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愿意做一条健康的咸鱼吗# 疫情时和朋友聊天，聊起她室友。说是在家办公那几天，室友的老板每晚都会给她打电话，检查她白天是否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工作。时间还是晚上11点。
出于压力，她室友打算第二天冒着风险去公司上班，我朋友怎么都劝不住。最后还是48小时的小区封闭管理政策，及时制止了她室友出门上班的计划。
朋友为她打抱不平，“我室友现在从起床到晚上睡觉，每时每刻都在干活。连吃饭都争分夺秒的，家里就那么大点地方，还要一路小跑。有一天干到凌晨3点…...”我在场外心疼她室友，“这也太拼了，会搞坏身体的。”
“和她同批进公司的就剩1-2个了，我室友挺到现在。说是干完三四年，考到资质证，公司就可以安排户口的事。所以她才撑到现在。她也觉得老板器重她，给她的客户比别人都多。但是她双休日都在家干活了，老板还阴阳怪气地说她没交日报…...”
据说有一阵她们家到处都是室友的头发，朋友就跟在后头一路收拾，听得我一阵唏嘘。我跟她开玩笑，说你室友适合去深圳，又卷又拼。朋友想了一会儿，“可能有理想有斗志的人就是和我们这种咸鱼不一样吧。”
“做一条健康的咸鱼也没什么不好。我希望你室友健健康康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来日方长。”
这几年，「平安健康」和「来日方长」这两组词频繁出现在我和朋友的聊天对话中。我们不再羞于谈论养生和健康，而是大大方方地把问题摆到台面上聊。大家都有了自知之明，似乎就在几个昼夜之间，身体就从怎么熬夜折腾都没事的金刚之躯，成了一不留神就开始叮呤哐啷全身响的老式自行车。
也不怪谁，的确到了该注重身体健康的年纪了。我清楚地记得24岁时，我的同龄人里有人做了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有人在和我吃完饭后变戏法似地接连掏出了5种药，在我面前一颗一颗吃下去；有人把医院当成了公司和家之外的第三个落脚点，一边熬着中药一边回着邮件；有人带着脱发危机，聚会相邀都避而不见。
我呢，也没好到哪儿去。毕业头两年的工资有很大一部分都贡献给了医院，体检都战战兢兢。我受够了这样心惊胆战的日子，发誓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于是毕恭毕敬地将“保命、养生、健康”等从前漫不经心敷衍的词汇给挪到了心愿墙的贵宾区。
发生在今年的一条猝死新闻，让我和同事在讨论之余对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进行了严肃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上班？说到底是为了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是没有生活，或者更惨一点把命都搭上，直接剥夺了和家人朋友享受生活的时间和机会，那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在工作？
上紧发条的工作强度早已成为当今职场的一种常态，在某些行业甚至是默认的规则。无意义的日报周报，竞赛式的加班机制，莫名其妙的内卷，形同虚设的正常工作时间…...让本该见于中老年人身上的疾病也早早找上了青年职场人。
不意外到了某个年龄段，耳朵里收到的全都是些尖锐钝重的坏消息。今天谁谁谁查出了什么重病，明天又是谁谁谁突然猝死，再然后又是谁谁谁遭遇事故去世了...…那些原本在生命里活蹦乱跳的人，那些昨天还出现在聊天对话中的名字，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再也不是二十几岁飞扬在空中的轻柔花瓣和五彩气泡了。
前不久朋友才告诉我，他老板因为连着几个月都在外出差，又加上加班熬夜，接连几天出现心跳加速，无法入睡的症状，严重的时候捂着胸口差点以为下一秒就无法呼吸了。
即便被开出优厚的条件一再挽留，但只要想到还有家人和孩子在等着他平安回家，就更坚定了他老板辞职的决心。生命可不像股票基金，它的抄底时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醒悟的机会，经不起任何冒险和博弈。
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误以为人生的终点在遥不可及的未来，去到30岁都需费上大把岁月。到后来听了太多坏消息，见了太多突然凋零的生命，也就有了觉悟。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到那么远的未来。生命随时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点画上刺眼的句号，能被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作家李碧华对人生做了这番拆解，她说，“人生也不过七十，除了十年的懵懂，十年老弱，只剩下五十...…那五十中，又分了日夜，只剩下二十五。…遇上刮风下雨，生病，危难，东奔西跑，还剩下多少好日子？”
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5岁左右的水平，百岁老人也不在少数。但考虑到如今内卷的程度以及种种不可抗的意外，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能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地活到七十，也足够了不起了。
汪曾祺先生在他某篇文章中写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很重要的一条是长寿不死。中国人是现实的，他们原来并不相信天国，也不相信来生，他们只愿意在现实世界里多活一些时候，最好永远地活下去。”
长生不老毕竟是神话里的梦一场。现实中我的理想很简单：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健康，来日方长最可贵。
《只求平安健康，来日方长最可贵》文 | 读者：May与五月
出于压力，她室友打算第二天冒着风险去公司上班，我朋友怎么都劝不住。最后还是48小时的小区封闭管理政策，及时制止了她室友出门上班的计划。
朋友为她打抱不平，“我室友现在从起床到晚上睡觉，每时每刻都在干活。连吃饭都争分夺秒的，家里就那么大点地方，还要一路小跑。有一天干到凌晨3点…...”我在场外心疼她室友，“这也太拼了，会搞坏身体的。”
“和她同批进公司的就剩1-2个了，我室友挺到现在。说是干完三四年，考到资质证，公司就可以安排户口的事。所以她才撑到现在。她也觉得老板器重她，给她的客户比别人都多。但是她双休日都在家干活了，老板还阴阳怪气地说她没交日报…...”
据说有一阵她们家到处都是室友的头发，朋友就跟在后头一路收拾，听得我一阵唏嘘。我跟她开玩笑，说你室友适合去深圳，又卷又拼。朋友想了一会儿，“可能有理想有斗志的人就是和我们这种咸鱼不一样吧。”
“做一条健康的咸鱼也没什么不好。我希望你室友健健康康的，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来日方长。”
这几年，「平安健康」和「来日方长」这两组词频繁出现在我和朋友的聊天对话中。我们不再羞于谈论养生和健康，而是大大方方地把问题摆到台面上聊。大家都有了自知之明，似乎就在几个昼夜之间，身体就从怎么熬夜折腾都没事的金刚之躯，成了一不留神就开始叮呤哐啷全身响的老式自行车。
也不怪谁，的确到了该注重身体健康的年纪了。我清楚地记得24岁时，我的同龄人里有人做了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有人在和我吃完饭后变戏法似地接连掏出了5种药，在我面前一颗一颗吃下去；有人把医院当成了公司和家之外的第三个落脚点，一边熬着中药一边回着邮件；有人带着脱发危机，聚会相邀都避而不见。
我呢，也没好到哪儿去。毕业头两年的工资有很大一部分都贡献给了医院，体检都战战兢兢。我受够了这样心惊胆战的日子，发誓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于是毕恭毕敬地将“保命、养生、健康”等从前漫不经心敷衍的词汇给挪到了心愿墙的贵宾区。
发生在今年的一条猝死新闻，让我和同事在讨论之余对工作和生活的关系进行了严肃思考：我们为什么要上班？说到底是为了生活。如果工作的结果是没有生活，或者更惨一点把命都搭上，直接剥夺了和家人朋友享受生活的时间和机会，那我们到底是为了谁在工作？
上紧发条的工作强度早已成为当今职场的一种常态，在某些行业甚至是默认的规则。无意义的日报周报，竞赛式的加班机制，莫名其妙的内卷，形同虚设的正常工作时间…...让本该见于中老年人身上的疾病也早早找上了青年职场人。
不意外到了某个年龄段，耳朵里收到的全都是些尖锐钝重的坏消息。今天谁谁谁查出了什么重病，明天又是谁谁谁突然猝死，再然后又是谁谁谁遭遇事故去世了...…那些原本在生命里活蹦乱跳的人，那些昨天还出现在聊天对话中的名字，某一天突然就消失了——再也不是二十几岁飞扬在空中的轻柔花瓣和五彩气泡了。
前不久朋友才告诉我，他老板因为连着几个月都在外出差，又加上加班熬夜，接连几天出现心跳加速，无法入睡的症状，严重的时候捂着胸口差点以为下一秒就无法呼吸了。
即便被开出优厚的条件一再挽留，但只要想到还有家人和孩子在等着他平安回家，就更坚定了他老板辞职的决心。生命可不像股票基金，它的抄底时刻也许就是最后一次醒悟的机会，经不起任何冒险和博弈。
十几二十岁的时候，我误以为人生的终点在遥不可及的未来，去到30岁都需费上大把岁月。到后来听了太多坏消息，见了太多突然凋零的生命，也就有了觉悟。原来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到那么远的未来。生命随时可以在某一个时间点画上刺眼的句号，能被我们自由支配的时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香港作家李碧华对人生做了这番拆解，她说，“人生也不过七十，除了十年的懵懂，十年老弱，只剩下五十...…那五十中，又分了日夜，只剩下二十五。…遇上刮风下雨，生病，危难，东奔西跑，还剩下多少好日子？”
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5岁左右的水平，百岁老人也不在少数。但考虑到如今内卷的程度以及种种不可抗的意外，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能健健康康，无病无灾地活到七十，也足够了不起了。
汪曾祺先生在他某篇文章中写到，“中国人的生活理想很重要的一条是长寿不死。中国人是现实的，他们原来并不相信天国，也不相信来生，他们只愿意在现实世界里多活一些时候，最好永远地活下去。”
长生不老毕竟是神话里的梦一场。现实中我的理想很简单：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平安健康，来日方长最可贵。
《只求平安健康，来日方长最可贵》文 | 读者：May与五月
【问发贵：我的青春祭坛】
一九七二年七月高中毕业时，全国尚无大学招生，只得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初冬，我带着行李跟随大队支书问玉田骑自行车赶赴七十多里开外的石堡川水利工地。
迎着凛冽寒风行至冯原西街时，见一辆给水利工地拉沙子的卡车停在路边。老支书与司机搭讪，求捎一程。司机瞪眼断然拒绝后，摔上车门钻进旁边饭馆。此时卡车大厢上露出一个戴栽绒帽子的人头，叫道：“喂一一你是老问？”老支书趋前一看：“呀，老杨，你这家伙咋在这儿？”
被老支书称作老杨者，“文革”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书堂，老支书三年困难时期回乡前在公安局的同事、好朋友。杨书堂让我们把自行车递上汽车大厢，又拉我俩上车。司机返回正欲发火，杨书堂先发制人起身正色道：“这是咱公安局的问中队长，拉不？”司机的嘴张了张，终究没吐一个字，一头钻进驾驶室开车上路了。
冯原距石堡川水利工地（大坝）尚有四十多里路，且全是又陡又窄的上山土石路，风大路险，满载大沙的卡车像老牛一样吭哧吭哧在山峦间蠕动。多亏坐在卡车上，否则我们天黑也到不了目的地。
蜷屈在车厢沙砾上，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朋友谈起“文革”乱象及个人遭遇，唏嘘不已。杨书堂无意间扫了我一眼，问：“这是谁？”老支书随口答：“我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农业社下不了苦，也吃不饱，送到工地去混一混。”杨书堂一拍沙砾：“啊呀，咋不早说哩？干脆把娃交给我，我现在大坝指挥所当指挥，听说政办组最近招上调民工，我带娃去试试，不行再给你把娃送过去。”老支书未征我同意，连忙答应并谢承。于是，卡车行至本公社民工驻地史家河，老支书下了车。杨书堂将我带到大坝指挥所时已小半夜，安顿我住在他宿舍兼办公室的土窑洞里。
第二天下午，指挥所政办组对各公社推荐来的四十多名民工进行筛选。主选人是政办组长王云堂，还有政办组副组长、原《澄城报》主编刘一民。先目测，已去掉一半；再初审，又去掉不少；接着要求两个小时内自选体裁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文章。我写的是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叫《群山遐思》。次日公布录用人员名单，七人被录用。除我外，同时被录用的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李淑慧、初中同学井志平。被录用者被称之谓“上调民工”，即从工地临时借调到领导机关的民工。待遇不错：每月十八元伙食补贴，所在生产队给记全工分，当时这可算得上是份美差了。
石堡川河，发源于黄龙山冢字梁，常流量2m3／s。一九六九年陕西省革委会批准修建石堡川友谊水库灌溉工程，水库设计蓄水位936米，由澄城白水两县部分受益公社共同承建，当年十月动工。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白水县山岭村，下设澄城和白水两个指挥部，参加建设的民工实行军事编制：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澄城山后指挥所，设在大坝旁的洛川县界头庙公社盘曲河村附近，张超任总指挥，副指挥有杨书堂、郑福生、张君。下设政办组、工程组、后勤组、测量队、机电队、医院。
被录用的七人，有的当电话员、播音员、机线员，我和井志平、李淑慧被分到《大坝战报》编辑室当记者。《大坝战报》后改名《大坝简报》，主编先是刘一民，后是原县委办主任、“文革”初声噪一时的“黑笔杆子”姚仲哲。
春节来临，县委书记张宏图率县领导和各部门二百多名干部，移师石堡川大坝工地，与一万六千多名民工四班倒昼夜苦干，掀起热火朝天的筑坝大会战，县剧团也赶来昼夜演出助阵。我们跟随指挥所领导同志深入工地现场采访，在大坝旁广播室突击编写成稿即时播发，次日见《简报》。
平时除了采访、写稿，我们还要参加临时分配的其他活动。工地突击上土方或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段，我们既是鼓动员、宣传员，还是安全员、监督员，常常两三天昼夜坚守在施工现场。工地架设广播线路，上山下沟蜿蜒三公里，我们和民工一起抬电杆、挖坑、拉线。
石堡川蓄水大坝高程930米，坝顶长380米、宽8米。填筑的黄土与大坝施工现场相对高差近百米，直线距离三里多，上万民工用近万辆架子车拉运黄土337万立方米。整个筑坝工地唯一的机械，是拖拉用来碾压坝堤的水泥碌碡的两台链轨拖拉机。为了引水上塬、彻底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澄城白水的广大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只有门没有窗的低矮土窑洞，身下铺的是麦草，吃的是“三白”（白扛子馍、白开水、醮白盐），想的是“三糕”（咥油糕、尝晋糕、睡到日头一杆杆高），图的是“有水做饭洗衣服，地里庄稼不干枯”。当年的各级干部都是好样的，带头扛石头背沙子，亲自驾辕拉土，工地上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民工。在他们带领下，工地上有锁了门全家上阵的，有父子比干劲的，有志比山高的英雄少年和新婚夫妇，还湧现出“铁姑娘排”、“李铁梅班”等英雄群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大坝视察，看到满川遍野穿棱如织的民工和架子车，他几次把喇叭筒放到嘴边却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频频向大坝的人群鞠躬致意。
那个年代，水利工地的整个气氛是沸腾的，人们的心情是单纯轻松的，我们青年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闲暇之余，约三五好友，或上山采野果、挖甘草根（中草药），或下河摸蟹捞虾，一路歌声一路笑。夜半人静，仰着脸静心聆听走资派（老干部）们讲述古今历史、处世之道、趣闻笑谈。指挥所和各公社工地都有我们同一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大家经常抽空聚在一起，翻课本，查资料，还借来《高等数学》《微积分》等书籍，苦啃苦学。十七八岁的青年人都狂妄地坚信：有朝一日自己能踏进大学校园，来个彻底的鲤鱼跳“农门”。
后来果真还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如大学毕业后任职铁道部的同经栓，毕业后任职澄城烟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杨春茂，毕业后任职提胡公社副书记的问春乾……。我如果不当兵，自信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石堡川水库对改善澄白两县农业基础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石堡川库区碧波共荡漾，芳草绿荫，昔日的踪迹早已难觅。但我们几个当年的同事“大坝情结”愈加炽热，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去一趟。我们静静地贮立在巍峨的坝顶上，虔诚地祭奠已逝去的青春，深情地怀念那沸腾的岁月……
作者简介
问发贵，男，网名问心无愧，1954年生，澄城小河西人。大专学历，澄城县作家协会会员。兵商文政磨砺40载，退休西安赋闲10余年。年过60不思进取，忘情山水田园，沉醉仙乐丝弦，不求青春永驻，安于无愧无憾。
来源：乐享澄城
一九七二年七月高中毕业时，全国尚无大学招生，只得回乡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初冬，我带着行李跟随大队支书问玉田骑自行车赶赴七十多里开外的石堡川水利工地。
迎着凛冽寒风行至冯原西街时，见一辆给水利工地拉沙子的卡车停在路边。老支书与司机搭讪，求捎一程。司机瞪眼断然拒绝后，摔上车门钻进旁边饭馆。此时卡车大厢上露出一个戴栽绒帽子的人头，叫道：“喂一一你是老问？”老支书趋前一看：“呀，老杨，你这家伙咋在这儿？”
被老支书称作老杨者，“文革”前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书堂，老支书三年困难时期回乡前在公安局的同事、好朋友。杨书堂让我们把自行车递上汽车大厢，又拉我俩上车。司机返回正欲发火，杨书堂先发制人起身正色道：“这是咱公安局的问中队长，拉不？”司机的嘴张了张，终究没吐一个字，一头钻进驾驶室开车上路了。
冯原距石堡川水利工地（大坝）尚有四十多里路，且全是又陡又窄的上山土石路，风大路险，满载大沙的卡车像老牛一样吭哧吭哧在山峦间蠕动。多亏坐在卡车上，否则我们天黑也到不了目的地。
蜷屈在车厢沙砾上，久别重逢的两位老朋友谈起“文革”乱象及个人遭遇，唏嘘不已。杨书堂无意间扫了我一眼，问：“这是谁？”老支书随口答：“我儿子。高中毕业没事干，在农业社下不了苦，也吃不饱，送到工地去混一混。”杨书堂一拍沙砾：“啊呀，咋不早说哩？干脆把娃交给我，我现在大坝指挥所当指挥，听说政办组最近招上调民工，我带娃去试试，不行再给你把娃送过去。”老支书未征我同意，连忙答应并谢承。于是，卡车行至本公社民工驻地史家河，老支书下了车。杨书堂将我带到大坝指挥所时已小半夜，安顿我住在他宿舍兼办公室的土窑洞里。
第二天下午，指挥所政办组对各公社推荐来的四十多名民工进行筛选。主选人是政办组长王云堂，还有政办组副组长、原《澄城报》主编刘一民。先目测，已去掉一半；再初审，又去掉不少；接着要求两个小时内自选体裁自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文章。我写的是一篇散文，题目好像叫《群山遐思》。次日公布录用人员名单，七人被录用。除我外，同时被录用的还有我的高中同学李淑慧、初中同学井志平。被录用者被称之谓“上调民工”，即从工地临时借调到领导机关的民工。待遇不错：每月十八元伙食补贴，所在生产队给记全工分，当时这可算得上是份美差了。
石堡川河，发源于黄龙山冢字梁，常流量2m3／s。一九六九年陕西省革委会批准修建石堡川友谊水库灌溉工程，水库设计蓄水位936米，由澄城白水两县部分受益公社共同承建，当年十月动工。工程建设指挥部设在白水县山岭村，下设澄城和白水两个指挥部，参加建设的民工实行军事编制：公社为营，大队为连，生产队为排。澄城山后指挥所，设在大坝旁的洛川县界头庙公社盘曲河村附近，张超任总指挥，副指挥有杨书堂、郑福生、张君。下设政办组、工程组、后勤组、测量队、机电队、医院。
被录用的七人，有的当电话员、播音员、机线员，我和井志平、李淑慧被分到《大坝战报》编辑室当记者。《大坝战报》后改名《大坝简报》，主编先是刘一民，后是原县委办主任、“文革”初声噪一时的“黑笔杆子”姚仲哲。
春节来临，县委书记张宏图率县领导和各部门二百多名干部，移师石堡川大坝工地，与一万六千多名民工四班倒昼夜苦干，掀起热火朝天的筑坝大会战，县剧团也赶来昼夜演出助阵。我们跟随指挥所领导同志深入工地现场采访，在大坝旁广播室突击编写成稿即时播发，次日见《简报》。
平时除了采访、写稿，我们还要参加临时分配的其他活动。工地突击上土方或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段，我们既是鼓动员、宣传员，还是安全员、监督员，常常两三天昼夜坚守在施工现场。工地架设广播线路，上山下沟蜿蜒三公里，我们和民工一起抬电杆、挖坑、拉线。
石堡川蓄水大坝高程930米，坝顶长380米、宽8米。填筑的黄土与大坝施工现场相对高差近百米，直线距离三里多，上万民工用近万辆架子车拉运黄土337万立方米。整个筑坝工地唯一的机械，是拖拉用来碾压坝堤的水泥碌碡的两台链轨拖拉机。为了引水上塬、彻底改善生活和生产条件，澄城白水的广大农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他们住的是自己挖的只有门没有窗的低矮土窑洞，身下铺的是麦草，吃的是“三白”（白扛子馍、白开水、醮白盐），想的是“三糕”（咥油糕、尝晋糕、睡到日头一杆杆高），图的是“有水做饭洗衣服，地里庄稼不干枯”。当年的各级干部都是好样的，带头扛石头背沙子，亲自驾辕拉土，工地上分不清谁是干部谁是民工。在他们带领下，工地上有锁了门全家上阵的，有父子比干劲的，有志比山高的英雄少年和新婚夫妇，还湧现出“铁姑娘排”、“李铁梅班”等英雄群体。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李瑞山到大坝视察，看到满川遍野穿棱如织的民工和架子车，他几次把喇叭筒放到嘴边却说不出话来，眼含热泪频频向大坝的人群鞠躬致意。
那个年代，水利工地的整个气氛是沸腾的，人们的心情是单纯轻松的，我们青年人的生活也丰富多彩。闲暇之余，约三五好友，或上山采野果、挖甘草根（中草药），或下河摸蟹捞虾，一路歌声一路笑。夜半人静，仰着脸静心聆听走资派（老干部）们讲述古今历史、处世之道、趣闻笑谈。指挥所和各公社工地都有我们同一届毕业的高中学生，大家经常抽空聚在一起，翻课本，查资料，还借来《高等数学》《微积分》等书籍，苦啃苦学。十七八岁的青年人都狂妄地坚信：有朝一日自己能踏进大学校园，来个彻底的鲤鱼跳“农门”。
后来果真还有几个人考上了大学，如大学毕业后任职铁道部的同经栓，毕业后任职澄城烟厂总工程师兼副厂长的杨春茂，毕业后任职提胡公社副书记的问春乾……。我如果不当兵，自信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一眨眼四十年过去了，石堡川水库对改善澄白两县农业基础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的石堡川库区碧波共荡漾，芳草绿荫，昔日的踪迹早已难觅。但我们几个当年的同事“大坝情结”愈加炽热，几乎每隔一两年都要去一趟。我们静静地贮立在巍峨的坝顶上，虔诚地祭奠已逝去的青春，深情地怀念那沸腾的岁月……
作者简介
问发贵，男，网名问心无愧，1954年生，澄城小河西人。大专学历，澄城县作家协会会员。兵商文政磨砺40载，退休西安赋闲10余年。年过60不思进取，忘情山水田园，沉醉仙乐丝弦，不求青春永驻，安于无愧无憾。
来源：乐享澄城
【#北京首钢29日前往南昌赛区# 】北京青年报记者25日获悉，正在佛山赛区备战季后赛的六支球队已经得到相关通知。这些球队将在29日前往南昌赛区。据了解，北京首钢队与山东队、广州队同一个航班，包机飞往南昌赛区，北京首钢队的季后赛首场比赛是4月2日，对手是吉林队。
广东队、深圳队、广州队、首钢队、天津队、山东队是佛山赛区的六支晋级季后赛球队。他们正在佛山赛区进行备战训练。联赛公司此前已经安排好各个球队的训练时间，每天时常为两个小时。在前往赛区前，佛山赛区的球队要进行两次核酸检查，分别是26日与28日。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联赛公司已经告知佛山赛区的季后赛球队将在29日启程前往南昌赛区。抵达赛区后，将进行闭环封闭管理。这也是为了最大保证球员、教练、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的举措，同时也力保季后赛有序、平稳的进行。（文/北青体育 宋翔）#北京首钢[超话]#
广东队、深圳队、广州队、首钢队、天津队、山东队是佛山赛区的六支晋级季后赛球队。他们正在佛山赛区进行备战训练。联赛公司此前已经安排好各个球队的训练时间，每天时常为两个小时。在前往赛区前，佛山赛区的球队要进行两次核酸检查，分别是26日与28日。
据北京青年报记者了解，联赛公司已经告知佛山赛区的季后赛球队将在29日启程前往南昌赛区。抵达赛区后，将进行闭环封闭管理。这也是为了最大保证球员、教练、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的举措，同时也力保季后赛有序、平稳的进行。（文/北青体育 宋翔）#北京首钢[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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