着吃完的餐盒,那时正好是夏天,几只苍蝇在那飞舞着,如果不是为了调研,小编也不会踏入一步。
可见,质变引发量变,环境对企业和经销商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是企业和经销商必须要重视的第一要素。
总之,环境是一切发展的根源,没有健康的环境我们生存受威胁,没有健康的环境企业无法生产,没有健康的环境经销商发展受阻,只有遵循环境守则,健康发展才能让社会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走得长远。
最后说一句,“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END
环境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更是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环境的变化,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行业的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作者|甘净
图片|网络
6月5日,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小编在这里告诉大家是“世界环境日”。虽然有些人可能对这个节日比较陌生,但是看见“环境”两字,内心就会一目了然。“噢!不就是保护环境的节日嘛”,没错儿,就是这样一个节日。
看起来很简单的节日,背后却很有深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日益严重,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逐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
1972年6月5日,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著名的《人类环境宣言》及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研究保护人类环境的会议,并将每年的6月5日定位为“世界环境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也会在这一天发表有关世界环境状况的年度报告。
“世界环境日”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因为环境不仅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更是构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环境的变化,会给我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行业的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环境问题,让行业的发展“出现变故”
汽车“口粮”大换“汤”
生活中,因为环境的变化,我们的交通出行工具——汽车,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还记得前几年那些灰蒙蒙的雾霾天吗?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感受,小编在灰蒙蒙的天气里,内心是非常压抑的,感觉让人喘不上气来,呼吸不畅。
这雾霾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据了解,雾霾的一部分来源在于汽车尾气,而汽车尾气来自哪里呢?燃油车。
因此,很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开始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来取缔燃油车,改善环境质量,提高我们生存的生命之源。并且已经有很多国家表明,未来将禁售燃油车,比如:英国、法国、以色列、西班牙等国家纷纷计划在2030年至2040年之间逐渐淘汰燃油车。
在大环境的背景下,许多车企也纷纷加入新能源汽车大军。
今年4月3日,比亚迪汽车正式宣布,自2022年3月起停止燃油汽车的整车生产,至此成为中国市场第一家宣布停止燃油车生产并付诸实践的车企。而我们熟知的奔驰、宝马、保时捷,这些高端车企每年生产的新能源汽车比例也在不断地增加。
由此可见,环境问题对汽车行业的影响还是比较深刻的,它改变了我们的出行方式,改变了汽车的“口粮”。并且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增多,燃油车的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量也在下降,对雾霾治理起到相当大的改善作用。
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变得越来好,虽然现在偶尔也会出现雾霾天,但是也只是偶尔了,看着湛蓝的天和洁白的云,心里也舒坦不少。
汽车后市场行业迎来新挑战
环境问题让汽车行业属性发生了质的变化,而汽车后市场与汽车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当汽车行业出现重大转变的时候,对于汽车后市场来说,也会相应的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新能源分会秘书长章弘表示,新能源汽车快速增长的保有量对汽车后市场产生了冲击,首当其冲的便是技术差异大、人才缺乏这两大现实问题。
近几年,随着新能源汽车用户保有量的快速增长和车辆行驶里程的增加,电池衰减、电池包故障等问题愈发困扰着车主。市场上,新能源汽车行业缺少专业的检测机构,导致用户的维修难度增加。
由于新能源汽车的维修与燃油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多维修机构的维修师傅根本就修不了,从而形成了技术差异大、人才缺乏这些问题。但问题背后往往孕育着巨大的机遇与挑战,汽车后市场的企业如果能抓住这个机遇,必然会让自己在以后的发展中走的更加顺畅。
除了技术差异大、人才缺乏的问题外,环境问题还引起了汽车用品行业的变化,比如车用消毒杀菌剂,这几年也成了比较抢手的产品;还有空调滤清器等易损件,随着车主们对环境意识的提高,更加注重健康发展,该类产品更换的频率也明显提高。环境的改变,让汽车用品和易损件也迎来了一波波红利。
环境,是企业和经销商发展中不可轻视的元素
可以说环境关乎着我们的健康,更牵动着企业的发展,是企业发展中不可轻视的元素。
在许多情况下,环境保护和企业发展是一对尖锐的矛盾,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会选择后者而不顾及环境保护。随着全球环境状况的恶化,保护环境、改善环境急不可待,公众的环境意识逐渐提高,政府的环境管理法律法规日趋严厉,因此,企业必须实施环境管理。
对于经销商来说,环境也很重要,试问,是干净的店面,舒适的环境更讨客户喜欢,容易获客,还是脏兮兮、乱糟糟的环境容易获客?答案不言而喻。
曾经在市场走访调研中,小编就有亲身体会。两家汽配店,一家在拐角处,一家在正方向,拐角处的汽配店,走进去货架上的商品摆放得整整齐齐,地面、桌子、货架都非常干净,来咨询的客户非常多。而正方向的店铺虽然位置要比拐角的位置好,但是客户量并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该店铺里面的东西特别杂乱,可以说无从下脚,而且清洁度也不高,门口还摆放着吃完的餐盒,那时正好是夏天,几只苍蝇在那飞舞着,如果不是为了调研,小编也不会踏入一步。
可见,质变引发量变,环境对企业和经销商的发展都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是企业和经销商必须要重视的第一要素。
总之,环境是一切发展的根源,没有健康的环境我们生存受威胁,没有健康的环境企业无法生产,没有健康的环境经销商发展受阻,只有遵循环境守则,健康发展才能让社会经济进入良性循环,走得长远。
最后说一句,“保护环境、爱护环境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END
道家智慧 :保持合适的尺度,避免泛滥的欲望#炼心篇#
老子《道德经》中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越喜欢什么东西,我们就会为它所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和钱财。
喜欢花草鱼虫,就会经常光顾花卉水族市场,购买一系列可能自己用不上的专业用具;喜欢名品衣物,就会经常往来商场,囤攒一大堆自己穿不完的服装饰品......
而老子言及的“甚爱”,更想强调得是过分地追名逐利。因为甚爱,过分了,结果往往损失惨重,得不偿失。
过分地追求名利,人的思想和行动就会被其所累。
在很多人心里,钱要越多越好,权力要越大越好,地位和声望要越高越好,这就是“多藏”,就是指人们对金钱、权力、地位和声望的那种贪得无厌的表现。
过分地追求钱、权、名,人的内心就会被这些东西所控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这些欲望的奴仆,终身不得解脱,直至被自己欲望活活拖垮。
个人对于外在名利,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尺度,过度的追求,让自己欲望泛滥,一定会产生极大的伤害。
“爱”有度,“藏”亦有度,坦然面对人生,达到身心的舒畅,从而保养好自己精神与形体。
老子《道德经》中说,“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越喜欢什么东西,我们就会为它所花费相当大的精力和钱财。
喜欢花草鱼虫,就会经常光顾花卉水族市场,购买一系列可能自己用不上的专业用具;喜欢名品衣物,就会经常往来商场,囤攒一大堆自己穿不完的服装饰品......
而老子言及的“甚爱”,更想强调得是过分地追名逐利。因为甚爱,过分了,结果往往损失惨重,得不偿失。
过分地追求名利,人的思想和行动就会被其所累。
在很多人心里,钱要越多越好,权力要越大越好,地位和声望要越高越好,这就是“多藏”,就是指人们对金钱、权力、地位和声望的那种贪得无厌的表现。
过分地追求钱、权、名,人的内心就会被这些东西所控制,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成这些欲望的奴仆,终身不得解脱,直至被自己欲望活活拖垮。
个人对于外在名利,如果没有一个合适的尺度,过度的追求,让自己欲望泛滥,一定会产生极大的伤害。
“爱”有度,“藏”亦有度,坦然面对人生,达到身心的舒畅,从而保养好自己精神与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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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下庶人
“礼”究竟该不该下庶人?私以为,应该。但应注重“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
以先秦王公贵族之“礼”为例。先秦王公贵族见面时,往往不能直接问候,而是必须通过三四个人的间接传话。比如,王公甲带了三个随从见到了带了四个仆人贵族乙,说了句“吃了么?”,这时候甲的随从便会依次传话,“吃了么?”、“吃了么?”、“吃了么?”;等甲的三个随从说完之后,贵族乙才回答,“吃了”,然后乙的仆人再依次道,“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再比如,在酒局上,越是身份尊贵的主人,越是须要向每一个来敬酒的人跪一次;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百个人来敬酒,主人便必须跪一百次。当然,先秦的人都席地而坐,枕在自己的腿上,跪的时候也就抬起屁股,身体匍匐向前而已。
再比如,那时候身份越高,走路的步子就得越小,最后是身份最高的人,就只能半个脚印半个脚印的走。这里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王公贵族身上一般都配挂玉,身份越高配挂越多越重;而且,如果步子迈得太大,玉之间碰触出来的声音便会越杂越乱,越不悦耳,也就越不“合礼”。
到这里,不难看出,至少在先秦时期,“礼”是非常繁杂甚至有些不合人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礼不下庶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反而是少了许多束缚,相对来说更加自由。可是,话说回来,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礼”开始逐步“下”到了庶人的呢?
答案是从安史之乱开始。因为自从安史之乱后,社会尤其是基层便愈加动荡不安,所以为了稳定基层,当时的士大夫就慢慢地将原本专属于王公贵族的“礼”,一点点下放到基层。比如,唐朝之前,平民百姓是没有也不允许建立和拜祠堂的;到了宋朝,从范仲淹首创开始,又才有了族田;而基本到了明朝,几乎每一个平民百姓族里才修起了自己的族谱。明太祖更是把许多平民百姓之“礼”,写进了法律,比如拜社坛,即现在许多地方的“社坛公”、“社公”或者“社头”和“社头伯公”。所以可以说,到了明清两代,“礼”才算真正大范围地下到了“庶人”,即所谓“礼仪下乡”。
不过,“礼仪下乡”也不仅仅有益,害处还是很多的。比如,自从元朝仁宗将“朱氏理学”奉为官学之后,便不断地将“礼”与“理”(即“天理”)混为一谈,甚至上升到了形而上的绝对高度,最后就变成了迂腐丑恶的“天理杀人”和“礼教吃人”。也就有了后来的“贞节牌坊”,以及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一书中,丈夫掐死私奔妻子的案例。
所以,“礼”到底该不该下庶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弄清楚:“礼”究竟是什么?如果“礼”是一种“审美”,那么“礼不下庶人”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其实就与法兰西学者布尔迪厄所谓“文化区隔”类似,即主张精英有精英的审美趣味,大众有大众的审美趣味。这样一来,表面上二者似乎都更独立更自由了,好比唐之前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那般,但实质上却会逐渐逐渐丧失“流动性”,酝酿“不信任”,造成固化与撕裂;至少在“审美”层面。那么,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呢?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那么其更应该普及和普遍,即更应该“礼下庶人”。但是,大前提是:普及和普遍这种“社会规范”,应该首先基于“社会共识”,或者至少应该尊重既定的“社会惯例”,而非“强制”。
是的,不管“礼”是一种“审美”也好,是一种“社会规范”也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下”即普及和普遍,而是“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亦即这种普及和普遍是否“强制”。——是的,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很多时候酿造悲剧与惨剧的并非“礼”本身,而是将“礼”强制地普及和普遍到平民百姓。而是平民百姓在面对这种“审美”或者“社会规范”的时候,没有选择的权利,甚至没有提供选择的平台。——是的,不管是旧时代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还是如今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的确确存在着差距、隔阂甚至是鸿沟,但是“礼”作为一种——至少在理想中——可以普及和普遍的“审美”或“社会规范”,其(追求的)价值基础应该是“平等”而非“控制”,其(追求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信任”而非“欺瞒”,其(追求的)最终实现应该是“大同”而非“相食”。
所以,贾母应该请刘姥姥到大观园,讲讲城里人的“礼”;刘姥姥也应该请贾母到农舍,讲讲乡下人的“礼”。二人既不要仰望,也不要俯视,不要一个含着金汤匙在大花轿里装神弄鬼,另一个抱着破棉被于茅草房中怨天尤人;二人应该放下傲慢与偏见,抛弃自卑与恐惧,互相来往,多多交流。至少,追求“平等”、“信任”与“大同”之人,应该为这样的理想去奋斗。
礼下庶人
“礼”究竟该不该下庶人?私以为,应该。但应注重“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
以先秦王公贵族之“礼”为例。先秦王公贵族见面时,往往不能直接问候,而是必须通过三四个人的间接传话。比如,王公甲带了三个随从见到了带了四个仆人贵族乙,说了句“吃了么?”,这时候甲的随从便会依次传话,“吃了么?”、“吃了么?”、“吃了么?”;等甲的三个随从说完之后,贵族乙才回答,“吃了”,然后乙的仆人再依次道,“吃了”、“吃了”、“吃了”、“吃了”。
再比如,在酒局上,越是身份尊贵的主人,越是须要向每一个来敬酒的人跪一次;也就是说,如果有一百个人来敬酒,主人便必须跪一百次。当然,先秦的人都席地而坐,枕在自己的腿上,跪的时候也就抬起屁股,身体匍匐向前而已。
再比如,那时候身份越高,走路的步子就得越小,最后是身份最高的人,就只能半个脚印半个脚印的走。这里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王公贵族身上一般都配挂玉,身份越高配挂越多越重;而且,如果步子迈得太大,玉之间碰触出来的声音便会越杂越乱,越不悦耳,也就越不“合礼”。
到这里,不难看出,至少在先秦时期,“礼”是非常繁杂甚至有些不合人性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礼不下庶人”,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糟糕,反而是少了许多束缚,相对来说更加自由。可是,话说回来,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礼”开始逐步“下”到了庶人的呢?
答案是从安史之乱开始。因为自从安史之乱后,社会尤其是基层便愈加动荡不安,所以为了稳定基层,当时的士大夫就慢慢地将原本专属于王公贵族的“礼”,一点点下放到基层。比如,唐朝之前,平民百姓是没有也不允许建立和拜祠堂的;到了宋朝,从范仲淹首创开始,又才有了族田;而基本到了明朝,几乎每一个平民百姓族里才修起了自己的族谱。明太祖更是把许多平民百姓之“礼”,写进了法律,比如拜社坛,即现在许多地方的“社坛公”、“社公”或者“社头”和“社头伯公”。所以可以说,到了明清两代,“礼”才算真正大范围地下到了“庶人”,即所谓“礼仪下乡”。
不过,“礼仪下乡”也不仅仅有益,害处还是很多的。比如,自从元朝仁宗将“朱氏理学”奉为官学之后,便不断地将“礼”与“理”(即“天理”)混为一谈,甚至上升到了形而上的绝对高度,最后就变成了迂腐丑恶的“天理杀人”和“礼教吃人”。也就有了后来的“贞节牌坊”,以及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一书中,丈夫掐死私奔妻子的案例。
所以,“礼”到底该不该下庶人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要首先弄清楚:“礼”究竟是什么?如果“礼”是一种“审美”,那么“礼不下庶人”背后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其实就与法兰西学者布尔迪厄所谓“文化区隔”类似,即主张精英有精英的审美趣味,大众有大众的审美趣味。这样一来,表面上二者似乎都更独立更自由了,好比唐之前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那般,但实质上却会逐渐逐渐丧失“流动性”,酝酿“不信任”,造成固化与撕裂;至少在“审美”层面。那么,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呢?如果“礼”是一种“社会规范”,那么其更应该普及和普遍,即更应该“礼下庶人”。但是,大前提是:普及和普遍这种“社会规范”,应该首先基于“社会共识”,或者至少应该尊重既定的“社会惯例”,而非“强制”。
是的,不管“礼”是一种“审美”也好,是一种“社会规范”也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下”即普及和普遍,而是“如何下之”即“下”的方式,亦即这种普及和普遍是否“强制”。——是的,综合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很多时候酿造悲剧与惨剧的并非“礼”本身,而是将“礼”强制地普及和普遍到平民百姓。而是平民百姓在面对这种“审美”或者“社会规范”的时候,没有选择的权利,甚至没有提供选择的平台。——是的,不管是旧时代的王公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还是如今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的确确存在着差距、隔阂甚至是鸿沟,但是“礼”作为一种——至少在理想中——可以普及和普遍的“审美”或“社会规范”,其(追求的)价值基础应该是“平等”而非“控制”,其(追求的)根本目的应该是“信任”而非“欺瞒”,其(追求的)最终实现应该是“大同”而非“相食”。
所以,贾母应该请刘姥姥到大观园,讲讲城里人的“礼”;刘姥姥也应该请贾母到农舍,讲讲乡下人的“礼”。二人既不要仰望,也不要俯视,不要一个含着金汤匙在大花轿里装神弄鬼,另一个抱着破棉被于茅草房中怨天尤人;二人应该放下傲慢与偏见,抛弃自卑与恐惧,互相来往,多多交流。至少,追求“平等”、“信任”与“大同”之人,应该为这样的理想去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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