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丁元英五台山论道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 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师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智玄大师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智玄大师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写道: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勿”改成了“务”，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韩楚风看后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 丁元英说：“谢大师开示。” 智玄大师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阕之缘今日圆了上阕，贫僧九字不实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阕贫僧不改了，留半阕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
智玄大师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 韩楚风问：“哪三气？” 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 韩楚风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 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 …………
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出了茗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 韩楚风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 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 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 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 韩楚风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
韩楚风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 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 韩楚风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韩楚风感叹道：“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悟道休言天命， 修行勿取真经。
一悲一喜一枯荣， 哪个前生注定？
袈裟本无清净， 红尘不染性空。
幽幽古刹千年钟， 都是痴人说梦。
智玄大师说：“敢问施主什么是真经？修行不取真经又修什么呢？”
丁元英回答道：“大师考问晚辈自在情理之中，晚辈就斗胆妄言了。所谓真经，就是能够达到寂空涅槃的究竟法门，可悟不可修。修为成佛，在求。悟为明性，在知。修行以行制性，悟道以性施行，觉者由心生律，修者以律制心。不落恶果者有信无证，住因住果、住念住心，如是生灭。不昧因果者无住而住，无欲无不欲，无戒无不戒，如是涅槃。”
智玄大师含笑而问：“不为成佛，那什么是佛教呢？”
丁元英说：“佛乃觉性，非人，人人都有觉性不等于觉性就是人。人相可坏，觉性无生无灭，即觉即显，即障即尘蔽，无障不显，了障涅槃。觉行圆满之佛乃佛教人相之佛，圆满即止，即非无量。若佛有量，即非阿弥陀佛。佛法无量即觉行无量，无圆无不圆，无满无不满，亦无是名究竟圆满。晚辈个人以为，佛教以次第而分，从精深处说是得道天成的道法，道法如来不可思议，即非文化。从浅义处说是导人向善的教义，善恶本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即是文化。从众生处说是以贪制贪、以幻制幻的善巧，虽不灭败坏下流，却无碍抚慰灵魂的慈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文笔言辞断不是佛门中人，施主参意不拘经文，自悟能达到这种境界已属难能可贵。以贫僧看来，施主已经踩到得道的门槛了，离得道只差一步，进则净土，退则凡尘，只是这一步难如登天。”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开示，惭愧！惭愧！佛门讲一个'缘’字，我与佛的缘站到门槛就算缘尽了，不进不出，亦邪亦正。与基督而言我进不得窄门，与佛而言我不可得道。我是几等的货色大师已从那首词里看得明白，装了斯文，露了痞性，满纸一个'嗔’字。今天来到佛门净地拜见大师，只为讨得一个心安。”
智玄大师问道：“施主以钱敲门，若是贫僧收下了钱呢？” 韩楚风答道：“我们就走。如果是钱能买到的东西，就不必拜佛了。”
智玄大师说：“施主上山并非为了佛理修证，有事不妨道来，贫僧虽老学无成，念句'阿弥陀佛’却还使得。” 丁元英把“神话”、“扶贫”的来龙去脉以及已经做的和将要做的向智玄大师简要讲了一遍，并且着重解释了主观上的“杀富济贫”和文化属性思考。这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市场竞争，也不是简单的扶贫，而是基于一种社会文化认识的自我作为。
智玄大师说：“施主已胜算在手，想必也应该计算到得手之后的情形，势必会招致有识之士的一片声讨、责骂。得救之道，岂能是杀富济贫？” 韩楚风随口一问：“那得救之道是什么？” 智玄大师说道：“投石击水，不起浪花也泛涟漪，妙在以扶贫而命题。当有识之士骂你比强盗还坏的时候，责骂者，责即为诊，诊而不医，无异于断为绝症，非仁人志士所为，也背不起这更大的骂名。故而，责必论道。”
丁元英说：“晚辈以为，传统观念的死结就在一个'靠’字上，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靠上帝、靠菩萨、靠皇恩……总之靠什么都行，就是别靠自己。这是一个沉积了几千年的文化属性问题，非几次新文化运动就能开悟。晚辈无意评说道法，只在已经缘起的事情里顺水推舟，借英雄好汉的嗓子喊上两声，至少不违天道朝纲。”
智玄大师说：“以施主之参悟，心做心是，何来讨个心安呢？” 丁元英说：“无忏无愧的是佛，晚辈一介凡夫，不过是多识几个字的嘴上功夫，并无证量可言。我知道人会骂我，我以为佛不会骂我，是晚辈以为，并非真不会挨骂。大师缘何为大师？我以为是代佛说话的觉者。”
智玄大师说：“贫僧乃学佛之人，断不可代佛说话，亦非大师。得救之道自古仁人志士各有其说，百家争鸣。贫僧受不起施主一个'讨’字，仅以修证之理如实观照，故送施主四个字：大爱不爱。” 丁元英说道：“谢大师！”
智玄大师说：“弱势得救之道，也有也没有。没有竞争的社会就没有活力，而竞争必然会产生贫富、等级，此乃天道，乃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无弱，强焉在？一个'强’字，弱已经在其中了。故而，佛度心苦，修的是一颗平常心。”
韩楚风说道：“佛教主张利和同均，大师坦言等级乃天道与代价，不拘门户之见，令晚辈十分敬佩。晚辈在想，如果强者在公开、合法的情况下都可以做到杀掠，那么在不公开、不合法的条件下，弱势还剩下多大空间？佛度心苦虽慈悲，但人毕竟还有物质的一面。”
智玄大师说：“施主不必拘礼，请讲。” 韩楚风说：“如果主流文化能在弱势群体期望破格获取与强势群体期望更高生命价值的社会需求之间建立一个链接的纽带，或许更有积极意义。强势群体仅仅适用一般的竞争规则是不够的，主流文化应该对强势道德提出更高的要求，构建强势文化体系，赋予强势群体更高的生命价值。当然，这首先是以不平等为先决条件。”
智玄大师说：“利和同均，不平等已在其中。” 韩楚风说：“主流文化，当是推动社会进步、改善社会关系的文化。如果人的行为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需要，那么这种价值无疑也首先是政治的或宗教的价值。当社会将道德价值全部锁定在政治文化和宗教文化的时候，个人道德就没有价值空间了，既不利于鼓励强势对弱势的关注，也不利于社会整体道德素质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 智玄大师说：“施主的观点与佛教的主张并不矛盾，不同的是施主认为主流文化应该给强者个人一定的道德价值空间。贫僧以为，无论功德记在哪一家的账上，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都将是众生的福报。” 韩楚风说：“只是，等级一直是我们社会文化的禁区，大家所以小心翼翼绕开禁区，是唯恐平等、尊严之类的东西受到伤害。”
智玄大师对丁元英宽怀一笑，说：“释、道、儒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体系，施主这一刀下去，一个都没幸免哪，哈哈哈……” 丁元英说：“不敢，不敢。释、道、儒均是博大精深的学派，支撑中华民族走过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是伟大的文明。但是，社会在发展，传统文化毕竟是以皇恩浩荡为先决条件的文化，讲的都是皆空、无为、中庸的理，以抑制个性而求生求解。当今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市场经济的民主与法制，诸家学说也面临一个如实观照而俱进的课题，是传统？还是传承？统则僵死，承则光大。”
智玄大师说：“施主尚未畅所欲言，不好。海纳百川，施主纵是沧海一滴，我佛也愿汇而融之。今日有缘一叙，自当请施主开诚布公，以利佛理修证。” 丁元英说：“晚辈叹服佛法究竟真理真相的辩证思维，如是不可思议。但是，晚辈以为佛教包括了佛法，而佛法有别于佛教。佛教以佛法证一，进而证究竟，最终是为给心找个不苦的理由，成佛，无量寿，极乐。佛教以假度真的方便法门住福相、住寿相、住果相，是以无执无我为名相的太极我执，致使佛教具有了迷信、宿命、贪执的弱势文化特征，已然障蔽佛法。晚辈以为，如果佛教能依佛法破除自身迷障，不住不拘个人解脱，以佛法的如是不可思议究竟生产力与文明的真理真相，则佛法的佛教即出离宗教的佛教，成为觉悟众生的大乘法度，慧于纲纪泽于民生，是名普度众生。”
智玄大师过了许久黯然感叹道：“得智的得智，化缘的化缘，烧香的烧香，坐禅的坐禅。” 丁元英和了一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智玄大师走到书案近前，写道: 悟道方知天命 修行务取真经 一生一灭一枯荣 皆有因缘注定 智玄大师说：“此'天’非彼'天’，非众生无明之天，亦非众生无明之命，此乃道天，因果不虚，故而改字'方知’。修行不落恶果虽有信无证，却已无证有觉，已然是进步。能让迷者进步的经即是真经，真经即须务取。悲喜如是本无分别，当来则来，当去则去，皆有因缘注定，随心、随力、随缘。”
智玄大师信手把原句的“休言”改成了“方知”，把原句的“勿”改成了“务”，把原句的“悲、喜”改成了“生、灭”，把原句的“哪个前生”改成了“皆有因缘”。九个字的改动，理虽同是，而意思、意境、意气却全然不同，即灭嗔怒、我慢，直指究竟。 韩楚风看后说：“精妙！九字之境，无证而证。” 丁元英说：“谢大师开示。” 智玄大师说道：“贫僧与施主的一阕之缘今日圆了上阕，贫僧九字不实之处还望施主修正。下阕贫僧不改了，留半阕缘待续，倘若施主在某年的某一日想改下阕了，如蒙不弃，可带着改过的下阕再来圆续半阕之缘。” 丁元英说：“承蒙大师不弃，一定。”
智玄大师说：“施主身上乃三气居中啊。” 韩楚风问：“哪三气？” 智玄大师答道：“三分静气，三分贵气，三分杀气。” 韩楚风问道：“十分之气，还有一分呢？” 智玄大师说：“还有一气住于身中，游离心外——痞气。” 韩楚风脱口而出一个字：“绝！” …………
丁元英和韩楚风两人出了茗香阁，穿过一道拱形门来到一禅寺的后院。 韩楚风问：“佛门净地能抽烟吗？” 丁元英笑笑说：“栏内是净，栏外是土，靠着栏杆就能抽。” 韩楚风说：“刚才有话没敢说，怕有吹捧之嫌，可又不吐不快，现在可以说了。扶贫的事若以次第而分，也有三个层面。一、天上掉馅饼的神话，实惠、破格，是为市井文化。二、最不道德的道德，明辨是非，是为哲人文化。三、不打碎点东西不足以缘起主题，大智大爱，是为英雄文化。” 丁元英说：“不敢当，不敢当。”话音刚落，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自嘲道：“咱们怎么转起文来了？可别恍恍惚惚以为自己也是大师了。” 韩楚风说：“惯性，惯性，一下子收不回来了。”
韩楚风说：“这趟如果不来，真是人生一大憾事。只是你我都有谤佛之嫌，也不怕下了地狱？” 丁元英说：“没有地狱，天堂焉在？总得有人在地狱呆着，咱们就算上一个，不然天堂就没着落了。” 韩楚风说：“一招杀富济贫引出得救之道的讨论，骂的是你，疼的却是传统观念。一年多不见你怎么有了这么高的境界？” 丁元英说：“哪里是境界，我还没冲动到为了让舆论溅几滴水花就去招惹那种骂名。当'得救之道’的讨论浮出水面，那就是我要送给小丹的礼物。” 韩楚风脱口一声：“啊？我的天！你知道这件事得折腾多少人？得惹多大动静？原来就是……就是给一个女人的礼物？” 丁元英说：“天下之道论到极致，百姓的柴米油盐。人生冷暖论到极致，男人女人的一个'情’字。这两个极致我都没敢冒犯，不可以吗？” 韩楚风说：“可以，当然可以。只是你一向对女人敬而远之，这个弯子转得太大了。” 丁元英说：“佛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我只是依佛法如实观照，看摩登女郎是摩登女郎，看红颜知己是红颜知己。” 韩楚风感叹道：“古有千金一笑之说，如今一看，那千金一笑又算得了什么？”
#美国推翻罗诉韦德案意味着什么#
#特朗普将美最高法院堕胎权裁决归功自己#
阿利托法官意见：
在美国，堕胎一直是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美国人民之间一直就此持有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人坚持认为生命始于受孕，堕胎就是杀死一个无辜的生命；另一些人则同样坚定地认为，任何对堕胎的管控都侵犯了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并且阻碍女性完全实现平等。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应当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堕胎，但是特定情况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
在宪法通过后的185年内，每个州都可以根据其公民的意见处理堕胎问题。1973年，本院对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410 U.S. 113.）做出裁决。尽管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但本院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广泛权利中包含这一权利。
1973年判决中确实没有声称美国法律或普通法曾经承认过所谓的“堕胎权”，并且其意见陈述了从认为堕胎与宪法无关（例如古代的堕胎问题），到认为完全不应当否定堕胎权（例如在普通法中堕胎可能从来都不构成犯罪）等各种观点。在罗列了大量与宪法无关的其他信息后，这份判决像立法机关制定法规一样以一连串规则作结。
根据罗伊案的方案，孕期以三个月为单位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规定，最关键的界限大约划定在第六个月的末尾，即认为胎儿具有在子宫外生存的“体外存活能力（viability）”。尽管本院承认国家有保护“潜在生命”的合法利益，但也认为这种利益不能证成对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pre-viability）堕胎的限制。
本院并没有解释这种界限划定方式的依据，甚至堕胎的支持者们也很难为罗伊案的论证辩护。一位知名宪法学者写道，如果他是“立法者”，他“会投票支持类似此前本院判决的法规”，但他对罗伊案的评价却令人难忘并且十分残酷：罗伊案根本“不符合宪法”，并且“几乎不觉得合宪是一种义务”。
罗伊案时，美国有30个州仍然禁止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在该裁决之前几年里，约有三分之一的州已经放宽了堕胎法律，但罗伊案以十分突然的方式结束了这一政治进程。该案给整个国家强加了严厉的约束，推翻了每个州的堕胎法。正如拜伦·怀特（Byron White）法官的反对意见中所说，这一裁决代表了“司法权力的粗放行使（exercise of raw judicial power）”（410 U. S., at 222），它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争论，这场争论困扰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半个世纪之久。
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505 U. S. 833 (1992)）中，法院重新审视了罗伊案，九位法官分成了三派。两位大法官表示不希望以任何方式改变罗伊案判决。其他四位大法官希望完全推翻该判决。而剩下三位共同签署了多数意见，大法官则采纳了第三种立场。
他们并不赞同罗伊案的推理，甚至暗示其中一位或多位裁判法官可能对宪法是否保护堕胎权持 “保留意见”。但意见书的结论遵守了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循先前的决定，也即凯西案要遵循罗伊案的“核心主张”——尚未具备“体外生存能力（viability）”的胎儿不受宪法保护——即使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意见书称，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破坏对本院先例和法治的尊重。
矛盾的是，凯西案的判决否定了很多东西。它全盘推翻了几个重要的堕胎判决，也部分推翻了罗伊案本身。凯西案放弃了罗伊案的三期分界法，代之以一条来源不明的新规则，据此各州不得通过任何对女性堕胎权造成“不当负担”。凯西案判决并未就什么是“适当的”和“不适当的”负担提供明确的指导。但是签署了多数意见的三位大法官“要求这一全国性争论的双方结束他们的全国性分歧”，将这一判决视为堕胎权宪法权利属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随后几年的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凯西案并没有实现它的目标。美国人民仍然十分关注堕胎问题，而且分歧极大，各州的立法机构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一些州最近立法允许在怀孕的各个阶段堕胎，限制很少。另一些州则严格限制堕胎，即使胎儿还远不具备体外生存能力（viability）。而在本案中，有26个州明确要求本院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允许各州自行管理或禁止胎儿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的堕胎行为。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部州法律。密西西比州要求我们判决一条禁止在怀孕15周后堕胎的法律合宪，而依照现行观点，15周的胎儿再过几周才能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密西西比州的主要论点是，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并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重新允许每个州按照其公民的意愿来管理堕胎问题。被告和副检察长则要求本院维持罗伊案和凯西案，认为依照先例，密西西比州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和副检察长还辩称，如果允许密西西比州禁止在怀孕15周后堕胎，“与完全推翻凯西案和罗伊案没有区别。”（被告意见摘要43）。他们认为“不存在折衷的办法”，我们只能维持或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Id., at 50.
我们认为，罗伊案和凯西案必须被推翻。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并且任何宪法条款都无法解释出对这一权利的保护，包括罗伊和凯西的辩护人所依据的条款——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该条款可以保护宪法中没有提到的一些权利，但任何能够依此条款得到保护的权利必须“厚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并且“隐含在井然有序的自由这一概念中”。华盛顿诉格鲁兹堡案（Washington v. Glucksberg，521 U. S. 702, 721（1997））（省略内部引号）。
堕胎权并不属于上述范畴。20世纪后半叶以前，美国法律中从未规定过堕胎权。事实上，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时，美国四分之三的州规定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都是犯罪。堕胎权也与本院认为的其他属于第十四修正案保护范围的“自由”存在重大差别。罗伊案的辩护人主张堕胎权与先例中所承认的亲密性关系、避孕和婚姻等权利具有同样特性，但堕胎权与这些权利的本质不同，因为正如罗伊案和凯西案所承认，堕胎权否定了先前判决认定的“胎儿生命”和本案中要处理的密西西比州法律所描述的“未出生的人类”。
凯西案中多数意见所坚持的遵循先例原则并不能消除对罗伊案滥用司法权力的质疑。罗伊案从一开始就异乎寻常地错误。它的推理十分薄弱，并且其判决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罗伊案和凯西案不仅未能给堕胎问题提供全国性的解决方案，反而激化了讨论，加深了分歧。
现在是时候听从宪法，并将堕胎问题交还给人民选出的代表了。“允许还是限制堕胎，应该像我们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一样来解决：由公民们相互说服，然后投票做出决定”。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979）（斯卡利亚大法官对判决结果部分持协同意见部分持反对意见）。这就是宪法和法治的要求。
#特朗普将美最高法院堕胎权裁决归功自己#
阿利托法官意见：
在美国，堕胎一直是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美国人民之间一直就此持有截然对立的观点。一些人坚持认为生命始于受孕，堕胎就是杀死一个无辜的生命；另一些人则同样坚定地认为，任何对堕胎的管控都侵犯了女性控制自己身体的权利，并且阻碍女性完全实现平等。还有一些人则认为，应当在特定情况下允许堕胎，但是特定情况的范围一直存在争议。
在宪法通过后的185年内，每个州都可以根据其公民的意见处理堕胎问题。1973年，本院对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 410 U.S. 113.）做出裁决。尽管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但本院认为宪法赋予公民的广泛权利中包含这一权利。
1973年判决中确实没有声称美国法律或普通法曾经承认过所谓的“堕胎权”，并且其意见陈述了从认为堕胎与宪法无关（例如古代的堕胎问题），到认为完全不应当否定堕胎权（例如在普通法中堕胎可能从来都不构成犯罪）等各种观点。在罗列了大量与宪法无关的其他信息后，这份判决像立法机关制定法规一样以一连串规则作结。
根据罗伊案的方案，孕期以三个月为单位分成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规定，最关键的界限大约划定在第六个月的末尾，即认为胎儿具有在子宫外生存的“体外存活能力（viability）”。尽管本院承认国家有保护“潜在生命”的合法利益，但也认为这种利益不能证成对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pre-viability）堕胎的限制。
本院并没有解释这种界限划定方式的依据，甚至堕胎的支持者们也很难为罗伊案的论证辩护。一位知名宪法学者写道，如果他是“立法者”，他“会投票支持类似此前本院判决的法规”，但他对罗伊案的评价却令人难忘并且十分残酷：罗伊案根本“不符合宪法”，并且“几乎不觉得合宪是一种义务”。
罗伊案时，美国有30个州仍然禁止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在该裁决之前几年里，约有三分之一的州已经放宽了堕胎法律，但罗伊案以十分突然的方式结束了这一政治进程。该案给整个国家强加了严厉的约束，推翻了每个州的堕胎法。正如拜伦·怀特（Byron White）法官的反对意见中所说，这一裁决代表了“司法权力的粗放行使（exercise of raw judicial power）”（410 U. S., at 222），它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争论，这场争论困扰了我们的政治文化半个世纪之久。
最终，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计划生育协会诉凯西案（505 U. S. 833 (1992)）中，法院重新审视了罗伊案，九位法官分成了三派。两位大法官表示不希望以任何方式改变罗伊案判决。其他四位大法官希望完全推翻该判决。而剩下三位共同签署了多数意见，大法官则采纳了第三种立场。
他们并不赞同罗伊案的推理，甚至暗示其中一位或多位裁判法官可能对宪法是否保护堕胎权持 “保留意见”。但意见书的结论遵守了遵循先例原则，这一原则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遵循先前的决定，也即凯西案要遵循罗伊案的“核心主张”——尚未具备“体外生存能力（viability）”的胎儿不受宪法保护——即使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意见书称，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破坏对本院先例和法治的尊重。
矛盾的是，凯西案的判决否定了很多东西。它全盘推翻了几个重要的堕胎判决，也部分推翻了罗伊案本身。凯西案放弃了罗伊案的三期分界法，代之以一条来源不明的新规则，据此各州不得通过任何对女性堕胎权造成“不当负担”。凯西案判决并未就什么是“适当的”和“不适当的”负担提供明确的指导。但是签署了多数意见的三位大法官“要求这一全国性争论的双方结束他们的全国性分歧”，将这一判决视为堕胎权宪法权利属性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随后几年的情况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凯西案并没有实现它的目标。美国人民仍然十分关注堕胎问题，而且分歧极大，各州的立法机构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一些州最近立法允许在怀孕的各个阶段堕胎，限制很少。另一些州则严格限制堕胎，即使胎儿还远不具备体外生存能力（viability）。而在本案中，有26个州明确要求本院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允许各州自行管理或禁止胎儿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前的堕胎行为。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部州法律。密西西比州要求我们判决一条禁止在怀孕15周后堕胎的法律合宪，而依照现行观点，15周的胎儿再过几周才能具备体外生存能力。密西西比州的主要论点是，我们应该重新考虑并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重新允许每个州按照其公民的意愿来管理堕胎问题。被告和副检察长则要求本院维持罗伊案和凯西案，认为依照先例，密西西比州的主张不能成立。被告和副检察长还辩称，如果允许密西西比州禁止在怀孕15周后堕胎，“与完全推翻凯西案和罗伊案没有区别。”（被告意见摘要43）。他们认为“不存在折衷的办法”，我们只能维持或推翻罗伊案和凯西案。Id., at 50.
我们认为，罗伊案和凯西案必须被推翻。宪法没有提到堕胎权，并且任何宪法条款都无法解释出对这一权利的保护，包括罗伊和凯西的辩护人所依据的条款——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该条款可以保护宪法中没有提到的一些权利，但任何能够依此条款得到保护的权利必须“厚植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之中”，并且“隐含在井然有序的自由这一概念中”。华盛顿诉格鲁兹堡案（Washington v. Glucksberg，521 U. S. 702, 721（1997））（省略内部引号）。
堕胎权并不属于上述范畴。20世纪后半叶以前，美国法律中从未规定过堕胎权。事实上，第十四条修正案通过时，美国四分之三的州规定在怀孕的任何阶段堕胎都是犯罪。堕胎权也与本院认为的其他属于第十四修正案保护范围的“自由”存在重大差别。罗伊案的辩护人主张堕胎权与先例中所承认的亲密性关系、避孕和婚姻等权利具有同样特性，但堕胎权与这些权利的本质不同，因为正如罗伊案和凯西案所承认，堕胎权否定了先前判决认定的“胎儿生命”和本案中要处理的密西西比州法律所描述的“未出生的人类”。
凯西案中多数意见所坚持的遵循先例原则并不能消除对罗伊案滥用司法权力的质疑。罗伊案从一开始就异乎寻常地错误。它的推理十分薄弱，并且其判决产生了破坏性的后果。罗伊案和凯西案不仅未能给堕胎问题提供全国性的解决方案，反而激化了讨论，加深了分歧。
现在是时候听从宪法，并将堕胎问题交还给人民选出的代表了。“允许还是限制堕胎，应该像我们民主制度中最重要的问题一样来解决：由公民们相互说服，然后投票做出决定”。凯西案（Casey, 505 U. S., at 979）（斯卡利亚大法官对判决结果部分持协同意见部分持反对意见）。这就是宪法和法治的要求。
【“造敌”“拱火”成了生财之道，#揭秘美军售如何给世界添乱# 】日前，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发布全球军售趋势报告，显示2017年至2021年间，全球武器交易量比前一个五年有所下降，但同期美国对外军售却大幅上升。尽管美政府口口声声不断强调要维护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对外军售的逆势上扬却充分说明这个所谓的“规则”就是“强权即公理”和“赢者通吃”，更充分说明美国才是国际安全和秩序的“破坏者”和“最大威胁”。
美军火出口逆势上涨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指出，2017年至2021年全球武器交易量与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南美洲地区的武器进口降至5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一些地区的武器进口大幅增长，如欧洲增长19%、东亚增加20%（日本增长152%），大洋洲增长59%（澳大利亚增长62%）。
从武器采购的地区分布情况看，亚洲（不含中东）和大洋洲仍是全球主要武器的最大进口地区。2017年至2021年间，全球43%的武器贸易都输入到这两个地区；中东地区保持第二，大约32%的份额流入中东；欧洲地区则占13%；美洲和非洲地区分别占不到6%。
从武器供应国来看，2017年至2021年美国武器出口增长14%，全球占比从2012年至2016年间的32%上升到39%；俄罗斯位居第二，但全球占比已下降到19%。由此可以看出，过去5年间，美国依然保持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地位，占据了全球武器交易总额的近四成。这也让美国的军火企业赚得钵满盆满。美《华尔街日报》此前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目前世界前5大军火商均在美国。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2020年武器销售和军事服务销售额达到582亿美元，占全球百强军工企业军售总额的11%。雷神技术公司、波音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则分列第二到第五位。
“造敌”“拱火”成了生财之道
从SIPRI发布的数据曲线看，其与国际热点焦点趋势相辅相成，更与美对外战略输出的重点相契合。无论是东亚和大洋洲地区、中东地区和欧洲地区莫不是如此，这些地区大量军购的背后无不与美国存在着直接关联。
一位不具名的中国军事专家1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东亚地区与大洋洲地区军购大幅提升，是美国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所谓“一体化威慑”的直接结果。自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彻底改变对华战略认知，国防和军事战略也开始向“应对大国竞争”方向调整。拜登政府几乎全盘继承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策略，并变本加厉。美国在加强自身对华军事应对的同时，也不断挑动地区局势、渲染“中国威胁”、煽动周边国家和地区联合制华。
具体来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表面上声称不支持“台独”，但却不断挑动两岸敏感神经。美军舰屡屡过航台湾海峡、派出像马伦和蓬佩奥之类的前军政高官赴台活动、高频次宣传“两岸军力失衡”、美国内政坛不断叫嚣放弃“战略模糊”并转向明确“协防台湾”的“战略清晰”政策等，都对两岸关系形成冲击。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持续不断开展对台军售，美国向台提供的武器越来越具有进攻性，企图协助台当局打造所谓“非对称战力”，增强其“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能力。日前，美国与台当局正式签署合约，准备向台出售“野战资讯通信系统”，价值2.4亿美元。3月16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表示，接下来美方还会有军售宣布，台军方分析最可能的应是台空军最想要的AGM-158巡航导弹，该导弹能够挂载在美售台的F-16V战斗机上，具备远程对地攻击能力。若此项军售达成，将彻底戳破“美不对台出售攻击性武器”的幌子，对台海形势造成严重破坏。
在南海问题上，美不断渲染中国破坏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大欺小”，美军不断在南海实施所谓的“自由航行”制造事端和紧张气氛。
上述中国军事专家认为，从美方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的操作手法看，不仅是要给自己制造一个对手，更要通过炮制“中国威胁论”，拉盟友伙伴“入伙入群”。在美国鼓噪下，不仅美国内军费预算持续增长并推出专门对华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其盟友伙伴的军费也呈增长势头，加大从美国采购武器力度。日本、澳大利亚在SIPRI公布的数据中表现“抢眼”，就是典型例子，也是美盟友伙伴中叫嚣“协防台湾”的态度越来越明朗的两个国家。
就中东地区而言，2017年至2021年的头几年，美尚未从阿富汗撤军，依然将中东地区作为经营的重点，除阿富汗、伊拉克等战场乱局外，美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巴黎协议问题先退出又重返、未表现出任何诚意，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等在美干预下剪不断、理还乱，中东局势持续处于混乱状态中，迫使各国竞相整军备战。
欧洲地区的这5年，也是俄乌军事冲突的酝酿时期。美国不断在乌克兰问题上挑战俄罗斯底线，并要求北约国家大幅提升国防支出，强化对俄罗斯军事威慑。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在2017年同意向乌方提供致命性武器。2018年4月，第一批包括21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和37个发射器的军援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在美国的不断“拱火”之下，终于引爆俄乌冲突，对欧洲地区安全局势乃至全球战略格局带来重大冲击与不确定性。
军工复合体“怪兽”嘴脸可憎
美国大肆对外出售武器，最为得利的就是美国的军火商，当然以军火商为班底构造的具有美国政治特色的军工复合体也在收割着巨额利益。
美国军工复合体，是由军事部门、军工企业、部分国会议员和国防科研机构与政府智库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美国军队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更高的待遇，军工企业要更多的订单，科研机构与政府智库要更多的科研经费，一些国会议员想让他选区内的军事基地和军工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获得更多选票，正是这些相互关联的利益需求，把军工复合体的各部分联系在了一起。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构成，决定了它是一个靠发战争财，靠发军备竞赛财的特殊利益集团。早在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要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对美国民主体制的危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工复合体不仅没有被遏制住，反而一直在背后操纵着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政策。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K街（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军工企业以及整个国会大厦内，都在悄悄地开香槟庆祝。”这段生动文字出自前国防部官员富兰克林·斯平尼的博客文章，他本人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之久，深谙美军工复合体的种种“套路”。他表示，美国军工复合体借这次俄乌冲突渲染对俄罗斯的恐惧，意图为新一轮军备支出创造契机，也将从俄乌冲突及其他地区冲突中长期牟利。
军工复合体甚至左右历届美政府重要位置的人选。一些知名美国政治人物都曾在大型军火公司任职，可以说是军工复合体的重要代言人。现在五角大楼内的重量级官员也有很多具有在军火公司或受军火公司资助的政府智库任职的经历，美国政治中特有的“旋转门”机制把政客、军人、军火商和学者牢牢捆绑在一起。
未来美将卖更多军火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时限为2017年至2021年，并未显现当下和未来的趋势。可以预计的是，未来美向全球输送武器的所占比例将更大。
在俄乌冲突冲击下，欧洲安全环境将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欧洲国家普遍提升国防支出。像德国，过去几十年中，扩充军备在德国一直是一个被诟病的负面词汇。谁提出扩充军备的主张，谁就会被扣上战争贩子的帽子。但俄乌冲突给德国内政外交带来转折性的变化。除了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外，德国还决定投资1000亿欧元，对联邦国防军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无疑对美国向欧洲国家大肆出售武器装备打开方便之门。
不仅欧洲地区，亚太地区也注定不会平静。拜登政府确立了以“战略竞争”为主基调的对华策略，美对华实施军事封堵、军事威慑不会停歇，将继续在台海、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美方的唆使，很有可能催生亚太地区军备竞赛。此外，美打造的美澳印日“四国机制”刚刚起步，美英准备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还处于评估阶段，未来都将以美军售大单来落实。在美国挑动下，全球安全格局将越来越难以保持稳定，武器将源源不断地从美流出，金钱将源源不断向美流入。（《环球时报》3月18日8版文章，作者张一帆 刘扬）
美军火出口逆势上涨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报告指出，2017年至2021年全球武器交易量与2012年至2016年相比下降4.6%，南美洲地区的武器进口降至5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一些地区的武器进口大幅增长，如欧洲增长19%、东亚增加20%（日本增长152%），大洋洲增长59%（澳大利亚增长62%）。
从武器采购的地区分布情况看，亚洲（不含中东）和大洋洲仍是全球主要武器的最大进口地区。2017年至2021年间，全球43%的武器贸易都输入到这两个地区；中东地区保持第二，大约32%的份额流入中东；欧洲地区则占13%；美洲和非洲地区分别占不到6%。
从武器供应国来看，2017年至2021年美国武器出口增长14%，全球占比从2012年至2016年间的32%上升到39%；俄罗斯位居第二，但全球占比已下降到19%。由此可以看出，过去5年间，美国依然保持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地位，占据了全球武器交易总额的近四成。这也让美国的军火企业赚得钵满盆满。美《华尔街日报》此前依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目前世界前5大军火商均在美国。其中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2020年武器销售和军事服务销售额达到582亿美元，占全球百强军工企业军售总额的11%。雷神技术公司、波音公司、诺思罗普·格鲁曼公司和通用动力公司则分列第二到第五位。
“造敌”“拱火”成了生财之道
从SIPRI发布的数据曲线看，其与国际热点焦点趋势相辅相成，更与美对外战略输出的重点相契合。无论是东亚和大洋洲地区、中东地区和欧洲地区莫不是如此，这些地区大量军购的背后无不与美国存在着直接关联。
一位不具名的中国军事专家17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东亚地区与大洋洲地区军购大幅提升，是美国应对中国“战略竞争”的所谓“一体化威慑”的直接结果。自从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彻底改变对华战略认知，国防和军事战略也开始向“应对大国竞争”方向调整。拜登政府几乎全盘继承特朗普政府处理对华关系的策略，并变本加厉。美国在加强自身对华军事应对的同时，也不断挑动地区局势、渲染“中国威胁”、煽动周边国家和地区联合制华。
具体来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虽然表面上声称不支持“台独”，但却不断挑动两岸敏感神经。美军舰屡屡过航台湾海峡、派出像马伦和蓬佩奥之类的前军政高官赴台活动、高频次宣传“两岸军力失衡”、美国内政坛不断叫嚣放弃“战略模糊”并转向明确“协防台湾”的“战略清晰”政策等，都对两岸关系形成冲击。更为关键的是，美国持续不断开展对台军售，美国向台提供的武器越来越具有进攻性，企图协助台当局打造所谓“非对称战力”，增强其“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能力。日前，美国与台当局正式签署合约，准备向台出售“野战资讯通信系统”，价值2.4亿美元。3月16日，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吴钊燮在台湾地区“立法机构”表示，接下来美方还会有军售宣布，台军方分析最可能的应是台空军最想要的AGM-158巡航导弹，该导弹能够挂载在美售台的F-16V战斗机上，具备远程对地攻击能力。若此项军售达成，将彻底戳破“美不对台出售攻击性武器”的幌子，对台海形势造成严重破坏。
在南海问题上，美不断渲染中国破坏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以大欺小”，美军不断在南海实施所谓的“自由航行”制造事端和紧张气氛。
上述中国军事专家认为，从美方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的操作手法看，不仅是要给自己制造一个对手，更要通过炮制“中国威胁论”，拉盟友伙伴“入伙入群”。在美国鼓噪下，不仅美国内军费预算持续增长并推出专门对华的“太平洋威慑倡议”，其盟友伙伴的军费也呈增长势头，加大从美国采购武器力度。日本、澳大利亚在SIPRI公布的数据中表现“抢眼”，就是典型例子，也是美盟友伙伴中叫嚣“协防台湾”的态度越来越明朗的两个国家。
就中东地区而言，2017年至2021年的头几年，美尚未从阿富汗撤军，依然将中东地区作为经营的重点，除阿富汗、伊拉克等战场乱局外，美在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巴黎协议问题先退出又重返、未表现出任何诚意，叙利亚问题、也门问题等在美干预下剪不断、理还乱，中东局势持续处于混乱状态中，迫使各国竞相整军备战。
欧洲地区的这5年，也是俄乌军事冲突的酝酿时期。美国不断在乌克兰问题上挑战俄罗斯底线，并要求北约国家大幅提升国防支出，强化对俄罗斯军事威慑。特别是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国在2017年同意向乌方提供致命性武器。2018年4月，第一批包括210枚“标枪”反坦克导弹和37个发射器的军援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在美国的不断“拱火”之下，终于引爆俄乌冲突，对欧洲地区安全局势乃至全球战略格局带来重大冲击与不确定性。
军工复合体“怪兽”嘴脸可憎
美国大肆对外出售武器，最为得利的就是美国的军火商，当然以军火商为班底构造的具有美国政治特色的军工复合体也在收割着巨额利益。
美国军工复合体，是由军事部门、军工企业、部分国会议员和国防科研机构与政府智库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美国军队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更高的待遇，军工企业要更多的订单，科研机构与政府智库要更多的科研经费，一些国会议员想让他选区内的军事基地和军工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获得更多选票，正是这些相互关联的利益需求，把军工复合体的各部分联系在了一起。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构成，决定了它是一个靠发战争财，靠发军备竞赛财的特殊利益集团。早在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在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要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对美国民主体制的危害。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工复合体不仅没有被遏制住，反而一直在背后操纵着美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政策。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五角大楼（美国国防部）、K街（华盛顿游说公司聚集地）、军工企业以及整个国会大厦内，都在悄悄地开香槟庆祝。”这段生动文字出自前国防部官员富兰克林·斯平尼的博客文章，他本人曾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工作26年之久，深谙美军工复合体的种种“套路”。他表示，美国军工复合体借这次俄乌冲突渲染对俄罗斯的恐惧，意图为新一轮军备支出创造契机，也将从俄乌冲突及其他地区冲突中长期牟利。
军工复合体甚至左右历届美政府重要位置的人选。一些知名美国政治人物都曾在大型军火公司任职，可以说是军工复合体的重要代言人。现在五角大楼内的重量级官员也有很多具有在军火公司或受军火公司资助的政府智库任职的经历，美国政治中特有的“旋转门”机制把政客、军人、军火商和学者牢牢捆绑在一起。
未来美将卖更多军火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的数据时限为2017年至2021年，并未显现当下和未来的趋势。可以预计的是，未来美向全球输送武器的所占比例将更大。
在俄乌冲突冲击下，欧洲安全环境将长期处于动荡之中，欧洲国家普遍提升国防支出。像德国，过去几十年中，扩充军备在德国一直是一个被诟病的负面词汇。谁提出扩充军备的主张，谁就会被扣上战争贩子的帽子。但俄乌冲突给德国内政外交带来转折性的变化。除了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外，德国还决定投资1000亿欧元，对联邦国防军进行现代化改造。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这无疑对美国向欧洲国家大肆出售武器装备打开方便之门。
不仅欧洲地区，亚太地区也注定不会平静。拜登政府确立了以“战略竞争”为主基调的对华策略，美对华实施军事封堵、军事威慑不会停歇，将继续在台海、南海问题上制造事端。美方的唆使，很有可能催生亚太地区军备竞赛。此外，美打造的美澳印日“四国机制”刚刚起步，美英准备向澳大利亚提供核潜艇还处于评估阶段，未来都将以美军售大单来落实。在美国挑动下，全球安全格局将越来越难以保持稳定，武器将源源不断地从美流出，金钱将源源不断向美流入。（《环球时报》3月18日8版文章，作者张一帆 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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