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计成本”地备好课】备课与上课，是一名教师教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之间，是条件关系，也是因果关系。每名教师都知道备课的重要性，但很多教师对备课的投入是很不够的。
因为教研员的工作需要，我常常到学校去检查教师们的备课笔记，也常常检查备课组的“集备”记录。从资料来看，不少教师在备课上是舍得花时间的；但从课堂效果来看，很多教师的备课质量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我开始重视备课的研究。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假定一名教师一天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一般情况下，教师会怎么分配使用这8小时？其中有两个选项的数据值得深思：“批作业”在工作时间分配中所占比重最大，占62%；而本来应该占比很大的“备课”，却只有12%。也就是说，很多教师每天用在备课上的时间，平均不足1小时。
备课，是一个“良心活”。你可以用一周备一节课，也可以用一小时备一节课，还可以用一刻钟备一节课，甚至，有些教师不备课就敢去上课。
每年在全市的备课组长培训会上，我都要反复强调关于备课的“十条建议”：
第一条：一名教师，一辈子都在备课。
第二条：教案是预案，不是结案。备课还有很重要的一环，那就是“二次备课”。着眼于课堂优化的教学反思，就是二次备课。
第三条：一人主备，集体共享，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备课”；真正的集体备课，有主备人说课，还必须有组内讨论。
第四条：备课时，预设的环节不宜太过紧凑，内容不宜太过丰满，那样会束缚课堂的生长空间。语文课，应该是“慢慢走，欣赏啊”，环节太多，就成了“赶集”，教师不断催，学生拼命跑，下课了，啥都没留下。
第五条：备课时要处理好“轻重缓急”。处处是重点也就没了重点，只要做好选点突破，可以“不及其余”。面面俱到是备课的大忌，什么都想教，必然什么都教不好。不贪心，“一课一得”就好，很多节课上的很多个“一”积累起来，就有了二，就有了三，就有了万。
第六条：备课时要关注教学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最佳状态是“连皮带肉地生长”（黄厚江老师的话）。这好像是登山，一级一级向上走。
第七条：备课，应该备“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只预备了一种可能性，那我们在课堂上评价学生的课堂活动时，就很难做到游刃有余。我们甚至要做好“启而不发，问而不答”的准备，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第八条：“课堂活动设计”应该是备课的核心环节。很多一线语文教师缺乏“活动设计”意识，他们常用的方略是“提问题，找答案”，于是“碎问碎答”就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顽疾。
第九条：备课要关注“教”，更要关注“学”。所有的教，都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备课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学生，在这节课上我能学到什么？
第十条：备课中，固然要预备“结论”，但有比“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探究结论的过程。
对初语骨干班学员，我的备课要求就更高了。我要求我的团队成员，在做好家常课备课的基础上，要“不计成本地备课”。所谓的“不计成本”，就是投入备一节课的时间，需要一天或几天的时间，甚至数周。比如，为了上一节《西游记》导读课，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西游记》原著来来回回读熟。等到了备课时，用一个小时做课件。但不能说，备课只用了一个小时，那得把一个月的读书时间一并计算进去。
我也有过为了上一节课而读一本书的经历。我曾经参加全市教学能手评比，抽到的课题是刘亮程的《城市牛哞》，准备时间是两天。初读文本，人整个就蒙了。这样的语言风格从没遇到过，怎么办？我立刻冲到新华书店，买了《刘亮程散文选集》，用了一天半再加半夜的时间，把一本书读完，然后用半天时间备课。最后的课堂展示环节，我毫无悬念通过。我还有过为了上一节课，读几本书的经历。徐飞老师约我上《红星照耀中国》导读课，我就把三个不同版本的“红星”都读了一遍，并且把“比读”活动放在了导读活动中，效果很不错。
我常把这个经验教给我的弟子们。有人要上《记承天寺夜游》，我让他先读《苏东坡传》；有人要上《端午的鸭蛋》，我让他先读汪曾祺的《美食人生》……
备课的研究，离不开“一课多案”的实践研究。从不同课型的选择、不同教学内容的选择、不同课堂活动的设计等角度，对同一篇课文进行多个教案的设计，这很能锻炼一名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
备《五柳先生传》，我先后设计了三个教学方案；备梁衡的《夏感》，我有四个不同的教学设计。有过这样的体验之后，我就明白了：备课研究，不仅要研究“怎么教”，更要重视研究“教什么”，尤其是要研究“怎么教更好”。所以，我常常让我的弟子们“同课异构”“捉对厮杀”，有时也让他们自己“左右手互搏”，设计一课两案乃至多案。
统编新教材使用之后，很多教师对“教读课”和“自读课”这两个课型不是非常明了，我就做了一件事：选课文《台阶》，先上一节教读课；换一个班学生，再上一节自读课。这其实是对“一课多案”在课型上的细化研究。
我在组织“教学基本功大赛”时，有时候也喜欢拿一个文本，要求参赛教师写两套教案，一教读，一自读。教师们说，这很折磨人，也很考验人。
前年，我组建了江阴初语优青班，自任导师。学员都是才工作两三年的青年才俊，他们普遍缺乏备课与上课的经验，我就做他们的“备课组长”，手把手教他们备课。我设计的集训课程，并不是直接奔着备课和上课去的，而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来读书。我把读书称为“打底子”，有些书是必读书，比如孙绍振先生的《名作细读》，我要求年轻教师作为枕边书，有空就读，反复读。我们一边读着孙老师的书，一边拿课文来练手，做“文本细读”训练。
我们的“文本细读”训练持续了两年。很多学员刚开始不理解，纷纷问我：“徐老师，您怎么不教我们备课上课呢？”我说，“读出文本的味道”就是在训练你们备课的本事。到第三年，我们初语优青班的集训，才开始进入“教学设计”模块。到这个阶段，很多教师才恍然大悟，原来教师研读文本的功底厚实了，教学设计的能力自然就提升了。
我是教研员，也是最特别的备课组长。我想，最好的区域教研形态，可能就是教研员跟一线教师一起来备课。（作者：徐杰 系江苏省江阴市教师发展中心初中语文教研员）
因为教研员的工作需要，我常常到学校去检查教师们的备课笔记，也常常检查备课组的“集备”记录。从资料来看，不少教师在备课上是舍得花时间的；但从课堂效果来看，很多教师的备课质量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我开始重视备课的研究。
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假定一名教师一天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一般情况下，教师会怎么分配使用这8小时？其中有两个选项的数据值得深思：“批作业”在工作时间分配中所占比重最大，占62%；而本来应该占比很大的“备课”，却只有12%。也就是说，很多教师每天用在备课上的时间，平均不足1小时。
备课，是一个“良心活”。你可以用一周备一节课，也可以用一小时备一节课，还可以用一刻钟备一节课，甚至，有些教师不备课就敢去上课。
每年在全市的备课组长培训会上，我都要反复强调关于备课的“十条建议”：
第一条：一名教师，一辈子都在备课。
第二条：教案是预案，不是结案。备课还有很重要的一环，那就是“二次备课”。着眼于课堂优化的教学反思，就是二次备课。
第三条：一人主备，集体共享，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备课”；真正的集体备课，有主备人说课，还必须有组内讨论。
第四条：备课时，预设的环节不宜太过紧凑，内容不宜太过丰满，那样会束缚课堂的生长空间。语文课，应该是“慢慢走，欣赏啊”，环节太多，就成了“赶集”，教师不断催，学生拼命跑，下课了，啥都没留下。
第五条：备课时要处理好“轻重缓急”。处处是重点也就没了重点，只要做好选点突破，可以“不及其余”。面面俱到是备课的大忌，什么都想教，必然什么都教不好。不贪心，“一课一得”就好，很多节课上的很多个“一”积累起来，就有了二，就有了三，就有了万。
第六条：备课时要关注教学环节之间的逻辑关系，最佳状态是“连皮带肉地生长”（黄厚江老师的话）。这好像是登山，一级一级向上走。
第七条：备课，应该备“各种可能性”。如果我们只预备了一种可能性，那我们在课堂上评价学生的课堂活动时，就很难做到游刃有余。我们甚至要做好“启而不发，问而不答”的准备，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第八条：“课堂活动设计”应该是备课的核心环节。很多一线语文教师缺乏“活动设计”意识，他们常用的方略是“提问题，找答案”，于是“碎问碎答”就成了中学语文教学的顽疾。
第九条：备课要关注“教”，更要关注“学”。所有的教，都是为学生的“学”服务的。备课过程中我们要更多地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学生，在这节课上我能学到什么？
第十条：备课中，固然要预备“结论”，但有比“结论”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探究结论的过程。
对初语骨干班学员，我的备课要求就更高了。我要求我的团队成员，在做好家常课备课的基础上，要“不计成本地备课”。所谓的“不计成本”，就是投入备一节课的时间，需要一天或几天的时间，甚至数周。比如，为了上一节《西游记》导读课，用一个月的时间把《西游记》原著来来回回读熟。等到了备课时，用一个小时做课件。但不能说，备课只用了一个小时，那得把一个月的读书时间一并计算进去。
我也有过为了上一节课而读一本书的经历。我曾经参加全市教学能手评比，抽到的课题是刘亮程的《城市牛哞》，准备时间是两天。初读文本，人整个就蒙了。这样的语言风格从没遇到过，怎么办？我立刻冲到新华书店，买了《刘亮程散文选集》，用了一天半再加半夜的时间，把一本书读完，然后用半天时间备课。最后的课堂展示环节，我毫无悬念通过。我还有过为了上一节课，读几本书的经历。徐飞老师约我上《红星照耀中国》导读课，我就把三个不同版本的“红星”都读了一遍，并且把“比读”活动放在了导读活动中，效果很不错。
我常把这个经验教给我的弟子们。有人要上《记承天寺夜游》，我让他先读《苏东坡传》；有人要上《端午的鸭蛋》，我让他先读汪曾祺的《美食人生》……
备课的研究，离不开“一课多案”的实践研究。从不同课型的选择、不同教学内容的选择、不同课堂活动的设计等角度，对同一篇课文进行多个教案的设计，这很能锻炼一名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
备《五柳先生传》，我先后设计了三个教学方案；备梁衡的《夏感》，我有四个不同的教学设计。有过这样的体验之后，我就明白了：备课研究，不仅要研究“怎么教”，更要重视研究“教什么”，尤其是要研究“怎么教更好”。所以，我常常让我的弟子们“同课异构”“捉对厮杀”，有时也让他们自己“左右手互搏”，设计一课两案乃至多案。
统编新教材使用之后，很多教师对“教读课”和“自读课”这两个课型不是非常明了，我就做了一件事：选课文《台阶》，先上一节教读课；换一个班学生，再上一节自读课。这其实是对“一课多案”在课型上的细化研究。
我在组织“教学基本功大赛”时，有时候也喜欢拿一个文本，要求参赛教师写两套教案，一教读，一自读。教师们说，这很折磨人，也很考验人。
前年，我组建了江阴初语优青班，自任导师。学员都是才工作两三年的青年才俊，他们普遍缺乏备课与上课的经验，我就做他们的“备课组长”，手把手教他们备课。我设计的集训课程，并不是直接奔着备课和上课去的，而是用了两年的时间来读书。我把读书称为“打底子”，有些书是必读书，比如孙绍振先生的《名作细读》，我要求年轻教师作为枕边书，有空就读，反复读。我们一边读着孙老师的书，一边拿课文来练手，做“文本细读”训练。
我们的“文本细读”训练持续了两年。很多学员刚开始不理解，纷纷问我：“徐老师，您怎么不教我们备课上课呢？”我说，“读出文本的味道”就是在训练你们备课的本事。到第三年，我们初语优青班的集训，才开始进入“教学设计”模块。到这个阶段，很多教师才恍然大悟，原来教师研读文本的功底厚实了，教学设计的能力自然就提升了。
我是教研员，也是最特别的备课组长。我想，最好的区域教研形态，可能就是教研员跟一线教师一起来备课。（作者：徐杰 系江苏省江阴市教师发展中心初中语文教研员）
不是在生死未卜的术前 不是在病情反复变化的术后 这件事就发生在你自己慢慢变好的康复时期 眼看出院在望 大家都喜气洋洋
所以给您做了这场长达四个小时的手术 到最后双方都得到了什么
来世选个好人生 健康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老太太 从您术后回到病房监护室再到安返病房 我护理了你日日夜➕日
谢谢您夸我 一直努力配合治疗
所以给您做了这场长达四个小时的手术 到最后双方都得到了什么
来世选个好人生 健康一定要放在第一位
老太太 从您术后回到病房监护室再到安返病房 我护理了你日日夜➕日
谢谢您夸我 一直努力配合治疗
2003年，国家文物局工作人员赴纽约，希望收藏家安思远可以出让国宝《淳化阁帖》。安思远犹豫一会：“我对日本人开价1100万，可对中国人，我的价格又变了。”工作人员一惊，没想到等来这个回答。
《淳化阁帖》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了各家书法家墨迹的法帖，一共分为十卷，分别记录了自先秦一直到唐代一千多年103位书法名家的420件作品。此贴一出，被后世各代书法人奉为“丛贴始祖”。可惜的是，后来因为战乱频繁，《淳化阁帖》祖刻本竟流失了，痛失国宝，让无数人久久不能释怀。
经过长时间的消声灭迹，1994年香港举行的一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的拍卖会上，时人一看拍卖图录，不禁惊奇，消失已久的《淳化阁帖》第4卷祖刻本赫然在列，这一下，顿时间引起了拍卖界的震动，各路大家纷纷前来，一睹其风采。
后来经过激烈的竞拍，《淳化阁帖》的价格水涨船开，让许多有心把书贴拍下，送其回家的人望而却步，最后被一位名叫安思远的美国人买走，得知这个消息，众人不禁叹呼，国宝法帖刚重回人们的视野中，现在又要漂洋过海，孤悬海外。
起着中国名字的安思远，原是英国名门之后，出生于纽约，长大之后的安思远，钟情于中国的文化艺术，经过多年的钻研和收集，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物。
一年之后，在纽约的克里斯蒂举办的中国名画拍卖会上，《淳化阁帖》的第六、七、八卷祖刻本在列其中。安思远闻讯，立即前往现场，经过激烈的角逐，安思远拍得三卷，这样，安思远前后花了30万美元将四卷《淳化阁帖》祖刻本收入囊中。
其实国家文物局早就注意到了拍卖会，无奈，财力有限，难以进行竞价，另外也不知道书贴的真假，固没能让法帖回家。
同年，国家文物局派出工作人员赴美参加艺术展，他们决定借着这个机会，拜访一下安思远。
工作人员经过一番联系，终于见到了安思远，一进门，有着丰富文物研究经验的众人也不免被眼前的景象给惊住。安思远的客厅，地上铺着的是绣着清代瑞龙图的宫廷地毯，靠前的架子上放着几个唐代的思维菩萨，墙上镶嵌着的是元代的道教壁画，门两旁立着的是唐代的陶俑，大架子上摆着的都是清代的单色釉瓷器。
安思远得知他们是文物研究人员之后，很是高兴，带着他们参观了自己的收藏品。最后，工作人员希望看一看闻名的《淳化阁帖》。安思远带着他们进入了恒温书库中，而后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红木盒子，再慢慢打开。
当头的工作人员自觉的带上手套，极小心的打开拿出套封，映入眼帘的就是封面上的“淳化阁帖”四字，再看内中的字迹，历经千年，仍然熠熠生辉 ，笔迹飞扬，书法风骨满纸跃动，经过多年的研究经验，工作人员断定，这是真迹。
一旁的安思远看着有些入迷的工作人员：“我真没想到你们如此地欣赏此法帖，在美国，没人重视它，都以为这是印刷品。”
工作人员顺着话头，非常的诚恳的希望安思远可以把法帖带到中国去展出。安思远痴迷中国文化，他看工作人员如此看中法帖，也觉得是遇到知己，欣然同意。在后来的交流中，安思远还表示可以拿其他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
1996年，安思远果然兑现了他的承诺，带着法帖来到故宫博物院展出。霎时间，各路名家云集博物院，应安思远的要求，包括大书法家启功内在的一大批研究人员，对四卷法帖进行了鉴定。
经过一番鉴定，这法帖不仅仅是真迹，而且还是现存的最早版本，其他六卷下落不明，这四卷更显珍贵。
故宫博物院从国家文物局得知安思远有意用其他文物交换法帖，便和他进行了一番接触。不料，博物院愿意提供的文物，安思远都不满意，而安思远想要的文物，又都是因为相关规定，不能进行交换，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转眼到了2002年，安思远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时日不多，。安思远并没有子女，他走之后，他名下的所有收藏品都会交给弗利尔美术馆收藏，那个时候，法帖就永远不可能回家了。
当年的11月专机出现，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国宝文物书画大展，轰动海内外。安思远从报纸上看到消息，想起了尘封在家中的《淳化阁帖》，也许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那种天然好感，安思远觉得还是让法帖回家更好，他便向上海博物馆联系，有意把法帖出让给上海博物馆，为此，安思远拒绝了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博物馆和来自日本的收藏家的收购要求。
上海博物馆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当即申请经费，最后由之前见过安思远的工作人员出面，前去纽约。
两人一见面，工作人员一番问候之后，直奔主题：“安思远先生，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淳化阁帖》到底要多少钱？”
安思远犹豫一会：“《淳化阁帖》让我更加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希望它可以回家，我对日本人的开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开价是550万美元，但是我知道，你是为了博物馆买，我们不讨价还价了，就450万美元，这是最低价。”这个价格正好在经费的上限处，就这样《淳化阁帖》结束了在海外漂泊的生涯，回家了。
《淳化阁帖》是古代中国最早的一部汇集了各家书法家墨迹的法帖，一共分为十卷，分别记录了自先秦一直到唐代一千多年103位书法名家的420件作品。此贴一出，被后世各代书法人奉为“丛贴始祖”。可惜的是，后来因为战乱频繁，《淳化阁帖》祖刻本竟流失了，痛失国宝，让无数人久久不能释怀。
经过长时间的消声灭迹，1994年香港举行的一场中国古代书法拓本的拍卖会上，时人一看拍卖图录，不禁惊奇，消失已久的《淳化阁帖》第4卷祖刻本赫然在列，这一下，顿时间引起了拍卖界的震动，各路大家纷纷前来，一睹其风采。
后来经过激烈的竞拍，《淳化阁帖》的价格水涨船开，让许多有心把书贴拍下，送其回家的人望而却步，最后被一位名叫安思远的美国人买走，得知这个消息，众人不禁叹呼，国宝法帖刚重回人们的视野中，现在又要漂洋过海，孤悬海外。
起着中国名字的安思远，原是英国名门之后，出生于纽约，长大之后的安思远，钟情于中国的文化艺术，经过多年的钻研和收集，收藏了许多珍贵的中国古代文物。
一年之后，在纽约的克里斯蒂举办的中国名画拍卖会上，《淳化阁帖》的第六、七、八卷祖刻本在列其中。安思远闻讯，立即前往现场，经过激烈的角逐，安思远拍得三卷，这样，安思远前后花了30万美元将四卷《淳化阁帖》祖刻本收入囊中。
其实国家文物局早就注意到了拍卖会，无奈，财力有限，难以进行竞价，另外也不知道书贴的真假，固没能让法帖回家。
同年，国家文物局派出工作人员赴美参加艺术展，他们决定借着这个机会，拜访一下安思远。
工作人员经过一番联系，终于见到了安思远，一进门，有着丰富文物研究经验的众人也不免被眼前的景象给惊住。安思远的客厅，地上铺着的是绣着清代瑞龙图的宫廷地毯，靠前的架子上放着几个唐代的思维菩萨，墙上镶嵌着的是元代的道教壁画，门两旁立着的是唐代的陶俑，大架子上摆着的都是清代的单色釉瓷器。
安思远得知他们是文物研究人员之后，很是高兴，带着他们参观了自己的收藏品。最后，工作人员希望看一看闻名的《淳化阁帖》。安思远带着他们进入了恒温书库中，而后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红木盒子，再慢慢打开。
当头的工作人员自觉的带上手套，极小心的打开拿出套封，映入眼帘的就是封面上的“淳化阁帖”四字，再看内中的字迹，历经千年，仍然熠熠生辉 ，笔迹飞扬，书法风骨满纸跃动，经过多年的研究经验，工作人员断定，这是真迹。
一旁的安思远看着有些入迷的工作人员：“我真没想到你们如此地欣赏此法帖，在美国，没人重视它，都以为这是印刷品。”
工作人员顺着话头，非常的诚恳的希望安思远可以把法帖带到中国去展出。安思远痴迷中国文化，他看工作人员如此看中法帖，也觉得是遇到知己，欣然同意。在后来的交流中，安思远还表示可以拿其他文物来交换《淳化阁帖》。
1996年，安思远果然兑现了他的承诺，带着法帖来到故宫博物院展出。霎时间，各路名家云集博物院，应安思远的要求，包括大书法家启功内在的一大批研究人员，对四卷法帖进行了鉴定。
经过一番鉴定，这法帖不仅仅是真迹，而且还是现存的最早版本，其他六卷下落不明，这四卷更显珍贵。
故宫博物院从国家文物局得知安思远有意用其他文物交换法帖，便和他进行了一番接触。不料，博物院愿意提供的文物，安思远都不满意，而安思远想要的文物，又都是因为相关规定，不能进行交换，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转眼到了2002年，安思远年事已高，身体虚弱，时日不多，。安思远并没有子女，他走之后，他名下的所有收藏品都会交给弗利尔美术馆收藏，那个时候，法帖就永远不可能回家了。
当年的11月专机出现，上海博物馆举办了国宝文物书画大展，轰动海内外。安思远从报纸上看到消息，想起了尘封在家中的《淳化阁帖》，也许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那种天然好感，安思远觉得还是让法帖回家更好，他便向上海博物馆联系，有意把法帖出让给上海博物馆，为此，安思远拒绝了大都会博物馆、比利时博物馆和来自日本的收藏家的收购要求。
上海博物馆得知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当即申请经费，最后由之前见过安思远的工作人员出面，前去纽约。
两人一见面，工作人员一番问候之后，直奔主题：“安思远先生，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淳化阁帖》到底要多少钱？”
安思远犹豫一会：“《淳化阁帖》让我更加领略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希望它可以回家，我对日本人的开价是1100万美元，对其他中国人开价是550万美元，但是我知道，你是为了博物馆买，我们不讨价还价了，就450万美元，这是最低价。”这个价格正好在经费的上限处，就这样《淳化阁帖》结束了在海外漂泊的生涯，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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