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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斋随笔》第2章
文 / 乐樵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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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山含云寺妙联
含云寺，位于福建将乐县城西隅之谷，其谷形，则似金交椅。其寺始兴于前唐年间，原名祝圣宫，坐北朝南。后有高僧经此，睹山川之形胜，森林茂盛，时常云雾遮蔽，故更名为含云寺。
据明代弘治《将乐县志》记载：“含云寺，在县治西隅。四面环峙，云气氤氲，故名。唐有僧结庐其中。宋建中、靖国间，开辟为寺。杨文靖（杨时）常读书于此。”又云：“含云寺，有异僧居此。宋·建中、靖国间，有禅师庆真者，得宗旨于江西之泐潭月禅师，乃大振宗风，益新轮奂。当是时，闽之上游列刹相望，而是寺实称最。”元代大德十年，该寺毁于兵燹。明代洪武十七年重建，清代康熙二十八年整修。迨至民国廿三年，该寺又毁于一场大火，至民国廿七年，又予以重建。
华山含云寺，因是以“程门立雪”而名闻天下的杨龟山先生的读书与讲学圣地，是故后来数次加以扩建。1993年，该寺又予以复建。复建后，该寺曾遍请文人墨客撰写和书写寺院楹联。其时，先师了凡禅师亦蒙获邀，为该寺大殿、龟山亭、山门内外等处撰写过楹联二十副。其中有一嵌名联，该寺原本拟用于大殿。联曰：
勾践名宫，乐野宏图今吐日；
杨时旧馆，华山新貌古含云。
将乐县古称镛州，“乐野”二字，乃古之别称也。根据史料记载，将乐在三国时期吴·景帝永安三年（公元260年）置县，因“邑在将溪之阳，土沃民乐”、“东越王乐野宫，在是”，故得名将乐，是福建省最早建县的七个古县之一，也是中国26个中央苏区县之一。
了凡师此联末尾两字，以“含云”对仗“吐日”，一吐一含，动静相宜，妙不可言。不料有人私下议论曰，言师声名未著，名不见经传。若将此联用之于大殿，恐怕有人心有未服，宜从容再行议之。其主事之人闻之，亦心无定见，乃将拟用未定的几副楹联，远赴千里之外的莆田，请当地的文人雅士予以重新评选。
福建莆田，古称兴化，又称莆阳、莆仙。自古以来就人才辈出，名家众多。诸如北宋状元、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蔡襄；南宋豪放派词人、江湖诗派诗人刘克庄；北宋官至太师、宰相，爵封鲁国公，先后四次任相的蔡京。蔡京原本与苏轼、米芾、黄庭坚，合称北宋“书法四家”，奈何后人以其政声有失，且其书笔法姿媚，遂取蔡襄以代之；此外，还有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等人。
经莆田当地文人雅士评选，了凡师此联，虽然仍被推为第一，认为“无一字可破”，奈何世事无常，变幻莫测，含云寺大殿，后来还是选用了另外一联。闻之，令人不禁为之一叹！
【2】快乐每从辛苦得
1981年农历辛酉岁，了凡师曾撰有一联妙对，联曰：
辛补一横，磐陀石上三生有；
酉加三点，金谷园中一贯多。
此联若粗略读过，未加细品，难知其妙。以其上联的“辛补一横”四字，乃一“幸”字；下联“酉加三点”，乃一“酒”字。若将暗含之字加入联中，其联则为：
辛补一横，磐陀石上三生有（幸）；
酉加三点，金谷园中一贯多（酒）。
后来，余偶然看到安徽黟县瑞玉庭有一副“改字联”，不由想起了凡师这副辛酉妙对。两者俱是通过笔画之增减，阐述妙理，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联曰：
快乐每从辛苦得；
便宜多自吃亏来。
此副楹联悬挂于西递“瑞玉庭”中，是一副罕见的改字联，上联的“快”字少写了一点，而“辛”字却多加了一横；下联的“多”字少写了一点，而“亏”字又多加了一点，且亏字用的是繁体字的“虧”。楹联的主人，原本想通过这种增减笔画之法，使子孙后辈们，要记住前辈们在创业过程中的感悟，无论做人做事，想要获得成功，都必须付出辛苦多一点，享受快乐少一点；贪图便宜少一点，甘愿吃亏多一点；而且吃亏要吃在“点”子上。
这副楹联，道出了为人处世的深刻体会，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却是一副“错字联”。此联通过其中的错别字，将房屋主人的人生哲学，表达得淋漓尽致，颇含人生哲理。
据说此联还有个民间故事，传说在明清之际，徽州府绩溪县有位名叫洪金有的人，从小读书识礼，长大后因家境困难，遂前往浙江兰溪经营酿酒生意。可是，由于长年辛苦、积劳成疾，加上没有什么经验，生意亏了本。其妻章月娥赶到兰溪后，主动提出替酿酒师傅烧饭，同时开垦酒坊中的空地用来种菜；用卖不出去的酒糟，喂养了二十多头猪，猪粪则用来作肥料；猪肉和蔬菜，一部分出售，一部分用来改善工人生活，因此手下的工人也更加卖力。夫妻俩起早摸黑，酒坊很快就转亏为盈。
妻子见生意日渐转好，以为从此可以少花些力气，夫妻俩也该当享受享受了。可是，洪金有见酿酒成本降了三成，乃决定将酒价降低二成销售。其妻则认为价格降得太多，自己以往吃了那么多苦，不仅没赚到几个钱，现如今若降价销售，日后恐会招来同行嫉恨，这样岂不吃亏？
洪金有却开导妻子说：“做生意不能只顾着自家得利，还要让利给顾客，这样生意才会做得长久。我们付出的辛苦比别人多，终于把成本降了下来，可这也算不上是什么秘诀，别人也可以做到。假如大家都把成本降下来，让利给顾客，谁还会嫉恨我们，只怕感激还来不及呢。”洪金有就是这样，宁可自己付出辛苦多一点，享受安逸少一点；经营利润少一点，让利别人多一点。不仅赢得了声誉，而且生意还越做越红火。是故古人有曰：
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
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又曰：
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
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
《心斋随笔》第2章
文 / 乐樵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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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山含云寺妙联
含云寺，位于福建将乐县城西隅之谷，其谷形，则似金交椅。其寺始兴于前唐年间，原名祝圣宫，坐北朝南。后有高僧经此，睹山川之形胜，森林茂盛，时常云雾遮蔽，故更名为含云寺。
据明代弘治《将乐县志》记载：“含云寺，在县治西隅。四面环峙，云气氤氲，故名。唐有僧结庐其中。宋建中、靖国间，开辟为寺。杨文靖（杨时）常读书于此。”又云：“含云寺，有异僧居此。宋·建中、靖国间，有禅师庆真者，得宗旨于江西之泐潭月禅师，乃大振宗风，益新轮奂。当是时，闽之上游列刹相望，而是寺实称最。”元代大德十年，该寺毁于兵燹。明代洪武十七年重建，清代康熙二十八年整修。迨至民国廿三年，该寺又毁于一场大火，至民国廿七年，又予以重建。
华山含云寺，因是以“程门立雪”而名闻天下的杨龟山先生的读书与讲学圣地，是故后来数次加以扩建。1993年，该寺又予以复建。复建后，该寺曾遍请文人墨客撰写和书写寺院楹联。其时，先师了凡禅师亦蒙获邀，为该寺大殿、龟山亭、山门内外等处撰写过楹联二十副。其中有一嵌名联，该寺原本拟用于大殿。联曰：
勾践名宫，乐野宏图今吐日；
杨时旧馆，华山新貌古含云。
将乐县古称镛州，“乐野”二字，乃古之别称也。根据史料记载，将乐在三国时期吴·景帝永安三年（公元260年）置县，因“邑在将溪之阳，土沃民乐”、“东越王乐野宫，在是”，故得名将乐，是福建省最早建县的七个古县之一，也是中国26个中央苏区县之一。
了凡师此联末尾两字，以“含云”对仗“吐日”，一吐一含，动静相宜，妙不可言。不料有人私下议论曰，言师声名未著，名不见经传。若将此联用之于大殿，恐怕有人心有未服，宜从容再行议之。其主事之人闻之，亦心无定见，乃将拟用未定的几副楹联，远赴千里之外的莆田，请当地的文人雅士予以重新评选。
福建莆田，古称兴化，又称莆阳、莆仙。自古以来就人才辈出，名家众多。诸如北宋状元、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蔡襄；南宋豪放派词人、江湖诗派诗人刘克庄；北宋官至太师、宰相，爵封鲁国公，先后四次任相的蔡京。蔡京原本与苏轼、米芾、黄庭坚，合称北宋“书法四家”，奈何后人以其政声有失，且其书笔法姿媚，遂取蔡襄以代之；此外，还有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郑樵等人。
经莆田当地文人雅士评选，了凡师此联，虽然仍被推为第一，认为“无一字可破”，奈何世事无常，变幻莫测，含云寺大殿，后来还是选用了另外一联。闻之，令人不禁为之一叹！
【2】快乐每从辛苦得
1981年农历辛酉岁，了凡师曾撰有一联妙对，联曰：
辛补一横，磐陀石上三生有；
酉加三点，金谷园中一贯多。
此联若粗略读过，未加细品，难知其妙。以其上联的“辛补一横”四字，乃一“幸”字；下联“酉加三点”，乃一“酒”字。若将暗含之字加入联中，其联则为：
辛补一横，磐陀石上三生有（幸）；
酉加三点，金谷园中一贯多（酒）。
后来，余偶然看到安徽黟县瑞玉庭有一副“改字联”，不由想起了凡师这副辛酉妙对。两者俱是通过笔画之增减，阐述妙理，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其联曰：
快乐每从辛苦得；
便宜多自吃亏来。
此副楹联悬挂于西递“瑞玉庭”中，是一副罕见的改字联，上联的“快”字少写了一点，而“辛”字却多加了一横；下联的“多”字少写了一点，而“亏”字又多加了一点，且亏字用的是繁体字的“虧”。楹联的主人，原本想通过这种增减笔画之法，使子孙后辈们，要记住前辈们在创业过程中的感悟，无论做人做事，想要获得成功，都必须付出辛苦多一点，享受快乐少一点；贪图便宜少一点，甘愿吃亏多一点；而且吃亏要吃在“点”子上。
这副楹联，道出了为人处世的深刻体会，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却是一副“错字联”。此联通过其中的错别字，将房屋主人的人生哲学，表达得淋漓尽致，颇含人生哲理。
据说此联还有个民间故事，传说在明清之际，徽州府绩溪县有位名叫洪金有的人，从小读书识礼，长大后因家境困难，遂前往浙江兰溪经营酿酒生意。可是，由于长年辛苦、积劳成疾，加上没有什么经验，生意亏了本。其妻章月娥赶到兰溪后，主动提出替酿酒师傅烧饭，同时开垦酒坊中的空地用来种菜；用卖不出去的酒糟，喂养了二十多头猪，猪粪则用来作肥料；猪肉和蔬菜，一部分出售，一部分用来改善工人生活，因此手下的工人也更加卖力。夫妻俩起早摸黑，酒坊很快就转亏为盈。
妻子见生意日渐转好，以为从此可以少花些力气，夫妻俩也该当享受享受了。可是，洪金有见酿酒成本降了三成，乃决定将酒价降低二成销售。其妻则认为价格降得太多，自己以往吃了那么多苦，不仅没赚到几个钱，现如今若降价销售，日后恐会招来同行嫉恨，这样岂不吃亏？
洪金有却开导妻子说：“做生意不能只顾着自家得利，还要让利给顾客，这样生意才会做得长久。我们付出的辛苦比别人多，终于把成本降了下来，可这也算不上是什么秘诀，别人也可以做到。假如大家都把成本降下来，让利给顾客，谁还会嫉恨我们，只怕感激还来不及呢。”洪金有就是这样，宁可自己付出辛苦多一点，享受安逸少一点；经营利润少一点，让利别人多一点。不仅赢得了声誉，而且生意还越做越红火。是故古人有曰：
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
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
又曰：
读书即未成名，究竟人高品雅；
修德不期获报，自然梦稳心安。
【云南昌宁：贡茶一盏话沧桑】“其孟通山所产细茶，茶名湾甸茶，谷雨前采者为佳。”这是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里，关于今天昌宁县南部茶叶的记载，也是迄今为止对指向性明显的关于昌宁茶最早的记载。
书中记载的细茶究竟在哪里，这个答案尚无从考证。但这几年由一家叫“顺昌古道”的企业生产的“土司贡茶”，却总能勾起对那段记载并不完整的历史的兴趣。于是，在春茶飘香的季节，与在昌宁县城经营“土司贡茶”的陈子一起，到曾经湾甸土司最后府邸所在的勐统镇，于土司茶园里寻茶，在一片树叶里，品味历史的沧桑。
对于这片位于勐统坝边青龙山上的古茶园，其实并不陌生，早在七年前的春天，就曾到这里看过，并陪着一个媒体的摄制组到此拍摄。后来也曾走马观花再去看过一次。再去时，眼前的所见还是被震惊了，七年前那些被矮化了的茶树，已经长成了小灌木林，细长的枝条、细嫩的芽叶，自然而然地展示着“细茶”的样子。当然，此细茶未必就是彼细茶，但却仍然能激起人心中的遐想。
站在茶园的高处，透过茶枝的间隙，可以看到勐统坝满坝的香料烟花，还有掩映在茶树林间的庄园，隐隐约约露出一些青瓦灰墙的轮廓，无言地讲述着历史、现实与未来。同行的陈子忍不住换上了傣族服饰，与小姐妹一起走进茶园，演绎起了当年傣家小卜少采摘茶叶的故事。
七年前，曾经听过土司后代的讲述，说这片茶园是其祖辈用骡马从遥远的勐库驮茶籽回来种植的，不仅种了青龙山，还种了今天叫做大白树曾经叫做白虎山的另外一片茶园。据那位土司后人的讲述，种植这两片茶，一来为了让自己喝上好茶，二来也为了解决风水问题，所以种在了青龙、白虎两座山上。
对于湾甸土司的历史，能查到的记载并不是很多，而且由于缺乏记载和传承，即使是土司的后人，也讲不出太多。查阅历史，《明史·土司制》记载，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置湾甸县，至永乐元年（1403）正月，析麓川平缅地置湾甸长官司，直隶都司。次年十月庚午，明朝建制，将信符及金字红牌颁发给湾甸土司，并在湾甸设立红牌镂金敕书谕之曰：“尔当安分循理，谨遵号令，和睦邻境，益坚事上之心，则尔子子孙孙，世保境土及尔境之民，永享太平，其各遵朕训。” 同年，西平侯沐晟奏“湾甸地近麓川，地广人稠”，故于永乐三年（1405）四月由县升为州，全称“湾甸御夷州”，直隶云南布政司。治所在今昌宁县的西南湾甸，辖区包括昌宁南部至镇康东北部。湾甸土知州署，俗称土司衙门，最初设于湾甸老坝娥，后经历任土司不断迁移，至民国元年的1912年，第24任土司景绍文又将州署迁至勐统上街，即今勐统镇政府所在地。从这些记载来看，这茶园大约也是种于那个年代，至今百年有余。
至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里所记载的“湾甸茶”，可以肯定与这片茶并无直接关系，因为早在土司衙门迁至勐统前，就留下了湾甸土司官进贡茶叶的故事。
据土司后人讲述和民间流传的故事，当时湾甸土知州所辖之地，大多是蛮荒之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既无特产又无宝物。有一年皇帝召各地土司进京觐见，当时的土知州不知道该带点什么贡品，急得不行。口渴了，就泡了一壶采自孟通山上的细茶解渴，心中的燥热在不知不觉中祛除，于是灵机一动，用骡马驮了一些茶叶作为贡品动身前往京城。
皇帝在一一看过所有土司的贡品后，不是金银财宝就是名优特产，最后被最不走眼的角落里的茶叶吸引了。于是命人现场冲泡一杯，四溢的茶香让龙颜大悦，迫不及待地喝下去后感觉神清气爽。于是，便将所有其他地方进来的贡品尽数赏赐送茶的湾甸土司，并指定这看着粗糙的茶叶为御用茶品，要求每年进贡。于是，土司贡茶便成为了昌宁茶直到今天的一个不朽的传说。这些传说，又与史书的记载刚好契合，其真实性就高了很多。
在没有古树茶概念的那些年代里，无论是山上的细茶还是土司茶园里的茶树，其实都是滇红的原料，于是种在地埂上的大茶树便与其他许多茶树一样，被一次次去尖一次次矮化，所幸茶树本身的强大生命力，让它们活了下来，而且每年以鲜嫩的芽叶，回馈那些管理着它们的人。机缘巧合下，勐统一对兄弟被古茶树之风吹醒，给了自己也给了这些茶树一个新的春天。
2015年，在家做茶叶初加工和经营销售的哥哥张永生看准了商机，买下了青龙山上土司茶园的经营权，这与在外从事茶叶经营的弟弟张永春不谋而合，兄弟俩联手对茶园进行恢复保护，并在茶林一角建起了庄园，“兄弟齐心、其力断金”，以勐统人对土司文化的认知，翻开了土司贡茶的新篇章。
走进茶园一角的土司贡茶庄园，悠悠的茶香扑鼻而来，让人不知不觉沉醉其中。车间里，几名工人师傅一字排开，正在炒制早上从土司茶园里采摘而来的鲜叶，随着他们有序的翻炒，一片片茶叶由嫩绿逐渐变成黄绿，阵阵茶香从大锅边向着四面八方蔓延，香醉了庄园，也香醉了茶园。熟练地揉捻、熟练地晾晒，老师傅用一丝不苟的操作，细心地制作每一片茶叶。
闻着茶香，陈子和另一位在浙江台州经营土司贡茶产品的美女也不愿做看客，戴上手套有样学样地翻炒起了茶叶，虽然看着手法不如老师傅们那么熟练，但那份认真的劲头，还是将她们对茶的热爱展现无遗。
庄园楼上的茶叶仓库，似一个茶香四溢的图书馆。张永生一边慢慢地走，一边看着眼前的一个个茶饼、茶砖，犹如阅读着茶经，在茶香里与茶对话。张永生说：“对于土司的茶文化，我们现在掌握的还不是很全面，但我们始终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这沉淀于史海深处的茶文化复活，用心做好每一片茶叶，用一杯好茶传承昨天、书写今天、描绘明天。”
“我最喜欢坐在这里喝茶，因为每喝一杯茶，就像是在听一段故事，让人醉在茶韵之中，却又心静不已。”坐在顶楼的茶室里，陈子一边泡茶一边感慨。
的确，虽然关于湾甸土司的历史、湾甸茶的历史残缺不全，但这并不影响这段历史的真实存在，并不影响湾甸茶的历久弥香。在茶文化日渐繁荣的今天，能做的就是静下心来，于一片叫做茶的树叶里，品味曾经的沧桑，享受当下的幸福，放飞未来的希望。(图/文 吴再忠)
书中记载的细茶究竟在哪里，这个答案尚无从考证。但这几年由一家叫“顺昌古道”的企业生产的“土司贡茶”，却总能勾起对那段记载并不完整的历史的兴趣。于是，在春茶飘香的季节，与在昌宁县城经营“土司贡茶”的陈子一起，到曾经湾甸土司最后府邸所在的勐统镇，于土司茶园里寻茶，在一片树叶里，品味历史的沧桑。
对于这片位于勐统坝边青龙山上的古茶园，其实并不陌生，早在七年前的春天，就曾到这里看过，并陪着一个媒体的摄制组到此拍摄。后来也曾走马观花再去看过一次。再去时，眼前的所见还是被震惊了，七年前那些被矮化了的茶树，已经长成了小灌木林，细长的枝条、细嫩的芽叶，自然而然地展示着“细茶”的样子。当然，此细茶未必就是彼细茶，但却仍然能激起人心中的遐想。
站在茶园的高处，透过茶枝的间隙，可以看到勐统坝满坝的香料烟花，还有掩映在茶树林间的庄园，隐隐约约露出一些青瓦灰墙的轮廓，无言地讲述着历史、现实与未来。同行的陈子忍不住换上了傣族服饰，与小姐妹一起走进茶园，演绎起了当年傣家小卜少采摘茶叶的故事。
七年前，曾经听过土司后代的讲述，说这片茶园是其祖辈用骡马从遥远的勐库驮茶籽回来种植的，不仅种了青龙山，还种了今天叫做大白树曾经叫做白虎山的另外一片茶园。据那位土司后人的讲述，种植这两片茶，一来为了让自己喝上好茶，二来也为了解决风水问题，所以种在了青龙、白虎两座山上。
对于湾甸土司的历史，能查到的记载并不是很多，而且由于缺乏记载和传承，即使是土司的后人，也讲不出太多。查阅历史，《明史·土司制》记载，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置湾甸县，至永乐元年（1403）正月，析麓川平缅地置湾甸长官司，直隶都司。次年十月庚午，明朝建制，将信符及金字红牌颁发给湾甸土司，并在湾甸设立红牌镂金敕书谕之曰：“尔当安分循理，谨遵号令，和睦邻境，益坚事上之心，则尔子子孙孙，世保境土及尔境之民，永享太平，其各遵朕训。” 同年，西平侯沐晟奏“湾甸地近麓川，地广人稠”，故于永乐三年（1405）四月由县升为州，全称“湾甸御夷州”，直隶云南布政司。治所在今昌宁县的西南湾甸，辖区包括昌宁南部至镇康东北部。湾甸土知州署，俗称土司衙门，最初设于湾甸老坝娥，后经历任土司不断迁移，至民国元年的1912年，第24任土司景绍文又将州署迁至勐统上街，即今勐统镇政府所在地。从这些记载来看，这茶园大约也是种于那个年代，至今百年有余。
至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里所记载的“湾甸茶”，可以肯定与这片茶并无直接关系，因为早在土司衙门迁至勐统前，就留下了湾甸土司官进贡茶叶的故事。
据土司后人讲述和民间流传的故事，当时湾甸土知州所辖之地，大多是蛮荒之地，经济发展水平很低，既无特产又无宝物。有一年皇帝召各地土司进京觐见，当时的土知州不知道该带点什么贡品，急得不行。口渴了，就泡了一壶采自孟通山上的细茶解渴，心中的燥热在不知不觉中祛除，于是灵机一动，用骡马驮了一些茶叶作为贡品动身前往京城。
皇帝在一一看过所有土司的贡品后，不是金银财宝就是名优特产，最后被最不走眼的角落里的茶叶吸引了。于是命人现场冲泡一杯，四溢的茶香让龙颜大悦，迫不及待地喝下去后感觉神清气爽。于是，便将所有其他地方进来的贡品尽数赏赐送茶的湾甸土司，并指定这看着粗糙的茶叶为御用茶品，要求每年进贡。于是，土司贡茶便成为了昌宁茶直到今天的一个不朽的传说。这些传说，又与史书的记载刚好契合，其真实性就高了很多。
在没有古树茶概念的那些年代里，无论是山上的细茶还是土司茶园里的茶树，其实都是滇红的原料，于是种在地埂上的大茶树便与其他许多茶树一样，被一次次去尖一次次矮化，所幸茶树本身的强大生命力，让它们活了下来，而且每年以鲜嫩的芽叶，回馈那些管理着它们的人。机缘巧合下，勐统一对兄弟被古茶树之风吹醒，给了自己也给了这些茶树一个新的春天。
2015年，在家做茶叶初加工和经营销售的哥哥张永生看准了商机，买下了青龙山上土司茶园的经营权，这与在外从事茶叶经营的弟弟张永春不谋而合，兄弟俩联手对茶园进行恢复保护，并在茶林一角建起了庄园，“兄弟齐心、其力断金”，以勐统人对土司文化的认知，翻开了土司贡茶的新篇章。
走进茶园一角的土司贡茶庄园，悠悠的茶香扑鼻而来，让人不知不觉沉醉其中。车间里，几名工人师傅一字排开，正在炒制早上从土司茶园里采摘而来的鲜叶，随着他们有序的翻炒，一片片茶叶由嫩绿逐渐变成黄绿，阵阵茶香从大锅边向着四面八方蔓延，香醉了庄园，也香醉了茶园。熟练地揉捻、熟练地晾晒，老师傅用一丝不苟的操作，细心地制作每一片茶叶。
闻着茶香，陈子和另一位在浙江台州经营土司贡茶产品的美女也不愿做看客，戴上手套有样学样地翻炒起了茶叶，虽然看着手法不如老师傅们那么熟练，但那份认真的劲头，还是将她们对茶的热爱展现无遗。
庄园楼上的茶叶仓库，似一个茶香四溢的图书馆。张永生一边慢慢地走，一边看着眼前的一个个茶饼、茶砖，犹如阅读着茶经，在茶香里与茶对话。张永生说：“对于土司的茶文化，我们现在掌握的还不是很全面，但我们始终想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这沉淀于史海深处的茶文化复活，用心做好每一片茶叶，用一杯好茶传承昨天、书写今天、描绘明天。”
“我最喜欢坐在这里喝茶，因为每喝一杯茶，就像是在听一段故事，让人醉在茶韵之中，却又心静不已。”坐在顶楼的茶室里，陈子一边泡茶一边感慨。
的确，虽然关于湾甸土司的历史、湾甸茶的历史残缺不全，但这并不影响这段历史的真实存在，并不影响湾甸茶的历久弥香。在茶文化日渐繁荣的今天，能做的就是静下心来，于一片叫做茶的树叶里，品味曾经的沧桑，享受当下的幸福，放飞未来的希望。(图/文 吴再忠)
【甘肃简牍博物馆 见证“片”语言万事】（来源：光明网）在纸张面世之前，中国人利用竹简与木牍作为书写载体。一枚枚简牍，无声地向人们诉说着不同的故事：有边塞狼烟四起，有驿使马蹄疾驰，有家书堪抵万金……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的文字载体，竹木简牍记载了两千多年前古人的书信往来、政治外交、商贸军事以及书法艺术。甘肃简牍既是我国中古时期的百科全书，也是古丝绸之路开拓兴盛的实物佐证，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甘肃省是简牍大省，截至2020年年底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其中又以汉简为最，总量有7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除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有少量收藏外，这些汉简大多收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
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
“一方面，西北地区的汉简出土量大与当地气候有关，这里处于戈壁地带，干燥的环境有利于汉简的保存，人烟稀少也使这些珍宝免遭破坏；另一方面，西北地区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谈及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时，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张德芳如是说。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简牍博物馆，承担着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工作，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共31935件（组）。所藏文物以简牍为主，有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共计39465枚，与简牍相伴出土的纸张、纺织品、木器、漆器、铁器、骨器、陶土器等文物有10664件。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表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古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也是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第一手资料。”
譬如，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康居王使者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根据张德芳译文，全文293字，记录的是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献贡，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元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是我们研究汉朝与康居交往历史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朱建军说。
简牍见证古丝绸之路的你来我往
甘肃出土的7万多枚汉简，无一不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也是丝绸之路的全景式画卷。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途径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木简文字残缺不全，但是基本内容清楚，共有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述了龟兹王和夫人路过悬泉置时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及相关仪式。根据译文，龟兹王夫妇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大门口安排有两名官吏做门迎。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妻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朝血脉，尽其所能为其提供最好的接待，也不失汉地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除此之外，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这些汉简的发掘，对于研究两汉时期龟兹与汉朝关系提供了佐证。
“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三十六国的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与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朱建军认为，甘肃简牍忠实地反映了古丝绸之路上中亚、西亚等地区古老的历史文化，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
如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简牍传递古今相通的动人情感
如今，电子通信已经逐渐取代了车马邮件，信息的交流反馈不必再经历漫长的等待，然而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书信是无数戍边将士的情感寄托。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要防，这里出土了数万枚简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私人书信，反映了汉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日常起居、衣食住行、情感世界、人际交往及社会风气。这些承载边塞将士思念、希冀的书信，穿越千年，透过一枚枚珍贵的木简，传递着古今相通的情感和人性。
“病，野远为吏，死生恐不相见……”这是一封出自肩水金关的书信，写信人在信中说自己远离家乡到边塞为吏，与家中的兄弟一别数年；边塞苦寒，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相见了。“死生恐不相见”足见写信人的悲切之情，尽管相隔千年，也令人为之动容，虽寥寥数语，但情真意切。
而比起自己生病，更无力的是家人生病，自己却远在边塞。“弟幼弱不胜，远乞骸骨，归养父病。”这封乞归信道尽忠孝难两全的无奈与苦闷。因为家中父亲生病了，弟弟又太幼弱，不能担负起照顾赡养的责任，故恳请上级部门能够准许其归家。那位戍边者的请求得到批准了吗？他是否如愿归家照顾父亲和幼弟，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透过简牍依然可以感受到汉代边塞将士戍防的艰辛不易。
类似的私人书信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还有很多，其中有为借裤子思忖再三，最终落笔而成的求助信；有因家中双亲生病却不能回家探望，只能遥寄情思的思乡信；有庆贺朋友升职的祝贺信……虽然书写者早已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掩埋在黄沙之下的简牍却复原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动人的历史。
让简牍走出“深闺”走向大众
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掘得第一批简牍以来，甘肃简牍的发掘研究已有100多年历史，然而真正见过、了解简牍的公众却为数不多。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就成立了汉简整理研究室，1986年被分拨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作为省考古研究所的内设机构，先后开展了大量的简牍整理研究工作。2012年12月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主要负责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甘肃简牍博物馆自成立之后，一段时期内馆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物暂存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中，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受到局限。
为改变这种“有馆无舍”的现状，让藏在“深闺”的甘肃简牍真正走向大众。近年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将简牍整理释读与数字化手段相结合，加强文物保护研究，深入挖掘简牍文化内涵，采用红外线扫描、高清拍照和释文同时推出的方式，将馆藏简牍向学界公布。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也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建设正在有序施工中。
截至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已基本完成馆藏简牍文物中1679件国家一级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工作。此外，除了《悬泉汉简》正在陆续推出分卷外，其他历次出土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牍已全部整理出版并公布。此外还开展了“简”述中国系列活动，举办“读简班”、学术会议、遗址考察、学术讲座等，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甘肃简牍，弘扬简牍文化。
甘肃省是简牍大省，截至2020年年底共有8万多枚简牍出土，其中又以汉简为最，总量有7万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0%以上。除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市博物馆等有少量收藏外，这些汉简大多收藏在甘肃简牍博物馆。
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
“一方面，西北地区的汉简出土量大与当地气候有关，这里处于戈壁地带，干燥的环境有利于汉简的保存，人烟稀少也使这些珍宝免遭破坏；另一方面，西北地区是秦皇汉武建立过文治武功的地方，又是丝绸之路和中西交通的重要通道，一个世纪以来发现的大量汉代简牍真实而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的全貌，是研究西北史、秦汉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谈及为何甘肃会出土如此数量巨大的汉简时，甘肃简牍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张德芳如是说。
甘肃简牍博物馆是目前全国唯一的省级简牍博物馆，承担着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等工作，现收藏有各类文物50129件（组），三级以上的珍贵文物共31935件（组）。所藏文物以简牍为主，有天水放马滩秦简、居延新简、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悬泉汉简及魏晋简牍等共计39465枚，与简牍相伴出土的纸张、纺织品、木器、漆器、铁器、骨器、陶土器等文物有10664件。
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表示：“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简牍文献是古丝绸之路上你来我往、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也是研究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第一手资料。”
譬如，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康居王使者册》，7简组成，编绳尚在。根据张德芳译文，全文293字，记录的是康居王使者和苏薤王使者及贵人前来献贡，在酒泉评价贡物时发生了纠纷，朝廷责令敦煌郡和效谷县调查上报。“此事发生在公元前39年7月到9月汉元帝时期。虽然反映的是康居使者入境时发生的一桩矛盾和纠纷，但它折射的是两国之间正常的外交关系，不仅是我们研究汉朝与康居交往历史的重要资料，亦是今天的中亚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研究本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资料。”朱建军说。
简牍见证古丝绸之路的你来我往
甘肃出土的7万多枚汉简，无一不与当年的丝绸之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是研究丝绸之路的原始文献，也是丝绸之路的全景式画卷。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途径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木简文字残缺不全，但是基本内容清楚，共有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述了龟兹王和夫人路过悬泉置时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及相关仪式。根据译文，龟兹王夫妇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大门口安排有两名官吏做门迎。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妻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
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朝血脉，尽其所能为其提供最好的接待，也不失汉地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除此之外，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这些汉简的发掘，对于研究两汉时期龟兹与汉朝关系提供了佐证。
“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三十六国的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与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朱建军认为，甘肃简牍忠实地反映了古丝绸之路上中亚、西亚等地区古老的历史文化，在历史研究领域中具有重要的补史、证史和纠史作用。
如1973年出土于甘肃金塔境内汉代肩水金关遗址的《劳边使者过界中费册》，为研究汉人的饮食构成、接待规格、劳边制度以及册书编联形式提供了实物依据，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价值；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里程简》证明了汉代从长安到天山廊道的路网，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申遗成功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根据。
简牍传递古今相通的动人情感
如今，电子通信已经逐渐取代了车马邮件，信息的交流反馈不必再经历漫长的等待，然而在“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年代，书信是无数戍边将士的情感寄托。
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边塞要防，这里出土了数万枚简牍，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私人书信，反映了汉代河西屯戍吏卒的生活状况、日常起居、衣食住行、情感世界、人际交往及社会风气。这些承载边塞将士思念、希冀的书信，穿越千年，透过一枚枚珍贵的木简，传递着古今相通的情感和人性。
“病，野远为吏，死生恐不相见……”这是一封出自肩水金关的书信，写信人在信中说自己远离家乡到边塞为吏，与家中的兄弟一别数年；边塞苦寒，这一病恐怕今生无缘相见了。“死生恐不相见”足见写信人的悲切之情，尽管相隔千年，也令人为之动容，虽寥寥数语，但情真意切。
而比起自己生病，更无力的是家人生病，自己却远在边塞。“弟幼弱不胜，远乞骸骨，归养父病。”这封乞归信道尽忠孝难两全的无奈与苦闷。因为家中父亲生病了，弟弟又太幼弱，不能担负起照顾赡养的责任，故恳请上级部门能够准许其归家。那位戍边者的请求得到批准了吗？他是否如愿归家照顾父亲和幼弟，如今已不得而知，但是透过简牍依然可以感受到汉代边塞将士戍防的艰辛不易。
类似的私人书信在甘肃简牍博物馆还有很多，其中有为借裤子思忖再三，最终落笔而成的求助信；有因家中双亲生病却不能回家探望，只能遥寄情思的思乡信；有庆贺朋友升职的祝贺信……虽然书写者早已隐匿于历史的长河中，但掩埋在黄沙之下的简牍却复原着一个个鲜活的故事、一段段动人的历史。
让简牍走出“深闺”走向大众
自1907年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在敦煌掘得第一批简牍以来，甘肃简牍的发掘研究已有100多年历史，然而真正见过、了解简牍的公众却为数不多。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甘肃省博物馆就成立了汉简整理研究室，1986年被分拨为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简研究室。2007年，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作为省考古研究所的内设机构，先后开展了大量的简牍整理研究工作。2012年12月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主要负责甘肃省出土简牍的收藏保管、保护修复、整理研究和展示利用工作。甘肃简牍博物馆自成立之后，一段时期内馆舍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文物暂存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库房中，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工作受到局限。
为改变这种“有馆无舍”的现状，让藏在“深闺”的甘肃简牍真正走向大众。近年来，甘肃简牍博物馆将简牍整理释读与数字化手段相结合，加强文物保护研究，深入挖掘简牍文化内涵，采用红外线扫描、高清拍照和释文同时推出的方式，将馆藏简牍向学界公布。甘肃简牍博物馆新馆建设项目也于2019年9月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建设正在有序施工中。
截至目前，甘肃简牍博物馆已基本完成馆藏简牍文物中1679件国家一级文物的高清影像采集工作。此外，除了《悬泉汉简》正在陆续推出分卷外，其他历次出土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简牍已全部整理出版并公布。此外还开展了“简”述中国系列活动，举办“读简班”、学术会议、遗址考察、学术讲座等，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甘肃简牍，弘扬简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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