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看舵爷发了过老下棋的图。
歙县雄村竹山书院附近,原有座“江南棋院”。
2004年6月,老张在雄村拍竹山书院,刚支起脚架,一位70多岁戴着眼睛文质彬彬的老人主动走来搭话:“你是聂(摄)影的人,你应该到我家去拍拍。我家的房子是过旭初照故宫棋院设计的,名字也是因他们两兄弟取的,叫江南棋院。“
老张听到”故宫棋院“与”过旭初“就收了脚架,跟老人走了。
一路上老人向老张介绍了自己家的情况:老人叫曹印川,雄村曹氏后裔,父亲是早年支持修建徽杭公路的领头徽商,家里的这栋宅子是很精美的,想留下来。
推开大门,映入眼帘的便是图1的景致。
走近些,老人告诉老张:“你们不来拍,再过三天就看不见了”。
老张追问:”这么好的房子为什么拆“。
老人无奈地回答:“孙子在上海打工,找了女朋友,要结婚没有新房。”
老张从小厅上了二楼,外表看来很华丽的两层楼房,内部却已破烂不堪,只是有些结构确实独特(在此卖个关子,可以自行前往博物馆观看、了解)拍了几张照片,老张便下了楼。
在楼上,老张又听曹老提及这栋宅子是打算拆卖,他担心卖出去就不是整体了,但现在又不得不拆。
因觉拆了太可惜,老张下楼后,便又重复对曹老说:“这房子拆了太可惜!”
曹老答:“没办法,孙子和孙媳妇不愿意住。”
老张继续问:“卖给谁。”
曹老很难过的回复:“文物贩子。2万块,这石桌石凳明天就搬走了。”
老张听说明天就要搬走一部分,立刻拿出纸笔开始询问曹老家以及这栋宅子的历史,希望回去后能作为“论据”说服文化局收走,放入博物馆内。
雄村曹氏的历史自不必多说,徽班进京的联系以及备受争议的曹振镛是歙县一代“通识”。
曹老补充的家族史是最为重要的:曹老先生这支,祖辈四代经商,商号遍及杭州、上海、天津。曹老父亲在上海经营‘怡源批发’商号,这栋屋子便是父亲建的。1951年曹家家厂被统一充公。劳改4年后,父亲被释放回到徽州,此时,祖上所有房屋都已分给了农民。与棋院紧联着的一幢三层楼清代老宅便是祖屋,被分给了八户农民居住(产权问题一直是徽州古建难以顺利保护的阻力之一),此外,歙县古城的曹氏二宅也是他们家的,航步头还有曹家大院(远不止这些,不再赘述),说完老屋,曹老又告诉老张:
“我父亲曹霆声,20年代就参与了屯溪到杭州修建公路的工程,工程刚拟定的时候,他便主动出资30万大洋,随后又在1946年主动集资四千万,创办了歙县医院与紫阳书院。雄村这幢老房子是我家唯一用于居住的房子,这幢老屋应该是‘徽商’最后的历史见证。我本来是不想拆的,又有什么法子!以前,过旭初兄弟都常在这所院子里下棋。土改时,我父亲与堂兄13人将浮财、金银、玉石近百斤,商务影印《四库全书》共计一万册(120箱),一齐上缴国库”。
曹老所说的这些,确也被地方资料印证属实。
老人滔滔不绝的叙述时,神情黯然,老张立刻电话联系了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倪国华,将老屋情况简叙一遍后,倪局长当即便答应”第二天叫文物科的人来看看。“
文物科用了几天时间完成全面评估后,市博物馆根据评估,以5万元价格收购了这幢老屋,并做出计划,准备将它搬至博物馆内(现在这座江南棋院依旧被藏于博物馆中,对公众开放)。
9月的一天,曹老人带着一瓶洋酒,到屯溪找老张,两人聊了很多。
2005年老人眼疾,老张去医院看望曹老,曹人又和老张聊了很久。之后因太忙,且当时不像现在,老人们都有微信,老张与老人的联系也渐渐减少。
2008年7月,老张再次来到雄村准备拜访曹印川老人,当找到江南棋院老宅地时,发现此处已经竖起了一幢水泥造的小洋楼,大门紧锁。
老张向邻居打听,邻居告诉老张,曹印川两年前已经去世,儿子和孙子现在都在上海打工,房子空在这,没人住。
老张这才想起一年前曹老的儿子曾经给他打过一通电话,说是父亲有些东西要给老张看。但老张终年跑徽州,若非紧要的事情,是很难特意赶去特定村里的。
电话里,曹老的儿子没说曹老去世的事,大概也是曹老临终前的嘱咐。
徽州的这些老人,很怕给人添麻烦,我外公去世时也是如此,不让告知帮过自己的人,害怕说了别人要专程赶来,给人添麻烦。
这次之后,老张除了联系各村老人,还尽可能与老人邻居取得联系,避免不能送这最后一程。
曹老想让老张看的,是一套由他写的,关于他的一生的回忆录。
也许不能出版,但总有人看过,知道。
图3、4、5便是曹家祖宅,但因产权问题,多年未能成功保护。
图6是雄村竹山书院,曹振镛的父亲曹文埴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的传胪,科举二甲第一名,官至户部尚书,对于京剧形成有极大影响的“庆升班”便是由他带到京城的私家戏班。曹振镛的曾祖父曹堇饴为盐商,他临终前的遗愿只有一个:“当在雄溪之畔建文昌阁、修书院。”曹堇饴死后,两个儿子遵从父命,拿出大笔银两在雄村修建了族立书院:竹山书院。
竹山书院有一条规定:每一位中举的后人都要在书院种一棵桂花树,这些桂花树至今仍直立在书院中。
以下在曹老的回忆录里提及的,后经考证均属实:
曹老父辈于1929年出资在家乡建造了从篁墩到歙县西门外的一段长20公里的公路。
1932年,安徽、浙江两省发起建造徽杭公路。在此之前,虽有水路相通,但”一滩复一滩,一滩高十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水路下浙江容易(顺风顺水也得四天),由浙江入徽则显艰难(民国年间还有大量盗匪劫财杀人,我在微博更新过不赘述),加之徽州秋冬季为旱期,两地相通只能跋山涉水走半个多月。徽商若想不被时代抛弃,必须修徽杭公路。
但民国年间,安徽省财政困难,徽州又多是山路(图8为徽州古道),修建费用极高。
歙县县长石国柱便赶到上海,求助先前独资为家乡修过路的曹氏兄弟,最终,双方就修路达成协议:
曹氏兄弟对于他们独资完成的徽杭公路路段,享有15年的专营权;
曹氏兄弟需要负责徽杭公路(杭州段已通)建造中的筹款、设计和施工等一切事宜;
除了施工工程费用外,公路路基购买费30万银元,由曹氏兄弟开设在杭州的文新恒绸缎丝织厂拿出15万,并以该厂固定资产担保向浙江兴业银行借款10万,再加上上海怡大纸号(曹家开设)的5万凑齐。
1933年顺利通车,1934年,曹家专门成立徽杭公路鸿飞汽车运输公司专营货运(客运承包给了程君瑞)。对于使用徽杭公路的其他车辆,一律实行收费通行的制度,大卡车每车5元,小包车每车2元,因此,曹氏兄弟下属鸿飞公司有了65辆汽车。
1937年7月,刚建成运营4年的徽杭公路因屡遭日寇轰炸而毁坏,鸿飞公司的65辆汽车交由国民党抗日,抗战结束后,曹家托关系才找回8辆汽车。
#流动的故乡#

#西安疫情# 【媒体拷问西安疫情:千万人口重镇应急表现何以如此】据中国新闻周刊发文:说起这周的前两个工作日,西安教师杨萌脱口而出。

周一凌晨两点,杨萌接到学校通知,开始连夜告诉学生停课的消息。但作为老师,她还要正常上班;根据市里的规定,上班或者出入其他公共场所,都需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为了能顺利上班,杨萌和身边不少人一样,选择了连夜去自费核酸。

没想到的是,周一一大早,一码通系统的崩溃,让包括杨萌在内的很多西安市民陷入了更大的无措。公交、地铁只能手动登记,连夜做的核酸检测,因为系统故障,没法查到检测结果。

对今年即将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生贝拉来说,西安的疫情更是让她不知所措。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是陕西其他城市的考生,考点在西安的西京大学。昨晚陕西省虽已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考生做出了新的安排,但如她一样省内跨市的考生仍面临“跨市从严”的巨大难题。

“要么放弃考试,一年努力打了水漂;要么冒着感染风险去西安,返乡还需要自行承担隔离费用等一切后果。”说到这里,看不到在低风险地区考点借考希望的她失声痛哭。

在疫情陡然进入快车道的当下,这座城市的应急管理系统正备受拷问。

一方面,据陕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介绍,此轮疫情中,西安市已出现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目前,西安市内出现过阳性病例的封控区已达90个。

国内一位病毒学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西安)在发现首例确诊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传播好多代了”。

自12月9日报告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18日起,西安每日新增开始突破两位数,21日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2例,4天里累计新增确诊病例已达125例。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日前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此前出现相似传播情形的满洲里,常住人口只有15.05万,尚且经过了12轮全员核酸才迎来拐点,而西安则是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295万的大都市。

另一方面,本轮疫情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至今已波及咸阳、延安、东莞及北京四地。

值得注意的是,即将于3日后到来的硕考,约13.5万考生被安排在西安参加考试。

隐匿传播数天进入高峰,外溢效应已显

据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消息,经过对西安当地36例本土病例的全基因组测序,已证实这些确诊者感染的均为德尔塔变异株,且均与12月4日入境航班PK854旅客中发现的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据此可以初步判定,此番仍是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疫情。

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西安疫情源头锚定在12月4日的入境航班,至今已过去了18天;而当地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报告日期为12月9日,至今亦已有13天。并且,当地首个通报的本土确诊病例并非源自机场,而是入境人员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

国内外机场及防疫酒店出现病例的现象并不鲜见。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流调)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是从防疫酒店漏到了社区,还是从入境时就漏在了机场,都还不清楚”。前述病毒专家指出,西安发现疫情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历了多代传播。

如今,西安的主城区相继失守,核心的雁塔区疫情尤为严重。

同时,整个西安市至今已发现多个传播链条,且经过大量流调工作后,各个传播链之间缺少明确的关联性。譬如12月12日确诊的雁塔南路子午门诊部工作人员,前后均无相关新增病例,其感染源至今仍不明晰。

作为一名普通的西安市民,杨萌说,她切实感受到了恐慌。“有些确诊都不是密接,就是一个正常生活的普通人,突然被确诊”,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所以基本上流调情况一通报,我感觉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沾边儿”。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检测的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不仅如此,作为省会城市,西安的四通八达让这样的隐匿性传播充满了外溢风险。截至目前,咸阳、延安、东莞、北京四地已出现相关病例。

其中,北京宋庄相关确诊病例是一位高三艺考生。该生于12月12日参加了西安艺术联考,后于14日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返京,19日核酸检测报告为阳性。而与其一道参加联考的其他考生的情况目前尚未可知。

要知道,陕西省的高校大多集中分布在西安市内,今年全省研考报名的近17万人中,按照计划,原本约13.5万考生将于三天后在西安参加考试。

备受拷问的防控管理

就目前来看,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西安在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和常态化防控三个方面表现并不理想。

更让西安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是,疫情暴发后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个魔幻情节。

有当地网友发微博表示,昨日(12月21日)在西安航天星河公园做核酸检测,寒风中排队5个小时直到天黑,结果数百人被告知,因核酸系统崩溃无法完成检测;另有核酸采集点因系统崩溃,通知已经采集的样本作废,需要重新采集。

更令人崩溃的是,西安的健康码系统一码通也发生故障。公交、地铁没办法出示绿码和核酸检测报告,排队挨个手动登记身份;有人选择徒步到单位,发现没有一码通也进不了办公楼,再徒步回家,又进不了小区。

为此,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建议市民,为减轻系统压力,非必要不展码、亮码。西安大数据局局长刘军回应一码通故障称:“每秒访问量达到了以往峰值的10倍以上,造成了网络拥堵”。

核酸检测,对很多市民来说,也是费尽周折。杨萌说,昨日中午,她临时接到通知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立马赶去现场。没成想,前面的队伍已经排了近五百米之长,人挨着人。

今日凌晨三点,还在睡梦中的市民汪冰心,便被敲门声叫醒,要求她和家人下楼做核酸。

“很多小区的人都说,他们也在凌晨被叫下楼排队核酸。挨家挨户敲门和检测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但像今天这样白天没做、晚上赶工的安排实在让人无力吐槽”,汪冰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位滞留在西安北站的乘客在社交媒体上还分享了自己被政策彻底搞晕的经历。“排队1小时核酸,12小时后出结果,买动车票后再用1小时去高铁站排队1小时,被通知需要开街道办事处证明,于是退票;坐车1小时去街道办排队半小时,街道办的人说,低风险区不需要证明,拿着24小时内核酸即可;录音后,再花1小时返回高铁站,高铁站人员表示必须有证明;又返回街道办,核酸已超时,又去排核酸;12小时后拿到证明去街道办,街道办让去社区开证明,去了社区先写承诺书,写好后盖章,再去街道办盖章开证明;到了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领导正在协商,等着等着,核酸报告又超时了……”

贝拉所在的一个考研群里,焦虑的情绪正不断蔓延——他们不想放弃准备了一年的考试,但去西安的风险以及往返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在疫情暴发后给出解决方案,而这离考试只剩下5天。见详文:https://t.cn/A6xraY9I(中国新闻周刊)#西安新增52例本土确诊#

#头条新闻##西安疫情# 【#拷问疫情##千万人口重镇西安应急表现何以如此#】中国新闻周刊#关注#  “混乱。”说起这周的前两个工作日,西安教师杨萌脱口而出。周一凌晨两点,杨萌接到学校通知,开始连夜告诉学生停课的消息。但作为老师,她还要正常上班;根据市里的规定,上班或者出入其他公共场所,都需要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报告。
为了能顺利上班,杨萌和身边不少人一样,选择了连夜去自费核酸。没想到的是,周一一大早,一码通系统的崩溃,让包括杨萌在内的很多西安市民陷入了更大的无措。公交、地铁只能手动登记,连夜做的核酸检测,因为系统故障,没法查到检测结果。
对今年即将参加研究生考试的学生贝拉来说,西安的疫情更是让她不知所措。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是陕西其他城市的考生,考点在西安的西京大学。昨晚陕西省虽已针对受疫情影响的考生做出了新的安排,但如她一样省内跨市的考生仍面临“跨市从严”的巨大难题。
“要么放弃考试,一年努力打了水漂;要么冒着感染风险去西安,返乡还需要自行承担隔离费用等一切后果。”说到这里,看不到在低风险地区考点借考希望的她失声痛哭。
在疫情陡然进入快车道的当下,这座城市的应急管理系统正备受拷问。
一方面,据陕西省疾控中心主任刘峰介绍,此轮疫情中,西安市已出现隐匿性传播,形成一定规模的社区传播。目前,西安市内出现过阳性病例的封控区已达90个。
一位病毒学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西安)在发现首例确诊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传播好多代了”。
12月9日报告首例本土确诊病例后,18日起,西安每日新增开始突破两位数,21日单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52例,4天里累计新增确诊病例已达125例。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日前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此前出现相似传播情形的满洲里,常住人口只有15.05万,尚且经过了12轮全员核酸才迎来拐点,而西安则是一个常住人口超过1295万的大都市。
另一方面,本轮疫情的外溢效应已经显现,至今已波及咸阳、延安、东莞及北京四地。
值得注意的是,即将于3日后到来的硕考,约13.5万考生被安排在西安参加考试。
隐匿传播数天进入高峰,外溢效应已显
据陕西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消息,经过对西安当地36例本土病例的全基因组测序,已证实这些确诊者感染的均为德尔塔变异株,且均与12月4日入境航班PK854旅客中发现的输入病例高度同源。
据此可以初步判定,此番仍是境外输入引发的本土疫情。但值得注意的是,本轮西安疫情源头锚定在12月4日的入境航班,至今已过去了18天;而当地第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报告日期为12月9日,至今亦已有13天。并且,当地首个通报的本土确诊病例并非源自机场,而是入境人员隔离酒店的工作人员。
国内外机场及防疫酒店出现病例的现象并不鲜见。但问题在于,“现在(的流调)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到底是从防疫酒店漏到了社区,还是从入境时就漏在了机场,都还不清楚”。前述病毒专家指出,西安发现疫情的时候,病毒可能已经历了多代传播。
如今,西安的主城区相继失守,核心的雁塔区疫情尤为严重。同时,整个西安市至今已发现多个传播链条,且经过大量流调工作后,各个传播链之间缺少明确的关联性。譬如12月12日确诊的雁塔南路子午门诊部工作人员,前后均无相关新增病例,其感染源至今仍不明晰。
作为一名普通的西安市民,杨萌说,她切实感受到了恐慌。“有些确诊都不是密接,就是一个正常生活的普通人,突然被确诊”,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所以基本上流调情况一通报,我感觉身边的人或多或少都沾边儿”。
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宇传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西安全员核酸检测的推进,未来不排除新病例的数字还会在高位运行。
不仅如此,作为省会城市,西安的四通八达让这样的隐匿性传播充满了外溢风险。截至目前,咸阳、延安、东莞、北京四地已出现相关病例。
其中,北京宋庄相关确诊病例是一位高三艺考生。该生于12月12日参加了西安艺术联考,后于14日持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返京,19日核酸检测报告为阳性。而与其一道参加联考的其他考生的情况目前尚未可知。
要知道,陕西省的高校大多集中分布在西安市内,今年全省研考报名的近17万人中,按照计划,原本约13.5万考生将于三天后在西安参加考试。
备受拷问的防控管理
就目前来看,作为一个省会城市,西安在科学防控、精准防控和常态化防控三个方面表现并不理想。
更让西安当地居民无法接受的是,疫情暴发后他们所经历的一个个魔幻情节。
有当地网友发微博表示,昨日(12月21日)在西安航天星河公园做核酸检测,寒风中排队5个小时直到天黑,结果数百人被告知,因核酸系统崩溃无法完成检测;另有核酸采集点因系统崩溃,通知已经采集的样本作废,需要重新采集。
更令人崩溃的是,西安的健康码系统一码通也发生故障。公交、地铁没办法出示绿码和核酸检测报告,排队挨个手动登记身份;有人选择徒步到单位,发现没有一码通也进不了办公楼,再徒步回家,又进不了小区。
为此,西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建议市民,为减轻系统压力,非必要不展码、亮码。西安大数据局局长刘军回应一码通故障称:“每秒访问量达到了以往峰值的10倍以上,造成了网络拥堵”。
核酸检测,对很多市民来说,也是费尽周折。杨萌说,昨日中午,她临时接到通知进行全员核酸检测,立马赶去现场。没成想,前面的队伍已经排了近五百米之长,人挨着人。
今日凌晨三点,还在睡梦中的市民汪冰心,便被敲门声叫醒,要求她和家人下楼做核酸。
“很多小区的人都说,他们也在凌晨被叫下楼排队核酸。挨家挨户敲门和检测的工作人员都很辛苦,但像今天这样白天没做、晚上赶工的安排实在让人无力吐槽”,汪冰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一位滞留在西安北站的乘客在社交媒体上还分享了自己被政策彻底搞晕的经历。“排队1小时核酸,12小时后出结果,买动车票后再用1小时去高铁站排队1小时,被通知需要开街道办事处证明,于是退票;坐车1小时去街道办排队半小时,街道办的人说,低风险区不需要证明,拿着24小时内核酸即可;录音后,再花1小时返回高铁站,高铁站人员表示必须有证明;又返回街道办,核酸已超时,又去排核酸;12小时后拿到证明去街道办,街道办让去社区开证明,去了社区先写承诺书,写好后盖章,再去街道办盖章开证明;到了街道办,工作人员表示领导正在协商,等着等着,核酸报告又超时了……”
贝拉所在的一个考研群里,焦虑的情绪正不断蔓延——他们不想放弃准备了一年的考试,但去西安的风险以及往返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在疫情暴发后给出解决方案,而这离考试只剩下5天。
有人尝试联系陕西省教育考试院询问解决办法,得到的回复是:“你觉得考试重要就来考,大不了考完回去隔离。”当问及是否可以像浙江一样就地借考,工作人员答道:“那都是你们自己想的。”
“浙江出现疫情早早就做了硕考相关的借考等安排,陕西则到昨晚(12月21日)才出相应安排。而省内低风险城市考生在当地考点借考的申请还是被忽略了”,贝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对此,中国新闻周刊尝试联系陕西省教育考试院,但截至发稿时并未得到回复。
诚然,疫情防控之下桩桩件件都是大事,但在全国应对疫情已有近两年的经验下,一座千万级人口规模的省会城市,在压力之下的应急表现如此,难免令人大失所望。(文中杨萌、贝拉、汪冰心均为化名)#西安身边事##陕西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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