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政策简本｜公共法律服务·法律援助
一、《法律援助条例》
分为总则、法律援助范围、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法律援助实施、法律责任、附则6章31条，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二章第十条 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第二章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二章第十二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二、《贵州省法律援助条例》
分为总则，对象、范围和形式，管辖，程序，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6章46条。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3月29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个别条款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二章第十条 公民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有事实证明需要法律帮助，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执行。
第二章第十一条 除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二章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外，符合前条规定的当事人还可以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一）因工伤和交通、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受到人身损害的；（二）因合法劳动权益受到损害的；（三）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行为受到损害的；（四）因征地、拆迁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五）因假劣种子、农药、化肥以及环境污染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六）需要申请法律援助的其他事项。
法律援助的形式：（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二）刑事案件的辩护及其代理；（三）民事、行政诉讼代表；（四）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五）办理公证证明；（六）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三、《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一）扩大覆盖范围。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贵州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基础上，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和产品质量责任事故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林权纠纷和相邻关系纠纷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遭受家庭暴力侵害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等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扩大就学就业就医等领域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法律援助事项，帮助困难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基本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由现行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调整为最低工资标准，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困难群众。
（二）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全面落实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制度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办案机关的工作衔接，建立健全办案机关通知辩护工作机制，切实履行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法律援助工作职责。完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济困难证明制度。畅通刑事法律援助申请渠道，法律援助机构在法院、检察院、看守所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参与刑事速裁、刑事和解、死刑复核案件办理工作机制，依法为更多的刑事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三）拓展服务内容。逐步建立法律援助参与申诉案件代理制度，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实施法律援助。积极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处理，为信访矛盾化解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指导和法律援助。做好司法鉴定和公证法律援助工作，使困难群众享受到更加广泛的法律援助服务。社会组织依法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其申请可以提供法律援助。广泛开展公共法律教育，积极提供法律信息和帮助，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但又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来访人，通过指引法律救济路径、指导取得证据等方式，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四）推进标准化建设。完善法律援助申请和受理审查工作制度，推进援务公开，规范法律援助机构审查职责范围和工作程序。完善法律援助承办环节工作制度，规范法律咨询、非诉讼事项、诉讼事项办理流程，制定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引导法律援助人员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执业规范，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建立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完善评估标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案件指派工作制度，严格办理死刑、未成年人等案件承办人员资质条件，探索办理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受理、审理案件的指派机制。完善便民服务窗口规范化服务和“12348”法律服务热线服务标准，推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规范履行服务指引、法律咨询、申请受理、查询答疑等职责。加强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
（五）加强质量管理。认真履行法律援助组织实施职责，做好接待、受理、审查、指派、支付办案补贴等工作，严格执行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使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能及时获得法律援助。建立健全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开展法律援助的考核评价机制，律师每年应承办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逐步提高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比例。探索组建法律援助专业服务队伍，有条件的地方推行“点援制”，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全程跟踪、重点督办，提高案件办理专业化水平。完善服务质量监管机制，综合运用质量评估、庭审旁听、案卷检查、征询司法机关意见和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大回访”等措施强化案件质量管理。逐步推行办案质量与办案补贴挂钩的差别案件补贴制度，根据案件办理质量确定不同级别发放标准，促进提高办案质量。完善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制度，提高投诉处理工作水平。
（六）强化便民服务。推进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建设，优化服务环境、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拓宽申请渠道，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点向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和有关行业、部门延伸，方便困难群众及时就近提出申请。加强军地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为军人军属提供高效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降低受援人维权成本。简化审查程序，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的农民工、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老年人以及正在接受社会救助的特困供养人员等免除经济困难审查；对情况紧急的案件可以先行受理，事后补办材料、手续；开辟法律援助“快速通道”，有条件的地方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符合条件的申请实行当日受理、审查，并快速办理。对行动不便的受援对象推行电话申请、上门受理等服务方式。加强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社会救助的工作衔接，提升服务效果。
一、《法律援助条例》
分为总则、法律援助范围、法律援助申请和审查、法律援助实施、法律责任、附则6章31条，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二章第十条 公民对下列需要代理的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二）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三）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四）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五）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六）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对前款规定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公民可以就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事项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咨询。
第二章第十一条 刑事诉讼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二）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第二章第十二条 公诉人出庭公诉的案件，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被告人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二、《贵州省法律援助条例》
分为总则，对象、范围和形式，管辖，程序，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6章46条。自2002年3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3月29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林地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个别条款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第二章第十条 公民为保障自己合法权益有事实证明需要法律帮助，但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经济困难的标准按照当地人民政府公布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标准执行。
第二章第十一条 除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第二章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外，符合前条规定的当事人还可以就下列事项申请法律援助：（一）因工伤和交通、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受到人身损害的；（二）因合法劳动权益受到损害的；（三）因遭受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等行为受到损害的；（四）因征地、拆迁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五）因假劣种子、农药、化肥以及环境污染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六）需要申请法律援助的其他事项。
法律援助的形式：（一）解答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二）刑事案件的辩护及其代理；（三）民事、行政诉讼代表；（四）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五）办理公证证明；（六）其他形式的法律服务。
三、《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 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实施意见》
（一）扩大覆盖范围。在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和《贵州省法律援助条例》规定的法律援助范围基础上，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流转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食品药品安全事故和产品质量责任事故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林权纠纷和相邻关系纠纷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遭受家庭暴力侵害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等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扩大就学就业就医等领域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法律援助事项，帮助困难群众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基本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降低法律援助门槛，将法律援助经济困难标准由现行的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调整为最低工资标准，使法律援助惠及更多困难群众。
（二）加强刑事法律援助。全面落实刑事诉讼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制度关于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加强司法行政机关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办案机关的工作衔接，建立健全办案机关通知辩护工作机制，切实履行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阶段法律援助工作职责。完善被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济困难证明制度。畅通刑事法律援助申请渠道，法律援助机构在法院、检察院、看守所派驻法律援助值班律师。建立健全法律援助参与刑事速裁、刑事和解、死刑复核案件办理工作机制，依法为更多的刑事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
（三）拓展服务内容。逐步建立法律援助参与申诉案件代理制度，对不服司法机关生效裁判、决定，聘不起律师的申诉人实施法律援助。积极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处理，为信访矛盾化解提供法律咨询、法律指导和法律援助。做好司法鉴定和公证法律援助工作，使困难群众享受到更加广泛的法律援助服务。社会组织依法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其申请可以提供法律援助。广泛开展公共法律教育，积极提供法律信息和帮助，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但又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来访人，通过指引法律救济路径、指导取得证据等方式，引导群众依法表达合理诉求。
（四）推进标准化建设。完善法律援助申请和受理审查工作制度，推进援务公开，规范法律援助机构审查职责范围和工作程序。完善法律援助承办环节工作制度，规范法律咨询、非诉讼事项、诉讼事项办理流程，制定刑事、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质量标准，引导法律援助人员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和执业规范，为受援人提供符合标准的法律援助服务。建立案件质量评估制度，完善评估标准，不断提高服务质量。改进案件指派工作制度，严格办理死刑、未成年人等案件承办人员资质条件，探索办理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受理、审理案件的指派机制。完善便民服务窗口规范化服务和“12348”法律服务热线服务标准，推行服务承诺制、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规范履行服务指引、法律咨询、申请受理、查询答疑等职责。加强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促进法律援助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
（五）加强质量管理。认真履行法律援助组织实施职责，做好接待、受理、审查、指派、支付办案补贴等工作，严格执行法律援助事项范围和经济困难标准，使符合条件的公民都能及时获得法律援助。建立健全律师事务所等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开展法律援助的考核评价机制，律师每年应承办一定数量的法律援助案件，逐步提高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比例。探索组建法律援助专业服务队伍，有条件的地方推行“点援制”，对重大疑难案件实行集体讨论、全程跟踪、重点督办，提高案件办理专业化水平。完善服务质量监管机制，综合运用质量评估、庭审旁听、案卷检查、征询司法机关意见和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大回访”等措施强化案件质量管理。逐步推行办案质量与办案补贴挂钩的差别案件补贴制度，根据案件办理质量确定不同级别发放标准，促进提高办案质量。完善法律援助投诉处理制度，提高投诉处理工作水平。
（六）强化便民服务。推进法律援助便民服务窗口建设，优化服务环境、丰富服务内容，提升服务效能。拓宽申请渠道，推进法律援助工作站、联络点向乡镇（街道）、村（居）民委员会（社区）和有关行业、部门延伸，方便困难群众及时就近提出申请。加强军地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设，为军人军属提供高效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务。完善法律援助异地协作机制，降低受援人维权成本。简化审查程序，对申请支付劳动报酬、工伤赔偿的农民工、无固定生活来源的残疾人、老年人以及正在接受社会救助的特困供养人员等免除经济困难审查；对情况紧急的案件可以先行受理，事后补办材料、手续；开辟法律援助“快速通道”，有条件的地方对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符合条件的申请实行当日受理、审查，并快速办理。对行动不便的受援对象推行电话申请、上门受理等服务方式。加强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社会救助的工作衔接，提升服务效果。
记者调查：“属地管理”被滥用，基层干部成问责顶罪羊
属地管理的理解
人民日报
“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就是原则上由事发地政府解决，事发地政府解决不了的，也可以由其上一级政府解决，下级政府不能将矛盾直接推给上级政府。
这条原则是在总结信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的要求。
“现在除了信访属地管理外，国土、环保等也搞属地管理……但乡镇并不具备相应的权力，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要担责。”江苏省无锡市一名乡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这名乡长还说，除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外，其实还有“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也就是说，在明确事项归哪一级政府负责后，主管此项工作的政府部门应当承担具体办理的责任。但现在一些职能部门往往不提“谁主管、谁负责”，每到关键节点，就会出现四个字——属地管理。
户籍所在地“躺枪”
属地管理，顾名思义就是根据所在地域确定具体管理机关。通俗地说，属地管理就是谁的地盘谁管理。
近几年来，很多人欣喜地发现，平常锁在深闺的一些职能部门，纷纷从各级机关大门走出来，深入基层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用舟车劳顿，达到了政府、社会和群众的三方满意。
记者采访发现，个别部门把一些职责范围内的、风险大的、棘手的工作，也打着下放权力的旗号，趁机下放到基层，美其名曰实行属地管理，实际上是把属地管理当作一个筐。造成的结果是涉事者无论事发何地，户籍所在地都难“幸免”。
“我最近又要去北京，接一名信访户。”江西省九江市一名镇委副书记对记者说，这名信访户的户籍虽然在九江，却早已到上海郊县安家多年。只因对居住地的一起交通事故自认为处理不公，时不时进京信访。“每次到北京接到人后，我们都不知该把他送到哪里去”。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的乡镇一般下辖几十个行政村，少则四五万人，多则七八万人。而机构改革后的乡镇，很多单位和部门都上收一级，原来乡镇七站八所实行双重管理，现在都实行了垂直管理，只有很少的几个服务中心负责财政税收、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一名乡党委委员告诉记者，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
一些职能部门的同志到乡镇，往往以领导的身份颐指气使，从不提“谁主管、谁负责”，时不时地拿“属地管理”来警示基层干部。
这名乡党委委员还说，属地管理被滥用，经常成为上级职能部门推卸责任的借口。如确属玩忽职守懈怠无为，基层工作人员被问责也是心服口服。但有些尽了全力的事情还“躺着中枪”，基层干部就不敢做不愿做了，甘于当甩手掌柜“混日子”。
一名基层干部举例说，比如出现违建现象，乡镇要接受属地管理追责；有农民工在属地内的企业打工拿不到工钱，乡镇政府要担责；企业在属地施工出现安全事故，乡镇要被问责；从辖区贯穿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乡镇也要被问责。对于这些既不在权力范围内又八竿子打不着的单位，一旦出了事都要问属地管理的责，基层干部感到心里憋屈，又无处诉苦。
有被问责的乡镇干部辩解，领导就一句话：“难道不是在你的辖区吗？”
有专家认为，现在基层属地管理变成责任属地，但权力并不属地，权力和责任不对等，很多基层干部感觉责任非常重，但是没有权力来完成上级所下达的任务。
额外工作增添额外负担
建立工作责任目标考核机制，本来是层层传导压力、高效推进工作落实的有效举措，可以确保各项决策在基层落地、让百姓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有专家调研后发现，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中，从省到地市到县的各种考核普遍使用“一票否决”，造成乡镇管理体制扭曲为压力型体制。“签责任状最多的乡镇足足签了50多份，最少的乡镇也有36份。这么多的责任状，乡镇领导根本记不清都涉及哪些名目，上面发什么责任状就签什么”。
“街道上的路灯被汽车剐倒后无人问津，市民向相关部门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属地管理，让市民向社区反映情况。而街道上的路灯既不是社区的产权，也不归社区管理。”面对记者，社区干部张女士一肚子苦水。
张女士抱怨说，社区本该为社区居民服务，是化解矛盾、维护居民利益的自治性组织。但在日常生活中，社区往往变成了相关职能部门的“下级”，以致社区出现了消防员、信访员、普查员、宣传员、统计员、卫生员、计生员、安全员等一大堆头衔，几乎囊括了各级各部门的每一项职能，社区居委会往往被这些不该管而又推不掉的“属地管理”弄得不堪重负，无时间无资金无精力为居民办实事，进而淡化了居民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关系。
记者采访发现，有的市县一级职能部门，借市县委、政府两办名义成立“领导小组”，再以“领导小组”的名义推动部门的本职工作。这样一来，本应是责任主体的职能部门，一下子变身为“督查主体”。一旦出了问题，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追究事发地基层政府部门责任。
不少干部坦言，乡镇“属地管理”与职能部门“谁主管、谁负责”，本来是配角与主角的关系。从职能和权力来说，乡镇政府只能是配角，而职能部门应该是主角。若哪项工作乡镇政府配合不力应该承担责任，若监管不力则是行政执法部门的责任。但目前有些地方的环保局、国土局、安监局等职能单位，都是一个一个包袱往下扔，省市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县里职能部门就把任务下派到乡镇，职能部门成了“文件中转站”。从不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出了问题百般推卸责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最后担责的都是乡镇。
广东省清远市一名乡镇干部认为，提倡属地管理的初心是好的，可以做到事有人管，责有人担，不至于推诿扯皮出现“三不管”现象。但“属地管理”应该只到县一级，而不应往下延伸。因为县级职能齐全，具有“属地管理”的行政执法职能部门和权力。而乡镇街道不仅人员紧张，而且不具行政执法权，承担起责任来没有抓手。如信访所涉及的涉法涉诉问题、行业部门问题，强调乡镇“属地管理”一点用也没有。既不能给人家解决问题，也没有相应的执法权。
“在群众眼里，乡镇政府就是万能的，什么都要负责。”陕西省榆林市一名镇长说，有的上级职能部门只强调自己部门的工作重要，把常规性工作变成突击性任务。乡镇在工作人数、人员编制并无明显增加情况下，工作任务陡然增加。乡镇就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有好处的事相关部门强调“谁主管、谁负责”，如农业开发项目、村村通工程、学校危房改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而涉及承担重大责任的事，则强调“属地管理”，乡镇往往一样也跑不掉。
一名职能部门的干部也认为，自家的婆姨自家管，自己的孩子自己抱。职能部门有自己的责任、权力和义务，履职尽责天经地义。而基层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是分内的事。如果把属地管理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基层干部就会难以承受其重。如果不考虑属地的实际困难，就会失去属地管理真正的价值，达不到决策者的目的，难以打通最后一公里。
基层干部充当问责“顶罪羊”
乡镇政府包括街道办事处，是最基层、最贴近老百姓的一级组织。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一些乡、镇、办事处人少事多的状况普遍存在，往往一间办公室要挂几个牌子，每人身兼多职，并对应着上级多个部门。
而在乡镇工作过的人听到最多的话，应当是“属地管理”。很多时候，不管什么问题，不问有没有职权办理，都可以用这句话把任务由上至下、一级一级部署下来，也就是从省到市到区、县再到街道社区，要求做到全覆盖无死角。
一名因为环保问题被追责处分的副镇长告诉记者：“乡镇政府没有执法权，发现有企业排污后只能上报给职能部门，可职能部门下来后，下了张单子就走了。企业停厂几天又开始生产，我们就再报告，然后职能部门再来下单子。我们夹在中间，上级政府说我们不作为，企业骂我们多事，而最终还要接受属地管理失职追责的处分，让人有苦没处诉。”
记者采访得知，一些地方为了应付上级或者平息舆论，往往会选择“多处分几个干部”。江西某县级市处理一起群体性事件时，本来已经有多个责任部门被追责，但市领导认为还不足以体现问责决心，问责范围还不够广，于是把本无直接关系的乡镇也列入了问责名单。
有专家认为，对有问题的干部要区分问题的性质，给予相应问责固不可少，也应给予纠错的机会，形成问责、容错纠错和澄清有效协同的机制。“查实确需问责的，要分清责任的层次，是主体责任、管理责任还是其他责任，对因政策不明晰等导致的责任，应该划定容错空间，给予纠错的机会”。
一名受访干部说，有些领导和部门图方便，遇到问题不具体分析情况，而是简单地把事情按属地管理的原则推给乡镇街道，并限定期限完成，不然便要问责。滥用属地管理原则，不但增加基层工作负担，也会伤害基层工作的积极性，更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执行力。
2017年12月，山东省政府通过调研发现，基层干部在履行工作责任方面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最突出的是乡镇(街道)一级，以有限的权力承担了无限的责任，压力很大，许多工作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影响了基层党委、政府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影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随后，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关心关爱基层干部减轻基层工作负担的十条意见》，厘清了县乡两级职责权限，严禁假借“属地管理”名义将本级党委、政府及工作部门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基层。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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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原则是在总结信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的要求。
“现在除了信访属地管理外，国土、环保等也搞属地管理……但乡镇并不具备相应的权力，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就要担责。”江苏省无锡市一名乡长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这名乡长还说，除了“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外，其实还有“谁主管、谁负责”原则。也就是说，在明确事项归哪一级政府负责后，主管此项工作的政府部门应当承担具体办理的责任。但现在一些职能部门往往不提“谁主管、谁负责”，每到关键节点，就会出现四个字——属地管理。
户籍所在地“躺枪”
属地管理，顾名思义就是根据所在地域确定具体管理机关。通俗地说，属地管理就是谁的地盘谁管理。
近几年来，很多人欣喜地发现，平常锁在深闺的一些职能部门，纷纷从各级机关大门走出来，深入基层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用舟车劳顿，达到了政府、社会和群众的三方满意。
记者采访发现，个别部门把一些职责范围内的、风险大的、棘手的工作，也打着下放权力的旗号，趁机下放到基层，美其名曰实行属地管理，实际上是把属地管理当作一个筐。造成的结果是涉事者无论事发何地，户籍所在地都难“幸免”。
“我最近又要去北京，接一名信访户。”江西省九江市一名镇委副书记对记者说，这名信访户的户籍虽然在九江，却早已到上海郊县安家多年。只因对居住地的一起交通事故自认为处理不公，时不时进京信访。“每次到北京接到人后，我们都不知该把他送到哪里去”。
据记者了解，目前我国的乡镇一般下辖几十个行政村，少则四五万人，多则七八万人。而机构改革后的乡镇，很多单位和部门都上收一级，原来乡镇七站八所实行双重管理，现在都实行了垂直管理，只有很少的几个服务中心负责财政税收、社会治安、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等工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一名乡党委委员告诉记者，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
一些职能部门的同志到乡镇，往往以领导的身份颐指气使，从不提“谁主管、谁负责”，时不时地拿“属地管理”来警示基层干部。
这名乡党委委员还说，属地管理被滥用，经常成为上级职能部门推卸责任的借口。如确属玩忽职守懈怠无为，基层工作人员被问责也是心服口服。但有些尽了全力的事情还“躺着中枪”，基层干部就不敢做不愿做了，甘于当甩手掌柜“混日子”。
一名基层干部举例说，比如出现违建现象，乡镇要接受属地管理追责；有农民工在属地内的企业打工拿不到工钱，乡镇政府要担责；企业在属地施工出现安全事故，乡镇要被问责；从辖区贯穿的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乡镇也要被问责。对于这些既不在权力范围内又八竿子打不着的单位，一旦出了事都要问属地管理的责，基层干部感到心里憋屈，又无处诉苦。
有被问责的乡镇干部辩解，领导就一句话：“难道不是在你的辖区吗？”
有专家认为，现在基层属地管理变成责任属地，但权力并不属地，权力和责任不对等，很多基层干部感觉责任非常重，但是没有权力来完成上级所下达的任务。
额外工作增添额外负担
建立工作责任目标考核机制，本来是层层传导压力、高效推进工作落实的有效举措，可以确保各项决策在基层落地、让百姓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有专家调研后发现，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中，从省到地市到县的各种考核普遍使用“一票否决”，造成乡镇管理体制扭曲为压力型体制。“签责任状最多的乡镇足足签了50多份，最少的乡镇也有36份。这么多的责任状，乡镇领导根本记不清都涉及哪些名目，上面发什么责任状就签什么”。
“街道上的路灯被汽车剐倒后无人问津，市民向相关部门反映，得到的答复是属地管理，让市民向社区反映情况。而街道上的路灯既不是社区的产权，也不归社区管理。”面对记者，社区干部张女士一肚子苦水。
张女士抱怨说，社区本该为社区居民服务，是化解矛盾、维护居民利益的自治性组织。但在日常生活中，社区往往变成了相关职能部门的“下级”，以致社区出现了消防员、信访员、普查员、宣传员、统计员、卫生员、计生员、安全员等一大堆头衔，几乎囊括了各级各部门的每一项职能，社区居委会往往被这些不该管而又推不掉的“属地管理”弄得不堪重负，无时间无资金无精力为居民办实事，进而淡化了居民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关系。
记者采访发现，有的市县一级职能部门，借市县委、政府两办名义成立“领导小组”，再以“领导小组”的名义推动部门的本职工作。这样一来，本应是责任主体的职能部门，一下子变身为“督查主体”。一旦出了问题，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追究事发地基层政府部门责任。
不少干部坦言，乡镇“属地管理”与职能部门“谁主管、谁负责”，本来是配角与主角的关系。从职能和权力来说，乡镇政府只能是配角，而职能部门应该是主角。若哪项工作乡镇政府配合不力应该承担责任，若监管不力则是行政执法部门的责任。但目前有些地方的环保局、国土局、安监局等职能单位，都是一个一个包袱往下扔，省市有什么重要的工作，县里职能部门就把任务下派到乡镇，职能部门成了“文件中转站”。从不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出了问题百般推卸责任。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最后担责的都是乡镇。
广东省清远市一名乡镇干部认为，提倡属地管理的初心是好的，可以做到事有人管，责有人担，不至于推诿扯皮出现“三不管”现象。但“属地管理”应该只到县一级，而不应往下延伸。因为县级职能齐全，具有“属地管理”的行政执法职能部门和权力。而乡镇街道不仅人员紧张，而且不具行政执法权，承担起责任来没有抓手。如信访所涉及的涉法涉诉问题、行业部门问题，强调乡镇“属地管理”一点用也没有。既不能给人家解决问题，也没有相应的执法权。
“在群众眼里，乡镇政府就是万能的，什么都要负责。”陕西省榆林市一名镇长说，有的上级职能部门只强调自己部门的工作重要，把常规性工作变成突击性任务。乡镇在工作人数、人员编制并无明显增加情况下，工作任务陡然增加。乡镇就是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有好处的事相关部门强调“谁主管、谁负责”，如农业开发项目、村村通工程、学校危房改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而涉及承担重大责任的事，则强调“属地管理”，乡镇往往一样也跑不掉。
一名职能部门的干部也认为，自家的婆姨自家管，自己的孩子自己抱。职能部门有自己的责任、权力和义务，履职尽责天经地义。而基层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是分内的事。如果把属地管理当个筐，什么都往里装，基层干部就会难以承受其重。如果不考虑属地的实际困难，就会失去属地管理真正的价值，达不到决策者的目的，难以打通最后一公里。
基层干部充当问责“顶罪羊”
乡镇政府包括街道办事处，是最基层、最贴近老百姓的一级组织。
记者采访发现，目前一些乡、镇、办事处人少事多的状况普遍存在，往往一间办公室要挂几个牌子，每人身兼多职，并对应着上级多个部门。
而在乡镇工作过的人听到最多的话，应当是“属地管理”。很多时候，不管什么问题，不问有没有职权办理，都可以用这句话把任务由上至下、一级一级部署下来，也就是从省到市到区、县再到街道社区，要求做到全覆盖无死角。
一名因为环保问题被追责处分的副镇长告诉记者：“乡镇政府没有执法权，发现有企业排污后只能上报给职能部门，可职能部门下来后，下了张单子就走了。企业停厂几天又开始生产，我们就再报告，然后职能部门再来下单子。我们夹在中间，上级政府说我们不作为，企业骂我们多事，而最终还要接受属地管理失职追责的处分，让人有苦没处诉。”
记者采访得知，一些地方为了应付上级或者平息舆论，往往会选择“多处分几个干部”。江西某县级市处理一起群体性事件时，本来已经有多个责任部门被追责，但市领导认为还不足以体现问责决心，问责范围还不够广，于是把本无直接关系的乡镇也列入了问责名单。
有专家认为，对有问题的干部要区分问题的性质，给予相应问责固不可少，也应给予纠错的机会，形成问责、容错纠错和澄清有效协同的机制。“查实确需问责的，要分清责任的层次，是主体责任、管理责任还是其他责任，对因政策不明晰等导致的责任，应该划定容错空间，给予纠错的机会”。
一名受访干部说，有些领导和部门图方便，遇到问题不具体分析情况，而是简单地把事情按属地管理的原则推给乡镇街道，并限定期限完成，不然便要问责。滥用属地管理原则，不但增加基层工作负担，也会伤害基层工作的积极性，更会影响到政府部门的执行力。
2017年12月，山东省政府通过调研发现，基层干部在履行工作责任方面存在比较大的问题，最突出的是乡镇(街道)一级，以有限的权力承担了无限的责任，压力很大，许多工作疲于应付，苦不堪言，影响了基层党委、政府政治功能和服务功能的发挥，影响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随后，山东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关心关爱基层干部减轻基层工作负担的十条意见》，厘清了县乡两级职责权限，严禁假借“属地管理”名义将本级党委、政府及工作部门承担的责任转嫁给基层。
(来源:法制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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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工到公益达人：吕宏庆是南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的会长，他从2003年在外务工时开始，坚持义务献血15年，目前累计献血19200毫升。2010年务工返乡后，吕宏庆主动投身公益事业，利用业余时间参与社会志愿服务，多年来筹集社会资金60多万元，自己省吃俭用捐献款物3万多元。他注册成立的南阳市义工联合会，业余志愿者1000多人，推动了南阳市民间公益的发展前行。吕宏庆始终认为，公益的核心就是以爱心唤醒爱心，感染和带动身边的人一起参与。在他的影响和感召下，活跃在大街小巷的“红马甲”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2018年9月，吕宏庆当选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https://t.cn/R2dU4t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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