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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酒吧往事》 作者 | 黑麦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最近被吊销执照的“天堂超市酒吧”，就是后夜店时期的产物，这个起初贩售烟酒的小卖部，因价格低廉，聚集了不少客人，随即，这里增设了桌椅，经历了两次扩大和升级，最终变成了一家酒吧。“天堂超市酒吧”与脏街遥相呼应，引来的大多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麻辣烫、烧烤摊、啤酒、薯条的味道弥漫在夜晚的空气中。2017年5月，“脏街”周边1.5平方公里范围进行了环境治理，5年后，“天堂”也关门了。
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今年初夏，北京的餐饮都有些消沉，各种酒馆更甚，夜晚走过曾经热闹的三里屯、一番街、鼓楼、五道营，不由得担心是否还能再次踏足曾经去过的小店。于我而言，喝酒不光是为了开心或感伤，也不止社交或是倾诉，我总觉得酒精有时候像是一种润滑剂，拉近我与一座城市的关系。
干杯，期待热闹的夏天回来。
我爷爷家住在酒厂宿舍区，30多年前，国贸东边有一片工厂，北京东郊葡萄酒厂就在其间，生产夜光杯葡萄酒和红星二锅头。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如今，八王坟这个地名已经被大望路取代，酒厂也搬迁到了很远的地方。
1986年，在我过三岁生日的时候，电视台来到我家，在我的奶油蛋糕前拍摄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电视广告。想必当时的观众对未成年饮酒画面没有什么禁忌，我在电视上举起了迷你葡萄酒杯，舔了一口露出憨笑，自此和酒也算有了一点缘分。
常听酒厂的老人们讲起，北京的胡同里原有不少小酒铺，好酒的老头领着空瓶打酒，几毛钱就能换俩二两“白干”。下酒菜也很简单，油豆腐、肉皮冻、煮蚕豆，年月不好的时候拌个白菜梆子也能喝半瓶。长大后，我在汪曾祺和唐鲁孙、王世襄的文章里都读到过这种情景，只是那些描述也会让我想起《孔乙己》这样的语文课文。
粮食酒能主导着北京的餐桌，大概和历史有些关联，据说造酒方式可追溯到宋代。20世纪70年代，红粮大曲投产，二锅头大行其道，顶替了原先廉价的红薯酒。我爷爷在酒厂工作了一辈子，中午晚上两顿饭必喝一小杯二锅头佐餐。在他看来，酒是一种日常的饮料，就像我喝汽水一样。在没有调味工业的年代，酒很珍贵，红酒香甜、啤酒干爽、白酒醇厚，他总是给我细数自己喝过的酒，然后常常加上一句，在酒厂上班，那是给个县长都不换的好工作。
80年代，北京开了几家酒吧，几家歌舞厅，不像是平头百姓消费得起的地方。在电视剧《海马歌舞厅》里，人们把酒言欢，人们烂醉如泥，《过把瘾》里的杜梅和方言说，你看这些人醉生梦死那劲儿。
随着电视剧改变的，首先是人们家里的酒柜，烧刀子、特区、女儿红，在80年代末变成了清一色的人头马，这些酒几乎都不为喝，名义上是为了招待贵客，实则是为了装点。直至今日，打开瓶的也寥寥无几，落满尘土。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开在一条狭长的胡同里。一年后，姚依林和陈慕华两位副总理给北京的个体户们拜年，来到了这家小饭馆，并嘱咐店主，多做点儿下酒的凉菜。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出来喝酒的人就变多了，卖酒的地方也多了起来。
那时候主要是啤酒。记得小时候见过最“奔放”的散装啤酒，是在隆福寺的牛肉面馆里，面锅旁有个大酒缸，服务员像盛汤一样，把啤酒舀到破了边的搪瓷杯子里，想必那啤酒没什么气，也不够冰，但足以让人品尝到些放松。忘了是谁说的，啤酒是最廉价的自由。一点没错。
大绿棒子一度占领着北京85%的市场份额，90年代中，随着“燕京”大量涌入市场，随处可见喝啤酒的人，和拿着空瓶子给家里换啤酒的小孩。“退瓶价”一块五，比矿泉水还便宜，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同学常以没钱为借口，聚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分享一瓶啤酒，教务主任见了直摇头，拿我们没有脾气。总之，这种浓度不高，却格外亲民的酒，很快充满了地摊、大排档、小餐馆，最终也被大饭店和酒楼接纳，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的过渡期，成为消费的主流。
三里屯因距北京城墙三里地而得名，中国第一家合资饭店在此开业，由于紧挨着使馆区，1995年时，这里孕育出一条酒吧街。其中兰桂坊、“男孩女孩”较为出众，很多影视剧曾在这里取景，使得这条街一度成为了北京新文化的标志，时常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坐在这里，只为享受北京下午有些刺眼的阳光。鼎盛时期，这条街一直开到路南，沿着工体不断扩张，也由此形成了不同的风景。不得不说，经济的上行也为酒吧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00年后，约有近千家大小酒吧散落在北京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商务应酬还是私人聚会，人们都把酒吧当作最新潮的社交场所。
2004年后，工体西路上的娱乐场所变得越来越多，90年代去迪厅的人好像都钻进了夜店和KTV，音乐突然变成了喝酒的主题。芝华士、黑方、灰雁，混着干姜水、苏打水，替代了90年代葡萄酒加雪碧的组合，电子音乐取代了的士高，点歌变成了自己唱，在这段时间，夜生活给职场上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逃离感，一种解压的方式，同时也让这座古老的城市多了些现代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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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饮酒的场所似乎又发生了变化，随着餐厅的精致化，又细分出精酿酒吧、居酒屋和小酒馆。我那些从小喝“大绿棒子”的朋友偏爱精酿，他们对啤酒的味道似乎有了依赖，对清爽的口感情有独钟；喜欢居酒屋的朋友大多是些上班族，平日里他们像打了鸡血一样地加班，在居酒屋，他们畅饮獭祭50，获得暂时的慰藉；喜欢葡萄酒馆的朋友，大多对自己的口味有着独到的见解，他们迷恋成熟果实的气味，也在乎时间给酒带来的陈年感。
小酒馆的概念来自英文Bistro（Bistronomy）一词，它的原意是小酒吧，随后根据餐食演变出不同的风格，这一风潮由米其林星级餐厅带起，主理人精简掉了那些繁缛的规矩和繁复的菜肴，试图让客人在轻松的氛围中体验到美味的烹饪和酒。在这些地方，啤酒、葡萄酒和日本酒一度泾渭分明，却也在今日开始变得融合。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三种酒类也先后出现了品鉴与侍酒的考级培训，总之，现在喝酒的人越来越清楚自己想喝什么，要喝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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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的“小料理屋”物语（上）】怀旧风情的荒木町鮟鱇火锅名店
东京的外食文化始于江户时代，提供美酒美食的私家小厨“小料理屋”一直都占有一席之地。其中有一家，是行家才知道的擅长鮟鱇火锅和康吉鳗料理的小馆。本篇以这家从昭和30年代营业至今的老字号为舞台，讲述一个江户风情的故事。
~隐藏在深巷里的小店的风情~
东京都新宿区荒木町。四谷三丁目附近，怀旧风格的小巷深处有家割烹料理的小店，“Tamaru”。这是一家透着秘境小屋风情的小料理屋。第二代老板御子柴晓己，在2021年2月迎来了八十大寿“伞寿”。
“Tamaru”创立于昭和30年代初期，是一家只有吧台和草席炕，再加两个桌子的玲珑小店。第一代老板御子柴蔀是位明治时代出生的“厉害”人物，据说浑身散发着连老顾客都不敢轻易搭话的气场。
御子柴蔀年轻时在东京一家法餐店里当学徒，后又改学和食，精通日餐和西餐。平时在家里厨房也大展身手。儿子们参加运动会时的便当，都是他精心准备的，直到年逾八十时也依然在店里掌勺，将永不退休贯彻到底。
~从音乐人到接手家业~
“得了血液病，恐怕只能活到二十来岁”——长子御子柴晓己在高中临近高考时，被医生判了死刑。做父亲的蔀便鼓励他：“你想干什么就去干吧。”
晓己最初的兴趣是古典乐，跟着老师学过一段时间低音提琴。高三的时候，他接受了职业钢琴家学长的邀请，做起了爵士乐队的贝斯手。
所幸血液病并未恶化，晓己作为乐队成员不仅在东京和横滨，也去地方演奏旅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当时还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被人吹捧几句，就飘得姓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会儿赚的钱是普通上班族的好几倍。身上披的都是当时很少见的巴宝莉大衣，总之十分嚣张。”
作为职业音乐人活跃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母亲千代问了他一个问题：“你怎么打算的？就这样一直搞音乐吗？”看着在“Tamaru”帮衬父亲的母亲相当辛苦的样子，晓己下定决心继承家业：“那我试试看吧。”
~跟在父亲背后“边看边学”开始修行~
晓己没有去其他店，而是在“江户前”的父亲手下做学徒。“刚开始我连正经跟客人说句欢迎光临都说不好。”
“我也没跟父亲说过一次‘教教我嘛’。偶尔父亲会把尝味道的小碟子递给我，让我尝尝，做菜的菜谱是没有的。每天都是在父亲身旁耳濡目染。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观察他精细的刀工，看他怎么把做好的菜装盘。”剩下的汤汤水水，晓己会去尝一尝，用味蕾来记住味道。
每晚关门后，晓己都会洗完锅磨完刀再回家。但次日去到店里，就会发现父亲又悄悄地帮自己重新磨了一遍刀。每天如此。
也有些父亲的铁杆粉丝对着晓己端上的菜压根就不动筷子。有一天，终于有位老顾客招呼千代说：“老板娘，您家第二代算是出师了。”晓己说，母亲跟自己说了这事之后，当晚他在浴室悄悄哭了。
~变短的菜刀，资深厨师的证明~
“年轻那会儿，我怎么都磨不好刀，也厌烦精雕细琢。然而最近不管是磨刀，还是切丝，我都开始喜欢上了。多半是到岁数了吧。”已经80岁的晓己苦笑道。
菜刀就是厨师的命根子。如果不每晚仔细磨刀，没法保持最佳状态，就做不出刀工上乘的佳肴。96岁高龄去世的父亲的遗物——柳刃庖丁的刀刃因常年在砥石上研磨已变得又细又短。这也是资深厨师的证明。
“要做出好吃的菜肴来”——晓己一直追随着父亲背影前行，常用的柳刃庖丁也见短不少。“我虽然做不出比‘Tamaru’更好的东西，但也不会做有损‘Tamaru’招牌的东西。”
传承自江户时代的传统调料“水盐”（高浓度盐水——译注）、康吉鳗素烧要用的山葵酱油，都是由晓己亲手制作。为了料理不被浓厚的调料味道改变，做菜时拒绝使用大蒜。
~半年一换的灯笼和招牌~
“Tamaru”是一家极富季节感的私家小厨。10月到3月，秋冬季节吃鮟鱇火锅；4月到9月，春夏则主打康吉鳗料理。
玄关外暖帘左右，有白灯笼和木雕招牌。灯笼和招牌都是每半年一换。灯笼是“鮟鱇火锅”和“康吉鳗”。招牌是“鮟鱇火锅”和“康吉鳗料理”。浮雕厚重的文字在夜光中也非常醒目。
玄关处几经星霜的门牌是“荒木町七 多ま留（念作Tamaru）”。店名最早是“多ま留”。据说后来因为汉字不好刻章等原因，晓己就改名为平假名表记的“たまる（Tamaru）”。鮟鱇和康吉鳗都是江户前的代表名产。从这个意义来说，“Tamaru”是一家江户私家小厨。
鮟鱇本身在北海道等各地都可捕捞，但鮟鱇火锅却是从元禄年间（1688～1704年）兴起的江户传统料理。虽然名店遍布全国，但“Tamaru”用多种辣椒调配出的独特口味回味悠长，是公认的吃过一次就再难忘记的美味。
砂锅里除了鮟鱇的肝之外，还盛满了鱼白、鱼胃、鱼鳃、鱼唇、鱼皮等各个部位，以及烤豆腐和白菜等配菜。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会送到吧台或炕席的卡式炉上，拿起筷子就可以大快朵颐了。剩下的汤汁，还可以浇在热喷喷的米饭上。配上同时上桌的米糠酱菜，可谓相得益彰。
~春夏秋冬，做同样的菜~
店内的黑板上写着“目に云う（念作Meniiu）”，玩了个谐音梗，大概就是菜单“Menu”了。老几样是“海带腌扁口鱼、酒蒸鲍鱼、炸海虾、味增醋分葱、大泷六线鱼冻、酱油拌山芹菜”等。在此之上还会加一些当季菜肴来添彩，比如撒了山椒芽的新笋、鲬鱼汤等。
小菜随季节变化。秋冬是腌一两晚的生蚝南蛮渍和醋腌黄瓜，春天是小香鱼南蛮渍，夏天是凉凉的炖冬瓜......不少熟客就是奔着这些小菜来的。
“每天都能做出同样水准的料理，就算及格。得到客人一句‘今天也很好吃’，就算及格。”
无论春夏秋冬，他都是怀着这样的诚意走进厨房的。
全文请看日本网：https://t.cn/A6IaHO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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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己最初的兴趣是古典乐，跟着老师学过一段时间低音提琴。高三的时候，他接受了职业钢琴家学长的邀请，做起了爵士乐队的贝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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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被人吹捧几句，就飘得姓什么都不知道了。那会儿赚的钱是普通上班族的好几倍。身上披的都是当时很少见的巴宝莉大衣，总之十分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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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己没有去其他店，而是在“江户前”的父亲手下做学徒。“刚开始我连正经跟客人说句欢迎光临都说不好。”
“我也没跟父亲说过一次‘教教我嘛’。偶尔父亲会把尝味道的小碟子递给我，让我尝尝，做菜的菜谱是没有的。每天都是在父亲身旁耳濡目染。目不转睛地盯着父亲，观察他精细的刀工，看他怎么把做好的菜装盘。”剩下的汤汤水水，晓己会去尝一尝，用味蕾来记住味道。
每晚关门后，晓己都会洗完锅磨完刀再回家。但次日去到店里，就会发现父亲又悄悄地帮自己重新磨了一遍刀。每天如此。
也有些父亲的铁杆粉丝对着晓己端上的菜压根就不动筷子。有一天，终于有位老顾客招呼千代说：“老板娘，您家第二代算是出师了。”晓己说，母亲跟自己说了这事之后，当晚他在浴室悄悄哭了。
~变短的菜刀，资深厨师的证明~
“年轻那会儿，我怎么都磨不好刀，也厌烦精雕细琢。然而最近不管是磨刀，还是切丝，我都开始喜欢上了。多半是到岁数了吧。”已经80岁的晓己苦笑道。
菜刀就是厨师的命根子。如果不每晚仔细磨刀，没法保持最佳状态，就做不出刀工上乘的佳肴。96岁高龄去世的父亲的遗物——柳刃庖丁的刀刃因常年在砥石上研磨已变得又细又短。这也是资深厨师的证明。
“要做出好吃的菜肴来”——晓己一直追随着父亲背影前行，常用的柳刃庖丁也见短不少。“我虽然做不出比‘Tamaru’更好的东西，但也不会做有损‘Tamaru’招牌的东西。”
传承自江户时代的传统调料“水盐”（高浓度盐水——译注）、康吉鳗素烧要用的山葵酱油，都是由晓己亲手制作。为了料理不被浓厚的调料味道改变，做菜时拒绝使用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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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ru”是一家极富季节感的私家小厨。10月到3月，秋冬季节吃鮟鱇火锅；4月到9月，春夏则主打康吉鳗料理。
玄关外暖帘左右，有白灯笼和木雕招牌。灯笼和招牌都是每半年一换。灯笼是“鮟鱇火锅”和“康吉鳗”。招牌是“鮟鱇火锅”和“康吉鳗料理”。浮雕厚重的文字在夜光中也非常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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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锅里除了鮟鱇的肝之外，还盛满了鱼白、鱼胃、鱼鳃、鱼唇、鱼皮等各个部位，以及烤豆腐和白菜等配菜。咕嘟咕嘟冒着热气的砂锅会送到吧台或炕席的卡式炉上，拿起筷子就可以大快朵颐了。剩下的汤汁，还可以浇在热喷喷的米饭上。配上同时上桌的米糠酱菜，可谓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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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菜随季节变化。秋冬是腌一两晚的生蚝南蛮渍和醋腌黄瓜，春天是小香鱼南蛮渍，夏天是凉凉的炖冬瓜......不少熟客就是奔着这些小菜来的。
“每天都能做出同样水准的料理，就算及格。得到客人一句‘今天也很好吃’，就算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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