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华夏文明根在中原#咆哮万里的滔滔黄河，穿越晋陕高原后，突然折而向东，冲出豫西大峡谷，流入古老的中原腹地——郑州。这里一向被誉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两岸人民，伴随着他们从猿到人，再向着现代人迈进。经过考古发现已证实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郑州地区嵩山东南麓，广泛分布有大量的距今5万至3万年的旧石器地点。其中有人类长期居住的营地，还有专门的石器加工场所。这些遗址群沿古代河流两侧分布，系统地展示了该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人类聚落与栖息形态。
荥阳织机洞遗址位于郑州西南50公里处，地处嵩山北侧的低山丘陵区边缘，下层年代为5万年至3.5万年。这里的生态环境自然天成，极适宜古人类的生存与进化。织机洞遗址古人类文化涉及面很广，厚达24米，火堆遗存和灰烬层的发现，证明当时具有很高的用火能力。火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开始向着智人演化迈进。
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经开始以食用粮食为主、狩猎为辅的生活方式，进而结束了四处迁徙的生活——氏族社会开始出现。氏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组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它们有着自己的部落名称和图腾标志，如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有熊氏等。图腾是人类的原始宗教崇拜，是姓氏之源。
李家沟遗址位于新密市岳村镇李家沟村西，该遗址为目前中原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处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文化遗存。该遗址所处年代距今8600年至10500年，其重要发现为细石器、局部磨光石器和素面夹粗砂陶片、大型石制品、人工搬运石块等。
裴李岗文化属于新石器早期文化，距今7000年至9000年，以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李岗命名。当时已经出现原始锄耕农业和聚居的村落，先民们过着较为安稳的定居生活。裴李岗出土典型器物为石磨盘、石磨棒、石铲、石斧、陶壶等遗物。石磨盘的形状像一块长石板，一般长70厘米左右，像鞋底状，是可供谷物脱壳的加工工具。
大约从仰韶中晚期开始，中原大地上邦国林立、群雄逐鹿，已经进入到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历史时期。城邑这一新的聚落形态应运而生。
西山古城遗址坐落在郑州北郊23公里处的邙岭余脉上，距今5300年至4800年，城垣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学术界认为，这一时代的文化正是黄帝及其部族创建的，西山古城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西山古城遗址位于郑州地区仰韶文化聚落群的中部，东距大河村遗址约17公里，西距青台遗址约12公里，距点军台遗址约9公里，距秦王寨遗址约17公里，南距后庄王遗址约6公里，距陈庄遗址约15公里。另外，许多著名的遗址也都距西山城址不远，其时代均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而这些遗址中，规模超过西山古城的仅大河村一处，但是那里却没有发现城垣遗址，因而西山城址应该是这一区域的中心要邑。
《淮南子·原道训》云：“黄帝始立城邑以居。”是否可以说，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起源于黄帝时代，黄帝族团发轫于郑州地区呢？
仰韶文化距今5000年至7000年，是黄河流域一支古老而强大的文化脉系，绵延数千年，纵横近万里，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
大河村遗址是黄河流域又一处新石器时期的远古村落，它位于郑州市东北，柳林乡大河村西南约1公里的慢坡岗上，面积达40万平方米。大河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化遗迹和遗物，计有房基、窖穴、陶制品等。其中有一组四间东西相连的排房，共墙而建，墙壁残存最高部分达1米以上，基本可以看出当时的建筑结构和建筑过程。这组房基内出土器物相当丰富，其中一件双连壶和白衣彩陶钵格外引人注目，是大河村出土器物中最精美者。据最新报道，考古发现了大河村仰韶晚期城垣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属于同时期，其走向、性质、作用对重新审视遗址在郑州地区仰韶遗址群和对外文化交流中占据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增添了新的科学资料。
位于黄河与洛河交汇处的河洛地区，自古便有“天地之中”的说法，被视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地带。考古工作者经过系统调查和大规模勘探，已确定巩义双槐树遗址残存面积117万平方米，是一处仰韶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的大型聚落遗址，距今5300年。
在此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的三重大型环壕遗址和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版筑的大型夯土地基。这座史前遗址是华夏集团文化与文明的载体，被专家学者命名为“河洛古国”，认为它很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所在地，至少是早期中国的酝酿阶段。
黄帝是上古传说中一位名动四海、彪炳千秋的大英雄。他首次实现了万国氏族部落的大融合，肇造中华文明，创造了文字和姓氏，发明了宫室城堡，以及宗教、天文学等，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伟大进程。《庄子》曰：“世之所高，莫若黄帝。”从而黄帝被后世子孙尊奉为中华文明始祖。换言之，凡我中华儿女同为炎黄子孙，我们的祖根、主根皆在中原，在河南。
“唯唯客家，系出中原，根在河洛”。所谓的“河洛”，即黄河之南、伊洛水及嵩山周围一带。换言之，中原地区不仅是国家率先诞生的地方，也是中华姓氏发展的源头。
黄帝时代结束，终于迎来了万国林立、城池营垒的龙山时代。龙山文化是继仰韶文化之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从而构建起以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主体的史前文化序列。一切迹象表明它们和商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中间没有缺环。这说明伟大的华夏文明，瓜瓞绵绵从没有断线。
夏商周三代皆建都在河洛之间，至此河南就牢固确立了其“天下之中”的政治地位。考古学家曾经在登封王城岗发掘到一座带护城壕的大型城址，总面积达34.8万平方米，从地望看，恰好与史书记载“禹都阳城”的地望相符合。王城岗古城遗址的发现，对探索早期夏文化是一次重大突破。
新密新砦城址是河南境内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的龙山文化城址，位于新密市东23公里刘寨镇新砦村西部，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中原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批六大都邑之一，可能是历史记载中的“夏启之居”。夏传子家天下，禹直接把王位传给了儿子启，从而将“禅让”制变为“世袭”制。
商汤灭夏后，在郑州建立起第二个王权国家，距今3600年，并且在郑州留下一座雄伟而庄严的都城遗址。郑州商城为商初“亳都”的认定，确立了该城在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是迄今所知我国商代最早，而且最大的一座王都。
从考古发掘看，郑州商城延续使用时间大概有上百年历史。经过几代考古人数十年的考古发掘，除探明商城城垣遗址、宫殿遗址外，还发现大量的青铜器。郑州张寨南街窖藏坑出土的杜岭一号和杜岭二号大方鼎，虽然没有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铜方鼎大，却比它早100多年，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郑韩故城南距郑州40公里，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古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遗址。郑国在此建都长达390年，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哀侯所灭。韩灭郑后，将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于此，而后延续130多年，于公元前230年被秦所灭。新郑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先后建都的地方，影响远非一般。
莲鹤方壶出土于新郑，出土时为一对，被誉为“青铜时代的杰出代表”。莲鹤方壶设计奇特，铸造精巧，给人一种华丽富贵之感。
列鼎制度是西周时期确立的贵族等级的体现。鼎在祭祀、宴飨、随葬时的数量，依贵族身份分为五等，天子可享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依次递减，不得逾越，这便是“藏礼于器”。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天下云扰幅裂。郑国曾用“九鼎八簋”向天下宣告自己的强盛，也向后人揭开了“礼崩乐坏”的历史事实。
中华5000年，以无与伦比的凝聚力，形成一个伟大的民族。而民族大融合的过程，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和原居民四处播迁的历史过程。华夏文明的火种也随之洒向大江以南、闽粤之地，随后走向世界。
俯视中华民族姓氏的分布，犹如一株巨大的榕树，其冠如盖，铺天盖地。而这棵大树的根就在中原，其冠犹如繁星布满天际。（网信郑州）
【#重大考古发现# ，#5300年前# ！】为持续开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位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双槐树遗址连续进行了考古工作，近来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
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双槐树遗址是一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双槐树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遗址被三重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内壕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约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外壕残存周长约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
此区域内目前发现4排带有巷道的大型房址，房址之间建有通道；房址前均分布有两排间距、直径基本一致的柱洞，应为房屋前的廊柱遗存。特别是第二排中间的房址F12，面积达220平方米，在房子的前面发现了以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在建筑中心发现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北极附近。
大型夯土基址。该基址位于内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该基址建设使用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00多平方米，第三层有一座建筑基础面阔竟达15间。
大型版筑遗迹夯土保存较好，部分夯土厚度达2米多，残存的夯土最宽处仍有9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长度达100多米。该遗迹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该版筑遗迹与大型夯土基址的具体关联为何，值得下一步发掘工作高度关注。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3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这批墓葬是目前已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为完整、最具规划性的墓葬区。
墓葬区内发现夯土祭台遗迹3处。特别是第二区祭坛，是该遗址3座祭坛面积最大的。其位于整个遗址的中轴线，该遗址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均位于这一夯土祭台附近，从土台上有两个柱础等现象判断，祭坛上原来可能埋藏有两个高大木柱。
为探索夏商周宫室制度源头提供早期关键资料
三重环壕组成的严密防御设施，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繁荣时期共存，连同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并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双槐树遗址连附近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遗迹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还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这一时期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并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巨型中心居址，其规模、布局结构和相关建筑的礼仪性质也都已初具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的特征。
大型夯土基址，面积巨大，多次建设使用。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是目前国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础。位于第三层的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
这些重大发现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
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具有防御功能的围墙及两处位置错位分布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防御性设计，构成我国古代都城颇具特色的城门防御性设施——瓮城的雏形，对于研究城市这一古代文明构成标志性要素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墓葬区内发现的大型夯土祭坛遗迹，连同青台的祭天坛台，是目前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首次发现。不仅让我们首次看到黄河流域古人祭坛的实物，更利于加强中原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利于从更高层面和更广地域探讨中国古代精神层面的多元一体化问题。
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钥匙
双槐树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为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高标准建设黄河文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讲好仰韶文化、黄河文化故事，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不断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和基础性的学术支撑。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政治文明核心聚落群和唯一的大型城址群。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表明，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军权、王权，重视民生，重视农桑，重视人口发展、重视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为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所表现的这些内涵，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思想的高度关联，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
经考古勘探发掘和科学测年确认，双槐树遗址是一处距今53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学术机构多位知名考古学家现场实地考察和研讨论证，认为双槐树遗址为5300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专家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这一中华文明形成的初期，发现的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
双槐树遗址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780米，残存面积达117万平方米。发现有仰韶文化中晚阶段三重大型环壕、具有最早瓮城结构的围墙、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大型夯土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的大型连片块状夯土遗迹、3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3处夯土祭祀台遗迹、围绕中心夯土祭台周边的大型墓葬、与重要人物居住的大型建筑融合的用9个陶罐模拟的北斗九星天文遗迹、与丝绸起源有重要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艺术品、20多处人祭或动物祭的礼祀遗迹以及制陶作坊区、储水区、道路系统等，并出土了一大批仰韶文化时期丰富的文化遗物。
遗址被三重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发现有对外通道。内壕周长约1000米，上口宽约7.5米，深6.15米。发现有疑似吊桥的内壕出口遗迹。中壕周长约1500余米，上口宽30.5米，深9米。在其北部发现有宽达10米的道路出口。外壕残存周长约1600余米，上口宽17.2米，深10.5米。在外壕的东南、西南分别发现外壕出口的道路各一条。宽大的壕沟显然具有防御外敌入侵的功能。
大型中心居址区位于内环壕的北部正中。在居址南部修建有两道围墙，主体长约370多米，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结构，面积达18000多平方米。两道墙体在中心居址的东南端呈拐直角相连接，在拐弯处和东端35米距离范围内各发现门道1处，两处门道位置明显错位，形成较为典型的瓮城建筑结构。
此区域内目前发现4排带有巷道的大型房址，房址之间建有通道；房址前均分布有两排间距、直径基本一致的柱洞，应为房屋前的廊柱遗存。特别是第二排中间的房址F12，面积达220平方米，在房子的前面发现了以9个陶罐摆放的北斗九星图案遗迹，在建筑中心发现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位置在北斗九星上端，北极附近。
大型夯土基址。该基址位于内壕中部，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该基址建设使用具有相当的时间跨度，其中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有2400多平方米，第三层有一座建筑基础面阔竟达15间。
大型版筑遗迹夯土保存较好，部分夯土厚度达2米多，残存的夯土最宽处仍有9米左右，已发现的部分长度达100多米。该遗迹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艺法式——版筑法。该版筑遗迹与大型夯土基址的具体关联为何，值得下一步发掘工作高度关注。
遗址内发现3处墓葬区。共有1700多座仰韶文化时期的墓葬，分布在遗址西北部、内环壕内侧、外壕与中壕之间3个区域，均呈排状分布。墓葬为东西向，墓主人仰身直肢，头向西。这批墓葬是目前已知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布局结构最为完整、最具规划性的墓葬区。
墓葬区内发现夯土祭台遗迹3处。特别是第二区祭坛，是该遗址3座祭坛面积最大的。其位于整个遗址的中轴线，该遗址目前发现的规模较大的墓葬均位于这一夯土祭台附近，从土台上有两个柱础等现象判断，祭坛上原来可能埋藏有两个高大木柱。
为探索夏商周宫室制度源头提供早期关键资料
三重环壕组成的严密防御设施，在仰韶文化中晚阶段繁荣时期共存，连同融合北斗九星图案的重要建筑等遗迹，表明双槐树人在聚落布局中高度重视礼仪化设计思维，可能并已有了较为成熟的“天地之中”宇宙观。
双槐树遗址连附近青台遗址的“北斗九星”大型遗迹及有关建筑，既是科学的天文遗迹，也明显具有特殊的人文含义。这些高等级的人文与天文遗迹融合的现象，应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典型代表。
双槐树遗址还出土有我国最早的骨质蚕雕艺术品，它是一条正在吐丝的家蚕形象，与青台遗址、汪沟村等周边同时期遗址出土的迄今最早丝绸实物一起，实证距今5300年前后黄河中游地区的先民们已经从事养蚕缫丝。这一时期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但并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从这一角度讲，位于黄河流域中心的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群，是目前发现的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时代最早的代表。
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巨型中心居址，其规模、布局结构和相关建筑的礼仪性质也都已初具中国文明化社会早期大型宫室建筑的特征。
大型夯土基址，面积巨大，多次建设使用。第一层建筑基础面积至少是目前国内同一时期规模最大的单座建筑基础。位于第三层的面阔15开间的大型建筑则已初步具备了大型宫殿建筑的特征。
这些重大发现为探索夏商周三代大型宫室制度的源头提供了早期关键资料。
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两道具有防御功能的围墙及两处位置错位分布的门道和加厚围墙的防御性设计，构成我国古代都城颇具特色的城门防御性设施——瓮城的雏形，对于研究城市这一古代文明构成标志性要素的发展变化过程和历史，具有重大价值。
墓葬区内发现的大型夯土祭坛遗迹，连同青台的祭天坛台，是目前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遗址的首次发现。不仅让我们首次看到黄河流域古人祭坛的实物，更利于加强中原与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等周边区域在祭坛文化以至高层礼仪制度方面的比较研究，也利于从更高层面和更广地域探讨中国古代精神层面的多元一体化问题。
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钥匙
双槐树遗址重要考古发现，成为探寻黄河流域文明起源过程的一把关键钥匙，为实施黄河文化遗产系统保护，高标准建设黄河文化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全面讲好仰韶文化、黄河文化故事，系统展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延续不断的特点，提供了重要和基础性的学术支撑。
双槐树遗址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秦王寨、伏羲台和洛阳的苏羊、土门、妯娌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从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分析，是迄今为止在黄河流域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晚期规模最大的政治文明核心聚落群和唯一的大型城址群。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是当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明中心，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在距今5300年前后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的的确确是黄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被专家学者称为“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双槐树遗址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表明，以其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发展模式”，崇尚中心和文化包容、重视军权、王权，重视民生，重视农桑，重视人口发展、重视发展生产力、追求社会长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而是更多地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的主体在后代被主流政治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为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规模宏大的高等级建筑，严谨有序的聚落布局，中国地理中心最早城市群中的核心位置等，双槐树遗址考古发现所表现的这些内涵，尤其是其社会发展模式和承载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古国时代的王都气象，尤其是北斗九星与“天下第一”思想的高度关联，以及诸多凸显礼制和文明的现象，被后世夏商周等王朝文明所承袭和发扬。
“嫦娥之父”欧阳自远：走！到月球背面去
2018-12-12 14:13:13 来源: 央视网
12月8日凌晨2时23分，中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嫦娥四号探测器送上太空……在近地点约200公里、远地点约42万公里的地月转移轨道上，人类开启首次“月背之旅”。
“月球背面的南部，有一个巨大的坑，这是42亿年以前砸出来的，把月球最古老的东西给翻出来了。我们嫦娥四号，将要落在月球背面的那个大坑里。”在一次演讲中，欧阳自远用通俗的语言为大家做着讲解。
作为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探月工程，曾成功推动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发射升空，指导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的制定，被誉为“嫦娥之父”。2014年11月4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一颗编号为8919号小行星命名为欧阳自远星。
登上神秘的月球
地球和月球是什么关系，宇宙苍穹到底是什么样子？
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号飞船的宇航员带着一系列的任务奔向月球，希望能近距离观察月球，从而让关于月球的种种猜测尘埃落定。
“（月球上）没有大气的，它是超高真空，所以它的环境极其恶劣，没有风，没有雨，没有任何气候变化，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生命。”欧阳自远说，“所以月亮一直是荒芜的，一直是非常寂寞的，这就是我们的月亮。”
美国的阿罗波号宇航员曾经从月球带回了大量的土壤和岩石标本，其中的一块岩石标本被送到了中国。欧阳自远幸运地得到了研究这块月球标本的机会。
“就那么0.5克石头，我们花了4个月全面解剖，发表了14篇论文，我们把它是什么，它的年龄多少，它有哪些东西，全弄清楚了。美国人也佩服，没想到中国居然解剖得这么清楚。”
从1993年开始，他积极呼吁中国政府启动探月工程，希望能在月球上找到可以帮助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国家要求我们论证，一是必要性与可行性，二是要做出一个发展战略与长远规划，中国到底该怎么干，三是具体设计第一次应该怎么干。”经过十年的缜密论证，2004年1月24日，国务院批准绕月探测一期工程立项，并正式命名为“嫦娥工程”。欧阳自远也因此更加忙碌了，冬不知添衣，夏不知减衣。
2007年10月24日18日05分，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在西昌发射升空。11月5日上午11点37分，嫦娥一号第一次近月制动成功，卫星速度定格在每秒2.06公里。那一刻，欧阳自远和总指挥栾恩杰、总设计师孙家栋情不自禁地拥抱到了一起，他眼睛泛着泪花，哽咽地说：“绕起来啦，绕起来啦……”
一颗陨石打开通向太空的大门
“唤醒沉睡的高山，让它们献出无限的宝藏”，欧阳自远的青年时代，正值新中国成立，这句话打动了年轻的心。1952年，他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矿产地质勘探专业。
正当欧阳自远脚踏实地为了祖国建设寻找矿产时，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宣示人类空间时代的到来。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欧阳自远：“我们做地质成天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假如有一个卫星在天上飞，它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那必将是另一番景象。”
不想，后来一块来自月球的小石头改变了欧阳自远的人生轨迹，带他打开通向太空的大门。
1976年3月8日15时左右，一颗重约4吨的陨石从地球公转轨道的后方以每秒15到18公里的速度追上地球，撞击大气层。巨大的轰鸣声让受惊的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有飞机不幸坠落或者是遭到了某种新式武器的攻击？
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地下核试验会议的欧阳自远接到中国科学院的紧急通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领一支考察队赶赴长春。
“不管三七二十一，它是天上的，我现在做研究，总可以为今后的探测做准备，我就去做了。”欧阳自远和考察队员们对这些从天而降的石头进行了挖掘、研究，初步判断是一场大规模的陨石雨。
此后，欧阳自远专心研究吉林陨石，并出版了专著《天体化学》，这本书成为中国天体化学领域的开山之作。他坚信中国的空间时代终将到来。
十年科普路
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探月的置疑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为了推动中国探月计划的实施，除了研究，欧阳自远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四处游说、呼吁，向公众和决策者宣传中国探月的重要性，一做就是十多年。
“中国为什么要去探测月球，我们中国做地球上的事都干不完，探月工程究竟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有责任和义务来向大家汇报。”很多时候，欧阳自远会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
“做科普一定要有鲜明的科学主题，生动说明科学原理，使公众理解科学、产生兴趣、亲近科学、热爱科学。如果听众没听懂，或者觉得没意思，那一定是讲话人的问题。”
他的报告主题从月球探测到火星等太阳系行星、天外来客、小天体撞击地球的“祸”与“福”、地外生命探寻、世界末日与地球“死亡”，生动而有趣。
为什么要到月球背面去？关于嫦娥四号，这是公众最大的疑问。甚至有科幻小说或新闻报道提出脑洞大开的假想--月球背面是外星人监视地球人类活动的基地。
“还有人给我写信提到，别的国家不敢去月球背面，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去闯祸？如果遇到外星人，我们会怎么处理？各种各样的传说使月球背面充满了神奇、恐怖和诡异。”他说：“这里既涉及科学问题，也涉及歪理邪说。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其实都是不了解真相而关心我们的人，我就该去解释。”
十年来，欧阳自远每年都会对自己的科普报告做统计，平均每年52场，面对面听众3万余人。
去年，欧阳自远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已经83了，要完成的事情太多了，我觉得可能做不完，所以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能够把它做好。”
2018-12-12 14:13:13 来源: 央视网
12月8日凌晨2时23分，中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嫦娥四号探测器送上太空……在近地点约200公里、远地点约42万公里的地月转移轨道上，人类开启首次“月背之旅”。
“月球背面的南部，有一个巨大的坑，这是42亿年以前砸出来的，把月球最古老的东西给翻出来了。我们嫦娥四号，将要落在月球背面的那个大坑里。”在一次演讲中，欧阳自远用通俗的语言为大家做着讲解。
作为中国探月工程首任首席科学家，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探月工程，曾成功推动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发射升空，指导中国月球探测的近期目标与长远规划的制定，被誉为“嫦娥之父”。2014年11月4日，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一颗编号为8919号小行星命名为欧阳自远星。
登上神秘的月球
地球和月球是什么关系，宇宙苍穹到底是什么样子？
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号飞船的宇航员带着一系列的任务奔向月球，希望能近距离观察月球，从而让关于月球的种种猜测尘埃落定。
“（月球上）没有大气的，它是超高真空，所以它的环境极其恶劣，没有风，没有雨，没有任何气候变化，也就不可能有任何生命。”欧阳自远说，“所以月亮一直是荒芜的，一直是非常寂寞的，这就是我们的月亮。”
美国的阿罗波号宇航员曾经从月球带回了大量的土壤和岩石标本，其中的一块岩石标本被送到了中国。欧阳自远幸运地得到了研究这块月球标本的机会。
“就那么0.5克石头，我们花了4个月全面解剖，发表了14篇论文，我们把它是什么，它的年龄多少，它有哪些东西，全弄清楚了。美国人也佩服，没想到中国居然解剖得这么清楚。”
从1993年开始，他积极呼吁中国政府启动探月工程，希望能在月球上找到可以帮助人类社会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资源。
“国家要求我们论证，一是必要性与可行性，二是要做出一个发展战略与长远规划，中国到底该怎么干，三是具体设计第一次应该怎么干。”经过十年的缜密论证，2004年1月24日，国务院批准绕月探测一期工程立项，并正式命名为“嫦娥工程”。欧阳自远也因此更加忙碌了，冬不知添衣，夏不知减衣。
2007年10月24日18日05分，嫦娥一号绕月探测卫星在西昌发射升空。11月5日上午11点37分，嫦娥一号第一次近月制动成功，卫星速度定格在每秒2.06公里。那一刻，欧阳自远和总指挥栾恩杰、总设计师孙家栋情不自禁地拥抱到了一起，他眼睛泛着泪花，哽咽地说：“绕起来啦，绕起来啦……”
一颗陨石打开通向太空的大门
“唤醒沉睡的高山，让它们献出无限的宝藏”，欧阳自远的青年时代，正值新中国成立，这句话打动了年轻的心。1952年，他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矿产地质勘探专业。
正当欧阳自远脚踏实地为了祖国建设寻找矿产时，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宣示人类空间时代的到来。这件事深深触动了欧阳自远：“我们做地质成天像蚂蚁一样在地球上‘爬’，假如有一个卫星在天上飞，它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那必将是另一番景象。”
不想，后来一块来自月球的小石头改变了欧阳自远的人生轨迹，带他打开通向太空的大门。
1976年3月8日15时左右，一颗重约4吨的陨石从地球公转轨道的后方以每秒15到18公里的速度追上地球，撞击大气层。巨大的轰鸣声让受惊的人们纷纷猜测：是不是有飞机不幸坠落或者是遭到了某种新式武器的攻击？
当时，正在北京参加地下核试验会议的欧阳自远接到中国科学院的紧急通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带领一支考察队赶赴长春。
“不管三七二十一，它是天上的，我现在做研究，总可以为今后的探测做准备，我就去做了。”欧阳自远和考察队员们对这些从天而降的石头进行了挖掘、研究，初步判断是一场大规模的陨石雨。
此后，欧阳自远专心研究吉林陨石，并出版了专著《天体化学》，这本书成为中国天体化学领域的开山之作。他坚信中国的空间时代终将到来。
十年科普路
关于中国是否应该探月的置疑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为了推动中国探月计划的实施，除了研究，欧阳自远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四处游说、呼吁，向公众和决策者宣传中国探月的重要性，一做就是十多年。
“中国为什么要去探测月球，我们中国做地球上的事都干不完，探月工程究竟对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我有责任和义务来向大家汇报。”很多时候，欧阳自远会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
“做科普一定要有鲜明的科学主题，生动说明科学原理，使公众理解科学、产生兴趣、亲近科学、热爱科学。如果听众没听懂，或者觉得没意思，那一定是讲话人的问题。”
他的报告主题从月球探测到火星等太阳系行星、天外来客、小天体撞击地球的“祸”与“福”、地外生命探寻、世界末日与地球“死亡”，生动而有趣。
为什么要到月球背面去？关于嫦娥四号，这是公众最大的疑问。甚至有科幻小说或新闻报道提出脑洞大开的假想--月球背面是外星人监视地球人类活动的基地。
“还有人给我写信提到，别的国家不敢去月球背面，我们中国为什么要去闯祸？如果遇到外星人，我们会怎么处理？各种各样的传说使月球背面充满了神奇、恐怖和诡异。”他说：“这里既涉及科学问题，也涉及歪理邪说。提出这些问题的人，其实都是不了解真相而关心我们的人，我就该去解释。”
十年来，欧阳自远每年都会对自己的科普报告做统计，平均每年52场，面对面听众3万余人。
去年，欧阳自远在一次采访中说：“我已经83了，要完成的事情太多了，我觉得可能做不完，所以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能够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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