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纸寻迹#【#与首钢齐名的京棉从文创C位出道#】在上世纪50年代，北京工业版图中曾有“一黑一白”之说，“一黑”指首钢，与其并肩的“一白”便是京棉。作为当时的新兴支柱产业，棉纺织业打一出道，便是妥妥的C位。根据首都战略发展的需要，金字招牌京棉历经发展、转型、重组，最后退出历史舞台。如今，京棉旧址作为工业遗存转型文创园，再度“C位出道”。人们徜徉其中，既可感受其华丽转身，更可汲取其腾笼换鸟、再立潮头的改革勇气。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首都工业战线上的新军
1954年8月，北京东郊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一座崭新的工厂拔地而起。深灰色的高大厂房拥有5万纱锭、1千多台织布机，厂房外，三三两两的建筑工人正在修建庭院花池。这里，便是即将正式开工投产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这座棉纺织厂一年生产的纱布，可满足近千万人的需要。
京棉一厂的建厂速度不一般：从1953年3月开始设计，1954年4月就进入了试车生产阶段。当时，有着30多年纺织业工作经验的总工程师李宪章感叹道，建设一座同样规模的纺织厂，即便在国外也得三五年，京棉一厂“简直是个奇迹”。
这个奇迹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创造的。
京棉一厂筹建处主任杨慧洁告诉本报记者，建厂过程中曾委托青岛梭管厂代制一批纱管。谁都知道，对于一个生产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来说，当它的生产任务已经排好时，额外加货是很麻烦的事，更何况这批纱管的规格与该厂现有产品不同，连工具都需要重新设计制造。但一听说是支援北京的工业建设，青岛梭管厂欣然接受了这批紧急订货，并且按期赶制出来。
其他兄弟厂也纷纷伸出援手：缺乏工具，天津的棉纺厂把自用工具调配进京；没有组织管理经验，西北的棉纺厂传授经验；需要技术力量，上海和青岛的棉纺厂送来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为北京培训工人。
继京棉一厂之后，规模更大的国营北京第二棉纺织厂、国营北京第三棉纺织厂相继建成。其中，京棉三厂的产品品种除“京棉”牌白布和细布以外，还有本市从来没有大批生产过的纱哔叽、纱直贡，适合印染成各种色布、花布，可供市民做春秋装或冬装。
1953年到1957年，新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在首都城市区域规划中，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纺织工业必不可少。这3个新建棉纺织厂形成了北京现代纺织工业的雏形。自此，印有“京棉”字样、比五福布还要细密的平纹细布，开始一卡车一卡车运往城里。
产业链成型跻身全国前列
北京兴建现代化棉纺织厂的时期，也是全国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1956年，全国纺织工业系统有13个工厂动工兴建，其中棉纺厂就有9个，占据大半江山。这些工厂建成以后，过去纺织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如北京、郑州等地，均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纺织工业区。（1956年4月11日《北京日报》1版，《纺织系统今年将兴建十三个工厂》）
国内工业对于纺织业的重视，除了为满足老百姓的生活需要之外，也是对多年来纺织业积弱的抗争。1956年，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荣毅仁向记者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前国内纺织业的窘境，“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黄浦江里停满了美国兵舰，美国货像海潮一样地涌来，我们的棉纺厂用的大部分是美国棉花，中国的工业破产，农村破产。”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城市更不必提。
而新中国用6年时间扭转了局面。农村土地改革让棉花产量快速提高，中国的纱厂不再依靠外国的棉花。随着纺织行业新工厂的出现，北京也逐步由一个古老的消费城市转变为生产城市。
1957年4月，中纺公司北京采购供应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北京不再只是一个棉布消费城市，随着外销市场的打开，京棉的销售版图已扩展到16个省，其中浅线呢、毛蓝粗布和特字普鲁褥面等产品最为走俏，颇受消费者喜爱。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北京纺织工业已成气候，棉、毛纺织生产水平跻身国内前列，产品大量出口，成为创汇大户。1963年，北京纺织行业举办了一次质量评比，结果显示，北京生产的棉布和精纺毛织品分别有88%和96%以上是一等品；在全市21种主要纺织品中，有7种达到国内优质产品水平。
这些变化说明：北京纺织工业经历了一个由极不完整到比较完整，纺织品品种由少到多，质量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已今非昔比。
京棉巨轮开启产业转型之旅
到1979年时，与京西十里钢城遥遥相对的京东，已是绵延数里的“纺织城”。朝阳八里庄是京东“纺织城”的中心，纺织研究所、京棉一厂、京棉二厂、京棉三厂等都在这里。这一年，北京产品在全国纺织工业名牌产品评比会上位居前三，其中，冰山牌漂白的确良荣获了金牌产品的称号。全市纺织工业一年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10%。（1979年9月21日《北京日报》3版，《漫步京东“纺织城”》）
1979年北京展销会上，京棉三厂生产的京棉牌纯棉宽幅平布亮相。
优秀的成绩掀起市场上的“棉纺热”，但首都工业需要更优化的发展。1981年，北京市工业系统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轻纺工业。具备“首都特点”的棉纺织产业，首要的就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不断丰富首都市场。据市纺织局统计，当年1—7月试制新产品38种，生产的新花色、新品种达6206种。棉纱一等一级品率、精纺毛织品和毛线入库一等品率、丝织品一等品率，与1980年同期相比均有提高。
1982年《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中明确，北京的工业建设规模要严加控制，工业发展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京棉二厂论规模曾是“中国之最”，论反应也最快。该厂迅速做出调整，将生产“三高一难”，即高档次、高质量、高附加值、有一定生产难度的产品定为目标，并且率先实现按国际质量标准组织生产，让国际上备受欢迎的“无接头纱”首次在中国“落了户”。
上世纪90年代，京棉一厂生产的高级府绸、京棉二厂生产“铜亭”牌纯棉精梳纱闻名全国，另外还有“景山”牌棉纱、“灯笼”牌氨纶纱、“珍珠”牌坯布等产品在国际纺织制造业名列前茅。
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北京作为首都在上世纪80年代就摸索实践的工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有了更明确的思路。
北京纺织城所在地原来是地广人稀的东郊，但随着城市化的扩展，已成为人口密集区，显然不再适合设置工厂。按照北京工业布局的新规划，1997年京棉一厂、二厂、三厂整合为北京京棉集团，厂房设在顺义。从此，八里庄一带不再有纺织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取而代之的是鑫帝大厦、华堂商场等商业设施，北京纺织业进入了世纪之交的转型期。
顺应时代之变，北京仍在与时俱进。
1998年北京市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以纺织行业棉纺压锭减员增效为突破口，推动工业的调整和发展”作为国企解困的思路。当年4月13日，北京棉纺集团首批一万锭落后细纱机，当着各有关部门监销员的面，被倒入转炉红通通的炉膛中……此举打响了京城压缩棉纺纱锭的“第一炮”，拉开了以纺织为突破口，实现国有企业脱困与改革目标攻坚战的序幕。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沿市场化方向深入推进，京棉巨轮通过兼并、转移、破产等途径，开启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之旅。先是北京印染厂、纺织机械厂，而后是京棉一厂、京棉三厂，最后，盛极一时的京棉二厂也在2006年进行改革重组。
“老纺织”转身文创再立潮头
2008年8月，一则“京棉二厂老厂址要建文化创意产业园”的消息引发人们关注。原本京棉二厂的土地也计划像京棉一厂、三厂那样进行房地产开发，一次性收益颇丰，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呢？
京棉集团将目光投向文创产业，与当时工业遗存资源保护和再利用愈加受到重视有关。
2004年北京总规第五次修编后，明确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工业资源与文化创意产业的结合，与首都功能定位相符。2007年11月，北京市工促局、规划委、文物局联合发布了《北京市保护利用工业资源，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指导意见》，探讨建立工业遗产的评价标准和认定机制，对其进行保护。（2008年1月23日《北京日报》5版，《工业遗迹将登文保名录》）
北京市规划委相关负责人透露，改建文化创意产业园，一方面可以保护工业文化遗存，延续城市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可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长期收益。
2011年9月，占地面积相当于半个798园区的原京棉二厂重新开放，变身为容纳125家优质创意企业、年产值100亿元的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现场，大屏幕上密密麻麻排列着来头不小的入驻企业LOGO：昌荣传播公司、东方风行集团、安世亚太科技公司、华策影视公司……高端产业、国际化、总部型，是这些入驻企业的特色。
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将纺织业列入北京市坚决淘汰产业范围，“纺织”既不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与北京城市战略定位不相符。2016年，北京纺织印染、服装加工生产业态全面转出北京地区。它们所属的老国企北京纺织控股，也宣布更名为时尚控股，走上了一条时尚之路。
抢先一步，便是不一样的天地。在“老纺织”纷纷退场的同时，京棉二厂已凭借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再度“C位出道”，成为老旧厂房华丽转身的典范。它既是新兴的创业和创意园区，也是北京城市文化的新景观。2015年10月，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从全市百余家园区中脱颖而出，入选北京市首批4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园区”，这意味着它在政策先行先试、资金优先扶持、搭建服务平台、优化人才服务、保障项目审批等方面将获得更加有力的支持。
2018年10月，来自20个国家23家媒体的记者来到朝阳区，参观转型升级后的老旧厂房。在莱锦文化创意产业园，京棉二厂老厂房改造成为46栋花园式低密度工作室的创意、近百家文化创意企业在这里创造500亿元年产值的成绩，让外国记者赞叹不已。他们纷纷表示，要把中国经验带回自己的国家。
随着北京打造全国文化中心，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越来越多老旧厂房再利用的故事在北京上演。“东有莱锦，西有永乐”——这个“永乐”指的是位于丰台区造甲街的永乐文智园，其前身是京棉二厂分厂。昔日的老厂房，如今已成为一个集文创中心、全智能路演中心、办公、文化书店、文化产品交流展示、创意工作室、品牌商铺、特色餐饮、休闲健身等于一体的融合功能空间，建筑面积超2万平方米。从位置上看，永乐文智园与丰台火车站相距仅1.2公里，随着丰台站站城一体化发展，它将成为城南地区新的文化亮点。（2021年2月18日《北京日报》2版，《65岁老棉纺厂编织“文创梦”》）
纺织，曾是首都工业的一面旗帜，是新中国对外展示的窗口。当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它成为了北京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排头兵。如今“老纺织”编织着新时代的“文创梦”，乘上东风，再立潮头。
（北京日报客户端 记者汪丹）
#马嘉祺[超话]##马嘉祺c位成团三周年# “很抱歉啊，小队长，在你出道这三周年里，我只陪了你500多天，但是我也很荣幸的认识了你，你让我知道一个人发光是逃不掉努力的。向前走，别怕，这都是你的辛苦和汗水换来的，这些东西都来之不易，但是希望你能好好对自己，我会一直陪你下去，陪你度过每一个三周年。我们，一起努力，加油，祝你也祝我。”
【美国《外交》杂志：中国实力并未见顶，北京等得起】美国《外交》杂志8月22日发布文章，题为《中国的实力并未见顶——为什么北京等得起》，作者为美国斯坦福大学福利曼·斯波利国际研究所研究员奥利安娜·马斯特罗（Oriana Skylar Mastro）及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专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
随着中美关系螺旋式下降到半个世纪以来的低点，一个可怕的新叙事在一些美国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它假设，中国收复台湾地区所谓“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关闭，迫使北京迅速而有力地采取行动。
这种说法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的崛起即将结束”。前所未有的人口减少、沉重的债务负担、不均衡的创新以及其他严重的经济问题减缓了中国的增长，且有可能进一步减缓增长，使中国“没有军事力量或政治影响力来挑战美国”。这种想法认为，北京已意识到了这些不利因素，因此很可能在“为时已晚”之前尽快采取行动。
但这种分析是错误的。诚然，中国经济崛起已放缓，从而妨碍北京的军事和政治目标。但“（经济）急速下降”的可能性不大（not in the cards），中国经济经峰值后任何可能的下滑都将是渐进的，且能够通过大量的研发支出来缓解，此类支出显然是为了抵消中国在人口和债务领域的相关困境。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收入和国防开支走势表明，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内拥有比过去20年更多的资源来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因此，北京将更有能力实现其影响力的投射，与此同时，美国将难以应对中国在亚洲的军事挑战。中国有充足的余地来等候时机（have space to bide their time），（目前中国）离所谓“实现地缘政治抱负的窗口期”还相当遥远。
人口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迅速衰退。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可能正在萎缩，随着人口逆增长，劳动力规模还将继续萎缩。2021年，中国的出生率降至历史新低。中国目前的年龄中位数比美国大半岁左右，到2042年将比美国大近七岁，大致相当于日本现时的年龄中位数。据联合国的一项预测，中国人口将在本世纪晚些时候下降得更快，到2060年将减少2亿多人。中国劳动力的减少可能已经持续了十年，但经济增长速度仍超过美国。
美、中两国的经济健康状况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债务。债务已给中国的增长带来了压力，此问题是“慢性的”（chronic），并非“急症”（acute）。始于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十年中，中国对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总额大幅增加。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在债务问题上）更加谨慎，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债务负担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因为必须照顾更多的退休人员。尽管如此，中国债务的负担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限制将是以一种稳定的方式，不会导致剧降。因此，中国将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军事以及相关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2019年在基础设施、土地和机械方面的支出为6.2万亿美元，比美国的支出高出1.6万亿美元。尽管美国资本比中国资本更具生产力，但毫无疑问，即使债务负担很大，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拥有大量资源可供其使用。
另一个将塑造中国经济走势的因素是创新。北京有能力为新技术投入巨资，这给经济带来的提振将是适度且持久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数据，中国2019年在研发上花费了大约5150亿美元，而美国所花费用为6330亿美元。即使经济放缓，2020年代的余下时间内，中国的研发支出可能保持上升。中国已经在5G电信和储能等关键领域赶上了世界其他地区。未来二十年内，同此前为缩小技术差距所做努力相比，（中国）在一些重要领域与美国相匹敌所付出的将小得多。
军事上，至少在未来十年的时间内，大势也有利于中国。一方面是因为（现阶段）转弱的经济预期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影响到国防领域，另一方面，事实早已证明，中国能够在整体资源较少的情况下进行竞争。
自2010年以来，中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中国国防开支从未超过GDP的1.9%。与之对应，2020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占GDP的3.7%。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军费开支一直相当于美国的约三分之一。然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专注于获得非对称能力，并将其军事重心放在亚洲之内，它目前已建成了一支可以在“台海冲突”中击败美国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未来是光明的。尽管仍有一些领域的现代化尚未完成，但解放军在使其士官部队专业化和雇用称职的文职人员履行支持功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解放军部队还持续招募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提高了在高科技、信息化环境中开展复杂联合作战的能力。
未来十年，中国在整个亚洲进行力量投射的能力将会增长。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4艘航空母舰。中国将强化部队协同的网络和空间基础设施，并将威胁美国的地面和天基武器。中国空军也将能挑战美国在亚洲的空中优势。中国将拥有比美国更多的海军舰艇，并且由于中国在高超音速技术方面的进步，中国将拥有一个规模更大、更抗打击且可打击全球目标的核武库。美国在亚洲任何残余的军事优势，如占优的潜艇，也正逐渐消失。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发展包括先进直升机和舰载声纳系统在内的反潜能力，这些系统将在未来十年内准备就绪。
当然，随着解放军持续进步，美军也不会停滞不前。美国目前正建设有弹性的太空基础设施和能力。且由于美国已退出《中导条约》，美军还计划在印太地区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并将计划建造更多的无人和载人舰艇。但即使上述投资成真，印太地区的美军也将存有许多漏洞，而中国可从中获得不对称优势。例如，美国将无法保卫其前沿基地免受中国导弹的袭击。美军目前的采购和收购计划显示，十年后，美国在该地区部署的部队和目前相比并不会显著增多。虽然美国海军正在现代化，但直到2045年，美海军才会拥有其计划中的450至500艘舰艇，而中国将在短短十年内掌握这样的舰队规模。
所有这些均表明，中国尚未达到对标美国的最大军事优势地位。
近期，一些中国评论员回击美国关于“中国见顶”的言论，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让美国媒体和学术界的悲观预测落空”。目前，没有一篇权威的中国军事著作认为，因为所谓“机会之窗正在关闭”，中国需要现在就统一。而解放军一旦准备就绪，将迅速采取行动施行统一，但这么做的原因并非鉴于“机会将丧失”。
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内停滞不前，中国仍有可能保持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任何紧缩措施传导到军队层面都还需要很多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到2035年，中国的军事能力将比今天更高。
今后数年，美国更有可能面对一个自信的、有能力的中国，而非一个没有安全感、鲁莽的中国。华盛顿不会再像当年那样由于莫斯科的退出而从竞争中获胜。
随着中美关系螺旋式下降到半个世纪以来的低点，一个可怕的新叙事在一些美国分析家和政策制定者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它假设，中国收复台湾地区所谓“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关闭，迫使北京迅速而有力地采取行动。
这种说法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的崛起即将结束”。前所未有的人口减少、沉重的债务负担、不均衡的创新以及其他严重的经济问题减缓了中国的增长，且有可能进一步减缓增长，使中国“没有军事力量或政治影响力来挑战美国”。这种想法认为，北京已意识到了这些不利因素，因此很可能在“为时已晚”之前尽快采取行动。
但这种分析是错误的。诚然，中国经济崛起已放缓，从而妨碍北京的军事和政治目标。但“（经济）急速下降”的可能性不大（not in the cards），中国经济经峰值后任何可能的下滑都将是渐进的，且能够通过大量的研发支出来缓解，此类支出显然是为了抵消中国在人口和债务领域的相关困境。事实上，（中国）目前的收入和国防开支走势表明，中国将在未来十年内拥有比过去20年更多的资源来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因此，北京将更有能力实现其影响力的投射，与此同时，美国将难以应对中国在亚洲的军事挑战。中国有充足的余地来等候时机（have space to bide their time），（目前中国）离所谓“实现地缘政治抱负的窗口期”还相当遥远。
人口减少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迅速衰退。中国的劳动力规模可能正在萎缩，随着人口逆增长，劳动力规模还将继续萎缩。2021年，中国的出生率降至历史新低。中国目前的年龄中位数比美国大半岁左右，到2042年将比美国大近七岁，大致相当于日本现时的年龄中位数。据联合国的一项预测，中国人口将在本世纪晚些时候下降得更快，到2060年将减少2亿多人。中国劳动力的减少可能已经持续了十年，但经济增长速度仍超过美国。
美、中两国的经济健康状况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债务。债务已给中国的增长带来了压力，此问题是“慢性的”（chronic），并非“急症”（acute）。始于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去十年中，中国对非金融部门的信贷总额大幅增加。新冠疫情期间，中国（在债务问题上）更加谨慎，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债务负担可能会进一步增加，因为必须照顾更多的退休人员。尽管如此，中国债务的负担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限制将是以一种稳定的方式，不会导致剧降。因此，中国将有充足的资金用于军事以及相关投资。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2019年在基础设施、土地和机械方面的支出为6.2万亿美元，比美国的支出高出1.6万亿美元。尽管美国资本比中国资本更具生产力，但毫无疑问，即使债务负担很大，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拥有大量资源可供其使用。
另一个将塑造中国经济走势的因素是创新。北京有能力为新技术投入巨资，这给经济带来的提振将是适度且持久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的数据，中国2019年在研发上花费了大约5150亿美元，而美国所花费用为6330亿美元。即使经济放缓，2020年代的余下时间内，中国的研发支出可能保持上升。中国已经在5G电信和储能等关键领域赶上了世界其他地区。未来二十年内，同此前为缩小技术差距所做努力相比，（中国）在一些重要领域与美国相匹敌所付出的将小得多。
军事上，至少在未来十年的时间内，大势也有利于中国。一方面是因为（现阶段）转弱的经济预期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影响到国防领域，另一方面，事实早已证明，中国能够在整体资源较少的情况下进行竞争。
自2010年以来，中国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中国国防开支从未超过GDP的1.9%。与之对应，2020年美国的国防开支占GDP的3.7%。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的军费开支一直相当于美国的约三分之一。然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专注于获得非对称能力，并将其军事重心放在亚洲之内，它目前已建成了一支可以在“台海冲突”中击败美国的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未来是光明的。尽管仍有一些领域的现代化尚未完成，但解放军在使其士官部队专业化和雇用称职的文职人员履行支持功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解放军部队还持续招募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提高了在高科技、信息化环境中开展复杂联合作战的能力。
未来十年，中国在整个亚洲进行力量投射的能力将会增长。到2030年，中国将拥有4艘航空母舰。中国将强化部队协同的网络和空间基础设施，并将威胁美国的地面和天基武器。中国空军也将能挑战美国在亚洲的空中优势。中国将拥有比美国更多的海军舰艇，并且由于中国在高超音速技术方面的进步，中国将拥有一个规模更大、更抗打击且可打击全球目标的核武库。美国在亚洲任何残余的军事优势，如占优的潜艇，也正逐渐消失。中国投入了大量资金发展包括先进直升机和舰载声纳系统在内的反潜能力，这些系统将在未来十年内准备就绪。
当然，随着解放军持续进步，美军也不会停滞不前。美国目前正建设有弹性的太空基础设施和能力。且由于美国已退出《中导条约》，美军还计划在印太地区部署中程弹道导弹，并将计划建造更多的无人和载人舰艇。但即使上述投资成真，印太地区的美军也将存有许多漏洞，而中国可从中获得不对称优势。例如，美国将无法保卫其前沿基地免受中国导弹的袭击。美军目前的采购和收购计划显示，十年后，美国在该地区部署的部队和目前相比并不会显著增多。虽然美国海军正在现代化，但直到2045年，美海军才会拥有其计划中的450至500艘舰艇，而中国将在短短十年内掌握这样的舰队规模。
所有这些均表明，中国尚未达到对标美国的最大军事优势地位。
近期，一些中国评论员回击美国关于“中国见顶”的言论，指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让美国媒体和学术界的悲观预测落空”。目前，没有一篇权威的中国军事著作认为，因为所谓“机会之窗正在关闭”，中国需要现在就统一。而解放军一旦准备就绪，将迅速采取行动施行统一，但这么做的原因并非鉴于“机会将丧失”。
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内停滞不前，中国仍有可能保持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任何紧缩措施传导到军队层面都还需要很多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到2035年，中国的军事能力将比今天更高。
今后数年，美国更有可能面对一个自信的、有能力的中国，而非一个没有安全感、鲁莽的中国。华盛顿不会再像当年那样由于莫斯科的退出而从竞争中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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